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在本世纪的中国科学史上，真正称得上使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有两大事件。一是“两弹”（氢弹、原子弹）的上天，一是大庆油田的发现。前者的功臣，我们可以清晰地列出聂荣臻、钱学森、王淦昌、邓稼先等一串英名。这些都是我们熟识而又无可争辩的人物。但是关于大庆油田的发现，包括笔者在内的绝大多数人过去只知道一个李四光。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谬误。从1959年9月26日，地质队员和石油工人在松辽盆地“松基3号”打出第一口自喷工业油井至今，给共和国命脉注射了源源不断血液的大庆油田，它一直以骄傲和响亮的名字，向世人光耀了整整三十五个年头。然而，那个真正用自己的科学理论和亲手在松辽盆地布下那决定性的普查与勘探钻井任务的科学大师，却被历史与人为的因素而久久地淹没了三十五年，直到临终前的八十天，他才被中外新闻界和科技界，将那顶“中国石油之父”的桂冠戴在了头上。
1995年1月12日，当他与“两弹之父”钱学森、王淦昌和光学大师王大珩一起，从李鹏总理手中接过那份“何粱何利基金优秀奖”证书和一百万港币奖金时，我正在与新闻界和文学界的朋友开一个会，当时有好几个人听说我与大师是在同一个部门，便惊诧而妤奇地问栽那第一个上台领奖的瘦老头是干什么的。
我如实回答：他是大庆油田的主要发现者。
他？不对吧！是李四光发现的嘛！朋友们都这样冲着我说。
当时我没有反驳，因为关于这件事要讲的话太多太多了。用一句话或一个简单的结论来推倒在人们心目中树起了几十年的一座丰碑是很不容易的。也许就是在那一瞬间，我发誓要把新中国科学史上一次旷持时间最长，也是最大的一次名利之争的内幕和盘托出，让人们了解谁是大庆油田的真正发现者和头号功臣！历史已被扭曲了三十多年，现在该到还其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都说名利场上的纷争，充满了险恶与你死我活的残酷。那么，在中国科技界的最高层是否也概莫能外的惊心动魄呢？
通过大师的助手，我与他相约在1995年的春暖花开季节，就此话题进行长谈。
可是就在我拥抱春风，期待去揭示一代科学大师们面对名利所表现出种种人生世态时，9l岁高龄的中共优秀党员，我国一代科学宗师，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院士，于1995年3月22日2l时55分猝然与世长辞。
大师给我留下了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而今，捕别这位先逝的大师，我只得去寻求那沉苍的历史井与之对话——
1963年l2月3日，周恩来总理在二届四次全国人大会上向世界庄严宣布：申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而作为发现大庆油田的主要组织者与领导者的黄汲洧，此时连话都不敢说（其实是不瞎说）历史的错误便从此而开始。
中南海。丰泽园。
毛泽东敞着外衣，大步走出“菊香书屋”，朝正在值班的卫士长招招手：“银桥，今晚弄碗红烧肉，好久没吃了，我有点馋了呐！”
卫士长一听蹦了起来。哈，主席要“开荤”了！这三年多来，老人家为了给全党作榜样，第一个在中央高级干部中提出不吃肉和减工资。那是因为国家遇上了天灾人祸的年头。眼下，老人家要“开荤”就意味着国家已经从困难中走出！这可是天大的喜讯呀！卫士长想到这里，立马兴奋地向毛泽东行礼立正：“是，我马上就去办！”
是的，我们中国人终于可以自己走路了！毛泽东将头颅微微仰起，耶双横扫千秋叶的目光投向了万里无云的晴空。
就在方才，他在周恩来总理送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上批示，可以把中国人摆脱困境的一个重要“秘密”公布于世了。
十天后，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召开。周恩来总理站在雄伟的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向来自各族的人民代表透露了一个振奋人心的“秘密”：我们中国人依靠自力更生，在东北松辽平原发现了一个世界级的大庆油田！与此同时，他自傲地宣布：中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已经可以自给，中国人民使用了一百多年的“洋抽”时代，将—去不复返了！
这是何等激奋人心的喜讯！当时参加人代会的代表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周恩来的话音刚藉，整个人民大会堂都沸腾起来。许多人激动得不停地擦着热泪。打这天起，二届四次人代会几乎成为议论“大庆油田”的会。代表们在会上议论，会下议论，不少人就连梦中都在不停地喊“大庆”“大庆”的。
先前的议程不得不被打乱了。大会主席团应广大代表的要求，特别请了石油部负责人作了关于大庆油田的专场报告。
于是，人们第一次知道了大庆油田是怎样在石油工人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下从地底下冒出石油的；于是，“铁人”王进喜的事迹开始涌进了领袖毛泽东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心目。
于是，石油人和王进喜在毛泽东与人民代表的掌声中成了万众注目的功臣。
或许就在毛泽东向石油部负责人投去一次又一次充满赞誉的目光时，我们的领袖和人民代表谁也没有注意到台下的另一些人，此刻心头却是酸溜溜的。
他们就是来自地质战线的人大代表和官员。这中间包括人大代表、当时任地质部地质科学院副院长的黄汲清学部委员（他是1956年中科院第一届学部委员）。
这这……我们辛辛苦苦发现的油田，咋功劳没我们的份呢？这不公平！
地质部的人急了。可又没谁敢跑到主席台，跑到毛泽东面前说一声：“大庆油田是我们发现的”——这不是在党的面前抢功吗，不行不行，这是万万不能做的。可不说心里又窝得喘不过气呀！
有人跑到黄汲清的房间，气不打一处地说：“毫黄呀，大庆油田怎么发现的，你是组织者和领导者，你最清楚，得出来说个明白。咱们干了那么多工作，取得了那么大的成绩，可不能连个名都小沾呀！你得出来说！”
