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6月，章鸿钊怀着一腔赤子之心回到祖国。此时，正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成功后，章鸿钊即应邀赴南京，参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筹备事宜。
次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大总统孙中山亲自批文在政府实业部下面成立矿务司地质科，并任命章鸿钊为科长。
“地质”两字，至此在中国有官府政权的儿千年历史以来首次正式出现。
章氏科长作为中国第一位“地质长官”，他对国人如此大声疾呼遭：“谋国者宜尽地利以民财。欲尽地利，则舍调查地质盖未由已！”并说：“亡羊补牢，或犹未晚，失此不图，而尚谈富强也，则吾未之知也！”
先师的切肤之言，对年轻的黄汲清影响极大，为他后来毕生献身J-地质事业起到了重要的启蒙。
1928年，黄汲清以优异酌成绩从北大地质本科毕业。同班毕业生还有李春昱、朱森和杨曾威，前两位后来都成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著名地质学家。只有杨曾威因家境用难而从商去了。（其实黄汲清的那届地质系毕业生全部加起来也就他们四人。）
本世纪前，中国的地质科学是零。到黄汲清毕业时的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仍然只有少数的几个人在打天下，然而这“少数的几个人”却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回过头来看一看，中华民族在本世纪的迅速崛起，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功不可没。这里所说的“几个人”，除了章鸿钊外，便是丁文江与翁文灏。
章、丁、翁三人都是留洋回国的中国第一代地质大师。他们共同创造了我国第一个专门培养地质人才的高等学府——她质研究班（即后来闻名于世的中央地质调查所）。这个所成立于1913年，第一批招收的学员仅为30名。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十分严格，并且对学员实行淘汰翩。三年后这批学员毕业时，只有18人拿到了文凭，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的“中国地质十八罗汉”。他们中有已介绍过的谢家荣，有成为著名教育家的叶良辅和发现首钢供料矿山井陉铁矿的朱庭佑、山西大同煤矿发现者王竹泉、北京周o店猿人发掘人裴文中等一批科学大师。地质调查所后来投有招过学员，成了国民政府农商部下属的一个工作实体，第一批学员都被收编为该所地质调查员。由于它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惟一的地质工作部门，故之后全国各大学包括从外国留学回来的优秀生都被吸收到该所从事地质科学专业。这种状况一直延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
由于章、丁、翁这三位大师自身的学术水平与实际工作能力，加之不断吸收各路精英，地质调壹所发展到四十年代时，已是人才薪济，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级著名科学研究机构，它的总体学术水平与研究人员都是一流的。在国内也有中国地质科学“黄埔军校”之称。后来新中国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发现了那么多大矿大油田以及氢弹、原子弹所用的铀质矿物，是与这个调查所的基本人马在解放翦全部保留了下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主述的关于在大庆油田发现问题上后来所出现的一连串事件，追其源渊，与这个所的历史不无关系——因为李四光不曾属于过地质调查所，而除他之外的新中国地质事业（包括石油工业）开拓者，几乎都出自这个所。
世上所有的恩恩怨怨总是与历史的诸多因素搅和在一起。在大庆油田的问题上也不例外。
黄汲清不属于章、丁、翁、李（李四光）等第一代中国大师，他也不是“十八罗汉”之一，但他以其自身的天才和勤奋，迅速在地质科学界成其大家。
