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写一个时代题材的戏曲，应该用那一时代的语言。但这是办不到的。元明以后好一些。有大量的戏曲作品，拟话本、民歌小曲，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语言资料。晚明小品也提供了接近口语的语言。宋代有话本，有柳耆卿那样的词，有《朱子语类》那样基本上是口语的语录。宋人的笔记也常记口语。唐代就有点麻烦。中国的言文分家，不知起于何代，但到唐朝，就很厉害了。唐人小说所用语言显然和口语距离很大。所幸还有敦煌变文，《云谣集杂曲子》和“柳枝”、“竹枝”这样的拟民歌，可以窥见唐代口语的仿佛。南北朝有勅勒歌、子夜歌。《世说新语》是魏晋语言的宝库。汉代的口语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史记》语言浅近，但我们从“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知道司马迁所用的还不是口语。乐府诗则和今人极相近。《上邪》、《枯鱼过河泣》、《孤儿行》、《病妇行》，好像是昨天才写出来的。秦以前的口语就比较渺茫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对一时代的语言熟悉得能和当时的人交谈！
即使对历代的语言相当精通，也不能用这种语言写作，因为今天的人不懂。
但是写一个时代的戏曲，能够多读一点当时的作品，在这些作品里“熏”一“熏”，从中吸取一点语言，哪怕是点缀点缀，也可以使一出戏多少有点时代的色彩，有点历史感。有人写汉代题材，案头堆满乐府诗集，早晚阅读，我以为这精神是可取的。我希望有人能重写京剧《孔雀东南飞》，大量地用五字句，而且剧中反复出现“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写历史题材不发生地方色彩的问题。我写《擂鼓战金山》让韩世忠在念白里偶尔用一点陕北话，比如他生气时把梁红玉叫做“婆姨”（这在曲艺里有个术语叫“改口”），大家都认为绝对不行。如果在他的唱词里用一点陕北话，就更不行了。不过写现代题材，有时得注意这个问题。一个戏曲作者，最好能像浪子燕青一样，“能打各省乡谈”。至少对方言有兴趣，能欣赏各地方言的美。戏曲作者应该对语言有特殊的敏感。至少，对民歌有一定的了解。有人写宁夏题材的京剧，大量阅读了“花儿”，想把“花儿”引种到京剧里来，我觉得这功夫不会是白费的。
写少数民族题材，更得熟悉这个民族的民歌。我曾经写过内蒙和西藏题材的戏（都没有成功），成天读蒙古和藏族的民歌。不这样，我觉得无从下笔。
我觉得一个戏曲工作者应该多读各代的、各地的、各族的民歌，即使不写那个时代、那个地区、那个民族的题材，也是会有用的。“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样的感情是写任何时代的爱情题材里都可以出现的。“大雁飞在天上，影子落在地下”，稍为变一变，也可以写在汉族题材的戏里。“你要抽烟这不是个火吗？你要想我这不是个我吧？”“面对面坐下还想你呀么亲亲！”不是写内蒙河套地区和山西雁北的题材才能用。要想使唱词出一点新，有民族色彩，多读民歌，是个捷径。而且，读民歌是非常愉快的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