11岁对我有别样的意义，因为那年我被送进了巴塞尔的高级中学。于是，我告别了我的乡下玩伴，真正地步入了“上流社会”。那儿有远比我的父亲更有权势的大人物，他们住着宽敞的豪宅，乘着昂贵的马车，驾着俊美的马儿，讲着高雅的德语与法语。他们的儿子——衣饰得体、风度翩翩、拥有花不完的零用钱——如今成了我的同学。他们大方谈论在阿尔卑斯山度假的见闻，这令我极大地震惊了，暗暗妒忌得要命。他们曾经登上过苏黎世周围闪闪发光的雪峰，甚至还去过海边——这令我瞠目结舌。我凝视着他们，他们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触不可及、光芒万丈、白雪皑皑的山峰，来自遥远的、不可思议的大海。于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来自一个多么贫穷的家庭，我的父亲是一个贫寒的乡下牧师，而我则是乡下牧师的一个穷酸的儿子，我的鞋子破了洞，雨天我就得穿着湿袜子坐在学校里——一连六个钟头。我开始用不同的目光看我的父母，开始理解他们的忧虑和烦恼。我尤其同情我的父亲——很奇怪，我对母亲的同情要少得多。我总觉得母亲是我的双亲中更强势的那一个。然而，每当父亲发火时，我却总是站在母亲这一边。这种必须明确表态的情形对我的性格形成颇为不利。为了不让自己困在父母的冲突里，我不得不充当一名高级的仲裁人，不论我愿不愿意，我都得对我的父母做出审判。这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妄自尊大起来；我原本就不稳定的自信心，在某些方面增加了，也在某些方面减少了。
在我9岁的时候，我的母亲生了一个女儿。父亲的激动与喜悦溢于言表。“今晚，你有了一个小妹妹”，他对我说，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母亲的卧床时间的确比以往更多了，但是我并没有把这放在心上，因为我认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一个人卧床不起都是一种不可宽恕的软弱。父亲把我领到母亲的床边，她则抱着一个长得极为扫兴的小东西——她的脸庞红通通的、皱成一团，就像一个老人；她的眼睛紧闭着，我想她大概像刚出生的小狗一样，什么都看不见吧。他们还给我看她背上的几根长长的红毛——莫非她曾是一只猴子来着？我震惊了，不知道该作何感想。难道新生儿都长这样？他们语焉不详地讲着鹳鸟送子的故事，理论上婴儿都是鹳鸟送来的。那么，成窝的小狗和小猫是怎么来的呢？鹳鸟得来回飞多少趟，才能凑够一整窝呢？还有，奶牛又是怎么来的呢？我无法想象鹳鸟的喙能叼得住一头小牛犊。何况，我听农夫们说过母牛产犊的事，牛犊并不是鹳鸟送来的啊。这个故事显然又是一个谎言，我的父母总是哄骗我。我非常确定，我的母亲一定又做了一件我不该知道的事。
妹妹的突然降生使我隐隐有一种不信任感，这令我的好奇心更强了，观察力也更敏锐了。随后，我母亲的古怪举动证实了我的猜测，一定有一些令人抱憾的事情伴随着这次生产发生了。除此以外，这一事件并不曾让我挂怀，不过，它很可能对我12岁时的一段经历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的母亲有个烦人的习惯，在我受到邀请准备出门做客的时候，她一定要在我后面喊出种种令我难堪的话。当我受邀外出时，我不仅会穿上我最体面的衣服、擦得锃亮的皮鞋，我也会体会到我的意志与公众形象的尊严。因此，倘若满大街的人都能听见我的母亲追在我身后喊那些不体面的话，那我真是颜面无存了——“不要忘了代爸爸妈妈向他们问好，记得擦鼻涕——你带手帕了吗？你洗手了吗？”等。这对我来说实在太不公平了，当我小心翼翼、怀着一颗自尊与虚荣的心，想要尽量表现出一个完美无瑕的形象时，这种与我的自负相伴而生的自卑，却被迫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这些场合对我而言意义重大。在去做客的路上，我感觉自己很重要、很有尊严，就好像在平日里穿上了礼拜日的服装一样。然而，当我看见我将要拜访的房子时，这种感觉就灰飞烟灭了。这时，主人家的庄严与权势便扑面而来，将我压倒。他们令我畏惧，而我是那么卑微，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我便怀着这种感觉按下了门铃。房子里响起了叮当声，我听在耳朵里，觉得好像丧钟一般。我感到羞怯，惶惶如丧家之犬。我的母亲为我做的准备越是周全，事情就越糟。门铃声仿佛敲在了我的心上：“我的鞋子非常肮脏，手也没有洗；我忘了带手帕，我的脖子上全是泥垢。”出于逆反心理，我故意不转达父母的问候，我的举止也变得异常羞涩和固执。如果情况糟糕透了，我便会想起我藏在阁楼上的秘密宝贝，这会使我重新镇静下来。在我孤立而绝望的时候，我就变成“另一个人”，他拥有神圣的秘密、黑色的石头和穿着双排扣长礼服、戴着高帽的小人儿。
我已想不起来，童年的我是否曾尝试把这几个因素联系起来——耶稣，穿着黑色长袍的耶稣会会士，站在坟墓旁边穿着双排扣长礼服、戴着高帽的人，草地中央如墓穴一般的洞，地底下的阴茎神殿，铅笔盒里的小人。梦见直立的阴茎之神是我的第一个重大秘密，小人则是第二个。然而，我确乎感受到了“灵魂之石”与山坡上的我的石头之间有着某种联系。
直到今天，我已83岁了，在写下这些回忆的时候，我仍没有完全解开我童年的心结。它们好比同一个地下茎长出的独立的根，就像无意识发展的道路上的驿站。虽然我越来越不可能对主耶稣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但是从11岁时起，我就对“上帝”这一概念产生了兴趣。我逐渐喜欢上向上帝祈祷，不知为何这种祈祷并不令我感到矛盾，反而令我心满意足。上帝没有因为我的不信任而变得复杂。而且，上帝穿的并不是黑色长袍，也不是像主耶稣的图片中那样穿着色彩鲜艳的服装。与之相反，我听说上帝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人们不可能拥有一个准确的上帝的概念。诚然，他应该很像一个强大威武的老者。然而，有一条令我极其欣赏的戒律，大意是“你们不可使他成为偶像，或任何类似的事物”。因此，人们对待上帝，不能像对待没有“秘密”的主耶稣一样。我渐渐明白，上帝与我在阁楼里的秘密有一些相似之处。
