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通过成为一名精神病医生，踏上了探索智识发展的旅程。我开始不带任何成见地观察精神病患者，客观中立而仅从外部去看，并因而发现了一些令人惊奇的本性的心理过程。这些过程被草率地视为“病态的”，并已接受过充分的评价，我不带任何一丝主观理解地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并加以分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兴趣日益集中在那些我感觉可以理解的案例上，即妄想症、躁郁症和心因性失常。自我的精神病学职业生涯伊始，布洛伊尔、弗洛伊德和皮埃尔·让内的著作，便给了我丰富的启发与激励。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发现了弗洛伊德的析梦和释梦的技术，为理解精神分裂症的表达形式提供了珍贵的线索。早在1900年，我已读过弗洛伊德的《释梦》[2]。那时候，我读完这本书，便把它置于一旁，因为我尚不能完全理解它。25岁的我经历得还太少，欣赏不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后来，我的经历渐渐丰富。1903年，我重拾《释梦》，才发现它与我的想法真是同符合契。我最感兴趣的一点，是把从神经症心理学中产生的压抑防御机制（repression mechanism）的概念应用到梦上。这于我而言意义重大，因为我在进行词语联想测验时频繁遇到压抑（repression）——病人在回应某些特定激发词时，要么不能说出联想词，要么反应时间格外长。后来我发现，每当激发词触及心理创伤或冲突时，便会发生上述压抑。大多数情况下，病人对此是无意识的。若被问及产生压抑的原因，病人回答的方式总是奇怪而不自然。读过弗洛伊德的《释梦》后，我便明白了此处是防御机制在起作用，我所观察到的事实与弗洛伊德的理论一致。借此，我印证了弗洛伊德的论点。
若涉及压抑的内容，情况便不同了。这正是我不认同弗洛伊德的地方。他认为产生压抑的原因是性创伤。然而，通过实践，我熟悉许多神经症病例，性欲在其中仅起次要作用，而其他因素起主要作用。如社会适应的问题、生活中的悲惨境遇所带来的压抑感、关于声誉的考虑等。后来，我向弗洛伊德报告了这些病例。不过，他并不同意除性欲以外的因素也会是压抑的根源。我非常不赞同这一点。
起初，我很难在生活中给弗洛伊德安排一个适当的位置，也不知用怎样的态度对待他才是正确的。待渐渐熟悉他的作品之时，我正在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并即将完成一篇能使我在学校得到晋升的论文。当时，弗洛伊德在学术界明显是个不受欢迎的人，科学界的人若与他沾上关系，是有损声名的。“大腕儿”们顶多私下提到他，而在学术会议上，人们只在走廊里讨论他，在台上却避而不谈。因此，当我发现联想测验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相吻合时，我一点儿也不高兴。
有一次，我正在实验室里反思这些问题，一个邪恶的声音告诉我，我完全可以在发表我的实验结果和结论时不提及弗洛伊德。毕竟我是在得到实验结果之后很久才理解了他著作的含义。但这时，我又听到了另一个声音：“你若这么做了，装作不知道弗洛伊德，便是学术造假。你不能把学术生涯建立在谎言之上。”于是，问题迎刃而解。自此以后，我便公开成了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为他而战斗。
在慕尼黑的一次会议上，一位报告人在论及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时有意避开了弗洛伊德的名字，那是我第一次为弗洛伊德辩护。1906年，我就这一事件为《慕尼黑医学周报》撰文[3]，介绍弗洛伊德的神经症理论，其对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了解做出了很大贡献。这篇文章发表后，有两位德国教授写信警告我，要是我仍站在弗洛伊德一边、继续为他辩护，我的学术生涯便岌岌可危了。我回信道：“若弗洛伊德所言确是真理，我就会支持他。如果所谓学术生涯要建立在限制研究、掩蔽真理的基础上，我将弃之如敝屣。”在那之后，我依然为弗洛伊德和他的思想辩护。然而，基于我自己的研究结果，我仍然不能接受一切神经症皆源自性压抑或性创伤的观点。有些案例的确如此，但另一些案例却不是这样。不论如何，弗洛伊德在调查研究方面独辟蹊径，那时他所招致的震耳欲聋的反对声在我看来着实荒谬。[4]
赞同我在《早发性痴呆心理学》中表达的观点的人不多。实际上，我的同事都对我冷嘲热讽。但是凭借这本书，我才认识了弗洛伊德。他邀请我去探访他，1907年3月，我们在维也纳第一次会面。我们在下午一点钟碰头，随即一口气谈了13个小时。弗洛伊德是我遇到的第一个真正重要的人，在我当时见过的人中，没有人能与他比肩。他的态度脚踏实地、一丝不苟。我觉得他非常聪明、睿智、卓尔不群。不过，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有些复杂，我无法用文字描绘他。
他讲的性理论让我印象深刻。但是，他的话未能消除我的犹豫和疑惑。有好几次我试着提出我的保留性意见，但每次他都将之归结于我缺乏经验。弗洛伊德是对的。在那时，我尚未拥有足够的经验来支持我的反驳。显而易见，不管是从个人还是哲学的角度出发，性理论对他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对此印象至深，然而我无法确定，如此强调性的作用，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他的主观偏见的影响，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确凿的经验。