跨出校门，黄汲清像当时所有优秀青年地质学家一样，被聘到中央地质调查所当调查员。那时的所长由翁文灏担任，丁文江是技术总负责。翁、丁俩人是好友，调查所第一任所长由丁担任，后丁一度驰骋政坛当了上海市督办（相当于市长）．之后又出任北票煤矿总经理，其间让位于翁。今天50岁以下的人狠少有人知道丁文江这个名字，可在本世纪初的中国，丁文江可谓大名鼎鼎。我看过湖南科技出版杜1974年翻译出版的一本由一位名叫夏绿蒂‘弗思的美国学者撰写的《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一书，令我对丁文江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科学大师肃然起敬，弗思在哈佛大学出版的原著中这样评价丁文江：“……他是中国的赫胥黎，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提倡科学、促进新文化发展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是第一位这样的中国人，既从技术观点又从哲学观点研究西方的科学，感到根据科学的恩想原则教育同胞是自己的责任。丁文扛所发挥的这种作用——科学家作为文化的和政治的领袖——在中周的历史经验中是前无古人的……”这位杰出的科学家与政治领袖，对黄汲清的事业与人生都有过重大影响。或许是一种巧合，或许是一种机遇。就在年轻的黄汲清刚刚踏入社会，立志用教室里学到的知识来为拯救苦难的民族作贡献的时刻，正处于精力与事业巅峰期的丁文江大师，在地质调查所策划了中国现代地质科学史上一次壮举-中国西南边疆地质大调查。他选择了两条线路，一条由重庆人贵州境内，另一条由四川叙州至云南方向。丁文江除自己亲率一支队伍外，还派了两名得力助手组成另一支队伍，他们便是黄汲清和在当时地学界享有声誉的青年地质学家赵诬曾。
我是从照片上认识赵亚曾的。他身材高大，一副学者风度。相比之下，矮小的黄汲清则显得一剐憨相——邓张照片摄于1929年赵亚曾与黄汲清在翻越秦岭途中的褒城鸡头关。这次远征野外考察调查，给黄汲清留下了一生都刻骨铭心的印象。
为了获得尽可能多一些的野外资料，黄汲清和赵亚曾时而并肩同路，时而各辟路线，孤身进入荒蛮的原始森林与少数民族山区。在我们今天看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旅行考察似乎很浪漫。可是在那个年代，野外考察就是一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探险。11月，当黄汲清正在四川叙永的途中，云南昭通方面传来一个他怎么也无法接受的噩耗-他的好友、同伴赵亚曾惨遭土匪残害而死。赵亚曾死得突然，也死得惨烈。这位出生于北方的青年科学家，他不懂得如何对付南方土匪的恶行。这天，在他下榻的一家竹楼小客栈，突然来了一群持枪的土匪。本地人都有经验，只要遇到这种时候，就主动敞门掀柜，任其自然。赵亚曾哪知道，当他一听土匪来了，拼命地使劲将门兑死顶住。土匪嚎着让他开门，他越是顶住不放，甚至把身体一起贴在门上。土匪急了，掏枪“砰砰”就是一梭子……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就这样惨倒在血泊之中。噩耗传出，举国震惊。黄汲清更是悲痛欲绝，然而这并未能阻止他继续奋勇前进。他擦干泪痕，埋葬完好友的尸体后，又只身翻山越岭进人荒无人烟的贵州原始山川，直至1930年6月与丁文江等人汇合。此次野外考察历时一年零三个月，黄汲清孤身行程达一万余里，创造了中国地质史上一次单程考察的最长线路纪录。当丁文江为痛失高徒赵亚曾之时，黄汲清的勤业精神使这位大师得到了莫大宽慰。“明日之中国地质希望，非德淦莫属！”丁文江在翁文灏和当时的新文化旗手胡适面前如此赞扬道。事后证明，丁大师的预言投有错。在大量获得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1930年至1932年间，黄汲清埋头耕耘在科学研究之中，连续发表了《秦岭山及四川地质之研究》、《中国南部二叠纪珊瑚化石》等六部专著。其中《中国南部一叠纪地层》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地层总结，奠定了为地质找矿有直接指导意义的中国二叠纪地层划分的基础。他的专著一发表，立即轰动中外地学界。黄汲清从此在科技界也有了“黄二叠”的美名。
1932年夏，黄汲清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选派，赴瑞士留学。先人伯尔尼大学，后转入浓霞台大学专攻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著名的大地构造学家E．Argand。这位才华横溢的中国青年科学家此时得以在欧洲大地熔炼深造。1935年，他的那篇用法文写的博士论文对阿尔卑斯地区的地质研究，在四十多年后国际地科主席RudolfTmmpy教授访华时仍称其“至今依然有重要价值”。
或许是当年在北洋大学那份从政之心尚未泯灭，或许是在从事地质科学工作十年后黄汲清更理智而并从科学的高度认识刭了4个国家的兴衰与能源工业革命之间的密切关系。1935年秋，他在以东方人特有的聪明才智获得理学博士后，毅然把自己的科研耳标拨向了石油地质领域。为此，黄汲清不惜因贫困潦倒流落异乡之险，带着在瑞士省吃俭用留下的几个钱，远涉重洋，抵达美利坚合众国，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石油工业与石油地质考察。这是中国科学界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由自己掏钱选择当时已在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国家蓬勃堀起的以石油为主导的工业革命浪潮为研究对象的东方科学家。
