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各界抗日爱国示威游行的第二天早上，古滔、洪伟带着从震南村来的何兴、何旺、胡养、胡怜四个女孩子，来到振华纺织厂。这些女孩子都是十八九岁的年纪，都长得秀丽苗条，活泼天真。在接近振华厂的女工外寓的大门口的时候，还在那儿打闹了好一阵子，才走进去。天气很早，还没有吃早饭。何娇、何好、何彩、胡执、胡带这几个震南村来的大姑娘，有些才刚刚起来。看见自己乡下四个人来了，就都高兴得发疯似的，彼此搂作一团，打作一团，闹作一团。闹了好一阵子，才慢慢坐下来，问长问短。这四个新来的人就把震南村那些穷苦、受气的老乡的情形跟大家细细说了一番，大家都十分感叹。
不久，胡杏在前面走着，章虾、黄群两个人在后面跟着，三个人走进了饭堂。胡杏看见，饭堂的东边角落里有一堆女孩子在那里说笑，她就慢步走了过去。她看见何娇两只手把胡养、胡怜两个人搂着，对着她对面的何兴、何旺说：“你看，你们还留这么长一条辫子，现在都不时兴了，都不时兴了，你们最好把它剪掉，做一个自由女吧。”
胡杏走过去，应声说道：“是呀，是呀，你们的辫子剪掉就好，剪了自由，剪了自由。”
何兴、何旺说：“谁说不是呢？你们问滔叔，就是他不同意。谁还不想剪了？”
胡养、胡怜也同声说道：“是呀，是呀，谁还不想剪了？你们问伟叔，就是他不同意，我们说好说歹他都不同意。你们问他吧，你们替我们两个问问他吧，到底算怎么回事儿？”
大家慢慢集中在一起，都望着古滔、洪伟两个人。古滔笑着说：
“哪里是我们不同意呢，我们是同意的。只是，我要同阿兴、阿旺两个人到钟落潭去开个杂货铺子。你们想，在钟落潭开杂货铺子，她们两个人没有辫子，像个自由女的样子，行么？”洪伟也接上说：“可不就是这个问题！他，到钟落渾去开杂货铺子；我，带着阿养、阿怜到太平场去开酱料铺子，她们两个人没有了辫子，怎么行？人家一看，好哇，你们都来些什么人呵？女孩子连辫子都没有，还得了哇！”大家一听，就嘻嘻哈哈地大笑起来。
胡杏点头说道：“明白了，明白了，你们都革命了，都做秘密工作了。要是这样，不剪就不剪吧，做一个留辫子的自由女吧。”正说着，周炳、区卓、江炳、马明、王通五个人从外面相跟着走了进来。茅通走在最后，他手里提了一个竹篮子，里面盛着有十来斤熟番薯。大家相见一番之后，就每个人抓起一根熟番薯，带皮吃着。原来，这个饭厅并不供应早餐，工友们吃的早餐都是自备的，也是各种各样的，随便各人自己喜欢自己去买。
大家高高兴兴地吃着，自然而然地就谈起昨天的示威游行。区卓跟胡杏年纪最小，没有参加过这样的示威游行，也没有见过这样大的场面，所以，兴奋得不得了。参加了游行以后，整天都想起游行的情形，整天要跟人谈游行的事儿，一直谈到夜深了，还不肯停嘴。何娇问大家道：“你们知道，昨天游行谁最爽神么？”大家说不知道，问她是谁。何娇又说：“是杏妹妹，她昨天晚上爽神得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呢。”胡杏脸一红，立即就强辩道：“哪有这回事情？哪有这回事情？我昨天晚上睡得可好呢，睡得都忘了起床了。”接着，江炳又问：“你们知道，男的里面谁最来劲儿么？”大家也说不知道，问他是谁。江炳说：“还有谁呢？就是咱们的‘小和尚’嘛，阿卓嘛。”阿卓说：“别瞎扯了，我怎么最来劲儿呵？你不来劲儿么？”江炳说：“我当然也来劲儿。可是，我没有整天晚上都睡不着呵。”区卓说：“谁整天晚上睡不着了？你看见的？你如果睡着了，你怎么知道别人睡不着呢？”大家正笑着闹着，军师马明说：“唔，昨天的事儿，当然叫人发狂了，实在说，广州也很久没有过这样的示威游行了。外国人总以为咱们中国人全都愿意当亡国奴，有这个示威游行，就说明咱们还不愿意当亡国奴呢。不单是这个示威游行，再过几天，到了双十节的时候，咱们还有更热闹的事情呢。