一向视名利淡如水的黄汲清对来者的一番话很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惊讶。他抬抬鼻粱上的眼镜，轻描淡写道：“用不着嘛，只要说明大庆油田是咱中国人自力更生发现的，我看其它的什么都不重要。”
“哼，真是个‘老右’！”来者一听话不投机，扔下一句不轻不重的话便走了。
黄汲清淡淡一笑，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可他万没想到，中午吃饭时他所在的四川小组组长廖苏华把他盯住了：
“老黄啊，你是搞油的地质专家，大伙都想昕听你们是怎样发现大庆油田的，呆一会儿你好好讲讲。龟儿子，咱们中国人再用不着怕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封锁了！”廖苏华临别时，重重地在老乡黄汲清的肩膀上拍了一掌，脸上堆满了中国人的自豪感。
这可咋办？黄汲清急坏了。让我讲大庆油田怎么发现的？直说，说是我们地质部布置的普查工作？说是我们地质队员先在松辽平原上找到油田，打出油井的？这一讲，不是跟石油部唱对台戏，不是在毛主席面前跟别人抢功吗？可要是不讲，咱地质部这么多年来，这么多科技工作者辛辛苦苦白干了；．
黄汲清坐不住了。凭他的性格，他是个科学界出了名的敢说实话的人，可打1957年的那场“反右”斗争以后，他这位“候补”右派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说话的权利了——尽管他还是个人大代表。谢家荣（黄的好友，当时的地质部总工程师）是全国政协常委，还不照样被打成大右派嘛！莆汲清这么想着，心里就越发没了主意。
这顿午饭他没吃好。饭碗一搁，就一个人从会议住处溜了出来，直奔部机关，找到了老部下，当时的地质部石油局副局长李奔（李奔是大庆油田发现初期的一线组织者）。
“这件事可不好办。话说不好，不仅会影响两个部的关系，而且会让中央感到我们地质部有抢功之嫌呐！”一向办事精明的李奔此时也没了主意。
“得快拿主意，下午人大小组会上我是推不掉的呀！”黄汲清急得直搓手。
李奔想了想，说：“我们去找何老头，他在中央呆的时间长，处理上面的事，一定有经验。”
“何老头”即当时的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何长工。“此事非他莫属。走，我们一起去找他。”黄汲清不客气地拉着李奔就走。
何长工，读过一点中国革命史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老革命家。在瑞金苏维埃中央政府时期，他就是红军军长和军政大学政委，后来当上党中央副主席的林彪，那时在何长工部下还只是个小营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低潮时，“朱毛”井冈山的会师，使整个革命斗争运动从死亡线上获得了出路。何长工是此次“朱毛”井冈山会师的牵线人。仅这一点，何长工敢在大庭广众之中直呼毛泽东为“老毛”，并且一叫就是几十年，这在所有中央高级卜部中是独一无_的。不过，这位中国革命的元老、毛泽东的同乡，却在中央红军到达延安之后一直没有得到过重用，尤其是解放后，毛泽东开始让他当重工业部部长，后来改任地质部副部长。据说不了解内情的人经常为何长工抱不平，说你何老几十年为毛泽东打天下跑前跑后的，怎么官位越当越小呀！何长工心里有苦不好说呀！那年长征路卜，张围焘这家伙蒙骗了一大批人，我老何也给骗了，竟然给姓张的投了一票。后来事情当然过去了，可毛泽东心---直记着呀！好你个何长工，当年连名字都是我给你改的（何长工原名叫何坤）．可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你就不跟我毛泽东走呀！为这件事何长工懊悔了一辈子，可早已既成的事实，懊悔也没用。“老毛”始终没放他一码呀！
老革命家就是这么个原因，所以一直“官运”不佳。好在毛泽东身边的人都知道他是中国革命的元老和有功之臣，再加上许多人还是他的老部下，所以，何长工到地质部后虽说是个副部跃，但论资格中央上下没几个可与他相比的。他老人家到中南海走～趟，只要开口，就是那些副总理什么的也都会买他三分账。地质部的许多老同志至今对何长工十分怀念，重要的原因是何长工为地质部的早期建设所出的力是任何人所不能替代的。譬如现在的地矿部部机关地址在阉市西四，你稍稍注意一下，现在有几个中央部委的办公地方可与地质部那么好的部址相比？再有，北边的地质大学校址，那么大的一块地盘，当年也都是何长工手指一戳就定下的。
五六十年代，地质部在社会上有那么大的声誉，当与何长工在位密不可分。
黄汲清拉着李奔去见何长工，抱的就是这么一种心情：别人在中央面前办不到或者不好办的事，何老头子出面没有办不成的。可他们偏偏忽视了何长工的一个弱点，那就是什么事都不要跟“老毛”撞车。
什么．大庆油田？哎哟！何长工一听这就懵起头来。大庆油田是“老毛”睡觉也在抓的事，如今油田找到了，石油部的领导成了毛泽东的红人，你们要我到“老毛”面前说大庆是我们地质部找的，这要让“老毛”对我何长工怎么看呢？
“唉，老黄呀，你看怎幺说好呢？”
黄汲清朝李奔瞥了一眼，又瞅瞅何长工，心想你大部长一个都觉得不知咋办，我就更没辙了。
临别时，何长工支着拐杖，拖着那双跛腿出来送客——那是井岗山游击战时给这位老战士留下的终身纪念。1952年8月的一天，身为共和国重工业部部长的何长工，被主管经济工作的薄一波副总理叫了去。薄说：“组织上决定调你到即将成立的地质部去工作。”这事来得太突然，何长工不禁拍拍这双革命战争留下的残腿，大声嚷了起来：“让我这个跛子去爬山越岭？不成。一波同志你知道，我一辈子对组织分配工作没有讲过价，这次可不可讲个价，让我到机械部什么的去干?”“变不了啦，今天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就要讨论通过。”薄一渡叉说：“你这次调动，是周总理向毛丰席提的，主席已经点头了。”又是“老毛”。何长工不说话了。
这件事，黄汲清和地质部的许多人后来都听说过。望着这位踱腿老将军那阴沉的脸，此时的黄汲清心头不免涌起一丝怜惜，不过，他更多的还是对这位老革命家的一层特殊的崇敬之情。
有一桩事，黄汲清一辈子没有忘却。
