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有一天，天气寒冷，北风呼呼地刮着，乌云一垄一垄地压在广州的头上，路上行人也逐渐地稀少了。正在这个时候，大概是下午三点钟过后不久，突然，街道上卖报的孩子响起了他们那种急促的叫卖声。他们把报纸高高地举在头上，一面跑，一面大声叫嚷道：
“快看报！西安市发生兵变！”“快看报！东北军实行兵谏！”
“蒋总司令被扣留！”“蒋委员长下落不明！”
“重要新闻！快来看明天报——明天的报！”
原来，时间还这么早，明天的报纸就已经出版了。这急促的叫卖声像炒辣椒似的，把刺激人们的消息跟刺激人们的气味儿传遍了整个广州。不到一个钟头，全广州市的人们就都沸腾起来了。他们纷纷地打着电话，纷纷地跑到街道外面来，想碰见什么熟人，互相探问一下消息。只要什么地方有三五个人聚成一堆，立刻大家就围上去，想听听有什么新的情况。甚至坐在人力车上面的或者坐在汽车上面的人们也不住地探头向外望，向后望，着看街道上有什么异常的东西。这样子，咱们的羊城就真正人心惶惶地**起来。整个城市仿佛变成了一口大铁锅，不只里面装满开水，而且底下烧着大火。水泡咕噜、咕噜地醏腾起来，叫唤着，破裂开……水蒸气不住地往上冒，把整个天空弄得云雾弥漫。这是一种真正的沸腾。人们在这里面都露出自己的真相。第一停人喜气洋洋。他们挺着胸膛，迈着大步，昂首望天，面带笑容，连讲话的嗓子都非常放肆。他们彼此见了面，就大声开玩笑道：“好了，好了，世界轮流转，这一回该轮到你了。”对方也大声笑着回答道：“哼，你当心你自己吧！这才叫作法自毙呢！”第二停人忧心忡忡。他们垂头丧气地在街上走着，彼此见了面，也不说一句话，甚至连招呼也不打，真是好像古语所说的“如丧考妣”一样。第三停人风凉水冷。他们用相面先生的口气嘲笑国民党道：“老兄，你相信了吧？我在十年以前就说了，蒋介石北伐是有去无回。”另外一个太也附和着说道：“不错，老兄你倒是有远见，不过我也不差。我看国民党到现在，它的气数是已经尽了。”第四停人忧米忧柴。他们心神不定，疑虑重重，见了面就扭歪嘴巴苦笑着，彼此打探：“这个世道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咱们广州以后会怎么样呢？国民党；是不是从此就完蛋啦？共产党是不是又要回来啦？”等等，等等。不管怎么说，这是中国三十年来发生过的许多重大事件之一，它来得又是这样的突然，以至于使得很多人目定口呆，不知所措。
第二天一早，胡杏还没有上工，区卓就跑到振华纺织厂的女工外寓来找她。区卓今年已经二十二岁了，和胡杏是同年的。他早就不在振华织厂干活，回到南关去，跟着他的爸爸区华当了一名皮鞋匠。他的个儿如今长高了，他的杏仁脸儿越来越像他二姐区桃，他的胸襟豪爽，天真纯洁也越来越像他的二姐区桃了。今天他的气色极好，满脸堆着笑，正所谓喜笑颜开；他的兴头也极高，好像他准备做任何一件事情，并且把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做得很好似的。他一见胡杏，就跟她开玩笑道：
“小杏子，我看你今天脸上有喜气，一定是有一件什么大喜事了。”
胡杏看见区卓那个疯疯癫癫、不三不四的样子，满以为他是在捉弄自己，就使唤生气的声音说道：“阿卓，你老老实实，你别淘气，我有什么喜事呀？我脸上有什么喜气呀？你别狂了。”