我开始讨厌学校了。上学太耗费时间了，我宁愿把这些时间花在画打仗的画或玩火上。神学课是那种无法形容的枯燥，数学课则让我彻底地恐惧。数学老师声称，代数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是理所应当的，但我却完全不能理解数字到底是什么。它不是植物，不是动物，也不是化石；我想象不出它们的形象，它们只是通过计算得到的数量。让我更加不解的是，这些数量现在由字符代表着，字符又对应着读音，所以可以说，我们能够听见数量。说来也奇怪，我的同学们都能掌握代数，并理解它们是不证自明的。没有人告诉我数字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甚至无法用语言准确地把我的问题描述出来。令我恐惧的是，我发觉谁也不理解我的困惑。老师向我解释这种将数量声音化的奇特操作是出于怎样的目的，我必须承认他已经竭尽全力了。最终我领悟到，其目的在于获得一种更简略的系统，使得很多个数量也能够用一个简短的公式来表示。但是，这丝毫无法激起我的兴趣。我觉得这门学科简直是蛮不讲理。为什么要用读音来表示数字？人们明明也可以将a理解成苹果树，将b理解成盒子，将x理解成一个问号。a、b、c、x、y、z并不是确定的，就像苹果树一样，它们都不能告诉我任何数字的本质。最让人恼火的东西是如下命题——如果a=b且b=c，那么a=c，但是，根据定义，a与b代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既然不同，那么a也就无法等于b了，更不用说等于c了。不过说到等值的问题，比如说a=a、b=b之类的，这是我能够接受的，然而a=b在我看来却是个彻彻底底的谎言或骗局。当老师公然不顾他本人讲过的平行线的定义，改口说它们在无穷远处相交时，我也同样恼怒了。我觉得这无异于戏弄乡下人的愚蠢把戏，我是不能也不会参与其中的。我的理智与道德都在与这种反复无常斗争着，数学的无常和善变使我永远都不能理解它。一直到晚年我都有这种顽固的感觉，如果我和我的同学们一样，轻描淡写地接受了a=b、太阳=月亮、狗=猫这类定理，那么数学就会愚弄我一辈子——只有到了耄耋之年，我才可能醒过神来。我一辈子都没有想明白，虽然我毫无疑问是能够正确进行运算的，但我为什么始终未能在数学里找出个头绪呢？我尤其不能理解自己为何会在道德上质疑数学。
若要理解一个方程式，我只能替换掉方程式中的字母，代入特定的数值，再通过实际运算来进行验证。随着数学课的进阶，我凭借抄录那些不知所云的代数公式，记忆黑板上的字母组合，多少是能够跟上进度的。我渐渐不再能通过替换数值来取得进步，因为老师时不时地说道，“在这儿我们加上某某表达式”，然后他便在黑板上写下几个潦草的字母。我不知道这些字母的来龙去脉，也不理解老师为何要写下它们——我所知道的唯一原因就是，写下这几个字母能使运算得出一个令他满意的结果。我因不理解而惶惶不安，不敢提任何问题。
数学课完全变成了我的噩梦与折磨。其他课程对我来说都是小菜一碟。多亏了我良好的视觉记忆，我得以长期在数学课上蒙混过关，甚至每每得高分。然而，我对失败的恐惧和面对广阔世界时萌生的渺小感不仅令我厌恶，还让我感到一种无言的绝望，这彻底毁掉了我的中学时代。还有，我以能力不足为由，免修了绘画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件好事，因为我因此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它是一个新的挫败，因为我多少有点儿绘画天赋，尽管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天赋是建立在我的感受之上的。我只能画那些激发了我想象力的东西。但是，我却被迫临摹眼睛暗淡无神的希腊神祇，我当然画不好，而老师显然认为我应该临摹某种更贴近自然的东西，于是把一幅山羊的头像摆在了我的面前。那次作业我完全搞砸了，我的绘画课也由此画上了句号。
除了数学与绘画，我还有第三个挫败——我从一开始就讨厌体操。我不能容忍让别人告诉我该做什么动作。我上学是为了学习，而不是为了练习无用且愚蠢的杂技。不仅如此，由于我早年的疾病，我对自己的体能很没有自信，这种胆怯直到很久之后才被克服。这种胆怯还演变成了一种对世界及其可能性的不信任。当然，我眼中的世界美丽而令人喜爱，但是它同时也充满了混沌与无法掌控的风险。因此，我从一开始就想知道，我能依靠什么？我能把自己托付给谁呢？这也许与我曾被我的母亲抛弃过几个月有关吧。当我得了神经性昏厥——我稍后将详细讲述——以后，医生便禁止我练体操了，这很合我的意。我摆脱了体操课的负担，但是也承受了又一个挫败。
我并没有将多出来的时间全用来玩耍。这些时间使我多少能够更自由地沉溺在我对阅读的强烈渴望中，我如饥似渴地读着我能找得到的每一页印刷品。
我的12岁是决定性的一年，时值1887年的初夏。有一天，我站在大教堂广场，等候一个和我同路回家的同学。那时正是中午12点，上午的课已经结束了。突然，一个男孩撞了我一下，我便失去了重心。我摔倒的时候，脑袋重重地磕在马路牙子上，几乎失去了意识。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我都头晕眼花。在我被撞击的那一刹那，我的脑海里闪过了一个念头：“这下好了，你再也不用上学了。”虽然我只是摔得有点儿迷糊，但是我故意比需要的多躺了片刻，主要是为了报复袭击我的那个男孩。后来我被路人抱了起来，送进了附近的一栋房子里，那里住着两位上了年纪的未婚女人。
自此以后，每当我的父母要求我去上学或做功课的时候，我的昏厥就开始发作。我整整6个月没去上学，那对我来说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我自由自在，每天都能做几个小时的白日梦，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比如树林、水边，我还能画画。我又开始画画了，打斗、残暴的战争、攻城或烧城，我还一页又一页地画着讽刺画。到了今天，我还会在入睡前回想起类似的漫画形象，那些脸谱狞笑着，不断地移动、变幻，其中有一些将死的熟人的面孔。
