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迷信的人们，总喜欢把一些日子叫做吉日，而把另外一些日子叫做凶日。周炳虽然不相信这个，但是他不能不承认：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其他的日子，可以数得上是比一千九百三十一年九月十八日更凶的凶日了。
这一天，振华纺织厂正式开工。马明、王通两人，一大早就把电机收拾好；江炳也同时把各种线路检査了、又检査。试过车，都严肃、郑重地站在一旁。女工们也穿着工作服，好奇地站在织布机旁边。陈文婕带领郭寿年和林开泰，在南、北各处巡视了一遍，然后一声令下，电机发动了，工厂正中、朝东大门口那一串大炮仗乒令乓郎地响起来了。陈文婕回到北机房旁边的经理室里，接受全体职员的恭维跟贺喜。南、北机房里，皮带转动着，那九十六台织布机也跟着动起来，呼隆、呼隆，呱嗒、呱嗒，好不热闹。林开泰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就背着手在各处溜达，看见铁梭子在棉纱中间穿来穿去，妇女们又在织布机中间穿来穿去，自己又在妇女们中间穿来穿去，觉着很有威风，比当一个穷校长有意思多了，十分高兴。但是周炳却对陈文婕提出一个问题道：“三表姐，咱们这工厂既然叫纺织厂，为什么只织不纺呢？”陈文婕拿事业家的风度望了他一眼，先夸奖他：“阿炳，你就是有头脑！咱们这里七十五名职工，就没有别人想到这一点！”接着又教导他道：“可是你要知道：第一，要纺织的话，那投资要大得多；第二，纺出来的纱，要比进口的洋纱贵；第三，纺出来的纱，还没有现成的洋纱好！所以纺织厂，要做到名副其实，还在遥远的未来呢！”周炳听了，默然不语。其实不单工厂里没有人想到这个问题，就是工厂外也没有什么人想到这个问题。人们走过第一津这条街，听见机器轰鸣，窗门震响，就讥诮地互相转告道：“哦，那发霉的布机又开工了！”“那些机房仔又要打架了！”人们都记得：近几十年来，这间工厂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已经不知反复过多少次！它纺纱也好，不纺纱也好；它用土纱也好，用洋纱也好；反正除了穷苦人家之外，谁也不穿它的布。就是陈文雄、陈文婕这样的爱国人物，也没有法子例外。
忙碌了一天之后，周炳也觉着有点疲倦，就缓缓地步行回家。刚走到西门口，却碰见了麦荣大叔。麦荣一面和他并排走着，一面低声告诉他一个极其不幸的消息：原来组织上经过多方调查，已经证实他二哥周榕，在被捕后不久就英勇牺牲了。他的被捕和他的牺牲都是极端秘密的。组织上判断这件谋杀案的前前后后，都和他的拜把兄弟李民魁有密切的关系，要周炳小心提防。周炳伤心到了极点，对于自己的安危，倒不在意，只是冷冷地、傻态可掬地说：“也不用审判，也不用宣布，就能杀人么？从前杀人，还要写明罪状，插在背上，才解到东校场去呀！”麦荣板着脸孔说：“傻老弟，这正是国民党的法律：杀了人，还要消灭尸首！他们对待你大哥周金，是这样！对待拉车佬谭梹兄弟，也是这样！不然为什么说他们比龙济光、陈炯明，比无论哪个军阀都要反动，都要凶残！”周炳听着、走着，也不知什么时候，麦荣已经和他分了手。他忽然觉着一阵心酸，眼前的东西都模糊发胀，不能辨认。他只顾走着、走着，既不知高、低、明、暗，也不知南、北、西、东，更不知要走到什么地方去。广州的道路他是非常熟悉的，可是如今却多么生疏！——他不管这些，还是继续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到他已经觉着走不动的时候，抬头一看，不觉大吃一惊：他已经走到三家巷——自己的家了！
一进门，头一个碰面的，正是区苏，手里还抱着小侄儿周贤。他使唤一种异常的、充沛的感情叫了一声：
“二嫂！”
就急忙躲进神楼底，拉上趟门，不停地擦眼泪。区苏隔着板障问他吃饭不吃，他也隔着板障哄她说吃过了。他想，如今他的面前站着的，是一个宁静端庄的寡妇，和一个天真无邪的孤儿。他们的命运，只等着他来宣判。他要宣判么？——不！不！他不能那么残忍，他不能宣布！他要让二哥周榕永远活着！过了一会儿，他拉开趟门，到神厅的井边打水洗脸。正洗着，区苏一只手抱着周贤，一只手拿着一张揉皱了的宣纸，走过来对他说道：
