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澹心在《板桥杂记》中记载的李香君寥寥数语，神态毕现：
李香，身躯短小，肤理玉色，俊俏婉转，调笑无双，人名之“香扇坠”。余有诗赠之曰：“生小倾城是李香，怀中婀娜袖中藏。何缘十二巫峰女，梦里偏来见楚王。”武塘魏子中为书与粉壁，贵阳杨龙友写“崇兰诡石”于左偏，时人称为三绝，由是香盛名于南曲。[1]
余怀眼中的李香君，是一位皮肤白皙细腻的袖珍型美女，聪明伶俐，标致活泼，言辞诙谐幽默，善于调节气氛，于是余怀写诗赠送。复社名士魏子中（书画家魏学濂、著名东林党人魏大中次子）将这首诗题写在粉壁上，书画家诗人杨龙友又在旁边画上一丛茂盛的兰花和奇石，当时的人称之为诗书画三绝。由是李香的大名开始在秦淮河畔南曲勾栏中传开了。
陈维崧是明末复社四公子之一陈贞慧的儿子，他写了一本书《妇人集》，搜罗明末一代几乎所有才女，其中就记载了其父有一位青楼女友李贞丽，恰好就是李香君的养母，两人相差八岁，关系好得情同亲生母女。陈大公子在《妇人集》中记载这位个性鲜明青楼鸨母形象却是十分光鲜动人的，完全颠覆人们对于妓院老鸨的恶劣成见，李贞丽就是一个出身底层有情有义的侠女形象。而他的这些文字其实完全是抄袭了其父的好朋友河南归德人侯方域的《李姬传》一文（笔者已大致译为白话文）：
李姬这个人，取名李香，是金陵教坊的歌女，她的养母名字叫李贞丽，李老鸨有侠女气概。经常通宵赌博，携千两银子输得一干二净，却平静如常。李香亦有侠气而且非常聪明，略通文墨知书达理，能够识别士大夫是否正直贤达。张学士溥、夏吏部允彝尤其称赞她。这母女所交接的人皆为当世豪杰，李老鸨尤其和宜兴人（阳羡）陈贞慧要好。李姬为其养女，从小就风姿绰约气概皎洁而特立独行。十三岁时，跟随苏州昆曲名伶周如松学习汤显祖的《紫钗记》《还魂记》《南柯记》《邯郸记》四大传奇，而且能将曲调音节的细微变化尽情地表达出来。她特别擅长高明的《琵琶记》，但是不轻易唱给别人听。
河南商丘雪苑社的秀才侯方域，己卯年（崇祯十三年，1640年）来到南京，与李香认识。李姬经常邀请侯相公写诗，而她则唱曲作为酬谢。当初安徽怀宁人阮大铖这家伙因为奉承依附阉党魏忠贤而被削职，退居金陵，遭到清流人士复社的猛烈抨击。宜兴陈贞慧、贵池吴应箕首先发难，发揭帖揭露他的恶行。阮大铖不得已，想请侯相公从中斡旋，请自己的好友王将军出面，每日送来美酒佳肴，陪同侯相公一起吃喝游玩。李香心生疑虑说道：“王将军家境贫寒，并不是广交朋友的人，你何不问一问他呢？”经小侯再三诘问，王将军于是屏退左右，转述了阮大铖的用意。李香私下对小侯说：“我从小跟随养母与宜兴陈贞慧君相识，他品德高尚，还听说吴应箕君更是铁骨铮铮。而今他们跟你都十分友好，你怎能为了阮大铖而背弃这些亲朋密友呢！况且公子你出身于世家，在士林颇负名望，怎能去结交阮大铖这种阉党余孽！公子读遍万卷诗书，你的见识难道会比不上我这样卑贱的小女子吗？”侯公子听后大声叫好，从此便故意借醉酒而卧床不见王将军了，王将军心里颇不高兴，只得辞别而去，不再同侯公子来往。
不久，侯相公乡试落榜，心情沮丧地离开南京返回河南老家。李香在秦淮河边桃叶渡设宴为他饯行，特地为他演唱了一出《琵琶记》送他上路。李香鼓励他说：“公子的才华名声与文章词采都和东汉学者蔡邕不相上下。蔡中郎虽然学问不差，但是他依附大奸臣董卓难以弥补他品行上的缺陷。这出《琵琶记》里所描写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蔡邕曾经投靠董卓，却是不可抹杀的事实。公子秉性豪爽不受约束，再加上科场失意，从此一别，相会之期实难预料，但愿你能始终自爱，别忘了我为你唱的《琵琶记》！从今以后我也不再演唱了。”
侯方域离开南京之后，原淮扬巡抚田仰以三百两黄金为聘，邀请李香见面，李香断然拒绝。田仰恼羞成怒，便故意制造流言对李香恶意中伤。李香感叹地说：“田仰难道与阮大铖有什么不同吗？我以往所赞赏侯公子的是什么？而今如果为贪图钱财而赴约，那是我背叛了侯公子！”她终于不肯与田仰相见。[2]
