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以后，情况有了些变化。延安地委宣传部宣传科长——那个老海员麦荣找了李为淑、张纪贞、何守礼、张纪文四个人谈话。麦荣大叔对他们提出了恳切的要求，希望他们能够做到对组织上、对党忠诚老实。而忠诚老实的第一步，就是把自己的干部履历表填得很准确。而要把干部履历表填写准确，第一步就要把各人的家庭出身填写清楚。四个人的反映各有不同：李为淑、张纪贞填的家庭出身，一个是旧职员，一个是旧军人。她俩对麦荣表示，如果这样填不合适，她们愿意回去再好好考虑，同时，跟支部去商量。何守礼填的是旧职员，她对麦荣说：“这是我们在‘陕公’的时候，经过讨论以后决定下来的。我家里的人既然是旧职员，那当然就应该填旧职员了，这有什么办法改变呢？”张纪文填的是跟张纪贞一样——旧军人。他对麦荣辩解道：“我想，我们现在的八路军、新四军都是一些新军人，那么，国民党的军人当然就是旧军人了，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么？”麦荣没有勉强他们，只是动他俩都回去好好地想一想。
夏至那天的晚上，明月当空，十分清丽，大川里的凉风一阵接一阵地吹着，凉快得跟广州的秋天一模一样。那天晚上，为了庆祝觉的十九周年诞辰，延安县委大院里要演出一场郿鄠戏。胡杏邀大家去看戏，并且预先向大家介绍，陕北的郿鄠戏很好听，很有点儿广东音乐的味道。可惜，麦荣跟杨承荣两个人都因为有事情不能来，何守礼、张纪文两个人又推说精神不大好，不愿意来。倒是江炳、李为淑、区卓、张纪贞四个人高高兴兴地大早就来了。
那些业余的老艺人给大家演出了三个小戏。第一出说的是赌徒的故事，它形容一个赌徒怎么样子千方百计地要搞出钱来，拿去赌博，后来，终于悔悟了。第二出讲的是一个小姑跟她的嫂嫂的故事，大致说嫂嫂怎么不好，小姑怎么好，后来，两个人终于和好了。第三个是新编的小戏；是讲八路军怎么样英勇抗日，巧妙用计，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的。演员们表演得很逼真，唱得也很熟练，音乐又是那样子悠扬顿挫，十分好听，全场的人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看着、欣赏着，忘记了一切。李为淑跟张纪贞两个人自从离开了“陕公”以后，到现在一年多来，都没有看过一次戏，因此都看得十分入迷。李为淑看着四面站着的密密麻麻的农民，都在跟自己一道看戏，觉着非常亲切，自己能够跟他们相处得融洽无间，心里也暗暗高兴。张纪贞却留心看着坐着的人们当中，有县委书记，有县长，有部长，有科长，都跟大家一样坐在地土，坐在人丛当中看戏，觉着这才真是妈妈经常所说的博爱跟平等。
戏散了以后，江炳、李为淑、区卓、张纪贞四个人别过胡杏，一同离开县委，走到大川上面来。这时，已经是二更过后。他们四个人坐在延河岸边的石头上，一面赏月，一面谈心，兴致十分浓郁。月亮越升越高，越升越圆，也越发明澈，还带着一种淡淡的紫色，十分动人。江炳不胜感慨地说道：“你们看，这个月亮多好，上海、广州，所有的月亮都没有延安的月亮好，它真是咱们大家光明前途的一个象征。我一想起‘七一’快到了，一想起我们党在这十九年里面领导着全国人民做了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我就感觉着惭愧。