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徒劳地试探了几个我觉得还算善于思考的同学。我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相反，他们的无动于衷提醒我不要再这样做了。
尽管我觉得十分无聊，我还是尽了最大努力在不理解的情况下去相信——这种态度似乎与我父亲是一样的——让自己为圣餐仪式做好了准备，我把最后的一点儿希望寄托在圣餐仪式上。我以为圣餐仪式只是一种纪念性的聚餐，一种一年一度的仪式，以纪念在1860年前去世的主耶稣。但是，主耶稣留下了一些暗示性的话，比如“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意思是说，当人们吃圣餐面包的时候，应该将其当作他的身体，因为面包起初就是他的肉体。类似地，人们饮用的葡萄酒起初也是他的血液。我一眼就看了出来，通过这种方式，人们是想要把主耶稣吸收进他们的身体里面。这在我看来十分荒谬且不着边际，然而我的父亲似乎对圣餐仪式评价极高，于是我便确定了，在这种行为的背后，一定隐藏着极大的秘密，而我通过圣餐仪式便能够参与到这一秘密之中。
照例，教会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成了我的教父。他是一个慈祥而沉默寡言的老人，以修造车轮为生，我常常站在他的工坊里看他熟练地操作车床与锛子。现在他来到了我家，由于穿戴了双排扣长礼服和高帽子而显得郑重其事，他带我去了教堂，而我的父亲正在教堂里，穿着那身我已经很熟悉的法衣站在祭坛后面，诵读着礼拜仪式的祈祷词。祭坛上铺着洁白的桌布，桌上有几个大盘子，盛满了切成小片的面包。我认出这些面包是我们这儿的面包师做的，他烘焙的各式面包总是卖相不好又味道平平。酒是从一个大的锡镴酒壶中斟进锡镴酒杯里的。我的父亲吃了一片面包，又喝了一口酒——我知道这酒是从哪个酒铺买来的——随即把酒杯递给了一位老人。在场的所有人都显得拘谨而严肃，不过我觉得，他们对这个仪式一点儿都不感兴趣。我看着这一切，心中的疑惑仍在盘旋。我既看不出也猜不透这几位老人是否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变化。现场的气氛和在教堂举行的所有其他仪式——比如洗礼、葬礼之类——是一样的。我模糊地感到，此刻的仪式是按照传统的正确方式进行的。同时，我的父亲似乎只关心要按规则将仪式走一遍，甚至在哪些位置应该加重语气也是规则的一部分。他只字未提耶稣之死距今已有1860年这件事，然而这在其他所有的追思礼拜仪式上都是重中之重。我并没有看到悲伤，也没有看到喜悦，如果考虑到追思对象的无与伦比的重要性，那么从各个角度看，这场聚会都太过平淡了。它甚至比不上世俗的节庆。
很快就轮到我了。我吃掉了面包。它没什么味道，就像我预想中的那样。至于酒，我只抿了一口，味道寡淡，怪酸的，显然不是上等酒。接下来是最后的祈祷，然后人们便离开了，既不消沉，也不快活，只是一副“唔，就是这样”的神色。
我与父亲一起步行回家，强烈地意识到我戴了一顶崭新的黑色呢帽，穿的则是崭新的黑色礼服，它是一种近似于双排扣长大衣的过渡款式。这种加长型上衣的后摆处分开成为两小片尾翼，尾翼之间是一个开衩，此外衣服上还有一个可供我放手绢的口袋——这在我看来是成熟且男性化的装束。我感觉自己的社会地位上升了，而且已经被纳入了男性社会里。也是在那一天，礼拜天的晚餐空前丰盛。我一整天都穿着我的新衣服走来走去。但是在其他方面我感到空虚，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意味着什么。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渐渐明白过来，其实什么都不曾发生。我已经接受了最高级的宗教启蒙，本希望能发生点儿什么——我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却什么都没有发生。我知道，上帝能够对我做出巨大的启示，电光石火一般或者带着超自然的光明。可是上帝丝毫不曾在圣餐仪式上显灵——至少没有向我显灵。当然，仪式上是谈到过上帝的，但这些谈论的背后并没有更深层的意义。我没有在其他人身上看到巨大的绝望、无法控制的兴奋或源源不断的恩典等构成上帝本质的东西。我亦没有捕捉到“共同参与、结合并与……成为一体”的丝毫迹象。与谁成为一体呢？与耶稣？可是他不过是一个死了1860年的人罢了。为什么人们要与耶稣成为一体呢？耶稣也被称为“上帝之子”——因此，他是半神，就像希腊神话里的英雄一样——那么，普通人又如何能够与他成为一体呢？这被称为“基督教”，但是，它与我体验到的上帝毫无关系。但是另一方面，很清楚，耶稣确实和上帝有关，他起先一直在教导人们上帝是慈爱的天父，后来却在客西马尼（Gethsemane）被出卖时以及被钉在十字架上时深感绝望。那时，他一定也看到了上帝的可怕。这些我都可以理解，但是，何故又要用寡淡的面包和酸涩的葡萄酒来进行这种烦人的追思礼拜呢？我慢慢地觉察到，这场圣餐仪式对我来说是一种毁灭性的体验。它被证明是虚伪的，甚至，它还被证明是彻底的失败。我知道，我再也不能参与类似的仪式了。“天啊，这根本就与宗教无关，”我心想，“仪式上并没有上帝，我本来就不该去教堂那种地方，那里没有生命，有的只是死亡。”
我深深地为我的父亲感到遗憾。突然之间，我知道了他的职业和生活是多么悲哀。他斗争的对象是死亡，但是他不能够承认死亡的存在。他与我之间出现了一条鸿沟，这条鸿沟之宽广是我无法逾越的。从前，我慈爱而慷慨的父亲在很多事情上让我做主，从不曾强迫我服从他，所以现在我也不能让他陷入绝望与渎神之罪中，虽然它们都是体验神圣的天恩所必需的。只有上帝能够做这种事。而我没有这个权力，否则便是很不人道的。上帝并不是人类，我想，这便是他的伟大之处，他不需要考虑人道或者不人道。上帝仁慈，但也残忍——兼具两者——因此他也是十分危险的，每一个人都本能地想避开这种危险。人们片面地依赖着上帝的爱与仁慈，同时，人们因为恐惧而被**者与毁灭者损害。耶稣也注意到了这一切，并因此教导说：“不要让我们陷入**。”
