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以后，山头的草叶染绿了延安的春天，胡杏身上的棉袄越来越觉着笨重了。延河两岸的边上还结着牢固的冰，人们可以在上面自由行走。延河的当中，已经露出一条潺潺的、清澈的流水，约莫有一丈来宽，人们过河的时候必须在大石头上面跳跃着才能走过去。
这一天早上，县委干部科长杨生明叫人去找胡杏来谈话。他在自己的办公的石头窑洞里坐着等她，整个窑洞显得有点灰暗和沉闷。最近，杨生明从陇东、合水搞来了一大袋子烟叶，他就拿一根小小的铜烟袋把那些烟叶贪婪地、一锅接着一锅地抽着，使那些烟雾弥漫了整个石头窑洞。胡杏一掀开棉帘子走进去，就叫那些辛辣味儿熏得呛咳不止。她的秀丽的身影给这个窑洞带来了一道明亮的闪光，她的端庄、美面的脸型投影在窑洞的墙壁上，给这整个房间带来了生动的活力，使整个窑洞显得有点儿生气勃勃。杨生明拿起铜烟锅，在桌子旁边敲了一会儿，忽然，无缘无故地大笑起来，这是他一种长期的习惯，每逢说话之前，他一定会大笑一顿的。在他这样笑的时候，他的脸上皱纹显得特别多，特别深，从眼尾辐射出去的那几根皱纹一直深入到头发脚里面去。过了一会儿，还不见杨生明开腔，胡杏就妩媚地笑着说：“老杨，我闻这烟味儿跟烧谷草差不多，为什么你那么喜欢抽呢？”杨生明高兴起来了，跟她分辩道：“哪里！你都不晓得这个合水的烟又香又纯，真是了不起。你抽了它以后再抽别的烟叶儿，那就像菜叶儿一样了，一点味道都没有了。”说到这里，杨生明忽然把话题一转，用一种非常严肃的脸孔对胡杏说道：
“你那几个朋友——我说你带到延安来的那几个人，他们就是张纪文、何守礼、张纪贞、李为淑吧？最近，你看见了他们没有？我听到一些反映，说他们几个人最近的表现都很坏。”
胡杏一听，登时也严肃起来了，说道：“老杨，你听到些什么反映呀？他们坏到什么程度了？有些什么事实呀？”她的脸孔在她表现得严肃的时候，甚至比她表现得妩媚的时候更加好看，一种认真的热忱溢于言表。
杨生明又无缘无故地大笑了一阵，才说：“胡杏同志，你别紧张，我这就告诉你。最近，我听到有人跟我说，张纪文这个小子要住洋房，要穿皮鞋，要涂头蜡。你解下，这几样东西咱们边区可是寻不上的。”
胡杏连忙替张纪文更正道：“不是那么格，老杨，不是那个样子的。他说这句话我也知道，他是说他现在没有了洋房，不穿皮鞋，不涂头蜡是一种物质上的牺牲，他并没有说现在要住洋房，要穿皮鞋，要涂头蜡，这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杨生明摇着他那个像喝醉了酒一样发红的脑袋，坚持己见道：“不管他什么时候要吧，要不要吧，都没有大关系。反正，广州有洋房，有皮鞋，有头蜡，那是洋地方嘛，那是大城市嘛。咱们边区穷，咱们没有这些东西，这是事实，委屈了他了，咱们对不起他了。可是，谁叫他到边区来的呀……对于这样的人……咱们——”
胡杏低着头，小声说道：“不错，他们都有些不满。”
杨生明大声说：“对了，你说对了。这不就是问题的所在么？他们不满，他们对咱们党不满，对咱们边区不满，一句话，对咱们的制度不满。”
胡杏抗声说道：“不对，老杨，他们不是那个样子的！不是那个样子的！绝对不是的！我了解他们。他们是有些不满，可是不会像你所说的那么严重。他们都是要革命的，他们来延安的时候和后来学习的时候、刚分配工作的时候，表现都是很好的，对咱们党、咱们的边区、咱们的制度都是很拥护的。”她说得那样热烈和真切，好像她恨不得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给对方看，证明自己当真没有撒谎。
杨生明站起身来，好像准备结束这次谈话的样子，说：“好吧、好吧，咱们不要争论了，你去把他们的档案都拿来，好好地看一看，过细地研究一下。如果真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就狠狠地把他们整一整！”
胡杏也站起来了，说：“对，档案我可以去拿，我可以看，可以研究。这都没有问题，你放心好了。可是，我要跟你说清楚，我很了解他们，他们都是有些缺点的，但不像你说的那么严重，你也不要对他们存什么偏见。”
