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组织部长杨生明几天以后来到了王庄。他负责抓这个组的土地改革工作。他听了许多反映这个村子的情况的汇报。这些汇报有说好的，也有说坏的，他自己很难判断。最近，他还听见这个村子有一个长工失踪的消息，更加感到事情有点儿跷蹊，想自己亲身来王庄摸一摸底，顺便给工作组解决一下存在着的问题。他非常相信，一个领导人亲身摸清情况，取得第一手材料，非常必要。他暗暗下了决心，哪怕花上一天时间，在王庄呆着，也必须把王庄的情况弄个一清二楚。他一大早就走进了大王庄。村子里的人们看见有一个面生的，不认识的人走进来，那模样又像是一个高级干部的神气，都纷纷地躲避他。其中却有一个人，就是那圆头大耳，号称“勇敢分子”的王大成，当街碰上了他，并没有躲避。他们两个人很快就拉上了话。
杨生明用一种拖长的声音问他道：“欸，老乡，你叫什么名字呀？”
王大成笑着回答道：“我叫王大成。人们都管我叫做勇敢分子。”
杨生明很有兴趣地问道：“勇敢分子？为什么他们管你叫勇敢分子？你是很勇敢的么？”
王大成回答道：“我爱发牢骚。我发的牢骚没有人愿意听。我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听，照样一个劲儿发下去。就这样，人家就把我叫做勇敢分子。人家爱听不听，我要说就说，这还不算勇敢？”
杨生明继续问他道：“你哪来的那么些牢骚呢？”
王大成回答道：“我是一个倒霉透顶的人。我地没有一分，房屋没有一间。人家说我好食懒飞，我能飞到哪里去呢？我只能够给人家做短工。做一天，吃一天；一天停手，一天就停口。谁像我这样倒霉？我不发发牢骚，怎么打发日子呵！”
杨生明点点头，作古正经地问他道：“那么，好。王大成，你说一说看，对于你们村子里的土地改革，你有什么要求？”
王大成非常怀疑地看着这位高级干部，想了半天才说道：“我有什么要求？我说出来又顶什么用？村子里的土改队都不睬我。他们都不肯听我的话。我有什么要求，没有什么要求，那还不是一个样儿么？有什么人会来瞅睬我呢？”
杨生明耐心地鼓励他道：“不要紧，王大成。你有什么要求，只管提出来，也许这一回不同了，这一回有人瞅睬你也说不定。”王大成说：“果真这样子，那敢情是好了。我的要求很简单：我只想早分田，连地里的庄稼一道分。是的，一道分。这样就成，此外再没有什么要求了。”
杨生明听见他这么说，心中十分欢喜，当下就拍着胸膛安慰他道：“王大成，你尽管放心好了。你提的意见很好，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帮助。我一定用全部的力量替你办到。你的要求有什么过分呢？无非是早分田，连地里的庄稼一道分罢了。既然如此，你就应该积极参加开会，帮助土改队把运动搞好。大家一定认为你的要求是合情合理，不成问题的。”说完以后，两个人分了手。杨生明本来打算多找几个老乡谈谈，掌握更多的材料，这阵子也觉着已经很有把握，成竹在胸，便不再找别人，一直朝着村公所走去了。
在村公所里，杨生明召集了全工作组的会议。吴生海把村子里党小组长赵国光跟村长贾宜民也邀来列席。他还建议要贾宜民首先报告一下，村子里这半个月来的情况，杨生明也同意了。贾宜民大意说，自从土改队一工作组进村以来，经过了各位同志半个月来的艰苦工作，经过了许许多多的访问、串联、调查、研究，现在，全村子的情况已经基本上明了，村子里的群众已，经初步发动起来，群众的迫切要求也已经逐渐明确，群众的心情非常舒畅，群众的热情非常高涨，一句话，可以说村子里的群众对于党的政策已经有了认识，并且十分拥护，因此也可以说，酝酿已经相当成熟了。他讲完以后，区卓首先提出一个疑问道：
“按村长这么说，村子里本来应该什么问题也没有才对。可是为什么王大善家一个长工会在这个时候失踪了呢？他到底是遭人暗害，还是自己逃跑了呢？”
贾宜民没有回答，只用眼睛望着赵国光，微微地笑了一笑，赵国光明白他是要自己回答的意思，就老老实实，不加修饰地开言道：
