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浩的神州里，在那经历着战争的屠杀和多重的压迫的痛苦的深渊里，延安是一块空前绝后的、特殊的、奇妙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革命的圣地。它把中国最进步的东西跟最贫穷落后的东西非常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生活当中只有革命和生产、平等和自由，别的玩意儿就少得很，或者简直没有。胡杏喜欢它，就觉着它是最神圣的，最可爱的，最令人心情愉快的地方。可也有一些不喜欢它的人，觉着它是那样贫穷，那样落后，简直叫人不能忍耐，它的毛病之多，简直叫人惶惶不可终日。
俗话说：四季都快活，一年容易过。自从周炳上前方去了以后，一九三九年很快就过去了。这一年也有春、夏、秋、冬，都各有各的好景致，可惜胡杏一直在办公室里忙着，顾不上看春天的风景、夏天的花景、秋天的月景、冬天的雪景，就那么一下子让它像拉洋片似地拉过去了。她老在自己跟自己说道：“怎么，又到了夏天了？怎么，又到了冬天了？”自己不断地问自己，自己不断地嘲笑自己糊涂。
自然，胡杏也有她自己的烦恼，有三件事情她无论如何都放心不下，想来想去都没有个着落。第一件，她离开家里已经有年把子光景了，现在震南村到底怎样了呢？那儿有她的爸爸跟妈妈，有她的嫂子区苏跟侄儿周贤。广州的情况又怎样了呢？那儿有她的干爹和干娘。那些地方都是日本鬼子占领了的，他们这些亲人怎么样了呢？还平安么？没有受什么损害么？都还勉勉强强地活着么？她老是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些问题，可是，一点信息儿也没有。第二件，在过去了的整整一年当中，她只收到过她哥哥胡树、胡松、周炳每个人一封信，她觉着很不满意。他们每个人各自才给她写了一封信，一九三九年就过去了。二哥胡松的信是从晋绥托人捎来的，信里面只简单地说道：见着了周炳，大家都很快活。没有几天，周炳就到晋察冀去了。大哥胡树的信是从晋察冀托人捎来的，也是说见着了周炳，大家很快活，可是周炳分配到地方上去工作了，以后就没有见面了。周炳的来信甚至只是托人捎了一个口信，说已经分配到地方上，在一个什么区当助理员，管的是民兵的工作，其他什么也没有说。胡杏最不明白的是周炳为什么忙得这么厉害，连写几个字给她的时间都没有。
第三件使她烦恼的事儿比较复杂，牵涉的人也比较多：周炳走后不久，在那黄沙满天，刮大风、下黄雨的春天里，南川桃林区四乡的乡文书张纪文跟本乡的支部书记王贵堂，一个念过几年中学，在乡下也算一个中等知识分子的，今年才二十四岁的年轻人爆发了一场很厉害的争吵。张纪文公开声言，他想不到他个人付出了那公多的牺牲到了延安来以后，换到的却是那样的极度的不自由。王贵堂问他牺牲了一些什么东西，他就说他牺牲了大学，牺牲了城市，牺牲了自己住的洋房，牺牲了自己穿的皮鞋，牺牲了自己涂的头蜡；只是为了到延安来换取自由。到了清白、洁净的，甘露似的雨水从天上洒满了延安的大地，使大地变成一片葱绿的夏天，东川曹店区一乡的乡文书何守礼跟区助理员刘满浩，一个中年的、农村的小知识分子也争吵了一回。据杨承荣后来向胡杏反映，何守礼当时说过法科大学生到了延安也不过当一名跑腿这样的话。到了月色明朗，气候宜人的延安的秋天，想不到平日怯生生的李为淑，这个曹店区二乡的乡文书，居然也跟本乡的支部书记曹德旺，那个对人要求非常严格，喜欢把文化人叫做“闻粪人”的曹德旺吵了起来。曹德旺批评她对农村里面的落后分子只是一味子迁就，又批评她对何守礼的缺点错误只是闭着嘴巴不说话，不提批评意见。李为淑就和他顶了起来，说她只要把事情办好，她不想靠斗争吃饭。她说家人里面，光自己斗来斗去，多没意思。到了大雪把延安覆盖得严严实实的，露出一派雄伟壮观的景象的时候，南川桃棹区三乡的快嘴乡文书张绝贞也跟桃林区的助理员任步云，一个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的中年人吵了起来。张纪贞坚决认为，整个桃林区就是不重视知识分子——这事情都叫胡杏十分烦闷。她经常不断地在想，为什么这些人的性子都那么飘忽不定，在生活当中都那么容易乐极生悲。
