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月以后。有一天早上,胡杏他们接到通知,说重庆有三部军车今天到达延安田家坪,要他们吃过早饭去接车。这几个月来,时局一天比一天恶化,他们早就听说有一批干部先撤回延安,料定这里面可能就有周炳。他们在延安地委集中待命以后,一等就等了几个月,心里面十分焦急,也就盼望能够早一点跟周炳见面,好打听出一个确实的消息。刚一吃过早饭,还来不及做别的事情,就由胡杏领队,一直奔向田家坪去。地委离田家坪很近,不久就到了,只见那个地方空****的,还没有什么人。他们坐在路边,静悄悄地等着,慢慢地也有一些人来了。一直等到前半晌过后,来接车的人更多了,大概有百把人的样子,闹哄哄地挤作一堆,纷纷议论,猜测到底有什么熟人回来。太阳快到正顶,他们才看见三部满身灰土的卡车缓缓地驶进田家坪。大家都说:“到了,到了,车子到了。”一面说,一面拥上去。胡杏这伙人也跟着大家一直走到汽车旁边。

车子停定,周炳从第一部汽车的驾驶室里精神抖擞地先跳下来。他一眼就瞅见胡杏他们八个人,可是顾不得跟他们说话,只对他们举了举手,打个招呼。车上的人们纷纷下车,又提行李,又抱孩子,乱作一团。周炳在这边替人家举举行李,在那边把孩子抱下车;又要扶老弱的干部,又要搀有病的同志,忙得不可开交。等其他的人都走完了!他才挎着挂包——从前叫日本子弹打了个窟窿,由胡杏给他修理好的,那个绣着一朵白兰花的挂包,挽着一个铺盖卷儿,向胡杏他们走过来。他们八个人将他和他的铺盖卷儿围在核心,他和每一个人拥抱着,紧紧地握着手,互相问候,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周炳举起那只僵直的右臂,在头顶上摇动着,大声对大家说道:

“破裂了,破裂了!内战又一次打起来了!国民党占领了咱们的张家口,并且坚决要召开伪国大。这样子,时局就没有转圜的余地。重庆决定,先把一批干部、妇女、孩子等等撤回延安。你们也大概等得不耐烦了吧?现在总算揭晓,不用你们再等,可以安安心心地在解放区工作了。”

何守礼今天改了口,不叫他炳哥,却改称周炳同志。当下,她对周炳说道:“周炳同志,你回到解放区来,心里面大概着实很高兴的吧?”

周炳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当然高兴!我日盼夜盼,都盼望回到解放区来工作。唉,你们真不知道,重庆那些地方,真不是人呆的。”

胡杏也兴高采烈地说道:“回来吧,回来吧!回家总是好。一千年是好,一万年还是好。蒋介石不会叫你安生的。他逼着你非打不可。他拿着枪,一步一步地向你进攻,你有什么办法呢?回到家里来,咱们有小米,有步枪,有人民,不怕打他不贏。”区卓说:“打得贏要打,打不嬴也要打。大家动手,你不还手么?先打再说,现在没有什么别的考虑了。”

江炳也说要是和平下去,还便宜了蒋介石呢。打的好,打的好,总是打的好。打出个胜负,比出个高低。我真受不了那种什么合法斗争的闷气儿。”

周炳拍拍区卓的肩膀,又拍拍江炳的肩膀,然后说道:“好样儿的!我这回坐在车子上,一路走,一路想,觉得信心百倍。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无论千什么事情,还没有过这么大的信心。我跟你们大家一样,觉着既然要革命,就要革得彻底。同时,我也想到,只有经过战斗,才能得到真正的胜利。大家说,不是这样的么?”

胡杏、区卓、江炳都不约而同地说道:“是这样,是这样。”只有张纪文耷拉下脑袋,没点儿精神地说道:“唉,如果是这样子,那南下就根本没有希望了,真叫人丧气。”何守礼接着说:“是呀,我本来还想回广州过中秋节呢。”张纪贞也说如果不能过中秋节,那么,回家过冬也好。”李为淑再退一步说道:“如果不能回家过冬,那么,回去过年也好呀。”周炳把他们四个人的脸孔轮流望了一下,就说道:

“可你们别忘了,你们的家早就不在广州,这儿才是你们的家。”后来他又拧转脸,对着杨承荣说:“是么,承荣?”杨承荣耸耸肩膀,说道:“是倒是。幸亏我是一个骑墙派,无所谓。我总觉着和有和的好,战有战的妙。”周炳用左边拐肘撞了他一下,把他撞得往后打了一个趔趄,说道:“去你的吧,去你的吧!”