最重要的是，我又能够沉浸在我的神秘世界中了。这个世界里有植物、水塘、沼泽、石头和动物，还有我父亲的藏书室。然而，我离现实世界越来越远了，这一直让我隐隐感到苦闷。我虚度着时光，闲逛、搜集小玩意儿、阅读、玩耍。但虚度并未使我更开心。我模糊地觉察到，我正在逃避我自己。
我不记得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了，但是我觉察到了父母的担忧并深感痛心。他们咨询了很多医生，医生们抓耳挠腮，打发我去温特图尔的亲戚家度假。温特图尔有一个火车站，给我带来了无尽的乐趣。但是等我回到家里，一切还是老样子。有一位医生认为我得了癫痫。我知道癫痫有怎样的症状，暗地里嘲笑这种胡说八道。但是我的父母却愈加忧心忡忡。有一天，我父亲的一位朋友来访。他们坐在花园里聊天，我躲在灌木丛后面，因为不知怎的我非常好奇他们在聊什么。我听见客人问父亲：“你儿子怎么样了？”“唉，糟透了，”父亲回答说，“医生们查不出他得了什么病。有人认为可能是癫痫症。要是真的治不好，那可怎么办啊。我已经倾尽我的所有了，万一将来这孩子没法自食其力，他该如何是好呢？”
晴天霹雳一般，我发觉自己与现实是格格不入的。“天哪，我必须得好好学习了！”我突然想到。
从那一刻起，我变成了一个认真学习的孩子。我蹑手蹑脚地离开了灌木丛，来到父亲的书房，拿出我的拉丁语语法书，专心致志地大读特读起来。10分钟后，一次昏厥发作强烈地袭来。我险些从椅子上跌落下去，不过几分钟之后我便感觉好多了，于是继续读书。“该死，我不能再昏厥了”，我对自己说，依然坚持读我的书。这一次大约持续了15分钟，昏厥第二次发作了。不过这一次也像上一次一样被我挺过去了。“现在你必须得悬梁刺股了！”我坚持住了，第三次发作发生在一个小时以后。我依然没有放弃，而是又学了一个小时，最后我觉得我已经克服了昏厥发作。我的感觉一下子变得好极了，比此前几个月都要好。而且事实上，我再也没有昏厥过。此后，我每天都在学习语法和其他教科书。几个星期以后，我重返学校，之后也没有再昏厥过。这一场闹剧结束了，结束得干干净净！这也让我理解了到底什么是神经症。
我逐渐回忆起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我清晰地认识到这场可耻的闹剧是我一手造成的。所以，我从未真正生过那个把我撞倒的同学的气。我明白，他只是被我利用了而已，可以这么说，这整个事件其实是我自己策划的恶毒阴谋。我也明白，我以后不会再被人撞倒了。我对自己感到愤怒，也为自己感到羞耻。因为我知道是我害自己误入歧途的，害自己变成了自己眼中的蠢货。这事怪不得别人；我就是那个该诅咒的叛徒！在这之后，我再也无法忍受父母为我担忧，或者用一种怜惜的语气和我说话。
这场关于神经症的闹剧成了我的又一个秘密，但它是一个可耻的秘密，一个失败。然而，它使我变得谨小慎微、无比勤奋。我开始变得自觉了，并不是为了装出一副乖巧的样子来换取某些好处，而是真的为了自己能够成才。我通常会在五点按时起床学习，甚至会在凌晨三点起床，一直学习到七点，然后再去上学。
导致我误入歧途、陷入这场危机之中的，是我对独处的钟爱、对孤独的嗜好。在我的眼中，大自然充满了奇迹，我想要沉浸在大自然的奇迹之中。每一块石头、每一株植物以及其他的万事万物都生机勃勃、妙不可言。我沉湎于大自然之中，采天地灵气，吸日月精华，远离凡俗人世。
大约在同一个时期，我还有另一段重要的经历。我家住在克莱因惠宁根，我从家里出发去巴塞尔上学，这中间颇有一段距离。在路上，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势不可当的感受，就好像拨云见日一般。我立即明白了——我终于找到了我自己！在此之前好像有一片迷雾在我身后，迷雾的后面没有“我”。但在这个时刻，我突然遇见了我自己。在此之前我虽然也活在这世上，但只是行尸走肉。而现在我找到了自己，我终于感受到我就是我自己，终于找到了存在感。从前，我按照别人的意愿行事；现在，我则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这种感受对我来说十分新鲜，而且极其重要——我拥有了“权威”。还有怪事一则，在这个时刻以及我身患昏厥性神经症的那几个月里，我不记得任何关于阁楼里的宝藏的事情。要不是这样的话，我当时就该意识到，我的“权威”感，与宝藏在我心中激发的价值其实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但事实不尽如人意，与铅笔盒有关的一切记忆都消失了。
也是在那些日子里，我应邀前往父母的朋友家度假，他们家在卢塞恩（Lucerne）湖畔有一栋房子。令我欣喜的是，这栋房子就坐落在湖边，有船屋，也有划艇。主人允许他的儿子和我使用划艇，同时也严厉地警告我们切不可鲁莽行事。事不凑巧，我偏偏知道如何驾驶威德令船（Waidling，一种两头尖尖的平底船）——那种船是站着划的。我家就有这么一条平底船，我们在上面尝试过一切可以想象的划船技巧。因此，我上划艇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站在船尾的座位上，将一支船桨插进湖水中。焦虑的房主人对此忍无可忍，他立即吹口哨让我们回去，将我狠狠训斥了一顿。我垂头丧气，但又不得不承认，我的行为正是他明令禁止的，而他给我们的教训完全是理所应当的。但同时我也感到火冒三丈，因为这个又胖又蠢的乡下佬居然敢侮辱“我”。这个“我”，不仅已经长大，而且举足轻重，充满权威，有地位、有尊严，是一位理应受到尊重与敬畏的老者。然而，这一切与现实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这使得我的愤怒戛然而止，一个疑问浮上心头：“归根结底，你到底是谁呢？凭你现在的表现，鬼才知道你很重要！可是，你也明白他的做法合情合理。你才不到12岁，是一个中学生，而他却是一个父亲，有钱有权，还有两处住房和几匹骏马。”