李贞丽的介绍只是为李香铺垫，却使得香君形象得到进一步升华。原因是这对青楼母女所交的男朋友皆是学识丰富、出身高贵、节操高洁、容貌俊朗的贵公子，一般的官僚政客、财贾巨商，这些青楼女子根本还看不上眼，不要说臭名昭著阉党余孽了，她们的爱憎反而有时会影响那些年轻的复社才俊的立场。
至此，孔尚任《桃花扇从传奇》中的人物原型全部登场。画家杨龙友、复社公子侯方域、吴应箕、冒辟疆、南都名妓李香君、鸨母李贞丽、昆曲名师苏昆生（周如松）、阉党余孽阮大铖、马士英等等。该剧背景为险如危卵下的弘光小朝廷醉生梦死的君臣、慷慨悲愤的复社士子和深明大义的勾栏名妓。可谓是一部“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人实事，有凭有据”的大型政治历史剧。其中以复社名士侯方域和南曲名妓李香君爱情悲欢离合的故事为主线，情景交融中写尽王朝覆灭后明末士子和江南名姝的情感心路变迁，穿插以小朝廷激烈的党争，演绎着千古忠奸博弈的风云诡谲。作者综合余怀《板桥杂记》中卷、陈维崧《妇人集》和侯方域《壮悔堂文集·李姬传》记载，将侯李爱情还原于明末种种社会矛盾的旋涡，二人的离合虽是全剧主线，但是起承转合莫不与当时的党争和朝廷的起落相勾连，侯、李性格的凸显即在这种时代沧桑巨变的典型环境中逐步深化塑造完成。
作者孔尚任（1648—1718年）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署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后裔。他少年时读书县北石门山中，已博采南明遗闻，准备写一本反映南明兴亡的戏曲。《桃花扇传奇》即在他的脑海中反复酝酿。1684年康熙帝第一次南巡返经曲阜时，他被推荐到御前讲经，受到赏识，由国子监监生的身份，破格提拔国子监博士，后迁之户部员外郎。1686年，他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参与疏浚黄河入海口的工程，在淮扬一带生活了三年，结识了冒辟疆、邓孝威、黄云、宗元鼎、杜濬、石涛等一批明末遗老和其他一些著名文人。在扬州过梅花岭，拜史可法衣冠冢。在南京登燕子矶，游秦淮河，过明故宫。还到栖霞山白云庵拜张瑶星道士。这些生活经历，加深了他对南明亡国的感慨，广泛收集了明政权灭亡的种种史料，为其创作《桃花扇》积累了不少素材。所以其作品也就不期然地染就了浓烈的遗民色彩。
1699年在担任户部主事五年后升任户部广东司员外郎。也就在此时，经过他精心酝酿苦心打磨的传奇《桃花扇》如同怀胎十月的成熟婴儿那般呱呱坠地了，在这个巨婴落地开始就引起了京城官场和明末遗老们关注，同样也引起了最高当局康熙皇帝的警觉的目光。一般在官场不去钻营仕途经济尤其是官场潜规则而去专注什么小说戏曲之类的旁门左道，追求迎合世风时风，尤其是明末遗民情绪的宣泄，那么他的仕途也就终结了。由于这部戏曲反映了明末清初的社会现实的深刻和广泛性以及它在艺术上的巨大感染力立即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可以说在搬演之际，轰动京城，引得一些明代遗民在观看该剧后引发共鸣，重新勾起了他们的亡国之痛。据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中记载：
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几无虚日，独寄园一席，最为繁盛。名公巨卿，墨客骚人，骈集者座不容膝……，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臣遗老也。灯灺酒阑唏嘘而散。”[3]
在这年深秋的一个晚上，康熙帝派人派内侍向孔尚任索要《桃花扇》稿本，老孔匆忙中只能从老朋友张平州家中觅得一本，在深更半夜送到内侍府中，送呈御览。由于孔尚任在《桃花扇》中褒扬了史可法、左良玉、黄得功等一批忠臣，讽刺了刘良左、刘泽清、田雄等降清叛将，流露出浓烈的移民感慨和哀思。尤其在《余韵》中甚至以“开国元勋留狗尾，换朝元老缩**”来形容那些改换清朝装束为新王朝办事的官员徐青君等贰臣的丑态，引起了康熙帝及其周围大臣的不满，到第二年春天即被罢官。1702年冬天返回曲阜石门山老家。当时以任侠著名的大兴学者王源写序为他送别时说：