那是1957年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第次大劫难的年份。当时黄汲清身兼掰大要职：国家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和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第一副所长（所长由一名副部长兼任）。4月，全国第次区域地质调查会结束后，黄汲清带着一批青年工作者赴广东野外进行实地传帮带。与时的苏联专家已经渗透了各个工业部门，地质部也不例外。可是，早在四十年代就已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地质学家黄汲清发现，那些在他面前指手画脚的所谓“苏联专家”，竟是些在苏联本国时血还把他那本《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名著捧为经典学习的刚从大学门走出的学生。黄汲清很有些看法，并且直言不讳地向专家组组长提出了自己韵意见与建议——其实作为大师他也有足够的资格在这些俄罗斯“娃娃”面前说说话。可是黄汲清错了。
仞秋，他回到了北京。地质部的“反右”斗争已经进入了高度的“具体”阶段，他和另外三名高级工程师被点名批判，那时的点名实际上已是“内定”的右派了。除了黄以外，那三名受批判者有当时的地质部总工程师谢家荣和著名地质学家李春昱，他们和黄汲清～样，都是当时中国地质事业的顶梁柱。谢、李的“罪责”难逃，特别是谢，他的“罪责”有两大条：一是反苏联专家。（谢的观点跟黄汲清一样，他对苏联的“毛孩子”在自己面前指手画脚意见大着呢。更何况谢当时是堂堂共和国地质部总工程师，一国之地质最高技术权威，听你俄罗斯“毛孩子”瞎指挥算什么事呀！）二是反“党”（天知道何为反党）。如果他多一点官场上的“涵养”，也不致于后来被打成大右派，也不致于“文革”开始没多长时间被逼得饮怨自尽（他的妻子在他死后几天也自杀辞世）。
黄汲清和谢家荣作为当时发现大庆油田的主要组织者与领导者，他们在“反右”斗争中的命运，对后来直至今天有关这一中国科技界第一大“悬案”的结果，有着直接与至关的渊源。
比起谢家荣，黄汲清可谓碰到了好运。论“罪状”，黄汲清与谢家荣差不了多少。巧在12级台风般冲击下，黄汲清得病住进了医院。身为党组书记的何长工知道后断然挥了一下他那老将军的手，说：“有病，就好好住院。什么时候好了，什么时候出院，不要着急。”有“老头子”的这句话，谁还敢动黄汲清？这一“病”就是半年。1958年6月赞汲清出院时，反右斗争已近尾声。何长工叉“像模像样”地把他叫到党组扩大会上作了一通深刻批判，郝顶“右派”帽子就这样搁在了一边投动。黄汲清的头上总算轻松了一些，可他的嘴巴从此也被封住——“漏画大右派”的尊称--壹像大口罩似的贴在脸上，使他不得在言行间有丝毫可以**真实自我的余地。之后的近二十年间，他尽管还是名誉上的全国人大代表（一、_、三届），然而政治上实际已死亡。
从此，他嘴里的话不再属于他自己了。
从何长工家出来，黄汲清回到人大会议上，四川组的代表们早已在那罩等着听他讲大庆油田的发现“秘闻”了。
黄汲清找到自己的座位后，摘下眼镜，抹了一下额上的汗珠，心头异常紧张。他知道弄不好会捅娄子，可今天再不讲已是不行了。于是他只好这样不着边际地讲道：
……嗯，这么说吧，像我们的四川大盆地一样，东北松辽地区——就是现在的大庆，那儿也是一个大盆地，这大盆地是可以岔油的，陆相地层大盆地更可以含油，那些厚度很大的有机质、丰富的灰黑色页岩就更可以生石油。咱们的大庆油田呢，是政府1955年开始布置了力量很强的地质队和物探队，经过大约五年时删，后来在松基3号井位打了一口深井，一钻下去，油气就喷出来，好大好大的油气，这就是我们的大庆油田！
黄汲清就这样一边谨慎地一个字一个字逐磨着，一边自感十分生硬地讲着。人大代表们可像是在听说戏人讲三国、水浒，
个个目不转睛地盯着黄汲清，仿佛他的嘴里蹦出的每一个字都是最最精彩的传奇故事。
“黄先生。你说说，过去有没有人在大庆那儿找过油呀？”有人站起来问。
黄汲清说：“有啊，日本人在那儿找了整整三十年呢！可他们没有找到！”
“听说日本人找油技术比我们先进得多，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发现，而我们才用了五年就发现了大油田呀？”
萤汲清一听这，眼睛立马亮了起来，嗓门也高了，话语也“溜”了：“小日本为什么没找着呢？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陆相地层可以生油。在我们大庆油田发现之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大地质学家都认为只有海相地层才可能生油，而把陆相地层视为贫油区，咱们中国搞地质的人不信那一套，早在四十年代，就提出陆相生油的理论。新中国成立后，根据这一理论，我们果然没用多少年就找到了大庆油田！”
“要得嘛！咱中国人就不比洋人差嘛！”
“这提出那个叫啥子陆相地层生油的人可是了不起呀！”代表们越听越情绪高涨，有人站起来拉着嗓门问道：“黄先生，你知道是谁提出陆相地层生油的吗？”
黄拔清一听，心里“格登”了一下，额头顿时直冒虚汗。他知道由于自己太投A话题而说漏了嘴，于是赶忙改口：“这都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伟大胜利，我们中国人民找到了一个大庆，明天还会找到第二个、第三个大庆！”
“对对，为第二个、第三个大庆欢呼吧！”代表们完全沉浸在**澎湃之中。
险乎！黄汲清躲过欢呼的浪潮，掏出手绢，轻轻地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他无意间抬起眼神，一下愣了：他看到了另一位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侯德封。侯先生是中国地质开山纪元的“十八罗汉”之一，与谢家荣是同学。解放前，黄汲清任国民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时，侯当过比自己小一截年龄的黄汲清的部下，不过他们彼此都是有几十年交情的好友。方才黄汲清讲话时，并没有想到身边还有位认识他的大地质学家。否则恐怕连上面有关大庆油田发现的那番含糊其词的话都不会讲的。
黄汲清偷偷抬起眼皮，又瞅了一眼对方，只见侯德封十分滑稽地朝他点蠃头，又摇摇头，之后是长叹一声。
怎么，我哪儿说错了？黄汲清顿时惊恐起来，他想上前问个究竟，可中间有几位代表的座位隔着不好动弹。七上八下的心．使黄汲清长叹了一声，他的心头涌起一个念头：以后我再也不说发现大庆油田的事了！
