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十天以后。有一个早上，胡杏刚刚吃过早饭，还没有回办公室工作，干部科长杨生明就来到了她的窑洞门口。这是一个在陕北打过游击的青年男子，看样子，有二十七八岁的模样，身材长得很矮，但是很壮实，脸上很多皱纹，眼睛大，鼻子也大。在冰冷的空气当中，他的脸色是红通通的，像喝醉了酒一样。他站在窑洞门口，把一大叠子草稿、表格、文件交给了胡杏，然后，站在原地不动，无缘无故地哈哈大笑起来，弄得胡杏呆呆地望着他，有点莫名其妙。笑了一会儿，他才对胡杏说：“中央组织部来了个条子，说是重庆有两个工人调到咱边区来了。组织部的意思是要你马上去看看他们。”说完了以后，又哈哈大笑一阵，方才走开。胡杏也顾不上问他为什么那样开心，连忙锁上窑门，一个劲儿赶路，朝白家坪招待所走去。她也不知道自己要看的究竟是谁，只觉着心神晃**，万般兴奋。二十多里地，不到两个钟头就走到了。进了招待所一看，原来不是别人，正是日夜思念的区卓跟江炳。胡杏一见，就把他们亲亲热热地抱住，用陕北话高声喊道：
“好我的你咧！好我的你咧！你们总不预先通知一声，只顾吓唬我！”说得区卓跟江炳两个人一时也听不大懂。
原来，区卓跟江炳两个人调到延安来以后，已经跟组织上谈过话，马上就要分配到西北局去工作。后来，胡杏再问他们到西北局又分配到什么机关，他们两个人同声回答道：“是分配到边区被服厂。”听见这样说，胡杏就沙哑地甜甜地笑了起来，说：“这下可好了，你们跟杨承荣成了邻居了，离张纪文、张纪贞两兄妹也不远了。”往后，胡杏问了他们周炳最近的情况，他们两个人也问了杨承荣、何守礼、李为淑、张纪文、张纪贞等人的情况，大家都觉得非常快慰。吃过午饭以后，胡杏说要领他们去赏雪，又带着他们两个人到左边、右边山沟里到处溜达，欣赏延河的雪景。天气冷，雪化不了，有些已经压实了，变得像白色的瓷器一样；有些就结成了冰块。延河上面，全部都已经结成厚冰。这里一堆雪，那里一堆雪；这里一垅雪，那里一垅雪，堆得非常错落有致，非常好看。江炳虽然见过城市里的雪，可是没有见过山地里的雪，区卓根本就没有见过雪，所以都十分高兴。区卓用双手捧起雪花，一直往脸上擦，把整个脸都擦红了。江炳问他，“冷么？”他说，“不冷。”胡杏也高兴起来了，在雪堆里跑过来，跑过去，跑得满脸通红。她还对他们两个人说：“你们别以为我早来了半年，一定看见过很多雪。其实不，我只看见过两三回小雪。像这回这样大的雪，我一辈子也还是头一次看见呢。”后来，区卓发现胡杏看着路旁一块大石头发呆，又用她的灵巧，的手指去轻轻抚摸着那块大石头，就问她道：“干姐，那块大石头已经够光滑干净了，你还擦它干什么？”胡杏说：“和尚，你不知道，这是我经常歇脚的一张酸枝马杌。我每次看见它，都要用手把它上面的灰土擦擦干净。”那天他们在冰天雪地里玩了个痛快，直到傍晚，天都快黑了，胡杏才急急忙忙地赶回东川二十里铺。
几天以后，又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胡杏一早就跑到南川七里铺边区被服厂，找着了区卓跟江炳，和他们一道，在南川上饱览延河的美景，顺便去逛了半天南门外的新市场。接着她又带他们走进边区医院找到了杨承荣。杨承荣一见这两个新来的客人，就热情得不得了，抓住他们的手问这问那，说个没有完。后来，杨承荣还自告奋勇，陪他们到桃林区三乡乡政府去找张纪贞，恰好碰上原来住在四乡乡政府的张纪文也来看他的妹妹，六个人见了面，大家都有说有笑，十分欢喜。在三乡乡政府吃了中饭以后，张纪文、张纪贞把他们四个人送了出来，一直走了很远。太阳偏西，杨承荣也回医院去了，就剩下胡杏带着区卓、江炳两个人从东关往东川走去。他们沿路又浏览了一番东川的景物，方才兴致勃勃地信步折进曹店区，先在二乡乡政府找着了李为淑，又邀上李为淑一道到一乡乡政府找着了何守礼，这些兄弟姊妹们于是美美地畅叙了一番，过了一个既忙碌又充实的假日。到了黄昏时分，何守礼跟李为淑坚持把胡杏、区卓、江炳三个人送出来，陪他们走了很长一段山沟路。何守礼和李为淑告别回去以后，江炳首先发表感想道：