弗洛伊德对待精神的态度尤其令我大为不解。只要一个人或一件艺术作品显露出精神性（指智识层面的，而非超自然意义上的），他便质疑它，并迂回地证明它是受到了压抑的性欲的影响。不能直接解释为性欲的事物，他称为“心理性欲”（psychosexuality）。我抗议道，按这种逻辑推论，这种假设将导向文化崩塌的判决。这样一来，文化只不过是一场闹剧，成了受压抑的性欲的病态成果。“是的，”他赞同道，“事实如此，而这是命运的诅咒，我们无力与之抗衡。”我无论如何也不同意这一点，也不想就此罢休，但我尚没有能力与他争个对错。
第一次会面时，还有些别的东西让我觉得意味深长。在我们的友谊结束后，我才想出并理解其中意义。毋庸置疑，弗洛伊德无法自拔地陷入他的性理论中去了。当他谈到它时，他的声调变得急促，几近热切，他平时对待事物的批判性和怀疑态度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奇怪的、深受感动的表情，我茫然不知其中原因。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性理论对他来说是神圣的。三年后（1910年），我们在维也纳进行的另一次谈话证实了这一点。
我仍能清晰地回忆起弗洛伊德对我说的话，弗洛伊德对我说：“亲爱的荣格，答应我，永远不要抛弃性理论。这是最本质的东西。你知道的，我们必须使它成为教条，建起不可动摇的堡垒。”他的语气中饱含着感情，口吻如同一位父亲在叮嘱他的孩子：“我亲爱的孩子，答应我一件事，今后每个礼拜日你都到教堂去。”我有些吃惊地问：“建起堡垒——来抵御什么呢？”他回答道：“抵御淤泥里的暗流。”说到这里，他略一迟疑，又补充道——“来自神秘主义的”。最开始，使我感到震惊的是“堡垒”和“教条”这两个词。因为教条，换句话说，是一种不可辩驳的信仰的声明，其设立的目的永远是一劳永逸地镇压疑虑。这便与科学评判一刀两断了，其只受到个人冲动的驱使。
这就是直插我们友谊之心脏的利剑。我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这样的态度。弗洛伊德所说的“神秘主义”背后的含义，实际上与哲学、宗教，包括正在兴起的当代科学超心理学（parapsychology）对心灵的理解如出一辙。对我来说，性理论正像神秘学，换言之，其只是一种未被证明的假设，像其他千千万万的推测性观点一样。在我眼中，作为科学真理的假设，只能在一个时期内存在，但不能被当作信条而永久保留。
尽管我当时对此不甚明了，却在弗洛伊德身上观察到了无意识里宗教因素的爆发。显然，他希望我帮他建立起一道屏障，抵御这些面目狰狞的无意识内容。
这次谈话留给我的印象令我更加困惑不解。那时，我仍不认为性欲是一个珍贵的、濒危的，人们必须对之忠诚的概念。性欲对于弗洛伊德的意义明显多于其他人。对他来说，性欲是如宗教般需要被恪守的东西。面对如此根深蒂固的信念，旁人通常只好三缄其口了。在我几次支支吾吾、欲言又止之后，谈话很快便结束了。
我感到既困惑又窘迫。我感到我瞥见了一个新的、各种新思想蜂拥而至的未知王国。有一件事很清楚：以往一直极为重视无宗教性的弗洛伊德，如今却创立了一种教条。更确切地说，他遗弃了一个忌邪之神（a jealous God），代之以另一个夺目的意象，即性欲。与原先的意象相比，性欲亦不乏坚持、严苛、专横、威胁和道德暧昧的特征。正像精神上的强大寄托被赋予“神圣”或“恶魔”的属性一样，“性的力比多”取代了隐藏之神（deus absconditus）[5]的角色。显然，这种转换对弗洛伊德的好处，在于使他既能够赋予神秘的新原则一种无懈可击的科学性，又得以从一切宗教禁锢中脱离出来。然而实际上，这种神秘性，即理性上无法比较的两个对立物——耶和华和性欲——的心理本质仍是相同的。改变了的只是名称而已。当然，随之改变的还有如下观点：丢失的上帝不再在天上，而应到凡界去寻找了。但是，追根究底，就某种强大的寄托而言，一会儿叫这个名字，一会儿又换一个名字，这有什么差别呢？倘若心理不存在，存在的只有有形的物体，便会一物克一物，取而代之。但事实上，至少在心理体验中绝不会缺少紧迫、焦虑、强迫等。问题仍亟待解决：我们如何才能克服或逃离焦虑、愧疚、罪恶感、冲动、无意识和本能？如果我们无法从光明、理想的一面出发来达成这个目标，或许从黑暗、生物的一面去解答这个问题，我们的胜算才更大一些。
电光石火一般，这些念头在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很久之后，当我回想弗洛伊德的性格时，它们的意义方显露出来。在我眼中，他有一个特点最为显著：痛苦。我们第一次见面时，这个特点便展现在我眼前，使我震惊，但我却一直无法加以解释，直到我将其与他对待性欲的态度联系起来时才恍然大悟。尽管对弗洛伊德来说性欲无疑是一种神秘之物，他所用的术语和理论却似乎把它单纯看作一种生物学功能。只有在谈及它时他所表现出的情绪性，才揭示了他心中激**着的更深刻的元素。根本上，他想告诉人们的是——至少在我眼中如此——看本质的话，性欲既包括精神性也具有本身的意义。然而，他所使用的具象化的术语太过狭隘，无从表达这层含义。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其实在做有悖于自身目标和自我本身的工作，毕竟再没有比自己与自己仇深似海更让人痛苦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感到自己正被“淤泥里的暗流”威胁——他曾比任何人都更想一探这暗流的深浅。
弗洛伊德从不反躬自问，为什么他会不由自主、一刻不停地谈论性，又为什么这种观点让他如此着迷。他从未意识到，他那“千篇一律的阐释”表达了对自身的逃避，或在逃避他身上或许可以成为神秘性的一面。只要他拒绝承认这一面的存在，他就绝不可能与自己和解。他对无意识内容的自相矛盾和模棱两可视若无睹，也不晓得无意识中浮现的一切都有其顶端和底部、内部和外部。当我们只谈论外部时——正像弗洛伊德所做的——我们只考虑到了整体的一半，结果无意识便起到了与之互补的作用。