先生以文章博雅重于朝，羽仪当世，而孜孜好士不倦。士无贵贱，挟片长，莫不着折节交之。凡负奇无聊不得志之士，莫不以先生为归。先生竭奉钱典衣，时时煮脱粟沽酒，与唱和谈，酣嬉慰藉。
可见孔尚任是一个急公好义的人，不仅文章做得好，为当世推崇，而且为人仗义，待人真诚，是一个不分贵贱等差，凡有一丝特长，愿意屈节俯尊相交的礼贤下士之人。对于那些官场不得志奇才异士，都喜欢和他交往，他就是竭尽所能借钱典当衣物，也经常买酒嘱煮饭，和他们相交往。诗词酬唱高谈阔论，借欢乐的气氛给予朋友以心理上慰藉。这样狂狷讲义气的才士，专制统治者是不待见的。孔尚任在留别康熙朝学者、刑部尚书王世祯的诗中悲愤地表示：
挥泪酬知己，歌骚问上天。真嫌芳草秽，未信美人妍。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1718年）杰出的戏剧家孔尚任病死故乡，时年七十岁。他的《桃花扇传奇》却流传千古，至今传唱不歇。他那效屈原《楚辞》之意，以芳草美人比喻崇高节操、美好理想的秦淮歌姬李香君成为人们永久歌颂仰慕的对象。尽管只是一个来自以生活，经过艺术典型化的人物，却是人们心目中一首传唱永久的美好诗篇。
李香君和侯方域俱为作者表彰奖掖的正面形象，但是两人在孔尚任的审美天平上是并不平衡的，显然“香坠儿”的分量要更加偏重些。其中书画家杨龙友的形象更像是一个插科打诨的串场小丑，这与历史上杨文骢的形象相去甚远，谁叫你是马士英的老乡兼妹夫，阮大胡子朋友。人家剧作家也只能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地进行虚构了，将你写成了阮大胡子企图重金收买侯大公子的掮客和说客。剧中写李香君高风亮节的场合就有五出：却奁、拒媒、守楼、寄扇、骂筵。举凡明辨是非、钟情笃义、威武不屈、富贵不**、斥奸骂谗、民族大义中华民族诸多美好品质全部集中在这个美好典型的塑造上，一个起自于民间底层妓女的形象被凌空拔高寄寓着作者诸多美好的理想。在孔尚任酣畅淋漓的艺术创造之后，李香君被推向云端。相比较而言，作为中国士大夫代表的侯方域、杨龙友等人却显得相对猥琐了许多。这部基于历史史实的传奇，在细节的展示进行了虚构，而在问世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被当成历史来阅读，这就是文学艺术作品永恒的魅力，超越于历史之上了。诚如陶慕宁在《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中所指出那样：
且名妓在唐代，非能徒以炫色媚人致之，必得以相当之才艺，获士人认可方庶几焉。既有相当修养，复与士人唱酬谈?，耳鬓厮磨，趣味品行皆以士林所尚为圭臬，积久成习，亦渐能理解士人之追求，认同士人之操守。这种文化在明末仍然坚守在东南一隅，且皆因其党社胜流之激扬而染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当时的吴越名姝、秦淮角妓在政治立场上即完全倾向于东林复社，其待人处世也便多有气节和风骨。再由于中国女性历来所受压迫摧抑远较男子为甚，故其对苦难厄运之承载能力和性格的坚韧程度亦非一般男子所能及。身为妓女，身心所受之摧残又非良家闺阁所能知者。特殊的生涯，特殊的环境造就了妓女识别贤否，品评人物的素质，这种素质在明末之季则拓展为妓女对国事党争的深切关注和积极参与，并往往表现出胜出男子的识见和义烈。
这段分析和秦淮八艳中与士大夫交往的大多数人而言是很切合实际的。这些从李香君、李贞丽、柳如是、葛嫩娘、卞玉京、寇白门这些烈性女子身上都能得到充分的体现。相比较而言钱谦益、侯方域、吴伟业、朱国弼这些须眉男子确实要相形见绌许多。他们更多受到家庭和功名利禄的牵制，在社会鼎革之际变得首鼠两端，犹豫不决，与他们平时满口的仁义道德相比较就显得更加自私猥琐而使正人君子的形象大跌。这样的灵魂必然坠入他们自己亲手架起的道义节操和功名利禄之火，文武交叉着烧烤煎熬到死了。《桃花扇》的作者利用艺术手段还原历史事实，而不在意细节的真实性，这是艺术审美的需要。
