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对科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我仍时不时地回顾一下我喜爱的哲学书籍。我该选择哪一种职业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我热切地盼望着中学时代结束。因为那样我便可以去大学里学习了——我当然要学自然科学。这样一来,我便能掌握一些实际的知识了。但是一旦我对自己做出了这一许诺,我心中的怀疑也就接踵而来了。我不是更喜欢历史和哲学吗?还有,我不是对有关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一切都很感兴趣,希望能当一名考古学家吗?但是,我并没有足够的钱去巴塞尔以外的地方学习,而巴塞尔并没有教授考古学的老师。于是这种愿望便很快熄灭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下不了决心,于是我便一再地拖延做决定的期限。我的父亲十分焦急,有一次他说:“这个孩子对一切能想象得到的事物都感兴趣,但是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认为他这话说得太对了。随着注册日期的临近,我们必须得决定去哪个院系报到了,我临时选择了科学,但我的同学们却对我的选择颇感疑惑,不知道我究竟会选择科学还是人文学科。

这一表面看来颇为突然的决定,其实也有它的依据。几个星期前,就在我的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争夺做决定的权力时,我做了两个梦。在第一个梦里,我在一片沿莱茵河河岸延伸的树林里,树林阴森森的。我爬上了小山坡,来到一座古坟前动手挖掘起来。出乎我意料的是,过了一会儿,我竟挖出了一些史前动物的骨头。我欣喜若狂,并在那一刻懂得了:我一定得认识大自然,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和我们周围的万事万物。

接着,我又做了第二个梦。这一次,我身处一片树林之中,其间河流纵横,我看见在最幽暗的地方有一个圆形水塘,被浓密的灌木丛围绕着。有一种一半身子浸在水里的最诡异、最神奇的造物,它是一只球状的动物,浑身闪烁着乳白色的光芒,它由无数个微小的细胞,或者说由无数个形如触手的器官构成。它是一只巨大的放射虫目的动物,直径大约三英尺。如此壮美的生物竟躺在这样一个鲜有人迹、不为人知的地方,置身于如此清澈的深流之中,我觉得这实在是妙不可言。它使我燃起了强烈的求知欲,当我从梦中醒来后心还怦怦直跳。这两个梦以排山倒海之势将我推向了科学一边,打消了我所有的疑虑。

我心里也清楚,在我生活的这个时代和环境里,一个人必须得有一个谋生的手段。想要做到这一点,我就必须得选择一个职业,而我的同学们都被这一答案洗脑了,以至他们从来不想别的,这也令我印象深刻。我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古怪。为什么我就不能下定决心,全心全意地去做一件确定的事呢?甚至连我那死记硬背的同辈D君,他曾被我的德语老师树立为勤奋而自觉的楷模,都已经早早地决定要学习神学了。我明白,我必须安下心来把这回事想明白。比如说,如果我选择学动物学,那么我将来就只能做中学教师,或至多在动物园里当个雇员。学动物学是没有前途的,即使一个人并没有什么远大志向——当然了,我会更乐意在动物园里工作,而不愿意当一个中学教师。

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我突然灵机一动——我可以学医啊。奇怪的是,我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尽管我的爷爷曾是一名医生——我听过太多关于他的故事了。说句心里话,正是因为我的爷爷曾是一名医生,我对这个职业其实颇有抵触。我的座右铭便是——“唯独不要跟风”。但是,如今我却告诉自己,学医至少要以多种科学学科作为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便可以做我想做的事了。况且,医学的范围很广,以后总是有机会去专攻某一项的。我坚定地选择了科学,于是唯一的问题变成了——该如何实现呢?我必须自己挣出吃穿用度所需的钱,可是,既然我没有钱,我便无法去国外上大学并获得能够使我从事科学职业的训练了。我顶多能成为一个科学的业余爱好者。而且既然我的人格使得我的大部分同学或管事的人(也就是老师们)都不喜欢我,我也就不指望能找到一个愿意赞助我的追求的人。因此,当我最终决定选择医学时,我并不觉得愉快,而是觉得通过这样一个折中的选择开始我的生活并不是什么好事。不管怎么说,在做出了这个不可逆转的决定之后,我如释重负似的松了一口气。

令人头痛的问题来了——去哪儿弄这笔钱呢?我的父亲只能提供一部分。他替我向巴塞尔大学申请了助学金,令人羞耻的是,这项申请居然被批准了。我之所以觉得丢脸,主要原因并不是这一举动向全世界宣告了我家的贫困,而是我一向私下里相信,所有上层人士,即说话能算数的人,都对我没什么好感。我从来不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好处。我显然是由于我父亲的名声而得到了照顾,他是一个朴实的好人。然而,我觉得自己和他完全不同。实际上,我对自己有两种迥异的认知。在我的第一人格眼中,我是个难以相处、资质一般却又心气很高的年轻人,不受管教,经常做出可疑的举动,时而天真热情,时而幼稚沮丧,归根结底是一个遁世者和反启蒙主义者。另一方面,我的第二人格把我的第一人格当作一个费力不讨好的道德任务或一门不管怎样都必须完成的课程,并认为其犯有种种过错,比如一阵一阵的懒惰、泄气、忧郁,以及对别人所不齿的观念或事物抱有不恰当的热情、轻信一厢情愿的友谊、目光短浅、抱有偏见、愚蠢(尤其是数学!)、对别人缺乏了解、在哲学问题上举棋不定且糊里糊涂,此外既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又没有其他归属。第二人格没有任何确定的性格特征,他是一个已经过去的人生,包含着生与死,以及一切的一切。他是人生的全景。尽管他对自己有着清醒冷酷的认识,但并不能通过第一人格这一浓暗媒介将自己表现出来,哪怕他渴望能这样做。当第二人格处于支配地位时,便将第一人格掩盖并彻底抹去了,反过来也是如此,处于支配地位的第一人格也将第二人格化为了内心一个阴暗的角落。第二人格感到,他能想到的每一种表达自己的方式,都只如被掷出了世界边缘的一块石头,无声地跌进了无尽的黑暗里。不过在他自己(第二人格)身上,光明是主宰,恰如皇家宫殿里美轮美奂的大厅,其高大的窗户全部开向阳光明媚的景致。意义和历史连续性便由此显现,与第一人格充满毫无关联的偶然事件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第一人格并未真正地接触过环境;而第二人格觉得自己暗暗地与《浮士德》中描绘的中世纪相契合,与一种过去的遗存一致——这一遗存显然使歌德内心深处激动不已。因此,对歌德来说,第二人格也是一种真实——这令我深感安慰。我于是震惊地认识到,对我来说,《浮士德》比我深爱的圣约翰《福音书》更加意义深刻。在《浮士德》中有某些直接触动了我感情的东西。圣约翰讲的基督,在我看来则显得古怪,而其他人的福音书里讲的救世主则更加古怪。然而浮士德却是我第二人格的生动的等同物,而且我相信,浮士德还是歌德向他所在的时代做出的回应。这种洞见不但使我觉得宽慰,它还给予了我一种更强的内在安全感,一种对人类共同体的归属感。我不再是孤立的了,也不再是一个奇怪的人、一个大自然开的残忍玩笑。伟大的歌德便是我的教父和我最信赖的权威。