“别的人我不敢说，蒋忠良这个人我是清清楚楚的。他这个人黏黏糊糊，再老实不过了。大家跟他都相处得很好，也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仇家。所以要说有什么人要杀害他，或者对他进行什么暗算，我想不会。一个无仇无怨的老实疙瘩，光会扛活儿，谁去暗害他呢？要说到他逃跑，那也是不会的。他平常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县城不定上过几回，也不知道世界上是个什么样子，能逃到哪里去呢？我看他这个人倒很有点儿散漫，说不定什么时候心血**，到附近去转游几天，也不告诉别人。这种情况兴许有的。我琢磨过不了几天，他玩儿够了，玩儿腻了，就会回来江炳接着提出另外的疑问道：“我很怀疑：为什么所有他的熟人他都不告诉一声？连他的东家王大善家里，他也没告诉一声？甚至对村公所也没有来说一声，就那么走了？难道他连路条都可以不要，就能够到处行走么？”
赵国光也笑起来道：“他自己就是一张活路条，还要什么路条呢？他在这里住了这么二十多年，周围的村庄没有谁不认识他。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干活的好把式，为人又忠厚。谁会査问他的路条呢？不会的。他走到哪里去也走得通。”
张纪文接着也提出一串疑问道：“他一个扛活儿的人，哪里来的钱？如果没有钱，他拿什么吃饭？谁会供养他？他怎么活得下去？他能够在外面这样子游逛，是不是暗中有人接济他？”赵国光又抱歉地笑了一笑，说道：“这些问题，哉就没有法子回答了。照我所知，他身上是连一个钱也没有的。事情说也奇怪，既然没有钱，怎么能够在外面过呢？这一来，我也懵住了。”吴生海叫了一声“同志们”，准备发言。胡杏抢先拦住他，打断他的话，提出一个临时动议道：“杨部长，我有一个临时动议。”杨生明望望她，暗示她可以说。她于是往下说道：“赵国光跟贾宜民两个同志列席了我们的会议，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情况，这对于我们是很有帮助的。现在我们工作组要讨论一些问题，是不是请老赵跟老贾暂时退席？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可以不一定参加我们工作组的讨论。他们有工作，只管干他们的工作去。如果我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需要他们提供材料的时候，再把他们找来也不迟。”吴生海事先没有跟周炳和胡杏商量过，就已经跟赵国光和贾宜民说定，要他们自始至终，列席今天工作组的会议。如今听见胡杏这么一提，觉着自己不好说话，就拿眼睛望着杨生明。杨生明觉着胡杏讲得蛮有道理，也就同意了，让赵国光和贾宜民两个人暂时退席。
会议中断了一阵子，又马上重新开始。吴生海做了一个长篇的发言。在发言的前一部分，他列举了许多事实，包括贾宜民、赵国光已经讲过的那些材料，也包括村子里各种各样的群众对土地改革的一些意见，还包括了工作组里面许多同志的看法，证明王庄土地改革下一阶段工作的各种条件已经成熟，应该立即开始划阶级的活动；后一部分，他谈到群众的积极性的问题，承认最近一两天，群众对工作组有一点故意躲避。平常跟工作组有说有笑的，这个时候看见工作组来了，就远远地避开。这种现象当然说明群众的积极性还不算很高。他推测，群众这种积极性不高，正是由于土改工作磨磨蹭蹭，久久不能开始划阶级所致。他果断地说，如果能够马上开始划阶级，群众的积极性就会进一步调动起来；如果再拖延下去，磨磨蹭蹭，那么，群众的积极性就会越来越减少，甚至比今天的情绪更加低落。至于有个把子长工失踪，他认为无关重要：这样的事情只是蒋忠良个人的问题，不会影响大局，更不会影响全村群众的积极性，对于这样的偶然事件，不必大惊小怪，应该冷静地观察它后来有什么发展，再作道理。