区卓也明知胡杏的生气是假的，就又装着受委屈的样子说道：“你看，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知好懒人。人家一番好意，把喜事带来告诉你，你倒骂起我来了，这叫人心甜么？敢是我不管闲事的好。”胡杏软了下来，用一种好听的嗓子和解地说道：“好了，好了，别闹了，只怪我不对，我是错怪了你了。你现在有什么事情就说吧，区卓反而更加坚决地说道：“不，我不能告诉你，我要你猜一猜。”胡杏告饶道：“好了，好了，和尚，我怎么猜得着呢？还是你说吧。”区卓一定不依，说：“不行，不行，一定要你猜。”胡杏说，我们这样的人，是从地狱里面掏出来的，没有祸事就算好了，还有什么喜事呢？我的脸上难道还有什么喜气么？没有了，多少年来都没有了。”区卓仍然坚持道：“不行，不行，多少年是多少年，今天是今天。今天称当然是有大喜事，不然你的脸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喜气呢？”胡杏见拗他不过，只得答应下来道：“好，好，我来猜，我来猜。”可是她想来想去也想不出自己有一件什么大喜事。因此，一时吟沉着说不出话来。区卓看见她这个样子，越发高兴了，独自一个人哈哈地大笑起来。胡杏叫他捉弄得没有办法，就低声地骂道：“傻和尚！刁和尚！疯和尚！癞和尚！”折腾了半天，区卓才破了谜儿，说出他的本意道：“小杏子，你昨天晚上就没有看报么？昨天晚上没有看，你今天早上也没有看么？就是你没有看报，也没有听见全省城的人都在议论么？”胡杏没料到他说的就是这件事情，扑嗤的一声，娇憨地笑了起来，道：“唉呀，你这个和尚，我当你说的是什么事情，原来是这件事！我当然知道啦！”区卓说：“你当然知道就对了，这不是一件大喜事么？你的脸上那般喜劲儿不是打这一事情上来的什么？”胡杏用手速着嘴说：“那当然是呵，那当然是我的大喜事呵！可是，你不也有份儿么？不也是你的大喜事么？你怎么老钉着我闹呢？”区卓说：“是呀，我的大喜事，也是你的大喜事，我没有说不是我的大喜事嘛。你没看见我今天非常高兴么？我只是问你——”胡杏跟着啐了一口，低声骂道：“衰鬼！衰神！”然后又对着区卓说：“好了，瞎闹那么半天，你这么早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呵？”
区卓作古正经地说，炳哥说要发起一个田鸡局，叫你也做一个发起人，每人课五毛钱，今天晚上到我家里吃饭。”胡杏听不懂什么叫“田鸡局”，就问区卓道：“吃饭就吃饭，为什么叫田鸡局呢？”区卓认真地给她解释道：“你没有听过田鸡叫唤么？小杏子，‘各支各，各支各’，是这样叫唤的吧？我们的田鸡局也是这样，大家高兴，在一起痛痛快快地庆祝一番。因此要由大家来出钱，没有人请客，就是各支各，各支各。”胡杏一听，使唤低沉的嗓子爽朗地、甜甜地大笑起来，说：“衰鬼！衰神！既然是炳哥发起，就由他发起好了，为什么又要我发起呢？”区卓说：“是这样的，炳哥发起，叫我去通知陶华、关杰、丘照、邵煜这些人。你也当一个发起人，就去通知你这边的人。我呢，是一个跑腿的，除了跟你们通知以外，我还得去买菜、买酒、买肉、买作料——这不是大喜事的格局么？”最后，胡杏答应了做振华纺织厂的发起人，区卓才高高兴兴地走了。
晚上六点钟，天已经黑了。二十四个人在南关珠光里区华家里开怀畅饮，抒发豪情。区家现在很穷了，只剩了一张八仙桌子。因此，让陶华、何娇，马明、何好，关杰、胡执，丘照、胡带，邵煜、何彩，王通、阿葵这六对夫妇坐了上席。十二个人坐一张八仙桌子是挤了一点，不过对付着也就坐下了。剩下那张矮方桌子，摆在下席，冼鉴、周炳、胡杏、区卓、江炳、杨承荣、何守礼、张纪文、张纪贞、李为淑、章虾、黄群这十二个“散仔”挤着坐着。有些坐在竹椅子上；有些坐在矮凳子上；有些坐在门坎上；有些就蹲在地上，可是大家都嘻嘻哈哈，热闹非常，一点也不觉着局促。每张桌子上都摆着栗子焖鸡，红烧圆蹄，酥炸排骨，暴腌土鲮四个大菜，另外还有两个热炒，一钵子猪红汤。