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阴沉的秋天。天空整个儿灰灰暗暗的。乌云压着山顶，使整个延安变得更加低矮、更加狭窄了。早上，白濛濛的霜花覆盖了大大小小的山岗；傍晚，乌鸦成群结队地吵闹不停。每家窑洞门前的土坪上，那些娇娆窈窕的波斯菊跟那些粗壮茂密的西红柿都枯萎了，连支撑西红柿的树杆架子都七倒八歪了。正在这个深秋的时候，周炳从晋察冀前线回到延安来。他既没有给任何人写信，也没有托人捎过什么口信，却突然在延安出现了。这使得认识他的人弄不清什么道理，都为之大吃一惊。何守礼那天早上到延安县委有事，从胡杏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连忙赶回了二乡，找到李为淑，对她说：
“小李，炳哥凯旋了，你知道么？赶快去看看他吧。我今儿前晌有事情，不能去了，你替我告诉他，顺便也替我问候他。”李为淑赶到白家坪招待所，只见众人都到齐了，有胡杏、杨承荣、江炳、区卓、张纪贞、张纪文等人。她一走进容里，就听见众人都在议论什么胳膊长、胳膊短的。她也听不明白，只好先把何守礼托她告诉周炳的话一句一句照样说了，然后问周炳道：“炳叔，谁的胳膊怎么了？”周炳笑笑地回答道：“我的胳膊受了一点轻伤，没大事儿。”李为淑一听，心里怦怦跳了两下，慢慢地坐在炕沿上，满脸愁容地叹息不止。周炳把周围的人望了一望，独独缺了个何守礼，心里面正在揣摩她不来的原因，有点纳闷儿，只听见张纪文大声催促他道：
“表舅——不对。老师——不对。周炳同志——我其实打算叫周炳同志，接呃、接着往下说吧，接呃、接着往下说吧。”周炳笑道：“小张，你别净打岔儿，听我给大家讲。”于是，他又继续往下说道：
“我要给大家讲的这段降龙峪的故事，其实不是什么故事，是一件很简单的真事。约莫在三个月以前，天气还正热的时候，日本鬼子在咱晋察冀边区进行着大扫**。开头离择龙峪还很远，后来，慢慢地就逼近了。这降龙略是区政府所在地，我在那儿当助理员。这儿虽然是一个穷山沟，可是，咱们武工队的力量却是相当雄厚，光区府直接掌握的武工队就有三个小队，枪枝都是很齐全的。有一次，咱们接到情报，说是日本鬼子要来对降龙峪进行一次突然的袭击。咱们跟正规部队一联系，摸清了情况，知道这一路敌人不过只有百把子人，就决定在降龙峪来一个歼灭战。咱们的计划是将降龙峪的三个小队埋伏在三个山头上，另外，由正规部队慢慢地迂回运动过来，把峪口堵死。这样子，一旦完成了包围的阵势，就发动一次彻底干净的开灭战。
“作战计划订下来不久，就听说敌人慢慢地向降龙峪逼近了，咱们就紧张地开始了歼敌的部署和紧急的疏散。那天天不亮就吃过早饭，我到处检査了一下工作，觉着还都满意，只有一个问题木好解决。那就是，第一队小队长方虎子他爹方老汉跟他娘方大娘，都没有疏散出去。原来方大娘今年已经六十多岁了，如今正生着病，发着高烧，不能走动。那方老汉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看见方大娘不走，他也不肯走。他仗着自己年纪大，说一定要留下来陪伴方大娘；又说他自己已经一把年纪了，他不怕日本鬼子；就是日本鬼子来了，也奈他不何。多少人劝他，他都不听。有几个年轻小伙子要拿一副担架把方大娘抬到山上去，方大娘又不答应。时间越来越紧迫了，听说日本鬼子离开这儿已经五里地了，我跟方虎子都没有办法，只好把他两老留在村子里。另外，还有十几个老大爷、老大娘，都是走不动的，也只好都留在村子里。我和方虎子的第一小队埋伏在左边山上，第二小队埋伏在右边山上，第三小队埋伏在正面山上，只等日本鬼子走进来——咱们都盼望日本鬼子进得越深越好，只要它能够钻进咱们的口袋底，咱们就把它看得越清，瞄得越准，打得越好。只等外面的正规部队枪声一响，咱们就可以一起动手，来它个一锅端。
“嘿嘿，一个钟头以后——不，也许还不到一个钟头，日本鬼子果然来了。看样子也有一百多人，浩浩****地开进村子里。因为山路难走，他们没有带重武器，只有步枪、轻机关枪等等。小伙子们个个都非常兴奋，看见敌人果然钻进咱们的口袋里来了，就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大家笑一笑，不做声。我看见大家都用手轻轻地摸着那杆上了膛的步枪，汗珠从手背上面冒了出来。我也跟大家一样，心里非常紧张，只是在盼望着沟口那边能够很快地响起枪声。不过，我同时又有点担忧，我想起村子里面还有十几个老大爷、老大娘不知道敌人会怎么样对付他们。