马士英、阮大铖这类权**们姑且可以不论，我们来看历史中真实的杨龙友和侯方域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杨龙友（1596-1646年），名文骢，号山子，万历二十四年生于贵阳城南郊的石林精舍。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龙友乡试中举，在此年与马士英之妹结婚。次年入京会试，他曾经多次参加会试，连连失利。天启元年（1621年），安邦彦叛乱，进围贵阳城，龙友曾募士随父拒守。次年，贵阳围解，龙友率所募集的军队追击，取得胜利。贵阳虽得解围，但是叛军随时卷土重来，天启四年（1624年）龙友28岁时随父母移家南京。不久复社组建，杨龙友加入成为早期社员，与复社领袖张溥及后称“复社四公子”中的陈子龙、吴应箕等交好。后与陈继儒、董其昌、倪元璐等名士交游甚密。[4]
崇祯时，官江宁知县。御史詹兆恒劾其贪污，夺官侯讯。事未竟，福王立于南京，文骢戚马士英当国，起兵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皆监军京口。以金山踞大江中，控制南北，请筑城以资守御，从之。文骢善书，有文藻，好交游，干士英者多缘以进。其为人豪侠自喜，颇推奖名士，士亦以此附之。明年迁兵备副使，分巡常、镇二府，监大将郑鸿逵、郑彩军。及大清兵临江，文骢驻金山，扼大江而守。五月朔，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其地，兼督沿海诸军。文骢乃还驻京口，合鸿逵等兵南岸，与大清兵隔江相持。大清兵编大筏，置灯火，夜放之中流，南岸军发炮石，以为克敌也，日奏捷。初九日，大清兵乘雾潜济，迫岸。诸军始知，仓皇列阵甘露寺。铁骑冲之，悉溃。文骢走苏州。十三日，大清兵破南京，百官尽降。命鸿胪丞黄家鼒往苏州安抚，文骢袭杀之，遂走处州。时唐王已自立于福州矣。
初，唐王在镇江时，与文骢交好。至是，文骢遣使奉表称贺。鸿逵又数荐，乃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令图南京。加其子鼎卿左都督、太子太保。鼎卿，士英甥也。士英遣迎福王，遇王于淮安。王贫甚，鼎卿赒给之，王与定布衣交，以故宠鼎卿甚。及鼎卿上谒，王以故人子遇之，奖其父子，拟以汉朝大、小耿。然其父子以士英故，多为人诋諆。
明年，衢州告急。诚意侯刘孔昭亦驻处州，王令文骢与共援衢。七月，大清兵至，文骢不能御，退至浦城，为追骑所获，与监纪孙临俱不降被戮。杨文骢在他的《山水移》诗集中收录他在落选会试后，去拜访明末抗清老英雄大将军孙承宗因遭到把持朝政的宦官的排挤而罢官，在京城闲居。文骢对这位劳苦功高、忠心为国的将军敬爱有加，特地去拜访，将军赠以在边克敌所制的人头杯，文骢慷慨作歌志谢。这首七言古诗看似咏人头杯，实为抒怀。诗以北方边境的清兵杀人越货为背景，塑造了孙承宗纵横驰骋、浴血奋战、艰苦抗敌的威武豪壮的形象，热情讴歌了他的卓绝功勋；同时也抒发了诗人仕途坎坷、壮志未酬的感慨，以及在逆境之中得遇知己，决心以身许国、建功立业的情怀。诗篇气魄宏伟，豪迈沉雄。慷慨悲壮，大气磅礴，起句已属不凡，犹如晴天霹雳，令人惊心动魄：
天骄溅血污青天，十年虏臣迷九边。家家空有生铜吼，豪客谁驱走峰巅。绿眼将军勤远战，腰控金钩赤羽箭。紫骝一骑踏黄沙，夺得敌儿驾飞电。何必骠姚与吴起，雄略巡边几万里！渴餐冷血当清泉，旋取头颅当杯子。一饮一斗气如虹，醉倚氍毹笑晚风。蛮童妖女皆惊怖，起来犹自挽雕弓。独指杨郎相对看，英雄许我洗银汉。半生未遇蔡中郎，潦倒无端留下爨。我也拔剑目裂眦，宝气入斗惊白帝。壮怀长啸向君开，恍如独鹤空中唳。感君容我发疏狂，剑光提动挥八方。脱手相赠亦何勇，我将持此见明王。世人畏死惧寒铁，有头怕学常山舌。岂惟求之君臣间，末世因之交情绝。君不见孙杨有眼夸绝尘，又不见孙武行兵驱妇人，君臣朋友自千古，谁能再见孙将军！[5]