这个时候,我又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既让我恐惧,也令我鼓舞。梦中正值午夜,我身处某个不知名的地方,顶着强劲的大风缓慢而痛苦地前行。浓雾笼罩着一切。我用双手捧着一盏小灯,它似乎随时都有熄灭的危险。一切都取决于我是否能够保住这颗火苗。突然间,我感觉有什么东西正从背后靠近我。我回头张望,看见一个硕大无比的黑色影子紧跟在我身后。但是在这个时候,尽管我十分恐惧,却也清醒地知道,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危险,但我必须保护我的小灯在这个狂风之夜不熄灭。我醒来之后立即便意识到,这个影子其实是“布罗肯山的幽灵”,即在我捧着的小灯的照耀之下,投射到迷离烟雾之中的我自己的影子。我还知道,这盏小灯其实就是我的意识——我仅有的光明。我自己的理解力是我拥有的唯一珍宝,也是我最大的财富。比起黑暗的威力,虽然这盏小灯十分渺小脆弱,但它仍有一丝光明,我仅有的光明。

这个梦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启示。如此我才明白了,第一人格是提灯者,第二人格则是跟在第一人格身后的一个影子。我的任务便是守护这盏灯,而且不能回头去看那个已然圆满的生命,那显然是一个被不同种类的光照耀的禁忌领域。我必须逆着暴风雨前进,这暴风雨要将我卷入一个无比黑暗的世界中。在那里,人们只能了解事物的表面,而不能触及其他的部分。在第一人格的角色里,我必须前进——我得学习、挣钱,还得承担责任,我还要面对纠结、困惑、犯错、服从、挫败。阻挡我前进的暴风雨便是时间,它不停地流逝,也从不肯放过我们。时间散发出一股巨大的吸引力,贪婪地把一切活着的造物吞噬下去。我们若想暂时躲过它,便只能奋力前行。过去无比真实,并且存在于当下,如果一个人无法就过去的失败给出一个满意的回答,就会被过去控制。

我的世界观再一次转向了全新的方向:我清醒地认识到,我所走的路无法回头,通向外部世界,通往有限且黑暗的三维世界。在我看来,亚当一定也是在这种状态下离开天堂的,伊甸园对他来说已成了身后的阴影,光明则出现在那个让他满头大汗耕耘的沙石地上。

我问自己:“这样的一个梦是怎么来的呢?”在当时,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样的梦是上帝亲自送来的。然而后来,我接受了大量的认识论观点,于是对此产生了怀疑。比如也可以这样解释,我的洞见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渐渐成熟,然后才突然以梦的形式破壳而出的。这可以是事情的真实过程。但是这种解释也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解释罢了。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我的洞见会逐渐成熟,它又为什么会进入意识之中。在意识层面,我并不曾做什么事来促成这样的演变,相反,我的意愿恰好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在这个事件背后,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推动着它,是某种至少比我更加智慧的高等智力生物。一个如此卓绝的观点——在意识之光的照耀下,内心的明亮领域便表现为一个巨大的阴影——绝非是我凭借一己之力能够想到的东西。然而在刹那之间,我明白了许多之前我无法解释的事情——尤其是,从前每逢我暗指任何有关内心领域的事情时,在别人脸上掠过的尴尬冷漠的神情。

我必须丢弃第二人格,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但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能否认他,认为他是无效的。这无异于自我毁损,甚至还会让我再也无从解释这些梦的起源。因为在我心中,第二人格无疑与梦的创造有关,而且我自然地相信第二人格必然拥有更高的智力。但是,我感到自己日渐与第一人格同一了,不过这种状态反而证明了第一人格仅是更加全能的第二人格的一部分,也正因如此,我觉得自己不再能与第二人格同一了。第二人格的确是一个阴影,一个精魂,能够独力对抗黑暗世界。这是我在做此梦之前根本不知道的事情,即使是在做梦之后——我仍能清楚地记得——我也只是朦胧地意识到了,尽管我在情感上毫无疑问是知道的。

不管怎么说,我和我的第二人格之间产生了隔阂,最终“我”被分派给了第一人格,与第二人格分离的程度便如与第一人格接近的程度相仿,因此,第二人格便可以说获得了一个自主人格。但是我并未把这和任何一种确定的特质联系起来,比如亡魂可能拥有的某种特质,尽管乡下出身的我并不认为亡魂之类的事情有多奇怪。在乡下,人们会依照情境的不同来选择性地相信——有时认为亡魂存在,有时认为亡魂不存在。第二人格的唯一一个确定的特征是其历史性,即在时间上的延续性,或更确切地说,他是无始无终的。当然,我当时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切,对他的空间特征也没有任何概念。他是我第一人格的存在背景中的一种要素,虽然不曾被明确地定义,但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周围环境中那些无法解释的事物对孩子的影响,远甚于大人所说的话。孩子往往无意识地对这类事物进行适应,而这也相应地会在孩子身上激发出补偿性的特征。我在很小的时候生发出的特定“宗教”观念,便是一种自发性的产物,它只能被理解成我对家庭环境与时代精神所做出的反应。至于后来那种使我父亲低头屈服的宗教质疑,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才产生的。如果一个人的世界或任何一个世界要发生这样的剧变,都会显示出预兆,这一预兆存在的时间越长,我父亲有意识的头脑便越是要抵抗它的力量。父亲的预感令他坐立不安,这一点都不奇怪,而这种坐立不安稍后便感染了我。

我从来都不认为这些影响来自我的母亲,因为她似乎根植于一片看不见的深厚土壤之中,不过我又觉得,这并不比她对基督教的信仰更根深蒂固。在我看来,那片土壤似乎与动物、树、山、草地和流水有某种联系,这一切都与她表面上对基督教的信仰和她对这一信仰的习惯性的维护形成了最奇特的对比。这一背景恰好迎合了我自己的态度,因而并没有使我觉得不安;相反,它给了我一种安全感,并使我相信这是一块坚实的土地,能够供我立足。我从未觉得这个立足点带有“异教徒式”的意味。在这个时期,我的家庭传统与我的无意识创造出的奇怪补偿物之间的冲突已初现端倪,在这一冲突之中,我母亲的第二人格为我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支持。

回首望去,我看到了童年时已在很大程度预示的将要发生的事,并为我适应父亲在宗教信仰上的瓦解和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所展示的令人震惊的启示铺平了道路——这个启示并不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而是很早以前便出现了端倪。尽管我们人类拥有属于自己的个体生活,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亦是一个存在了千百年的集体精神的代表者、牺牲者和促进者。我们当然可能认为我们一生都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并且可能永远不会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只不过是世界这个舞台上的龙套罢了。尽管我们不知道,但是仍有一些因素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如果这些因素是无意识的,那么它们对我们的影响便会更甚。因此,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存在了千百年的——而这个部分,我称为“第二人格”来供自己使用。第二人格并不是那种已被西方世界的宗教证实的个体的好奇心。西方宗教特意将自己加在这个内在的人身上,并在两千年里急切地试图将它对个性的预设塞进我们的意识中:“无须向外寻找,真理就住在人们的内心。”

1892年至1894年期间,我与父亲之间进行过若干次相当激烈的讨论。他曾在哥廷根(Gttingen)学习过东方语言,还写了关于《雅歌》(Song of Songs)阿拉伯文版的学位论文。随着结业考试结束,他那些荣耀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后来,他便将自己的语言才华抛诸脑后。作为一个乡村牧师,他陷入了一种多愁善感的理想主义里,不断回忆大学的黄金时代,并继续吸着大学时代的长柄烟斗,他还发现婚姻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美满。他做了很多很多善事——实在是太多了——然而结果却总不尽如人意。我的父母都竭力去过一种虔诚的生活,但是两人生气反目的情形却屡屡出现。这些困难虽然都在情理之中,却渐渐摧毁了我父亲的信仰。

