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十二月，下过第一场大雪以后，他们又改编做延安地委临时工作队，执行上级交给的土地改革的任务。上级委派周炳担任这个工作队的队长，大家又选了胡杏担任这个临时支部的书记，十二月中进驻了七里铺，在这个空白点上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他们进村以后，第一步首先着手了解全村的一般情况，第二步就是队里的分工。在分工的会议上，大家经过仔细研究，决定分东、西、中三个组，周炳、胡杏、杨承荣三个人主持队部，管理全村的土改事宜，队部驻扎在东组所在地。下面的分工是区卓、张纪贞担任东组的正、副组长，江炳、李为淑担任西组的正、副组长，何守礼、张纪文担任中组的正、副组长。队部的三个人也简单地分了分工，由周炳抓东组的工作，胡杏抓西组的工作，杨承荣抓中组的工作。分配完了以后，大家谈论各组的强弱。有人说东组力量最强，也有人说西组力量最强，更多的人说中组力量最强：他们既有何守礼、张纪文两位大学生，又有杨承荣这位边区医院的医生帮助。杨承荣对七里铺的人非常熟悉，有很多人都请他看过病，都认识这位杨大夫。张纪文听了大家这么说，板着脸孔不做声；何守礼却不同意大家的看法，说道：“我看就算我们中组力量最弱。我们两个知识分子虽然也在土圪挞里滚了这么几年，究竟没有工人成分的同志那样立场坚定。何况我们两个人又都不是党员，力量就更差了。希望队部除了杨承荣以外，其他的同志也多来帮助中组。”周炳说：“大家放心，努力干好了。队里面有一些分工，整个村子的工作还是一个整体。队部负了全面的责任，哪里有困难，我们一定负责给哪里解决。希望不管哪一个组都把工作做好，使得全村的工作开展顺利。”散会以后，何守礼跟张纪文在中组的地段四周闲串，一面走，一面彼此喃咕。张纪文说我就不服气，为什么咱们这个组力量就算最弱呢？”何守礼说：“这你还没有看出来么？东组是一对夫妇，两个党员；西组也是一对夫妇，两个党员；就我们这个组是两个个人，两个都不是党员。这样子，不算最弱又能算什么呢？”张纪文不服气地说：“我就不相信任何一个党员都比任何一个非党员更强。”何守礼说：“一般说来，党员当然要强一点，可是我们非党员也应该有志气。我们两个人很好地团结起来，努力把工作做好，跟他们两个组进行竞赛，你看怎么样？”张纪文极力赞成，连声说：“好极了，好极了。就这么办，就这么办。凡事不能预先料定，还要看结果怎么样才能定夺。不是么？”
有一天，工作队召集全体村民大会，说明土改来意，由胡杏做了长篇的讲话。她说现在西北局、延安地委、延安县委都下了最大的决心，要在没有经过土改的地区，补好这一课，把土地改革工作进行完毕。她希望大家都以主人翁的身份起来进行斗争，凭着自己的力量推翻封建势力，挖掉蒋介石的根子，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来一个大翻身。她要求大家努力生产，踊跃参军，共同把国民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彻底摧毁。延安县本来就在党中央和西北局身边，政治空气十分浓厚，这时又正在农闲季节，到会的庄稼汉非常多，连婆姨、娃娃、老大爷、老大娘都一起来参加了。大家听得十分明白，十分高兴，整个村子的情绪都非常高涨。
大会开过，接着队部又开会，让这个村子的村长、党小组长跟副组长都来参加，听他们汇报全村的情况。这个村子一共有六十多户人家，总人口在二百三十人左右。其中成年男子占三分之一，成年妇女也占三分之一，大小娃子也占三分之一左右。说到这个村子的敌我情况，那也比较简单。全村只有一户大地主，没有什么小地主跟富农。这个大地主十年前已经逃到西安去了，家里面没有别的人，村子里只有几个从前当过狗腿子的人在给地主收租。全村的居民绝大多数是佃户，只有少数几个人是小商贩。何守礼跟张纪文两个人听得都非常用心，都拿出笔记本子在详细地做记录。何守礼甚至把六十多户人家的户主姓名、人口多少等等都记录得清清楚楚。散会以后，何守礼不肯休息，又约了张纪文，两人到中组的各户，进行逐户的访问。各户的户主跟居民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这个村子的村长，党的小组长、副组长三个人都积极肯干，廉洁公正，是很好的干部，是生产、支前和各项政治运动的好带头人。