美国先进的石油科学革命，使黄汲清大开眼界，他像海绵似地汲取着这里的石油地质知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美国地质学界老前辈舒各特教授的推荐与介绍，黄汲清得以在海湾石油公司、联邦地质调查所和俄克拉何马城油田等一大批知名石油公司、油田及石油研究机构作全面、详尽的考察、取经与交流。这段经历，使黄汲清领略到了西方石油业的先进水平，同时也深深感到“科学无国境”在美国这样的先进国度里的真实体现。几十年后，每每谈及此事，大师总对舒各特等美国科学家的无私与坦诚深表敬意。
1936年1月，当黄汲清回到祖国，他供职的那个地质调查所，已在日本侵略军的枪炮声下，从北京搬到了南京珠江路942号，并改称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仍由翁文灏兼任。雨黄汲清的另一位恩师、中国地学界第一代开元宗师丁文江大师却在查勘湘潭煤矿途中，不幸煤气中毒，猝然长逝，年仅49岁。
丁文江之死，使中国科学界和政界瘸失一颗光芒照耀的巨星。当时的地学界领袖人物翁文灏痛不欲生之余，更担忧自己与丁文江一手创办起来的地质调查所及中国地质业的前程。在这之前，翁虽名义上仍挂地质调查所所长之职，实际已基本不管事，翁此时已升迁为蒋介石的行政院秘书长，所以平对地质调查所的事都由总地质师丁文江负责。丁文江死于1月5日，死前他对地质调查所谁来接任问题曾对好友翁文灏和胡适有交待，丁推荐黄汲清，翁对此也十分赞成。因此黄扳清一回国，已是中央政府高官的翁文灏便找他谈话。
“德淦，丁先生突然去了，我在政府里又腾不出身。地质调查所的担子就交给你了！”
年仅32岁的黄汲清一听，忙惊恐地连声推辞：“不可不可，所里有谢家荣、王恒升一批大才大智者，德淦我年轻才浅，实不敢担此重任。先生还是请别人吧！”
翁文灏语调深重地：“如今日本人已经侵占我东三省和华北地区，中华民族处于危急之中，而要重振我山河，高不开矿业发展，而在这个当口，先生走了，你我自当勇挑重任。再说，这也不仅是我的意见，也是丁先生生前的遗愿。”他流着泪拿出丁文江给胡适与他的信件。
黄汲清听到此处，早已泣不成卢。
“我……我一定竭尽全力，将先生的未竟尽事业进行到底！”黄汲清如此发誓。
黄汲清断然投有想到，他的这一“发誓”，三十年后的一场“革命风暴”差点把他打人地狱。道理很简单：“造反派”认为，这是黄汲清“效忠”国民党政府的“铁证”。而地质调查所“实际上就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情报部门”。黄被看中当这个“情报部门”的头目，不言而喻，肯定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如此三岁小孩也会明白的推断，你黄汲清不打倒还打倒谁嘛！你黄汲清还有什么资格沾发现大庆油田wJ光？这是后话。
轮到黄汲清出任总地质师和所长时（1937年，翁文灏辞去所长之职，黄正式任所长）．中央地质调查所完成北京“周口店猿人”和焦作、山西大同等一大批矿山资源与考古的重大发现，成为跻身于国际科学界的知名地学研究机构。当时根据日寇侵毕、我国民族工业遭受毁灭性打击，外来援助被全面封锁的情况，黄汲清把在本土上寻找矿产资源作为地质调查所的工作重点。
石憎呒疑是他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
他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浙江兴县的油苗发现。长兴油苗是在1934年一个煤山矿井中发现的。当时有位叫陆贯一的工程师对此进行初略研究后，便在报纸上大吹特吹，说是“中国发现了大油田”。翁文瀑闻讯后，高兴得不得了，调来车辆前去考察，结果差点把命都送了——中途他的轿车撞在树上，造成头部重伤。惊得好友丁文江忙不迭地在《独立评论》上写了篇“悼念文章”——(我所知道的翁泳霓》(翁的字号为泳冕)。长兴是否真有油，黄汲清对此极为关心。翁文灏与他谈话过后没几日，他便约了盛莘夫、崔克信两位地质学家专程前往。经过几天调查研究，黄汲清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个虚假的“喜讯”。因为像长兴这样的煤炭地层，不可能有大的或较多的石{由储藏可能。
长兴“石油”虽然扫了国人的兴，但黄汲清对西方人断定的“中国贫油”之说则更加置疑，他认为中国的许多地质构造，特别是盆地构造，与美国的几个油田十分接近。难道真是“西方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吗”？黄汲清不信。