孙老将军长杨文骢三十三岁，一见之下对这位具有奇才壮志的后生大为赞赏，取出他在边疆克敌制胜时所制作人头酒杯斟酒待客，并慨然以此杯相赠送。孙老将军也是以文官统兵的一员忠君报国的儒将，却长期遭到朝廷阉党势力的排挤打击，此刻正满怀壮志却被撤职在京城闲住，和这位落第举子一见如故，两人不禁有惺惺相惜之感。于是瞩望赞叹之情，崇敬感激之意，牢骚愤懑之语，忧国忧民之叹如同江河决堤，汪洋恣肆倾泻于纸面，杨文骢走笔如神，一气呵成酣畅淋漓地尽抒豪情，赞美英雄，表达敬仰报国之意。果然，孙承宗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军围攻高阳城时率领儿孙阻击清兵，最终寡不敌众，全家殉节。杨文骢不负前辈厚望，在隆武二年（1646年）领兵抗清之时，兵败被俘，面对清军威胁利诱，始终不屈，全家殉国于福建浦城。包括他那位贤惠的马夫人，也就是奸相马士英的妹妹。文骢可以说成也马士英，败也马士英。在《桃花扇》中鼻梁上被抹上那片白粉，终于在抗清前线用鲜血被洗刷殆尽。
历史证明，杨文骢既是一位蕴藉风流多才多艺的诗人画家，诗被列入晚明八大家之列，画虽流失过多，仍以独辟蹊径，师造化，崇神韵，质朴浑成之中显雄奇幽峭，而蜚声艺坛；又是一位临危受命，铁骨铮铮，坚持民族气节，宁死不屈，献出全家生命的忠义自守之烈士。
作为一介书生的杨文骢确实有着性格上的弱点缺陷，他是诗人画家，对于马、阮的擅权乱政、结党营私的危害性缺乏认识；他好交游结纳，出手阔绰，不拘小节，胸无城府，待人宽厚，在政治是非面前，原则性和斗争性不足；他具有雄才壮志，却一直报国无门，长期充任地方小吏，在南明王朝好不容易凭借与马士英的裙带关系谋取到兵部一职位，自然特别顾惜，不想和权奸进行决裂，而在复社与马、阮的矛盾中间采取调和的态度。但是对于他们的行私误国、罗织大狱、搜捕清流是一直不满的。当朋友遇到危难时，或为之报警，或代为缓解。从基本倾向上，他和马、阮之流是有显著区别的，他仍然是站在复社清流一边的，不失为忧时爱国的有心人和有志者。
历史的吊诡之处，往往在于看到了人物性格缺陷的一面，又经过艺术夸张后漫画化处理，于是变得猥琐不堪起来，未及触及人物在民族大义面前的生死抉择中的英雄壮举，因此我们看到的是历史哈哈镜中被扭曲的杨文骢。
同样被扭曲误解的还有复社名士侯方域。
侯方域，字朝宗，在侯家兄弟中排行老三。河南归德府商丘县人。商丘元朝名为睢阳，春秋时为梁国的都城。侯家先世是“戍籍”。所谓“戍籍”即是有罪充军至某地所记的户籍，被视为贱民之一，至方域的祖父开始才开始显贵起来，因为他的祖父进入了官场的快车道，因为科举而担任了朝廷的高官。
侯方域的祖父名侯执蒲，两榜出身，官至太常寺正卿（二品）。太常寺司职朝廷祭祀大典。天启年间魏忠贤想代熹宗行南郊祀天大典，侯执蒲事先得知消息，在魏忠贤不曾矫诏宣布此事以前，上了一道奏疏，说天坛常有“宫奴阉竖，连行结队，走马射弹，狂游嬉戏”，以为“刑余不宜近至尊，而况天神飨祀之地？请下所司论治”。这是指着和尚骂秃子，含沙射影地攻击魏忠贤，魏忠贤大怒。侯执蒲见机，辞官而归。在朝时，陈贞慧的父亲陈于庭，是吏部左侍郎，与东林巨头高攀龙、赵南星，并负天下重望，对侯执蒲颇有照应。所以侯陈两家，算起来是三代四辈的交情。
侯执蒲有子五人，长子即是侯方域的父亲侯恂，以进士为言官。天启四年阉党大攻东林时落职而归。崇祯元年复起，由广西道御史转太仆寺少卿，擢兵部右侍郎（三品），为时不过两年。崇祯三年出驻昌平，称为“督治侍郎”。其时正当前一年冬天，清兵入关，直抵京城，以及袁崇焕被杀，祖大寿兵变之后，各路勤王之师云集近畿达二十余万之多。负守关全责的是明末第一流人物孙承宗，但道路阻隔，指挥不灵。所以侯恂守昌平，碌碌无所表现，真是坐守而已。唯一的一件得意事，便是识拔了左良玉。侯方域在《壮悔堂文集·宁南侯传》记载了左良玉发迹的过程。
左良玉是辽东人，投军以战功得为辽东都司。有兵无饷，少不得常干一些土匪抢劫的勾当。有一次抢了一大票，不想竟是运到锦州的饷银，论法当斩。而同犯丘姓很够义气，一肩担承，左良玉得以不死。当然，官是丢掉了。《宁南侯传》云：
既失官，久之，无聊，乃走昌平军门，求事司徒公。司徒公尝役使之，命以行酒。冬至，宴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卮；旦日，谒司徒公请罪。司徒公曰：“若七尺躯，岂任典客哉？吾向误若，非若罪也！”[6]