第二天一早，胡杏匆匆忙忙吃过了早饭，就离开县委，向曹店区一乡走去。她从东到西，走在东川的大道上。太阳从她后面照射过来，落在一望无际的冰川上，反射出绚烂五彩的光晕，使她觉着有点儿扎眼。她悠然自得地向前走着——她走路的时候，体态是那样的轻盈，那样的舒展，那样的匀称，那样的和谐，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精力旺盛、丰满成熟的少女。据有些人统计，当时延安的男子和女子的比例是三十比一，这就使得像她那样的人在那样的平川大道上出现，是多么的稀有和矜贵。过路的人都站着，在她的后面长久不舍地目送着她，并且把她错当是一个文工团的演员。
半前晌，胡杏就到了曹店区一乡。她找着了老支书兼乡长曹步有，问了问何守礼的情形。曹步有脸色苍白地躺在炕上。他平常就有胃病，最近几天，胃又有点出血，正在休息。他对胡杏说，何守礼是个年轻人，有时候有一点逞强，有时候性子有点急，也没有多说什么。他还赞美何守礼工作很能干，也很肯干。胡杏取了档案，把它放在那个特制的大挂包里，就去找何守礼。没想到何守礼这一天下村子去了，也没有说下哪一个村子，只是说到晚上才回来。后来，胡杏又到曹店区二乡去，找着了那个年轻的支部书记曹德旺，査看李为淑的档案。曹德旺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二乡没有乡长，实际上，他兼桃着乡长的工作。他已经结过婚，并且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年纪都很小。他很信任知识分子，但是，对他们要求很严格。他有一个毛病，就是爱把文化人叫做闻粪人，他并且为自己这个发明暗中觉得非常得意。一看见胡杏来到，他用手掠一掠自己那一头的黄头发，急急忙忙地跟胡杏说道：
“胡杏，你来得正好，给咱帮个忙吧，我一满没有办法了。论工作，她还是肯干的，也是踏踏实实地干的，可是，就是不开口，贵贱不说一句话，看见什么错误的事情，一句也不批评。对自己的自我批评，也是一句都没有。你叫她对本乡的工作提点意见，批评本乡的同志，她死也不干。可是，到了一乡，到了其他的地方，她就什么话都说开了，她到处批评这里的工作、这里的人，对这里十分不满意。”吃过中饭以后，胡杏找着李为淑，跟她说道：
“为淑，我听说你对曹德旺有意见，是真的么？曹德旺是个很能干的人，对知识分子也是很信任的，只是要求有一点严格。另外，他还有一个毛病，他爱开玩笑，老是什么‘闻粪人’、‘闻粪人’的——可他没有恶意。”
胡杏这样说的时候，态度非常严肃，李为淑感觉到，这种严肃甚至还隐藏着一种威力，镇慑着自己，使自己有点儿害怕，因此，更加不赶做声。她自己想，凭以往的经验，胡杏是很少用这种态度对别人说话的。
后来，胡杏还加上几句道：“为淑，你要很虚心地听别人的意见，考虑别人的意见，这样子，才能够进步。特别是对党组织的意见，一定要好好地听，好好地想，千万不要存着抵触的情绪。一个人，只有对党完全敞开胸怀，对党完全忠实，才能够求得进步。不然的话——唉，你今天晚上躲在被窝里好好地想一想，当初为什么要跑到延安来着！”
第三天，胡杏跑了更远的路，到了南川桃林三乡，找着了老百姓管他叫老支书的王志万。他身材高大，但是不很壮实，也是一个老游击队员，又能干，又和气。他一见胡杏，就拉着她的手说：“胡杏，你快来，你看我，又闹出乱子了。我不过说了小张几句，劝她不要这样子骄傲自大，可是她就受不了了，她说我轻视她，说我容不下她。你看，咋办呢？”胡杏一面把那用旧报纸糊成的档案卷宗放在大挂包里，一面充满希望地说道：“老支书，张纪贞是一个好闺女，她过去是进步的，现在也在不断要求进步，你要是能够加倍的爱护她，培养她，那就好了。”老支书听了之后，就笑笑地说道：“如果她像你这样子，那什么话都好说了。”说完以后，又轻轻地摇着头。后来，胡杏还去找张纪贞单独谈了一次话。她着着实实地替王志万辩护了一顿，说王志万不管怎么样，实际上是爱护她的，并且诚恳地劝她不要把自己估计太高。张纪贞听了以后，也微微地笑着说：“如果他能像你这个样子，那一切话都好说了。”以后，不管胡杏对她说什么，她都没有回答，只是像王志万一样，轻轻地摇着头。