“敌人进村以后，我看见他们这里捅一捅，那里砸一砸，从这边房子进去，从那边房子出来，在村子里的道路上跳来跳去。大概因为搜索不到什么东西，那个身体矮小的日本军官生气了，他大声骂人，动手打人，叽叽咕咕地说着一长串的日本话，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不久，那些日本兵把十几个老大爷、老大娘通通赶到一个草坪上面来，把他们团团围住。那个军官一个一个地拷问他们，一个一个地把他们浑身上下都搜遍，接着轮到一直坐在地上的方老汉跟方大娘两个人。那军官向他俩盘问了老半天，听不清说了些什么，看样子，是要他俩把方虎子的所在招供出来。折腾了半天，那日本军官又强迫他俩站立起来。只见方老汉搀着方大娘，摇摇晃晃地在日本兵中间站着，那日本军官继续向他们盘问，他们一个劲儿在摇头，嘴里面说些什么，也完全听不清楚。捱磨了半个时辰，那个日本军官没有办法了，就叫所有的日本兵散开，另外指定四个日本兵端起步枪对着方老汉跟方大娘两个人，继续威胁他们。那个日本军官再三盘问他俩，那四个日本兵又对他们举起枪来。后来，那个日本军官在草坪上跳来跳去，哇啦哇啦乱叫，到底还是没有结果，就后退几步，命令那四个日本兵举起枪来。
“情况十分紧急，大家的心里都很沉重，谁都看得出来，那些日本鬼子是在对方老汉跟方大娘进行生命的威胁——看样子，一定要他们说出第一小队长方虎子的行踪。到日本兵第三次举起枪来，那个日本军官退到一旁，举起一条胳膊——这个时候，我的心里面怦怦地乱跳不停。我十分明白，只要那日本军官把胳膊一挥，那四个日本兵一起开枪，那么，方老汉跟方大娘就要遭难了。我自己问自己：应该怎么办呢？这时候，沟口那边没有一点动静，也听不到信号的枪声——我到底该怎么办？我总不能看着方老汉跟方大娘在我的眼前白白地死去吧？我总不能对这么两个很好的老人见死不救吧？我总不能亲眼看着日本鬼子踩在我们的头上，随便屠杀我们的同胞吧？我再一次留心地听着沟口那边，仍然是什么动静也没有。我再回头看一看方虎子，只见他举起步枪，已经瞄准了那个日本军官，手指勾在扳机上，一动不动，像一座雕刻一样，只是眼泪从眼睛淌下来，一直滴到地上。就这样子，方虎子既不动，也不说话，只是淌着眼泪……最后，我实在没有法子再忍受下去了，我怒不可遏地喊了一声： ‘打’！
“我自己根本没有想到这就是一种命令。果然，方虎子首先开了枪，接着，右边的山坡上跟中间的山坡上，所有的武工队都一起开了枪。日本鬼子知道中了埋伏，就一面开枪向山坡上还击，一面向沟口退却，把老百姓都丢在草坪上不管了。我们继续和日本鬼子打了差不多二十分钟，可是吃不下他们，结果，还是让他们从降龙裕溜走了。这一仗打下来，方老汉跟方大娘是得救了，村子里的其他老百姓也得救了，咱们打死了十几个日本兵，咱们武工队自己也牺牲了十几个人，很不划算。日本兵溜到大路的时候，咱们的正规部队离降龙峪也不过只有五里地光景，可是因为我过早下命令的缘故，我们的伏击力量也过早地暴露了，因此，没有能够完成把敌人全部歼灭的计划。你们看，我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我的右边胳膊拐肘上也中了弹，负了伤。”
周炳说完这个故事以后，胡杏、杨承荣、江炳、区卓这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在痛骂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杨承荣后来还补充说道：“从军事观点上看起来——唔，到底应该怎么说呢？我又不懂军事——也许，可以说是一个错误吧。不过从革命人道主义这个观点上看起来，炳哥的做法就不能算是什么错误。”张纪文、张纪贞、李为淑三个人都异口同声地也道：“对、对、对，不算错误，不算错误。”周炳说：“你们先别忙下结论，我自己也是矛盾了很久才认识自己的错误的。”张纪文觉着这回非发表自己的观点不可，就急急忙忙地说道：
“这不是很清楚了么？这就是纪律跟人情的矛盾，这就是纪律为什么不合理的原因，这就是纪律对于人们的高尚行为的一种束缚。因为这样，所以人们经常说，共产党员都没有感情。”李为淑鼓足了勇气，但仍然是腼腼腆腆地驳他道：“你又胡说什么了？你少说两句吧，你哪里知道纪律的伟大处！要是人们都像你这样子毫无纪律，那革命怎么搞得成功呢？每个人都各行其是，那么中国还不是一盘散沙？”周炳只用严厉的眼光望着他的学生张纪文，没有做声。