对于弗洛伊德的这种片面性，我们是无计可施的。也许他自己的某些内在体验会使他大开眼界。不过到时候，他的理智可能会把这样的体验都归于“纯粹是性欲”或“心理性欲”上去。他始终被困于他所能认识到的片面，也因此，我把他看成一个悲剧人物，因为他是一个伟人，亦是一个被自身恶魔限制的人。
在维也纳的第二次谈话之后，我还了解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权力假说，那是我之前很少注意的。阿德勒像很多儿子一样，继承了其“父亲”的身教而非言传。突然间，厄洛斯[6]和权力的问题像沉重的铅块一样压在了我的心头。弗洛伊德亲口告诉过我，他从未读过尼采。然而此刻，我却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看作智识历史上的一次巧妙进步，是对尼采奉若神明的权力原则的补充。这个问题显然不能被描述为“弗洛伊德vs.阿德勒”，而应是“弗洛伊德vs.尼采”。因此，我想，这不只是心理病理学领域内的一场争辩了。我渐渐领悟到，厄洛斯和权力驱动力在某种意义上就像龃龉的同父兄弟，或是某个单一的具有激发性的精神力量的两种产物。其在经验上呈现为两种截然相反的形式，像正负电荷一样。厄洛斯就像是动作的承受方，权力驱动力则像施与方，反过来也可以。二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没有了彼此，单个的内驱力又何以立足呢？一方面，人们屈从于内驱力；但另一方面，人们又企图驾驭它。弗洛伊德的观点体现了个体是如何屈从于内驱力的，而阿德勒的观点则体现了个体如何利用内驱力，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客体之上。尼采由于跳不出自己命运的掌心，不得不给自己创造了一个“超人”的形象。而弗洛伊德，据我推断，他本人一定深受厄洛斯的力量影响，以至他实际上想要把它拔高成一种教条——比青铜还要耐久——就像宗教的守护神那样。众所周知，“查拉图斯特拉”是一位宣福音者，而弗洛伊德亦在此企图击败教会，并神化某个理论。可以肯定的是，弗洛伊德这样做时并不自知；相反，他怀疑我想做先知。在做出了悲剧的论断的同时，他也否决了它。这是人们面对神秘之物时的惯常做法，而且理应如此，因为一方面它们是真实的，另一方面又不是。神秘体验既崇高又卑贱。倘若弗洛伊德对性欲的神秘性的心理真实——既是上帝也是魔鬼——有一丝考虑，他便不会被生物学概念的范畴禁锢了。同样，尼采若是能坚守住人类生存之根基，也就不会因他的过度理性而被世人不容了。
每当心灵受到神秘体验的冲击而动**不安，人便会处于命悬一线的境地。一旦到了这种境地，有的人会陷入绝对肯定之中，有的人则陷入绝对否定之中。东方人将无诤（Nirdvandva）（摆脱二元对立的自由）作为改善这一问题的方法。这一点我铭记在心。心灵的钟摆往返于理智与非理智之间，而不是正确与谬误之间。神秘之物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会引诱人们走向极端，将适度真理看作绝对真理，也使无关紧要的错误等同于致命错误。万物皆流——昨天的真理成了今天的谎言，而昨天的错误推理却可能变成明天的惊人发现。在心理学问题上更是如此，就算被告知的是真理，我们仍知之甚少。除非微小的、短暂的意识注意到了，否则一切都并不存在，而这代表了什么，我们尚未能理解。
通过与弗洛伊德的谈话，我发现他害怕自己对性的洞见所带来的神秘之光会因“淤泥里的暗流”而熄灭。此处便引出了一个神话中的情境：光明与黑暗的斗争。这证明了性理论的神秘性，也解释了弗洛伊德为何依赖于他那带有宗教般防御性质的教条。我在那之后的著作《力比多的转化和象征》[7]中，论述了英雄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弗洛伊德对此表现出的好奇促使我进一步去研究这一原型主题及其神话背景。
一方面是性的阐释，另一方面是教条的权力驱动力。多年后，这二者引我开始考虑类型学（typology）的问题。心灵的两极性和动力学皆是值得研究的。我亦开始研究“神秘主义淤泥里的暗流”，也就是说，我试图厘清作为当代心理学根基的意识和无意识的历史假设，这个研究持续了几十年之久。
我很想知道弗洛伊德对预知未来和超心理学的一般看法。1909年我到维也纳拜访他时，曾问起他对这些事情持何看法。出于唯物主义偏见，他把这一类的问题都斥为无稽之谈，而且还以非常浅薄的实证主义为由，这让我好不容易才把已到嘴边的尖锐反驳咽了回去。直到好几年之后，他才认识到超心理学的严肃性，承认了“神秘”现象的真实性。
在弗洛伊德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的膈肌好像一块铁板，被烧得赤红——灼热地跳动着。说时迟那时快，我们身边的书柜突然发出一声巨大的爆裂声，我们二人都被吓了一跳，马上站了起来，担心它会倒下来砸在我们身上。我对弗洛伊德说：“看吧，这就是一例所谓的催化性外化现象。”
“得了吧，”他大声说，“那是胡说八道。”
“那不是胡说八道，”我答道，“您错了，教授先生。为了证明我的说法，我在此预言，片刻后还会有一声这样的巨响！”果不其然，我的话音刚落，书柜便发出了一声同样的爆裂声。
直到今天，我仍不明白我怎会如此肯定。我只是确信无疑地知道，这声音会再度响起。弗洛伊德目瞪口呆地望着我。我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他的神情意味着什么。不管怎样，这件事令他开始对我心存疑虑，而我则感到自己做出了违抗他的事情。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跟他提过此事。