吃过午饭以后，胡杏接着又跑到桃林区四乡去，找着了老乡长王志发和年轻的支部书记王贵堂，却没有碰见张纪文。王志发今年已经四十一岁了，长得矮小结实，留了两撇胡子，剃着一个光头。他也是一个老游击队员，当乡长已经当了好几年了。
他用很大的嗓门对胡杏说道：“好我的你咧！你赶快把这个张纪文调走吧，我们这里养不住他——庙太小了。”王贵堂今年才二十五岁，身材高大，但是很单薄；脸长；眼睛也很长，嘴巴很大，可是嘴唇老有点歪歪地扭着。他的皮肤很白嫩，白里显出浅浅的红色。他念过几年中学，在乡下里素来有“才子”的称号。他说起话来，声音又高又尖，嘴唇上冒出很多的泡沫。自然，他也免不了有那种乡下才子的通病，十分喜欢讥笑所有的外来人。他尖声对胡杏说：“胡杏，你想想看，咱们乡里最高的不过是中学生——实际上，连念完中学的都没有，可人家是个大学生，这怎么办呢？这个地方他能住得下么？”胡杏说：“算了吧，张纪文——我知道，是有点儿缺点，也许缺点还不少，还比较严重，可是，不像你们说的那样没治。你看，你们一个乡长，一个支书，都说出这样的话来，叫别人听见多难受呵。”说完了以后，收拾好档案卷宗，就辞别出来。
胡杏一面想着心事，一面低着头只顾走路，忽然发现前面有一个人伸出一只手来挡住她的去路。她抬头定神一看，只见是一个年轻男子，圆脑袋，短脖子，高颧骨，小眼睛，露出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好像正在急着要探听什么消息似的——他正是从前的文科大学一年级学生张纪文。他的身材相貌都很像他爸爸张子豪，只是身体比他爸爸高得多。胡杏说：“好极了，我正要找你呢！”张纪文也说：“好极了，我也正要找你呢！我跑到这儿来等你，就是为了要找你谈一谈。在咱们乡政府里，那是什么话也不能说的，那儿没有说话的自由。”胡杏耐心地跟他解释道：“那又何至于这样呢？在乡政府里，你一样可以谈嘛。王志发、王贵堂都是好干部，对你也没有什么恶意，你不要老往坏处想。既然如此，好吧，你就陪我走一程吧。”于是，两个人相跟着往前走，一面走，一面闲聊着。
张纪文结里结巴地跟胡杏诉苦道：“胡杏，你是上级来的，我跟你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吧。那两个王呃、王八蛋是两个死呃、死心踏地的官呃、官僚主义，我算是把他们看呃、看透了。那个王志发老顽固还好对呃、对付，那个臭小子王贵堂真是气焰冲呃、冲天，叫你简直忍受不了。”
胡杏毫不含糊、干净利落地说道：“小张，我看你感情不对头。那两个人都是你的上级，你怎么能用这样一种感情对待你自己的上级呢？这一点，你应该好好地想一想。你说他们是官僚主义，有些什么事实根据么？”
张纪文抗声说道：“我的感情不对头？只怕是他们的思想跟作风不对头。我当然有很多事实根据：第一，他们不准我说国民党军官里面也有好人，事实上是，的确国民党军官里面也有好人嘛，为什么不许人说呢？这是没有言论自由。第二，我要和重庆的妈妈写封信，他们左推右搪，总是说不能通邮，带又带不出去。这实际上是要我不能和重庆的妈妈通信，这就是没有通信的自由。第三，我不愿意当这个乡文书，可是，却非当不可——你没有办法去找别的事情做，这两个王八蛋也不让你去找别的事情做。这就是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像这种没有一点自由的机械生活，你能够忍受么？”
胡杏更加明确、更加果断地说：“我根本就没有这种感觉。你口头上老是在说自由、自由、自由，实际上，你只是想着你的爸爸，你的妈妈和你自己，不是这样的么？”
不知怎地，张纪文脸上露出蛮横的神气，嘴里又结巴起来了，他说道：“是呃、是，不呃、不错，我光想到爸呃、爸爸，妈呢、妈妈，个呃、个人，我不像你。你总是想到党呃、党，国呃、国家，人呃、人民，这就是为什么你能够在县呃、县党部里做官儿，而我呢，只能够在乡呃、乡政府里做一名文呃、文书。”也不知道他是无意的还是有意的，他竟然把县委说成县党部去了，甚至把胡杏也尊称为官儿了。