那段时间,他一天比一天更加不满和易怒,这种状况使我非常关心。我的母亲努力避免任何可能刺激到他的事情,拒绝和他争吵。尽管我也认为这是最聪明的办法,但我却往往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在他大发脾气的时候,我尚能忍让,但是在他看起来心平气顺的时候,我偶尔会寻一个话题和他交谈,希望能了解他内心的想法,以及他对自己的认识。我看得很清楚,有某些特别的事情正在折磨着他,我怀疑这与他的信仰有关。他无意中给出了一些暗示,我更加确认了他是因为宗教方面的疑惑才倍感痛苦。在我看来,这种痛苦是免不了的,只要他没有经历过那些必要的体验。从我设法进行的讨论中,我发现实际上该类事情并不曾发生过,因为不论我提出什么问题,他都会用一样陈旧而死气沉沉的神学内容来进行回答,或者只是一耸肩膀拒绝回答,这种行为激起了我的逆反情绪。我想不通为什么他不燃起斗志把握这些机会,而是最终向他的境况做出妥协。我看得出来,我提出的批判性问题让他悲伤,尽管如此,我无论如何也想进行一场建设性的谈话。在我看来,他居然没有过有关上帝的亲身体验——这是最明显的一层体验了——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以我对认识论的了解,足以认识到这类知识其实是无法证明的,但是我亦同样清楚,这也实在无须证明,就好像夕阳是美的或夜晚是恐怖的一样。我曾尝试着——无疑是笨拙的——向他传达这些显而易见的真理,满怀希望地想帮助他承受这无法抵挡的命运。他必须得和什么人争吵,于是他便与他的亲人或他自己争吵了起来。为什么他不与上帝——这位全知全能的造物主——争吵呢?毕竟上帝才应该为世上的苦难负责。上帝一定会降给他一个奇妙的、无限深刻的梦,同时附上一个答案,而尽管我并没有请求上帝,他却依然给了我这样一个决定我命运的梦。我并不知道这一切为何发生,它们就这样发生了。是的,上帝甚至让我瞥见了他的面目。这是一个重大的秘密,我不敢也无法把它告诉我的父亲。若是我的父亲能够理解有关上帝的直接体验,我本来也是有可能把这件事告诉他的。但就我与他的谈话而言,我从来就没有触及这类事情,甚至都不能触碰与这一问题有关的话题,因为我进行谈话的方式非常理性,毫无感性,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来避免涉及情绪。这种方法每次都像是一块斗牛用的红布,会招来暴躁的反馈,这着实令我一头雾水。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一场完美的理性辩论竟会引起如此情绪化的抵抗。

这些讨论徒劳无功,不仅触怒了父亲,也使我恼火,最终我们不再讨论,而是分别独自承受着自己的那份自卑情绪。神学使得父亲与我疏远起来。尽管我并未因此感到孤独,但我却再一次遭受了重大挫败。我隐约预感到,父亲正在屈从于他的命运,无法逃脱。他单枪匹马,没有朋友可以交谈。至少就我所知,我家的熟人里面,根本找不出一个我能信任的人出面力挽狂澜。有一次,我听见父亲在祈祷。他在绝望之中挣扎,想要保护自己的信仰。我感到震动,旋即义愤填膺,因为我看得出来他是多么不可救药地陷在教会和神学思维中不能自拔。这一切斩断了他与上帝之间的一切直接联系,但是随后却过河拆桥,抛弃了他。此时此刻,我终于明白那个早期体验的深刻意义了——上帝本人已经否定了神学,也否定了建立在神学之上的教会。另一方面,上帝也已经宽恕了神学,就像他曾宽恕的其他的一切。假设人类应该为这种局面负责,我认为实在荒谬。说到底,人类究竟算什么呢?“他们生来又哑又瞎,恰如刍狗,”我这样想,“就像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事物一样,只拥有一点儿微弱的光,永远都不能照亮黑暗,他们只能摸索前行。”我同样确信的是,我见过的神学家之中,没有一个曾亲眼看见过“能够消解黑暗的光明”,倘若他们亲眼见过这种光明,就再也不可能去教授“神学性质的宗教”了,我认为这种宗教有其固有的缺陷,因为它存在的唯一意义似乎只在于让人们在无望中信仰。我的父亲正是奋不顾身这样做的,结果却碰了壁。他面对精神病学家荒唐的唯物主义时,甚至也无法保护自己不受影响。这种唯物主义,虽然在意义上与神学相反,却同样要求人们坚信其理论。我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二者均缺乏认识论的批判和经验。

我父亲显然有这样一种印象,认为精神病学家在大脑中发现了某种物质,证明了本该存放心智的地方有的却只是物质,并没有什么“精神的”存在。他后来劝诫我,如果我选择学医,就应该以上天的名义起誓,绝对不能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这件事也佐证了父亲的观点。对我来说,这一劝诫便意味着我应该什么也不相信,因为我深知,唯物主义者对他们的定义的相信,与神学者对神学理论的信仰是一样的;我亦深知,我可怜的父亲只是才出狼窝,又入虎穴。我发现,父亲的这种受人盛赞的信仰曾恶毒地捉弄过他,而且不只是他,我认识的大部分受过教育而又严肃的人都受过这种捉弄。在我看来,信仰最大的罪过就在于它对体验的排斥。神学家又从何得知,上帝会在有意安排某事之后,又“允许”了别的事物存在呢?精神病学家又如何知道,物质也能拥有人类心智的种种特性呢?我没有可能遇上屈服于唯物主义的危险,但是我的父亲却很可能以身犯险。显然,有人对父亲提及了有关“暗示”的事情,因为我发现他正在阅读由伯恩海姆著写、弗洛伊德翻译的有关暗示的书[1]。这是一个崭新的开端,意义非凡,因为此前除了阅读小说和偶尔翻阅游记,我从未见过他读别的书。一切“更聪明”和有趣的书,都属禁忌之列。然而,阅读精神病学方面的书并没有使他的心情愉快起来。他的抑郁情绪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严重了,他的疑病症也是如此。有好几年的时间,父亲一直在抱怨各种各样的肠胃不适,但是他的医生却始终没能查出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后来,父亲又开始抱怨感觉“腹部生了结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并未把他的抱怨当回事,然而后来他的医生却开始怀疑起来。这大约是在1895年的夏末。

早在1895年春,我就在巴塞尔大学读书了。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段倍感无聊的时光——我的高中时代——终于结束了,而通向象牙塔与学术自由的黄金大门已向我敞开了。现在,我终于可以聆听有关大自然的真理了,或者至少也是关于最重要的几个方面的真理。我将会学习一切值得知道的人类解剖学与生理学知识,也将掌握关于各种疾病的知识。除了这一切,我还被批准加入我父亲以前所属的一个兄弟会。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父亲曾与我一同参加了兄弟会的远足活动,地点在马克伽芬(Markgrafen)乡下的一个种植葡萄的庄园。父亲还发表了一场天马行空的演说,令我欣慰的是,他大学时代的那种快乐精神又再次出现了。电光石火间,我意识到,父亲的生活在他毕业以后便停滞不前了,一首校园歌曲的段落回响在我耳边:

他们低垂着眼帘

齐步走回市侩的国度,

天地啊,神明哪,

怎的物是人非,今非昔比!