回想自己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出来，真是十分渺小。总觉着该多做一点事情，该多出一点力量。”李为淑怯生生地说道：“那你也不算没有做过事情。你跑了那么些地方，干了那么长的革命工作，还坐过牢……至于你说的那句自己渺小的话，我听得出来——是说给我听的。”江炳没有答腔。区卓接着说道：“老江的话我完全有同感。每逢到了‘七一’前后，我就想起过去历次的革命运动里面牺牲了的烈士——一想起他们，我就觉着对不起他们，心里十分烦躁。这样一来，碰到有什么烦恼，碰到有什么委屈，也就不大在乎了。比起牺牲了生命的人们，还有什么烦恼，有什么委屈值得一提的呢？”张纪贞应声说道：“是呀，你当然可以那么说了，因为你这一辈子就没有碰见过什么烦恼，也没有碰见过什么委屈。”区卓也应声回答道：“我怎么没有烦恼？我怎么没有委屈？冼鉴、黄群、陶华他们都留在广州打游击了，没有我的份儿，我可是委屈了好几个月呢！”
夜深了，他们才分做两对儿散去。江炳送李为淑回曹店区二乡，一路上尽在谈论对党，对中国革命，对七·一纪念的感想。江炳勉励她道：“你要积极地畅开自己的思想，真正地展开思想斗争，不管对自己、对别人都一样，不管说得对、说得不对都一样。说对了，对党有好处，说得不对了，别人纠正了自己，对自己有好处。”李为淑没有说话，只用一种轻轻的鼻音表示同意：“唔。”江炳又说道：“如果真能这样子做，那你就可以争取入党。你想一想看，你到延安来已经两年了，还没有入党，自己不觉得心焦么？”李为淑同样用轻轻的鼻音表示了欣然的接受：“唔。”江炳接着又说：“这样看来，你同意我的话了？你愿意这样去做了？”李为淑再一次用鼻音表示：“唔。”江炳十分高兴，用一只手紧紧搂着李为淑的细细的腰肢，把她拉到自己这边来；李为淑也同样地用一只手紧紧搂着江炳的粗壮的腰杆，把他拉到自己这边来。这样子，他俩就紧紧地挨贴着往前走。两个人沉默着走了很长一段路，谁都没有说一句话，都在孪受这复至之夜的美妙的景色，简直是如醉如痴。月亮在给他们引路，一处处山峁子都清澈透亮，像水晶造成的一般。山间小道曲折盘旋，不知道通向哪里。
区卓跟张纪贞两个人相跟着往西走，又是另外一种情景。他俩别过了江炳和李为淑，经过了嘉岭山，走到七里铺的时候，已经更深人静了。区卓提议她就在被服厂住一宿，明天大早赶回桃林三乡去。张纪贞执意不肯，要漏夜赶回乡政府去。于是，区卓就陪着她慢慢地继续往前走。明晃晃的月亮照着沉沉入睡的大地，周围一个人影儿都没有，甚至，连一只狼的影儿都没有。区卓想起来，应该跟她说几句正经话。他一面走，一面紧紧地抓住她一只手，恳切地说道：“小张，你的优越感——我看这玩意儿对你障碍很大，它像一堵墙一样挡住你的去路，使得你没有法子更前进一步。”张纪贞漫不经心地反问道：“我哪来的这么些优越感呢？”区卓还是老老实实地往下说道：“我看有两点，不知道对不对。一点就是你念过几年书，对那些念书不多的人有点瞧不起；第二是你觉着你抛开了那富裕的家庭和上流的社会，便认为你做了牺牲，是不是这样子呢？”张纪贞干脆利落地回答道：“不是。”区卓有点生气了，他说：“这有什么用呢？明明摆着的事实，你能否认得了么？还是想法子把这种优越感克服下去吧。”张纪贞调皮地顶撞他道：
“如果我根本就没有优越感，那你怎么办呢？”
区卓低声地，像喃喃自语般地说道：“如果你否认这一点，那你就没有法子向农民群众学习，向农村干部学习，这样子，你跟他们就合不到一块儿，你就没有法子争取你本来应该有的进步。”张纪贞脸上微微笑着，可是嘴巴里仍然使用刚才那种不妥协的腔调说道：