仅就我的感受来说，我与教会、人类世界的联结从此破灭了。我认为，我已经遭遇了这辈子最大的挫败。我的宗教观瓦解了，它本是我与整个宇宙唯一的有意义的联结；我不再能够依从这种普遍的信仰，而是卷入了某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只属于我的秘密之中，我无法与任何人分享它。这很可怕，而且——最糟糕的是——下流，而且荒唐，是魔鬼在愚弄我。
我陷入了深思——一个人该怎样看待上帝？我并没有发明那个关于上帝及大教堂的想法，更不用提我三岁时做的那个梦了。是一个比我的意志更强大的意志将此二者强加于我的。是大自然的错吗？但是自然正是造物主的意志啊。让魔鬼来背这个黑锅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魔鬼也是上帝的造物。只有上帝是一种实在——是烧灭一切的火和难以言表的天恩。
圣餐仪式的失败对我造成了什么影响呢？只有我一个人失败了吗？我认认真真地为圣餐仪式做了准备，期待着能够体验到天恩与顿悟，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上帝并没有出现。因为上帝，我发现自己已与教会脱节了，也与我的父亲或者其他任何人的信仰脱节了。只要他们依然都信仰基督教，我便一直是个局外人。这一认识令我感伤，这种感伤一直伴随着我，直到我进入大学。
我开始探索我父亲的图书室，它的规模相当有限——但在那段时间，只有它给我留下了印象——我想找出能够告诉我关于上帝的已有知识的书。最初，我只找到了一些内容传统的书，但它们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看的是能够独立思考的作家的书。后来，我翻出了比德曼（Biedermann）的《基督教教义》（Christliche Dogmatik），其出版于1869年。这本书很显然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写出来的，里面有作者的个人观点。我从比德曼的书里得知，宗教是“一种精神行为，表现在一个人能够与上帝建立独立的关系”。我并不赞同这种说法，因为我理解的宗教是上帝单方面对我做了一些事情。上帝决定了这件事，我只能屈服，因为他比我强大。我的“宗教”不认为人与上帝之间能建立关系，人何以与其知之甚少的上帝建立关系呢？我必须更多地了解上帝，以便与他建立关系。比德曼的书里有一章叫作“上帝的本质”，里面说，上帝的形象是这样的：“在经过与人类的自我类比之后得到的一种人格——独一无二，彻底超越了尘世，并涵盖了整个宇宙。”
根据我对《圣经》的认识，这一定义似乎是妥帖的。上帝具有人格，他就是整个宇宙的自我，好比我就是我的精神和身体的自我。但是接下来，我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障碍。说到底，人格即意味着性格。然而，性格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具有某种特定的属性。那么，如果上帝是一切，他又怎会有明确的性格呢？反过来说，如果上帝具有某一种性格，而他又是某一个世界的自我，那么这个世界只能是一个主观的、有限的世界。抛开这些问题，上帝会具有怎样的性格或人格呢？这是一切的基础，人们必须先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才可能与上帝建立关系。
当我依照我的自我来想象上帝的形象时，我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阻力。在我看来，这种想象哪怕不是渎神，也狂妄至极。我从未在任何层面了解我的自我。首先，我知道我的自我具有两个互相矛盾的部分——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其次，就任何一个人格而言，我的自我都是极为有限的，受制于自我欺骗、失误、情绪、感情、冲动与原罪。我的自我受到的挫败远多于获得的胜利，它幼稚、爱慕虚荣、自私自利、目中无人、贪婪、缺爱、偏倚、敏感、懒惰且不负责。使我大失所望的是，它丝毫不具备那些令我羡慕或妒忌的人身上的各种美德与才华。我们怎么能把这样的自我当作模板，去想象上帝的本质呢？
我急切地查找上帝的其他特征，结果发现它们已经全都被列了出来，以我所熟悉的坚信礼上的训导词的方式。我发现，根据信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上帝的超凡本质最直接的表达有：一是否定性，即人们是看不见他以及其他论据的；二是肯定性，即他居住在天堂里以及其他论据。这真是灾难性的，我的脑袋里立马浮现出了那幅渎神的视象，那幅被上帝直接或间接地（通过魔鬼）强加给我的视象。
根据信条第一百八十三条，对道德世界而言，上帝的超凡本质表现为他的“正义”，这不只是“公正”，而且是一种“上帝的神圣存在的表达”。我本以为，这一段会提到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的上帝的阴暗面——上帝的恶意，他危险的震怒，在用全知全能创造了万物之后又对他的造物做出不可理解的行为。而他分明是全知全能的，他了解造物的缺陷，但却喜欢考验甚至误导造物并以此为乐，虽然他早已知道这一切将会造成的后果。归根结底，上帝的性格是怎样的呢？如果一个人如此行事，我们会怎样描述他的人格呢？我不敢去想这个问题的答案。随后，我又读到，尽管上帝“本身已是充足的，不需要任何除了自己以外的事物”，他依然“为了满足自己”而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且“他用仁慈充满了自然的世界，用爱充满了道德的世界”。