这些话深深触动了我的灵魂。很久之前,我父亲还在念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也曾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学生,正如现在的我。世界也曾展现在他面前,正如现在的世界对我一样,无穷无尽的知识宝库曾向他敞开过大门,而这扇门现在正向我敞开着。为什么这一切会在他面前枯萎凋零,变成了辛酸与苦涩呢?我找不到答案,或者说我可以找到一万个答案。那个夏夜,借酒意而发表的演说是父亲的最后一次机会,使他能够不是在回忆之中,而是切身按照他本来的样子度过一段时光。此后不久,他的健康状况便开始恶化。到了1895年秋末,他已卧床不起,1896年年初便与世长辞。

一天上完课后,我回了趟家,向母亲询问他的病情。“唉,还是老样子。他非常虚弱。”母亲答道。他低声向她说了些什么,她又把他的话重复给我,同时给我使了个眼色,提示我他已经神志不太清醒了:“他想知道你有没有通过审核考试。”我明白我必须说谎。“通过了,考得不错。”他如释重负地长舒一口气,接着便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我又过去看了看他。他一个人躺在那里,母亲正在隔壁房间收拾着什么。他的喉咙不停地响,我由此知道他正在痛苦地死去。我站在他的床边,看得入了迷。我从未见过一个人死去。突然之间,他停止了喘息。我一直在等待着他的下一次呼吸。可是再也没有下一次呼吸了。然后我想起了我的母亲,便去另一个房间找她,而她正坐在窗边打毛线。“他已在弥留之际了。”我说。母亲跟随我来到床边,发现他已经死了。她仿佛十分惊奇,说:“这一切发生得多快啊。”

随后的几天被愁云与悲痛笼罩,但是我对这些都没有多少印象。有一次,我的母亲用她的“第二人格”对我,或者说对着周围的空气说道:“他及时地为你死了。”这句话的意思似乎是说:“你们俩并不理解彼此,而且,他可能已经变成你的绊脚石了。”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正是我母亲的第二人格会说的话。

“为你”一词给了我致命一击,我感到往昔的日子中有一部分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过与此同时,一部分男子汉气概与自由精神在我身上苏醒过来。在我父亲去世后,我便搬进了他的房间,取代了他一家之主的地位。比如说,我每个星期都要把生活费交给我的母亲,因为她不懂得如何节省开支,也不会理财。

我父亲去世后的第六个星期,他出现在了我的梦里。突然之间,他站在我面前,说他度假结束,就快回来了。他的身体状况大大好转,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我以为他会因为我搬进了他的房间而发脾气。可他居然一点儿都没有生气!虽然如此,我仍觉得脸红,因为我竟想象他已经死了。两天之后,这个梦再次出现了。我的父亲已经康复,正在回家的路上,于是我又一次责备自己怎么会以为他死了。后来我一直在寻思:“我梦见父亲回到家中,他看上去是那么真实,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梦中的体验令我难以释怀,而这也使我第一次思考有关死后的生活的事情。

在我父亲去世之后,我如何继续学业便成了一个难题。我母亲的一些亲戚认为,我应该在商行里谋个小职员的工作,这样才能尽快挣钱养家。母亲最小的弟弟则提出要为她提供资助,因为她的收入并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我父亲那边的一个叔叔则愿意资助我。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只欠了这位叔叔三千法郎。其余费用,是我靠做助教和帮助一位年老的姑妈转卖她收集的一点儿古董挣来的。我以高价把那些古董一件一件卖了出去,从中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提成。

我永远都忘不了这段穷困的日子。贫穷让人懂得珍惜点滴的快乐。我还记得有一回,有人送了我一盒雪茄当礼物。这对我来说是很奢侈的。这盒雪茄我足足享用了一整年,因为我只在礼拜天时才允许自己抽上一支。

我很享受美妙的大学时光。大学里的一切都生机勃勃而富有理智,而且我总会在那里结交到许多朋友。在几次兄弟会的聚会上,我就神学和心理学问题做过几次讲演。我们还进行过多次热烈的讨论,也包括非医学方面的话题。我们谈论过叔本华和康德,详细地研究过西塞罗的风格细节,还对神学和哲学很感兴趣。

在大学期间,我还在宗教方面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有一次回家时,我有幸与一位神学家进行了一次交谈,这位神学家曾经是我父亲的教区牧师。他不但以胃口非凡著称——这一优点也是我望尘莫及的——而且还非常博学。从他那里,我学到了许多有关教父与教义历史的知识。他还给我简要介绍了有关新教神学(Protestant theology)的一些新观点。里敕尔的神学在当时十分流行。这种理论中的历史相对论使我感到气愤,特别是那个铁路列车的比喻。[2]兄弟会里那些与我进行过多次讨论的神学生,对这种基督的一生如何产生历史影响的理论,似乎都颇为满意。但这种看法在我看来不仅愚蠢,而且还陈旧腐朽。这种理论还把基督放在了舞台的中央,认为他是上帝与人类这出戏中的唯一主角,我对此种倾向亦不敢苟同。在我看来,这绝对违背了基督本人的观点,即圣灵会在他死后取代他在人世间的地位。

我认为,圣灵是不可被理解的上帝的一个化身。圣灵的行事方式不仅庄严,而且还带有奇异甚至可疑的性质,这种性质正是耶和华行事的特点,而我则天真地认为耶和华便等同于基督教中的上帝意象,因为我在坚信礼上就是这样接受教育的(这时我尚未认识到,严格说来,魔鬼的概念也是与基督教同时产生的)。在我看来,主耶稣无疑是一个凡人,因此也是一个会犯错的人,他顶多是圣灵的一个传声筒罢了。这种甚为不正统的看法,其实与神学上的观点相去甚远,自然会令人觉得无法理解。别人的不理解导致的失望感令我逐渐产生了一种自暴自弃的麻木,这也使我更加确信,在宗教问题上,只有体验才是重要的。

在大学一年级期间,我发觉尽管科学为我打开了通向知识的大门,但是它能提供的真知灼见不仅少得可怜,而且大部分都具有同样的性质。通过阅读哲学著作,我得知乃是心灵(psyche)的存在造成了这种状况。没有心灵便不会有知识,也不会有洞见。但是从不曾有人探讨过心灵。谁都认为心灵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在有人提及它时——比如卡鲁斯(C. G. Carus)就这样做过——也并没有给出关于心灵的真正的见解,而只是进行了哲学式的思索,这种思索可能是相当轻描淡写的。这类奇怪的言论着实令我感到莫名其妙。

第二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又有了新的发现,这一发现稍后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在某个同学的父亲的藏书室里,我无意中发现了一本有关唯灵论现象的小书,其出版于19世纪70年代。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唯灵论的起源,其作者是一名神学家。我早先的疑惑一扫而光,因为我一眼就看出,书中描述的现象大体上与我从小到大在乡下反复听到的那些故事如出一辙。毫无疑问,书中的素材是真实可信的。不过,关于这些故事是否真的在物理世界中发生过,我却没有在书中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即便如此,可以肯定的是,不论在哪个时代、在世界上的哪个角落,同样的故事都在反复地被讲述着。这背后定有原因,但是这个原因不可能是由于同样的宗教观念在世界各地盛行,因为事实显然不是这样。恰恰相反,这一现象一定与人类心灵的客观行为有所关联。但是,关于这个核心问题——心灵的客观本质——除了哲学家的论述,我再也找不到其他的资料了。