“如果我根本不想进步，那你又怎么办呢？”
区卓听见她这么说，从旁边用眼睛斜斜地望着她，心里面想着：“天下哪有这么落后的人儿？而这个人儿竟然还是个女的，这真是一种奇怪的事情。”接着，他开腔说道：“如果是这样子，那你就很难争取入党。你到延安来已经两年了，还没有入党，你不觉着丢人么？”他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声音越来越高，并且越来越紧了。张纪贞收敛了脸上的笑容，沉默地走了一段路，然后，又调皮地反问区卓道：
“如果我根本不想入党，那你又怎么办呢区卓这一次没有答腔，他用一种突然的动作，两只胳膊把张纪贞打横抱了起来，贴着自己的胸膛，又用两片热烈的嘴唇在她的天堂上、眼皮上、脸颊上、嘴唇上热烈地吻着。张纪贞在他的怀里轻轻地挣扎着，轻轻地叫唤着，轻轻地捶打着，然后，两手耷拉下来，瘫软地躺在区卓那两条粗壮有力的胳膊上面。月亮把区卓那张很像区桃的杏仁脸投影在张纪贞那张尖长脸儿上面，把张纪贞的羞红的脸孔轻轻地裹盖起来。旷野十分寂静，而他们两颗心却跳动得那么厉害。他俩都好像听见远远的地方发出一种像建筑工地上面的打桩似的，笨重的撞击声：“咚、咚、咚、咚……”区卓就那么一个劲儿横抱着张纪贞往前走，也不知道一共走了有多远。
天上的月亮一会儿躲进云层里，一会儿又悄悄地澝出来……
“七一”那天的前晌，李为淑、张纪贞两个人来到县委组织部和干部科长杨生明谈话，胡杏也参加了。杨生明见她们两个人进来，又无缘无故地大笑一阵，给她们两个人倒了开水，让她们坐下，然后说道：“小李，你把你的家庭出身从旧职员更正成为伪官吏；小张，你也把你的家庭出身从旧军人改成伪军官。这样子很好嘛。我们欢迎知识分子进步嘛——当然，最要紧的就是要有自知之明。”李为淑、张纪贞两个人都显出委屈的样子，扁着嘴不做声。杨生明又说道：“对了，你们应该想清楚：知识分子大半都是剥削阶级出身的，身上有很多肮脏的东西，必须把它们清除掉。你们说是么？”李为淑、张纪贞两个人仍然沉默着不做声，杨生明又说道：“没有什么稀奇的，凡是从剥削阶级出身的人，一定会带来很多剥削阶级的坏思想、坏作风，这样子，跟广大的人民群众就搞不在一达里，这是很显然的事情。一个人如果认识了这一点——我老实告诉你们，咱们很多知识分子经过一定时期的锻炼，都慢慢地认识了——只要认识了这一点，他就高兴了，他精神就愉快了，他跟其他的人关系就融洽了，他也再不会感到苦闷了。”胡杏在一旁听着，觉着杨生明这番话无疑是对的，但是，对于刚刚到延安才两年的这两个年轻女孩子说来，是有点过于生硬，过于呆板了，就插嘴说道：
“我了解她们，她们是经过一段时期的思想斗争，最后才得到这种新的认识的。这里面，她们也有苦闷，也有烦恼，可以说有个不长不短的过程。总而言之，思想意识上的前进一步看来并不那么容易。”杨生明接着又哈哈大笑起来，一面笑，一面喝了一口水，说：“对、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样子，是这个样子，如果是工人、农民，就不需要那么长的过程，工人、农民想问题，一下子就想通了。可是知识分子就不能这样。不过这不要紧。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当真想通了，那还是很好的，那他还是很有用的，不是么？小李、小张，你们都还很年轻，将来都会成为有用的人。可你们必须更进一步，把所有旧作风、旧习惯、旧思想、旧感情都一股脑儿抛弃掉，克服掉。你们说，不应该这样么？”李为淑感觉到很大的压力，也没有多说话，只用鼻音答应了一声：