一开始，我不太明白“满足”一词的复杂含义。因事满足，还是因人满足？显然，他因为这个世界而满足，因为他看了看自己的作品，认为它是好的。但是，恰恰是这一点让我永远无法理解。当然，这个世界无限美好，但是同时它也无限糟糕。在乡下的一个村庄里，人口很少，生活平平淡淡，对“生老病死”的体验变得更加深刻、更加淋漓尽致。虽然我未满16岁，我已看过很多人与动物的生命的真相了，我还在教堂和学校里听说了很多世上的苦难和堕落。上帝顶多只能为天堂感到“满足”，但是他也处心积虑地将恶毒的大蛇，即魔鬼放置其中，使天堂的荣耀不得长久。他会因此而感到满足吗？我敢肯定的是，比德曼表达的并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不动脑筋地喋喋不休——这本是宗教教条的特征——甚至没有觉察到他写的全是废话。正像我看到的一样，尽管上帝可能并未从人与动物那并不罪有应得的灾难中得到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满足，但是，假设上帝故意创造了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使一种造物以另一种为食，使造物为死而生，其实也是说得通的。自然法则的“无比和谐”在我看来更像是以暴力制服混乱，在“永恒的”天空上，布满了星星和预设的运行轨道，但它们看起来更像是一群随机的物体的堆积，毫无秩序，也没有意义。没有人能够真正看见他们所谈论的星座。星座只是一些随意的图形罢了。
至于上帝用仁慈充满了自然的世界的说法，我既不能认同，也不能严肃地质疑。有很多观点都是不能细究而只能相信的，这显然也是其中之一。实际上，如果上帝是至善的，为什么他创造的世界如此不完美、如此堕落、如此悲惨？“显然他是受了魔鬼的影响，被魔鬼带入了混乱中”，我想，魔鬼也是上帝创造的啊。我只得开始阅读关于魔鬼的书。因为魔鬼似乎极为重要。我再次翻开了比德曼关于基督教教义的书，在里面寻找这个让人抓狂的问题的答案。苦难、不完美和邪恶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没能找到答案。
这使我对这本书彻底失望了。这本关于教义的厚重巨著只是些不着边际的胡话罢了。更糟糕的是，它是一个骗局，或者是不常见的愚蠢，它的唯一目的只是掩盖真理罢了。我的幻想破灭了，这甚至使我愤愤不平，并再一次对我的父亲感到同情，他已经沦为这种歪理邪说的牺牲品了。
不过，一定也有一些人，他们在某个地方、某个时候也像我一样在寻觅真理，进行理性的思考，不想自欺欺人地拒绝这个世界的悲惨现实。大约就在这段时间，我的母亲，或者不如说她的第二人格，突然毫无先兆地说：“你必须抽时间读一读歌德的《浮士德》。”家里正好有歌德作品的便携本，我从中找到了《浮士德》。它像一种神奇的香膏一样注入了我的灵魂。“终于，”我心想，“有一个人严肃地对待魔鬼，甚至还与魔鬼——这位有能力阻挠上帝计划的敌人——结下了血之契约，为了使世界变得更加完美。”我为浮士德的行为感到痛惜，因为在我看来，他不应该那么极端，那么容易被骗。他应该更聪明一些、更道德一点儿才对。他是有多么幼稚，才会轻率地赌上了自己的灵魂！浮士德显然是一个偶尔满嘴跑火车的人。我有这样一种印象，这部喜剧的重头戏和中心思想都在靡非斯特（Mephistopheles）这边。倘若浮士德的灵魂真的下了地狱，我也不会为他难过。因为他罪有应得。我并不喜欢结尾处“魔鬼受骗”的情节，因为靡非斯特绝对不是一个愚蠢的魔鬼，所以最后他被冒傻气的小天使耍弄显然是不合逻辑的。我认为，靡非斯特的受骗另有一番不同的含义——他没能得到他曾被许诺过的权利，因为浮士德，一个相对而言没有什么个性的家伙，把他的骗局一直进行到了死后。不可否认，浮士德的幼稚之处显露了出来，但是我觉得，他配不上那伟大的神秘启蒙。我更希望他尝一尝炼狱之火的滋味。就我看来，真正的问题在于靡非斯特，他的整个形象使我印象无比深刻，我也模糊地觉得，靡非斯特还与某种神秘本源有关。[6]不管怎么说，靡非斯特与结尾处的伟大的启蒙，带给我一种美妙而神秘的处于意识世界边缘的体验。
终于我证实了，存在或曾经存在过这样的人，能够正视邪恶及其遍布世界的力量，以及——这一点更为重要——邪恶在人们脱离黑暗与痛苦时所起的神秘作用。就这一方面而言，歌德在我心中是一位先知。不过，我不能原谅他只用了一个简单的诡计、一个小小的把戏就结束了靡非斯特的戏份。我认为这有些太像神学，太轻率和不负责任了，歌德竟然也堕落到使用狡猾的手段来使邪恶变为无害，我为此深表遗憾。
在阅读这部诗剧的过程中，我发现浮士德可以称得上是某种哲学家，尽管他拒哲学于门外，他显然还是从中学到了某种接受真理的能力。到此时为止，我其实对哲学是一无所知的，于是这使我萌生了一个新的希望。我想，也许会有一些哲学家思索过这些问题，他们可能会带给我一些启发。
由于我父亲的图书室里没有哲学著作——哲学家是会思考的可疑分子。因此我只好读起了聊胜于无的克鲁格[7]的《哲学科学通用词典》（General Dictionary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我读的是第二版，出版于1832年。我直接翻到了关于上帝的条目。使我不满意的是，一打头，它便对“上帝”（God）一词做出了词源性解释，称其“不可争辩地”源自“善”（good），意指“至高的存在”（ens summum）或“至善的存在”（perfectissimum）。接下来，它提到，上帝的存在是无法证明的，上帝这一观念的固有性也是无法证明的。然而，上帝这一观念如果不是先验性地存在于现实中的话，那么一定是先验性地存在于人们心中。不论它先验性地存在于哪里，我们的“智力水平”在“有能力生成如此崇高的观念之前”，一定“已经发展到某种程度了”。
这种解释使我极度震惊。我心想，这些“哲学家”到底出了什么毛病？显然，他们对上帝的认识都是道听途说的。就这方面而言，神学家是截然不同的，至少，神学家确信上帝是存在的，尽管他们关于上帝的说法并不一致。辞典编纂家克鲁格在表达过程中加入了太多的个人见解，因此很容易看出他想要声称他完全相信上帝是存在的。那么，他为什么不直接这么说呢？他为什么要假装——装得就像他真的相信是我们“生成”了上帝观念，而且在这之前我们必须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呢？就我所知，就连那些**着身体奔走在原始森林里的野蛮人也具有这样的观念。而且，他们肯定不是“哲学家”，不是那种会坐下来“生成上帝观念”的人。我就从来没有生成关于上帝的任何观念。当然，上帝是不能被证明的，这就好比一只衣蛾吃到了产自澳大利亚的羊毛，可是它怎样才能向别的衣蛾证明澳大利亚的存在呢？上帝的存在与否不依赖于我们的证明。我是如何得到了上帝一定存在的观念的呢？我听说过关于上帝的很多事情，但是我一件都不相信。这些事情都不能够说服我。所以我的观念并不来自这些事情。实际上，它根本就不是一个观念，也就是说，它不是经过思考后得出的。它不是先通过想象产生，再通过思考加以确认，最后才相信的某样事物。举例来说，我一向怀疑关于主耶稣的一切事情，从来也没有相信过这些事，尽管我对这些事的印象远比对上帝的印象更深刻，上帝通常只是作为背景被一笔带过。为什么我会认为上帝是必然存在的呢？为什么这帮哲学家假惺惺地称上帝是一种观念，一种主观的假定，人们是否能生成这种观念完全是随机的呢？上帝的存在是明摆着的事实，明显得就像一块砸在人们脑袋上的砖头。