尽管唯灵论者的观点让我觉得古怪且可疑,却是我所见到的第一批关于客观心灵现象的记录。诸如佐尔纳(Zoellner)、克鲁克斯(Crookes)等人的名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我几乎读遍了当时我能找到的全部关于唯灵论的书籍。自然,我也跟我的朋友们谈起过这些事情,我十分吃惊地发现,他们之中既有嘲笑或表示不信我的,也有急了眼想与我争辩一番的。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一方面,他们竟会如此坚定地断言,譬如鬼魂转动桌子之类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都是骗人的;另一方面,他们的争辩很明显充满焦虑,不过我自己也不敢肯定这些事情绝对真实可靠,不过归根结底,为何就不应该存在呢?我们如何得知一样事物“绝不可能”存在呢?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焦虑又意味着什么呢?就我自己而言,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十分有趣、引人深思。它们扩展了我的生活的维度,也使世界更有深度、背景更加丰富。举例来说,梦与鬼魂之间可能有关吗?康德的《一个视灵者的梦》(Dreams of a Spirit Seer)的出版真如及时雨一般,旋即我又发现了卡尔·杜普雷(Karl Duprel),其从哲学和心理学两方面对这些观点进行了评价。我还翻阅了埃申迈耶[3]、帕萨旺[4]、贾斯汀努斯·科纳[5]和格雷斯[6]的著作,并阅读了斯威登堡[7]的整整七卷著作。

只有我母亲的第二人格对我的研究热情表示了彻头彻尾的支持,而我认识的其他人都十分不以为然。在此之前,我面对的只不过是传统观念的砖墙,但是现在,人们的偏见和对不同寻常的可能性的彻底否认筑成了一面铜墙铁壁。我还发现,甚至连我最亲密的朋友也是如此。在他们眼中,这一切比我对神学的投入还要糟糕。我感觉自己已经纵身跃向了世界的边缘。我对此处抱有炽烈的兴趣,但别人却觉得它无聊、空洞甚至令人惧怕。

有什么可惧怕的呢?我实在不知道如何解释这种惧怕。不管怎样,认为有的事件可能会超越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的有限范畴,并没有任何荒谬或惊世骇俗之处。众所周知,动物能够预知风暴或地震的来临。有一些梦能够预示某个人大限将至,也有在死亡的一刹那停了的钟,在危急时刻碎裂的玻璃。在儿时我生活的那个世界里,这一切都被人们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可是现在,我却似乎是唯一一个曾听说过这类事情的人。我无比严肃地扪心自问,我究竟跌进了一个怎样的世界?显然,城里的这个世界对乡下的那个世界一无所知,乡下的世界是有着山川草木、飞禽走兽和“上帝的思想”(植物与结晶体)的现实世界。我发现这种解释令我感到宽慰。不管怎么说,它保护了我的自尊心,至少我认识到,尽管城里的世界是一个知识的宝库,但在精神方面却是十分有限的。这一见解其实颇为危险,因为它诱使我变得自命不凡、吹毛求疵并且盛气凌人,这当然使我显得相当令人讨厌。最终,这一切再次导致了昔日的疑惑、自卑和忧郁——而我已经下定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跳出这个怪圈。我不愿意再站在世界的边缘,被别人嘲讽地称为怪人。

当我学完最初级的导论课程后,我成了解剖学的低级助教,在随后的一个学期里,课程负责人安排我负责组织课程的讲授——当然,我对此非常满意。我自己主要对生物进化理论和比较解剖学感兴趣,也对新活力论(neo-vitalistic)学说了如指掌。最使我着迷的当数最广义的形态学观点。形态学是与生理学恰好相反的学科。生理学使我非常反感,因为它需要进行活体解剖,而活体解剖的目的仅仅是进行示范。我一直都无法抛下这种感觉,温血动物并不仅仅是有大脑的动物,而是一种与人类十分类似的造物。因此,我尽可能地把解剖课减少了。我意识到,总是有人必须使用动物进行实验,但若让我来演示如何进行这种实验,我无论如何还是觉得恐怖、野蛮,而且并无必要。只要根据描述,我的想象力足以让我明白整个解剖过程。我对动物的热爱,并非来自叔本华哲学中的佛教点缀,而是有着更深刻的起源,即一种对头脑的原始态度——认为在无意识的层面上,人与动物是同一的。当然,在那个时候我并未明确认识到这个重要的心理事实。我对生理学的反感是如此强烈,以至我的考试成绩很差。所幸我勉强通过了。

接下来的一个学期我一直忙于临床实习,我忙得几乎没有时间涉猎其他领域的书籍。只有到了星期天,我才能够研读康德。我也勤勉地阅读了爱德华·冯·哈特曼[8]的著作。尼采也在我的阅读计划之列,然而我却犹豫是否要阅读尼采的著作,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在当时,尼采正受到人们的热议,但大多数评价都是负面的,且来自那些颇具学识的哲学学生。由此便可推知,尼采一定也激起了上层人士的敌意。当然,其中一位至高无上的权威是雅各布·伯克哈特,他对尼采的各种批判性评论随处可见。更有甚者,我们学校里还有一些人与尼采本人有点儿私交,他们到处散布关于尼采的各种未经修饰的花边新闻。这些人中有一大部分连尼采的著作都未曾读过,因而只好抓住他外在的小怪癖大作文章,比如,他爱摆绅士的架子、弹钢琴的手法、夸张的文笔——这些怪癖使当时巴塞尔的上层人士觉得十分碍眼。当然,并不是这些事情使我推迟阅读尼采的著作——正好相反,它们其实起到了激励我阅读的作用。我之所以迟迟不读尼采,是因为我隐隐地担忧自己和他相像,至少就那个将他与他的生活环境隔离开的“秘密”而言,我们有相似之处。或许——谁也说不准——尼采也曾有过一些内心体验与洞见,他决定去谈论它们,但最终发现没有人能够理解他。显而易见,尼采是——或至少也被认为是——一个怪人、大自然中的怪物。我是无论如何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人的。我担心读过尼采的书之后,我将不得不承认我也是一个这样的怪人。当然,尼采是一位教授,他著作等身,并因此而获得了至高的荣誉。然而,他和我一样都是牧师的儿子。不同的是,他出生在德国那片伟大的土地上,疆域绵延到海边,而我却只不过是个瑞士人,出身于位于边境上的一个小村子的贫寒牧师家庭。尼采讲一口优雅的高地德语,同时懂得拉丁文和希腊文,可能还会讲法语、意大利语及西班牙语,而我唯一运用自如的语言却只有瓦吉斯-巴塞尔(Waggis-Basel)方言。他已经拥有了一切荣耀,根本就不会在意被别人当成怪人,但是我可不敢让别人发觉我与他有几分相似。