1937年，在34岁的黄拔清正式成为中国地质工作领导人的这一年，中国石油史上出现了一桩了不起的大事，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要油田——玉门油田的发现。这个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共和国诞生初期为中华民族立过大功的油田，今天在油田驻地有一座高高矗立的纪念碑。这个纪念碑上刻着人们熟悉的名字，他就是油田的发现者、地质学家孙健初先生。然而，我们大多数入还不知道，除了孙健初先生外，实现玉门油田的发现，还有一位起关键作用的功臣，他就是黄汲清大师。他当时是玉门油田发现与开发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已全面开展，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日本天皇的关东军占领我东北地方造成了中国能源供应的极度紧缺。为了缓解这一大难题，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顾维钧先生以“顾少川”的名义，串连财界巨头周作民，组织起一个“中国煤油勘探公司”，以求得一线希望。属雏钧的公司虽然不乏财力，但缺少技术，于是就求助与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黄汲清接到指令后，深感在中国大后方大规模开发石油资源，此事非同小可，即与政府实业部国煤救济委员会委员、勘探队长史悠明商议。
“先生是专家，你以为我们的国土上是否真的找不着像样的油田？”史悠明问。
黄汲清摇摇头，随手铺开一张地图，说：“据大地构造学理沦，我认为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地带都有可能储油。而目前东北、华北两地已被日寇占领，无法开展工作。西南地区虽发现油气苗头，但地理偏僻，交通运输不便。因此开展以陕、甘、青三省为重点的西北部的石油、天然气普查勘探为当务之急。”
“那就干吧！”史悠明迫不及待地，“过去你和我想干也干不成，现在财神爷把钱拨了，时不再来呀！”
黄、史商定，组织一个以“中国煤油勘探公司”为一方、地质调查所为另一方的混合普查勘探队，立即着手西北油气普查勘探工作。
这是中国石油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策划、并具规模的石油普查勘探，身为组织者与领导者的黄汲清倾注了巨大精力和热忱。派谁去担当技术负责呢？对，应当让孙健初去！黄汲清扳着手指将所里的几位大员轮番排了下队，决定由对甘肃河西走廊及祁连山一带作过地质工作的“孙胖子”孙健初担此重任。为了慎重起见，黄汲清要求孙健初等先组成一个西北地质矿产试探队，免得把“中国石油之希望”这锤子扎在大戈壁上拔不出来让世人笑话。他的这一战术得到了翁文灏等人的赞同。
就这样，孙健初带着西北地质矿产试探队一行数人从兰州南行，顺洮河西进，过黄河而至青海。归途中经玉门老君庙，在这里发现了于油泉露头。由于当时包括孙健初在内的试探从员对石油地质科学均缺乏一定实战经验，以为此类“干油泉”无多少价值，便草草作了“希望不大”的结论后匆匆东返。
当孙健初带着远征趴伍，垂头丧气地回来将以上情况向所里汇报时，富有石油专业地质理论与经验的黄扳清听后，高兴地抡起拳头，打在了孙健初的肩上：“孙胖子，老君庙油田有望啊！”
“怎么个有望？”孙健初很不明白。
“你不是说那儿是背斜构造吗？”
“那叉怎么着？”
“嘿，那可是不一样哟！”黄汲清来情绪了。“胖子你不知道，美国的Crandcanyond(大峡谷)油田也是在背斜构造地带。论构造，论油苗相差无异，我们的老君庙肯定也能打出工业油！”
“中，只要有希望，我们再远征一次也不亏！”这位河南汉子孙健初，此刻也兴奋了起来。
次年II月，孙健初再次带上队伍来到老君庙。此次他们吸取上次的教训，放下铺盖，搭起帐篷，在此安营扎寨。经过六个月在冰天雪地里的艰苦踏勘普查，全面彻底地摸清了这～带的生油层地质情况。剩下的就是打钻见油了！当孙健初写完（甘肃玉门油田地质报告）时，猛然发现自己仍是在纸上谈兵，说找油找油，可连台钻机都没有呀！
这事也难住了黄汲清。地质词查所的家底他最清楚，论人才、论技术可称世界一流，可论装备却是一介“叫花子”，穷得连最起码的一台千米钻机都没有呀！他把玉门的踏勘结果和缺钻机的情况一并报告了老上司、行政院秘书长兼经济部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以求得帮助。
“老蒋的家底你不是不知道，时下又临全面抗战，哪来钻机可调？”
翁的话使黄汲清大失所望。对了，有一个地方有钻机！黄汲清突然拍着脑袋，说道：“听说延安那边也在打油井，他们那里有钻机，不妨借来用一下！”
翁文灏点点头，说：“是听说过。不过共产党肯不肯借又是一国事！”
黄汲清来了急脾气：“试试总不妨嘛！再说，眼下不是国共合作吗？玉门要是打出了油，对整个抗日是大贡献呀！”
“那我去试一试。”翁文灏说。