何守礼气嘟嘟地说道:“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这样高兴,还有说有笑呢。这一打起来,前途到底会怎么样?咱们兵这样少,武器又不如人家,打起来,咱们能占便宜么?”

胡杏说:“我看这没有什么。只要咱们把生产搞好,再把部队扩大到相当的程度,那咱们一定能够打贏。咱们拿小米加步枪对付日本鬼子还对付得了,对付国民党难道还有什么问题么?”这样子,大家簇拥着周炳,一面走,一面谈论那个令人疑惑不定的前途,慢慢朝着周炳所住的窑洞走去。

五个月以前,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与土地问题的指示》。根据国内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的矛盾,农民群众迫切要求清除封建剥削的形势,将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这样一来,在整个陕甘宁边区的范围内,所有没有经过土改的地区都要实行土改。有许多地方已经组成土改工作队,开进没有经过土改的村子里,展开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为了配合土改运动,并且扩大土改运动的声势,延安地委决定组织一个土改宣传队,并且和部队商量,把周炳调到延安地委来,担任这个土改宣传队的队长。周炳接受了组织上分配给他的任务,把行李从田家坪招待所搬到延安地委来,和区卓、江炳、杨承荣、张纪文四个人住在同一个窑洞里。那天下午,他召集全体准备南下工作的干开了一个会,对大家宣布了地委这个意图和任命,并且向大家征求意见,看谁愿意参加。周炳提出如果愿意留的,就可以留下来,如果不愿留的,就可以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工作,或者另外分配别的新工作。结果,全体同志没有一个例外,都愿意留下,参加这个土改宣传队。散会以后,他们又举行全体党员会议,选举党的小组长。他们九个人里面,周炳、胡杏、区卓、江炳、杨承荣、李为淑、张纪贞七个人都是党员,只有何守礼、张纪文两个人没有入党。周炳考虑了一下子,觉得这次党的小组会只是为了选举小组长,应该叫何守礼跟张纪文都列席旁听,一方面对他们进行教育,一方面也听听他们对于党的小组长候选人有什么意见。开会的结果,是全体一致选举了胡杏做党的小组长。周炳问何守礼跟张纪文有什么意见没有,何守礼说胡杏同志深得人心,应该由她当这个小组长。大家信任她,我也拥护她。”张纪文说:“胡杏阶级立场非常坚定,做人又挺和气,这个小组长非她奠属,确实是唯一的最合适的人选。”

除此以外,他们又经过延安地委的批准,吸收了四个民间的乐手参加土改宣传队。这四个乐手之中,一个是掌板的,一个是吹笛子的,一个是拉二胡的,一个是弹三弦的。他们带了好几个郿鄠戏来,让大家进行排练,做为入门的学习。为了准备正式的广场演出,他们又排练了话剧《关里关外》、歌剧《白毛女》选场和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十二把镰刀》等等。队里面有演剧经验的演员不多,只有周炳、胡杏、区卓三个人上过舞台,排练工作非常紧张。经过两个星期以后,他们就准备演出了。

地委宣传部长马振新跟传科长麦荣大叔来看过他们的节目,都不同意他们这种硬赶硬逼的做法,坚持要他们至少排练一个月时间。他们说不准确的普通话,跟有些关中、陕北口语说得不恰当的,都对他们逐字逐句地提出校正。麦荣要求他们演话剧跟歌剧的时候,使用纯正的普通话。马振新认为演秧歌剧的时候,非掌握陕北民歌跟郿鄠戏的风格、韵味不可。这样子,他们果然按照上面的指示,排了足足一个月才正式演出。他们一开进那些正在进行土改的乡镇,首先就帮助农民割谷子,然后才打锣开场,进行宣传。农民们平常很少看戏,看见宣传队来了,已经非常高兴,加上他们又能帮群众割谷子,又有四个如花似玉的女演员,大家看了都兴致勃勃,高声喝彩。