这时我突然发现，我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人，这令我十分困惑。其中一个我是中学生，他掌握不了代数，整个人也没有定型；另一个我则德高望重、不可小觑，其权势和影响力都不亚于我眼前的这位制造商。这“另一个我”，是一位生活在18世纪的老者，他穿着扣带鞋，戴着白假发，乘着一辆有高大后轮的出租马车，车厢以皮带悬吊在弹簧板上。
这个念头来源于我之前的一次奇特体验。在克莱因惠宁根时，有一天，一辆来自黑林山（Black Forest）的老式绿色马车经过我家门前。那真的是一个古董，看上去完全就像从18世纪一径驶来的。我一看到它便激动万分：“就是它！毫无疑问，它来自我的时代。”仿佛我曾驾驶过同一类型的马车一般，我一眼就认出了它。但是旋即，我又感到了一种奇特的怨愤，好像有什么东西被人偷走了，或者被人骗走了——骗走了我美好的往昔。这辆马车就是来自往昔的一件遗物！我无法用语言描述我内心的感受，也说不上来是什么如此强烈地感染了我，也许是渴望，也许是乡愁，也许是一种认同感。一个声音说道：“没错，就是这样！没错，就是这样！”
我还有另一个梦回18世纪的经历。我曾在一个阿姨家里看见过一个18世纪生产的小雕像，由赤陶制成，包含两个彩色的人物。其中一个人物是老斯塔克伯格医生（Dr. Stückeiherger），他是一位生活在18世纪末的巴塞尔名人。另一个人物则是他的病人，她被塑造成一副闭着眼睛、伸着舌头的模样。据说，有一天老斯塔克伯格正走在莱茵桥上，这位惹人厌的病人突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喋喋不休地抱怨着。老斯塔克伯格不耐烦地说：“是，是，你一定是生病了。闭上你的眼睛，伸出舌头给我看看。”女病人照样做了，老斯塔克伯格趁机溜走了，而她却一直伸着舌头站在那儿，路人皆大笑。小雕像上的老医生穿着扣带鞋，不知怎的，我认为那双鞋是我自己的。我敢确定，那就是我以前穿过的鞋。这个信念使我激动得发狂。“天啊，这一定是我的鞋！”我仍然记得这双鞋穿在脚上的感受，但却解释不了这种奇特的感受从何而来。我不理解我为何会对18世纪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那段日子里，我还经常把1886年写成1786年，每当这时，我心中总会涌现一股莫名的怀旧之情。
经历了船上的出格行为与因胆大妄为而遭受的惩罚之后，我开始琢磨这种分裂的感受，它们共同塑造了一幅连贯的画面——我是两个不同的人，他们同时生活在两个时代。我迷惑不解，思绪万千。最后，我失望地得出结论，无论如何，现在的我仅仅是一个不值一提的中学生，理应受到惩罚，我的举止必须与年龄相符。另外的那个我则属子虚乌有。我怀疑他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从父母和亲戚那儿听来的我的祖父的故事有关。但是这种解释也不尽然，因为我的祖父生于1795年，他主要生活在19世纪，何况他在我出生前就已去世了。与我具有同一性的那个人不可能是我的祖父。我想，我当时的这些考虑，大部分只是模糊的闪念和梦罢了。我不记得那时的我是否知晓我可能与歌德有某种血缘关系。我推测我是不知道的，因为印象里我是从一个陌生人那儿得知这个传闻的。补充一句，这则讨厌的传闻说我的祖父是歌德的私生子。[1]
同年夏季，有一天中午天气很好，我放学后去了大教堂广场。天空明亮湛蓝，太阳光芒四射。大教堂的房顶闪闪发亮，新铺的、熠熠生辉的琉璃瓦折射着璀璨的阳光。我被这美景征服了，心想：“这个世界好美，这座教堂好美，是上帝造就了这一切，他就在蓝天之上一个遥远的地方，坐在一个金色的宝座上……”突然，我再也想不下去了，并感到透不过气来。我全身都麻木了，只剩下一个唯一的念头：“我不能再想下去了！否则就会想到某种恐怖的事物，那是我不愿意亦不敢去想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害怕犯下最深重的罪。最深重的罪是什么？是谋杀吗？不，谋杀不是最深重的罪。最深重的罪是背叛圣灵，这才是不可饶恕的。要是谁犯下了这一条罪行，那可是要遭天谴的，永世不得超生。我是独子，我的父母爱我至深，倘若我被判要受永世的惩罚，他们一定会悲痛欲绝的。我不能这样对待我的父母。我万万不能再想下去了。”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走在回家的长路上，努力去想别的事情，然而我却再三回想起那美不胜收、令我沉醉的大教堂，以及坐在宝座上的上帝——然后便像遇着了一个霹雳似的，无法再想下去了。我不断地告诉自己：“别想它了，不能再想它了！”当我回到家时，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我的母亲注意到我不大对劲，便问道：“你哪里不舒服吗？还是学校里出了什么事？”我向她保证学校里没出什么事，在这一点上我是无须撒谎的。我确实有过一个念头，觉得要是把我胡思乱想的真正原因告诉我的母亲，也许会对我有所帮助。但是这样一来，我就必须完成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放任我的思绪进行到底。我那可怜的母亲，她完全相信了我的话，丝毫不曾怀疑我已身处危机之中，将犯下不可饶恕之罪，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我放弃了向她坦白的念头，将自己的想法埋入心底。
是夜，我失眠了。那禁忌的想法一再想要冒出来，虽然我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我只得拼命抵挡它的出现。接下来的两天我为此备受煎熬，以至母亲觉得我一定是生病了。即使如此，我还是忍着什么都没有说，因为我认为，告诉我的父母这件事将会令他们悲痛欲绝。