这件事后来真办成了。翁文灏通过关系，找到了正在南京梅园村住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周恩来将此事电告了延安方面。经毛泽东同意，由林伯渠亲自出面从延长油矿调来两台钻机和几名钻井工人，连人带钻机一起长途跋涉到了老君庙。当时具体负责延长油矿钻井的趴长就是后来成为共和国石油工业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的康世恩。那时他还才是个共产党的小连级干部，可也是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位石油干部。中国石油业从无到有，经过了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已成为中国现代史的组成部分。、
黄汲清作为一名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科学家，他本对党派之间的事无多大兴趣，但玉门调钻机的这件事，使他对共产党有了第一次的深刻认识。当时他对部下同僚这么说：“共产党人胸怀坦**，以全局为重，很讲义气，我佩服！”
网卜五年盾的1982年，当黄扳清在自己成为这个党的一名成员时，他又谈起了这件令他终身难忘的事。
有了钻机，玉门油田的钻井工作马上开始。第一口井在钻到130米深时便见油层，日产石油20余桶。孙健初将这一喜讯报到南京。黄汲清高兴得立即复电：“继续布井，直至黑龙，升天！”
于是，第二口、第三口……直至第七口井，井井见油。更可喜的是在1941年4月21日打第8号井时，“黑龙”在巨大的地压下，果真猛烈地窜出地面，挟着惊天动地的呼啸，像长虹一般向天际升腾而起……
中国的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就是这样诞生的。它在抗战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它仍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着。
玉门找油的成功，给黄汲清以极大的鼓舞。此时，他不仅是政府的地质工作实业部门领导人，而且也是当时中国地学界的最高领导者（1938年，他当选为第15届中国地质学会会长。时年34岁）。如果论年龄，论才干，论实绩，论在学术界的地位，黄汲清此时已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他的前辈翁文鞭和李四光（翁此时已从政，无暇顾及专业；而李四光则因不得志带着他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远在偏僻的桂林小城，闭门研究他的“第四系冰川”）。特别是在几年后黄汲清发表的（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专著和首次提出的“多旋回构造运动”理论，使他脐身于国际科学大师之列。他的这部专著至今仍被世界地学界视为“经典”。要不，在1946年中央研究院（国民政府）第一届院士选举中，他不可能成为最年轻的院士。
在科学的长河里，任何一种芷确的预见和伟大发现，常常需要经历漫长而x复杂的过程才能得予证实。关于中国是否有石油的问题，早在我们尚无自己的地质学家时西方的诸多权威就不止一次咬定“中国贫油”。1915年至1917年，享有盛名的美孚石油公司为了探个究竟，出资300万美元，在当时认为中国惟一可能有油田的陕北一连打了七口井，结果才沾了一点油腥儿。美孚石油公司总裁得知后，大发雷霆，发誓。决不再踏进太平洋东岸一步。”300万美元在当时可不算是个小数，洋老板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换回一肚子气，他自然不愿做这等赔本买卖。
玉门虽然打出了油，但中国到底是否真有大油田，是否真需要将极为有限的资金投入到“犬海捞针”般的石油地质普查中去，当时地学界和社会上对此分歧严重，有人甚至称在中国找油是“玩儿戏”，说什么“大敌当前，玩此等儿戏，误国殃民”。作为大地构造学理论的创始人和奠基者，黄汲清则以高瞻远瞩的战略同光和坚不可破的科学理论为依据，指出：“世界上重要油田的地理分布可以分为两大区域：一是东半球的古地中海区域，大体是东西方向延展；二是西半球的太平洋山地区域，大体是南北方向延展。两者油田的生成都在白垩纪和第三纪时期，而以第三纪为主……则吾国石油前途，虽不及美、苏，但亦可达到自给自足之境地！”这一番话在今天看来，似乎很平平。然而读者应当特别注意：黄汲清说此番话的时间是半个世纪以前的1942年（见国民政府国防研究院《煤与石油》），其意义就非同小可了！它的意义在于不仅否定了西方“权威”们的悲观论调，而且从战略上为中国在本世纪的崛起指出了影响社会国民发展的石油工业革命方向。我将它引于本文，其目的是想说明，把“中国石油之父”的桂冠安在黄汲清头上是当之元愧的，以及它与后来发生在大庆油田发现问题上的名利之争有其一定程度上的内在联系。