一千九百四十年的春天，延河里面的冰已经开始溶化，清澈的河水在冰缝当中哗啦哗啦地流着，到处的枣树开始冒出了绿色的嫩芽。人们闻到了温暖的芳香气息，精神都非常愉快。三月的一个早上，何守礼正在自己的窑洞门口晾晒棉被，李为淑就到一乡找她来了。她为一件牵涉到两乡的老百姓的债务纠纷案来找何守礼，又跟何守礼一道去找老支书兼乡长曹步有。曹步有为人和气，凡事都好商量，问题很快就解决了。他很疼爱李为淑这个年轻姑娘，对于她有着这样的身世，居然能够安心留在二乡当文书，也十分器重。当下就不放她走，一定要留她吃中饭。
两位姑娘回到何守礼的窑洞里，李为淑坐在何守礼那张木板沙发上，一句话不说，露出闷闷不乐的样子。何守礼问她：“是不是想家了？”她摇摇头。何守礼又问她：“是不是跟江炳吵架了？”她同样地摇摇头。何守礼再问她：“是不是受什么人欺负了？”她还是摇摇头。过了很久以后，她才悝吞吞地说：
“欺负倒不是欺负，是捱批评了。”
何守礼一听，立刻两手攥着拳头，两只脚在地上跳着，大声叫嚷道：“什么？批评你了？又批评你了？他们批评你什么？你只管对我说，叫我给你出出这口气。我就不相信，哪来这么多的批评！”
李为淑说：“还有谁呢？还不是那个曹德旺么？他说我对坏人坏事不斗争，光一味子迁就、调和，又说我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也不斗争，对自己也不要求进步。”
何守礼拿过一个漱口缸子，从炭盆上面那个开水罐子倒了一点开水，递给李为淑，说：“喝点水吧。唉，你也真是——叫我怎么说呢？你总像一个乡下大姑娘一样那么羞羞答答的，腼腼腆腆的，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这就难怪受人欺负了。依我说，遇上别人的批评，如果他说的还有点意思，你就听着；如果胡说八道，你就给他顶回去，这不就行了么？”
李为淑说那是因为你有本事。我可不敢那么做，我没有你那么吃得开，我什么本事也没有。”
何守礼说：“那也不能这么说，我们老支书兼乡长曹步有他就不敢批评我。他要是批评了我，我照样给他顶回去，那以后，他也不再说了，这多省心呀。就是我们区上那个助理员讨厌，你也看得清楚的，就是那个刘满浩。他自以为了不起，这样也批评，那样也批评，好像我没有干过一件好事似的。我就跟他对顶，一点也不客气。我跟他说：‘你别净桃刺了，你们区里有一个法科大学生在当跑班，你知道么？’他这下子就没有话讲了。”
李为淑一面听着，一面喝水，一面又在摇头，说：“我没有你那样的胆量，我害怕。”
何守礼拍拍胸膛说：“这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咱们说的是真话，不是假话，有什么可怕的呢？不说别的，就说我到了边区这一年半以来，生活总是那么平凡、琐碎，每天在公文堆里，在老百姓当中串来串去，没有做过一件出色的事情，这样子；我的前途有什么出路呢？咱们从广州到边区来，是耸人听闻的事情。可是到了边区来了以后，当然，边区是很美丽的，我们自己倒变成消声匿迹，无声无臭了。这不是令人十分烦恼的事情么？我不知道你到底怎么样，反正我是十分烦恼。”
同一天的下午，张纪贞听说她哥哥张纪文病了，就请了个假，打算去看她哥哥。她把挂包里面所装的东西全都倒在炕上，找着了那一小盒万金油，把它慎重地放在衣兜里，然后从南川桃林区三乡急急忙忙地走了十里路，赶到了桃林区四乡。她十分记挂着她的哥哥，又不知道他生了什么病，因此走得很快。等走到四乡的时候，虽然天气还很冷，她已经浑身都冒出汗来了。她推开她哥哥的窑门一看，见张纪文躺在炕上，她就连忙走上前去，问她哥哥病情怎么样，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还说：“哥哥，我给你把那盒万金油捎来了。这还是我从广州带出来的，我一直都舍不得用。”张纪文一咕噜从炕上坐了起来，对他妹妹说：“我什么病也没有，只是这里有一点病。”说到这里，他指一指自己的心窝，又补充说道：
“心病。”