尽管有种种忧虑,我还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翻开了尼采的著作。《不合时宜的沉思》(Thoughts Out of Season)是我捧起的第一卷书。我为书中的热情而心醉神迷,很快又读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就像歌德的《浮士德》一样,这本书也给我带来了一次重要的体验。查拉图斯特拉便是尼采的浮士德,是他的第二人格,而我的第二人格现在便也等同于查拉图斯特拉了——尽管这有把鼹鼠丘比作勃朗峰之嫌。而查拉图斯特拉——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的精神是病态的。我的第二人格也是病态的吗?这种可能性吓坏了我,以至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拒绝承认这一点,但是这个想法不合时宜地一再冒出来,令我冷汗涔涔,于是最后我不得不开始反省。尼采是到了生命的后期才发现了他的第二人格,这时他已人到中年,而我却自童年时代起便发现了自己的第二人格。尼采曾天真随意地谈及阿尔希顿(arrheton)这样一个不可言喻之物,仿佛它的存在很是妥当一样。但是我很快就注意到,这一举动会引起麻烦。尼采才智过人,这使得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便当上教授并来到了巴塞尔,无须顾虑前路如何。他这么聪明,本该及时注意到有些事情不太对头。我觉得,他有一个病态的误解——他不惧又不疑地将自己的第二人格展现了出来,但这个世界对这类事情既不了解更不理解。他被一个幼稚的愿望推动着,想找到能够分享他的狂喜,以及理解他的“重新制定一切价值观”思想的人。然而,他能找到的只有受过教育的庸人——可悲而又可笑的是,他本人也是一个这样的庸人。与其他人一样,当尼采刚刚一头栽进那不可言喻的神秘之中、想要对着愚昧麻木的人群大唱神秘的赞歌时,他是无法理解他自己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他采用了浮华的辞藻、堆砌的隐喻、赞美诗式的狂喜风格——牺牲了灵魂,换回了一堆彼此无关的事实——全都是想要夺人眼球却徒劳无功罢了。结果——尼采宣称自己是走钢丝的人——他便落入了一个远比他想象中更深的深渊。他在这世上没有了回头路,就像是一个疯魔的人,只能被最小心谨慎地对待。在我的朋友和熟人里面,据我所知只有两人公开地宣称自己是尼采的追随者。此二人都是同性恋者,他们中的一个以自杀告终,另一个则像个郁郁不得志的天才,过得十分潦倒。我的其他朋友则对查拉图斯特拉现象无动于衷,就好像对其吸引力免疫一样。

我意识到,除非跟人们谈论他们知道的事,否则便是白费口舌。普通人并不愿意与朋友谈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事,认为这是对别人的一种侮辱。人们只能体谅作家、记者或诗人做出这种粗鲁的行为。我逐渐明白过来,一个新观点或仅仅是一个旧观点的不同寻常一面,只能通过事实来传达。事实是有迹可循的,不会被人们无视,每个人都迟早要碰上它们,并意识到它们是什么。我还发现,我之所以说话,是因为我缺乏更好的表达方式,而我应该向人们提供事实,然而我手上完全没有事实。我手上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东西。我发现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依赖于经验主义。我开始批评哲学家满嘴空话,并没有经验作为依托,而等到需要拿事实说话的时候,他们便全都闭上了嘴巴。在这个方面,他们简直和浅薄的神学家没有两样。我感觉到,在某个时刻我已穿过了一个遍地宝石的山谷,但是我无法使任何人相信——如果深究一番的话,那么连我自己都无法相信——我从山谷中拾来的物件真的是宝石,而不仅仅是些石子。

这时已是1898年,我已经开始更认真地思考要不要选择医生作为职业了。我很快得出结论,我必须专攻某一科。这似乎就是选择外科还是选择内科的问题了。我更倾向于选择外科,因为我接受过专门的解剖学训练,而且我还很喜欢病理学,如果我拥有足够的资金来源的话,我绝对就会选择外科作为我的职业了。一直以来,我为了上学而债台高筑,这使我痛苦不堪。我明白,期末考试一结束,我就得尽快开始挣钱养活自己。我设想过到某一家州立医院当一名助理,因为比起诊所来,我更有希望在那种地方谋得一个带薪职位。况且,想要谋得诊所的职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诊所负责人是否支持你或是否与你有私人利益关系。由于我的名声有问题,与别人又很难合得来——这种滋味我尝过太多了——我并不敢奢望能遇上这等好事,因此,只要能在某个地方医院找一个工作,虽然前景平平,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剩下的便有赖于我的勤奋、能力和申请情况了。

然而,在暑假里却发生了一件命中注定的、对我影响深远的事。有一天,我正坐在我的房间里钻研教材。我母亲则在隔壁房间打着毛线,房门半开着。那个房间是我们的餐厅,里面摆着一张胡桃木的圆餐桌。这张餐桌本是我祖母的嫁妆,到此时已经用了快70年了。我的母亲坐在窗边,离餐桌约有1码[9]的距离。我的妹妹上学去了,我家的女佣在厨房里。突然间,一个类似于手枪射击的声音炸响了。我马上跳起来冲进了传出爆炸声的房间。只见我的母亲目瞪口呆地坐在她的扶手椅上,原本在手里的毛线团掉在了地上。她结结巴巴地说:“这,这是怎么回事?这声响离我特别近!”她边说边打量着餐桌。顺着她的目光,我看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桌面上从边缘到中心裂了一道很长的缝,而且并未经过任何接合点,坚实的木料笔直地裂开了。我简直惊呆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一张由坚实的胡桃木制成的桌子,已经风干70年了——我们这儿的气候以湿度较高著称,在一个潮湿的夏日里,它怎么就裂了呢?如果是一个寒冷干燥的冬日,而且它又在一个火炉旁边,发生这种事倒还可以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桌子炸裂呢?“古怪的事当然是有的。”我心想。我的母亲一脸阴郁地点了点头。“是啊,是啊,”她用第二人格的声音说道,“这一定意味着什么。”这话出乎我的意料,使我印象极深,可是我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不禁埋怨起自己来。

第二天,我拿着这把碎了的刀去找镇里的一位最好的刀具工匠。他用放大镜仔细检查了裂痕,然后便摇了摇头。“这把刀完全没有什么毛病,”他说道,“钢材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一定是有人故意将它弄碎的。这是完全可行的,比如说,可以把刀刃插进抽屉缝里,然后拆掉一片;也可以从高处将它扔到石头上。但是好的钢材是不可能炸裂的。一定是有人在跟您恶作剧吧。”我小心地收藏刀刃的碎片,一直保存到今天。

当突如其来的炸响发生时,我的母亲和我的妹妹都正好在同一个房间里,被吓了一大跳。我母亲的第二人格意味深长地看着我,我竟无言以对。我完全摸不着头脑,无法解释刚才发生的事情,于是我不得不承认我为此事深感震撼,这一切实在是烦死人了。餐桌裂了、刀子碎了,这些事是为什么,是怎样发生的呢?若说它们都只是巧合,实在是说不过去的。就好比说仅仅是由于偶然——其他一切可能的原因都被自动排除了——莱茵河倒流了一次,这在我看来是绝无可能的。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几个星期以后,有几个一直在搞桌仙转(table-turning)降神会的亲戚写信来了,还有一位灵媒,是一名年仅15岁半的姑娘。这几个亲戚一直想让我见见这位灵媒,据说她能使人进入梦游状态并能招魂。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想起了我家房子里发生的怪事,于是我便猜想,它们可能与这位灵媒有着某种联系。于是,我便开始参加亲戚们在每周六晚上定期进行的降神会。我们所寻求的结果来自墙和桌子发出的信号与叩击声。不依赖于灵媒,桌子的自动移动便是令人起疑的,而我很快便发现,这一试验所依赖的限制性条件往往会产生妨碍效果。很显然叩击声是自动发生的,所以我便接受了这一点,随后我便把注意力转向了其他信号的内容。我在博士学位论文里列举出了这些观察的结果。这种试验持续了大约两年,我们所有人对此事都感到相当厌烦了。我还目睹了灵媒使用把戏来制造异象,这使得我退出了这一系列试验——我对此甚觉遗憾,毕竟我从这个例子中懂得了第二人格是怎样形成、怎样进入一个孩子的意识中并最终将第一人格整合进来。那位灵媒拥有的便是一个早熟的人格,后来她得了肺结核,死时只有26岁。在她24岁的时候,我又见了她一面,再一次印证了她的人格既独立又成熟的印象。她去世以后,我听她的家人说,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她的个性一点点崩解了,最后她回到了一个两岁孩童的状态,并以这种状态进入了长眠。