“阿炳，你给我看一看，这种烂字纸是有用，是没有用。要是没有用，我就拿它糊一块袼褙，拿这种废物利用一下，给贤仔做一双鞋帮也好！”
周炳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是陈文雄的笔迹，写道：
我等盟誓：今后永远互相提携，为祖国富强而献身。此志不渝，苍天可鉴！
下面端端正正地签署着“陈文雄”三个字，他的签名之后，还有李民魁、张子豪、周榕、何守仁四个人的亲笔签名。周炳立刻想起来，这是十年之前，他二哥周榕跟陈文雄、李民魁、张子豪、何守仁四个人所换的帖子。虽然过了十年，但是纸仍然雪白无瑕，字仍然墨迹犹新，他笑了一笑，就说：
“废物倒是废物。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用处。你给我吧！”区苏听见他要那废纸，觉着好笑，也就扔在地上。周炳洗完脸，把那帖子拾了起来，还在房角落里找出一个积满灰尘的旧玻璃镜框，一量正好，就把它嵌了进去，挂在那辐全家福照片的旁边。挂好之后，他对着那张帖子看了又看，看了又看，口中念念有词，又听不清他说的什么。一家人都觉着那是他那如假包换的傻劲儿又发作了。
爸爸周铁冲着他的鼻子质问道：“那是什么希罕东西？你拿它那么宝贝！”
周炳冷笑答道：“那是一面镜子！所谓明镜高悬，就是这个东西！”
老铁匠一点也不明白，只好走回后房，对着周杨氏摇头叹息。那时候，已经是二更天过后，何家小姑娘何守礼忽然神色仓皇地跑进周家的神厅里来。周炳正在想周榕的事儿，没怎么在意。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不好了！我二哥今天癫病大发，又送到癫狂院去了！”周炳没有听出那有什么不好，就漫声应道：“唔……”何守礼急死了，就顿着脚说：“他拿一根檑槌把杏表姐打得浑身青黑，昏迷不醒，如今也送进方便医院去了！说是又怕活不成了呢！”周柄听了，心里想着：“怎么今天的日子这么凶！”就穿起外衣，向方便医院走去。住在广州的人都晓得，这方便医院可不是什么好耍的去处。大概因为它一不要房租，二不要药费，所以活着进去时尽管多，活着出来的却极少。周炳走进去之后，经过多少周折，才在一间大茅棚里找着了胡杏。这间大茅棚分四行躺着二十来个沉重的病人，病床是用极薄的木板固定在竹架上的，茅棚当中，吊着一盏五枝烛光的电灯，仅仅能够认路。就在这昏暗灯光之下，周炳一眼就看出了胡杏。她紧闭两眼，迷迷痴痴地躺着，一张破旧的白被单盖着她的全身。据医院的人说，她身上有二十几处伤痕，如今正在发高烧，内脏损害的程度怎样，还要等明天检査以后才知道。周炳端了一张竹椅，坐在她的床前，默默无言地对着她望着。他想起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感慨万端。最初，他想起胡柳在世的时候，曾经豁出性命来救她，在胡柳临断气之前，还在自己的掌心画了一个杏字，嘱托自己。可是胡杏不止重复掉进深渊，还遭到了这么一场惨无人道的毒打！死的已经死了，没死的也快死了！想到这里，他忍不住十分伤心。又加上想起二哥周榕的事儿，就自己问自己道：
“世上有比我更悲惨的遭遇么？”
后来，他想起他是欠了胡杏的偾。远的，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他曾经托杜发告诉胡杏：她不久就可以得到解放，甚至还可以回家，和父母一道团年。那句话并没有兑现。近的，在去年的中秋节，他还向胡杏做过担保：说有他在，就有胡杏在。这句话也没有兑现。其实不止没有保住胡杏，连胡柳也没保得住呢！他使唤一种深深负疚的心情，对不省人事的胡杏念念有词地说着话，好像在请求她的宽恕和原谅。
胡杏只是静静地听着，既不动，也不说话，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睁开过。最后，周炳看见她的脸蛋红得像一团火一样，向上弯起的眼尾一直插进鬂边儿，嘴唇坚强不屈地紧闭者，又露出那经常出现的、凜然不可侵犯的神气来，他才稍为放了心。他一面惭愧，一面低声说道：