一个伟大的科学发现，谁在起主导和权威的作用，绝不是长官意志所能决定的。它是需要坚不可摧的理论依据和十次、百次的成功或失败的实践。在可以把扼杀了几十年不能说的真话说出来的科学春天里，在政治的以及包括科学在内的神坛可以被推倒的实事求是的开放年代，黄汲清勇敢而坦**地站出来说大庆油田是他和谢家荣等一批科学家用大地构造理论发现的话时，我之所以坚信，其原因也在其此。
本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中国，正值日本法西斯残酷奴役中国人民的最艰苦岁月：黄汲清出于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对石油地质科学的至诚至爱，克服重重困难，致力研究与实践。1937年10月，抗日的战火已燃烧到华东地区，黄汲清不得不丢下手中的罗盘与锤子，组织地质调查所员工，将图书、仪器、设备全部迁往长沙。刚落脚不久，日寇逼近武汉，地质调查所又一次大搬迁，先是在“陪都”重庆，最后落脚北碚小镇。当前方战火纷飞时，后方的黄汲清则在他的那块熟悉的故土上大举组织了一系列重要的地质调查和矿产普查工作。其中突出的重大发现有闻名于世的陆丰（自贡）恐龙动物群发现，威西大盐矿和渡口宝鼎山大铁矿（即现在的攀钢）的发现。除此之外，还有一项令黄汲清一直引以为自豪的重大发现，那就是威远大油气田。
黄汲清在威远这一中国第一个大型天然气田发现上有着无可争辩的功德。为了实现天然气在中国的旨次重大突破，早在1938年，他就曾带队在威远勘探，获得了气田的详尽地质资料。六十年代，石油工业部四川石油勘探局从黄汲清处借得这份宝贵地质资料，并大举进行了钻探和开发工作，后建成了我国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景大的天然气工业基地。日前以该气田为中心的四川盆地天然气田已发展到七十多个，年产量达六十多亿立方米。国家配合这些天然气田，铺设了五千多公里的输气管道和集输气管线。如今不仅四川省的大部分城镇和工业企业得益于天然气，邻近的云南、贵州省也因此获得巨大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的改善。1995年3月31日，我参加了黄叛清的遗体告别，我看到在林海一般的花圈丛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川、滨、贵地区的官员和百姓送来的。我特意记下了一个落款为“成都市民”的挽联，那上面写着这样的一句话：“大师当年一指定气田，百姓今日万家用明电。”
成远气田发现之后，黄汲清对中国的石油地质科学研究与实践已趋成熟。1940年至1943年，他的目光转向r西域新疆。并且在这之后的半个世纪里，黄圾清始终如一地把自己相当一部分热情倾注到了天山南北那块美丽而叉神秘的地方。
1942年临近冬季，黄汲清带着五名大员开始了新疆油田地质调查这一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远征考察。他自任队长。队员是：杨钟键（著名古脊椎动物学家）、程裕淇（著名矿床学家）、周宗浚（地形学家）、卞美年（地质学家）和翁文波（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这是一个强大的阵营，他们中除个别早逝外，其余后来都成了中科院院士和国际知名科学大师。在此次为期197天的野外考察调查中，黄汲清一行不仅完成了对天山独子山油田的地质调查与油田规模圈定的重大贡献，而且通过大量详尽细致的实地考察，黄汲清独具慧眼，第一个在世界上提出了“陆招生油论”和“多期生油沦”两大科学理论观点。他在1943年英文版《新疆石油地质调查报告》专著中，针对国际地学界起统治地位的海相地层才有大油田生存的理论，明确指出：陆相沉积地层同样具备生存夫油田的町能。中国的新疆独予山、塔里木盆地等地方，以及其它中国昀黯相沉积地层下，完全有可能找到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油田、苏联的巴库油田相媲美的大油田。
这是何等的气魄！这是何等的远见！它仿佛在国际地学界权威们的头上打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响雷，而且给中华民族的石油工业乃至整个社会发展带来振奋人心的喜讯。在之后的几十年间，黄汲清的这一理论，无一例外地被得到证实。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大港油田、胜利油田、，任丘油田……以至八十年代发现的塔里木油田等一大批知名油田，也不无例外地都在陆相地层上。其中，最突出的自然是大庆油田。
黄汲清的瞄相生油理论是实现大庆油田发现的重大突破的最基本和惟一可信的理论依据。我们今天这样庄严地认为，绝不是受了某种情感的支配而胡说八道。这好比当年大庆的第一口喷油井打了三千六首多米才见滚滚奔涌的“黑色金子”一样，一个伟大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科学理论，如果不是建立在授长深厚与艰苦的研究基础上，它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而且永远不可能产生！
