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戈尔茨利见习的几年里，我的研究兴趣和研究方向被这样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左右：“精神疾病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机制呢？”那时，不仅我不晓得，我的同事们也不关心这种问题。精神病学老师们从不留意病患的由衷之言，只重视疾病的诊断、症状的描述和数据的搜集。从稍后逐渐盛行的临床观点来看，患者的人格、个性都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医生一遇到病患，便会对其进行一连串老套的常规诊断，记下症状细节，再不假思索地给患者贴上一枚诊断结果标签——多数情况下，事情至此就算大功告成了。至于精神病患者的心理状态则压根儿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在这种背景下，弗洛伊德的有关癔症和梦的心理学基础研究便让我感觉如同遇到了贵人。他的观点为我指明了一种深入研究和理解个案的方法。虽然弗洛伊德是一位神经病学家，但他却把心理学引入了精神病学。
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时候令我极感兴趣的一个案例。医院收住了一位患有“忧郁症”（Melancholia）的妇女，并按照常规护理程序对她进行了检查：既往病史、各种化验、体格检查等。她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当时的术语叫作“早发性痴呆”，并且，预后不良。
这位女患者刚好就在我们科室。起先，我并不敢质疑这一诊断结果。毕竟那时我尚年轻，又是个初学者，本不应该贸然提出不同的见解。但是，这个病例实在是太奇怪了。我能够感觉到，她所患的并不是精神分裂症，而只是一般的抑郁症，这促使我使用自己的疗法。碰巧，我正致力于诊断性的联想研究，便借机给这位女患者做了一次联想测验。此外，我还同她讨论了她的梦。用这些方法，我成功地揭示了她的既往病史中未曾澄清的经历。这些从无意识中直接获得的信息，讲述了一个忧伤凄凉的故事。
这位女患者在结婚前曾认识一位男士，他是一位富有的工厂主家的少爷，在当地颇受姑娘们青睐。由于她颇有几分姿色，便自信有很大机会可以俘获他的心。可是那位少爷看起来并不怎么喜欢她，她只好另嫁他人。
一晃五年过去了，一位老朋友登门造访，与她谈起往事。他告诉她：“你结婚的事情，真够你那位（工厂主家的少爷）受的。”她的抑郁症由此萌生，几周之后便招来了祸患。她先后给她四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洗澡。由于她居住的乡下河水并不很卫生，所以喝的虽然是泉水，但洗澡和洗衣服用的都是肮脏的河水。给女儿洗澡时，她看见女儿在吮吸洗澡海绵却没有加以制止。她甚至给儿子也喝了一杯脏水。当然，她这样做完全是无意识的，或者只有一半意识，因为当时她的头脑已被早期抑郁症的阴影覆盖了。
不久之后，她的抑郁症潜伏期结束，她的女儿染上伤寒症夭折了。女儿可是她的掌上明珠。儿子倒没被感染。这个时候，她的抑郁症便进入了急性发作期，继而被送进了医院。
通过联想测验，我发现她其实是一个谋杀犯，还了解了很多她的秘密的细节。真相立刻大白，这正是她患抑郁症的原因。这本质上是一种心因性错乱，而不是一种精神分裂症。
那么，关于治疗，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到这时为止，该患者一直被注射麻醉剂来对付失眠，同时还被监视以防止她自杀。不过，除这些之外就没有任何举措了。她的身体状况亦颇为良好。
我碰上了这样的问题：我应不应该开诚布公地与她谈呢？我该捅破这个脓疮吗？我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道德责任的冲突，我要回答一个难解的道德问题，而且只能独自去解决它。要是去问我的同事们，他们很可能会警告我说：“看在上帝的分上，这种事情千万不要跟她讲。这会让她的病每况愈下。”但是我想，效果很可能会正好相反。一般而言，心理学几乎没有明确的规则。一个问题可以有多种答案，这取决于我们是否把无意识因素纳诸考虑。我很清楚我在这件事中要承担的个人风险：如果病患的病情恶化了，我也会陷入窘境！
虽然如此，我还是决定采用这种孤注一掷的疗法。我把在联想测验中发现的一切皆倾囊相告。可想而知，这么做会让我多么为难。直截了当地去指控一个人的杀人罪行可真非同小可，对那位必须听取和接受这个指控的人来说也是一场灾难。但结果却是，两周之后她就可以出院了，并且再也没有复发入院过。
我对同事们绝口不提这个病例也有着其他的原因。我担心他们会议论纷纷，或惹起法律方面的事端。当然，他们并没有对这位患者不利的证据，但这样的非议很可能会给她带来极坏的影响。命运已给了她足够的折磨了！在我看来，她应该回到生活中，用一生去赎罪，这样才更有意义。她出院时，是背负着沉重的思想负担离开的。她不得不背负这个负担。失去孩子已经让她够恐惧了，她的救赎在她得了抑郁症、被监禁在医院里时已经悄然开始。
在精神病学中，很多情况下，病患是带着一个没有说出的、无人知晓的故事前来就诊的。在我看来，只有在调查过病患完整的个人经历之后，治疗才算真正开始。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是病患的秘密，是把他撞得粉身碎骨的巨石。若能知道病患的秘密，我就摸到了治疗的线索。医生的任务是探究如何找到线索。只考察有意识的素材往往是不够的。有时，可以用联想测验来打开局面：分析梦，或与病患长期保持颇具人文关怀的交流也可以。治疗的对象永远是整个的人，绝不仅是症状。我们必须提问质疑病人的整体人格。
1905年，我在苏黎世大学担任精神病学讲师，同年，我也成了精神科门诊的主任医师。我在主任医师的职位上干了四年之久。到了1909年，我因着实无暇他顾而不得不辞去此职。在这四年间，我的私人诊所规模日益扩大，所以医院的职责便兼顾不过来了。不过，我仍担任教职至1913年。我讲授心理病理学，捎带也会讲一些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以及原始心理学。我教授的就是以上科目。头几个学期，我主要是讲催眠，也会讲到让内和弗劳内伊[1]的理论。后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逐渐变成我讲授的主要内容。
在催眠课上，我会给学生展示如何催眠一些病患，再对其个人经历寻根究底。有一个病例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天，一位明显有着强烈宗教倾向的中年妇女前来就诊。她58岁，拄着双拐，由女仆陪同。17年来，她因左腿麻痹而吃尽苦头。我让她坐进一把舒服的椅子里，请她讲述她的经历。她开口便讲个不停，又讲这一切是多么糟糕——把漫长的病史讲得万分详尽。我只好打断她，说：“好——我们没有时间了，现在我来为您催眠。”