在医学诊所里,弗里德里希·冯·穆勒取代了老伊玛曼的位置。我在穆勒身上意外发现了一个对我很有吸引力的灵魂。我第一次看见一个有大智慧的人是如何理解问题的,还看到了他是如何提出问题的——提出问题本身就解决了一半的问题。而在穆勒一方,他似乎也在我身上找到了什么,因为在我实习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提议我可以当他的助手,与他一起去慕尼黑,因为他已接受了那里的一个职位。这一邀请差点儿使我决心选择内科了。我正要这样做时发生了一件事,这使得我清除了关于未来事业之选择的所有犹豫。

尽管我以前上过精神病学的课,也干过临床的活儿,但当时那位讲授精神病学的老师却并不太启发人意,再加上我回想起了精神病院的经历对我父亲造成的影响,这一切着实无法使我对精神病学有什么好感。因此,我在准备审核考试的时候,最后才复习到精神病学的教材,我并未指望能从书中学到什么。我还记得翻开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编著的教科书[11] 时,我心里想的是:“好的,我们来看看一名精神病学家到底有什么话要说吧。”课程与临床示范给我留下的印象微乎其微。在医院里看到的病例,我一个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我当时觉得又无聊又厌烦。

我从序言开始阅读,想要看看精神病学家是如何概述这门学科的,或者又是怎样合理地解释现存的一切的。为了解释我这种趾高气扬的态度,我必须清楚地说明,当时的医学界一般是非常看不起精神病学的。没有人真正了解精神病学,也没有把人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将个体的病例变量纳入整体考量的心理学。在精神病院里,院长和病人都被关在一起,整个机构孤立于城郊,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就像过去关麻风病人的传染病院一样。没有人愿意朝那个方向看上一眼。精神病院的医生们知道的并不比门外汉多多少,因此他们的感受也和门外汉一样。精神疾病是一种无药可医的致命疾病,这种看法也给精神病学蒙上了一层阴影。当时,精神病医生也被人们视作怪人,我很快便亲身感受到了这一点。

一翻开序言,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大概是由于这门学科的特殊性及其未完善之发展状况,精神病学教科书也被打上了或大或小的主观印记。”我又读了几行,发现作者称精神疾病为“人格之病”。我的心突然怦怦跳了起来。我不得不站起身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兴奋不已,因为有一个启示一闪而过,我一下子明白了精神病学才是我唯一的目标。只有精神病学才能使我的两种兴趣得以汇聚到一起,形成一条河流并冲刷出一道专属的河床。精神病学是一个依赖经验的领域,同时包含了生物学事实和精神事实,这正是我一直追寻却苦寻不得的。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天地,使得自然与精神的碰撞变成了现实。

我做出了决定。当我知会那位内科老师我的意愿时,我在他脸上读出了惊异和失望的情绪。我的旧伤疤——觉得自己是个格格不入、与人疏离的人——再次被揭开了。不过这回我明白这是为什么了。没有人,甚至连我本人,能想象得到我竟会对这晦涩的旁门左道感兴趣。我的朋友们皆目瞪口呆、议论纷纷,认为我一定是傻了,竟然放弃了内科医学这个明智的职业方向和唾手可得、令人羡慕的机会,转而喜欢上了精神病学这种胡说八道的东西。

我知道,我又一次显而易见地让自己走上了一座独木桥,别人不能够也不愿意追随我。但是我也知道,我已经下定了决心——没有什么人或事能够让我偏离我的目的地——这是命中注定的。这一切就像两条河流汇聚成了一股洪涛,挟裹着我不可阻挡地向着远方的目标奔腾着。一种得以将“两重性格整合在一起”的自信感觉,像一股有魔力的巨浪一样载着我,使我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并且名列前茅。很典型的是,在一帆风顺的奇迹之中往往潜藏着绊脚石,这使得我在最拿手的科目上栽了跟头,也就是病理解剖学。我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在一个本该只涂有上皮细胞和各种细胞碎片的载玻片上,我却只看见了藏在一个角落里面的几只霉菌。在其他科目的考试中,我甚至押中了我可能遇到的考题。也多亏了这个,我顺利地通过了好几处危险的暗礁。但是我也遭到了报应,在我最有把握的科目上,我却莫名其妙地被耍了。若不是因为这个,在这次考试中我本来可以独占鳌头的。

结果,另外一名候选人取得了和我一样的分数。他是个独来独往的人,我不太了解他有着怎样的个性,但他看起来十分平庸。除了学术话题,我无法跟他谈论其他事情。对任何事情他都报之谜一样的微笑,这不禁使我联想起了埃伊那岛(Aegina)的希腊雕像。他有一种高人一等的神气,然而在这种外表之下,他却总是局促不安,在任何环境中都显得格格不入。这是否算得上是愚蠢呢?我始终也没能弄明白他是怎样的人。关于他,唯一确定的是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个带着偏执狂式野心的人,这使得他除了纯粹的事实,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几年之后,他得了精神分裂症。我讲这件事,是想将此作为事件平行性(parallelism of events)[12]的典型例子。我的第一本书是关于早发性痴呆(精神分裂症)心理学的,在这本书里,我的人格及其偏差或“人格等式”(personal equation)对这一“人格之病”做出了回应。我向来认为,在广义上,精神病学是一种病态的心灵与假定“正常”的医生的心灵之间的对话。病人的人格与治疗师的人格之间达成了一种妥协,二者在本质上具有同等的主观性。我是想说明,妄想和幻觉并不是精神疾病所特有的症状,它们还具有更深刻的内涵。

比才[13]的音乐令人陶醉和折服,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随着波浪起伏。第二天,当火车载着我穿过国境,去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的时候,《卡门》的旋律依然萦绕在我耳旁。在慕尼黑,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了真正的古典艺术,这种艺术和比才的音乐交融在一起,使我如沐春风,浑身洋溢着幸福的感觉,虽然我不太能够领会这背后的深意与意义。其实,那整个星期看起来是非常阴沉的,时值1900年12月1日至9日。

在斯图加特,我前去向我的姑妈赖默尔-荣格(Reimer-Jung)辞行,她的丈夫是一位精神病学家。这位姑妈是我祖父在第一段婚姻中,与弗吉尼亚·德·拉索尔(Virginia de Lassaulx)所生的女儿。她是一个迷人的老太太,蓝色的眼睛闪闪发亮,是个生性快活的人。我觉得,她沉浸在一个充满了天马行空的幻想和不着边际的回忆的世界中——那是正在消亡、无法挽回的往事的最后一丝气息。这次拜访之后,我彻底挥别了对童年的怀旧之情。

1900年12月10日,我开始在苏黎世的伯戈尔茨利精神病院(Burgh lzli Mental Hospital)担任一名助理医师。我很高兴能去苏黎世工作,因为经过几年时间,巴塞尔对我来说已经变得沉闷而乏味了。在巴塞尔人眼中,除了巴塞尔,其他城镇似乎都是不存在的——只有巴塞尔才是“开化的”。比尔斯河(River Birs)以北都是蛮荒之地。我的朋友都不理解我为什么要离开,认为我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后悔。然而,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回去,因为在巴塞尔,我自始至终都贴着牧师保罗·荣格之子、教授卡尔·古斯塔夫·荣格之孙的标签。我便是一个知识分子,属于特定的社会阶层。我抗拒这一切,我不想也不能让自己被定性。虽然我觉得巴塞尔的知识界有一种让人仰慕的国际化氛围,但是传统的重担让我难以承受。然而在苏黎世,一切都不同了。苏黎世与世界的联结不在于学术,而在于商业。因此,苏黎世的气氛是自由的,而我一直都看重这一点。在这里,人们不会通过你祖上几代人的背景来评价你,这里有着浓厚的文化背景。我至今都对巴塞尔持有一种怀旧的偏爱,不过我知道它早就不是曾经的样子了。我还记得那些旧时光,巴霍芬(Bachofen)与伯克哈特走过的街道,坐落在大教堂后面的牧师礼拜堂,还有莱茵河上那一半由木头筑成的老桥。