大家你一杯，我一杯，喝得酒酣耳热，痛快淋漓。那个矮矮胖胖，今年二十一岁的大学医科三年级的学生杨承荣首先给大家说起一段新闻道：“今天早上，我经过财厅前的十字马路，看见十字马路当中那一个时，钟灯柱。就在那个四面嵌着时钟——朝南那边的钟面上，挂着一个纸糊的蒋介石的人头。过往行人都笑着说：‘你看，蒋介石这回也枭首示众了。’”他讲完以后，又把“枭首”这两个字对大家解释了一遍。大家一听，登时喝起彩来。王通离开席位，往外跳了一步，用手掌横在脖子上抹了一下，嘴里做出咔嚓的声音。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又对大家挤眉弄眼地做了一个鬼脸，逗得大家又一次哗笑起来。笑完以后，大家又举起酒来干了一杯。接着，大家叫今年十九岁的大学法科二年级学生何守礼也讲一段新闻。何守礼推辞了，说自己没有听到什么新‘鲜玩意儿，不肯讲。区卓接着讲：“我今天早上听见别人说，在红花岗上面，有人插起一面镶着铁锤镰刀的红旗。我赶到那里，想去看看，可是已经没有了，说是叫警察拿走了。我相信这是真的事情。”大家一听，又鼓掌，又喝彩，接着又干了一杯。胡杏第三个讲道：“我听见人家说，在维新路广州暴动攻打过的那个地方，也就是在公安局的围墙外面，有人贴起了一张‘打倒卖国贼蒋介石’的大标语，不知你们看见没有。我是因为抽不出身来，没有办法去看，可我相信，那也一定是真的。”大家一听，又跟刚才一样拍掌，喝彩，干了一杯。周炳也用那种上海腔的广州话对大家讲道：“我倒是亲眼看见一桩事情，让我来告诉你们。十三行的钱庄今天早上都牢牢地关着铁闸，不肯打开，只在铁闸的空档子里做生意。听说市面要大乱，他们怕人抢劫呢。”大家一听，又乐了，登时喧嚷吼叫起来，又是干了一杯。
接着，大家又把眼睛放在下席的那三个年轻人身上。他们是高中三年级学生张纪文，高中二年级学生李为淑，高中一年级学生张纪贞。大家看见他们是新入伙的少年人，又是当令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和当今国民党省党部组织部长的儿女，因此，对他们格外有兴趣。可是，叫了他们半天，他们一来年轻，二来人地生疏，有点腼腆，所以，都没有肯讲。
坐在上席的马明乘着酒兴，开口讲道：“今天早上，我在西门口一堵墙上看见有人贴了一张讣告。那是给蒋介石贴的讣告，你们信不信？——我这是亲眼看见的。”大家一听，又笑语喧哗了一阵子，喝了一阵子酒。接着，王通又一次站起来了，他讲：“你们别吵、别吵，我今天经过第一津的棺材铺子，看见有人贴了一张条子在那个铺子门口，上面写道‘蒋公中正买下棺材一具’。”大家一听，笑得人仰马翻，结果，又喝了一杯。染印工人陶华也给大家讲一段道：“我今天早上在天官里那边一堵墙上看见一张寻人启事，说‘某某某走失男性一名，患有神经病，他的名字叫做蒋介石，三天前从家里走出去，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如果有四方君子找得到这个人，要酬谢大洋一百块’等等。”大家一听，直笑得眼泪水都淌了出来，又和着眼泪喝了一杯。往后，印刷工人关杰告诉大家，在他们那个市头的附近，很多人抢购食物，米啦，芋头啦，咸鱼啦，咸菜啦，都叫人抢购光了。手车工人丘照也给大家讲了一段。他说今天早上他经过好几个银行的门口，看见都有很多人挤在那里要提款。裁缝邵煜也说，南关一带的人今天早上都在那里纷纷议论，说昨天晚上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烧炮仗呢？又不是神诞，又不是逢年过节的，难不成有那么多人娶媳妇么？大家听了一段，就笑一阵子，喝一杯酒，真是尽情快活。