事实上，后来的十几年间，他别说想谈大庆油田发现的事，就是晟基本的工作和搞科研的权利也都被剥夺了。那些铺天盖地的千篇一律的有关发现大庆油田的宣传，根本不容另一种截然相反的声音出现。特别是黄汲清的声音。
需要申明的一点是，后来关于大庆油田发现的非真实宣传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细节，那就是在黄汲清发誓闭嘴不谈时，全国人大会议内外哄起来的大庆热，使作为第一个在松辽平原插足，并第一个在那儿发现油砂和打出第一口油井的地质部领导越来越感到失落，原因是在“上面”以及公众印象中，大庆油田的功劳几乎“一边倒”地倾向石油部及“王铁人”为代表的石油工人。
对这样的“不公”，身为当时地质部的几位领导自然首先感到紧张，因为不把这件事向中央和全国人民说个明白，下面几十万地质大军是不会答应的。另一方面也难免有一天哪位中央领导站出来冲着你地质部的部长们说，哎，石油部找了个大庆油田，你们地质部怎么回事，光向国家伸手要钱撑饱肚子，就不会“生崽子”呀！不行，决不能让举国上下的宣传“一边倒”。
对这件事最着急的应该数地质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何长工了。那天听黄汲清回来一汇报，他心里就开始七上八下。当年毛泽东点名让他到地质部来后，就曾这样说过，地质部长虽然足李凹光，可他是搞技术的，你是党组书记兼副部长，平时地质部的日常工作主要靠你。是啊，地质部的好坏，别人或许眼瞪着李四光部长，可“老毛”却盯着我何长工呢！说不着急是假，可说为中国革命出生人死几十年，从不计个人得失的何长工此时
点不为名利也是假。
外人不知道，何长工心里清楚呀．，打1955年黄汲清等人提出松辽平原列入石油普查计划之后，于1959年开始“大庆会战”以来，地质部和石油部两家的台作是从不分彼此的，那时只要一逢重大问题，何长工就会下道“军令”，余秋里、康世恩等石油部的“小将们”马上就会像走亲戚似地往他家跑。
“喂，诸位部长小将们，最近在松辽有没有发现敌人的团长、师长呀？”每次，何长工不等客人坐下，就摆起“龙门阵”来。他爱把发现新的“油田”与矿山按其大小，称之为“班长”、“排长”，大的就叫“连长”、“营长”，等等。
“报告老将军，这次我们抓住了一个‘军长’！”余秋里“啪”的一个立正，庄严地抬起他的那只右手（战争使余秋里失去了左胳膊）。
“好样的，我就爱听抓大家伙的！”
何俩工听后，兴奋得一踱一拐地走过来，双手紧抱住余秋里，然后大声说道：“毛主席让我们两个断腿少胳膊的人追赶美帝国主义的火箭卫星，谁说不成！”
“成——！”这时，屋子里的人全都兴奋地欢呼起来，只有一个人躲在一旁捧着一碗面条在狼吞虎咽着。
“好你个康世恩，每次来体都得消灭我一斤大白面。怎么样，又该罚你头个发言了！”何长工拎着大庆油田会战总指挥的耳朵，嚷着。康世恩则像顽童似的一手捂住耳朵，一边连声“抗议”：“这事你老可无权干涉，是尹大姐对我特殊关照！”
“是这样吗？”何长工转头问老伴。
“你这个死老头，先把手给我放下！”老伴尹清平站出来说话了，“人家世恩在冰天雪地里啃棒子面，难得回来一趟，总绘你抓来作‘舌头’坦白交待，还不兴许让人家吃饱一顿？”
康世恩听了这话，乐得像个大孩子似地手舞足蹈起来：“还足大姐好，大姐心疼我哟！”
此时，何长工的家里便会响起一阵欢快的朗朗笑声。
那是多么难忘的时光呀！何长工想着过去左右上下为了大庆油田通盘合力的一幕幕情景，再看看眼下打出油后谁都想在毛主席老人家面前和全国人民面前摆功举旗的局面，心里真不是滋味。
老将军生来不为名利所动，可在大庆油田这个问题上他不能等闲置之了，因为这不是他个人的事，是全地质部几十万人的名誉问题，也关系到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地质部的看法问题。
何长工的看法和意见得到了“一班人”的赞同，自然也得到部长李四光的肯定。于是，向中央写份关于发现大庆油田若干问题的报告的动议，便在地质部上层集体形成。
怎么写？写什么？这又是一个难题。
按照历史实事求是地把发现大庆油田的每一个细节陈述一遍，那就得首先把黄设清、谢家荣他们在“普委”第一个制定出对松辽平原进行石油普查的建议和计划的功劳写进去。或者更远此，那就得从黄汲清在1942年秋至1943年夏，受国民党政府经济部派遣到新疆考察时第一个在世界上提出“陆相生油论和多期生油论”算起。后者显然不能提及——因为那样会冒“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唱赞歌”之嫌。可前者似乎又缺乏新中国阳光F的共产党人光彩。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那个“普委”（全称为地雁部全国矿产普查委员会）执权的三位大员黄汲清、谢家荣、刘毅都是“臭名昭著”的大右派或“漏划右派”。“普委”主任名誉上由李阴光兼任．实际工作则平时全由黄、谢、刘三位常委领导与决策。刘毅是“三人”领导组的行政长官，兼普委党委书记，打成右派后被押至东北一个农场。据说，这位党的九级高于死得很惨、“大庆油田”如此一个在毛泽东光辉思想照耀下取得的社会主义巨大成就，怎么可以与这些右派分子们的功劳联系在一起呢？
李奔（当时石油局副局长）他们代表业务部门为党组起草的初稿上因为列举了黄汲清、谢家荣等技术人员的名字，自然被删掉了。“报告”中的提法后来改成r李四光的名字，改成了李四光用他的地质力学首先肯定松辽平原有油井后来得到了证实的文字。
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部长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和他举世闻名的地质力学理论，实现了大庆油田的重大发现……地质部如此向党中央向毛泽东报告道。应该说，这～报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为地质部以及几十万地质工作者挽回了面子。
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当事人这样对我说，这个提法是出于何长工的考虑：中央当时对余秋里和石油部十分赏识。如果泛泛地说地质部在大庆油田上也有功劳，不足以压住别人。而李四光是大地质学家，世界公认，说他用自己的理论指导了发现大庆油田，谁都没话反驳。承认这一点，地质部就是在大庆问题上立头功了，因为李四光是地质部长呀！后来果真引证了何长工的判断。在这之后，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们在各种公开场合谈起发现大庆油田的功劳时，不再只表扬石油部和石油工人了，而是多了一个李四光。