晚上，区卓、江炳两家人都分别去睡了。何守礼张纪文两个人还在灯下细细地低声商量，看怎样子着手工作。何守礼向张纪文提出这样一种做法：村干部既然很好，群众的觉悟又很高，他们中组是不是可以依靠村干部，通过他们选定积极分子。把积极分子串连好，就开始对大家进行阶级教育，划阶级。等到教育有了一定程度的效果，阶级划好了，就着手组织贫农团，对狗腿子进行斗争。张纪文听到这个意见，也觉得干净利落，就点头赞成。周炳、胡杏、杨承荣他们三个人也正在研究全村的情况，看见何守礼跟张纪文都不肯休息，深夜工作，心里面都十分欢喜。
第二天天刚亮，何守礼就爬起床，跳下地，用湿毛巾擦了擦眼睛，用凉开水漱了漱口，跑出去找张纪文去了。胡杏、张纪贞、李为淑三个人叫她吵醒了，也睡不安稳，就都坐了起来。胡杏心疼地对张纪贞跟李为淑两个人说道：“阿礼这回到底把精神振作起来了。你看她，很晚都没有睡觉，一早又跑了出去。她只要一振奋起精神来，不论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很出色！”那两位姑娘也不断地点头同意，赞叹不已。何守礼跑到男队员居住的窑门前面，那些爷儿们都没有起床。她轻声把张纪文叫了出来，和他在街上闲串，一面走，一面商量。何守礼说：“既然群众都对村长印象很好，看来这个人是可靠的。我们何不就依靠他，把他当作根子。他提供线索，我们进行串连，这不是很省事又很见效么？”张纪文也同意，他们赶回队部去，爷儿们都起床了。何守礼将周炳拉出窑洞外面，把刚才跟张纪文商议好的办法向周炳汇报。周炳听了，表示赞成，并且鼓励她道：“阿礼，你是聪明能干的。你的思想很敏捷，反应也很迅速。我同意你的意见，尽管放手干吧。”于是，何守礼、张纪文就依靠着村长，让他介绍出一批积极分子来。他们两个人分工，从天亮到天黑，一直跟那些积极分子谈话。前后不过五天工夫，他们的串连工作就大体完成，在中组的地段里面选定了十一名积极分子，共同开小会商量下一步的工作。在这个期间，东组的区卓跟张纪贞和西组的江炳跟李为淑还在挨家挨户地访贫问苦，还没有访问了一半的户头。队部里周炳、胡杏、杨承荣一商量，觉得中组既然已经成熟，就让中组先展开阶级教育的活动，在全村范围里面先走一步，摸索出可供其他两个小组参考的经验。
第六天，何守礼跟张纪文召集那十一个积极分子，先开一个会。在会上，对他们再一次详详细细地解释了党的土改政策，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等他们大家思想都弄通了，阶级立场都站得比较稳了，就召集中组各户的成年男女开大会，进行划阶级的工作。他们凭借大家的力量，每天给两户或者三户人家划定阶级。这样子，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不到十来天工夫，把全中组的各户人家的阶级，都整整齐齐地划了出来。这时候，东组才刚刚进入划阶级；西组更慢，连划阶级都还没有开始。
何守礼跟张纪文两个人乘胜前进，又花了大约十天的工夫，把中区各户贫农组织成贫农团中区分团，领导土改。在他们正要进入斗争**的时候，其他两个组贫农团分团还没有组织起来。经过队部批准，他们领先在中区召开了斗争大会。这个分团领导下的地段，一共有斗争对象一地主狗腿三个人，其中两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分团对他们一个、一个地展开斗争，对这三个狗腿进行了非常震撼人心的揭露和控诉。每逢重要的斗争会，全村的群众都来参加。大概平均每个狗腿子斗争五天左右，一共半个月时间，斗争会也就开完了。在这几段工作里，何守礼积极肯干，日夜辛劳，张纪文表现得也很突出。中组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每一个步骤都在全村子里面领先。不久，其他两个分团的斗争会也开过了，全村的积极分子就带领群众丈量土地，实行分田。在这个分果实的阶段里，全七里铺的群众兴高采烈，喜气洋洋，不消十天工夫，就把全部果实分配完毕。