我的话音未落，她已闭上双眼，陷入了彻底的恍惚状态之中。根本无须催眠！我吃了一惊，但并没有打断她。她继续滔滔不绝地讲着，还讲到了最引人注目的梦——那些梦境表现了对无意识相当深刻的体验，只是数年后我才明白了这一点。当时我想当然地认为她是进入了某种谵妄状态。这种情景让我越来越觉得窘迫。现场有20个学生，我本来打算给他们示范如何催眠。
这样过了半个小时，我又一次想唤醒她，她却不肯醒来。我感到惊慌失措，忽然想到，可能是我无意间发现她潜伏着的精神病了。我花了整整十分钟才把她弄醒。我始终没有让学生们看出我心里的紧张。这位妇女醒来后，看起来一副头晕眼花、大惑不解的样子。我对她说：“我是医生，这里一切正常。”此时，她忽然大叫：“我痊愈了！”她弃掉双拐，能够行走自如了。我窘得面红耳赤，但仍向学生们说：“如今你们看到催眠是多么神通广大了吧！”实际上，我压根儿不晓得刚刚发生了什么。
这次经历是促使我放弃催眠的原因之一。我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个妇女却真的被治愈了，并兴高采烈地走了。我请她随时通知我她的情况，因为我估计最迟24个小时她就会旧病复发。但是，她的病再也没有复发过，尽管我满心狐疑，也只好接受了她已经痊愈的事实。
第二年夏季学期的第一节课上，她又出现了。这一次，她申诉的是背部的剧痛。而且还说，背痛是最近才开始的。自然而然地，我问自己，这是否会与我恢复上课有某种关联呢——也许她在报纸上看见了我的课程通告。我向她询问背痛开始的具体时间和缘由。她既不能回忆起曾发生过什么事，也做不出任何解释。终于，在我的引导下，她提到了她的疼痛正好发生于某天她在报纸上看到课程通告的时刻。这虽然证实了我的猜想，可我仍想不通那奇迹般的治愈是怎样发生的。我又一次对她施以催眠——她再次自动陷入了恍惚状态——醒来后她的背部就不痛了。
这一次，我在课后把她留住，以便更多地了解她的生活。结果发现，她有一个智能低下的儿子，正好在我所在的科室里住院治疗。我对此毫不知情，因为她用的是第二任丈夫的姓，而那个低能儿子是她与前夫所生。她只有这一个儿子，自然希望他能是一个才华出众、事业有成的人，所以他尚年幼就得了精神疾病，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那时，我是位年轻的医生，刚好符合她期望中儿子的形象。她热切渴望能做杰出人物的母亲，于是就相中了我。她视我为她的儿子，到处宣扬我奇迹般地治好了她的病。
我在当地获得了“巫师”的绰号，实际上这是她的功劳。我有了第一批私家病患，也受惠于她的四处宣传。我的心理治疗实践竟始自一位把我当作其精神病儿子替身的母亲！自然，我向她详细解释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她很好地接受了整个事实，她的病从此再未复发过。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治疗经历——不妨说，这是我所做的第一次分析。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与这位老太太的谈话。她真是个聪明人。她还为我认真地对待她和关心他们母子命运的举动感激不已。我的治疗的确对她有帮助。
刚开始时，我在私人诊所里还采用催眠疗法，但很快便弃之不用了，因为使用催眠疗法像摸黑行路一般。你永远也不知道病情的改善或治愈能维持多久，在这种不确定之中工作，我总觉得良心不安。我也不喜欢独自断定患者应该怎么做。我更为关心的是从患者本人那里获知他天生的倾向将把他引向何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须仔细分析梦和无意识的其他表现。
1904——1905年，我在精神病诊所建立了一个实验室，专攻实验心理病理学的研究。我收了几个学生，并带他们一起研究心理反应（也就是联想）。老弗兰茨·里克林[2]是我的合作者。路德维格·宾斯旺格[3]当时正在写他的博士论文，主题是与心理皮肤电效应[4]相关的联想测验，而我则在写《论对事实的心理学诊断》[5] 一文。与我们合作的还有几个美国人，如弗雷德里克·彼特森[6]、查尔斯·里克舍[7]等。他们的论文发表在美国的期刊上。正是这些有关联想的研究，使我在稍后的1909年接到美国克拉克大学的邀请，让我去办讲座介绍我的工作。与之同时，弗洛伊德也单独获得了邀请。我们二人均被授予了“荣誉法学博士”的学位。
联想测验和心理皮肤电的实验，是我得以在美国声名大噪的主要原因。很快，有很多美国的患者便前来求医。我仍然清楚地记得第一批病患中的一例。那是一位美国同事给我介绍的病患。他的诊断书上写着“酒精成瘾性神经症”，预后则是“不治”。那位同事估计我的治疗不会起什么作用，为了谨慎起见，他同时也建议该病患去见柏林的某位精神病专家。这位病患前来就诊，我与他略略交谈了一番，便发现他患的只是一般性的神经症，但他对患病的精神缘由却一头雾水。我让他做了联想测验，结果表明，他正遭受强大的恋母情结的影响。他出身于豪门望族，有个温柔可爱的妻子，生活得无忧无虑——这一切只是表面上看来如此，他嗜酒成性一定有更深层的原因。酗酒是为了麻痹自己，忘掉难以忍受的处境而采取的绝望尝试。但这些都是徒劳罢了。
他的母亲拥有一家很大的公司，这位天资聪颖的儿子在公司里任领导职位。他真的早就应该摆脱母亲的压迫和束缚了，但他却鼓不起勇气辞去优越的工作。于是他只好一直受制于母亲，全因她在公司里留给他一席之地。每当他与母亲在一起或在工作中不得不服从她的安排时，就会借酒浇愁。他心中的一个角落并不想离开这个温暖、舒适的安乐窝，便无视自己的本能，甘愿被财富和舒适引诱。
经过短暂的治疗后，他戒了酒，并觉得自己已经痊愈。我对他说：“我不能保证，当您回到原来的环境中以后不会故态重萌。”他不以为然，神采奕奕地回到了美国家中。
一回到母亲的势力范围内，他就又喝开了。随即，他的母亲在瑞典时，特来与我商讨治疗办法。他的母亲是个精明强悍的女人，也是个地道的“权力控”。我清楚地看到了他与之抗争的对象，并意识到他没有力量去对抗。他的体格亦十分纤弱，根本不是他母亲的对手。因此，我决定背着他给他母亲开一张医疗证明，大意是说酗酒已使他不能胜任他的工作了，并建议将他解雇。我的建议被采纳了——这自然让他怒不可遏。
在这件事上，我的所作所为确实不符合常规医者应遵从的伦理规范。不过我确信，为了患者的利益，这样做是必然的。
那他后来怎么样了呢？离开了母亲以后，他自己的个性才得以发展，最终做出了一番辉煌成就——正是因为我给他下了一剂猛药。他的妻子因此很感谢我，因为他不但戒了酒，还单打独斗闯出了一片天。
尽管如此，有好几年我都对这位患者感到内疚，因为我背着他开了那张诊断证明，虽然我确定只有这样才能解救他。而且事实正是如此，他一被释放马上就痊愈了。
行医期间，我总是被人类心灵对无意识所犯罪行的回应方法深深触动。毕竟，那位年轻妇女最初并未意识到自己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孩子。然而她却变得仿佛在表达强烈的犯罪意识似的。