突然，我明白过来，上帝——至少对我来说——是一种最确定、最直接的体验。毕竟那个关于大教堂的可怕场景不是我捏造出来的。恰恰相反，这是一个强加给我的体验，带着极大的恶意迫使我去思考它，而后，又使我感到了无法言表的天恩。我根本无力控制这一切。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帮哲学家一定是有病，他们竟然认定上帝是一种有讨论余地的假设。而且，这帮哲学家对上帝的阴暗行为未加评论，亦未做任何解释，这也令我极不满意。在我看来，这些尤其值得哲学这一学科的研究者去注意和思考，因为它们构成了一个我认为神学家很难回答的问题。最令我失望的是，我发现，哲学家显然不曾听说过这个问题。
因此，我转向了另一个我感兴趣的主题，即关于魔鬼的词条。我读到，如果我们认为魔鬼最初就是邪恶的，那么我们便明显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也就是说，我们便陷入了二元论之中。因此，我们最好假设魔鬼最初被创造出来时本是良善的，只是过于骄傲才堕落了。然而，正如这一条目的作者所指出的——我很高兴看到这一点被指明了——这种假说为了解释邪恶，也预设了一种邪恶，即骄傲。作者继续讲道，至于其他造物，其邪恶起源是“无法解释和无法说明的”——这在我看来便是，作者像神学家一样，不想对此加以思考。于是，关于魔鬼及其起源的条目，也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启发。
上面的一番言论是在好几年的时间里，我的一系列思想观念的发展变化的总结，中间有好几次长时间的中断。这一切仅仅在我的第二人格之内发生，并且非常私密。我偷偷地在我父亲的图书室中进行钻研，并没有征求他的许可。在中断的时期，我的第一人格公开地读着格斯塔克（Gerstacker）的小说，以及一些英国经典小说的德语译本。我也开始阅读德国的文学作品，主要是一些经典作品，学校里经常对这些浅显的经典作品做画蛇添足的解说，不过这并没有使我失去兴趣。我阅读广泛且漫无目的，戏剧、诗歌、历史，后来又加上了自然科学。读书不但有趣，而且是一种有效且有益的分心物，使我得以从第二人格让我渐渐变得抑郁的先入之见中解脱出来。在宗教问题的领域中，我处处碰壁，偶尔碰到一两扇门，门后的一切也往往令我感到失望。而其他人似乎完全不在意这些事情。在一些我坚信的问题上，我感到非常孤独。我比以往更想与人交流，可是我找不到一个共同的话题。相反，我在别人身上觉察到了隔阂、不信任和恐惧，我只好将话咽回肚里去。这种情形也使我抑郁。我不知怎么办才好。怎么会没有人有过与我相似的体验呢？我有一肚子问题。教科书里怎么会对此只字不提呢？难道只有我一人有这种体验吗？我从没有怀疑过自己可能是疯了，因为在我看来，上帝的光明面与阴暗面都是可以被理解的事实，尽管这个事实非常沉重。
我觉得自己常常受到排挤，别人把我当成一种威胁，这意味着孤立，而令我更不愉快的，是我屡次被不公正地当成了替罪羊。此外，在学校里发生的一件事增添了我的孤独感。我的德文课成绩一向平平，因为我对这门课的内容一点儿都不感兴趣，尤其是德语语法和句法。我既有惰性，这门课又着实无聊。作文题目在我看来常常浅薄或愚蠢，所以我写的作文不是东拉西扯，就是故作深沉。我的成绩总是处于中游，而这恰恰很适合我，因为我有不想引人注意的倾向。总的说来，我中意出身贫穷的同学，因为他们和我一样家庭背景并不显赫，我还喜欢不是很聪明的那些同学，尽管我也常常因他们的愚蠢无知而恼怒。我之所以有这样的偏好，是因为这些同学身上有某种我非常需要的特点——由于他们单纯，他们觉察不到我身上有什么异常之处。我的“异常”逐渐赋予了我一种令人不愉快的、相当恐怖的感觉。我一定拥有某种冷淡的气质，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却使我的老师和同学与我疏远了。
在这些先入之见中，下面一件事正如晴天霹雳一般。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作文题目，我恰好对之很感兴趣。所以，我劲头十足地写了起来，写出了我认为工整而成功的一篇作文。我本指望它能够得一个相当高的分数——不用是最高的，因为那将使我引起别人的注意，我只是想要得一个第二高的分数。
我们的老师每次都会按照优劣顺序点评我们的作文。他点评的第一篇作文是全班成绩最好的那个男生写的。这很正常。接下来，他又点评了其他同学的作文，我苦苦等待着他念到我的名字，可是始终没有等到。“这不可能，”我心想，“我的那篇作文不可能比这些破文章还差。这是怎么回事呢？”莫非我就是不适合与人竞争吗——而这便意味着被孤立，这是最糟糕的一种引人注意的方式。
在点评完所有文章之后，老师停顿了片刻。然后他说：“我手里还有一篇作文，荣格的作文。这是迄今为止我看过的最好的一篇作文，我应该把它排在第一个。但不幸的是，这篇文章是抄袭的。你是从哪儿抄的？说实话！”
我猛地站了起来，我吓坏了，同时也十分震怒，我吼道：“我没抄！我费了很大功夫才写了这篇好作文。”但是老师也对我吼道：“你说谎！你绝对写不出这样的作文，没有人会相信的。好了——你是从哪儿抄的？”
我徒劳地宣誓我是清白的。老师坚持着他的成见。他还威胁我说：“我告诉你，等我查出你是从哪儿抄的，你就等着被学校开除吧。”他转身离开了。同学们则向我投来了鄙视的目光，我恐惧地意识到，他们的潜台词是：“啊哈，原来是这样。”我的辩词亦石沉大海。
我感到自己从此被打上了烙印，一切能够让我摆脱与众不同的路全都被封死了。我伤心欲绝，感觉自己备受侮辱，发誓一定要报复这个老师，倘若我真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做出无法无天的举动。可是，我究竟怎样才能证实这篇文章并不是我抄来的呢？