周炳也做了一次比较长的，很有系统的发言。首先，他提出了村子里面的情况究竟是否已经明了的问题。他态度从容，沉着有力地说道：“同志们，请听我说一句不中听的话。咱们工作组里面，有好几个同志认为，村子里的情况已经明了了。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对于村子里的情况，咱们实际上还没有认真摸过，仅仅听了贾宜民、赵国光两个同志一面之词，是很不够的。我认为，咱们目前听到和看到的只是一些表面现象，其中还包括许多假象。比方地主王大善居然会被人称为大善人，这就是一种假象；比方王大善的长工蒋忠良忽然失踪，这又是一种假象。至于村子里的各种人、各种事，其中有些什么内部的联系，它们的本质的真相是一种什么模样，咱们就更加一无所知了。”
其次，他另外谈到了一个土改工作应该依靠什么力量的问题。他接着侃侃而谈道：“咱们到底要依靠什么力量来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呢？这个问题也是没有解决的。咱们进村子才不过半个月的时间，没有找着真正能够相信的依靠力量，是不奇怪的。对于这一点，根本用不着急躁。土地改革工作依靠什么人，不依靠什么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问题，也是一个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咱们现在仅仅依靠贾宜民、赵国光这样一些同志，我至少可以说，那是远远不够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些人不能依靠，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材料能这样说。但是，我认为不能单方面依靠这些同志，却忽略了其他的积极分子。”
第三，他也谀到了群众的积极性的河题。他有点激动地说道：“群众的积极性不高，甚至一天比一天降低，并非因为工作时间长短的关系，却是因为咱们所依靠的根子没有扎正，群众不知道咱们到底要搞些什么名堂，因此对咱们还不能够信任，或者说，群众对咱们甚至还没有开始信任。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我觉着划阶级的工作不应该动手。如果咱们走了弯路，把阶级划错了，就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群众的热情不但不能保持，反而会比今天更加低落——那就糟了！”
杨生明早已成竹在胸，听完了两边截然相反的意见之后，自己暂时不说话，号召大家起来议论议论。何守礼、杨承荣、张纪贞、李为淑都相继发言，说划阶级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应该马上开始。区卓、江炳、张纪文三个人发言，表示出他们对王庄的现状有一些怀疑。张纪文甚至说，他很怀疑村子里有一些积极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目前仍然徘徊在工作组的视线之外，不能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胡杏见大家都说了话，没有什么人表示对周炳明显的支持，心里觉得十分着急。她浑身是劲儿，哗啦一声站了起来，热情奔放地说道：
“我同意周炳同志的意见。我支持周炳同志的主张！如果咱们现在就急急忙忙地着手划阶级，那一定会走弯路，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结果将会造成一种不应该有的损失！这岂不是……”
何守礼很不耐烦地插话道：“胡杏同志，你坐下来慢慢说吧。不成问题，不管周炳同志有什么主张，你总是支持的！”
胡杏仍然站着，抗声说道：“不，不，不是那个样子的。我支持的不是哪个个人，我支持的是真理！我认为，对于咱们工作组来说，目前王庄的情况完全没有弄明白。咱们在王庄依靠什么力量，也没有确定下来。咱们应该尊重这些实际情况。同时，我也仔细考虑过蒋忠良失踪的问题。不过也有人认为他是逃走。按一般道理说，蒋忠良是一个扛活儿的长工，是王大善家剥削的对象，应该欢迎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当中，他将会得到应有的好处。但是，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人——失踪了，或者逃走了。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么？我想来想去，认为这是一种信号，并且是一种十分危险的信号。咱们土作组的同志并没有充分注意这个信号。我对于这一点十分焦急。”