“唔。”
到底是张纪贞有本事，她稍为迟疑了一下，就抬起头来，对着杨生明说道：“不错，我应该这样做，可是我不知道做得好、做不好。说老实话，为了把旧军人改成伪军官，只改了那么两个字，我的心里面一直疼了三天——好不容易呀！”
胡杏安慰她俩道：“那有什么问题呢？痛苦是轻微的、暂时的，可是，想通了以后，跟革命更接近了，跟党更接近了，跟人民更接近了，那就是最大的愉快——也可以叫做永远的、真正的愉快。”
杨生明还是照样哈哈大笑一番，没有再说什么，谈话就算结束了。恰好碰土那天中午县委机关会餐，吃的是白面馍、红烧肉。胡杏留她们两个人吃过中饭，又把她们拉回窑洞里，一起休息，让她俩睡了午觉以后才走，俗话说，三个女人成个墟。这三位姑娘碰在一起，哪里还睡得着觉呢？只见在炕上，胡杏躺在当中，李为淑在左面，张纪贞在右面，三个人嘻嘻哈哈地说这说那，越说越高兴。后来，张纪贞又从胡杏的身上爬到李为淑那一边，李为淑又从胡杏的身上爬到张纪贞那一边，在她的身上滚来滚去。胡杏觉着她俩这个时候是最可爱的了，就举起手来，拧她们的脸蛋，把她们拧得哇哇直叫。后来，胡杏像个大姐似的说起正经话来道：
“阿淑，阿贞，我看你们两个应该趁热打铁，趁着这股劲儿，坚决地向支部提出入党的申请，看看支部意见怎么样，要他们多多帮助自己。”
李为淑照例用鼻音答应了一声：“唔。”
张纪贞却快嘴快舌地说道：“行，我豁出去了，反正一定试试看！”
说完了以后，三个人又在炕上滚做一团，谁也忘记了睡觉的事情。后来，胡杏看看时间不早了，料想睡也睡不成了，就跑到地上，在窑洞角落里捧出一个西瓜来，用刀子把它切开。西瓜瓤已经十分成熟，红通通的，冒出一股清香的气味儿，胡杏切好西瓜，就叫她俩下来吃。又肴见她们各自只穿着一件举衣，窑洞里面有些凉，又把炭盆端过来，轻轻地拨开炭火。大家围着炭盆，美美地吃起西瓜来。
两个月后，枣子都熟了。有一个星期天的早上，何守礼拎着一个挂包，徒步走到南川七里铺去，准备上杨承荣那里去玩儿。路过南门外的时候，看见路旁那些小摊子上面，一档一档地摆卖生枣子的，不觉停下了脚步。那些冬子个个都是又长又大，一边儿粉红色，一边儿嫩绿色，十分可爱。她挑了一档最大的枣子，足足买了半挂包，沉甸甸地提在手里。进了边区医皖，她找着了杨承荣，在杨承荣的窑洞面坐下，两个人面对面地一边聊天儿，一边吃枣子。杨承荣说：“这枣子真不赖。你看，一年到头，秋天又来了。”何守礼说：“可不是么？又清甜，又香跪，多好呀！这是我在延安惟一的最高享受。”杨承荣半开玩笑地说道：“怎么了，你倒作起诗来了？怎么是惟一的呢？”何守礼缩缩鼻子，说道：“不惟一的怎么着？就是这个枣子能使我快活，其他的事情都使我烦恼。有一件新闻——特大新闻，你听说了没有？”杨承荣轻轻地摇着头，表示不知道什么新闻。何守礼又往下说道：“你还不知道，李为淑跟张纪贞两个人都入了党了，你还不知道？”杨承荣严肃正经地点着头说：“哦，原来这样。这是好事情，我们都应该向她们祝贺。”何守礼接着说道：“对她们来说是好事情，可是对我来说，就是难事情了，我没有她们那的福气。”杨承荣说：“为什么呢？阿礼，你为什么讲出这样的话来呢？”何守礼说：“我怎么不讲这样的话呢？她们有人瞧得起，可是我没有人要，谁也瞧不起我。”两个人沉默了半天，也不吃枣子，也不说话。后来，杨承荣慢吞吞地说道：
“阿礼，你别怪我，我觉着你这番话里面有些不实在的东西。”’何守礼抗声说道：“实在的，实在的，每一个字都是实在的。谁叫我是个大学生呢？”