为了演出《关里关外》这个戏,周炳费尽了脑筋去安排角色。他们这个土改宣传队人手太少,不像从前在振华纺织厂那样子,要多少人有多少人。他首先想出把女演员改扮成男演员,其次又想出平常不上场的乐队也临时扮演角色,来解决这个困难。按照周炳的想法,角色是这样分配:周炳演哥哥,也就是男主角,胡杏演二妞,也就是女主角,江炳演父亲,何守礼演母亲。何守礼无论如何不答应,就改由李为淑来演。这样,舞台上两夫妇也就变成真的两夫妇了。此外,张纪文演国民党的伪军官,杨承荣由另外一个乐队配合着演日本鬼子,区卓演国民党的哨兵,何守礼、张纪贞,由另两个乐队配合演国民党兵。这样安排停当,他就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大家都说就这样定下来,没有什么意见了。何守礼一声不吭。周炳问她到底还有什么意见,她噘着嘴唇回答道:

“有什么意见呢?你要我演江炳的老婆,那怎么行呢?为淑会答应么?如果不演江炳的老婆,就只能演国民党兵。想不到国民党军队里面也掺杂着不少的花木兰呢。我跟阿贞都演了国民党兵,这就是两个活灵活现的花木兰。嘻、嘻!”

周炳说:“我安排你演母亲,那母亲的角色是有戏的。你不干。此外还有什么适合你演的呢?只好委屈你女扮男装,去当国民党兵了。”

何守礼气嘟嘟地说:“是呀,是呀。既然如此,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胡杏脸孔微微带笑,不慌不忙地开言道:

“我倒有一个意见。我觉得我自己年纪大了,今年已经三十几岁了,再要演二妞,恐怕不大合衬。换一个别人来扮演二妞怎么样?比方说阿礼,她年纪小,也会演戏,一定能把二妞演好的。让我俩对调一下吧,我来演国民党兵好了。大家看怎么样?”她的话刚讲完,大家就喧哗大叫起来,异口同声地表示不中。江炳对何守礼说:“就那样吧。炳哥派好了的角色,没有什么大错,就那么试演几场看看吧。你也不是不能演,不过胡杏已经演熟了,有经验,由她来扮演,剧场上的效果可能要好一点。”区卓也附和着说道:“应该胡杏同志来演,应该胡杏同志来演,这是毫无问题的。她跟炳哥——欸,周炳同志是天生的一对儿,过去就曾经有过丰富的合作经验。”何守礼不再说什么,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那天下午,他们的话剧《关里关外》在李家沟前面的广场演出。因为人手不够,他们改动了一下出场人物。本来周炳有父母出场,胡杏也有父母出场,现改成周炳只有母亲出场,胡杏只有父亲出场。周炳跟胡杏仍然是没过门的小两口子。情节按照原样展开:日本军队占领沈阳之后,周炳的娘带着锅、盆、碗、盏,行李铺盖去邀胡杏跟她爹一起逃往关内。胡杏的爹舍不得自己的家,正在踌躇,两个日本兵闯进了胡杏家里。一个要拉周炳去做伕子,一个要拉胡杏去当慰劳队。周炳抵抗,但是寡不敌众,十分危急。一家的父亲跟一家的母亲一江炳跟李为淑都奋不顾身,拼命地抱住日本兵不放。胡杏拖走了周炳,两个日本兵打死了双方的老人。这是第一幕。

第二幕说的是关内的事情。张纪文是一个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他正在对着五个满脸烟油,破衣烂衫的国民党兵训话。这五个国民党兵包括区卓、两个乐队的人跟何守礼、张纪贞两个娃娃兵。那国民党的下级军官说他要打共产党,自然不能打日本,等到他把共产党打光了,他自然会去打日本,谁也用不着替他操心。那五个兵仍然跟以前一样,不仅没有替他操心,只顾挤眉弄眼,压根儿没听他的。他讲完了,就下命令道:“目前,东北的共产党都化装成难民,混进关内。上面有吩咐,从今天起,不准放一个难民进关。”他训完话,其他的士兵退场,只剩下一个值勤的哨兵区卓,对他提出疑问道:“如果难民都是共产党,那全天下的共产党还数得清么?”他打了那个哨兵一个耳光,然后退场,根本不回答。周炳跟胡杏逃到这里,哀求那哨兵放他们过去,那哨兵不管怎么说都不答应。后来,胡杏愿意留下,卖身给哨兵当丫头,只求放走周炳。哨兵深受感动,又不敢违反命令,只得远远走开,装作看不见,让他俩逃进关里。