咱们全广州的人都要起来，参加那天晚上的提灯会，提着灯在全广州市的道路上游行。哼！还不单这个，咱们还要检査日本货。看看哪一个商店、哪一个工厂有没有悄悄地买卖日本货的？有没有人就是不理国家的安危，光顾自己的荷包，大家都要抵制日本货，他们还要买卖日本货？看有没有这样的人！”周炳想了一想，也接着说：“是呀，就要这样干才行。别说咱们广州人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全国的人民也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给了咱们多少迫害，咱们能忘记么？这回，倒是日本军阀又来提醒咱们了，叫咱们不要忘记。他们明白地告诉咱们，他们这十几二十年来，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向中国进攻。要逐步遂步地灭亡咱们，他们才会舒服。”
说到这里，工厂上班的电铃声响了，大家纷纷散开。胡杏今天是休早班，便一个人走到工厂大门口的门廊底下，收发室对面那排专供来客休息的长椅子上坐下来——一个人静悄悄地，脸上露出忧郁的神气，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出神。没有想到，厂里的大老板陈文雄从外面走进来，这时候正打她的身旁走过。胡杏猛一抬头，和他打了一个照面，才认出是他，便露出一副刚刚生过气的娇憨的神气，似笑非笑的，轻轻地咧了一下嘴唇，低声叫道：“董事长！”陈文雄有礼貌地应了她一声，还做出上面人慰问下面人的样子，问她身上所受的伤复原了没有，也不等她的回答，就匆匆走了过去。他一面走，一面心里捉摸：看她身负重伤，却能自己好起来；出院以后又敢不回何家，直奔周家；一有机会就坚决进厂做工，自己养活自己……这女孩子真不寻常！论姿色容貌，当年的区桃跟她相差无几，可是说到刚强坚毅，只怕区桃还比不上她。他想着想着，就走进了经理室。
不久以后，振华厂经理室里面，举行了一次高级会谈。出席的人有陈文雄、陈文娣、陈文婕、何守仁、李民天这么五个人。他们这几个人在这么早的时间举行一次这么紧迫的会谈，是少有的事情。这会谈的中心人物，当然就是陈文雄了。他们在经理室的一张会议桌的周围坐着，陈文雄很简单地说道：“大家看看，他们昨天早上举行了这么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可是，国民党当局一声不吭，一点事儿也没有做，甚至连屁都不放一个，就让他们自由自在地横行霸道，胡搞一气。天都翻了！怪不得四妹夫大早就往香港躲了！大家看看，这些情况到底是一种什么意味？”他说完以后，谁也没有做声。他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看看经理室外的一个大院子，看看大院子那边那个振华厂的仓库，又望望天空，又看看大院子外面那一片大草地，这种神态使得大家有点莫名其妙。按陈文雄平常的习惯，他是雍容镇静，不慌不忙，总爱露出一副坚定、有办法的神气的。但是今天，情况不大一样。看他那个举动，就有一点心神不定的样子。因此，大家就更不愿意开口了。后来，还是何守仁慢吞吞地开腔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呵？这么早，人家都没有吃早餐，就把大家拉来开会了。那么你也说一说，到底有什么事情要商量的，我们也好出主意嗄。”陈文雄有点气愤地说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这大家还不看得清清楚楚的么？就是这个事情。平定了那回的暴动还不满四年，共产党又一天比一天嚣张了，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的当家地位挑战了，可是那没出息的国民党却反而一天比一天更软弱无力了，这可怎么办？咱们该想个对策。”何守仁还是慢条斯理地说：“对策嘛，很好，就来想对策吧。但是，是什么样的对策呀？对什么目的的对策呀？”陈文雄拿眼晴厉了他一眼，觉得他是在那里明知故问，也就不再开腔。