另一个相似的病例亦令我终生难忘。一位夫人来到我的诊所，她拒绝透露姓名，说名字不要紧，因为她只需要咨询一次。很明显，她是上流社会的一员。她还说自己曾当过医生。她向我进行了一番自白：大约二十年前，她因为嫉妒而杀了人。她毒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只因她想嫁给这位好友的丈夫。她原本以为，只要谋杀不被揭穿，她就不会有任何麻烦。她想嫁给好友的丈夫，最简单的办法是除掉好友。而道德对她来说则无关痛痒。
结果呢？她真的嫁给了那个男人，但他不久便过世了，死时还很年轻。接下来的几年里，怪事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他们的女儿一长大成人，便想方设法摆脱她，年纪轻轻便结了婚，搬到她见不着的地方去了，与她越来越疏远，最后完全失去了联系。
这位夫人是位狂热的骑马爱好者，拥有几匹她爱之如命的乘用马。有一天，她在骑马时发现，马儿显得焦躁不安，甚至连她最心爱的那匹马也受惊将她摔下马。最后，她不得不放弃了骑马。从那以后，她和她的狗形影不离起来。她养了一只极其漂亮的猎狼犬，她很依赖它。但不巧，这只狗突然瘫痪了。这已经达到了她忍耐的极限，她觉得自己已经精疲力竭。她急需告解，于是便找到了我。她杀了人，然而更严重的是她毁了自己。犯下如此罪行的人等于扼杀了自己的灵魂。凶手已经给自己判了刑。如果一个人犯罪后被捕，他会受到法律的处罚。若是一个人偷偷地犯了罪，就算没有道德意识，而且一直未被别人发现，惩罚也会不期而至，正如这个病例表现出的那样，惩罚终究会出现。有时，连动物和植物都好像“知道”些什么。
由于杀了人，这位夫人陷入了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独中。她甚至对待动物也很冷漠。为了摆脱孤独，她与我分享了她的心事。她不得不找一个清白的人来分享这个秘密。她想找到一个不带偏见地接受她的告解的人，因为这样一来，她便好像再次与人性建立了联系。而且，这个人应该是医生，而非职业的忏悔牧师。她总是对听她告解的牧师心存怀疑，因为那只是一种仪式，牧师不会把事情单纯地看成事实，而是会对其进行道德判断。她已感觉到了人和动物对她的厌恶，已经受够了这种无声的判决，不能再经受更多的谴责了。
我始终不知道她究竟是谁，也无从考证她的故事的真实性。我也曾问自己，她会有怎样的结局呢？一次咨询绝不会是她心路历程的终点。也许她会以自杀告终。我想象不出她该如何在彻骨的孤独中生存下去。
临床诊断的重要性在于其能为医生指明方向，但它却对患者毫无帮助。患者的故事才是关键之处。只有故事能够展现人文背景和世间疾苦，也只有这样做，医生的治疗才能起效。有一个案例[8]可以有力地证明这一点。
那是女病房里一位上了年纪的患者。她75岁高龄，已有40年卧床不起。她在医院待了差不多50年，能记得她入院时情景的人都已不在了。只有一位在医院工作了35年的护士长，还对这位患者的事情略知一二。这位老太太不会说话，只能吃流质或半流质的食物。她用手指取食，即先让食物滴在手指上，再送进口中。有时，她喝一杯牛奶就要用两个钟头。不吃东西时，她便古怪而有节奏地挥舞手臂。我不知道这动作有什么含义。精神疾病所造成的灾难性的破坏令我刻骨铭心，却又无法赋予其合理的解释。临床课程常用她的例子来讲解早发性痴呆中的精神紧张症，但这于我毫无用处，因为这丝毫无助于我理解那些古怪手势的根源和意义。
我对此病例的诸般感受，即代表了这一时期我对精神病学的看法。在做医师助理时，我就感到自己丝毫不能理解学界所宣扬的精神病学。每每与主任医师或同事们在一起，我便如坐针毡，因为他们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而我却茫然地在黑暗里摸索。我认为精神病学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了解患者头脑里正在发生的事情，而都这时候了我仍对这些一无所知。我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当真毫无头绪！
一天夜里，我正在查房巡视，看到那老太太仍然神秘地比画着，我再次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随后，我向我们的老护士长询问该患者是否一向如此。“是的，”她答道，“不过我的前辈跟我说过，她过去曾做过鞋子。”我便再次查阅了她那发黄的病历，上面果真有一段记录，大意是她习惯做出鞋匠的动作。过去的鞋匠用膝盖夹住鞋子，在皮革上做出穿针引线的动作，正是这样的（时至今日，乡下的鞋匠仍会这样做）。不久，这位病患去世了，她的兄长前来参加葬礼。我问他道：“您妹妹是为何疯掉的？”他告诉我，她本与一个鞋匠相爱，但鞋匠却不知怎的不愿意娶她，当他最终抛弃她时，她便“不好了”。鞋匠似的动作表明她把自己当作他的心上人，这种认同至死方休。我最初关于早发性痴呆的心理根源的一点儿模糊印象，便源自这个案例。自此之后，我开始全力研究精神病中那些有意义的错综关联。
另一位患者的经历则为我揭示了精神病的心理背景，尤其是“不经意识的”妄想。由这个病例，我才第一次理解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语言，虽然那迄今还被看作是没有意义的。这位病患名叫芭贝特，我在别处发表过她的故事[9]。1908年，我还在苏黎世的市政厅做过有关她的讲座。
芭贝特来自苏黎世的旧城区，那里的街巷狭窄而肮脏，她就在那样一种贫寒、卑微的环境中出生并长大成人。她的姐姐当了妓女，父亲则是个酒鬼。她在39岁时死于以狂妄自大为特征的妄想型早发性痴呆症。当我见到她时，她已住了20年的院，当过数百名医学生的教学实例。他们在她身上看到了精神崩溃的不可思议的过程。她成了一个经典病例。芭贝特的精神彻底混乱了，总是说些没有意义的疯话。我竭尽全力想听清她难解话语的内容。比如说，她会说：“我就是罗蕾莱。”[10]她之所以会这么说，是由于听到医生们每回试图理解她的病况时，总是吟诵道：“我不知道为了什么。”[11]或者她会哀哀低诉：“我是苏格拉底的跟班。”我发现，她可能是想表达：“我像苏格拉底一样受到了不公正的指控”。或者，突然荒唐地高喊：“我是独一无二的双份多重工艺”“我是玉米面底座上的葡萄干糕点”“我是日耳曼尼亚和赫尔维希亚专用的粗制黄油”“我和那不勒斯要给全世界供应面条”，这些均表明了她的自我评价的膨胀，即一种对自卑感的代偿。
芭贝特及类似的病例先入为主地使我相信，迄今仍被我们当作精神错乱的症状，其实并没有看起来那么严重。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即使是这类病患，其内心深处也存有一个堪称正常的人格。打个比方，它正站在一边冷眼旁观。间或，这一人格同样会——通常是以话语和梦的方式——做出非常明智的评述和异议。甚至在确有器质性病变时，它也能再次进入前景，使病患看起来几乎和正常人一样。
我曾医治过的一位患精神分裂症的老太太，从她身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角落里隐藏着的“正常”人格。这样的病例无法被治愈，只能去关怀。毕竟，每个医生都会遇到没指望治愈的病患，所能做的只是提高他们的生存质量而已。她听到来自她身体各个角落传来的声音，其中胸腔正中的那个声音是“上帝之音”。