“你们注意了没有？我看出何守礼有一点心不在焉的样子，可是呀？”
胡杏把手一挥，学着上海话对江炳说：“别在人家背后瞎三话四。女孩子家，谁没有一点儿心事呢？”
江炳拍手赞成道：“对，对，女孩子家都有点儿心事。你看刚才张纪贞多么关心区卓呀！”
区卓立刻反唇相讥道：“是呀，只怕比不上刚才李为淑那样关心你呢！”
胡杏露出一副明察秋毫的神气，对他们两个人说道：“好了，好了，别闹了，别闹了。谁都应该关心大家，那就好了，对么？”一眨眼间到了下一个假日，又是一个明朗的晴天。胡杏这一天约了区卓来吃中饭。延安的人每天都不得闲，只有星期天才有一点儿时间可以串串门子，料理料理个人的私事。想不到，县委书记郝玉宝恰恰在这个时候要找胡杏去谈话。胡杏连忙跑到大门口下面给收发室关照了一声，然后跑回山上，一直走进县委书记的窑洞里。这个郝玉宝身材矮小，有一张瘦长的脸儿，嘴唇微微地翘起来。他今年已经三十八岁了，也是一个老游击队员，爱人在边区政府交际处工作，一直没有生养，因此他们都还没有儿女。他一见胡杏进来，就让胡杏坐那张用一张放倒的长方凳、两块一长一短的厚木板做成的靠背椅，自己坐在炕沿上，问她道：“胡杏同志，你到延安来已经半年多了，生活还过得惯么？”胡杏用眼睛妩媚地直望着县委书记，说：“好极了。这样的生活是最理想的生活，全中国的人想过这样的生活都过不上呢。”郝书记高兴地笑了起来，说：“好，好，好极了。你知道，我们这里生活为什么这样好？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像一家人一样，不管党员、非党员，都像一家人。”胡杏说：“可不是么，这一点就是最最难得的。”郝玉宝说：“好。既然是一家人，理应无话不说。那么，我来向你提一个问题，欸——我来给你做一个媒，好不好？你也二十五岁了，也该结婚了。”胡杏一听，愣了一愣，然后，把头慢慢地低了下去，过一会儿，又把头猛然抬了起来。她那黑中带赤的脸孔登时变得非常慘白。她斩钉截铁地对郝玉宝说：
“我这一辈子都不结婚，我一辈子要过独身的生活，我用我的全部力量为革命做工作。”
郝玉宝碰了个钉子，一时没有了主意，结结巴巴地说：“这个全部……难道革命……不过……我是说……我想，你们广东可能有这种习惯，是么？”
胡杏干脆地回答道：“对，广东有这种风俗，女孩子家把头发挽起来，梳一个髻，叫做‘梳起’，这以后，她就不嫁人了。"郝玉宝不停地点着头，感叹地说道：“哦，原来这样，原来这样。”他虽然不完全相信胡杏所说的话，但是，为了胡杏这样有志气，他心里面觉着更加器重她。于是，他就换了一个话题，说道：
“那么，你既然是这样，就不提了。跟你很熟的那位姑娘呢？我是说，在曹店一乡的那个何守礼呢？她年纪也不小了，我给她做个媒怎么样？”听见这么说，胡杏的脸色才转为红润，淡淡地问道：“男家是谁？”郝玉宝说，就是咱们那个文书干事吴生海嘛。他人倒是挺好的，今年已经二十四了，就是话稍为多了一点儿。”胡杏站起来说：“好吧，瞧着办吧，我尽量努力，反正他俩彼此也认识的。”说完，就告辞出来了。