张纪贞听说，也笑了起来，说，你真吓死人了，我还当你出了什么大毛病呢。你知道，咱们边区的医药条件是十分困难的，一个人生了病可不是好玩儿的。”张纪文说，你来了也好，咱们俩可以好好地诉诉苦，抒发抒发心中的烦闷。我叫乡长王志发跟支书王贵堂这两个王八蛋整得真够呛。”后来，他又跳下炕，把两扇窑门大大地敞开着。张纪贞问：“你这样把门打开，我们说话不是让人听见了么？”张纪文说：“听见了又怎么样？我正是要他们听见才好。”后来，他又补充说：“门打开了，我也能看见谁在那里装做过路的样子，实际上要来偷听我们两个人说话。”
张纪贞摇摇头，叹了口气，又弯下腰去，用手弹去自己棉裤腿上沾着的泥巴。她义正词严地规劝她哥哥道：“哥，你也犯不着这个样子嘛。咱们这里今年一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把中国的前途都说得那么清清楚楚，叫人信服。二月一号，又在文化沟青年运动场开了延安民众讨汪大会，对当前的奋斗目标也指得明明白白，这都是好事情嘛。”
张纪文点头同意道：“不错。要不然的话，我前年怎么会一个劲儿奔到延安来，去年为什么过得这么高兴、快活？这都不成问题。”说到这里，他又把口气一转，说：“可是妹妹你要知道，我从文化沟开了大会回来以后，立刻觉着这个窑洞冷冰冰的，四周也是冷冰冰的，这里附近周围的农村也是冷冰冰的，你说该怎么办呢？”
张纪贞茫然不知所措地说了一句陕北土话道：“这我就一满解不下了。”
张纪文没有给妹妹多做解释，却自言自语地说道：“其实，叫什么文化沟呢？还是跟老百姓的习惯叫它大砭沟就对了。你往那里一走，往四面一看，你能看出什么文化来么？不，没有，一点也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
张纪贞接着说道：“哥，你快别这样说，我们那个老支书、老游击队员王志万就是这样批评我的。他人很和气，可是他非常轻视知识分子。有一天，他很诚恳地对我说：‘小张，你要知道，咱们边区有革命，有生产，这就够了，咱们要打仗，要吃饭，别的都不急嘛。什么文化不文化的，还不是瞎胡闹一顿，有什么意思呢？’你看，只因我嘴快，不小心漏了几回‘文化’这样的字眼儿，他们就对我另眼相看，他们把我看作跟他们不相同的另外一种人。这样子，我样样事情都受到歧视。他们说：‘人家是大城市来的人；’又说：‘人家是高中学生。’他们一堆人在低声说话的时候，我一走过去，他们就不吭声了，散开了。你想想，这叫人多么难受。”
张纪文火上添油地说：“妹妹，看、看、看，这回你亲自尝到了，知道什么滋味儿了。可是依我看，你们那里的王志万还算是好的，你还没有见过我们这里的乡长王志发跟支书王贵堂这两个王八蛋，那才够你受的。”
张纪贞制止他道：“小声点儿，小声点儿，你现在又不是喊话，干吗使那么大的嗓子！”
张纪文抗声说道：“我正是要喊话，我正是要叫他们听见！在别的地方，他们不让我讲，我在窑洞里一个人讲，还不行么？好妹妹，我告诉你，这一个月来，我犯了什么天条呢？其实，我不过一共说了两句话。一句是我说边区样样都好，就是没有水，洗脸也没有水，洗澡也没有水这一点不好；第二，这句话也许更糟一些，我说，国民党的军官里面不一定个个都是坏人，也有好人——就是说了这么两句话，这一下子可不得了了。那个王志发在所有的会上都指桑骂槐地说：‘同志们，大家要注意！就是咱们边区里面，也有不少两条心的人。’当然，他这个人还是比较和气的，不过这样讲，分明是冲着我来啦。这还不要紧。就是那个支书王贵堂，真是要命了……”
张纪贞瞪大着眼睛，很替他担忧似地问道：“他怎么要命法呢？”
张纪文说：“这个人年纪也不大，顶多比我大个两三岁；知识也不高，大概在我们乡里可以算得上一个中等知识分子。可是，那个傲气可就厉害了。他自以为自己非常革命，非常正确，那个劲儿，你真是看不下去。他找我单独谈话，直接了当地跟我说，我这两句话是违反了党的纪律的。因为觉说要拥护边区政府，我在这里挑剔；党说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我在这里替国民党说话，这都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你看，他这个架子多么大，他这个罪名多么严重。可是，党的纪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又不是一个党员，我遵守那个纪律干吗呢？可是，这样的一些意见，你又别想有机会能够讲出来。”