我之所以让读者跟着我一起跨越了几十年的历史时空，目的依旧是为了关于发现大庆油田的那场争执。
1954年l2月的一天。鹅毛大雪在北京城上空纷纷扬扬地飘舞着。
百万庄。中国地质科学院宿舍楼。共和国第一个石油“作战指挥部”——“普委”的办公地址就设在这里。
“老黄、老谢你们来一下。”党委书记刘毅招呼隔壁的黄汲清、谢家荣到自己的办公室开会。
“根据中央的指示，部党组决定在明年元月20日召开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刘毅不等黄、谢坐稳，使开始传达上面的指示，“何长工同志要求我们‘普委’就明年全国的石油普查方向与任务拟出个计划。这任务很重，它不仅是我们普委向上级和全国人民交的第一份卷，而且直接关系到我国今后石油工业的方向性问题。从现在开始，我们恐怕得少睡几伞安稳觉了！我想昕听你们二位的意见。”
黄汲精生性心直口快，他瞥了一眼谢家荣，便说：“如此一个大的战略计划，我们少睡几觉倒没什么关系，问题是国家目前财力还有限，而另一方面各项建设对石油的需求又十分紧迫，这就需要我们在制定计划和布置任务时尽可能地做列方向上和技术上的准确性。你说呢？老谢？”
年长六岁的谢家荣，其性格与好友黄汲清差异很大，平时他很少说话，或者像有人说的不善言语。但生活与工作中他绝对是个“好老头”——黄汲清的小儿子、现为美国某公司高级工程技术员的黄渝生这样对我说。“德淦说的对，我们需要对每一个具体项目作详尽的讨论和研究。”谢家荣说。
“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不过，技术问题叉很复杂，我们需要有一致的意见。”刘毅顿了顿，提出了一个问题：“今后在科学技术问题上如出现大的意见分歧时，由老黄作最后决定，你们看怎样？”他把目光投向谢家荣。
“我没意见，德淦对石油比我熟悉。我们又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不会闹翻的。”谢家荣笑笑。
这个情节是从黄汲清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摘下的。据黄自己讲：“这是三人君子协定，没有向群众公布。”我以为可信，原因是：正如前面所言，当时“普委”这三巨头，刘毅是行政干部出身，技术上无疑靠黄汲清、谢家荣做主张。而谢家荣虽然以前也从事过石油地质工作，但他毕竟是位矿床学家，专长主要在探矿上。黄汲清则不一样，他一方面是位研究大地构造的基础地质学家，同时又亲自组织与领导了几个油、气田的普查勘探工作，是名副其实的石油地质行家。
黄，谢接受指令后，便开始了紧张丽又繁忙的决策工作。
苍茫大地，何处是油田？
要回答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难了，谁也不敢“口出狂言”。
一年前，地质部长李四光在被毛泽东召见时，也曾对中国的石油资源远景作过描绘，但这毕竟是泛泛而论。黄汲清他们现在要做的是十分具体而带有决定性的战略布署，即必须指出：哪个地方已经显示了生存油田的条件，可以把勘探队伍拉上去；哪个地方可能是个大油田，应当列入普查勘探项目；而哪个地方虽然目前还无任何迹象表明有油田的生存可能，但一旦突破就是个伟大发现因此也该下得决心投入力量。
现在，黄汲清和谢家荣要做的就是这些。
“四川盆地和鄂尔多斯（陕甘宁）盆地两块布置普查任务应当不成问题吧？”黄汲清征求谢家荣。
“没问题。”谢家荣点头赞同。
“新疆的一块和青海的柴达木盆地，也应当列入吧’”
“应当。过去我们这些地方已经做过一些工作，现在再加把劲是极有可能找出大油田的！”谢家荣补充说。
黄汲清铺开墙面一样的大地图，用红笔在上面圈上几个红圈：“加上你我一致肯定的华北这一块，还有一块是我最想做的！”他将红笔往桌上一扔，一边在屋里踱步一边说道，情绪十分冲动。
“哪一块？”
“这里！”黄汲清转身俯在地图上，将手指向“雄鸡”的头部。
“你是说松辽平原？”
“对。”黄汲清的胳膊有力地在地图卜勾出一个弧形，然后充满**地：“从地形图上看，我们的东部有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大兴安岭、太行山脉和河南西部包括伏牛山在内的地区，形成一片北北东——南南西走向的高原山区。在它们的东西则出现橙辽平原和华北平原。而这两个平原叉几乎可以通过渤海湾和下辽河平原连接起宋，组成一片连续不断的平原和浅海沉积带。早先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曾给这一大型地貌特征起了个名词，叫兴安构造线。你还记得否，我们的葛利普教授（美国著名地质学家，北大早期教授——笔者注）对此也十分注意，他认为上述沉积带是地壳上正在开始形成的地槽沉积带……”
“李四光将它说成是‘新华夏地槽’。”谢家荣插话道。
“是的，过去我也同意他们的观点，可自从我提出大型陆相沉积盆地可以生油而且可以形成有经济价值的油气田观点后，对大型盆地我可是异常感兴趣了，特别是中、新生代的陆相盆地。”