其实，有一个事实，是大家心里都明白，嘴里都不愿意说出来的。那就是，陈万利跟陈文雄父子俩办的那个东昌行——一个大的进出口商行，最近这几个月来，他们做的是东洋的生意，主要是进口日本货。在这个商行下面，有两个地方，目前日本货存得最多，一个是陈文婕当经理的这一家振华纺织厂；另外一个就是陈文雄自己当经理的那间东昌百货商店。这家商店开设在永汉路一个非常热闹的所在，里面商品也是琳琅满目，十分华贵，可是，全都是日本的货物。而这一间纺织厂跟那一个东昌百货商店，目前都碰到了困难，就是说，碰到了昨天的广东各界抗日爱国示威游行。这件事算是过去了。但是，三天以后，到双十节的时候，还有次提灯大会，也要举行示威游行，并且，要到处检査日货。这个问题，就是麻烦的所在。那水稻学家，别人管他叫书呆子的李民天，看见别人不吭声，就结里结巴地说：“我看这样吧，把这两个地方的那些讨厌的货物都搬到别处去，躲一躲，等过了这一阵风头，再把它运回来，不就行了么？”
那陈文雄看见他这副模样，听见他说出一些文不对题、糊里糊涂的话来，气得不能做声，只是拿起桌子上摆着的茶杯，在手里转着，看着。那陈文娣看见她的哥哥都这样没有主意，心里面着实惊慌起来，不知道怎么办好。可是，她也想表示一下自己的聪明，就开口道：“这样行不行，我来说一说。我想，还是按老规矩，咱们到英国领事馆或者美国领事馆去交涉一下，咱们在门口贴上英国的国旗，或者美国的国旗，表明这些产业都是外商的产业；或者，最好还请两个印度人来看看门口，这恐怕可以对付过去吧？你们看行不行？”
陈文婕冷静地考虑了一下，就相当自信地说：“二姐的办法使不得。咱们这个工厂跟那个商店的情形，大家都是知道的，你这样做，人家也知道是假的。这不是跟那些目前好像满腔热情在要求抗日、要求爱国的人闹对立么？不是更加使他们有话可说，更加火上添油么？我看使不得。按我的想法，我还是愿意找他们的人，仔仔细细地谈一谈，把情况摆出来，把苦衷也捶出来，希望他们能够跟我们合作，不要采取决裂的行动，不要采取暴力的行动。这样子，我们诚心诚意地把真相摊出来，他们如果真正是爱国，真正是体谅咱们的困难，那么，他们也会适可而止的，也会压制他们自己，采取合理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不会一味子瞎闹的。”
何守仁不断地摇着头，说：“这个倒是三妹一贯的理想，也是她的抱负，我从来就是钦佩的。但是，我想事到如今，采取这个办法，无疑是授人以柄。他们本来没有证据，我们倒把证据提供给他们。那可太老实了一点了吧？我看，他们既然不断地举行示威游行，又要检査日货，这正是来者不善呵，不是随随便便能够对付得过去的。我还是我的老主张，我们或者跟公安局打交道，或者跟宪兵司令部打交道，叫他们派些人来，武装人员也好，便衣也好，在工厂跟商店两边都实行保护，用实力来保护。如果他们实在要胡闹，那就不客气了。他们用暴力，咱们也要用暴力，只有这个，才是正确的对付办法，这才不吃亏。当然了，我这么说，你们可能会笑话我。因为过去对震南村的事情，我也是这样想过的，可是你们都不赞成，都说我们是封建，是野蛮，是不道德，是不人道，总而言之，是完全不行的。可是你们现在——轮到你们自己了，事情已经临到头上了，你们说，除了采取这种办法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可想呢？”