张纪贞点头同意道：“对，对。不过这样的话，我想你也不应该讲。因为，我们是拥护党，拥护边区政府，才老远跑到这里来的，这样的话不是我们的本意。”
张纪文苦笑一声，说道：“是本意、不是本意吧，我现在也没有工夫去考究了。不过你有这么一股劲儿，我想你会过得很好的。可是我呢，我连这么一股劲儿也没有了。说老实话，我现在十分后悔，想起前年的事儿，觉着到底应不应该离开广州，跑到这个鬼地方来，确实是一个问题。我坦白说，我现在甚至想走回头路。可是你想，这办得到么？我能够按照我自己的意志，想离开延安就离开延安么？这就是我为什么生病，这就是我的心病所在。”
过了几天，李为淑把她跟何守礼谈话的经过情形都告诉了江炳，张纪贞也把她跟张纪文谈话的情形告诉了区卓。江炳跟区卓两个人又把这些情况在支部会上谈出来了，并且，他们都说，希望组织上花一点力量，具体帮助何守礼、李为淑、张纪文、张纪贞这几个人。又过了几天以后，延安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高克业把胡杏找去谈话，他把这一切的情况都告诉了胡杏。他的语调是平静的，甚至有一点儿冷淡，但是，充满了对胡杏的信任。胡杏越听，心里面越着急，后来，简直觉着非常生气。这几个人都是跟她结伴儿到延安来的——为了这一点，她觉着脸上没有光彩。最后，高克业对她说，他认为这是一种思想落后的表现，要胡杏对他们做点儿工作。最后，高克业用手轻轻地拍着胡杏的肩膀说道：
“当然，这都是一些思想问题，可你也要提高警惕，看看有没有思想以外的问题。”
胡杏听了以后，脸上火辣辣的十分不好受，可是也没有做声。那天晚上，在漫长的、寂静的春夜里，胡杏一个人坐在炕上，对着一盏摇摇晃晃的油灯，苦苦地沉思着。她想起前年她和杨承荣带着他们几个人，从广州历尽千辛万苦奔到延安来。在路上，他们都是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不管国民党怎么样子对他们威胁利诱，他们都毫不动摇，坚决要跑到抗进民主的圣地延安，做一名普通的革命战士。不论从他们的动机和表现看起来，都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怀疑的。她又想起，在他们学习的半年期间和分配工作的开头几个月，他们又是薄样子充满了快乐和要求进步的决心，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艰苦地奋斗着，没有任何的动摇和埋怨。她印象非常鲜明地想起来，就在周炳去了前方以后，在去年二年当中，这些人就起了这么大的变化，他们有话也不跟自己说了，很显然，他们都跟自己疏远了——可是，这到底为了什么缘故呢？是他们自己鬼迷心窍么？还是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刺激了他们，冤屈了他们，打击了他们呢？她想来想去，都觉着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最后，她又想，是延安变了么？是延安变坏了么？她觉着也没有，延安还是从前一样，跟他们刚来的时候一样，跟他们在学习的时候一样，跟他们刚分配工作的时候也一模一样，还是那样进步，那样可爱，那样平等和自由。后来，她想来想去想不通，就想到自己本身上来。她觉着自己到了延安以后，精神上跟物质上都上升了，旧社会的一个贱丫头来到党中央的身边，思想上、政治上都有了进步，文化上也进步了不少，四十三岁的老县长茆能文还跟自己一道学文化。党是那样的关心、信任和爱护自己，县委里许多的老前辈、老革命都把自己当作他们的女儿跟妹妹……想来想去，想到夜深人静还没有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