然而到了第二天晚上，这种煎熬越发强烈，我感到无所适从。我辗转反侧，难以安枕，不知怎的又想起了大教堂与上帝。我险些没有遏制住我的思绪！我感到我对它的抵抗力渐渐弱了。我吓出了一身冷汗，从**坐了起来，把睡意完全驱走。“该来的还是来了，事情严重了！我必须想下去。我必须想出个所以然来。然而为什么我要想这些我并不懂得的事情呢？我本是不愿意想这些事情的，我可以对天发誓。可是，是谁让我想的呢？是谁迫着我去思考这些我不懂得亦不想懂得的事情呢？这恼人的冲动从何而来？而且，为什么偏偏是我要经受这一切？我的本意只是想赞美造物主创造了一个美丽的世界，感谢他赠予我们这样一份无价之宝，凭什么我就得承受这些凶险可怕的念头呢？我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真的，因为我无法，也万万不能去深思这一个念头，否则我就会知道它的内容。这种局面并非由我造成，也非我所愿，它只是发生在我身上，像噩梦一样。它从何而起？我什么都没做，老天为何降之于我？归根结底，我并不是自己的创造者，我生成这副模样，都是上帝的旨意——或者说，都是父母的功劳。莫非我的父母本就想将我塑造成这副模样？但是，我的父母是那么善良，他们是不可能有这种可怕的想法的。他们是绝对不会遇上这样残酷的事情的。”
我发觉自己的想法极为荒谬。然后，我又想起了我的祖父母，我只在画像上见过他们。他们看上去慈祥而高贵，是绝对不可能做一点儿坏事的。我又在心里细数那些我并不认识的祖先，最后想到了亚当与夏娃。随后，我便有了一个结论性的想法：亚当与夏娃是人类的始祖，他们并非由父母所生，而是由上帝直接创造的，他们的一毫一发都是上帝有意塑造的。他们自己并没有决定权，一切皆是上帝的旨意。因此，他们浑然不觉自己本可能是其他的模样。他们是上帝的完美造物，因为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但是，他们仍然犯了原罪，做了上帝禁止的事情。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若不是上帝赋予了他们这种潜能，他们是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的。蛇就是最明显的证据，上帝在创造亚当与夏娃之前便创造了蛇，而后蛇便引诱他们犯下原罪。全知全能的上帝早已布置了一切，使人类的始祖无法不犯罪。因此，是上帝的意志令他们犯罪的。
一想到这里，我的痛苦煎熬立即烟消云散了，因为我明白了，是上帝本人让我陷入了这一困境之中。起先，我拿不准上帝是想让我犯这宗罪呢，还是让我不要犯。但是我愿意通过祈祷来获得启示，因为上帝让我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完全无视了我的意愿，也没有对我施以援手。我决心亲自弄清上帝的意图，靠自己的力量寻得一条出路。这个时候，另一个问题又来了。
“上帝的意图是什么？我该行动，还是该等待？我必须得知道上帝到底想让我做什么，并且越快越好。”我当然明白，从传统的道德观念出发，我无疑是应该避免触犯这一罪行的。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可是我发现我快要坚持不下去了。我已经夜不能眠、精神颓丧、形容憔悴，此时若要继续遏制我的思想，我便会陷入巨大的困境之中。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与此同时，除非我知道上帝的意愿，知道他究竟想让我做什么，否则我亦不会善罢甘休。因为我已经确定，上帝就是这一困境的始作俑者。奇怪的是，我从没有想过，这一切有可能是魔鬼的恶作剧。在当时，我并不太把魔鬼当回事，而且我认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上帝都比魔鬼厉害得多。而且，自我从迷雾中走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那一刻开始，我想象中的上帝具有了全能、伟大的特性与神性的威严。于是，我心中的疑问一扫而光，剩下的只是上帝本人为我安排的一次重大考验，关键在于我能否正确地理解上帝的意图。我知道，我将面对的毫无疑问是崩溃与让步，但是我不希望这一切发生得不明不白，因为我的不朽的灵魂已经危在旦夕。
“上帝知道我就要坚持不下去了，可是他不曾帮助我，我就要犯下这不可饶恕的罪了。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他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消除我的冲动，但是他却拒绝这样做。或许，上帝是想通过逼我做背弃道德判断、背叛宗教信条、违背他亲自定下的戒律之事，即我因恐惧永世的责罚而拼命抵抗之事，以考验我对他的忠诚。又或许，上帝想观察当我被信仰与理智推到死亡与地狱的边缘之时，我是否依然服从他的意志。事实很可能就是这样！但这只是我的一人之见。它可能是错的。事关重大，我不敢相信自己的推理。我必须得从头细细琢磨一遍。”
我重新推理了一遍，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显然，上帝希望我能鼓足勇气，”我想，“如果的确是这样，而我也经受住了考验，那么上帝便会赐予我他的仁慈和启示。”
我鼓足勇气，做好了上刀山下火海的准备，任凭我的思绪流淌。我的眼前出现了大教堂和湛蓝的天空。上帝坐在金色的宝座上，从天上俯视着世界——然后，宝座下面掉出了一坨巨大的粪便，砸在了大教堂闪闪发亮的新房顶上，琉璃瓦被砸得粉碎，大教堂的墙壁也被砸得粉碎。
原来如此！我长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天降于我的不是预料中的被罚入地狱，而是恩典，以及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难以言传的狂喜。幸福与感激一齐涌上心头，我不禁泪眼婆娑。我既已屈服于上帝的命令，他便向我展现了他的智慧与仁慈。我仿佛经历了一次启蒙。很多我早先并不理解的事情，现在变得清晰了。我想，我的父亲亦一直不理解这些事。他没有体验过上帝的意志，而是理由充分、信仰坚定地拒绝它。因此，他从未经历过那种能够治愈一切、解释一切的奇迹般的恩典。他把《圣经》中的十诫奉为圭臬，他对上帝的信仰，来自《圣经》的指示与祖宗的教诲。然而，他并不知道还有一位他可以直接感知的、更真实的上帝，他凌驾于《圣经》或教堂之上，全知全能、自由自在，他号召人们分享他的自由，让人们放弃自己的观念与信仰、无保留地执行他的命令。当上帝想要考验人们的勇气时，不论事情多么神圣，他都不会循规蹈矩。上帝的全知全能让他知道，关于勇气的考验是不会真的造成邪恶的后果的。所以，一个人只要履行的是上帝的意志，是不必担心误入歧途的。