1909 年是对我们的关系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我应邀到美国麻省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开设联想测验的讲座。弗洛伊德也独立接到了邀请，我们便决定一同前往。我们在不来梅会合，费伦齐[8]也在这里与我们会合。在不来梅，弗洛伊德昏厥发作，成为日后经常被人们谈论的事件。这件事间接因我对“泥炭沼尸体”的兴趣而造成。我得知，在德国北部的某些地区，曾发现过传说中的沼泽尸体。那是史前人类的尸体，他们或是淹死在沼泽里，或是被埋在了那里。泡着这些尸体的沼泽水含有腐殖酸，能够腐蚀骨骼，同时把皮肤鞣成棕色，使皮肤和头发保存得十分完好。其本质是一种自然干尸化的过程，在此期间尸体会由于泥炭的重量而被压得扁平。在德国的荷尔斯泰因（Holstein）、丹麦和瑞典，泥炭采挖者有时会挖出这样的遗骸。
我读过关于泥炭沼尸体的资料，在不来梅时，我便想起了它们，但是头脑昏昏然，把它们和当地地下室的木乃伊搞混了。我的兴致勃勃使弗洛伊德有些烦躁。“你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些尸体呢？”他这样问了我好几次。他对整件事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恼怒，在某一次他又为此事生气时，我们正一起进餐，他突然就晕了过去。过后他对我说，他确信我如此喋喋不休地谈论尸体，其实是希望他死掉。这个说法让我大吃一惊。令我震惊的是他的幻象的强度——竟是这么鲜明，足以让他晕倒。
无独有偶，弗洛伊德在一个类似的场合下又在我面前晕倒了。那是在1912年的慕尼黑精神分析大会期间。有人提起了阿蒙诺菲斯四世（Amenophis Ⅳ，即阿肯那顿）[9]。大意是由于阿蒙诺菲斯四世对他的父亲持一种否定态度，才凿毁了他父亲的石碑上写有名字的部分，而他创立一神论宗教的伟大行为背后，潜藏的是恋父情结。这种看法激怒了我，我便试图和他争辩，阿蒙诺菲斯四世是个既富有创造性又极度虔诚的人，他的所作所为并不能用他反对父亲的个人情感来解释。我还说，恰恰相反，他一直怀着崇敬之心纪念他的父亲，而他的破坏热情只针对阿蒙（Amon）神的名字，他在所有地方都废除了这个名字，所以他才凿去了他父亲阿蒙霍特普三世（Amon-hotep）石碑上的“阿蒙”两个字。而且，其他法老也会用自己的名字取代纪念碑或雕像上的真实祖先或神话始祖的名字。因为他们觉得，既然自己也是同一个神的化身，就有权利这样做。我还指出，他们既没有开启新历，也没有创立新的宗教。
就在这个时候，弗洛伊德滑出了椅子，晕了过去。大家手足无措地围住了他。我扶起他来，搀他走进了隔壁的房间，让他躺在沙发上。在我搀起他的时候，他已半醒过来，我永远忘不了他看我的眼神。他虚弱地望着我，好像把我当成了他的父亲。暂不提造成他晕倒的其他原因——毕竟当时的气氛剑拔弩张——两次晕倒的共同原因皆是弑父的幻想。
那时，弗洛伊德常常拐弯抹角，暗示他把我当作他的继承人。这些暗示令我左右为难，因为我知道，我绝无可能正确地，即遵照他的本意，来维护他的观点。况且，我还未能完善我的批评，不能使他刮目相看，而我对他是如此尊敬，也不想逼得他最终和我的观点针锋相对。我丝毫没有被赋予重任的念头迷惑，这对我来说真的太过沉重，我难以担当团体领袖的重任。第一，这种事情不符合我的天性；第二，我不想牺牲思想的独立性；第三，这样的荣耀会使我偏离我真正的目标，我很不喜欢这样。我在乎的是探索真理，而不是个人的威望。
1909年，从不来梅到美国的旅程用了7个星期。我们每天都聚在一起，对彼此的梦进行分析。那期间我做了许多重要的梦，但弗洛伊德不能理解其中含义。我并没有因此而对他产生什么看法，因为确实有时就连最好的分析师也无法解开梦的谜题。人无完人，我绝不会因此想要停止我们对梦的分析。其实，这些分析对我来说很重要，而且我们的关系也是难能可贵的。我把弗洛伊德看作一位年长的、更成熟也更有历练的人，我便以后辈晚生自居。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些事，却最终给整个关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弗洛伊德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所包含的问题我认为不适合在此公开。我使出浑身解数来解这个梦，还补充说，要是他能给我提供更多他的私生活的细节，我还可以给出更多的解释。弗洛伊德听了这句话，探询似的看了我一眼——那眼神真是疑心重重。然后他说：“我可不能用我的权威来冒险！”从那一刻起，他的权威已**然无存了。这句话烙入了我的记忆，也成了我们关系终结的前兆。弗洛伊德已把个人的权威凌驾于真理之上了。
正如我提过的，对于我当时做的一些梦，弗洛伊德只能够进行不完全的解释，甚至根本做不出解释。那些梦含有集体性的内容，充斥着大量象征性素材。其中一个梦对我来说尤其重要，因为是它第一次把我引向了“集体无意识”的概念，还因此作为引子引出了我的那本《力比多的转化和象征》 [10]。
那个梦是这样的：我在一座不认识的房子里，房子有两层高。它是“我家的房子”。我发现自己身处二楼，那里是一个讲究的客厅，陈设着洛可可风格的精美旧家具。墙上挂着一些珍贵的古画。我奇怪这竟是我的家，不过心想：“这倒不错。”然后，我突然想起，我还不知道底楼是什么样子呢。于是我走下楼梯，来到了一楼。这里的一切东西更为古老，我意识到，房子的这一部分很可能建于15世纪或16世纪。室内陈设皆是中世纪的风格，地上铺着红砖。房子到处都相当阴暗。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心里想道：“那我可得探究一下这整座房子。”我来到一扇厚重的门前，用力推开它。在门后边，我发现了通向地下室的石砌楼梯。我便走下去，来到了一个有着美丽拱顶的、看起来极其古老的房间里。环望四壁，我发现在普通的石块之间砌有一层层的砖块，用于黏合的罗马砂浆里满是砖块碎片。我一看便知，这些墙壁可以上溯到罗马时代。于是，我感到兴趣盎然，更加仔细地观察起地板来。地板由石板铺就，我在一块石板上发现了一个拉环。拉动这个环，石板应声而起，下面又是一道逼仄的石砌楼梯，通往更深处。我再度顺着石级走了下去，进入了一个在岩石中凿出的低矮洞穴。地上覆盖着厚厚一层灰尘，灰尘中散布着零星的骨骼和陶瓷碎片，就像是某种原始文明的遗物。我还发现了两个人类的头骨，显然年代久远，几乎一触即碎。这时，我从梦中醒来。