“我们必须信赖那个声音。”我对她说，话一出口便被自己的勇气吓了一跳。不过那个声音通常会说出很有道理的言论，可以帮助我很好地应对这位患者。有一次，该声音说：“让他测试一下你对《圣经》的了解程度！”她有一本陈旧、破烂、被翻阅过无数次的《圣经》，我每次随访都必须指定其中一个章节让她阅读。下一次随访时又得测试她的阅读进度。就这样大约有7年，每两周一次。开始时，我感觉扮演这样一个角色非常奇怪，但不久便意识到了《圣经》选读的意义。通过这种方式，她保持了敏捷的注意力，因此能够不在分裂的梦境中越陷越深。结果，这样做了大约6年以后，本来充斥在她的整个身体的声音全部退回到了身体左侧，身体右侧的声音完全消失了。而且声音的强度并没有在左侧身体中加倍，而是跟之前大致相同。所以，大约可以下结论说，这位患者被治愈了——起码是在康复的过程中了。这是一次意料之外的成功，我根本没有想到这种记忆练习能产生治疗作用。
通过治疗病患，我发现妄想和幻觉亦含有一丝意义。精神病症状的背后，有着病患的人格特质、生活经历、希望与欲望。不能理解妄想和幻觉的含义其实是我们的过错。由此，我明白精神病中匿藏着人格的综合心理特点，而即便是在这种问题上，我们也遇到了古老的人类冲突。尽管患者看起来呆滞又冷漠，或彻底是个弱智，但他们头脑中发生的事比看起来的更多，其中有意义的内容亦比我们以为的更多。从本质上说，精神疾病中并无崭新和未知的内容，相反，那只是我们自己本性的深层罢了。
精神病学竟用了这么长的时间研究精神病的内容，我一向对此倍感惊讶。没有人关心幻想的含义，也没有人想问为何这个病患产生了这种幻想，而那个病患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幻想，或者，幻想究竟预示了什么。比如说，一位病患幻想自己正为耶稣会会士所迫害，另一位病患认为犹太人想要毒死他，第三位则确信自己正在被警察追捕。那时候的医生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完全没有兴趣。他们仅仅把这些幻想一概而论，赋予一个统一的名称，诸如“受害妄想”之类。我当时的调查研究如今几乎被人们遗忘了，这也令我觉得非常惊奇。早在20世纪初，我已开始用心理疗法来治疗精神分裂症。故而这一方法并不是刚刚才被发现的。然而，确实经过了很长时间，人们才开始把心理学引入精神病学研究中去。
还在诊所工作时，我不得不小心谨慎地对待精神分裂症患者们，否则就会被批评为心不在焉。精神分裂症被看作不治之症。若是有人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取得了治疗进展，大家就会说该病例并非真正的精神分裂症。
1908年弗洛伊德来苏黎世找我，我跟他讲了芭贝特的案例。他听了说：“你要知道，荣格，你在这位病患身上的发现当然很有趣。可是，你到底如何忍受与这个奇丑无比的女人日复一日相处？”我当时一定冲他翻了个大白眼，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芭贝特是个令人愉快的老家伙，因为她有着那样美好的幻象，还会说很有趣的话。而且，不论何时，甚至在她精神错乱的时候，人性的光辉仍然能够透过胡言乱语的乌云显现出来。单纯从治疗的角度看，芭贝特并未完全被治愈，毕竟她已病了那么久。但我在其他病例中发现，像这样的注意力集中治疗，若能融入病患的人格当中，是能产生长期疗效的。
就表面而言，我们只看到精神疾病患者的悲惨毁灭，却很少看到心灵在不为我们所知的那一面也经营着一份生活。外表往往具有欺骗性，正像我在一个患有紧张症的年轻病患的案例中发现的那样。她18岁，出身于一个颇有教养的家庭。15岁时，她被哥哥诱奸，后又遭同学猥亵。自16岁起，她便走入了与世隔绝之境。她对别人隐藏自己，直到最后，她仅剩的感情联络对象是别人家的一只凶恶看门犬，她试图驯服它。她变得越来越古怪，17岁时便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在里面待了一年半。她有幻听的症状，还拒绝进食，并完全不再开口说话。我初见她时，她正处于一种典型的紧张症状态之中。
我用几个星期才慢慢地说服她开口说话。她克服了重重阻力，告诉我她曾经住在月球上。看样子，月球上有人居住，最初她在那里见到的都是男人。这些男人马上带她去了月球地下的一个住处，他们的小孩和妻子都住在那儿。因为在月球的高山上住着一只吸血蝙蝠，专劫持妇女儿童并痛下杀手，故使月球居民遭受了极大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占月球人口一半的妇女都只能住在月球的地下。
我的病患下定决心要为月球居民做贡献，便策划捕杀吸血蝙蝠。经过周密的准备，她专门建造了一座塔，在塔的天台上等候着吸血蝙蝠的到来。等了好些天，她终于看到这个怪物远远地飞来，拍动翅膀的样子颇像一只巨大的黑鸟。她带了祭祀用的长匕首，把它藏在长袍下面，等待着吸血蝙蝠抵达。冷不防，它已站在了她面前。它长着好几双翅膀，遮盖了它的脸和整个身体，因此她除了它的羽毛什么也看不见。这令她惊奇不已，恐惧完全被好奇心压倒了，很想知道它究竟是怎样一副模样。她慢慢地走过去，手仍按在匕首上。突然间，它的翅膀张开了，一个天神般美丽的男子出现在她眼前。他用带铁钩的羽翼圈住她，她便无法再使用匕首了。而且，她被他的容貌迷得神魂颠倒，根本不能展开攻击。他把她从平台上举起来，携着她飞走了。
经过这番陈述，她又能够不受拘束地说话了，这时她的阻抗便开始浮现。大意是，我阻止了她重返月球，从此她再也不能脱离地球了。她说，这个世界不美好，可是月球却美极了，那里的生活也富有意义。不久，她的紧张症复发了，于是我送她去了一所疗养院。她一度精神错乱得非常严重。
大约过了两个月，她出院了，我又开始跟她谈话。渐渐地，她明白了生活在地球上是不可逃避的事实。她竭力反抗这一结论，并拒绝其带来的后果，结果被强行送回了疗养院。有一次，我去病房探视她时对她说：“这一切不会对你有任何好处，你不可能再回月球去了！”她默认了这一点，尽管表面上无动于衷。这一回，她很快就出院了，并且从此安于天命。
有一阵子，她在一所疗养院当护士。那里有个助理医师对她动手动脚。她掏出左轮手枪就朝他开了一枪。幸好，这个助理医师只受了点儿轻伤。但这事表明不论走到哪儿，她都随身携带左轮手枪。她曾经一度带过一把装了子弹的枪。最后一次来我这儿就诊时，也就是治疗结束之时，她把那支枪交给了我。我吃惊地问她准备用枪干什么，她答道：“若是您令我失望，我就开枪！”
枪击事件引发的风波平息之后，她回到了家乡，结婚生子，定居在东部地区，还从两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始终不曾旧病复发。
通过解读她的种种幻想，我们能发现些什么呢？由于在少女时期遭遇了**，她在世俗的生活里倍感羞耻，却在幻想的王国里变得十分高尚。她置身于虚幻的王国，因为传统上，**是只有皇室和神族才拥有的特权。结果，她与世界完全地隔绝了，那是一种精神病的状态。她变得“遗世独立”，好像不再与人类有所联结。她纵身扑进了广袤的宇宙，进入了外太空，在那儿遭遇了长着翅膀的恶魔。正如这类疾病惯常发展的那样，治疗期间，她便把恶魔的形象投射到了我的身上。所以在无意识中，我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就像任何一个劝说她回归正常人类生活的人一样。她能把她的故事讲给我听，便在某种意义上背叛了恶魔，而与凡人建立了联系。如此，她才得以重归生活，甚至还结了婚。