“哦，不错！你是不会死的！你是不会屈服的！你是要亲自报仇的！”
奇怪！他刚刚说完，胡杏就睁开了那圆圆的、娇憨的眼睛，灵慧地、威严地望了望周炳，同财左脸上那个深深的笑窝儿又泛起了浅浅的一笑。这一笑是多么妩媚，多么安详，多么有分寸，而又多么富于生命力，简直使周炳不能相信！他欠身向前，想再看一眼，那笑容却像惊鸿一般消逝了，那双放射着不可思议的光泽的眼睛也闭上了。门口那个古老挂钟正指着十点半的地方，同时嘡的打了一下。
无论如何，周炳不能想象，在那同一天里，还能够发生什么更凶的事情！但是后来他知道了，就在方便医院那古老挂钟嘡地打了一下的时候，世界上恰恰发生了一件更凶，更恶，也更叫历史家们浩叹的事情！
——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了！
电报、电话、广播、号外，都在谈论这件事情，每一个广州人都在谈论这件事情。有事先料想得到的，有事先料想不到的；有摇头叹息的，有义愤填膺的；有悲观失望的，有咬牙切齿的；有张皇失措的，有暴跳如雷的；有幸灾乐祸的，有冷静思量的；总之，形形色色，什么样子的人都有。在振华纺织厂的大机房里，区卓是第一个最热心、最积极、最活动的人。他从一台织布机走到另外一台织布机，从一个角落走到另外一个角落，从大门口走到墙根，走到窗台前面；把他从街外得到的最新消息告诉每一个工人。凡有他出现的地方，人们就围成一堆，高声谈论；全不把管工林开泰和他所拥有的权威放在眼里。一看见人们离开职守，围成一堆，林开泰就走过来，故意拿手去推那些女工，一面高声叫道：“散开！散开！人家打仗，关你们什么屁事？你们不是省长、市长，又不是部长、院长，尽唠叨些什么！”每逢一看见林开泰动手动脚，嘴里不干不净，周炳就赶过来，举起瓦筒般粗细的胳膊挡开他道：
“少东家！赶快去画你的地图吧！日本仔什么时候打广州，记你第一功！”
什么少东家呀，画地图呀这些典故，那些不知道的自然听不出味道，可是有些知道的一听就嗤的一声笑出来了。林开泰正待发怍，忽然看见周炳对着他怒目而视，那深恶痛绝，那重重仇恨，就像火焰一般地，从眼晴里喷射出来。林开泰是尝过周炳发怒的滋味的，便讪讪地说道：“你对我鼓眼睛干什幺？我又不是日本仔！”话没说完，就掉头走开了。的确，这几天周炳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样容易发脾气。他本是个和平谦逊、憨厚有余的人，很少对别人像对林开泰那样怒目而视。可是现在，他不止对林开泰，就是对三家巷里的老爷们、少爷们、小官们，都一样瞪起痛恨的大眼睛。他在自己家里，本是最逗人喜欢的人，可是现在对妈妈、嫂嫂，也整天板着脸孔，连他最心爱的侄儿周贤叫他，他也没有好好地理睬。甚至在工厂里，对着马明、王通、江炳、区卓这些好兄弟，他也很少张开嘴巴说话。大家都觉得周炳变了，可是又不知道什么原因，——好像知道一点原因，又不知道全部原因，只是替他担心。有一次，马明背着众人，单独问他，有什么难过的地方。他只是说：
“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不难过！日本的老爷们要抢咱们，中国的老爷们要杀咱们，咱们要这样一个世界做什么！咱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世界毁掉，另外换一个没有老爷们的世界！”
马明点点头，同意了他的话，又加上说：“一点不错。日本人要抢咱们的沈阳，还要抢咱们整个东北，咱们那些孱头的老爷们只会乖乖地双手奉送，不准开枪，不准抵抗！”周炳也说：“气人可不就气在这个地方！宁给异姓，不给家奴。蒋介石可算得是慈禧太后的亲儿子！”
正在周炳这样怒火如焚、悲痛欲绝的时候，他忽然得到了一张揉皱了的、有光纸铅印的传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张传单里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要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