第三幕的情节发生在一个山路崎岖的峡谷里。那儿根本没有什么路,石子又硌脚,荆棘又刺手,十分难走。更糟糕的是那个国民党军官又带着四个兵士一面打枪,一面苦苦穷追。在经历了许多惊险场面之后,按照胡杏所创造的情节,她不幸中了子弹,身负重伤,不能行走。周炳问她是不是跌伤,她坚持说不是跌伤,是子弹打中。周炳要背着她走,但是她拒绝了。她说自己不中用了,叫周炳单独逃命,说周炳丢了她还能活一条命,不丢她,两条命都活不成了。周炳无论如何,不肯单独逃走,说:

“二妞,你哥不是那样的人。咱俩生就同生,死就同死,有我在就有你在。”

说完这两句有名的台词,周炳跟胡杏两个人都分不清是真事还是做戏,只顾哗啦哗啦地流下眼泪,吸着鼻子。接着,周炳又抱起了她,投命地往前跑。走不多远,他们两个人又一同被国民党的子弹打中,一同遇难。这时候,日本军队攻进关里,杀人不眨眼的国民党兵抱头鼠窜,关上升起了日本的国旗。这样子,全剧才算闭幕。

胡杏的演出获得非常的成功。她虽然三十几岁的人,演起小姑娘来还和十五年前她初次演这个戏的时候一样娇憨,美妙,体态动人。演到关节的地方,群众自动热烈鼓掌。全场完了以后,群众又一次热烈鼓掌。胡杏演得这样成功,全剧也演得这样成功,都是周炳事先没有料到的。他深深为胡杏的成功激动和欢喜,同时深深赞美胡杏的美丽和灵慧。

第二天一大早,李家沟群众的代表就来到了土改宣传队的住地,要求他们当天下午重演一场。原来昨天有很多人在地里搞庄稼,耽误了看戏,今天准备停工一天,全体来看。来的人还特别提醒周炳:昨天把他们团团围住的看戏群众,一共有三百多人。估计今天来看戏的群众,可能要达到五百人之多。在群众的眼光里,气氛比昨天还要热闹,比昨天还要红火。周炳知道队员们连天排戏、演戏,身体已经非常疲劳,不敢一口答应,只是答应先跟队员们商量一下,再做回答。

定戏的人走了,大家情绪都非常高涨,主张给群众再演一场。只有何守礼一个人不高兴,情绪非常低落。她不冷不热地对大家说:

“大家要演就演吧,我是不能演了。缺了一个国民党兵,还是个女扮男装的娃娃兵,没有什么关系,剩下三个兵一样能演。如果张纪贞也不想演,那么也不要紧,两个兵也就可以了。舞台上,兵出来只是一种象征,多两个少两个没有关系。”

大家围着何守礼,把她好生批评了一顿。区卓说:“阿礼,革命的艺术是要用革命的精神来对待的。你这样不严肃,难道能说自己是一个革命的艺术工作者么?”江炳也说:“集体的事情就应该跟着集体的意志来做。个人怎么能够闹别扭呢?”其他的人都纷纷劝何守礼不要这样,对群众影响不好。何守礼噘着嘴,扭着嘴唇,一声不吭。她满肚子都是气,宣泄不出来。胡杏见双方都这样僵持着,就和颜悦色地对大家说道:

“你们不懂得阿札的心情,我懂得。她不是对革命的艺术不严肃,也不是对集体的意志不尊重。我敢担保,不是这样子的。她觉着她自己能演戏,却没有机会让她演,自己的才能被压抑了,发挥不出来。我们大家都应该考虑这一点。我现在提议,把二妞这个角色让给她演。她虽然没有演过这个角色,我们应该试试看,应该给她一个机会,让她发挥一下。”周炳听见胡杏这么说,很佩服她大公无私的风度,不禁频频点头。大家再过细商量了一下子,觉着周炳和胡杏都同意这样办,也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了。

会散了以后,胡杏立刻给她着手排戏,并且替她化妆,把她的身材化得稍为矮一些,把她的脸孔化得稍为圆一些,又用一绺头发挡在脸上,遮住了她那个伤疤。大家开头都很担心,看看何守礼这个化妆相当得体,很有点二妞的味道,才比较放下心来。胡杏又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做给她看,叫她跟着自己的样子,学着做一遍,还对她说道:

“阿礼,我们演戏的人必须注意一点:假戏要真做,感情要真实。这可以说最重要,最能决定成败,也可以说是最起码的点。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观众情绪上的共鸣,也才能成功。”何守礼本是聪明人,一听了她的话,演出的效果果然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