从这之后，我开始以一种不同的眼光看待精神疾病患者所承受的痛苦。因为，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他们内在体验的丰富多彩和重要性。
人们常常询问我所使用的心理治疗或精神分析方法。可我无法明确无误地回答。对于不同的病例，疗法不尽相同。如果一位医生告诉我，他严格遵守着这样或那样的疗法，我会质疑他的治疗效果。有文献报道过，有些患者的阻抗之强，简直就像医生正试图强加给他一些治疗一样，然而治愈本该自然而然地从患者本身萌生才对。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本就是因人而异的。我尽可能个性化地对待每一位病患，因为，问题的解决办法往往是独特的。即使是普遍原则，也只能有所保留地应用。一个心理真理只有在其逆命题也同样成立的时候才能被认为是有效的。对我来说完全不适用的方法，对其他人来说却可能正好合适。
自然，一个医生必须熟悉所谓的“方法”。但他也必须谨防落入特定的、例行的陈规之中。总的来说，我们必须小心提防任何理论假设。它们今天可能是正确的，明天就可能被其他假设取代。我在进行分析时，根本不会使用这些理论假设。我非常注意不要被体系化。在我看来，处理每一个个案，都得去理解该个体，方能行得通。对每一位病患，我们都要使用不同的谈话方式。在一次分析中，我可能用到了阿德勒[12]式的治疗风格，而在另一次分析中，我可能又采用了弗洛伊德式的治疗风格。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我会持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态度来面对病患。分析是一种需要双方均参与其中的对话。分析师和病患面对面地坐着，四目相对，医生固然有话要说，但病患一方也一样有话要说。
既然心理治疗的本质不是方法的应用，那么只学习精神病学是远远不够的。我本人也是在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真正具备了进行心理治疗的资质。早在1909年我就已认识到，如果不理解其中的象征，便无从着手治疗潜在的精神病。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学习神学。
若遇到受过教育、头脑聪明的病患，精神病医生只具备专业知识还不足够，他需要有广博的知识。除了全部的理论假设，他还必须了解引发病患症状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否则，就会激起不必要的阻抗。毕竟，重要的是病患有没有把自身当成一个独立的人，而不是某个理论是否得到了证实。要实现这一目标，不具备全局观点是不行的，医生应当了解这一点。所以，仅经过医学训练是不够的，人类心灵的范围无限宽广，绝非医生狭小的诊疗室能容下。
心灵无疑要比躯体更复杂、更难以接近。打个比方，它就像世界的另一半，只有被我们意识到才会显现出来。故心灵不单是个人问题，而且是世界的问题，精神病学家要与整个世界打交道。
如今，我们看到了威胁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前所未有的危险，它并非来自自然，而是来自人类，来自个人与集体的心灵。这一危险，来自人类心灵的扭曲。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心灵是否在正常地运作。若是某些人此刻失去了理智，没准一颗氢弹就突然被引爆了。
然而，心理治疗师要做的不光是了解病患，他亦当了解自己，这是同等重要的。因此，一个“必要条件”便是分析师自身的分析，即所谓的训练性分析。可以说，病患的治疗始自医生。只有当医生懂得了如何解决自己和自己的问题，才有可能教病患也做到这一点。在训练性分析中，医生必须学着去了解自己的心灵，认真地对待它。如果医生尚做不到这一点，病患便无从学起。病患会失去一部分心灵，正像医生因疏于学习而丢失了一部分心灵一样。因此，训练性分析若只包括一系列概念的学习是不够的。接受分析的医生必须认识到，分析与他本人息息相关，训练性分析融合在现实生活中，不是一种靠死记硬背就能学会的方法。在训练性分析中未能认识到这一点的学生，将会因后来的失败付出惨重代价。
治疗师必须时刻监视自己和自己回应病患的方式。因为我们不仅仅依靠意识来做出回应。我们必须时时自省：我们的无意识对当下情境的体验是怎样的呢？因此，我们也必须观察我们的梦，密切关注并研究自己，就像我们对待病患一样谨慎仔细。否则，整个治疗就会偏离正途。我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我曾有一位病患，她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女士，却因为种种原因令我生疑。刚开始时，分析进行得很顺利，但过了些许时间，我逐渐感觉自己无法理解她的梦的确切含义了，而且，我发觉我们的谈话变得越来越浅薄。于是我决定与她谈一谈我的感受，因为她也一定注意到有什么不大对劲。在我准备与她谈话的前夜，我做了一个梦。
夕阳中，我沿一条捷径步行穿越山谷。我的右手边是陡峭的山坡。山顶矗立着一座城堡，最高处有个塔楼，塔楼里有个女人，正坐在扶栏上。为了能看清她，我只好把头使劲儿向后仰着。梦醒时，我颈部后侧还在抽筋。实际上，在梦里我就认出了那个女人，正是我的这位病患。
我瞬间领悟了这个梦的含义。如果在梦中，我是以如此方式仰望着这位病患，那么现实中我可能是俯视她的。说到底，梦是对意识性态度的补偿。我把这个梦和梦的解释都告诉了她。情况马上发生了改变，治疗再一次有了进展。
作为医生，我常常问自己，病患究竟给我带来了怎样的信息？病患对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如果他们对我来说无关痛痒，我便没有了切入点。只有当医生本人也受到影响的时候，他的治疗才会有效。“受伤的医生才是治愈者。”反之，若医生穿戴着一种刀枪不入的人格盔甲，他的治疗则不会有效果。我认真严肃地对待我的病患。也许我会遇到和他们一样的问题。病患经常恰好是专治医生伤心事的一剂良药。因为，医生会遇到同样的困境——或者说，医生会遇到别无二致的困境。
每一位治疗师都应接受第三者的检查，以使自己保持对其他观点的开放态度。即使是教皇，他也有一位告解神父呢。我总是建议分析师：“找一位告解神父，或者一位告解修女吧！”女性拥有扮演这个角色的特殊天赋。她们往往直觉敏锐、眼光犀利，能看出男人暗地里的心思，间或还能看穿他们的阿尼玛施展的诡计。她们能够看见男人所无视的方面。也正是因此，没有女人会相信自己的丈夫是个超人！