这个梦里，最让弗洛伊德感兴趣的是那两个头骨。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它们，坚持要我想出与此有关的一个愿望。我是怎么看这两个头骨的？它们是谁的头骨？当然，我非常清楚他的用意所在：这个梦里隐藏着隐秘的死亡愿望（death-wish）。“可是，他究竟想让我说些什么呢？”我不禁暗自忖度。我对谁有死亡愿望呢？我对这类阐释感到非常抵触。我亦隐隐约约地知道这个梦的真实含义到底是什么。但我那时并不相信自己的判断，而想听听弗洛伊德的看法。我想从他那里学些东西。所以，我顺着他的意思做出了妥协，说道：“我的妻子和妻妹”——毕竟，被暗暗地希望死去的人得与我关系亲密才行啊！
当时我新婚不久，十分清楚地知道，我心里根本没有这样的愿望。但是，我知道如果把自己分析这个梦的看法告诉弗洛伊德，便一定会遭到他的不理解和强烈的抗拒。我不认为与他争吵是适宜的举动，而且我也担心会因为坚持自己的观点而失去与他的友谊。再者，我很想知道他会从我的回答里得出什么结论，还有，我想知道当我用符合他的理论的话来蒙蔽他时，他的反应又会是怎样的。于是我便向他撒了谎。
我很清楚，我的举动并非无可指摘，但这是权宜之计！要让他洞悉我的精神世界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精神世界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事实上，弗洛伊德听了我的回答似乎松了一口气。从这件事上，我看出来他对处理某些类型的梦束手无策，只到他的教条中寻求庇护。我意识到，我应该依靠自己来找出这个梦的真正意义。
一目了然，房子所表现的是心灵的一种意象，也就是说，代表了我当下的意识状态，以及迄今为止的无意识附加物。讲究的客厅代表着意识。尽管它样式陈旧，却有着有人居住的气息。
第一层楼代表的是无意识的第一个层次。我向下走得越深，景象便越是陌生和阴暗。在洞穴中，我发现的是原始文明的遗骸，那是我体内的原始人的世界——这个世界几乎不曾被意识抵达或启发。人类的原始心灵与动物的心灵生活很是接近，正如史前时期的洞穴一样，在被人类占有之前，常常是野兽的栖居之所。
在这期间我已有所察觉，弗洛伊德和我对待理性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我成长于19世纪末巴塞尔浓厚历史的氛围中，又拜古代哲学家的作品所赐，学到了一些心理学史的知识。每当我考虑梦和无意识的内容时，我总是免不了要做一下历史比较；大学时代，我也一直在使用克鲁格的那本老哲学辞典。我对18世纪到19世纪初的作家特别熟悉。他们所构筑的世界，便是我梦中顶楼客厅的氛围的源头。与此形成对比，我印象中弗洛伊德的知识史则来自毕希纳[11]、莫尔司各特[12]、杜波依斯-雷蒙德[13]和达尔文[14]。
这个梦告诉我，除上述情形外，意识还有更广泛的范畴：长久无人居住的中世纪风格的底楼，罗马式的地下室，还有最深处的史前洞穴——通通暗示着意识所经过的时代和阶段。
这个梦出现的前几天，有些问题萦绕在我心头。例如：弗洛伊德心理学建立在什么前提之上？它属于人类思维的哪一个层次？其中唯我独尊的人格主义与一般的历史性假设有着怎样的关系？我的梦把答案告诉了我。它明确指出心灵的根基是文化史——环环相扣的意识。我的梦专门勾勒了一幅人类心灵的结构图表，它假定心灵背后存在着某种总体的、非个人化的天性。这个梦让我茅塞顿开——它是一个起着向导作用的意象，而随后它将逐渐得到证实，并令我自始至终无从置喙。这就是我最初的一点儿模糊的想法，有一个先验的集体存在于个体心灵的背后。一开始，我把集体看成初期的机能模式遗留下来的印迹。后来，随着经验的积累，亦有更加可靠的知识作为支撑，我才发现所谓集体其实是本能的表现形式，即原型。
我实在无法苟同弗洛伊德把梦当作“假象”的观点，他认为梦的含义隐没在假象背后——这种含义虽已被无意识知晓，但可谓是恶意地不让它进入意识中。我却觉得，梦是天性的一个部分，并不含有欺骗的目的，而是全心全意地去表达某种含义，就像植物全心全意地生长，动物全心全意地寻找食物一样。这些生命形态，同样也不曾想要蒙蔽我们的双眼，而我们偶尔会自欺欺人，只是因为自己的目光太过短浅。同样，如果我们听错了，那是因为我们听力不佳——而不是我们的耳朵有意欺骗我们。在与弗洛伊德见面以前，我早已认定无意识及为其代言的梦都是自然过程，它们没有任何武断的，尤其是欺诈的属性。我觉得没有理由去假设，意识的花招把戏能够推广到无意识这种自然过程上。正相反，日常经验告诉我，无意识是以相当强烈的抵抗，反抗着有意识思维的种种恶习的。
关于房子的梦激发了我的求知欲：它重新唤起了我昔日对考古学的兴趣。返回苏黎世后，我重拾一本有关巴比伦出土文物的书，还读了很多神话著作。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无意中发现了弗里德里希·克鲁泽[15]的《古老民族的象征与神话》[16]——真让我大开眼界！我疯狂地沉浸在阅读中，如痴如醉地读完了堆积如山的神话资料，然后又读了诺斯替教派[17]的著作，看得云里雾里。我发现自己处于困惑不解的状态中，很像我在医院里试图理解精神病患者的心理状态时的那种体验。我仿佛置身于一所假想的精神病院里，开始诊治和分析克鲁泽作品中的马人、山林水泽的仙女、诸男神和女神，好像他们是我的病人一样。我忙得不亦乐乎，不禁发现古代神话和原始人心理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使我投入原始人心理的深入研究中去了。