我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件事，好几天都在我脑中挥之不去，而且我再次得出结论：我对此是无能为力的，昏了头的愚蠢的命运捉弄了我，使我成了骗子和作弊者。我终于明白了很多此前不理解的事——为什么有一次我父亲问及我在学校的表现时，有一个老师说：“噢，他是一个中等生，但是他非常勤奋。”我被认为是相对愚蠢和浅薄的，这并没有真正惹恼我。但是，他们居然认为我会作弊，由此彻底否定了我的道德，这使我感到愤怒。
我的悲伤与狂怒差点儿失去了控制。不过随后有什么事发生了，这是我以前便体验过几次的——我的内心一下子安静下来，仿佛一扇隔音门将喧闹的人群挡在了门外。突然一阵冷静而好奇的情绪降临到我的身上，我于是自问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呢？是的，你被激怒了。当然，这个老师是白痴，他不了解你的本性——他并不像你自己一样了解你。因此，他起码也跟你一样不值得信赖。你不信赖自己，也不信赖别人，这就是为什么你偏爱那些天真、单纯、一眼就能看穿的人。一个人之所以被激怒，是因为他不能理解他遇上的事情。”
这些想法不带有情绪或偏见，它们与我的第二人格的观念之相似使我震惊了，尽管我不愿意想起那些禁忌的思想，但是这些观念留给我的印象实在是太强烈了。尽管那时我仍然看不出我的第一人格与第二人格之间的差异，尽管我仍然认为第二人格的世界是属于我个人的世界，但是在心底深处，我也隐隐感到有某种除我之外的事物的参与。这仿佛是伟大的宇宙、无尽的空间吐出的一缕气息触到了我，又仿佛是看不见的灵魂进入了一个房间——这个灵魂属于一个死去很久的人，但是它永远不灭地存在着，并将一直存在下去。这类灵魂最终往往会带着一层内在的神性的光芒。
当然，那时候的我是不可能用这些语句来表达自己的，我的意识状态尚没有达到这一水平，而现在我亦不想把后来的意识添加到当时的故事中。我只是想要表达我当时的感受，并借助我现在已有的知识，照亮那个昏暗的世界。
在上述事件发生几个月之后，我的同学给我起了一个外号——“亚伯拉罕祖宗”（Father Abraham）[8]。我的第一人格无法理解为什么我得到了这个外号，认为它蠢得可笑。然而在心底某处，我却觉得这个外号正中要害。任何指向这一处的暗示对我来说都是痛苦的，我读的书越多，对城市生活越熟悉，我便越来越强烈地觉察到，我正在得知的事情，比如现实，遵循另一种秩序，不同于我在乡村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世界观。在我成长的乡村，有着河流和树林，人们和动物住在一个小村庄里，沐浴在阳光中，头顶上有风吹着云朵飘过，夜晚被黑暗笼罩，不知会发生何事。它不仅仅是一个能在地图上找到的地方，而是“上帝的世界”，由上帝一手安排，充满了神秘的意义。但很明显，人们并不懂得这一点，甚至连动物也不知为何失去了感知它的能力。这种现象随处可见，例如，在奶牛悲伤、茫然的神情里，在马逆来顺受的眼神里，在忠心的狗对人类的极度依赖里，甚至在将房屋与粮仓作为居所与狩猎场的猫的自信的步伐里。人类与动物类似，也一样缺乏意识。他们低头看地上、仰头看树上，就是为了寻找可以使用的东西，或者是有其他什么目的。人类像动物一样成群结伴、互相争斗，忽视了他们居住在同一个宇宙中，都处于上帝的世界里，在一种一切都生存着但同时亦都已经死去的永恒里。
因为动物与我们如此相像，也像我们一样无知，我喜爱一切恒温动物，它们的灵魂接近我们，而且我想，我们对它们有一种本能的理解力。我们体验过相伴的喜与悲、爱与恨、饥与渴、恐惧与信任——这一切都是生命的基本属性。与此不同的则是语言、敏锐的意识以及科学。尽管我也像大众一样尊敬科学，我还是看出科学会使人类疏远并背离上帝的世界，这便导致了人类的堕落，而动物是不会有这种堕落的。动物是可爱的、忠诚的，也是恒久而值得信赖的。对于人类，我却比以往更不信任。
我不认为昆虫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动物，我还认为冷血脊椎动物是通向昆虫这种低等动物的一个过渡阶段。属于这一等级的造物是供人观察与收集的物体，只是奇珍罢了，是异己的、不属于人类之列的。它们不具有人格的表现形式，更接近植物但远离人类。
在地球上，“上帝的世界”最初的表现形式是植物界，作为一种最直接的联系方式。这就好像一个人在审视造物主的行为，而造物主兀自创造着玩具与装饰品，浑然不觉自己正在被观察。另一方面，人类与各种严格意义上的动物，均是独立的上帝的碎片。这就是为什么人类与严格意义上的动物能够自主移动，并选择自己居所。而植物则被固定在某一个地方，不论这地方是好是坏。植物所表现的不仅是美，还是上帝的世界的思想，它们本身没有意愿，也没有偏向。特别是树林，它是神秘的，我觉得它直接体现了生命的不可思议的含义。所以，当我身处树林之中时，我便感觉亲近了上帝的世界，了解了其深刻的意义和令人敬畏的作品。
我对哥特式大教堂的逐渐了解强化了上述印象。但是在哥特式大教堂里，宇宙的无穷、有意义和没意义的混沌、客观意图与力学法则，均被石头包裹起来了。这一切包含且本身就是存在的无尽神秘，是精神的具象体现。我曾隐隐感觉到我与石头之间的亲密联结，就是我与石头都具有的神圣本性，死物与活物都具有这种神圣本性。
正如我已说过的，在那个时期，我的能力尚不足以形象地描述自己的感觉与直觉，因为它们都发生在第二人格之内，我那主动的具有领悟力的自我一直处于被动状态，被卷进了经历过数个世纪的那位“老人”的领域。在体验这位老人及其影响力时，我奇怪地未进行任何思考。当这位老人出现时，我的第一人格会淡薄到几乎不存在的程度，而当我的自我变得接近第一人格并处于主宰地位时，这位老人——即使我还没有完全将他抛在脑后——便显得像一个遥远而不真实的梦了。