最后，他终于做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梦。我将要详述这个梦，因为它表明了精神病学实践中了解梦的重要性。在梦中，他正乘火车去旅行。火车会在某城市的车站逗留两小时。他没去过这个城市，想到处看看，便向市中心走去。在那里，他看到一座中世纪的建筑，大约是市政厅，并走了进去。他沿着长廊缓步徐行，忽然几个美观气派的房间展现在他眼前，房间四壁悬挂着古老的油画和美丽的挂毯，到处都摆着名贵的古董。忽然，他发现天色渐渐变暗了，太阳也落山了。他心想，我一定得回到火车站去。然而就在这时，他发现自己迷路了，怎么也找不到出口。他开始感到惊慌，同时发觉自己在这座建筑里还一个人都没看见过。他变得不安起来，加快了脚步，希望能碰见什么人，但还是一个人也没有看到。这时，他走到了一扇大门前面，便松了口气，心想：这就是出口了。他打开门，发现自己又撞进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房间。这个房间非常大，又黑漆漆的，让他看不到边。惊慌失措之下，他开始狂奔，横穿又大又空**的房间，一心希望能在另一边找到出口。这时，他看到房间正中央的地板上有一团白色的东西。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个两岁左右的小孩。小孩坐在一个夜壶上，浑身上下涂着粪便。这时候，他大叫一声，便醒了过来，醒时仍然惊魂未定。
这个梦真正的意思大致是这样：他踏上的旅行便是此次苏黎世之行。但是他只会在那里短暂停留。房间中央的小孩正是两岁时候的他自己。在那么小的小孩身上，如此无教养的举动虽有点儿不寻常，但仍是可能的。小孩们也许会对自己彩色的、有古怪气味的粪便兴趣盎然。一个在城市里长大且可能受到了严格管教的孩子，很容易因这样的过失而感到内疚。
但是做梦者，即那位医生，早已不是孩子了，他是成年人。因此，梦里房间中央的意象，是一个不祥的象征。当他跟我讲这个梦时，我意识到他的正常其实是一种补偿。在这个紧要关头，我拉住了他，此时他潜伏的精神病正到了千钧一发、即将破土而出的时刻，这必须被阻止。最后，他的另一个梦让我成功地找到了一个合意的借口，结束了这次训练性分析。我们二人欣然给此事画上了句号。我并没有告诉他我的诊断结果，不过他大概也意识到自己正处于致命恐慌的边缘，因为他又梦到被一个危险的疯子紧追不舍。随后，他立即返回家中，从此再也不敢唤起无意识了。他刻意标榜的正常实则体现了一种未能得到发展、在面对无意识时一击即溃的人格。这类潜在精神病患者是心理治疗师们所讨厌的对象，因为他们往往很难识别。
接下来，我们便要谈到非专业人员进行分析的问题了。我是赞同由非医学背景的人来研究并施行心理治疗的，但在处理潜在精神病患者时，这存在犯下可怕错误的风险。因此，我虽赞成非专业人员做分析师，但这也需要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进行。只要非专业性的分析师觉得有一丝不确定，便应当去咨询他的指导者。即使是专业的精神病医生，辨认并治疗一例潜伏的精神分裂症也很困难，对非专业人员来说，更是难上加难。我多次发现，许多施行心理治疗多年并亲自接受过分析的非专业人员是非常精明能干的。此外，施行心理治疗的医生数量本就不够多。从事这种工作，需要接受长期而全面的训练，亦需要广博的文化知识，这是极少有人能做到的。
医患关系，特别是当病患一方发生了移情，或医生与病患多少产生了无意识的认同时，可以引起超心理学现象。我常常碰上这种事。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病例，是我曾治愈过的一位心因性抑郁症患者。他回到家乡并结了婚，我对他妻子的印象并不好。第一眼看到她，就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那位病患很感激我。不过很明显，因为对他的影响，我成了他妻子的眼中钉。这种事常常发生，有些女人并不真心爱自己的丈夫，却心存嫉妒，要破坏丈夫与他人的友谊。她们希望丈夫完全属于自己，因为她们自己面对丈夫时没有归属感。所有嫉妒之情的本质，皆是爱的缺乏。
那段时间，我在B市办了一场讲座。午夜时分，我才回到旅馆中。在讲座结束后，我和几位朋友坐着聊了会儿天才去就寝，但是我久久无法入睡。大约凌晨两点，我——才刚刚睡着——又突然惊醒了，感到似乎有人闯进了我的房间，我甚至模糊地记得门是仓促间被推开的。我立即打开灯，但屋里并没有人。可能是有人走错了吧，我想，又朝走廊望了一眼，那里也异常安静。“怪了，”我心想，“确实有人来过房间里啊！”然后我便试着回忆究竟发生了什么，突然想起，我是被一阵钝痛弄醒的，仿佛有什么东西击中了我的前额，然后又敲了我的后脑勺。第二天，我接到了一个电报，说我的那位病患自杀了。他是开枪自杀的。稍后我又获悉，那颗子弹穿过他的前额，最终嵌入了颅骨后侧。
这个体验是真正的共时性现象，在与原型情境——这一例中是死亡——有关时，这种现象时常可见。通过无意识中时间和空间的相对性，我很可能已感知到了现实中正在别处发生的事情。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是所有人所共有的，它是古人所说的“万物有情”的基础。在此例中，是无意识预先得知了那位病患的状况。其实，那天我整个晚上都莫名地觉得紧张不安，和平日的心境截然不同。
我从不试图改变病患，也从不对之加以强迫。我认为病患应该形成自己看待问题的视角，这才是最重要的。经我治疗后，异教徒还是异教徒，基督徒还是基督徒，犹太教徒也仍是犹太教徒，一切都仍遵从命运的安排。
我清楚地记得一个犹太姑娘的案例，她曾丢弃了她的信仰。整件事始于我的一个梦，梦里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姑娘成了我的病患。她向我大致介绍了她的病情，而她一边讲着，我一边就想：“我一点儿都无法理解她。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是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即困扰她的一定是一种不寻常的恋父情结。以上就是梦的内容。
第二天，我的预约簿上写了四点整将有一次咨询。来者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她是犹太人，是富有的银行家之女，面容姣好，打扮入时，智商很高。她已接受过一次分析，可是那位医生却移情于她，最终请求她不要再去就诊了，因为如果她再去，他的婚姻就保不住了。
这位姑娘患焦虑症性神经症已有多年，碰上这种情况自然使她的病情加重了。我从既往病史入手，但没发现有什么特别的。她适应能力很强，是个西方化了的犹太人，简直开明到骨子里。最初，我并不知道她的问题所在。突然，我想起了那个梦，于是便想：“天哪，那么，她正是我梦里的那位姑娘。”但是，由于我在她身上丝毫没有看出恋父情结的痕迹，便按照我处理这种情况的习惯，询问有关她祖父的情况。她闭目沉思了片刻，我立刻感到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于是，我请她跟我讲讲她的祖父，进而得知她祖父是犹太某个教派的一位拉比[14]。“您是说 ‘哈希德教派’吗？”我问。她说是。我继续问道：“他既然是拉比，那他是否曾经当过圣徒呢？”“对，”她回答道，“据说他是一位圣徒，还开了天眼。不过这些都是胡说八道，压根儿没这回事！”