古代执掌兵权的称为大司徒，侯恂系兵部侍郎略低一级，故称为司徒。昌平为明十三陵所在地。侯恂的职责之一，即是守护陵寝。是故冬至，朝官祭陵，侯恂以“地主”身份，设宴相待。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命以行酒”四字，其中大有文章。
明朝中叶以后，龙阳之风甚炽，军中不携妇人，常以面目姣好的兵卒陪酒侍寝。“行酒”二字是含蓄的说法，所以侯方域的同社文友贾开宗，于此四字之旁有夹注：“宁南出身如此。”也就是说老左在陪侍那些朝廷高官喝醉了酒，丢失了用黄金铸造的祭祀用酒杯后，左良玉去请罪，侯恂宽恕了他的死罪。所以在孔尚任创作的《桃花扇》中派给老左的角色是面貌娇美的小生，可知其中隐含微言大义。
崇祯四年（1631年）春天，清太宗制成红衣大炮。秋天举兵侵明，进围大浚河新城。侯恂奉旨赴救，《宁南侯传》记：
榆林人尤世威者为总兵官，入见侯恂说：“大凌河面临的关东铁骑是天下劲旅，这围不易解。我去出征，谁在这里守陵？你又能派遣哪些将领去前线，以解大凌河之围？中军将王国靖，是书生；左右将军更不可任。”侯侍郎说：“那么谁可以呢？”尤世威说：“独左良玉可耳！但是左良玉只是一个打扫卫生的走卒，怎么能率领诸将打仗呢？”侯侍郎说：“良玉刚刚到此不久，我难道不能重用他？”当天晚上 漏下四鼓，尤世威亲自去了左良玉宿舍，请他出山领兵。
左良玉听说尤世威亲自前来以为是前来抓捕他，绕床自言自语语：“莫非是当年抢劫仙音的事败露了”于是藏在床底下不肯出来。尤世威大声高呼说：“左将军，富贵至矣！速命酒饮我。”于是告诉他侯侍郎决定提拔他当副将领军前去解大凌河之围。左良玉大惊失色，抖抖嗦嗦站立多时，才缓过劲来，跪在尤世威脚下，尤世威也跪下将他扶起来。
不一会侯侍郎也亲自前来和左良玉会面。次日侯恂在辕门召集诸将以黄金三千两为左良玉送行，和他对饮三大卮酒，发布命令三道，赐令箭一面。侯恂大声说：“三扈酒者，以三军属将军率领也！令箭，如同我在指挥作战。诸将士必须听从左将军的命令，左将军今日已为副将军，位在诸将之上。我的任命状疏，今夜即发矣！”
左良玉率兵出征，跪在辕门前的台阶下说：“此行如果不建功绩，我将提头来见。”出发之后果然连续攻克松山、杏山，取得大凌河之捷，功劳为第一，遂升为总兵官。良玉自起被贬谪军校至总兵官，连头带尾仅仅一年有余，时年三十二。因此，侯恂对于左良玉的崛起有知遇之恩。[7]
侯方域的这段记述，稍嫌夸张，而大致皆为事实。自此以后，左良玉成为动关安危的大将。而侯恂的仕途亦很得意，崇祯六年五月，调升为户部尚书。侯方域进京侍父，即在此时。其时年十六，已中了秀才，也娶了亲。第二年，代父草拟屯田奏议，计分官屯、军屯、兵屯、民屯、商屯，腹屯、边屯、垦种、考课、信任等十目，洋洋万言，条畅练达，期于可行。但此时大局已成鼎沸鱼烂之势，民间有“田”字诗，所谓“昔为富之基，今成累字头”，有田者宁愿流离道途，乞讨为生，不愿回乡耕种，借以逃避“加派”。在这种情况下谈屯垦，无异纸上谈兵。此奏上否不可知，即上亦不能行，可为断言。但以十七岁的少年，能草成这样的大文字，虽说是在侯恂指导之下所完稿，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明末四公子中，侯方域颇留意经济政事，有用世之志。却以生不逢辰，英才无由得展。以小见大，侯方域个人的悲剧，亦正是时代的悲剧。
当侯恂就事一个月之后，首辅周延儒为温体仁所排挤而去官。不过温体仁虽取代为首辅，犹不敢彰明较着与东林、复社为难，所以侯恂亦得安于其位。
崇祯九年（1636年），东林党人文震孟被排挤出内阁后，温体仁羽毛已丰，职掌财政支出的侯恂为老温唆使言官奏劾侯恂浪费公款，被捕下狱，直到崇祯十四年（1641年）因李闯王围攻开封，张献忠围攻湖北才让他出狱戴罪以兵部侍郎衔去领兵督师，指挥左良玉部救援开封。而此时大局糜烂，军事上已经难以有作为，故侯恂救援无功，开封失陷，侯恂再次获罪下狱，一直关押到李自成攻破北京，被释放出狱，逃回家乡隐居不出。
侯方域初到金陵在崇祯十一年。此时正是父亲侯恂被诬陷入狱期间。侯方域从北京南归的原因是在应江南乡试。第二年方始结识李香君。崇祯十、十一、十二年亦即戊寅、己卯、庚辰三年，为明朝百毒俱发，势在必亡之时，而南都的繁华，却更胜于昔。“四公子”的名声，即起于此时雀起。