上帝也是这样创造亚当与夏娃的，因此，他们不得不去想他们万万不愿意去想的事。上帝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弄清楚他们是否虔诚。同样，上帝也要求我去做某件我由于传统的宗教信仰而不得不拒绝的事。我顺从了他，他才赐予了我恩典，我才体会到了何为上帝的恩典。一个人必须完全献身于上帝；除履行上帝的意志以外，其他事情都是次要的。其他的一切事情都是愚蠢和无意义的。从我体验到恩典那一刻起，我便肩负起了真正的责任。为什么上帝要玷污他的大教堂呢？在我看来，这是一件糟糕的事情。但是随后我模模糊糊地明白了，上帝有可能是糟糕的。我所经历的是一个阴暗恐怖的秘密。它是我一生的阴影，我变得忧心忡忡。
这一经历的另一个影响，是增加了我的自卑感。我开始觉得，我要么是个魔鬼，要么是头蠢猪，我是卑鄙无耻的。但是后来我查阅了《新约》，读到了关于法利赛人与税吏的故事，以及堕落者成为上帝的选民的故事，这令我颇为满意。它们给了我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即不公正的管理者将受到赞扬，立场不坚定的彼得则被委以教会之柱石的重任。
我的自卑感变得越来越重，这使得我越来越无法理解上帝的恩典。说到底，我从来都不曾自信过。有一次，我的母亲对我说：“你一向是个好孩子。”我丝毫不能理解她在说什么。我是个好孩子？这使我感到很新鲜。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堕落的、远不如他人的人。
经历了上帝与大教堂的事以后，我终于触碰到了那个伟大的秘密的一部分实体了——就好像我一直在谈论从天堂掉落的石子，而现在我的口袋里真的有了那样一块石子。但是实际上，我为这种体验感到羞愧。我陷入了一种邪恶、不祥、阴险的境地，但这同时也是一种荣耀。有时，我控制不住地想要一吐为快，并不是想倾诉这一经历，而是想告诉别人我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有哪些别人不知道的东西。我很想知道，别人是否有过相似的经历。可是我从未在别人身上寻见过一丝痕迹。因此，我觉得自己既是被放逐的又是被选中的，既是被诅咒的又是被祝福的。
我从未想过我会公开谈及我的经历、关于地下神殿的男性**的梦或者我的木刻小人。事实上，到65岁为止，我从未提过关于男性**的梦。至于其他两次经历，我可能跟我的妻子说过，但那时已时过境迁了。自童年时代起，这些事情一直是我最为忌讳的。在朋友面前，我也一向对此讳莫如深。
考虑到这些秘密，我的整个青春期是何情形便可想而知了。它们使我感到难以忍受的孤独。在那些岁月里，我最大的成就便是忍住了向别人倾诉的冲动。从一开始，我与世界的关系模式便已经定型了——自始至终，我是一个孤独的人，因为我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我还要示意众人那些他们所不愿意知道的事情。
我母亲的家族里有6位牧师，而在我父亲的家族里，我的父亲和两位叔叔也都是牧师。因此，我时常听到他们谈论宗教、讨论神学或布道。每当我听他们讨论时，我心里的想法是：“对，对，这真是好极了。但是我的秘密又算什么呢？我的秘密亦关乎上帝的恩典。你们谁都不明白这一点。上帝逼我犯错、逼我行恶，好让我体验到他的恩惠。”而他们所说的一切都与此完全不沾边。我想：“看在上帝的分上，一定是有人懂得这一点的，这世上一定有真理。”我翻遍了我父亲的藏书室，阅读了我能找到的所有关于上帝、三位一体、灵魂和意识的书。我狼吞虎咽地读了这些书，但却收获甚微。我一再认为：“他们也不懂得。”我甚至还查阅了我父亲的《路德圣经》。可惜，书中对约伯所做的传统“教化性”解释使我对此书彻底失去了兴趣。我原本在《路德圣经》中寻到了慰藉的，特别是第九章第30节：“我已用雪水洗身……你却要扔我在坑里。”
也是在那段时间，我开始深刻怀疑我的父亲所说的一切。每当我听他传讲上帝的恩典时，总是会想起我自己的体验。于是，他的传道变得陈腐而空洞，就像在讲一个道听途说的、连自己都不太相信的故事一样。我很想帮他一把，但又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况且，我的羞怯让我不敢将我的体验告诉他，也不敢去触碰他那些先入为主的见解。一方面，我觉得自己还太年幼；另一方面，我也不敢使用我的“第二人格”赋予我的权威。
当我长大成人之后，我与父亲进行过很多次讨论，我心里总是希望能够让他理解恩典的奇迹，从而帮助他减轻良心上的苦闷。我相信，只要他能够履行上帝的意志，一切都会变好的。但是，我们的讨论总是不欢而散。这些事情令他恼怒和伤感。“哎，胡说八道，”他会习惯性地这样说，“你总是想要思考。但是我们不应该思考，而是要信仰。”我便会在心里说：“不对，只有亲身体验过才会懂得。”但是我嘴上却说：“给我这种信仰吧。”他便会耸耸肩，无奈地转身离开。
我结交了一些朋友，他们大多是出身平凡的、腼腆的男孩。我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在之后几年里，我甚至能够在班级中名列榜首。然而，我觉察到，那些成绩不如我的同学都嫉妒我，并在每一次考试中试图超越我。这破坏了我本该有的愉快。我痛恨一切竞争，哪怕是一个富有竞争性的游戏，我也会拒绝参加。后来，我保持着班级第二的成绩，并发现这样更使人觉得愉快。学校的功课已经够令人厌烦了，我不能让竞争使之变得更为困难。有少数几位老师特别信任我，我至今很感激他们。其中一位是我的拉丁语老师，他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回忆。他是一名大学教授，十分睿智。碰巧，我6岁就懂拉丁文了，因为我的父亲给我上过拉丁文课。因此，这位老师允许我免听他的课，并经常让我去大学的图书馆帮他借书，而我则尽可能地放慢返程的脚步，在路上享受阅读的乐趣。