大家走了以后，杨承荣却单独转回来，口称要找他的手套。手套找着了以后，他顺便跟周炳约好星期天早上到胡杏那里去，他准备仔细地给他检査一下子胳膊。后来他又匆匆告诉周炳，自从他去了前方，这一年多来何守礼的情绪很不正常。因为那天没有时间详谈了；就约好以后有时间再仔细地谈一谈。周炳望着他那张平时谈笑风生的孩儿脸，看见他露出一种极不愉快的神气，也就不好再追问，只是满腹狐疑地点点头。这整个下午，周炳一直在捉摸着何守礼的问题。他完全弄不清楚何守礼为什么会闹情绪，他决定明天早上去曹店区一乡看看何守礼，跟她仔细地谈一谈心。没想到快吃晚饭的时候，周炳听见窑洞外有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大声叫嚷道：
“炳哥，你住哪里？炳哥，你住哪里？”
那声音又高又尖，简直叫得左右十几个窑洞都能够听见。
周炳连忙赶出窑门外面一看，原来不是别人，恰恰就是他想寻找的何守礼。周炳赶忙把她让回窑洞里面坐下，问道：“他们大伙儿早就来过了，怎么你这个时候才来？事儿很忙么？”何守礼撒娇地扭动着她的脑袋，说：
“不忙，我一点事儿都没有，我是有意躲开这个时候才来的。你想想看，那么多人，连话都说不上一句，我来干什么？索性等他们都走了，我再来。”
周炳从侧面仔细地看看她，只见她还是宽宽的前额，秀丽的嘴脸，大大的眼眶，活泼、热情、婀娜多姿的神态，跟从前一模一样，跟一年半以前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变动。甚至她的情绪，看来也很好，没有什么愁眉苦脸的痕迹。周炳留她一道吃过晚饭，又一同到延河边上散了散步，然后回到窑洞里，再给她讲一回降龙峪的故事。周炳津津有味儿地讲着，何守礼默默无言地听着，——可是不久就变成一种茫茫然，左顾右盼，心神不定的样子。周炳讲完了以后，还加上一句道：“阿礼，你看，这个事情难死人不难死人！”何守礼过了半袋烟工夫，才平平淡淡地说道：
“这有什么作难呢？这种事情，敌后是经常发生的。”
周炳说：“我一直到现在还不能够忘记方虎子端着枪，眼里不住地淌着泪，但是手指却没有抠那个扳机的情景——是的，我永远不能够忘记。”
何守礼笑道：“就这个了？没有更好听的了？”
周炳说：“这个难道一点都不好听么？不——我想，这件事情包含着许多的意义，它可以说明许多的问题。”
何守礼仍然心神不定地说道：“炳哥，你小的时候，三家巷的人都把你叫做‘秃尾龙’，你想想看，‘秃尾龙’进了降龙峪，还不糟糕依吗斯么？真是不死就算是大命了。”
周炳见何守礼对于一桩自己认为惊天动地的事情居然无动于衷，觉着很生气，就闭上嘴巴不说话。何守礼拿起自己的棉帽子，毫无意识地耍弄了一阵子，用带着一种疼惜周炳、怜悯周炳的口气埋怨周炳道：
“炳哥，你年纪比我大十岁，可以当我的父兄，可以当我的老师。你的知识很广博，你的经验很丰富，你在政治上很成熟，你经过了很多的战斗，也可以说身经百战，战绩辉煌——可是，在做人处世上，在趋吉避凶上，在拒祸接福上，你不如我……”她停了一会儿，又一口气往下说道：“你根本不听好人言，可以叫做百分之百的傻态复萌——这一点，你可是必须搞清楚。你当孩子的时候，傻里傻气的，人人都觉着好玩儿，喜欢你，逗弄你，有些年轻姑娘还因为这一点爱上了你一这是过去的事情了。你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大人了，还是这个样子，傻里傻气的，那怎么办呢？人家会说你是蠢货，是笨蛋，甚至还要说你是个白痴，是个十足的傻子。好了、好了，我就说到这里，你自己瞧着办吧。”
周炳惋惜地摇摇头，用一种演员的好听的嗓子深沉有力地，一节比一节高亢地说道：“可是我在前方看见许多职业的革命家，他们有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他们不懂得你所说的吉跟凶，也不懂得你所说的祸跟福，他们只知道斗争，只知道胜利，除此以外，什么也不知道。”
何守礼轻蔑地笑了一笑，用自己的眼睛正视着周炳的眼睛，说：“炳哥，你又在编剧本了。你又在演戏了。我相信，在你编的剧本里面，在你演过的戏里面，有那样的人物。可是现在你不是在舞台上，你是站在窑洞的当中，你的面前只有一个观众，那就是我。”
周炳大声抗议道：“不！那不是演戏，那是真正的现实的生活。那样的人就在我的身边，就在我住的山沟里、村庄里，其中，方虎子就是一个。多可惜呀！多可恨呀！我带头开了枪，他跟着也开了枪，我俩一起犯了错误。”