胡杏回到窑里，原来区卓已经坐在那里等候她，看见她回来，就刷的一声站了起来，高高兴兴地连笑带叫地喊道：“胡杏同志！”笑声落了以后，区卓就说我刚到边区的时候，听见人家把我喊做同志，心里面那个乐滋滋的味道真是形容不出来。可是叫我喊别人同志，我怎样也喊不出口，这是很难习惯的呀！”胡杏也笑着说：“可不是么，我刚到延安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形，听到人家喊自己同志，觉着浑身的血管都冒出热气来了，觉着真是亲得不得了。唉，为了这一声同志，也不知道牺牲了多少人哟！”往后，胡杏就脱了鞋子，盘着腿坐在炕上。区卓不会盘腿，就坐在炕沿上，把离别以后这半年来他们在外面的几个人的生活情况约略说了一遍。他告诉胡杏，周炳最初在长沙工作了一个时期，后来又调到桂林去工作了一个时期，最后，又调到重庆去工作。可是，这半年来，他在蒋管区工作一直很不安心，整天嚷着要到前方去打仗。胡杏插话道：“是的，他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他叫人心疼——就在这里，他的好处也就在这里。”他们谈了大概足足有一个时辰，才算是把他们几个人的生活情况大概地介绍过了。区卓说：“如果要讲得详细一点，那真是十天十夜都说不完呢。”后来，他又归结成这么一句话告诉胡杏道：
“这半年来，炳哥那种战战兢兢的情况已经一扫而光了。他再不是从前那样谨慎有余，果断不足……却变得十分开朗，十分自信，变成一个勇往直前的人了。”
胡杏说，这就是你们不了解他。从前在广州，我也不好替他辩护，可是我的的确确知道，他根本就不是一个谨小慎微，缺乏果断的人，不，他完全不是那号人。他的那种表现，不过说明他是在那儿理解一个新的世界，他是在那儿使自己对集体生活感到习惯，像他自己说的学习集体主义罢了。等他一适应了党内生活，他就会完全变样。”
这天早上，当区卓去看胡杏的时候，张纪文也走了十里地，到桃林三乡乡政府来看他的妹妹张纪贞。他给他妹妹带来了他们的母亲陈文英从重庆寄来的一封信。信里面说重庆各人生活都很好，舅舅跟姨姨们身体都很平安，生活都过得十分体面和富裕。要张纪文把延安的所见所闻一件一件地写信告诉她，让她了解他们兄妹俩在延安的生活情况，以便从中得到安慰。张纪文等妹妹看完信，就问她道：“妈妈说他们很体面，很富裕，我们觉着我们也很快乐，到底谁更幸福些呢？”张纪贞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当然是我们更加幸福。不过，哥哥，你说我们为什么会如此自豪呢？”张纪文也不假思索地回答道：“这是因为我们这里物质生活虽然比较简单一些，但是，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是很体面，很富裕的。这样子，我们就能得到比蒋管区那些人们更高的幸福。”张纪贞十分佩服地说道：“不错，不错，我们有精神生活，所以我们快乐。但是，这种精神生活为什么会使我们感到快乐呢？”张纪文矜持地点着头，好像一位教授在回答疑难问题的时候那样子说道：
“傻妹子，一个人为了抗日救国，拋弃了自己的荣华富贵的生活，跑到这样的穷乡僻壤来，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张纪贞听了，像鸡啄米似地频频点头，十分心折。后来，他兄妹俩又谈了很多话，一直到吃过中饭，张纪文才回去了。