崇祯十一年（1638年）南闱乡试，王谢子弟，东林孤儿，连翩入场。陈贞慧、冒辟疆、侯方域皆下第，而不尽关乎文字优劣，如侯方域之被摈弃，是因为第一场策论触犯时忌之故，文章中对当今皇帝崇祯，隐含不满之意。由于随父久居京师，洞悉高层权斗内幕，看问题往往犀利，对于时弊有清醒之认识，又加上帝国高干子弟的秉性，放言高论，无所顾忌，言论中就有些放肆。那些久历官场的帝国学政、提学等主考官在政治上何等敏感，猫狗鼻子不会嗅不出其中的异端气息。
在侯大少爷晚年所撰的《壮悔堂文集》卷八《南省试策一》，有徐邻唐按语：
是科为己卯，朝宗举第三人。放榜之前一夕，而副考以告正考曰：“此生如以此策入彀，吾辈且得罪。”本房廖公国遴力争曰：“果得罪，本房愿独任之。”正考迟回良久曰：“吾辈得罪，不过降级罚薪而已。姑置此生，正所以保全之也。”朝宗遂落。今读其策，岂让刘蒉，千载一辙，良可叹也。[8]
已卯科考，侯朝宗已经定为举人第三名。放榜前夕，副主考对正主考说：“如果此生入选为举人，我们一定得罪皇帝。”而这一科房师廖国遴力争说：“如果得罪，我愿一人承担责任。”正主考思考良久说：“我辈得罪，最多罚俸禄降级而已，而对于侯公子却可能是死罪。不录取是为了保全他。”于是朝宗落榜。读朝宗这篇策论，写得实在不比唐代大和年间揭开党争黑幕的考生刘蒉的差，是千载难逢的好文章，他的落榜实在可惜了。
正主考的意思是，取中侯方域，则磨勘试卷，侯方域将获重罪，是故斥落正所以保全。这个说法，可以成立。因为侯方域这篇策论中，对崇祯有极深刻的批评，试摘数段如下：
所贵于甘德者，能临天下之谓也。虞书曰：“临下以简。”而后世任数之主，乃欲于其察察以穷之。过矣！夫天下之情伪，盖尝不可以胜防；而人主恒任其独智，钩距探索其间，其偶得之也，则必喜于自用；其既失之也，必且展转而疑人。秉自用之术，而积疑人之心，天下岂复有可信者哉？[9]
这开头的一段，便是指，君临天下者，主要在于本人要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虞书上说：皇帝对待下属还是简单为好，管理民众以宽大为怀，也就是东方朔所言，“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朋”的意思。而后来的一些皇帝，对于朝政掌管的过于细致，对于一些小事也要刨根问底，所以天下人就以虚伪来应对了。这样伪善的小人也就防不胜防。而君主老是自以为是，观察得过于细致，自己的判断偶然得到证实时，就刚愎自用，自信满满；而判断错误时，就可能辗转而怀疑他人。所以刚愎自用，而又怀疑他人，天下怎么能有诚信可用的人呢？
他的朋友贾开宗在旁批注说“此暗指刘忠端公”，也即是崇祯朝左都御史大儒刘宗周曾经上《痛愤时艰疏》直言批评崇祯皇帝：
且陛下所辟划，动出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过不给，谗谄者因而间之，猜疑之端遂从此起。夫持一人之聪明，而使臣下不得尽其忠，则耳目有时雍；凭一人之英断，而使诸大夫国人不得衷其事，则意见有时移。方且为内降，为留中，何以追喜起之盛乎？
侯朝宗这些言论，句句点到崇祯帝刚愎自用，疑心病太重的毛病，和刘宗周之上疏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以下策论用人之道、太子教育问题和内忧外患的用人问题、和战问题、文章取士问题均有直言不讳的批评。侯方域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其言论背后隐含着朝政的诸多弊端，均是有事实依据的，是否也隐含着崇祯帝听信薛国观、温体仁的谗言，对自己父亲侯恂被诬陷下狱的切肤之痛，也未必不可能，所以言论激烈而剀切，暗藏的锋芒可见一斑。[10]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清太宗兵逼北京，宁远巡抚袁崇焕率师赴援。其先，俘获太监二人，清太宗付与汉军旗人高鸿中、鲍承先监收。高、鲍二人遵密计行事，据《清太宗实录》所载如此：