这张传单立刻抓住了周炳整个的心。他把它读了又读，看了又看，连一个标点、一个符号都看得烂熟，以后就传给马明、王通、江炳、区卓，以后又传给章虾、黄群、何娇，以后又传给其他的女工，让大家都看清楚应该怎么对付日本人，同时看清楚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嘴脸。此外，这张传单还在周炳的心里引起了许许多多的幻想。他幻想着当年大革命的局面很快就会重新到来。他痴心盼望全广州的人都起来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运动。虽然大哥、二哥、区桃、胡柳是不会参加的了，虽然李民魁、张子豪、陈文雄、何守仁是不会参加的了，但是一定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来参加，一定像一千九百二十五年那样叫人着迷，叫人振奋。他甚至幻想着一种纯粹属于未来的情景：他全副武装，背着长枪，挂着曲尺，像北伐的时候一样，像广州起义的时候一样，像第一赤卫队在震南村的时候一样，和敌人作战，把日本鬼子打得落花流水。他从心里面生长出像六年前参加省港罢工运动的时候，那种奔腾激动的感情来。
有一天傍晚，周炳放工回来，正带着满脑子的幻想，坐在白兰树下出神。南海县教育局长何守仁吹着口哨，手里拿着一卷报纸，从外面走了进来。他的情绪极好，一直走到周炳跟前，将报纸拍打着自己的手心，说：“老弟，你瞧，政治家的手腕多么厉害！天大的事儿都能逢凶化吉，天大的事儿都轻轻地解决了！”周炳抬头问道：“什么事解决了？”何守仁说，“你怎么没看报？东北的事儿呀！日本出兵的事儿呀！”周心不在焉地问道：“什么？日本兵退了么？”何守仁又将报纸拍打着手心，说退是没退。不过比简单的退兵还好。”接着又念起报纸来道：“你听，蒋先生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决。’你又听，国民政府的‘告全国军民书’也说：‘现在政府既以此案诉之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须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这事儿不是就解决了么！”周炳吐了一口唾沫，狠狠地骂道：
“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这是不准抵抗！这是卖国！这是请日本人占领更多的国土！”
何守仁并没生气，反而奸笑道：“那么弟台；依你之见呢？"周炳诚诚恳恳地说：“依我之见，要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像省港罢工的时候一样。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打击日本帝茵主义！”何守仁又笑道：“这我早就料得到了。这是纯正的共产党宣传。”周炳傻劲十足地说：“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说一些大家爱听的话，却把一切深得民心的话，都让给共产党去说呢？”何守仁连忙辩白道：“这却不关我的事儿。国乎，共乎，我是超然派。不过照我想，人家是负着国家重任的当局，讲话不能像你这样不负责任，尽图逞一时的快意。如果当真和日本开战，中国只要三天就亡了！”可是周炳抗声道：“要是中国人都像你这个样子，还用不着三天呢！可是要都像我这样子，中国就绝对亡不了！”何守仁见话不投机，就心平气和地说：“算了吧。你最好先研究一下国际问题。在这方面，你还缺乏必要的知识呢。”说完，就掉头走进陈家去了。周炳憋着一肚子的气，没处发泄，只拾起一块白兰叶子，放在嘴里咬着。