直到酒喝得大家都有一点陶陶然、飘飘然的时候，才开始吃饭。冼鉴盛了一碗饭捧在手里，一面吃着，一面说：“这也是他自作自受，活该！他蒋介石真可以说恶贯满盈了。”周炳也接着说道：“唉，真可惜呀！这十年来，多少英雄豪杰死在他的手上！这些英雄豪杰都是最好的人，最出色的人，最勇敢的人！可惜，他们死得太早了，今天的事情他们看不见了。”这样子，大家一阵惆怅，一阵狂欢；一阵狂欢，又一阵惆怅，直到二更天过后才散了。胡杏跟陶华临别握手的时候，看见陶华的手红一块，蓝一块的，就指着他的手说：“怎么？华佗大哥，你的手怎么一块红，一块蓝的？”陶华点点头，笑着回答道：“工人呗，染印工入呗。”周炳在一旁插话道：
“别小看他，他手里抓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呢！”这样子，大家又说笑了一会儿，才依依不舍地当真散去了。
这天晚上，大家都判定蒋介石准死无疑。周炳权衡大局，心中杌陧不安。他一会儿觉着中国在那个大独裁者死后好像会变成举国一致，联合起来抗日；一会儿又好像会变成分崩离析，内战不止，以致于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整个中国，大家都当了奴隶。他拥来覆去地这样想着，也不知道究竟哪一方面更有把握，更能实现，因此一直睡不着觉。以后，他每天都在等候那法西斯头子伏法的佳音。每天下午，他早早就出门，在街上蹓跶着，希望碰到一个卖明天报纸的报童。一见报纸，不管有没有消息，立刻买过一张来，急急忙忙地找着。可是，十天过去了，都没有找到他所盼望的那个好消息。最后，报纸上就登出这样的新闻，说西安事变已经宣布和平解决了。这一下子，给了他们这一伙子人一个严重的打击。他们都认为这是放虎归山，觉着十分丧气。他们每一个人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再也蹦不起来了。
有一天晚上，冼鉴在大市街关杰那间印刷铺子楼上，召集那一回南关田鸡局的原班人马开一个时事讨论会。冼鉴首先给大家做了一个很长的报告，他对大家说：“这一次放蒋介石回去，是有条件的。其中主要的有这么四条：第一，要蒋介石改组国民政府；第二，要蒋介石释放一切政治犯；第三条，要蒋介石停止所谓‘剿共’，跟共产党，跟其他的党派、军队联合起来抗日；第四条，要蒋介石召集一次全国人民都有代表参加的救国会议。”冼鉴接着又对大家做了详尽的解释，说：“目前，咱们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它是存心要灭亡，要占领咱们整个国家，要把中国人民变成亡国奴，变成它的奴隶的。所以，必须联合所有愿意抗日的人起来抵抗它。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就要重新打内战。内战一直往下无穷无尽地打，在全国各个地方都打，这样子，日本帝国主义就有机会慢慢地，一步一步地，从从容容地把整个中国占领掉。这只能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这只能对国民党里面那些亲日派有利。他们正希望得到谆样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我们不能够给他们。”这些道理，大家听完以后，都能懂得，也觉着很对，但是，仍然议论纷纷，争持不下。周炳胆怯地对大家说道：“你看，我觉着自己没有把握，可是，又不能不说出来。你看，要国民党改组他们的政府，这办得到么？