“你是说松辽平原有可能也是陆相含油盆地？”
“没错。”黄汲清问谢家荣，“你还记得四十年代末我一直在研究中国东部地质资料吗？有一次还上你府上要了一大捆呢！”
谢家荣笑了：“有那么同事。你嫂子还非让你留下一麻袋钞票。”
黄汲清哈哈大笑起来：“那时候老蒋的一麻袋钞票能买几斤小米呀？！嫂子亏大了！”
“言归正传。”黄汲清继续阐述，“有一天，在看地质资料时，我突然冒出个想法：为什么不把中国东部的大型沉降带作为石油，天然气生存的研究对象呀！这一点你与我一样清楚，松辽盆地的南缘零星分布着白垩系砂页岩地层。这里的陆相地层是很自町能存在于盆地中间，虽然我们奄今仍无明显的发现，但我想它只是被第四系掩盖罢了。还有一点可以证明，华北平原两侧曾出现了下第三系磨拉斯型构造，即河北的长辛店系和山东的官庄系，它们延伸到平原中部就相变为砂泥质胡积层。从这掌事吏推断，我们有理由相信，松辽盒地与华北盆地一样，都可能是陆相含油盆地！”
“说完了？”
“说完了。”
一番滔滔不绝之后，黄汲清为自己倒了一杯茶水，然后静坐在一边等待谢家荣发表见解。
谢、黄俩人虽然年岁不～，但却是同出章、丁、翁、葛（利普）四位大师门下，并且都是三四十年代中国地质的顶粱柱。两人都先后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又同服务于中央地质调查所数十年。新中国石油地质业叉使两位大师并肩走在一条战壕。谢家荣性格偏于内向，显得老练稳重。黄汲清则心直口快，给人印象是位充满**与活力的人。无论是生活和工作中，黄汲清视谢家荣为自己的兄长。此刻，当他将心中孕育了很长时间的～个宏大设想吐露出来后，是多么想听听这位兄长的意见。在黄扳清看来，谢家荣的态度太重要了，因为他了解谢家荣对科学从来不会说半句违心的话，另一方面谢是“普委”中惟一一位与他黄汲清一样可以影响左右的技术决策人物。
“我？问我？嘿，我举双手赞成！”谢家荣难得有笑，这回笑了，“松辽这一块我们不仅要列入计划，而且一定得派队伍去做！这个观点，我是在去年就提出过，与你不谋而合。”
“太好了！”黄汲清想听的就是这句话。他迅速拿起红笔，在雄鸡状地图的“鸡头”处画了一个十分醒目的红圈。
1955年1月20日，地质部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200人，列席代表116人．除地质部直属单位酌负责人外，国家石油管理总局、中科院和国务院、国家计委也派了代表参加。准备参加石油普查队工作的主要干部及技术人员也应邀出席。此次会议，可谓是新中国石油事业的第一次战前总动员、总部署，因此引起了各方面关注。李四光部长作开幕词。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剐部长许杰作的《关于1955年石油天然气普查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中的计划与任务部分实际上是根据黄清、谢家荣-手J定出的。可是，当报告人念完最后一个字时，黄汲清疑惑不已：怎么没有松辽盆地呀！再看看会议代表，西北、西南、华北、新疆几个大局的负责人都来了，惟独东北地质局没来人！真是奇事！
黄汲清急了，他赶紧找到会议的具体负责人李奔追问此事。
“因为没有他们的项目，所以没通知他们来人。到底为什么我也不太清楚。”被会务拖得团团转的李奔这么说。
作为“普委”的技术总负责，黄汲清对此不仅感到愤怒，而且十分不理解。按常理，他谢家荣制定的这份计划（后由刘毅执笔改成r副部长的那份报告），作为会议的主报告基本内容，如果属于项目与技术上的问题，即使送上去后有重大变动的话，也应当征求他和谢家荣的意见嘛。可现在倒好，他俩都蒙在鼓里。要知道，黄汲清在自己列出的所有项口中，松辽盆地是他最倾注**的一个梦。相比之下，其它盆地能否发现油田已是稳操胜券的事，而松辽却不一样，它和华北盆地一样，是中国人能否实现陆相地区找出大油田的突破性工作，其意义非弼一般。
还没等黄汲清将撤掉“松辽盆地”普查项目一事追根刨底，部务会通知他去汇报。
这是个机会，一定要抓住！于是，黄汲清以“普委”技术总负责的身份，在部务会上再次明确和强调了要把松辽盆地开展石油“普查”列入计划的意见和建议。
于是又出现一个令黄汲清感到奇怪的结果：部务会上，包括部长李四光，还有那个作搬掉松辽盆地普查计划的报告的许杰副部长，均对他的建议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松辽盆地石油普查项目就这样重新列入年度任务之列。
松辽普查，一波三折。大师力挽狂澜，高唱“石油歌”。儿子突然哭诉逢：“求求你，爸爸，我听不得这个宝……”
1955年，对黄汲清来说是个重要的年份。
1955年，对中国石油工业来说，同样是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正式成立石油工业部。大将军李聚奎出任部长，康世恩任部长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