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亚夫
我家的绞圈房约建于150年前的清咸丰十年（1860）。先祖朱维服以耕读为生，后传至朱公克进，在上海提篮桥地区开米行，犹如现代著名作家叶圣陶笔下的《多收了三五斗》中的万盛米行那样。提篮桥地区因有香火兴旺的下海庙，水陆交通便利，生意倒也红火。发家后，他在家乡宝山县北沙港（今虹口区曲阳地区）依港筑建了一座当年时兴的大宅子——绞圈房（附图10）。
我家的绞圈房七开间一字排开，外加宅基地，有将近百平方米，是一座青砖黛瓦的悬山式平房建筑。村上原来虽还有两座绞圈房，可都没有我家大，且先后因遭遇火灾而湮灭了。故我家是村上硕果仅存的绞圈房。墙门间有四扇落地长门，可脱卸，白天开中间两扇门，晚上开左侧门。记得宅前有竖放的青砖铺地，墙门间前有一块与墙门等长，约3米长、30厘米宽的花岗岩石镇宅。迈进墙门间，可清晰地看到不加粉饰的砖墙立面，梁柱分明的穿斗式木构架。墙门间是通往宅内的正道，家族中碰到婚丧大事，都从墙门间进出，故一般不放家具，平时可作族人闲聊之地，因通风，所以是盛夏纳凉好地方。墙门间两侧的耳房叫次间，也称稍间或落叶，可分隔为前后两间。因其临街面河，我们出租给人家开店营业，记得有烟杂店、裁缝铺等。
墙门间的后面是宽敞的庭心，面积约有四个墙门间大，中间的通道是青砖铺地，两边是泥地和砖地各一半。从名字便可知，庭心是绞圈房的中央地带，素面朝天，便于洗晒衣被和晾晒果蔬，也是家族中儿童戏玩的天地。庭心的四周街沿都置有花岗岩条石，条石边筑有水沟，屋檐滴水顺沟流入窨井，最后排入北沙港内。庭心两侧各有小客堂一间，前后厢房两间。庭心之后，就是一间大客堂，面积略比庭心小一些（附图11）。这是家族宴请宾客之地。逢喜可摆酒席，遇丧可作灵堂。大小客堂前有步廊，很宽敞，有一柱之宽，可放小方桌，那是家人吃饭和孩子做作业的地方（见图中虚线）。梁上有一佛龛，放先祖牌位，供后辈祭祀。记得客堂中还有先祖留下的遗物：西墙下有一口舂米的石臼，状如跷跷板的舂木透着油光，可见那是很有些年代了，放到现在可是十足的老古董了。东壁下有脱谷的稻床和风车，还有一口防火的大水缸。客堂比墙门间宽大，故其左右有次间各两间，因进深较深，可分隔为前后两间。
我家的绞圈房共有三埭（即三进）。前二埭建于19世纪中叶，由三支宗亲近10户人家居住；后一埭，因子孙繁衍，由我祖辈增建于20世纪20年代，由客堂右侧的大门进出。因客堂两侧分别住着我的祖辈与另一支宗亲，我祖辈要增建，可另一支宗亲却不想增建，于是所建的绞圈房只能占地二分之一，因此从外观来看，第三埭只有半个绞圈房，未能合成绞圈。两个半绞圈房也成了我家祖宅的特点。虽是半个绞圈房，却也建成三合院的模样，成小“凹”型，三边住着我父亲和我两个叔公，共三户人家。中间是后庭心，中央有一口水井，那是我们全家族共有的。
我家住在西侧的厢房，前高后低，分隔成三间房间，分别是客厅（餐厅）、卧室和灶间。卧室居中，最高而且宽敞，故我们搭了一个阁楼，放些杂物，小孩多了，也可打地铺睡人。房屋内墙用纸筋敷刷，外墙则是清水墙壁，因是单墙，外墙上编搭戗篱笆，以防雨水冲击墙壁，又可防盗防贼。墙上的窗户使用木棂移窗（汏栅），就是两扇直楞窗前后叠合，外扇固定，里扇可移动。每条木棂约8厘米宽，木棂间空隙与之同等宽度。推动里扇，前后木棂闭合，光线无法射入，屋内漆黑一片；若反方向推移，前后两幅木棂重叠，则光线便能射进，屋内自然阳光灿烂。这种木棂移窗简便实用，是一种很有江南特色的窗户。屋顶上一般安放玻璃天窗，宽度以两个发距为限，长度以4块望板砖宽为度。我们家客厅、卧室铺设地板，灶间是泥地。为防潮湿，地板的龙骨高有50厘米左右，因年代久远，有次我一脚踏下去，断了一块地板，竟陷进我大半条小腿，痛得我哇哇直叫。灶间砌有三釜，两大一小，大的一个煮饭、一个炒菜，小的用于盛水洗脸。另有一只汤罐。灶间的后门除置木门外，另设半扇高的腰沓门。平时烧饭时，使用腰沓门既通风透光，又不至于让人一览无余。
1985年老屋拆迁，我留下了绞圈房中的几块窗棂和门饰。拂去上面的尘埃，那抹着金粉的门饰虽没有昔日的光辉，但暗红中泛着诱人的金黄光泽，分明带有时代的沧桑感和历史的厚重感。我将它们视为“镇室之宝”，配上镜框，挂在我和儿子的新居中（附图12）。
是的，绞圈房已经远去了，但它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