陈文雄已经逐渐恢复了他的雍容镇静的绅士风度，把眼睛望着外面大院子，微笑地说：“好了好了，人家说咱们中国是一盘散沙，我看，一点也没有冤枉咱们。你们看，咱们五个人商量问题，就能有五种主张，这不是一盘散沙么？”说得大家都笑了。过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算了，不谈这个了，我倒想提另外一件事情。”李民天没有等他说下去，就急急忙忙地接着说：“好哇，你谈吧，咱们的独创家，又有什么新发明了？”陈文雄笑了一笑，就慢慢地说道：
“我想一个什么问题呢？是这样一个问题：我想这回日本的军部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这个真是大错而特错。什么错误呢？他们现在实行的办法，实际上是联共反蒋。”他的话刚刚一说，突然，大家就哄堂大笑起来。陈文雄连忙摆着手，要大家别笑，说：“当然，这是我的新发明，可是大家先别笑。蒋介石经历了千辛万苦，刚刚站稳了脚跟，他的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可是，在他正使了全身的力量，要去消灭共产党的时候，日本军队来了，他们占领了沈阳。这样子一来，就给蒋介石造成了一个向外国屈服的局面，又给了共产党一个煽动群众的口实，这对谁有利呢？这不是对共产党有利么？这不是对蒋介石不利么？难道这样还不是联共反蒋么？呃，你们考虑考虑，看我的杜撰有没有一点根据。”
众人果然不笑了，但是，也没有谁开腔，大家都沉默着。陈文雄走到窗前，对着那个大院子发呆。这个大院子，就在厂房的西边，它的面积比厂房还要大，大概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地上长满了草。大晚子的西北角，就是他们的经理室所在的地方。
跟经理室紧挨着的，是一连几间办公室。在大皖子的南边，是一个很大的货仓，里面堆满了工厂的原料、材料、机器、零件，等等。院子当中，还有洗纱、浆纱的地方，这洗纱、浆纱工场的周围，是一大片晾纱的地方。实际上，这里所洗、所浆、所晾的土纱，都是一些试验品，数量很小，织出来的也是一些次布、土布。这个工厂所用的大量的纱，都是进口的、现成的洋纱，就是刚才经理室里面谈起来的外国纱。从最近的情况来看，也可以说，他们大量使用的是日本纱。
陈文雄看见大家不做声，就自己慢慢地说下去：“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我是这样看的：我们当然不能亡给日本，但是，我们更加不能亡给共产党，这是再明白也没有的道理。亡给日本，我们还可以当亡国奴；亡给共产党，咱们就连亡国奴也当不上了。这不又是明明白白的么？所以，我现在想，咱们最好还是联蒋反共。当然，如果日本人也能够这样做，那是再好没有了；如果日本人要实行它自己的办法，那么，咱们中国人，中国有知识有头脑、实际负责的人就应该采取联蒋反共的办法。等到把共产党肃清了，那咱们再谈别的事情就好谈了。对于日本的侵略行为，咱们怎么办呢？我看，咱们还要等一等看，看看日本是不是有知足的时候，是不是得寸进尺，是不是适可而止，咱们再定咱们的办法。至于咱们厂里面存的那些日本货，这倒是小事情。货既然是买来了，咱们已经把钱给了人家了，东西是咱们自己的了，那当然要使用，这是没有问题的。这跟爱国不爱国完全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不过这都是些小事情，不去谈它也行。”
陈文婕接着说：“对了，对了，咱们存的纱，咱们一定要使用，这是没有问题的。为了表示爱国，咱们以后……把这些日本纱用完了以后，当然可以不再进口日本纱，另外去进口英国纱，或者其他国家的纱，那都没有问题。虽然日本纱比它们所有国家的纱都要便宜，不过这个问题也是小事情。至于说到联蒋，那咱们当然要联蒋，咱们不联蒋，又去联谁呢？联共产党么？联日本么？都不行。当然只能联蒋。但是我主张，我们要联蒋——就是说，跟蒋介石先生联合起来，实行劳资合作的政策，这样子，中国才有希望。不管它是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如果不实行劳资合作——都是没有前途的，结果只能搞到两败俱伤。或者说，结果只能够让日本人得到利益。”