七里铺的整个土地改革运动都进行得非常成功，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周炳在全队做了总结。他谈到：第一，中央的土改政策英明，及时。正当国民党派大军包围边区，战争形势十分危急的时候，全体人民都觉得义愤词仇敌忾，大敌当前不敢怠慢，都万众一心，一鼓作气地把封建势力连根铲除。第二，七里铺就在西北局的脚下，又有地委的直接领导。党的威信空前高涨，封建势力已经奄奄一息。整个运动就像千军万马，向残余的封建势力猛杀过去，势不可当。其次，何守礼跟张纪文合作得很好。两个人都处于革命精神无比高昂的状态。两个人起早贪黑，也不记得吃饭，也不记得睡觉，一心一意地扑在工作里面，简直是奋不顾身。加上杨承荣熟悉情况，在这个村子里熟人很多，关系都很好。大家对他非常了解，对工作队也十分信任。由于这些原因，全村的土改固然进行得很顺利，没有走什么弯路，而中组的工作尤其进行得出色，比东组跟西组快了七八天到十来天。何守礼表现卓异，成绩显著，立了一功。张纪文辅助何守礼，工作得非常协调，也有很大的功劳。他们两个人在全村土改的总结会上，都受到了表扬。会后，杨承荣对大家开玩笑道：“我说，这回咱们搞的是一次速成土改。不过要加上一句，经得起复査，经得起考验的速成土改。”
那一天，已经到了一千九百四十七年的二月中。立春早已过去了，天气非常晴朗。大地仍然一片冰冻，但冰冻上面已经有丝丝的暖风吹来，带来了乍暖还寒的春意。胡杏一大早就跑回延安地委去，说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张纪贞、李为淑两个人又跟随区卓、江炳两个人回边区被服厂“走亲戚”。窑洞里只剩下何守礼一个人。张纪文闲着没事儿，就到处串门，见胡杏的窑里只有何守礼一个人在，就走进去闲聊。张纪文说：“这次土改也该轮到我们扬眉吐气了。”何守礼笑他道：“你别翘尾巴。你得到了一点成绩就想翘尾巴，那肯定要碰壁的。”何守礼话还没有说完，张纪文就一站站起来，用力拍着手拿说：“怎么样？我没有吹牛嘛。到底是非党分子不错嘛！我们两个人比那些党员干的还要欢，还要踏实。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情么？”何守礼说：“乱弹琴！算了、算了。你别瞎扯了。这也不能说光我们两个人的功劳呀。这次七里铺的土改所以得到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周炳在总结的时候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么？你当没有其他的条件，我们两个人会有什么特殊的本领么？”张纪文说：“不管怎么说，我看你这一回是大有希望。”何守礼吃惊地说：“又是乱弹琴！我大有什么希望呢？你倒应该把话说得明白一点。”张纪文说：“这还不够明白么？我不说别的，只说你的入党问题！”何守礼听到这句话，低下头，不做声了。过了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这个——我还没有考虑成熟，我还没有提出来。”张纪文鼓励她道：“还要什么考虑呢？时机已经非常成熟了。你一提出来，包管可以实现。你本来是一个很积极的革命分子，这次又立了功，谁还能拒绝你呢？我就不同了，我在广州的时候不算什么积极的革命分子，到了边区以后，缺点又多，又得罪了很多的人，恐怕是没有希望了。可你不同，为什么不主动提出来呢？”何守礼又着实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很为难地说出心里话来道：
“我考虑过这个问题。提也是想提的。怕只怕提出来遭到了否决，我的面子就太难堪了。就为了这个，高低不敢提。现在，客观条件是好了一点，全队人都明白了我们不是光会吃饭，光会发牢骚的窝囊废，这是有利的一面。可是——”她中断了一会儿。张纪文催促她道：“说吧，怎么又不说了呢？可是什么？可是什么？”何守礼继续往说道：“可是，胡杏现在是咱们的支部书记，这个事情恐怕难得如愿以偿。我倒不说胡杏这个人不好，只因为她太知道我的底细了。她对于我的缺点知道得太多，也太详细了。你想想看，还有丫头当了支部书记，会接收她的女主人，她的小姐进党这回事儿么？天下间恐怕没有过这样的——可以算得上旷世的奇闻！”
张纪文安慰她道：“旷世奇闻也罢，不旷世奇闻也罢。我总觉着你是大有希望的，绝不应该再踌躇了。”何守礼仍然坚持己见道：“不，不。我没有法子下决心。我已经踌躇了不止一百回了！”