当晚，我又做了一个梦。我正在家里举行招待会，定睛一看，这位姑娘也在场呢。她来到我面前，问：“您有雨伞吗？雨实在下得太大了。”我真的找到一把雨伞，摸索着打开了它，准备把伞递给她。然而这时发生了什么呢？我竟跪下来，把伞呈给她，仿佛她是个天神似的。
我把这个梦告诉了她，之后不到一周，她的神经症便消失无踪了。[15]这个梦向我展现了她并非一个肤浅的小姑娘，在这样的外表之下，她的内心深处潜藏着圣人的品质。她没有神话观念，因此她天性中最本质的特征便无从表达。她全部有意识的活动皆指向了调情、穿衣打扮和性，毕竟除此之外她一无所知。她只晓得应该理智，过一种漫无目的的平淡生活。然而事实上，她是上帝之子，她的命运是实现上帝的秘密意志。我必须唤醒她心中的神话和宗教意识，因为她属于少不了精神活动的那一类人。由此，她的生活有了意义，神经症也烟消云散了。
在这个病例中，我没有应用任何“方法”，而只是去体会内在引导力量的存在。我向她解释了这一切，就实现了治愈。在这里，方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上帝的敬畏”。
人们面对人生问题时，给出了不恰当或错误的回答，却安于现状，从而变得精神失常的情况屡见不鲜。他们追求地位、婚姻、名声、表面的成功或是金钱，即使能够如愿以偿，也仍旧不幸福，还总是神经兮兮的。这类人就是井底之蛙了。他们的生活乏善可陈、漫无目的。但如果他们能够发展出更为宽广的人格，通常神经症就会消失。因此，发展的观点对我来说是举足轻重的。
我的病患的主体部分不是信徒，而是失去了信仰的人。找我诊治之人，大多是迷途之羊。即便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信徒仍有机会在教堂里体验“象征性的生活”。我们只需要想一想弥撒、洗礼、效法基督以及许多其他的宗教仪式就明白了。但是，若想实践和体验这些象征，前提是信徒一方需要全身心投入，如今的人们着实缺乏这种精神。在神经症患者当中，这种精神便更加罕见。遇到此类病例，我们必须观察病患的无意识是否能够自发产生象征，以补偿欠缺之处。但另一方面，病患在梦中或视象中看到了各种象征之后，是否能够理解其中含义并亲自承担结果，仍是个问题。
最初，这个梦显得有些令人费解。不过，作为神学家，做梦者应该记得，一个“池塘”，被一阵突如其来的风吹皱了水面，并成为生病的人沐浴的地方——正是毕士大池（the pool of Bethesda）。一位天使降临凡间，触碰了水面，于是池水便有了治愈的力量。那阵微风即是圣灵，其可以随意而吹[17]，这使做梦者感到惊恐。其暗指一个看不见的存在，一位元神，它独立生活在天地间，其存在本身便令人类战栗。这位做梦者勉为其难地接受了毕士大池这一联想。他对此本没有奢望，因为这种事只会在《圣经》里出现，或顶多是星期天早晨布道的题目罢了，与心理状态毫无关系。让他时不时地提及圣灵，真是不在话下——可是，这不应该是一种能够体验到的现象！
我知道，做梦者应当克服他的害怕，或者说应该去超越他的恐惧。不过如果病患不愿走已在面前铺展开来的道路，或者不愿承担后果，我是从不揠苗助长的。我亦不赞同流于表面的假设，病患只是受到了普通阻抗的限制。阻抗——特别是当它们很顽固的时候——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这时它们往往是不可小觑的警示。治疗之方法，或许是一剂毒药，不是人人都能化解得了，又或许是一次手术，如果使用不当，便会危及生命。
每逢触及内心最深处的体验，触碰到人格的核心时，很多人都会屈服于恐惧而逃之夭夭。这位神学家遇到的正是这种情况。显而易见，相较于其他人，神学家们面临的情况会困难得多。一方面，他们离宗教信仰更近；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更多地受到教派和教规的束缚。体验内心带来的风险，精神的探险，是大多数人不论如何都难以接受的。这类体验可能具有心灵的真实性，对人们来说更像诅咒一般。倘若这类体验具有的是超自然的或起码是“历史性的”基础，就会易于被人们接受。但若是心灵的基础呢？当面对这个问题时，病患往往表现出未加思考但根深蒂固的对心灵的轻蔑。
在现代心理治疗中，医生或心理治疗师常常被要求对病患及其情绪 “亦步亦趋”。我不认为这样做永远是正确的。有时，医生一方的积极干预也必不可少。
曾经有一位贵族夫人到我这里就诊，此人有掌掴她的雇员——包括医生在内——的习惯。她患的是强迫性神经症，曾在一所疗养院里接受治疗。自然，她很快就给了那里的主任医生一记响亮的耳光。毕竟在她眼中，他不过就是个高级男仆。难道不是她给他发工资吗？这位医生转送她到了另外一家医院，但在那边，她又故技重演。由于这位夫人并不是真的精神失常，只是明显需要更加温柔谨慎的治疗，那位倒霉的医生便把她送到了我这里。
这位病患需要的是男子气十足的回应。在此例中，倘若“亦步亦趋”，就大错特错了，甚至比无所作为还要糟糕。她患强迫性精神病，正是因为她无法用道德约束自己。因此这种人必须受到其他形式的约束——与之呼应，强迫症状就出现了。
数年前，我曾统计过我的治疗结果。我想不起具体的数字了。但保守估计，1/3的病患治愈了，1/3大大改善，还有1/3则没有实质效果。而这些没有改善的病例才是最难评价的，因为好些东西，病患在多年后才有所认识、得以理解，而只有那时，治疗才能发挥作用。常有以前的病患写信给我说：“我曾到您那里看病，但直到10年之后，我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曾有几位病患弃我而去。我让病患去别处求诊的情况则少之又少。但即使是转诊离开的病患之中，仍有一些人后来写信告诉我，我的诊治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这也是为什么判断治疗的成功与否一向如此之难。
显然，医生在行医的时候，也会遇到对自己有重大影响的人。他遇到的这些人，不论好坏，永远都不会激发公众的兴趣，然而他们却——或者正因如此——具有不凡的品性，他们可能拥有经历空前顺畅或灾难的命运。有时，他们具有非凡的才华，足以激发他人为他们奉献一生。但这些才华却可能根植于寻常的、无益的心理状态之中，以至我们无法区分这类事情是天赋所致，还是由于发展的不完善所致。屡屡如是，心灵的花朵在如此贫瘠的土地上极少绽放，而且我们本来也没有想过要在旷野般的社会里发现心灵之花。为了心理治疗能够起效，建立亲密的关系是必要的，亲密到医生无法对病患所遭遇的人间疾苦视而不见。说到底，这种关系存在于不断比较和相互理解之中，也存在于两种对立心理现实的辩证对话之中。倘若为了某些原因，双方的感想不再相互碰撞，那么心理治疗程序就不会奏效，病情也不会有任何进展。只有当医患双方都把彼此当成课题，才能找到解决方法。
我们这个时代，相当一部分所谓的神经症患者，要是放在其他年代，本不会得神经症——处于一种内心分裂的状态。如果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和环境里，人人仍然通过神话联结着祖先的世界，并因此也连通着亲身体验到的，而不是从表面看到的本性，他们本可以免受这种内心分裂之苦。我所指的是那些无法承受神话的失落的人，以及那些既无法进入全然外在的、能以科学完全解释的世界，又不满足于玩那些实则和智慧无关的智力性文字游戏的人。