在张纪文离开三乡的时候，区卓正从县委出发，走了三十里地，来桃林三乡看望张纪贞。他们两个人见了面，畅谈人生的理想，抗战的前途，各自的希望，一直谈到吃晚饭，两个人都感觉到很投契。吃过晚饭以后，区卓要走了，张纪贞就送他出来，一直走到南川的大川上面。那里的河面宽阔，冰也结得很厚，有许多干部跟老百姓都穿了布底棉鞋，在冰上一队一队地溜着。他们两个人手拉着手，利用一股冲力，在冰上使劲跑着，突然停下来，使自己的身体向前滑行。有时候他们能滑到一丈多远，有时候跑得很急，冲力比较大，可以滑到两丈多远，真叫人十分开心。两个人在冰上一次又一次地溜着，彼此都不愿意停止。天气十分寒冷，可是他们两个人觉着浑身发热，简直都在冒汗。有一次，他们两个人站在冰上稍息片刻，两个人站得那样靠近，区卓连张纪贞的心脏突突地跳动的声音都听得十分清楚。这时候，张纪贞看见区卓那个发愣的样子，觉着有点儿慌张。为了掩饰自己的心境，她就把今天早上张纪文讲的那番话一字一句地对区卓复述了一遍。区卓静悄悄地听着，听完了以后，又想了一会儿，才慢腾腾地说道：
“这样看法也有一点对，爱国当然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不过，我想，这样的提法还不够准确。我认为，判断一件事情，应该看它对人民有利不有利，而不是看它高尚不高尚。”张纪贞听了，又觉着他说的比张纪文说的更加深刻。她正在思索的时候，区卓又往下说了：“纪贞，你想一想看，要不是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利益，我们两个人能来到延安这个地方么？像我这样的工人，能跟你这样的姑娘交上朋友么？”张纪贞一听，脸上刷的一下子绯红起来，就摸弄着自己的衣角，轻轻地提议道：“和尚，咱们再溜一会儿吧。”说完以后，两个人又开始奔跑、滑行，再奔跑、再滑行地溜将起来，像一对锦鸡在荒山雪地上啪啪啪啪地飞翔一样。两个人一直溜到天都黑了，人都散了，才停止下来，彼此都感到心里面像喝醉了酒一样，陶陶然，醺醺然的，快活得无法形容。在分手的时候，张纪贞悄悄地对区卓说道：
“和尚，想不到这极乐世界果然是在西天。”
当天晚上，李为淑在曹店区二乡乡政府自己的窑洞里面，拿起一枚铁钉挑亮了油灯，准备看书。想不到窑门外面忽然有脚步停住的声音，跟着，就有人在窑门上轻轻地敲着，也不知道是谁。她轻轻地踮着脚尖儿，走到窑门前面，又轻轻地把门拉开一看，只见一个二十八九岁的，中等身材的男子汉赫然地站在门口。那个人有一张热情、坚定的尖长脸儿，笑得很爽朗，也有一点傻气，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延安被服厂的机工、江北人江炳。她没有想到江炳会在这个时候来访问她，连忙把他让进窑里坐下，心中不免有一点儿忐忑不宁。不过，不需要多少时间，就完全平静下来了。这时候，外面刮起了风，呼呼地、呼呼地响着，使得窑洞里面格外显得温暖。李为淑拿起吃饭的大漱口缸子，抓了一大把红枣，倒了些开水进去，又拨开炭盆，在炭火上咕噜咕噜地煮着。过不多久，整个窑洞都充满了红枣的香味儿。两个人一面吸着红枣的芬芳气息，一面低声慢慢地聊天儿。江炳说：“我一到了延安，就觉着自己像成了神仙一样，浑身的骨头都飘洒起来。”李为淑听见他说的江北口音的普通话，觉着非常舒适，就笑起来道：“所以嘛，所以我就煮了这么满满一缸子红枣孝敬你这位仙家。”江炳说：“你想想看，外面满山遍野的积雪，风在雪上呼呼地吹个不停，人们坐在窑洞里，对着炭盆煮红枣，这是多么幸福的时刻呵！”李为淑接上说道：“整个中国、整个社会所有的人都在过着心惊肉跳、肮脏耻辱的生活，哪里有一处地方能够跟这里相比呀！”后来，红枣煮熟了，煮烂了，李为淑又拿出两个冷馍来，把它切成薄薄的馍片，用铁丝架放在炭火上烤着。等馍片烤脆了以后，两人就拿出吃饭的铁勺子，舀着煮烂了的红枣，就着又香又脆的馍片吃起来。李为淑边吃边对江炳说：“这是我招待你的一顿延安的典型的消夜。”江炳说：“这顿消夜留在我的记忆里，一辈子也不会磨灭。”说完了以后，两个人脸红耳热，相对着傻笑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