胡杏讲完，全组人都已经发表过意见了。杨生明于是开始做总结。他在讲话之前，先问周炳还有没有什么怀疑的地方。等了一会儿，见周炳一时回答不上来，他就开言道：“我同意吴生海、赵国光、贾宜民他们的分析，认为本村的情况基本上已经査明；其次，我也同意工作组里面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应该趁热打铁，立刻开始划阶级；第三，我自己还有一点小小的补充。我觉得王庄的群众已经真正发动起来了，群众对于土改已经有很强烈的要求了。总之一句话，群众已经敢起来说话了。”说到这里，他停了一停，把众人轮流望了一遍，见大家都在惊讶地等待着，才往下说道：“我说群众已经敢起来说话，有什么根据没有呢？有。就是根据我今天到你们王庄来，一进村就碰见的第一个群众。他就敢说话。他的名字叫做王大成。他就提出要求，说要早分田，并且要连地里的庄稼一道分。这个要求正确不正确，暂时不管它，还可以让群众多加讨论，然后决定。但是，有这么一个人，敢于提出这么一个积极的意见，那就是大好的事情，那就证明群众已经敢说话。群众起来了！群众的热情高涨了！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么？”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转进另外一个问题道：
“自然，群众运动嘛，是群众自己搞的事情嘛，总难免会有粗糙的地方。这是不可避免的，也用不着大惊小怪的。比方说，王庄里面出现一个长工失踪或者逃走的事情，我估计多半是为了私事逃跑的，就是这一类的问题。当然，目前咱们还没有把事实査清楚，以后还要继续査，等把事情完全查明白了，就好办了。但是，即使是这样，也无伤大体。稍为出一点毛病不要紧嘛，大体上还是健康的，还是积极的，还是正确的嘛。根据上面的种种理由，我同意这个组里面大多数同志的意见，王庄应该排除一切障碍，立即开始划阶级。”
最后，杨生明又加上说道：“当然，周炳同志跟胡杏同志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大家都听清楚了。我认为，这些意见——其中有一些是很好的，很值得参考。但是目前，这些意见暂时不要考虑了。我劝周炳跟胡杏两位同志还是按照大多数人的意见，立刻竭尽全力，投入划阶级的战斗，为全县的土地改革工作做出一个榜样来。那样子，群众一定更加高兴，更加靠拢咱们土改工作组。不然的话，时间老往下拖延，这里出一点毛病，那里接着也会出一点毛病，那个时候，就更加缩手缩脚，夜长梦多了！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可以再提出来研究一下。如果没有什么意见，今天的会就这样子结束了。”他说完以后，大家也没有再提出什么意见，事情就算定下来了。
当天吃过晚饭，王大善在家里一味子长嗟短叹，嘴里重重复复地喃喃自语道：“唉，局势要急转直下了，局势要急转直下了。”王素珍也不明白什么叫做急转直下，看见爸爸一直在那里发愁，也就坐在一旁陪着他发愁。对着一盏小小的煤油灯，对着一个他自己的亲生女儿，他想了许多许多的事情。首先，他想起从县里来了一个大干部，这个人不知道姓甚名谁，也不知道来这里要干些什么勾当。只有一点没有疑问：他是从县里来的，并且当然是一位大干部。这就表明村子里有一点问题，有一点跷蹊。他想，如果不是村子里有什么不能解决的大问题，或者不是村子里要展开一个什么很大的行动，一位大干部是不会从县里跑到村子里来的。这叫人怎么能够放心呢？其次，工作组今天开了一天会，到底商量了一些什么东西，他不知道。工作组今天开会，本来叫赵国光跟贾宜民都去列席，这样子，会上的情况本来他是应该知道的。谁知后来工作组又变了卦，叫赵国光跟贾宜民中途退了席，使得他对于工作组到底玩了些什么花招，一直到现在都弄不清楚。这能叫人放心得下么？后来，他索性恶狠狠地骂起来道：