在16岁至19岁之间，环绕着我的迷雾渐渐消散了，头脑的抑郁状态也得到了改善。我的第一人格变得越来越清晰。上学与城市生活占据了我的全部时间，我的知识越来越丰富，逐渐渗透并抑制了直觉中那个充满预兆的世界。我开始系统地对我靠意识拟定的问题进行探索。我阅读了一本哲学史简论，通过这本书概括性地了解了哲学领域中已经被思考过的问题。令我满意的是，我的很多直觉都在历史上有对应物。最重要的是，我迷上了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及柏拉图的思想，尽管其使用的苏格拉底式辩论法十分冗长。他们的思想十分美妙但纯属空谈，像画廊里的画作，稍微有点儿距离感。只有在梅斯特·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的著作中，我才找到了生命的气息——这并非说我能理解他。经院学者使我觉得冰冷，而圣·托马斯那种亚里士多德式的理智主义在我看来比荒漠更了无生气。我想：“他们全都想要通过逻辑技巧生硬地得到某种他们本没有权限得到，也并非真正懂得的东西。他们想要证明一种信仰，但实际上信仰是基于体验的。”他们在我眼中就像那种听说有大象存在但从未亲眼见过的人，却竭力想通过论证来证明。基于逻辑的考量，这样的动物一定是存在的，它们的构成也一定和实际上的一样。很容易看出，18世纪的批判哲学为何没有引起我的兴趣。在19世纪的哲学家之中，黑格尔由于其语言的傲慢与拗口使我对他敬而远之，我对他完全不能信任。他在我眼中就是一个囿于自己词句中并傲慢地在其中夸夸其谈的人。
不过，我的搜索所得的最大收获是叔本华。叔本华是第一个谈到世上痛苦的人，这些痛苦显而易见就在我们周围。此外还有混乱、受难、邪恶——而其他人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总是试图将它们融入包容一切的和谐里，让它们变成可理解的。终于出现了一个哲学家，他有胆量看到宇宙的基础并非一切都是向善的。这位哲学家既不讲造物主的全善全智的远见卓识，也不讲宇宙的和谐，而是率直地指出，在人类历史的悲剧进程与自然的残酷中，潜伏着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创造世界的意志是盲目的。我早期对病死的鱼、患疥癣的狐狸、冻僵或饿死的鸟儿的观察，还有藏在鲜花盛开的草坪之下的无情悲剧——蚂蚁将蚯蚓折磨致死、昆虫将同类撕成碎片等，都能证实这一点。此外，我与人类打交道的经历也教我不能相信人性本善且正派。可以说，我很清楚自己只是正在逐渐地与动物区分开来罢了。
我毫无保留地赞同叔本华对世界所做的阴暗的描述，但是我并不赞同他为这一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法。我敢肯定，叔本华所使用的“意志”一词，实际上指的是上帝，是造物主，也就等于说，上帝是盲目的。我从经验中得知，上帝并不会因为对他的亵渎而动怒，相反，他甚至很可能会鼓励这样做，因为上帝想要唤醒的不仅是人类光明而积极的一面，还有人类阴暗与邪恶的一面。因此，叔本华的观点并不使我感到苦恼。我认为这个结论是有根据的。但是，叔本华的另外一个理论却使我大失所望，他说只需用理智使盲目的意志看到其本身的形象，即可使其发生转变。可是，既然意志是盲目的，它又怎么能看见自己的形象呢？即使它能看见，它看见的也只是它愿意看见的，那么，它又怎么会被说服从而做出改变呢？此外，这里的理智又是什么呢？理智是人类灵魂的一种功能，它不是镜子，而是镜子的一块无穷小的碎片，就像被孩子举在手里对着太阳的镜子碎片，然而这个孩子却希望它能够亮花太阳公公的眼。使我不解的是，叔本华怎么会对这样一个牵强的解释感到满意呢。
这件事促使我更详尽地研究起叔本华来，随后，他与康德的关系逐渐引起了我的关注。于是我便开始阅读哲学家康德的著作，特别是《纯粹理性批判》，它使我陷入了深思。我的辛苦有了回报，因为我发现了——起码我是这样以为的——叔本华哲学体系的根本缺陷。叔本华的致命错误，是将一个形而上学的论断当作现实存在，还赋予了其一个单一的实体，认为其是自在之物（Ding an sich），并具有特定的特征。我是从康德的知识论中得知这一点的，知识论带给我的启迪甚至比叔本华的“悲观”世界观带来的更多。
这一次我受的伤害不如第一次那样严重，因为不管老师嘴上怎么说，他毕竟对我的作文印象很深，并且没有指责我是抄袭的。我反驳了他的指责，但是他却又以这样的评论反驳道：“《诗的艺术》（Ars Poetica）指出，最优秀的诗歌抹去了创作时的刻意。但是我不相信你的作文也是这样的，因为它显然是一挥而就的，并没有花什么力气。”我明白了，其实我的作文是颇有些见解的，只是这位老师懒得讨论它。
这件事给我带来了些许痛苦，而来自我的同学们的怀疑则更为重要一些，因为他们威胁我说要让我像从前那样孤独和消沉。我绞尽脑汁，竭力想弄清楚我做的哪件事会让他们如此诋毁我。经过了一番仔细的询问，我发现他们之所以讨厌我，是因为我经常对自己没有可能懂得的事情加以评论或暗示。比如说，我装得好像很懂康德与叔本华的哲学，还有古生物学，而在学校里我们尚未开始学习这些。这些惊人的发现让我明白，这些要紧的话题皆与日常生活没有关系，它们像我最隐蔽的秘密一样，属于“上帝的世界”，我最好不要与别人谈起它们。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上帝的世界”这一表达方式听上去有些伤感。但是在我看来它丝毫不具有感伤的属性。一切超越人类的事物都属于“上帝的世界”——耀眼的光芒、深渊的黑暗、无穷时空的冷峻漠然、无理的随机世界的离奇诡谲。“上帝”对我来说即是万事万物——他具有一切特征，除了“给人以启迪”。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的父母或其他人越来越频繁地问起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想法。我的兴趣使我左右为难。一方面，我觉得科学十分有吸引力，因为科学真理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和比较宗教学有关的一切都很迷人。在科学方面，我主要沉浸于动物学、古生物学和地理学之中；在人文科学方面，我则被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和史前考古吸引。当然，我在当时并未认识到，我选择的学科如此多样化，其实正对应着我内心的两种人格。科学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具体的事实及其有历史可循的背景，而比较宗教学吸引我的地方则是与精神相关的问题，其中也牵扯到了哲学。在科学上，我忽略了意义这一因素；而在宗教学上，我忽视了经验主义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科学满足了我的第一人格的需要，而人文历史研究则为我的第二人格提供了有益的教导。