李四光的名字从此响彻云霄，名垂史册。并且至今余晖昭昭。
毛泽东对李四光说：“你的太极拳打得好哇。一黄汲清靠到纳闷：为什么自己亲自布下的松辽平原石油普查计划被无情地掉了？历史留下如此的玩笑：
一个世界级大油田差点杖人一笔勾错。时间：1964年底，三届人大会议期间。地址：人民大会堂北京厅。
一位工作人员对李四光说，请你到北京厅去一下。事四光拉开门踌进北京厅时，发现毛主席在那里。李四光以为是通知错了，就说：“主席，对不起，我走错了门。”正想转身出门。
这时，毛主席走过来，握着李四光的手说：你没有走错，就是我找你的。李老，你的太极拳打得好哇！
李四光暗自诧异，心想：太极拳我刚刚学，主席怎么一下就知道了呢？于是回答说：我的身体不好，刚学会一点，太极拳打得还不好。毛主席温和地笑开了：“我说的是你的地质力学这个太极拳。李先生，你这一举，给我们新中国打出了一大油田，打得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发抖哟！”
这是一个人们非常熟悉的“故事”情节，它不仅在黄钢的报告文学《亚洲大陆的新崛起》中有，电影《李四光》中有，许多中小学教科书和科学家传记中也有。
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和三届一次会议相距仅一年，从上面这则“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和中央对发现大庆油田者，可不是‘般的看待了，那绝对视为座上客。
我不能肯定这样的变化是否应当全部归功于地质部的那份“报告”。事实上，我至今一直未见到这份报告。地质部档案室的老同志都说“印象中足有的”，可他们赞了很大力也没能帮我找到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李四光以及他的地质力学理论从此开始走向辩学与政治的神坛。
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刚结束的1964年初，毛泽东奋然挥笔，向全国工业战线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于是，大庆作为杜会主义建设的一面红旗，开始高高飘扬在共和国的历史舞台上。地质部也得到了相应的嘉赏；当年4月2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家经委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报告》，《报告》中正式首次肯定了地质工作与发现大庆油田的关系，原文这样说：“解放以来，地质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探明了大量矿产储量，发现和勘探了一批对我国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矿产地，如大庆油田……”
毛泽东的话更使地质部的人像掉进了蜜罐里似的那么甜滋滋的。老人家说：“地质部应是地下情况的侦察与情报部门，地质工作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官。”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中央会议上告诫所有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要好好看看《徐霞客游记》，要学习地质部的人，踏踏实实走下去，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发现宝藏。”
“跛子部长”何长工的腰杆在这当儿也硬了起来，他双手叉在腰际，当着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们说：“我们（指地质部——笔者注）搞石油是从1955年开始的，现在已经有八年多的过程了。地质部是为石油部作‘情报员’的，是为石油工业部直接服务的。我们和石油部是有分工的，我们走第一步，他们走第二步……”这话外人听了不是很明白吗：喔，弄了半天，你们地质部的人，才是新中国找石油的第一人呀！
“哎哎我可没这么说啊！”何长工立马板起了脸。明白人笑了：你这“踱子”是只老狐狸，装腔作势做得蛮是那么回事。
不管怎么说，能在毛泽东和全国人民面前讨个公道，何长工觉樗自己算又为地质部做了件好事。可他并没有料想到另一层意思，即科学上的任何发现创造，就同科学本身一样，来不得半点虚假的，否则会铸成大错。
当毛泽东刚刚褒奖石油工人亲手树起大庆这面旗帜后，他没有忘记寄予厚望的老朋友李四光。由于大庆油田的发现，毛泽东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对李四光的地质力学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
“老朋友，你的地质力学能找到大庆油田那样的大油田，了不得哟。你能给我上一课吗？”一天，毛泽东把李四光请到中南海，兴致勃勃地问道。
“不敢不敢。主席，您是全国人民的导师，我要好好学习您的著作才是。”李四光显得诚惶诚恐。
“我搞r几十年阶级斗争，打仗，搞土改还成。可讲自然科学，先生，还是你哟！”毛泽东一边笑着，一边用夹着香烟的手指指坐在一旁的周恩来，对李四光说：“恩来已经在你的身上学不少了。”
李叫光很是诧异：“是吗？总理？”
周恩来站起来：“主席说得对。李先生，我知道你的地质力学不仅是门国际闻名的先进科学，而且又是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科学。在地质学界独树一帜嘛。恩格斯讲，英国的赖尔第一次把理性带进了地质学，但是批评不讲运动，不讲发展。李先生您的地质力学则第一次把运动，把辩证法带进了地质学，这是个很大贡献！”