大部分老师认为我恼人而狡猾。学校一出了什么事，他们立马便怀疑上我。只要什么地方吵闹起来，他们便认为是我挑的头。实际上，我真正参与其中的只有一次，而正是那一次让我发觉一些同学对我抱有敌意。7名同学埋伏着，然后突然对我发起了攻击。那会儿我已经是个大高个儿，长得很结实了——我已15岁——并且伴有暴力冲动。我一下子红了眼，抓住其中一个男孩的双臂，将他抡了起来，用他的双腿将其余几人横扫在地。我模糊地记得，老师们了解了此事的来龙去脉之后，似乎对我进行了某种不公正的惩罚。从那以后，我终于获得了清净，再也没有人敢招惹我了。
自然地，我开始通过外表的稳重来补偿内心的不安——或者说得更好听些——我的缺陷在未受意志干预的情况下自动发生了补偿。也就是说，我发现自己罪大恶极，但同时希望自己清白无辜。在心底深处，我一向明白自己有两个身份。一个是我父母的儿子、一名中学生，比起别的孩子来不算聪明，也不算专心勤勉，甚至也不怎么得体整洁；另外一个则是成年人——实际上已经很老了——他多疑、猜忌、远离世人，但他却贴近自然、土壤、日月山川、阴晴雨雪以及一切生物，更重要的是他熟悉夜晚、梦境和其他“上帝”直接作用于他的途径。在这里，我给“上帝”加上了引号。因为尽管上帝创造了自然，自然是上帝的一个体现，但上帝却不认为自然是神圣的，而我的处境也如自然一样。没有人能够说服我，只有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在我看来，人类穿衣戴冠、爱财如命、目空一切、虚伪狡诈、蝇营狗苟。对我的第一个身份，也就是生活在1890年的中学生来说，仅从自己身上便足以熟知这些特征了——与此相比，崇山峻岭、河流、湖泊、树木、鲜花、飞禽走兽其实更能体现出上帝的本质。除了这个中学生的世界以外，我还有另一个天地，它就像一座神殿，让进入里面的每个人都被感化了，都在一瞬间被宇宙的全景深深触动，使得每个人都只能惊叹、赞美、浑然忘我。在这个天地中，居住着“另一个我”，他知晓上帝是一个神秘的、私人的，但同时又是超越个人的秘密。在这个天地中，没有什么能隔在人与上帝之间，甚至，就好像人的头脑正与上帝一齐俯视着天地万物似的。
我在这里虽然洋洋洒洒，可是在那时我却对这一切浑然不知，我只是通过一种强烈的预感和高昂的情绪而感觉到了它。在这种时候，我才感觉无愧于自己，我才是真正的自己。每当我独自一人时，我便会沉浸到这种状态之中。因此，我开始追求“另一个我”，即我的第二人格所带来的宁静与孤独。
渐渐地，教堂成了我的痛苦之地。因为那里竟然有人敢大声地——我不禁要说，也是无耻地——进行有关上帝、上帝的意旨与行动的布道。人们在教堂里被劝诫他们应持有的感情以及应该相信的秘密，而据我所知，这一秘密乃是最神秘的、内心最深处的、不可以泄露一个字的必然之事。我也只能说，这一秘密显然是不为人们所知的，就连牧师也不知道。因为若不是这样的话，是没有人敢在公众面前透露上帝的神秘性，并用老套的多愁善感来亵渎这种不可言传的感觉的。此外，我还确信通过这种方式去接近上帝是不对的，因为我从经验里得知，恩典只赐予那些能够毫无保留地执行上帝意志的人。虽然布道者也在宣扬这一点，但是他们向来假定启示能浅白地表现出上帝的意志。对我来说，启示其实是最含混与不可知的东西。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责任终日探索上帝的意志。我虽然没有这样做，但是我确定，一旦有紧急的诱因出现，我会立马这样做。第一人格占据了我的绝大部分时间。我常常觉得，宗教戒律似乎取代了上帝的意志——这一点非常出人意料，也十分惊人——宗教戒律的唯一目的竟是使人们不理解上帝的意志。我的疑虑与日俱增，我父亲及其他牧师的布道词开始让我左右为难。而我周围的人似乎都认为这些莫名其妙的布道词是顺理成章的，布道词里面的不知所云也是有理有据的。他们草率地接纳了这些错漏百出的说法，例如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因而得以预见人类的全部历史，或者上帝创造的人类原本就该犯原罪，然而他却禁止人类犯罪，甚至惩罚他们永世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始终不曾考虑过有关魔鬼的事情，这实为奇事一桩。在我的眼中，魔鬼并不比一条被人用铁链拴着的强壮的看门恶狗更坏。除了上帝，其他人并不对这个世界负责，而且我也清楚地知道，上帝有时也是罪恶的。每当我听到我的父亲感情饱满地在布道词中提及“仁慈的”上帝，赞扬上帝的仁爱并劝诫人们回报上帝以爱时，我便疑心顿起、坐立不安。“他真的明白自己在说什么吗？”我在心里揣度着：“难道他会像亚伯拉罕对以撒那样，手刃我——将他的儿子——作为活人献祭吗？或者，他会将自己送至不公正的法庭，使得自己像耶稣一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吗？不，他一定不会那样做的。《圣经》之中已经表明，有的时候上帝的意志十分糟糕，而他在这种时候是不会执行上帝的意志的。”我渐渐明白过来，所谓的人们首先应该顺从上帝而不是人，不过是随口一说罢了，并没有经过思考。显然，人们压根儿就不知道上帝的意志是什么，如果他们知道，一定会对这个关键问题更加敬畏，哪怕仅仅是害怕。因为强大的上帝能把其可怕的意志强加在弱小的人类身上，就像他对我所做的那样。那些装作了解上帝意志的人，又有谁知道上帝想让我做的事呢？至少在《新约》中，没有一件事是可以与之比较的。而《旧约》，特别是其中的《约伯书》，本可以使我更为了解这件事情，不过那时我并不太熟悉这本书。当时我还在接受坚信礼，不过我也并未从坚信礼中得知类似的信息。当然，坚信礼提到了对上帝的敬畏，不过却认为它是过时的，是“犹太人作风”，早就被基督教中关于上帝博爱仁慈的启示取代了。
这是我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体验。正是在这一刻，我恍然大悟——我必须负起责任，因为我的命运将完全取决于我自己。我所遇到的是一个亟待解答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谁提出的？我不能从别人那里获得答案。我知道，我必须从自己内心最深处寻得这个答案，我独自一人面对上帝，上帝独向我一人提出了这些可怕的问题。