在做这些研究的同时，我无意中读到了一位我完全不认识的美国姑娘——米勒小姐的幻想。这一素材由我所敬重的、慈父般的朋友西奥多·弗劳内伊发表在《心理学档案》（日内瓦）上。这些幻想的神话特征当场便深深地打动了我。它们像催化剂那样，作用于我心中日积月累却仍杂乱无章的思想。渐渐地，从这些幻象和我已有的神话知识之中，《力比多的转化和象征》一书成形了。
在我写那本书的时候，我做的一些梦，预示着我和弗洛伊德即将分道扬镳。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梦取景自瑞士和奥地利交界处的一个山区。梦中时近黄昏，我看见一位穿着奥地利帝国海关官员制服的老人。他从我身边走过，有点儿驼背，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他的表情乖僻，心事重重，不胜烦恼。梦中也出现了其他人，其中一人告诉我，这位老人并不是真的存在，而是去世多年的一位海关官员的灵魂。“他是那种至今仍不能够真正死去的人。”以上是我的梦的第一部分。
我开始分析这个梦。关于“海关”，我立刻想到了“审查机构”这个词。对于“交界”，我一方面想到的是意识与无意识的边界，另一方面则想到弗洛伊德的观点与我的观点之间的界限。边境十分严格的海关检查，在我看来是对分析的影射。在边境，我们会开箱检查有无违禁品。在检查的过程中，无意识的图谋不轨便被揭发出来了。至于那位年老的海关官员，他显然没能从他的工作中得到快乐和满足感，所以他才用一种尖酸刻薄的眼光看待世界。我无可避免地在他身上看到了弗洛伊德的影子。
到这时为止，弗洛伊德在我眼中已经不那么权威了。不过我仍把他看作一位长者，我在他身上投射了父亲的形象，即使是做这个梦时，这种投射仍不曾有一点儿消退。只要产生了这样的投射，我们便不再客观了，我们便会陷入矛盾的状态之中。我们一面依赖，一面又抗拒。在这个梦出现之时，我对弗洛伊德的评价依然很高，但与此同时，我也在批判他。这种矛盾的态度是一种迹象，说明我对当下局势无知无觉，更不用说做出什么决断了。这是投射所共有的特点。这个梦促使我认识到了弄清当下局势的必要性。
在弗洛伊德个性的影响下，我已全然抛弃了自己的判断，把自己的批判束之高阁。这是我与他合作的前提。我告诉自己：“弗洛伊德远比你更加博学，更加练达，所以目前，你必须乖乖听他的话，向他学习。”然后，出人意料地，我竟在梦中把他变成了性格乖僻的奥地利帝国海关官员，一位已死海关稽查员仍在游**的灵魂。难道这就是弗洛伊德暗示过的，我抱有针对他的死亡愿望吗？但我并不认为自己心中任何一个角落会通常抱有这种愿望，因为我是不惜一切代价希望与弗洛伊德合作的，坦诚地说，从个人利益角度来说，我希望能够分享他丰富的经验。他的友谊对我而言意义重大。我没有任何理由希望他死去。或者，这个梦也可能是对我意识里的赞扬和钦佩的一种补偿、矫正或一剂解毒药。所以，它建议我应对弗洛伊德持一种更具批判性的态度。这让我深感震惊，尽管梦的最后一句话似乎在暗示弗洛伊德可能会名垂后世。
这个梦并没有终止于海关官员相关的情节，片刻后我还做了第二段更为不同寻常的梦。我梦见我在一个意大利城市里，时值正午，大约12点到下午1点。酷日当头，炙烤着狭窄的街道。这个城市依山而建，使我想到了巴塞尔一个独特的地区，科尔伯格（Kohlenberg）。波西格塔尔（Birsigtal）山谷横穿整个城市，通向山谷的狭小街道有一部分铺了台阶。梦里，有一段台阶向下通往巴弗塞广场（Barfüsserplatz）。这个城市是巴塞尔，同时也是一个意大利城市，有点儿像贝加莫（Bergamo）。时值夏日，烈阳当空，万物暴晒于强光之下。人群川流不息，向我涌来。我知道店铺快要打烊了，人们正走在回家吃饭的路上。在人流之中，有一位全副武装的骑士。他正迎着我拾级而上。他头戴一种名叫轻钢盔的头盔，眼部有窥缝，身穿金属环套扣而成的锁子甲。锁子甲上罩有一件白色长袍，长袍的前后都织着很大的红色十字。
我此时的感受可想而知：在一个现代城市里，正值中午的下班高峰期，一名十字军战士向我走来。尤其让我觉得蹊跷的是，路过的诸多行人中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没有人回头或盯着他看。就好像他是个隐身人，除我之外谁也看不见他。我问自己，这个幽灵意味着什么，随后仿佛有一个声音回答我，实际却没有人在讲话：“不错，这个幽灵是这里的常客。这位骑士总是在12点到下午1点间经过此处，迄今已有很长时间了（我想，该有好几个世纪了），大家都对此习以为常。”
骑士和海关官员是两个对比鲜明的人物。海关官员是面目模糊的，是个“至今仍不能够真正死去”的人——一个正在消散的魂魄。然而，骑士却生气勃勃，十分真切。梦的第二部分显得神圣无比，而两国交界处的场景却平淡无奇，其本身并不让人印象深刻。我到后来反思时才忽有所感。
做完这两个梦之后一段时间，我反复揣摩骑士这个神秘的人物。然而，直到很晚，在我对这个梦苦思冥想了许久之后，我才略知其中意义。甚至在梦里，我就已经知道这名骑士来自12世纪。这正是炼金术开始萌芽的时期，也是寻找圣杯[18]的时期。15岁时，我第一次读到这些故事，便认为圣杯的故事十分重要。我模模糊糊地感到，这些故事的背后仍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因此，这个梦能够呈现出与寻找圣杯的圣殿山骑士团及其使命有关的场景，对我来说很是自然——因为从最深层的意义上来说，这是我自己的一番天地，与弗洛伊德的世界几乎毫不相关。我一直在用整个身心探索某种未知的东西，它们或许可以赋予平庸的生活以意义。