两个人又沉默下来。杨承荣随手拿起一个枣子，慢慢地嚼着，何守礼也随手拿起一个枣子，慢慢地嚼着。看样子，两个人都没有吃出什么味道来。杨承荣考虑来，考虑去，最后还是规劝何守礼道：“阿礼，你这句话就说得不对了，中央的精神不是这样子的。党的大门是敞开着的，对知识分子一样敞开着的，对大学生也不例外何守礼在鼻子里冷笑一声，说道：“你这句话倒说得对，可是事实上并非这样。中央的政策是对的，可是到下面，那就变成另外一回事情了。中央要知识分子，可是下面不要知识分子，更何况——”何守礼说到这里，停了一停。杨承荣也在心里盘算着，觉着她说的话很不对头。因为李为淑跟张纪贞既然都入了党，怎么能说下面基层就不重视知识分子呢？这道理是很明显的，不过他嘴里不说出来，不想在这个时候招惹何守礼。后来，何守礼经过一番考虑，下了决心，说出这样一句话来：
“更何况——区里有助理员刘满浩掐住我的脖子，县里也有人暗中作梗。”杨承荣听了以后，更觉着满腹狐疑。区里刘满浩跟何守礼关系搞不好，这他是知道的，可是县里有谁会暗中作梗呢，她这句话指的是谁呢，杨承荣就不了解了。他说了一句陕北话道：
“做过咧，我一满解不下。”这就是糟糕了，我一点都不懂的意思。他觉着不便追问，就等何守礼自己往下说。可是，何守礼始终也没有明说出来。
就在这同一天的早上，张纪文离开了四乡乡政府，一个人在葱葱绿绿的山野中间逛**着。这里采集了一捧马兰花，走不上一半里地，就把它扔了；那里再采集了一捧马兰花，走不上一半里地，又一次把它扔了。就那么一面采着花，一面扔着花，毫无目的地从南州一直向东川走，不知道走了多久，也不知道会走到哪里去。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在延河两岸来回地趟着水，从南岸走到北岸，从北岸又走到南岸。在一次趟到延河中心的时候，他忽然自己说了一句话：
“埃，我真是生不逢时。”他的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他这句话是说给自己听的。其实，严格说起来，他如今要在边区找一个能跟他说话的人也找不出来了。本来，他的妹妹跟他还谈得来，可以说几句知心话，可是现在他妹妹也赶起“时髦”来了，入了党了，知心话也说不成了。这样子，两兄妹拌哺的时间越来越多了。他除了自己跟自己说话以外，再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了。整整一个前晌，他就那么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不知道疲倦，也不知道肚子饿。有一次，走到嘉岭山前面站住了，就在那宝塔底下，他不指名地骂着他的妹妹道：
“哼！你有什么了不起，赶时髦！你请我入，我还不入呢！”这一天，他就那么走着、走着，只是啃了一块大饼，喝了两口延河的凉水，一直到太阳偏西了，才回乡政府去。以后，他每天早上都拄着一根手杖在延河两岸趟着水走来走去，或者沿着延河岸边一瘸一拐地走着，一面走，一面高唱在延安当时很流行的俄国歌曲《囚徒之歌》。他唱起歌子来，倒一点结巴也没有了，只是声音慘淡凄厉，跟周围的气氛很不调和。那时候，有些从上海来的艺术家，觉着在延安无用武之地，便喜欢每天大清早，在延河上流来**去，高唱《囚徒之歌》——张纪文也学了他们的样子，以此来宣泄自己怀才不遇的抑郁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