“好，好好！”不知是寻觅到r哲学观念上的知音，还是出于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致，毛泽东听到这儿一连称了三个好。他按撩不住心头的激**情绪，那只曾指挥千军万马推翻蒋家王朝的大手在空中有力地一画，然后目光炯炯地对李四光说：“看来，世界上一切进步的事业，都离不开运动这个规律。运动可以椎动社会，可以改变社会，可以使过去孤立和失败的事成为今天得道多助与成功的现实。你说呢，李先生？”
李四光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尽管他对这位大哲人的话尚不能全部领会，但有一点令他备受鼓舞，那就是自己的地质力学理论，在毛泽东这儿得到了巨大的支持与力量。
然而，可悲的是毛泽东到死都不清楚大庆油田的历史真相。历史愚弄了一个时代，也愚弄了一代伟人。
作为中共非党人士和“漏划右派分子”的黄汲清，自受人大会上的那次“惊吓”之后，他又回到原单位埋头在他的资料与图表之中，当然对上面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尚不清楚。他只奇怪的是，打这以后，原来与自己亲密无间、无话不谈的李奔，似乎也变了个样，常常有意无意地躲着他。
“这个李奔搞啥子名堂呀！”黄汲清生来最怕身边的老熟人跟他闹隔阂。一次开业务会，他一把将李奔拉到一边，问：“直说，我哪处做得对不住你？”
李奔慌了：“先生千万别误会，是我觉得对不住您老！”
黄汲清不解，叉催着问。
无奈，李奔只好背着人偷偷把部党组写给中央的那份“报告”抄件让黄汲清看。
“开始，是有您和谢先生等人名字的，可……后来给划了。”李奔指着至关重要的那段话处，非常歉意道。
黄汲清对此倒很理解，可当看到“大庆油田发现是在李四光部长的直接领导下，运用地质力学所取得的伟大成果”一类字样处，他蓦然震惊和愤慨了。
“这不是事实，也不符合科学！”他的身子在颤抖，双手抓住李奔的胳膊，“你也是当事人，该清楚是怎么回事！”
李奔懊丧地低着头，默默收起“报告”：“当然。可、可不是为了需要嘛！”
“需要？为什么当初有人把橙辽的普查计划差点给毙了呢？”提起此事，黄汲清气不打一处来。他始终觉得，当初有人背着他在这个问题匕搞鬼，就像现在有人睁着眼睛瞎说大庆油田是根据地质力学理论指导下发现的一样，是别有用心，说到底也还是为了争名夺利！
“龟儿子！”遇到不平处，大师也会用浓重的四川话骂上一句。玩笑时，他也会这么说。“龟儿子”是四川人最爱说的一句口头禅。
在发现大庆油田的最初期，确实发生了一件差点把如此一个世界级大油田给一笔勾销的怪事。
这件“怪事”之谜，使大师熬了近四十年时光才把它解开。他生前虽然在各种科学会议和学术著作中公开过这件事，但社会上并不知道，大师也还没有来得及站出来对自己的人民就此事说个明白，便猝然离开了人世。现在我只能借助本篇文学作品首次披露给广大读者。其实它本应在某部庄重的科学史书里十分严肃地得到阐述。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经长期的斗争，终丁摆脱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与剥削，获得r自由解放，并诞生了新中国。然而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年间，中国这位“东力啼国”的巨人到此时已变得一穷．白。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在收拾这个烂摊子后，最紧迫与晟难的问题是如何使国家从贫穷中走出来，工业革命无疑是惟～的根本出路，而石油工业则是楚个工业革命的重中之重。
太可怜了，又显然不是长久之计。毛泽东为此忧心忡忡。一个庞大的国家，而且还处在一边建设一边需要满足战争的供给，仅靠四十来万吨石油，简直是杯水车薪。而严重的是中国石油资源尚处在被国际科学权威们判定为“贫油国”的“无期徒刑”状态。
“找，得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底下摸个清楚。”1952年8月-毛泽东又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这块牌子刚挂起来，毛泽东就把派去当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的何长工叫到身边。
“长工啊，你在地质部听听技术人员说了没有，中国到底有没有石油啊．”毛泽东开门见山的第一句话就这么问道。
何长工“支吾”了半天没说出几个字。
“唉！油啊油，真是油（忧）人啊！”毛泽东懊丧地朝何长工、彭真挥挥手，示意他们走吧，他需要独自对此想一想。俩人走后小多日，毛泽东通知秘书：让地质部部长李四光来一下，还有总理，
老人家愁的还是石油。
毛泽尔与位民主人士见面，可比召见老部下何长工要客气得多。
“李四光同志今年多大年纪？”毛泽东满脸微笑。
李四光：“66岁。”
毛泽东有些惊异地“噢”了一声，说：“比我大阴岁，又是著名科学家，那就是我的先生？！”
李四光受宠若惊：“不敢，不敢，我在地质界是少数派。”毛泽砖、不紧不慢地：“当少数派不要紧，我，恩来同志，从前也是少数派，不止一次被排挤，可是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里。”
李四光很激动地点点头。
毛泽东收敛笑容，转到正胚：“先主知道，我们共产党人推倒了三座大山，现在要建设新中国。可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眼下我们每天坐车，烧的都是洋油。自己没有油，想爱国，也爱不那么痛快喔！”
李四光十分内疚地：“我们工作没有做好。”
毛泽东摇摇头：“这笔账不能算在你的头上，‘中国贫油’叉不是你李四光说的！”
“李四光同志，我们知道你对石油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主席想听听你的意见。”周恩来插话道，“你认为我国天然石油的储量究竟怎样？如果真是不大好，我们要早一点考虑走人造油的路。国家各项建设上得很快，时间耽误不起呀！”
李四光听了这话，连忙说：“不不，我们目前还用不著作这种选择。主席，总理，根据地壳运动的规律，我认为生油是一回事，储油又是一回事，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地下构造的规律，找出储存石油的构造来。有的地方，地面上虽没有任何油气现象的显示，而地下却很可能是个大的古油地区……”