“工作组开个什么破烂臭会，有什么了不起呢？还不许人列席，还不许别人听见，好像有什么天大的秘密似的。真可恶，真可恨！”最后，他想起工作组中途改变主意，不让赵国光跟贾宜民列席，是那个姓胡的女人出的坏主意，真是叫他气极了，恨透了。想到这里，他又不禁咬牙切齿地骂道：
“那个烂脏女蛮子真该死，真可恨！我把她恨透了！是个女蛮子，完全是个女蛮子！”王素珍在一旁看见他只顾自言自语，十分着急，就懵懵懂懂地问他道：“你担心什么呢？村子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是好好的，你怎么又忽然担心起来了呢？”王大善摇头说道：“素珍，你不知道了。我担心的事情多得很哪！不要说别的，就是对那个贾宜民，我就很担心。他这个人，素来就是三心两意，拿不定个宗旨的。说不定今天有人哄他几句，明天有人吓唬他几句，他自己就发起毛来了，就稀里糊涂地随风倒了。哼，这个人——我哪一点不清楚！”王素珍说：“那就该怎么办呢？”王大善想了一想，微笑地回答道：“办倒也不是没有办法，只要你能勒紧他的缰绳，好好地控制住他，别叫他胡思乱想，那就成了。只要他按照原来划好的道道，规规矩矩地走下去，别听别人说几句好话就往东拐，也别听别人恶狠狠地吓唬他两句就往西拐，这样子就好了，这样子就万事大吉了。”
王素珍用一种奋不顾身，说干就干的神态站了起来，就往屋外走。她暗暗地下了决心，要依照她爸爸的吩咐，到贾宜民那里去，把缰绳紧紧地勒住，叫贾宜民听从他们的摆布。她出了大门口，一直朝北走去，走到那片坟场跟水凼当中的路上，定睛往水凼旁边看了一下：那里确实只有一块两尺立方的大石头，并没有什么人在洗衣服。她想起几天以前，自己在夜里经过这里的时候，竟然疑心生暗鬼，自己不免觉着好笑。到了贾宜民那里，那位村长只穿着一件汗裼儿接待她。他们两个人打对面坐在矮几子旁边的小凳上。王素珍也不多说什么客套话，就开门见山地提出要求道：
“我爸给你一个好差事。他要你赶快把全村的成分划出来。只要每家每户的成分定了，那么，其他的事儿就好办了。不然的话，怕夜长梦多，横生枝节。到那个时候，咱们过去花了那许多心思，费了那许多唇舌，跑了那许多冤路，就都算白搭了。”贾宜民一面听，一面想，听完了，就耷拉着脑袋说道：“这事儿你虽然着急，只怕干急不出汗。”王素珍迫不及待地说道：“怎么呢，有什么不好办呢？我看，什么难办的地方也没有，只要你肯办，事情就办成了。你又不是没有能耐的人，工作组又非常相信你，你还有什么碍手碍脚的地方？”贾宜民皮笑肉不笑地咧开嘴唇，用鼻子轻轻地哼了几下，说道：
“哼哼，哼哼，话是这么说。那左撇子蛮不讲理，那黑狐狸诡计多端，你知道我有多难办！这不是，今天我俩好端端地列席工作组的会议，只叫那黑狐狸一句话，就把我俩撵了出来。好厉害呀！”
王素珍的眼珠子上下左右地转动不停，在贾宜民的身上打量了一番，然后浪声浪气地问道：“怎么，黑狐狸？谁是黑狐狸？”贾宜民装出正经的样子，说道：“一个蛮子姑娘，又是姓胡的，不是黑狐狸是什么？”说完了，自己也忍俊不禁，笑了起来。
王素珍歪着头，用她的斜视的左眼紧紧地盯着贾宜民，问道：“宜民哥哥，你凭良心说句老实话：到底那只黑狐狸美，还是——还是一我美？”
贾宜民这一回当真笑起来了，笑得非常庸俗。笑完以后，他又加上说道：“这难道还用问么？当然是你美。你比她美十倍、一百倍。你比她年轻，自不必说；光看你的皮色就白得多了。”王素珍撒娇地说道：“谁信你？你光会挑些别人爱听的话来说！”贾宜民连声辩解道：“哪能、哪能、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说的全是真话，全是真话。”王素珍把手一挥，说道：“好了，不谈这些了。把上次咱俩喝剩的那半瓶子酒拿出来，痛痛快快地喝几盅吧。”喝完酒，天色已经很晚，王素珍也没有提要走的话。后来，她索性把那盏豆儿般大的小煤油灯一口吹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