喜欢探索的头脑付出了一切努力，但在心灵深处除了尽人皆知和“人之常情”的局限性，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现，这令我大为失望。我在乡下长大，邻里皆是农民，我从他们粗俗幽默的智慧和民间传说不受拘束的想象力中，看到了我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和性错乱对我来说并不是值得注意的新鲜事，也无须任何特别说明。它们与犯罪行为一起构成了阴暗面，向我毫发毕现地展示了人类存在的丑恶和无意义，败坏了生活的滋味。蔬菜在粪肥的浇灌下欣欣向荣，我对之习以为常。说实话，我在这些知识中并未得到有益的深刻见解。“很多事都仅仅是因为城里人对自然和人类的肮脏一无所知。”我想，心中十分厌倦这些丑陋的事物。
我终于明白了为何弗洛伊德的个体心理学（personal psychology）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我迫切想要知道他的“合理的解决方案”（reasonable solution）的真相，而且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地获得这个答案。彼时彼刻，我感到自己正在接近真相。早在我们出行美国之时，我已发现弗洛伊德本人也患有神经症，不仅确诊无疑，症状还十分棘手。诚然，他曾教导过我，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有神经症的，我们必须学会容忍。但我不曾想过要满足于此，我甚至想知道一个人怎样才能避免患神经症。如果连导师都对付不了自己的神经症，那么显然弗洛伊德和他的门生都不会知道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实践究竟有什么意义。于是，当弗洛伊德宣布，他想让理论与方法同一化，并把它们变成某种教条时，我便再也不能同他合作了。除了退出，我别无选择。
当我那本关于力比多的书写到“牺牲”[19]一章的尾声时，我已预见到此书的出版将以我与弗洛伊德友谊的终结为代价。因为我计划在这章中论述我个人对**的看法，对力比多的概念进行关键性的改革，还写了许多我与弗洛伊德的龃龉。我认为，只有在极罕见的案例中，**才是个人精神障碍的表现。而一般而言，**有着极具宗教性的一面，因此，**的主题在几乎所有的宇宙起源论和不计其数的神话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弗洛伊德却只抓住其字面意思，未能将**作为一种象征，去把握它在精神层面的重要性。我深知他绝对不会接受我就这个主题发表的任何观点。
我与妻子谈及此事，告诉她我的担心。她试图宽慰我，因为她觉得弗洛伊德宽宏大量，不会提出反对意见，尽管他可能并不接受我的观点。我自己却深觉他不会善罢甘休。一连两个月，我无法提笔，为此矛盾痛苦不已。我应该保留自己的想法，还是要冒着失去一段至关重要的友谊的风险？最终，我决定继续写下去——而它的确使我和弗洛伊德的友谊毁于一旦。
回顾过去，我可以说，我是唯一对弗洛伊德最感兴趣的两个问题——“原始遗迹”问题和性欲问题——进行深入探索的人。人们常常会误以为我忽略了性欲的价值。其实不然，性欲在我的心理学研究中亦有着重要地位，它是心灵完整性的一个基本的——尽管不是唯一的——表现。但是，我主要关心的是研究性欲的精神层面和神秘含义，而不是它的个人意义和生物学功能，并由此解释弗洛伊德醉心其中却没能领会的内容。关于这一主题的思考收入了《移情心理学》[21]和《神秘合体》[22]中。性欲是地下精神（chthonic spirit）的体现，具有至高的重要性。这种精神就是“上帝的另一面”，即上帝意象的阴暗面。自从我开始钻研炼金术这一领域，有关地下精神的问题便困扰着我。从根本上说，这一兴趣是由早期与弗洛伊德的谈话所唤起的，那时，我为他沉迷于性欲现象而感到困惑不解。
弗洛伊德的最大成就当数他认真地对待神经症患者，探究他们独特的个体心理。他有胆量让个案的资料自陈事实，这使他得以深入探究病人的真实心理。打个比方，他用病人的眼睛看世界，因而他对精神疾病的了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在这方面，他没有偏见，勇气十足，并成功地改变了众人的成见。他像《旧约》里面的先知，颠覆了虚假的神祇，掀开了掩盖欺骗与伪善的面纱，无情地揭露出当代人们心灵的腐化堕落。面对这样一份事业所带来的不得人心，他毫不动摇。他施与我们文明的推动力，源自他发现了一条通向无意识的途径。通过判断梦是有关无意识过程的最重要的信息源，他帮人类找回了一种似乎早已彻底遗失了的工具。他在经验上证明了无意识心灵的存在，而此前无意识心灵一直仅仅是一种哲学上的假定，尤其是在卡鲁斯[23]和哈德曼[24]的哲学中。
可以说，尽管现代人已经与无意识概念面面相觑了半个多世纪，当代文化意识仍未把无意识的概念及其所意味的一切纳入一般的哲学中。精神生活具有两极性，这是最基本的洞见，使人们消化吸收这一观点在今后仍然任重道远。
第六章 与无意识的面质
李孟潮
这一章主要记录了荣格在和弗洛伊德决裂后经历的心理历程，是对荣格的自性化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读者们在看完这一章后难免会产生以下疑惑：荣格怎么和弗洛伊德闹翻了就会出现幻觉？我们可以先回答此类问题。
问题1：荣格为何会出现幻觉？显然，大部分人和朋友或者老师闹翻后不会出现幻觉。
答：导致荣格出现幻觉的因素，一是他和他母亲一样，可能天生就携带了容易出现幻觉的基因。二是在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多重创伤刺激下，他的主管幻觉的基因可能被激活了，从而出现各种幻觉和梦境，这些幻觉和梦境往往是有疗愈作用的。三是荣格中年期再次受到巨大创伤和压力。和弗洛伊德的友情使荣格首先失去了在精神医学界大好青年的前途，接着婚外恋、医患恋又使他正派医生、青年教授、好丈夫、好爸爸的名声蒙上了阴影，而他牺牲这么大换来的友情和爱情，居然在一年内就再度失去。