我想，从蒋介石这个人一贯做事情的宗旨、态度跟手腕看起来，这明明是办不到的。如果他现在肯改组政府他开头就不会背叛革命了。我可能说得——我实在是一点把握也没有。”胡杏接着也说：“要他释放一切政治犯，可哪有那么容易呢？如果真是能放政治犯，把金端大叔他们放出来，那该有多好！可是，金端大叔失踪已经四年多了，你能相信蒋介石么？能么？”区卓接着也说：“当然不能，谁能相信他！要他停止所谓‘剿共’，联合抗日，还不如要他的命，挖他的祖坟呢！”江炳也接着说：“至于什么救国会议，那根本是一厢情愿，一厢情愿，既啥话头。”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就是对蒋介石不能信任。
后来，大家议论过来，议论过去，都觉着没有劲儿了，不想再往下议论了，只是都觉着气不顺、气不忿儿。胡杏对大家说道：“你们没有看见今天咱们那个陈经理那副模样，那股**儿，她一看见我，就走到我的身边，说：‘小杏子，你看报了么？这是理智的胜利，这是良知的胜利。’后来，又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杏子，你看你，长得不错嘛，都完全成了一个大人了。’你们说气人不气人！难道她陈经理今天才看出我是一个大人么？她有多么得意，她有多么傲气！”何守礼也接着说：“不错，不错，我哥哥今天看见我，就笑眯眯地对我说：‘阿礼，你们小孩子尽管闹，闹一个月就算你三十天，可是，你们能闹出个什么名堂呢？你们拿着两只拳头，就能够去抗日么？说到抗日，还是要看蒋总司令点头不点头呵。’真叫他把我的肺给气炸了。”张纪文、张纪贞两兄妹也对周炳说：“表舅老师，我们今天早上也叫爸爸给训了一顿，足足训了有一个钟头。”然后，他们两兄妹又七嘴八舌地讲述张子豪对他们训话的神气和内容。张纪文一向结结巴巴，说话也说不清楚，张纪贞倒是伶牙俐齿，就抢先说道：“我爸爸今天把我们两个人叫到他的面前，叫我们坐下来，给我们讲了许多他的道理。他说：‘我们这样地位的人家，就应该有一种高尚的理想，就应该好好念书，进大学，出洋，将来回来，好好地做一番事业，才配得上咱们在社会上的门第跟家声。其他的事情，不应该赶时髦，不应该听共产党的煽动，不应该在小小的年纪就谈论什么抗日救国。要知道，抗日不是那么容易抗的。蒋总司令何尝不想抗日？他在那里准备了差不多有十年了，等他准备好，他一定会抗日的。可是在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你们就先要起来抗日，那不是捣乱么？不是对于国家的国策起了破坏的作用么？你们年轻，我不怪你们，可是你们应该听我的话，规规矩矩地去念书，去上进，这才对。你们没有看见报纸么？谁要冒犯我们的蒋总司令，谁就倒霉。’你们听听，这是什么话！我爸爸那样跋扈，究竟为了什么。”李为淑也谈论起她的爸爸李民魁来，道：“我爸爸从来没有今天那么老大的气派，从来没有今天那么难看的脸孔，从来没有今天那样子高声说话。他把我也训了一个钟头，说这个不许，那个不许，一共说了有十几个不许。又说，女孩子家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应该读《三民主义》，应该读《蒋总司令言论集》，应该读《烈女传》，甚至应该读《圣经》，就是不应该流里流气地浪**街头。要温文尔雅，不要粗野俗气。你们大家听听，这都像些什么话！他从来没有用这副脸孔跟我说过话的，直把我气得都要哭出来了。”听见这位十七岁的小姑娘这么一说，大家都觉着很怄气，耷拉着脑袋，半晌说不出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