由于同时被两个极端牵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决定选择哪一端。我留意到我的舅舅，他身为我母亲家族的一家之主，以及巴塞尔圣·奥尔本教堂的牧师，正在温和地将我推向神学的一方。他的几个儿子都是研究神学的。有一次，他正与一个儿子讨论一个宗教问题，我正好也在场，我全神贯注的神情没有逃过他的眼睛。我想知道有没有一些神学家，会深入地研究那些与宇宙有关的高深得令人目眩的问题，并因此拥有比我的父亲更丰富的知识。然而他们的对话并不曾让我感到他们有多关心真实的体验，更不用说我曾经历的那些体验了。他们只谈到了《圣经》中的教条观点，所有这些观点均令我感到相当不愉快，因为《圣经》中有太多令人难以相信的奇迹了。
我在高级中学读书期间，每个星期四都可以去这位舅舅家中吃午饭。我感念于他，不只是午饭的缘故，还因为这给了我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使我能够在餐桌上听到成年人的、机智而理智的谈话。发现这类谈话的存在对我来说已属不可思议的经历了，因为在我家里，我从未听到任何人讨论学术上的问题。有几次，我确实想过和父亲严肃地谈一谈，但总是被他不耐烦地急忙回避了，这令我十分不解。直到几年之后，我才慢慢明白过来，我可怜的父亲是不敢进行思考的，因为他已经被内心的疑问折腾得心力交瘁了。他在逃避他自己，坚守着盲目的信仰。他亦无法将这信仰当作恩赐来领受，他想要“通过斗争来赢得它”，通过痛苦的努力来换取恩赐的降临。
如此种种，我越来越觉得和舅舅一家一同用餐是件让人不适的事。由于常常心怀内疚，这些星期四渐渐变成了我的倒霉日。在这个社会安定、精神安逸的世界里，我越来越不自在，尽管我也饥渴地期待着偶尔出现的激发心智的涓涓细流。我自觉不诚实与可耻。我向自己承认说：“没错，你是个骗子，你说谎欺骗了那些对你怀有好意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一个有着确定的社会文化的世界里，不曾尝过贫穷的滋味，他们的宗教同时也是他们所受雇的职业，他们也完全不曾料到，上帝本人会把一个人拖出秩序井然的精神世界，迫使他说出亵渎的话——而这一切都不是他们的错。而你无法向他们解释这一切。所以，你必须背上这个黑锅，然后学着忍受它。”不幸的是，那个时候我完全不能胜任这一任务。
随着这种道德冲突的增强，第二人格对我来说日益变得可疑和可憎了，我不能够继续自欺欺人地否认他的存在。我竭力想消除第二人格，然而这也同样未能成功。当我在学校时，或与朋友在一起时，我可以忘记他，在我学习科学时，他也会消失不见。但是，一旦我落了单，在家里或者在乡间的时候，叔本华和康德便又猛地出现了，同时出现的还有宏伟壮观的“上帝的世界”。我的科学知识便成了它的一个部分，使整幅图景充满了生动的色彩与人物。这个时候，我的第一人格和他在选择职业上的困难都烟消云散了，一切都成了19世纪90年代的小小插曲。然而，当我从18世纪的漫游返回现实时，我总觉得有种痕迹留在了我身上。我——或者说我的第一人格——生活在此时此地，早晚都得对自己想要选择的职业有一个明确的想法。
我可以向我的父亲保证，我一点儿都不想成为神学研究者。不过，我仍然在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摇摆不定。这两者都强烈地吸引着我。我渐渐意识到，我的第二人格是无处可依的。当第二人格浮现时，我便被提升了，不再处于当下的时空；此时，我感觉自己仿佛是宇宙的千万只眼睛中的一只，但我又动弹不得，就好像嵌在大地上的一块石子。我的第一人格对抗着这种被动，他想拔地而起，有一番作为，但是眼下他却身陷无解的矛盾之中。显然，我能做的只有静观其变。当别人问我想成为什么的时候，我便会习惯性地回答“语言学者”，实际上是在暗指亚述与埃及考古学。然而实际上，我仍在业余时间里继续研读科学和哲学，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我与母亲还有妹妹一同待在家里。曾经那些跑到母亲跟前抱怨“太无聊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好”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假期已经成了一年里最美好的时光，我可以独自一人做自己高兴做的事。此外，至少在暑假的时候，我的父亲是不在家中的，因为他往往会去萨克森（Sachseln）度假。
仅有一次，我也去外地度假了。那是在我14岁的时候，根据家庭医生的医嘱，我被送往恩特勒布赫（Entlebuch）进行治疗，家人希望能够改善我时好时坏的胃口和不稳定的健康状况。这是我第一次独自与陌生的成年人交往。我借住在一位天主教神父的家里。对我来说，这是一场恐怖但引人入胜的冒险。我很少能看见这位神父，他的管家虽然算不上是一个使人害怕的人，但略有些粗暴。我没有遇到一丁点儿对我有威胁的事。监护我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乡村医生，他经营着一家旅社式疗养院，为各种康复期的病人提供服务。那里的病人可谓五花八门——有农户、基层官员、商人，还有一些来自巴塞尔的很有学问的人，其中有一位化学家，他的学问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取得了博士学位。我父亲也是一位哲学博士，但他只是语言学的博士罢了。这位化学家则使我耳目一新——他是一位科学家，或许还是懂得石头秘密的人之一。他当时尚年轻，还教我玩槌球游戏，但是在我面前却一点儿都没有流露出知识极为渊博的样子。而我则由于太羞涩、不善言辞和无知而什么都没敢问他。我尊敬他，他是我这辈子亲眼见到的第一个已经开始了解自然秘密的人——至少是其中一部分秘密。他和我同一桌吃饭，吃的是和我一样的饭菜，间或与我交谈几句。我觉得自己似乎进入了成年人那令人崇敬的世界。我还被准许参加为寄宿者安排的短途旅行，这也印证了我地位的提升。在某一次短途旅行中，我们参观了一个酿酒厂，他们还邀请我们品评了他们的产品。就像诗里说的：