因此，依我的经验，除了习惯性说谎者，最疑难也最不领情的病患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城府极深，练出了一种“带隔间的心理状态”。理智只要不屈服于感情的控制，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但感情若是无从表达，仍会使知识分子们受到神经症的折磨。
我邂逅的病患和他们的精神现象，向我展现了无穷无尽的意象长河，我学到了很多很多——不仅是知识，最重要的是对我自身本性的洞察。此外，从错误和失败之中，我学到的也不少。我的病患大部分是女性，她们往往格外尽职尽责、通情达理，极其聪慧地投入治疗工作中。从根本上说，正是因为她们，我才有可能在治疗方面开辟出种种新途径。
我的一些病患变成了我真心实意的弟子，并将我的思想传遍世界。我与他们的友谊数十年来从未中断过。
我的病患使我如此贴近人生的现实，并不知不觉地从他们身上学到了重要的东西。遇到形形色色、心理水平各异的人，对我来说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更甚于与知名人士交会。我一生中遇到过的最好的、最有意义的谈话对象皆是那些默默无闻的人。
【三颗钻专家伴读】
第五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李孟潮
25岁时，荣格就已经读完弗洛伊德的《释梦》。据说《释梦》的第一版只卖了800本，而这800个读者中就有荣格。但是读第一遍时他没有读懂，直到后来他做了联想测验，验证了弗洛伊德理论。他曾经彷徨过，自己究竟要不要提弗洛伊德。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荣格最后选择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为弗洛伊德的理论战斗。他写了不少为弗洛伊德辩论的论文，汇集而成其文集的第四卷，这让他丧失了主流学术圈的地位。所以我们看到，荣格认识弗洛伊德的初心，是认识一位被忽视、被误解、被鄙视的老师，同时这位老师又是真理的发现者。
很多人以为荣格和弗洛伊德一开始就亲如一家人，实际上荣格很多时候都不赞成弗洛伊德的性欲观、文明观和宗教观。
荣格认为弗洛伊德已经把性欲变成他的神秘主义、宗教信仰。弗洛伊德的权威性因以下几件事在荣格心中逐渐下降：1）弗洛伊德居然遇到打击就会癔症性昏厥；2）弗洛伊德把荣格指定为继承人；3）1909年他们一起释梦时，弗洛伊德拒绝讨论自己的私生活；4）弗洛伊德对有些梦的象征语言的理解无法说服荣格。
荣格和弗洛伊德的关系大起大落。如果按照年代顺序来阅读两人的著作，不难发现，两人其实都在暗中吸收对方的观点。比较他们俩的联系和差别这项工作肯定不是一张表格、一篇论文可以完成的，至少需要一本书，甚至很多本书。
早在1999年我国出版的“跨世纪丛书”中，就有一本《从弗洛伊德到荣格：无意识心理学的比较研究》。近年来又有一本新译作《发现无意识：弗洛伊德与荣格》。荣格20卷英文文集的第四卷《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是荣格自己写的有关弗洛伊德理论的论文，其中包括多篇比较他自己和弗洛伊德的文章，这一卷已经有中文译本。
荣格和弗洛伊德的爱恨情仇，有一本专门的传记，中文版名为《弗洛伊德与荣格：从亲密到陌路》。可以看到，其实荣格自己也对这段关系的破裂负有责任，比如他自己在通信中要求弗洛伊德把他当作儿子来对待。和弗洛伊德决裂后，荣格的中年危机大爆发，走到了几乎精神崩溃的边缘，最后强大的他把中年危机变成了中年转机。下一章将会详细论述。
[1] 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1859—1947），法国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西奥多·弗劳内伊（Théodore Flournoy，1854—1920），瑞士宗教心理学家。——译者注
[2] 弗兰茨·里克林（Franz Riklin，1878—1938），瑞士精神病医生。——译者注
[3] 路德维格·宾斯旺格（Ludwig Binswanger，188—1966），瑞士精神病学家，存在主义心理学领域的先驱，出身于精神病学世家。——译者注
[4] 心理皮肤电效应（Pshogalvanic Effect），现称皮肤电反应（Galvanic Skin Response，GSR），指由精神兴奋导致汗腺活动加剧，使皮肤上的电阻短暂而明显地降低的现象。——原注
[5] 此文发表于德国期刊《国际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杂志》，1905年，第28期，第813815页。——原注
[6] 弗雷德里克·彼特森（Frederick Peterson，1859—1938），美国神经病学家、诗人。彼特森是美国精神分析的先锋，最早在1909年发表过题为《弗洛伊德和荣格的自由联想理论》（Freud and Jung’s theories of Free Association）的论文。——译者注
[8] 参见《精神疾病的心理机制》，《荣格文集》第三卷，第171—172页。——原注
[9] 参见《精神疾病的心理机制》中的《早发性痴呆心理学》及《精神病的内容》，《荣格文集》第三卷。——原注
[10] 莱茵河里的女神，用她们的销魂的歌声引诱水手们迷乱而投入水中。——译者注
[11] 取自海涅著名诗歌《罗蕾莱》的首句，“我不知为了什么，我会这般悲伤”。——原注
[12]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个体心理学体系的建立者，是弗洛伊德“星期三心理学会”的早期成员。——译者注
[13] 小型心理疗法（minor psychotherapy）在文献中鲜有提及，根据少数文献的推断，它应指的是当时在欧洲，特别是苏联流传的一种治疗理念，认为心理治疗可以作为其他药物治疗形式的附属部分进行。在德语文献中，小型心理疗法（kleine Psychotherapie）被理解为一种由心身科医生也可进行、时长不少于20分钟的治疗形式，相较于常规心理治疗（通常45分钟一节）显得简短。这与荣格所倡导的深度投入的动力学治疗截然相反。——译者注
[14] Rabbi，意译即“老师”，指接受过正规犹太教育，担任犹太人社团或犹太教教会精神领袖，或传授犹太教教义的学者。——译者注
[15] 这一病例与荣格经手的大部分病例不同，她的治疗时间很短。——原注，安妮拉·亚菲
[16] 《集体无意识的原型》，《荣格文集》第九卷上册，第17—18页。——原注
[17] 原文出自《约翰福音》3：8。“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