陈文雄把两手交叉着放在胸前，说：“我佩服，我佩服，三妹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何守仁接着说：“理想是一个梦，而梦是始终要破灭的。”陈文娣拿眼睛把他一瞪，说：“你还不赶快修一修。你倒也作起诗来了，好不知趣！”李民天没有话说，只是笑着点头。陈文雄又对大家说道：
“事到如今——总而言之，咱们要强硬，强硬，再强硬！咱们要有——大胆说吧，具备一种君临天下的气概！谁也不能来代替咱们做庄，谁也不能！咱们要是软弱一点，稍为往后退半步，咱们就有覆灭的危险。要知道，从辛亥革命起，甚至在辛亥革命以前，咱们这些有知识、有头脑、爱国家、负责任的人，从来就是管理国家大事的。辛亥革命是这样，北伐也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中国的事情，就是要由咱们来管，不能由共产党或者什么其他的人来管。事实上，它们也没有管过，也不会管。咱们会管，也是一直管着的，现在不管不行，所以咱们当仁不让，要君临天下！当然，我相信大家也不会误会，我不是要当皇帝，也不是主张君主制度，也不是主张独裁，而是说，我们这些人要当国家的主人。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国家的主人，不能让别的什么人自称他们是国家的主人，或者想来当国家的主人。这样子——也只有这样子，咱们中国就会好起来，咱们对日本讲话就会有力量，咱们就能够最后把中国弄得富强起来。可是，现在是有点力不从心了。”他说到这里，脸孔沉了下来，声音也低了下来，用一种读祭文的腔调往下说道：“可惜，现在有点力不从心了……现在，日本军采取这种办法，来拆蒋介石的台，这一来，当然共产党要嚣张起来，要到处煽动群众，说国民党卖国投降；说振兴民族、抵抗侵略的，只有他们，而没有别人。这都使得咱们很困难，这都使得咱们力不从心。不过——”说到这里，陈文雄精神又昂扬起来了，他那种风流潇洒的风度又恢复了，他说：“只要咱们强硬，我想，日本人是会留点地步的。那么在中国内部来说，不管共产党也好，神圣的劳工也好，毫无知识、愚蠢、自私的中国人民也好，在强硬的手腕、强硬的态度、强硬的办法控制之下，是会听话的，是会敛迹的。如果这样，那中国就有救了。这还不单是咱们一个商行、一家公司、一个商店、一个工厂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全中国的问题，是真正的国家大事哪。”大家听见陈文雄的调子忽然这样高昂，这样没有回旋的余地，都吓得伸出舌头来，说不出话。这里面，陈文娣跟李民天是无可无不可的，也没有办法像陈文雄一样，想那么多的事情，想那么大的事情。何守仁是不赞成陈文雄的那种神气的，他觉着陈文雄讲“咱们是主人”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包括他在内。他心里面想，“哎呀，我们倒是落后的封建，——可你们呢？我们如果是残忍、野蛮，那么，你们不同样是残忍、野蛮么？”不过他嘴里面一句话也没有说，脸上也没有做出任何的表情。陈文婕也是不赞成她大哥的这种态度的，其至暗暗地替她大哥担心。但是，她在这种情况之下，能够说什么呢？她觉得，她什么也不能够说，就默然不语地坐在那里。经过了好几分钟，大家都还是不做声，陈文婕也仍然是怀着无限惆怅的心情默然不语地坐着，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