在伯戈尔茨利工作以后,我的生活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现实——一切的意图、意识、职责和责任都融为一体。这就像一个进入尘世的修道院的入口,我归降宣誓,从此只相信概率、均值、老生常谈、贫瘠的内涵,宣布放弃一切神奇和重要的事物,将一切超凡卓绝之物降为平庸。从此之后,只有毫无内容的外表,有头无尾的开端,毫无关联的意外,范围越来越窄的知识,被宣称只是小问题的失败,令人沮丧的狭隘远景和看不到头的无聊日常事务。一连6个月,我将自己囚禁在酷似修道院的四壁之内,想要适应精神病院里的生活及风气,而为了使自己熟悉精神病患者的思想与心理,我从头到尾把50卷的《精神病学概论》读了一遍。我想知道,人类的头脑在面对本身的毁灭时是如何做出反应的。因为在我看来,精神病学所清楚讲述的,是所谓的健康头脑在面对精神疾病之时所做出的生物学反应。我对同事们的兴趣不亚于我对病人的兴趣。在随后的几年中,我悄悄统计了我的瑞士同事的遗传背景,并从中学到了很多。我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为了让自己获得一些教益,二是为了理解精神病人的心理状态。

毋庸多言,我专心致志地工作,自愿闭门谢客,这使我与我的同事们很是疏远。他们当然不会知道,精神病学对我来说有多么奇妙,我又是多么迫切地想要参透它的玄机。在那个时候,我对心理治疗的兴趣尚未苏醒,我正对所谓正常状态的病理变异着迷,因为它们给了我一个深入研究一般意义上的心灵的机会,这是我渴望已久的。

这一切便是我开始精神病学研究时的情形——这些主观经历塑造了我的客观生活。我既不想,也没有能力超越我自己,去以一种真正客观的角度观察我自己的命运。我也可能会犯写自传的通病,不论是以幻想来补全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是写下一部为自己辩解的书。归根结底,人是一个事件,无法给自己下一个论断,不论是好是坏,都得留待他人做出评价。

第四章 在精神科的实践活动

李孟潮

荣格在本章不厌其烦地描述他当时治疗的一个又一个个案。

第一个个案可以被简称为“误杀孩子的妈妈”,此个案证明了弗洛伊德的假设——病人们往往有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往往是不道德的。压抑秘密往往会造成各种心理痛苦的症状。所以后世的心理咨询师,就把“保密忠诚”列为心理咨询界第一大戒律。

个案们花钱来倾吐隐私,当然不希望被咨询师评头论足。为了让来访者畅所欲言,心理咨询界形成了第二大戒律:价值中立。

上一章说过,秘密让人们产生亲密感。咨询师必须和个案保持“陌生人社会的亲密感”,一种城市自由公民的平等互利契约。否则双方变成朋友,甚至恋人,“言论彻底自由、价值彻底中立”的安全空间就会被彻底摧毁。因此,心理咨询界形成了第三大戒律:“避免双重关系”。

这三大戒律红线,弗洛伊德、荣格他们那一辈人,全部都踩了一遍,他们惨痛的教训,让行业长老们痛定思痛,逐渐制定出这些戒律。所以读者们看到这一章中荣格所做的很多行为,不要以为都是对的。影视作品也是一样,大部分影视剧中的心理医生都违背了这三大戒律。不过如果他们恪守三大戒律红线,就没什么戏剧冲突了。

荣格报告的第二个个案——赋予荣格“巫师”称号的女人,这位患者证明了催眠疗效的基础在于理想客体投射。个案把荣格投射为自己理想的儿子,然后老太太把自己催眠好了。这一段中,荣格对催眠做出的差评未免有失公允。首先,所有疗法的基础,都在于人性的可以被暗示性,甚至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心理基础就是暗示和催眠。其次,催眠有很多种,不一定是所谓的“沉睡操控”,尤其是当代催眠,已经吸收了大量精神分析的内容。

荣格还介绍了多位精神分裂症患者,提出他们和自己及自己母亲一样,都存在人格分裂,具有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的确如此,我本人在精神病院工作,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做心理治疗时,他们的描述也和荣格一模一样。有的病人甚至告诉我,她看着第二人格在那里发精神病感觉很搞笑,但是她的第一人格就是不想去制止第二人格。

荣格介绍心理治疗的一些原理,最终形成了荣格心理治疗的特色,叫作“移情炼金”模型。其特征是治疗师是一个“受伤的疗愈者”,与个案投入地进行身心互动,大约是“四阶段十个步骤”的过程,完成双方一轮又一轮的自性化过程。

心理疾病就像流感,其实是一种传染病。心理医生就像传染科医生,过去被传染过,现在也很容易被传染,未来也始终处于被传染的风险中。所以心理医生的职业操守,就是一要避免自己反传染给病人,二要在相互传染后及时疗愈。否则,心理医生就不是“受伤的疗愈者”,而变成了“带伤的不疗愈者”。

[2] 阿尔布雷赫特·里敕尔(Albrecht Ritschl,1822—1889)把基督的降临比作铁路列车的调轨。发动机从后面提供推动力,这一动力作用于整列火车,于是最前面的车厢便开始移动。基督的推动力也是以同样的方式一个世纪一个世纪传下来的。——原注,安妮拉·亚菲

[3] 埃申迈耶(Adam Karl August von Eschenmayer,1768—1852),德国哲学家及医生。——译者注

[4] 希尔费·帕萨旺(Theophil Passavant,1787—1864),瑞士神学家。——译者注

[5] 贾斯汀努斯·科纳(Justinus Andreas Christian Kerner,1786—1862),德国诗人、执业医师、医学作家。——译者注

[6] 圭多·格雷斯(Guido G rres,1805—1852),德国天主教历史家、出版家及诗人。——译者注

[7] 伊曼纽·斯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瑞典科学家、神秘主义者、哲学家和神学家。——译者注

[8] 卡尔·罗伯特·爱德华·冯·哈特曼(Karl Robert Eduard von Hartmann,1842—1906),德国哲学家。——译者注

[9] 1码≈0.91米。——编者注

[10] 《论所谓神秘现象的心理学和病理学:一个精神病学研究》(Zur Psychologie und Pathologie sogenannter occulter Ph nomene: eine psychiatrische Studie),1902年;英译标题On the Psychology and Pathology of So -Called Occult Phenomena,载《精神病学研究》。——原注

[11] 《精神病学教科书》(Lehrbuch der Psychiatire),第四版,1890年。——原注

[12] 这里指的是“认识的人成为精神分裂症患者”与“荣格对精神分裂症的兴趣和研究”这两个事件之间的呼应。——译者注

[13] 乔治·比才(Georges Bizet,1838—1875),法国作曲家,著名作品有歌剧《卡门》、戏剧配乐《阿莱城的姑娘》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