从一开始，我就相信一切自有命数，我的生活似乎已是注定的，而我必须去实现它。这使我心中感到安全，而且，尽管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证实它，它却向我证实了自己。不是我感到了这种确定性，而是它征服了我。别人无法剥夺我的这一信念，即我被命令去履行上帝的意念，而不是我自己的意念。这使我获得了特立独行的力量。我常常感觉到，在一切重大问题上，我并不身处人群中间，而是单独站在上帝的身边。每当我身处“彼处”，我便不再是独自一人了，我置身于时间之外，经历了数个世纪。这时，回答的那个人，便是那个存在了很久的、在我出生以前就已存在的他。他是永恒存在的。与这“另一个人”的对话是我经历过的意义最深远的体验：它既是残酷的斗争，也是极度的狂喜。
自然，我无法与任何人谈论这些事情。我不知道能和谁交流这些事情，也许只有我的母亲了吧。她的思路似乎和我的有些许相似。但我很快注意到，她并不能胜任我的交谈对象。她对我的态度主要是仰慕，这对我而言是不够的。我便只好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了。总的说来，这是我最喜欢的模式了。我独自玩耍、做白日梦或者漫步林中，活在一个只属于我的秘密世界里。
在我眼中，我的母亲是一名十分称职的母亲。她浑身洋溢着母性的温暖，做得一手好菜，对人十分友好和亲热。她矮胖身材，擅于倾听。她也喜欢讲话，说起话来可以称得上滔滔不绝。她明显有一种文艺天赋，同时兼有品位和深度。但是，这种品质未能得到合适的发扬，而是一直隐藏在一个和蔼、肥胖、极为好客且富有幽默感的老妇人的外表之下。她持有人应该持有的全部传统观念，然而，她的无意识人格有时会突然显现。这一人格出人意料地强大——她是一个严肃、威风的人物，拥有无懈可击的权威性，而且行事果决。我确定她拥有两种人格，一个善良无害、富有人性，另一个则神秘诡谲。第二种人格偶尔显现，但每次都出人意料、令人恐惧。她说话的方式好像是在自言自语，但是说话的内容却针对我，并往往击中我的要害，令我目瞪口呆。
我讲这件事是为了铺垫另一件事，在我对宗教的怀疑与日俱增的时候，另一件事也反映了我母亲的双重本性。有一天，大家在餐桌上说起某些赞美诗音调的沉闷。有人说或许可以修订赞美诗。这时，我母亲喃喃低语道：“噢，您爱的就是我爱的，您的可诅咒的喜乐。”[2]就像从前一样，我装作没有听见，并尽量克制以免高兴得叫出声来，然而，我还是感觉胜利了。
我也拥有这种古老的天性，不过在我身上，它联结着一种看穿人与事物的本质的天赋——这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在我不想追根究底的时候，我也会让自己被骗到蒂珀雷里去[4]，然而我心里却总是十分清楚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在这方面，我就像一条狗——狗可以被戏耍，但最终能够嗅出藏匿的东西。这种“洞察力”是基于本能的，或者基于对他人的“神秘参与”。仿佛有一双“幕后的眼睛”，用一种非个人的感知方式在审视一切。
我在很久之后才发现了这一天赋，在遇到了一些十分古怪的事情之后。比如说，有一次我详述了一个陌生人的生活逸事。这件事发生在我妻子的一位朋友的婚礼上，我原本对新娘的家族一无所知。在婚宴上，我的对面坐着一位留着帅气的大络腮胡子的中年绅士，别人介绍说他是一位律师。我与他热烈地讨论起了犯罪心理学。为了回答他提出的一个具体问题，我编造了一个故事来辅助说明，这个故事涉及各种各样的细节。讲着讲着，我注意到这个人脸上浮现出了异样的神情，接着整个桌子旁的人都安静了下来。我感到十分尴尬，也便止住不说了。谢天谢地，此时已经到饭后甜点的环节了，我很快便起身走进了饭店的休息厅里。我在休息厅的角落里坐了下来，点燃一支雪茄，细细地回想适才的情景。此时，一名刚刚跟我同一桌吃饭的客人走了过来，以责备的语气问道：“您怎会做出如此糟糕的言行失检之事呢？”“言行失检？”“对啊，您讲的那个故事。”“但这个故事是我编造的啊！”
我惊奇而恐惧地发现，我讲的正是坐在我对面的那个人的故事，准确得毫厘不差。我还发现，这个时候我已经完全忘却了这个故事的内容——直到现在，我也未能把它回忆出来。在《自我审视》（Selbstschau）里，佐克[5]描述了一件类似的事：有一次，在一个小旅馆里，他竟揭发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说他是个窃贼，因为他的内心之眼看到了这次偷窃的全过程。
在我的一生中，这样的事情屡次发生，我常常突然就知道了一件我本来没有可能知道的事情。这种事实的浮现就好像它是我本来就拥有的观点一样。这与在我母亲身上发生的事情是相似的。她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的声音仿佛来自一位绝对的权威，说出了恰好与情境相符的事实。
然而，也有一些时候，我母亲的第二人格会呈现出来，这时她的话便真实得令我颤抖了。如果我的母亲能够保持这样的状态该多好，那样我就能有一个妙不可言的谈话对象了。
我父亲那边则是另一番情景。我是可以把我在宗教方面的困扰告诉他并征求他的意见的，但我却没有这样做，因为我觉得，我不用问就能知道他出于敬业精神而不得不给出某个答案。这一假设的正确性在不久之后便得到了验证。我的父亲一对一地对我进行了有关坚信礼的教育，这使我无聊得要死。一天，我胡乱翻着教义问答书，想看看除了多愁善感、晦涩难懂且枯燥无味的关于主耶稣的阐述，还有没有其他内容。我翻到了有关三位一体的片段。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兴趣——一体性同时又是三位性。这个命题的自相矛盾之处令我着迷。我热切地期盼着我的父亲讲到与之有关的内容。但是，进行到这部分时，我的父亲却说：“我们现在讲到三位一体了，不过我也不明白它是什么，所以我们跳过这一部分好了。”我虽然敬佩父亲的诚实，但是同时也感到十分失望，我心想：“三位一体的问题就摆在眼前，人们对此一无所知，也不会对此加以思考。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怎样谈论我的秘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