何守礼做出一副和解的笑容，说：“好了、好了，不谈这些了，咱们还是来谈一谈今后的问题吧。我不认识你那个什么方虎子、圆虎子的，我也不跟你争论。你说，你现在该怎么办呢？”周炳说：“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这次回到延安来，是回来治疗枪伤的。等把枪伤治好了以后，我当然继续再干——组织上会安排一切的。”何守礼不以为然地接着说道：“组织上？什么都等组织上？一个人就不能主动一点儿？”说到这里，何守礼停了一下，考虑怎么样才能把自己的意见正确无误地表达出来，同时也在揣摩着用什么语言，用什么词汇才能更加吸引周炳的兴趣，更加打动周炳的心。她走到窗前，隔着窗纱，望了一望慢慢地黑下来的天空，嘴里自言自语道：“欸，天都黑了。”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继续往下说道：“依我看起来，就是这么两句话：个人的生活要正常，革命的工作要选择。难道这是不应该的么？”周炳要求她解释得详细一点儿，她于是又扭动着脖子，继续往下说道：“我认为，即使是职业的革命家，他的生活也应该跟正常人的生活一个样子，就是有工作，有休息；有革命，有娱乐；有党，有国家，有群众，也有家庭，有老婆，有孩子。他有硬的一面，也有软的一面；他有理智的一面，也有感情的一面；他有严肃的一面，也有玩笑的一面。你说——炳哥，难道这种要求是不正常的么？”周炳继续问她道：“那么，你又怎样选择革命的工作呢？”听见周炳这样问，何守礼表现得更加自信了，她说：“这个问题就更加简单了。革命工作有多种多样，革命家也有多种多样；一个人有适合于自己的工作，有不适合于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个人才能能够发挥的工作，有自己的个人才能不那么能发挥的革命工作一这不是可以提出很多选择的机会么？”周炳郑重其事地告诉何守礼道：“按通常的情况来说，这种选择是由组织部门来负责的。”何守礼说：“对呀，对呀，组织部门要负责，但是个人难道就不应该有所考虑么？反正，大家的前提都是考虑什么对革命最有利益……那么，个人的积极性也充分发挥一下子，岂不是更好么？”周炳点头说道：“唔，听到这里，我对你的想法算是有了一点了解了，可是还不能说十分清楚，你能够说得更明确一些么？”
天色已晚，何守礼戴起帽子，说要回去了。周炳也戴起帽子，出了窑门外面，送她一程。他们两个人默默无言地经过小砭沟、大砭沟，一直到东关才转向东边走去。一路上，寒风凜冽，行人稀少，山坡上远处、近处都闪耀着稀疏的灯光，像天上的寒星一样。快到曹店区沟口的时候，何守礼终于开口说道：
“世间上有千里马，也有老黄牛，它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它们都博得人们的称赞。可是你回想一下，古往今来有多少诗、词、歌、赋，全都在歌颂千里马，甚至还有跟千里马立碑作传的！大家对千里马都极其赞羡，颂扬不绝。可是，有什么人，有哪一首诗倒歌颂过老黄牛呢？所以，一个人要当千里马，不要去当老黄牛，这不是人之常情么？”
从白家坪到这里，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周炳一直没有说一句话。听见何守礼那番千里马、老黄牛的议论之后，他仍然没有做声。何守礼有点生气了，说：
“你怎么跟杏表姐采取同样的战术，一直沉默着，用沉默来做抵抗？”
周炳被何守礼逼得没有办法了，就低声地告诉何守礼，他没有那么许多想法。他只是想，等把枪伤治好以后，再到前线去，再立新功，或者说将功补过。何守礼认为他愚蠢到了极点，可是又拿他没有办法，于是，哈哈大笑起来道：“炳哥，我说你呀——尽管你的风度和仪容，还是跟从前在三家巷的时候一模一样，叫人羡慕，可你却变成……唉……真是一个不懂进退，不知利害，不分好歹——唉，说什么好呢？死牛脖子，死心塌地，死心眼儿。”周炳觉着跟何守礼的距离越来越远，跟她说话越来越困难，就在黑夜中轻轻地摊开两只手，仍然保持着沉默。两个人在山边小路上咔嚓咔嚓地走着，从半山坡上的村庄传来断断续续的狗吠声，从远远的山沟里传来断断续续的野狼嚎叫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