问题2：幻觉一般如何治疗？
答：对幻觉的治疗，包括药物治疗、透颅磁刺激、认知行为治疗、注意力训练、接纳与承诺疗法、竞争性记忆训练等，可以参考两本书——《幻觉：治疗和应对手册》和《重性精神疾病的认知行为治疗》。
问题3：荣格的记录和分析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为何及如何发挥作用？
答：如今，我们称荣格的记录和分析为“疗愈日记”，它几乎是所有心理治疗流派都会使用的家庭作业和练习。这本自传乃至荣格的大部分学术著作的核心理念，就来自他的两本疗愈日记——《红书》和《黑书》。在这两本书中，我们看到，他使用了艺术治疗（包括绘画和诗歌）、自我分析等技术。其治疗原理就是在导读中阐述的自性化过程。
在本章，荣格记录了《红书》和《黑书》中出现的一些人物形象，最主要的是他的灵性上师——腓利门。要想理解这些人物，仅看这本自传未免有些雾里看花，读者们可以在《红书》中看到，腓利门等神仙鬼怪的出现隐没，似《西游记》一般曲折。《红书》的中文版在编辑的努力下，甚至在内容呈现上超过了原版的编排，我个人也为《红书》做过35次演讲课的导读。荣格还描述了《红书》中《向死者的七次布道》的写作过程。这篇文章对荣格及其重要，因为它是整个荣格心理学的核心思想，见本书附录。
荣格在和弗洛伊德决裂后，开始发展自己的治疗风格并开始思考现代人如何发展自己的“神话”。多年之后，这个困惑在坎贝尔的《千面英雄》等系列著作中，得到了部分解答。
[1] 荣格写过许多关于弗洛伊德的文章，本章应被视为一个补充。其中最重要的已收入《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荣格文集》第四卷）中。还有《人类、艺术与文学精神》（《荣格文集》第十五卷）中的《历史背景中的弗洛伊德》（1934年）和《纪念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39年）。——原注
[3] 《荣格文集》第四卷《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中的《弗洛伊德的癔症理论：对阿沙芬堡的回应》。——原注
[4] 1906年，荣格将《诊断性联想研究》（见《荣格文集》第二卷，《实验研究》）寄给弗洛伊德，两人即开始通信，一直到1913年。1907年，荣格给弗洛伊德寄去了《早发性痴呆心理学》一书（见《荣格文集》第三卷，《精神疾病的心理机制》）。——原注
[5] 隐藏之神是《旧约》的一个概念，神以某种方式向人类隐藏自己，无法被人类所认识，指神的智慧深不可测，人类无法得知，神与其创造物人类之间有无限差异。——编者注
[6] 厄洛斯（Eros），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在弗洛伊德学派术语中厄洛斯为力比多（libido）。在荣格学派术语中，厄洛斯和逻各斯（logos，理性）相对。荣格认为，前者代表对人际关系和整合的力量，后者则代表理智和区分事物的能力。——译者注
[7] 出版于1912年，英文版题为《无意识的心理学》（1917年）。修订版收录在《转化的象征》（1952年）中；英文版题为《转化的象征》（《荣格文集》第五卷，1956年）。——原注
[8] 桑多尔·费伦齐（Sndor Ferenczi，1873—1933），匈牙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重要理论家，与弗洛伊德交往甚密。——译者注
[9] 埃及第十八王朝的法老，于公元前1353年到公元前1336年在位，在位期间进行宗教改革，引入对太阳神阿顿（Aten）的一神论崇拜，并将自己定位为阿顿神与人们之间的联系中介。——编者注
[10] 《无意识的心理学》。修订版收录在《转化的象征》（《荣格文集》第五卷）中。——原注
[11] 毕希纳（Friedrich Karl Christian Ludwig Büchner，1824—1899），德国哲学家、生理学家和医生。——译者注
[12] 莫尔司各特（Jacob Moleschott，1822—1893），荷兰生理学家、作家和营养学家。——译者注
[13] 杜波依斯-雷蒙德（Emil du Bois-Reymond，1818—1896），德国医生、生理学家，神经动作电位的发现者，电生理实验之父。——译者注
[14] 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博物学家，进化论的提出者。——译者注
[15] 弗里德里希·克鲁泽（Georg Friedrich Creuzer，1771—1858），德国语言学家、考古学家。——译者注
[16] 《古老民族的象征与神话》，莱比锡与达姆施塔特，1810—1823年。——原注
[18] 圣杯（Holy Grail），相传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使用的餐具，罗马教廷为了寻找失踪的约柜和圣杯而派出十字军东征。——译者注
[19] 牺牲（The Sacrifice）是《力比多的转化和象征》一书的最后一章。——译者注
[20] 梅达（Alphonse Maeder，1882—1971），瑞士医生，专攻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疗。——译者注
[21] 《心理治疗实践》中的一章，《荣格文集》第十六卷。——原注
[22] 《荣格文集》第十四卷。——原注
[23] 卡鲁斯（Carl Gustav Carus，1789—1869），德国生理学家和画家。——译者注
[24] 哈德曼（Karl Robert Eduard von Hartmann，1842—1906），德国哲学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