“这么说，我们的地底下也有可能有大的含油地方?”毛泽东的眉头挑，问。
“是这样。”李四光肯定地说，“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地质构造叉十分丰富，不应当排斥富油地层的存在！”
毛泽东高兴了：“先生的观点，符合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强调绝对就不是马列主义了！”
周恩来从座位上站起来，爽朗地笑道：“我们地质部长很乐观，也很有气魄！李四光同志，你说中国有石油，我拥护你！”毛泽东昕后也站了起来：“好，我也投先生～票。”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像李四光这样的科学知识分子，得到毛泽东这般十全十美推崇与赞赏的人几乎投有。
离开中南海，李四光回到办公室，脑子里一直在思忖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话，他感到开展全国性石油地质普查与勘探工作已迫在眉睦。然而作为一个新组建的政府职能部门，国家建设所需的矿产资源太多了，有造飞机、大炮的钢铁，有试验核武器的铀矿，有供给人民生活的铜锡矿，还有准备建长江大桥的工程勘察任务，当然，石油是这些矿产资源等任务中的重中之重。地质部是一个行政部门，矿产普查工作千头万绪单靠一个行政部门难以进行有效工作，必须建立一个专业部门全力投入才是。
李四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何长工等儿位副部长，并且迅速形成集体意见。于是．1954年初，一个专门担负计划与指导全国性的各种矿产普查勘探任务的特别机构——地质部矿产普查委员会宣布成立。李四光和何长工商量，这个实质机构必须有国内地学界最有威望和实际工作能力的人士“唱主角”。经过再三选择，部党组调来三位大员，他们是西南地质局局长黄汲清、地质部地质矿产司总工程师谢家荣和地质部办公厅负责人刘毅。二人分别被任命为“普委”常委，主持日常工作。地质部把如此重任交给黄、谢、刘三人，是有一番苦心的。刘是位资深老革命者，9级干部，他到“普委”另有一个职务是党委书记兼办公室主任，是实际上的行政最高长官。谢是著名的矿床学家，在矿产勘探方面是独一无二的权威。另一一位黄汲清是从大西南调来，完全是出于对他的两方面优势考虑，一方画是著名的地质学家，另一方面他还是中国数一数二的从事石油地质科学的专家。他和谢家荣实际上是“昔委”的技术总负责，加上刘毅这位行政领导，如此“三人班子”应该说是摄佳搭配。
“普委”除上面几个大员外，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李奔。这位“少壮派”到“普委”之前已是东北地质局副局长了。在“普委”他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是实际上的“大管家”。李奔在新中国石油工业建设史上是位重要而又传奇的人物。他是位“小八路”出身的共产党人。1945年，他所在部队越过陇海铁路时，日本人投降了，年轻的他被派到家乡任化县当了县委书记。解放后，当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办公厅主任的袁宝华将他召到地质行业。这位年轻、干练的党员干部深得黄汲清、谢家荣的看重与赏识。中国大庆油田的发现过程，如果没有李奔从中奔波、周旋，或许还要晚几年。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当年与康世恩在大庆会战中并肩战斗的“老石油”，从解放初期任局级之后的几十年间从未升迁过，在他辛苦、劳累，并且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数十年后退体时，他依然还是位“局长”。拿黄汲清的话说，“像他（李奔）这样能干的人，在石油部早就是部级领导了。”可叹的是，兴许地质部的人才太多，要不然像李奔这样的功臣在官场上“永无出头之日”也恐怕不只他一个人。
1954年12月，国务院为了加速石油工业事业，决定将地质部、中国科学院和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的力量集中起来作战，并分工地质部与中科皖担任油气普查和科学研究任务。康世恩任局长的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担任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第二年，该局撤消，并改为独立的石油工业部）。黄汲清他们的“普委”任务也由综合矿产普查任务改为全国性的石油、天然气普查勘探。这一消息，对毕生致力于中国油气业建设的黄汲清来说，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
或许是近几十年来李四光的名字太晌和太光耀的原因，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国地质科学界的其他人物知晓得甚少。其实，本世纪的中国地质科学较之其他科学界更值得我们中国人自豪。而中国的地质学界所涌现的一大批跻身于国际地学界之林的世界级大师，又何止李四光一个人！
黄汲清便是可以与李四光并驾齐驱的其中一位，而且是中国地学界难有几位科学大师可以冠之为“中国石油之父”的其中一位。
本世纪初的1904年，中国“天府之国”的四川诞生了两位了不起的人物，一位叫黄德淦，即后来的黄汲清；一位叫邓先贤，即现在的邓小平。黄德淦比邓先贤早出生140天，少年时的这两个“四川娃子”没多少区别，他们都被大人送到私塾诵习“四书五经”。不过，那时的邓先贤据说对算术特感兴趣，而黄德淦则对梁启超的《中国魂》如痴如醉。
邓先贤14岁被称作“好学生”考入县中，黄德淦13岁就进了成都市，成为知名的省立第一中学学生。
中学毕业后，黄德淦考进了天津北洋大学，在义和团的发祥地，这位“四川娃子”对政治表现出r浓厚的兴致。1924年初，北洋大学发生了反对校长冯熙远取缔学生集会的运动。黄是这次运动的骨于，他因此而被校方开除。
这时的邓先贤已改名为邓小平，并且在中学尚未毕业就被明贤的父亲先是送到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后来叉乘法商的一艘“吉利”号轮船到达上海，改搭法国邮船“特莱蓬”号到了马褰，从此开始了他那伟大的革命生涯。