正在谈着，胡杏从外面走了进来。张纪文站起来就要走，何守礼问胡杏道：“去了地委回来了？”胡杏说：“去了回来了。”接着又说：“我要找你单独谈一谈。”张纪文听见这句话，就起身告辞出去了。胡杏像平常聊天儿一样，又平易又宠切地轻声说道：“阿礼，我今天跟你谈话，不是朋友的谈话，不是亲戚的谈话，也不是一般同志之间的谈话，而是一个支部书记找一个非党干部正式谈话。我想跟你谈一个非常严肃，而在你又一定是急于要求解决的问题，就是你的入党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对我详细谈一谈么？”何守礼仍然绷着架子，露出一副不屑于低就的神气，说道：“好是好，想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恐怕我是无能为力了。我思想意识不好，不断地犯错误，这你们大家都看得见的。我像不像一个共产党员，有没有资格要求入党，这在我自己来说，没有法子看得清楚。在很早很早以前，我也把自己的心思向周炳提过，可提是提，一点下文也没有，真正是杳无音信。此后，我也就心灰意冷了。看来，我是没有福分入党了。如今，支部里面各人的看法怎么样呢？”胡杏诚恳地规劝她道：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不应该对待组织采取这样冷淡的态度。你应该主动地去接近组织，要求组织指出你的缺点，不断地改正缺点，来符合组织的要求才对。不是我说你，你确实有很多的缺点。论了解，我们两个人再互相了解不过了。我们两个人一块儿玩泥沙长大，年岁又差不多，一根毫毛的事情，谁也瞒不过谁。所以，我才敢这样诚恳，这样不客气地对你提出意见。谁都看得见，你最近在土改里面确实十分努力，立了功劳，表现很好。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你自己也有个人英雄主义的毛病，常常独来独往，一定要出人头地，不肯服从组织，不肯听从组织的使唤。这一点也没有人能给你隐讳。一个人对组织要完全放下架子，像一个孩子似地服从组织的教导，按照组织指示的道路前进。只有这样子才能够获得进步。特别是个人的利益跟组织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必须抛弃个人的利益，去服从集体的利益。这一点，我看你也是知道的，可惜你一直做不到。你这么聪明能干，大家看见你做不到这一点，都替你十分惋惜。这你难道还感觉不出来么？”
何守礼那天听见胡杏这样苦口婆心，赤诚相劝，也深深地受了感动。她伸出两手，一把抱住胡杏，把下巴搁在胡杏的肩膀上，失声痛哭起来。
胡杏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内心里面火辣辣地发烫，恨不得一把将何守礼的缺点掏出来，扔掉了事。她的眼框里面早已饱含着热泪，可是她尽力忍着，不让它流下来。她一面用手拍着何守礼的背脢，一面悄悄地对她说道：
“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你别看得那么神秘，只要能够下决心，抱定一条宗旨——服从组织，就行了。服从组织决不是什么难事儿。自然，话要分开讲：一个人在颃利的时候，称心如意的时候，服从组织是容易的；在不顺心的时候，跟自己的打算接不上榫的时候，服从就比较难了。你只要在这里下功夫，越是不顺心，越是跟自己所想的接木上榫，越要有意识地服从。这样子，你就一定非常愉快，表现得非常开朗，组织上也会更加信任你，器重你。”
听见胡杏这样说，何守礼停止了哭泣。她的泪痕仍然满脸纵横，可她已经嗤嗤地笑起来了。她一面笑，一面擦眼泪，说：“阿杏，你看我，都三十岁的人了，还像个小孩子似的。你可千万别对人说，也千万别笑话我。唔？答应我吧，答应我吧。唔？”最后，她亲切地对胡杏喊叫道：
“胡杏同志！胡杏同志！好我的胡杏同志！”
二月底，时局更加紧张。看来，国民党天天都有可能进攻边区。周炳他们把土地改革的后期工作，交给村子里的贫农团去完成。全队人马抽出来，在延安专区进行备战宣传活动。这是针对国民党进攻边区迫在眉睫的事实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