胡杏仍然耐着性子，好声好气地对他说道：“好，咱们就谈到这里吧。我看，我要回去好好地想一想你所说的话，你也应该回去好好地想一想我所说的话。那么，看以后是不是有机会，咱们再慢慢地谈这个问题，好不好？”张纪文偷眼望望胡杏，只见她的脸上逐渐表现出一种端庄和严肃的神气来。张纪文很了解，每逢胡杏的脸上露出端庄和严肃的神气来的时候，也就是她对于一种什么东西坚信不移的时候，于是，他也就不再做声了。他陪着胡杏走了差不多有五里路，然后，跟胡杏告别，没精打采地回到乡政府去了。
胡杏缓缓地走着，一面考虑今天所碰见的这许多问题。太阳已经落到西面的凤凰山后面去了，她才经过如今被人叫做宝塔山的嘉岭山，向二十里铺走去。过了曹店川口不久，她忽然发现何守礼从东到西向她迎面走来。她猜想，这一定是何守礼到县委去找过她没有找着，如今，要回曹店区去了。当下，何守礼一看见胡杏，就三步并做两步，跳到她的面前。她那尖尖的嘴脸已经涨得通红，那双又深又大的眼睛瞪得像两个小碗儿似的，感情冲动地对胡杏大声叫嚷道：
“表姐！胡杏同志！我跟你事先声明，我何守礼是不允许别人怀疑的！”
胡杏低声下气地说道：“阿礼，谁怀疑你了？你听见些什么了？”
何守礼仍然大声叫嚷道：“不管是谁，谁怀疑也不行！难道说，他们没有看见我脸上这块疤痕么？”说着，她举起一只手，指着自己的疤痕，文往下说道：“这就是证明，这是敌人在我的脸上留下来的一个证件。谁要是没看见它，谁就是瞎了眼。”
胡杏仍然保持一种心平气和的态度，缓缓地说道：“据我所知，没有那么一种怀疑。”
何守礼听见她那么说，越发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她用更大的声音叫嚷道：“是么？是没有人怀疑我么？那么，我就要问，昨天是谁跑到一乡去査我的档案？又是谁跟咱们那个破老汉曹步有说了别人的闲话？又是谁跟那个区助理员刘满浩整理了别人的材料，向县委反映的？”她使唤了那样高的嗓门，使得来来往往的过路老乡都停下脚步来听她说话。胡杏把她轻轻地拉到离开大路不远，延河边的一块大石头上，两个人并排坐着，好让她慢慢地把火气退下去。可是，何守礼一个劲儿追问着，到底是谁去乡上査她的档案，到底是谁跟曹步有叽叽咕咕，到底是谁跟刘满浩串通一气，等等、等等。胡杏觉着她蛮不讲理，就没有答腔。追了半天追不出个所以然，何守礼又开腔说道：
“胡杏同志——其实我不应该这样子称呼你，我把你叫做同志，我自己知道不配，我问心有愧。可是，你跟我又是最亲近的，咱们从小一块儿长大，没有哪件事情你不清楚的，因此可以说，我的全部生活、我的一举一动、我的思想感情，你都可以给我做证明。你现在是县委里面的工作人员，为什么县委对我有怀疑的时候，你不出来给我做证明呢？”
胡杏仍然一声不吭——这一下子，可把何守礼气坏了。她很明显地看出来，自己是在虚张声势，而胡杏却在那里严阵以待。严阵以待就是敌对方面什么动静也没有——表面看起来，既没有一个人影儿，也没有一声枪响，可是从各方面监视着自己，一有机会，就要用雷霆万钧之势，扑头盖脑地压过来。何守礼懂得，这是胡杏的阵势。而自己，吵吵嚷嚷搞了半天，究竟有什么效果呢？这些声势虽然很大，可是底子却是很虚弱的。而最精糕的一点，何守礼想，就是这种虚弱的情况，胡杏心里面非常明白。
考虑了这一切以后，何守礼决心用更大的火力向胡杏进攻。她说：“一个法科大学生在一个乡里面当一个文书，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整天啰啰嗦嗦、婆婆妈妈的，又是两婶姆吵架了；又是两兄弟讨债了；又是谁跟谁离婚了；又是谁占了谁的耕地了。老搞这些名堂，到底有什么用嘛！我学了政治，学了法律，一点都用不上嘛！这不是糟蹋人么？这不是用牛刀来杀鸡么？个人还有什么前途、什么出路呢？”这一天的谈话就是这样，一方面按兵不动，一方面气焰嚣张，看来简直没完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