黄德淦也在此时改名为黄汲清，不过此时的黄汲清对前途充满可担忧。由于吃了北洋大学的亏，黄一度想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想弃学从军以报冯熙远一箭之仇。
黄汲清听了这话，好不灰心，从此打消了从军念头。本世纪中国因此少了一位战将，而多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大科学家。
津门与京城相距咫尺，黄汲清一横心，一步跨进了京华皇家学府——北京大学，专修地质系本科。这年是1924年。
“地质”两字在那时可不像现在那么不值钱，那么叫人听来陌生。在十九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许多立志“科学报国”的知识青年都选择了可以为国找得矿产资源的地质专业。你或许不能相信，中国近代的第一部地质科学专著《中国地质略论竞出自大文学家鲁迅先生之手。可想而知“地质”两宇在本世纪初的科学启蒙力量。
美国当代知名历史学家肖艾尔佛雷德．E．埃克斯曾这样断言：构成二十世纪国际关系之基础者，乃是全球性的矿物资源争夺。这位学者的话虽没有成为人们口头传扬的经典式真理，但却真实反映了本世纪世界发展的一条重要脉络。
当二十世纪即将来临时，在我们的地球上，到处呈现着发展极不平衡的状况。那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各个发达国家的经济空前高涨，因而对原有的地盘皆嫌不够，于是都急于扩展市场，多占原料产地，开辟新的投资场所，寻找向外殖民地。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又十分衰落的国家，自然成了列强们垂涎三尺的“大蛋糕”。这个“大蛋糕”上的“奶油”，便是我们丰富的矿产资源。
矿产资源的开发必须依靠地质科学工作。因此在当时受西方工业革命的影响，许多有识之士无不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大力开展地质科学，再通过地质科学革命，促进全面的矿产资源开采，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生产，达到拯救和振兴中华民族之目的。这一道理在旧中国视为真理，到新中国刚刚成立时还是这样，要不毛泽东为什么称地质工作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官”！只是在现代化迅猛进程的今天，我们的社会竟差不离把地质与矿业工作抛之远远的一边，这实在是一种可悲和危害无比的现象。
有一个例子还可以说明当时社会对地质工作的重视。在黄汲清进入北大地质系的第二年，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不幸在北京去世，巨星殒落，万民悲绝。按照国民政府的决定，孙中…先生的遗体将转移到南京埋葬。1923年3月的一天，国父的水晶棺要抬出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的中山堂。当时抬棺的六个人，均是国民政府亲自挑选的与孙中山有密切关系在辛亥革命中有卓越贡献并被称为对当时社会发展有重大推进作用的人士。六人中有一位是地质学家，他站在抬棺的左前方第一位。那位地质学家便是李四光。当时他是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教授，黄汲清的老师之一。
当时还有一种情况是，被鲁迅骂作“外族强盗”们对中国宝贵矿产资源的野蛮掠夺，激起了一批爱国志士们的极大愤慨与不平，诱发了他们发愤开拓中国地质科学的夙愿。
在云南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法国传教士在某山区发现一处锡矿，便雇用当地人开采，不出三隼，这位传教士发了大财。凭着富有，他任意压迫和剥削中国百姓，并且把教堂当作一座供他**乐的温床，每晚都要肩一帮人到四处抢得一位美貌绝伦的中国民女陪他睡觉，睡完第二天就派人把她扔进百米矿井里活活闷死。其残忍和肆意掠夺我大中华民族财富的兽行，终于激起了一场焚毁教堂、杀死传教士的民运。那传教士死后，当地‘批百姓便自发组织起来开矿，结果由于不懂地质与开采技术，锡矿没开着，一次因矿洞凿漏造成地下水倒灌，上山参与开矿的三百多位民工全部遇难，最小的不足9岁，最大的74岁……班耗传出，举国哭泣。
如此这般的事，在旧中国屡见不鲜。中国人不懂科学，不仅眼看着强盗从自己的家门口抢走财宝，弄不好还要搭上自己的性命。这样的悲剧是没法看下去了，而当时我们的知识分子所受到的刺激还远不止这些。
1895年，日本人抢占台湾后，在菜地开采“洋油”。有一次，一位日本人见一群台湾百姓好奇地围观在出油井房，便对同伴说他要看中国人点“天灯”。
何谓点“天灯”？
只见这位日本人用铁勺盛了满满一勺，让一个台湾老乡张开嘴，猛地把“洋油”灌进其口中，然后划着一根洋火，那台湾老乡便活活地被作“天灯”点燃惨死，一群日本人则在一旁狂欢取乐！
本世纪开元的一年，一队美国人组成一个“亚洲考察团”要穿越腾格里沙漠。他们在中国的版图上举着星条旗，却不让中国科学家的同行参加考察。
“你们中国人的屁股后面长着尾巴（辫子——笔者注），只能作这一干话。”考察团的一位美国人骑在雇来的一个中国向导背上，像赶马似地这般说道。
中国同行纵然恨得把牙根咬裂，却依旧被无理地排斥在考察团之外。
考察团在千里无人烟的浩瀚大漠途中，断了水。洋人竞为了自己括命，杀了驼队又杀了申国向导，用驼血和人血帮助他们越过大漠……
在“国际地质大会”上，美国人还将此作为“壮举”向世人大加吹嘘。
这种民族的国耻，深深刺伤了一名晚清秀才的心。在黄汲清大师剐刚出生那一年，这位晚清秀才东渡日本，毅然考进东京帝国人学地质系，并拜师日本地质学界开山祖师山藤文兴朗门下，成为中国历史以来第一位选学地质专业的科学家。
他叫章鸿钊，中国地质学界称他为中国地学的“开山之父”。黄汲清叫他“先生”的时候，章已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创元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