因为此饮实为蜜酒。[10]
我发觉这些各式各样的小玻璃杯让我飘飘欲仙，进入一个我不曾料到的全新的意识状态，很有启发性。内部和外部的界限消失了，“我”和“别人”的界限消失了，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也都消失了，谨慎和胆怯都无影无踪了，天和地，宇宙和其中的一切爬行、飞翔、循环、上升或下落的一切，都融合成了一体。我羞耻地、光荣地、得意扬扬地醉了。我仿佛沉入了一片极乐至福的海洋，却又因海浪汹涌，只觉得街道在起伏，房屋和树木在摇摆，于是我只好全神贯注、四肢并用地紧贴一切坚实的物体以保持平衡。“真是不可思议啊，”我心想，“美中不足是喝得稍微多了那么一点儿。”这一经历让我吃了些苦头，但是不管怎么说，它是一个新发现，蕴含着美与意义，只是我的愚蠢无知糟蹋了它。
我的疗养期即将结束，父亲前来接我了，我们一起去了卢塞恩，在那里——幸福来了！——我们登上了大轮船。我以前从未见过像轮船这样的东西。蒸汽发动机的运转我怎么都看不够，转眼间，便有人告诉我们维茨瑙（Vitznau）到了。这个村庄里有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我的父亲这时便向我解释说，这是瑞吉峰（Rigi），有一条齿轨登山列车一直通到山顶。我们来到了一个小车站，那里停靠着一个世上第一古怪的火车头，其锅炉以一个奇怪的角度竖立着。父亲将一张车票塞到我的手里，说道：“你可以一个人乘车去山顶上。我就在这儿等你，因为两个人都上去就太贵了。注意安全，别半道上摔下来。”
我高兴得说不出话了。我站在这座宏伟的大山脚下，觉得它比我见过的任何一座山都要高，很像是我在遥远的童年时代见过的被夕阳染得通红的山脉。如今，我真的已经差不多是大人啦。为此次出行，我给自己买了一根竹杖和一顶英式轻便鸭舌帽——这真是最适合环游世界者的装备了。而且现在，我即将登上这座宏伟的山了！我恍然搞不清楚谁更高大——是我还是山。这辆奇妙的登山列车高鸣一声，晃晃****地载着我上升到了令人晕眩的高度，亘古不变的深渊与一望无际的美景展现在我的眼前，最终，我站在了空气稀薄的山顶上，放眼望向无法想象的辽阔空间。“对的，”我想道，“就是这里，这是我的世界、真实的世界、我的秘密，这里没有老师、没有学校、没有无解的难题，一个人可以只是存在着，什么都不需要问。”我小心翼翼地走在山路上，周围都是悬崖峭壁。一切都十分庄严，而且我觉得，只要一个人登上了这里，就必须变得谦恭而沉默，因为他已身处上帝的世界之中了。这里是上帝世界的有形存在。这便是我父亲曾经送给我的最好也最珍贵的礼物。
几十年里，每当我因工作过度而感到疲惫，想要休息片刻的时候，这一景象便会浮现出来。在现实生活中，我屡屡期望能够亲眼见到这种壮丽景象，但却从未得偿所愿。
这便是我的第一次有所感悟的旅行，在一年或两年后，我又迎来了第二次这样的旅行。我的父亲在萨克森度假期间允许我前去看望他。他告诉我一个令人钦佩的消息，他与当地的天主教神父成了朋友。这在我看来是一种异常大胆的行为，我不禁暗暗钦佩我父亲的勇气。在萨克森期间，我参观了弗鲁利（Flüeli）的修道院与克劳斯修士（Brother Klaus）的圣物，克劳斯修士此时已经是一位真福者了。我不清楚天主教徒是如何得知他已经升天并位列真福的。或许他还在四处游**，亲口告诉人们他的近况。这位当地的守护神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我不只能够想象得出这种将全身心都奉献给上帝的生活，甚至还能够理解它。但是与此同时，我的心里却不禁打了个寒战，想起了一个无解的问题——他的妻子和孩子如何能够承受一个圣人来做他们的丈夫和父亲呢？难道不恰恰是由于我的父亲有缺点与不足，我才格外爱他的吗？“对啊，”我想道，“谁能与圣人一同生活呢？”显然，克劳斯修士也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才当了修士。尽管如此，他所在的小修道院离他的家并不远。我想，这个主意倒是不错，让家人住在家里，而我则住在相隔不远的小屋里，屋里摆着一堆书和一张写字台，再生上一捧明火，可以用来烤栗子，也可以在上面架一个三脚锅煲汤。作为一个神圣的修士，有了属于我自己的小教堂，我便不再需要去教堂了。
我从小修道院漫步向山顶而去，一路上陷入沉思之中，正当我转身要下山时，我的左手边突然出现了一个身材纤细的年轻姑娘。她穿着当地人的服装，有一张美丽的脸庞，用她友善的蓝眼睛向我致意。仿佛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我们并肩向山下走去。她和我年纪相仿。因为我并不认识除了我表姐妹之外的女孩，我感觉十分紧张，也不晓得该跟她说些什么。于是我支支吾吾地开始解释，我来此地是为了度假，我在巴塞尔的高级中学上学，以后想进大学学习。说着说着，一种命中注定的奇怪感情袭上了心头。“她正好在这一刻出现了，”我心想，“而且她万分自然地与我同行，仿佛我俩是天生一对似的。”我从眼角扫了她一眼，瞥见她的表情混杂着害羞与钦佩，这使我略微窘迫，但不知怎的有点儿感动。我思忖着，这是命中注定的吗？或者我与她的相遇只是偶然？一个农家女孩——有这等巧事吗？她是个天主教徒，也许她的神父正好是我父亲刚刚结交的那位朋友？她连我姓甚名谁都不知道。我当然不能与她谈叔本华或者谈意志之否定，难道不是吗？可是，她看上去绝对没有一丝威胁。也许她的神父并不是一名隐藏在一袭黑袍之下的耶稣会会士，不过我也不能告诉她我的父亲是新教的牧师。这可能会吓坏她，或者冒犯她。至于谈哲学、谈魔鬼——尽管歌德把魔鬼描绘得十分愚蠢，但是魔鬼也仍然比浮士德重要多了——也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她尚居住在淳朴无知的净土之上，而我已经一头扎进了现实之中，扎进了造物的壮美与残酷之中。她若是听说了这些，又怎么受得了呢？我们之间矗立着一堵牢不可破的墙。我和她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