没想到，手车夫丘照却在这个时候，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三家巷来。一看见周炳，他什么话都不说，却发起睥气道：“指导员，我来质问你一件事！”周炳连忙问什么事，应照就揎起胳膊说：“咱们要打日本，咱们还打国民党不打？”周炳知道他也看过了中国共产党那张激动人心的传单，就微微笑道：“我当什么大惊小怪的，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国民党如果愿意跟咱们一道打日本，咱们当然不打他。”丘照说，“没那么便宜的事儿！国民党杀了咱们许多人，咱们就白白罢手？”周炳说这笔账总是要算的！日本人既然打进来了，我想，总得把日本人先赶走了，再说其他。”丘照暴跳如雷地吼叫道：“不成！不成！咱们一只手打日本鬼子，一只手打国民党！你们都不打，我一个人打到底！你去问问一百个手车工人，有九十九个要反对你！你要知道，我们手车工人的骨殖堆起来比红花冈还高呵！”周炳默然不语。其实时局会怎么发展，他并不完全知道，决定权也不在他手里。他不过读了传单，想了些事情，就想当然地随便说说罢了。要论起他本人的感情来，他如果不比丘照更加痛恨国民党，至少也是个半斤八两。丘照见他闷声不响，料想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就气嘟嘟地走了。
他一走，三家巷又进来了两个人。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大娘，身材高大，腰向前弯，元神却很壮旺，肩上还挑着一对小竹筐；一个是年纪还大两三岁的老汉，花白头发，黝黑面皮，时常露出想笑不笑的样子。周炳一见他俩走进来，就站起来招呼道：“冼大妈！姚伯！你们怎么碰到一达里啦？”市隐诗社的花王姚满点点头，又指指冼大妈，坐在石凳上不说话。冼大妈放下竹筐，也不坐，就问周炳知不知道冯敬义的事儿。周炳说知道，大家又伤心赞叹了一番。冼大妈又问胡杏为什么不上她竹寮里躲几天。周炳摇摇头，叹口气道：“这话说起来就长啦！”冼大妈又问胡杏如今怎样了，周炳就把何守义如何发癫，胡杏如何被打，以及方便医院的情形，一一说了一遍。冼大妈也不再问，挑起竹筐，拉着姚满，就上方便医院去看胡杏。看见胡杏伤势沉重，昏迷不醒，要个茶呀、水呀、什么的，又没人照料，她心疼得什么似的，就决心不回芳村，留在医院里陪胡杏。白天，她依然到酒楼茶馆收买一些菜脚、下栏、鸡肠、鸭脚之类的东西，也不上街叫卖，通通拿到市隐诗社的看花小屋里，炖着、焖着，做得绵绵、软软、香香、烂烂的，才给胡杏送去，喂着她吃。晚上，她就想法儿借来一张矮凳子，坐在胡杏床前守夜，有时也趴在胡杏所睡的薄板架子上呼噜一阵儿，也就算睡过了。除此之外，丘照每天还给她一叠中国共产党所发出的时局传单，她必须秘密、妥帖地把这些传单一张一张地散出去。这样子，三天之后，方便医院好几个病房的病人都看到了周炳所看过的那种传单，都在窃窃私语地谈论日本鬼子侵略东北的事儿，胡杏也渐渐地缓过一口气来了。
振华纺织厂的修理工匠王通是个急性子的人儿。他一听见何守义毒打胡杏的事情，立刻气得全身发抖，连话都说不出来。杂工区卓看见他不自在，就问他怎么了，他努了半天嘴才说：“我要先打何家那些狗杂种，然后才能打日本，不然卡在喉咙锭子上的这个秤蛇，我是没法子吞得下去的！”众人听了，只当他是气话，也没多在意。谁知他暗地里找到了一块大石头，有木瓜般大小，拿些废棉纱把它络住，深夜走进三家巷，口中念念有词道：“姓何的，请你吃一颗实心炸弹！”然后抓紧废纱，抡动石头，像飞陀似地抡了几个圆圈，又使尽全身力量往中一送，嘴里说声：“去！”只见那块大石头一脱手，就像流星似地飞上半空中，那长长的白尾巴划破天匕的乌云，然后又飕的一声轰击下来，穿透何家那灰筒双瓦的屋顶，哗啦一声打进神厅里。这实心炸弹好不厉害，虽然不曾打着人，却不偏不斜，恰恰打在神厅当中那张八仙桌上，把那张酸枝八仙桌砸开一个井口般的大窟窿。王通在三家巷口亲耳听见巴达一声巨响，跟着是屋瓦落地碎裂声音，又听见何福荫堂里面人声鼎沸，才搓搓两手，笑道：“哼！叫你知道一点厉害！”随后就从容缓步地徜徉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