坐近二人，故作耳语云：“今月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纵杨太监归。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帝，遂袁崇焕下狱。
这完全是《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故事的翻版。事实上，清太祖时曾将《三国演义》译为满文，作为兵书。清太宗确为有心用此反间计，而居然奏效。孟心史先生对崇祯“竟堕此等下劣诡道，自坏万里长城”，深致感叹。后入读史，尚有余憾，则在当时的侯方域，自更痛心疾首，所以在策论中痛切陈词如此。倘或中式，闱墨发刻，天下皆知，则谤讪君上，必有巨祸。是故“保全”之说，亦不可全视为遁词。
榜发下第，侯方域回家乡，与贾开宗等组织文社，名为“雪苑社”，社友共六人。《李姬传》所谓“雪苑侯生”之雪苑，出处在此。
回到家乡归德后，又遇到了一件很有意思事情，那位马士英的同党，田仰以三百金追求李香君，被李严词拒绝。李香君一点面子都不给，使他很是下不了台。这位淮扬巡抚竟然怒迁怒于侯方域，多次致信小侯，认为这一切都是侯方域所策划的。当朝二品大员为一秦淮歌姬竟然争风吃醋，实在使人不齿，可见其人的猥琐不堪，小侯接到信一定在内心是又可气又好笑的。这位田仰是贵州安化人，曾经在天启朝担任过四川巡抚，因为甘于充当魏忠贤的干儿子，在崇祯朝被罢官，弘光朝走了阮大铖的路子和马士英结为乡党，重新起复，实为阉党余孽。如同侯方域和李香君又怎能看得起这样的无耻小人呢？于是侯方域又有了一封导致田大人遗臭万年的《致田中丞书》，在这封书信中侯方域写道（笔者已翻译成白话文）：
承蒙老中丞来信，使我能够自我反省自我检讨自己的行为，惭愧得无地自容。中丞大人在年龄上与我相差好几倍，在地位上相差那么悬殊，你老竟然不顾自贬身份降尊纡贵，与我们这些年轻人讨论那些玩笑般的浪**行为。说道大人过去以三百两上好白银，想招徕金陵名妓李香君，被姬所拒绝，是我在背后唆使的，因此而刮去污垢，寻找疤痕，吹毛求疵地指责大人。我诚然修养不够，言行不够谨慎，但是也不至于连累到大人您。如果大人您想使外界无可议论，则应该像过去的贤人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那样，他们虽然身份高贵，而且皆与青楼女子有所应酬，也未听说后世有人议论，为何独到中丞大人您，世人就苛求了呢！那就是中丞大人果然有值得议论的地方，如果不是重金征妓，大人又有何担心之处呢？
我之来到南京，是太仓张溥老兄偶然和我说道：“金陵有女伎，姓李，能歌唱汤显祖的《玉茗堂词》，而且落落豁达开朗，很有格调风情。”我因此与她相识，偶尔作小诗赠送她。不多时，我秋闱落第后回到家乡，就没有和她再相见了。下半年，才听说大人您拿黄金招妓的故事，还私下里感到诧异，自谓我对这位妓女还是了解得不够彻底，又如何去教唆她羞辱大人你呢？且大人相邀李香是在我离开南京之后！如今天下如同中丞您不止一人，岂是我这个常常独自相处的人，能够时时标举中丞您姓名，预告您邀请此妓，她必不会去的事呢？此妓也太无知了，以您老人家的三百两白银厚礼，面对中丞的显贵，其他人恐怕都会争先恐后地前往攀附，又岂能是落拓书生的一句话能够制止得了的？如果她聪明，大人以三百两银子厚礼，中丞的显贵，都不能打动她，那必然她胸中自有其他打算，那又何等待我去指导她的行为？
风月场中的失意，对于田仰这样的高官，为了不自取其辱，也只能自己躲在洞穴里暗暗舔平自己心灵上的疮疤，对外依然是以道貌岸然的面目视人，哪有这样公然展示自己的无耻无聊，大张旗鼓地谴责自己的情场对手的。况且对手又是当时连同皇帝也敢批评嘲讽的文坛名士，此举只能是自讨没趣，田仰的蠢笨归根结底是其心灵的无耻幽暗，末世官场堕落的无可挽回。
侯方域的回信，行文绵里藏针含而不露，委婉大度的语气中暗含机锋，文中对于田仰这类朝廷庸臣的不屑奚落难以掩饰，不言而喻李香虽为金陵妓女，但是心中的是非标准是十分明确的。其中透露出的信息也就是侯方域举人不中，归家以后与李香就再也没有联络过，感情似乎并没有孔尚任《桃花扇》中所描绘的那般情深义重，你侬我侬得如同无锡泥人大阿福那般捏在一起化不开。这是符合当年士大夫与青楼妓女之间真实关系的，但是他对于李姬才艺美色、风骨气节的欣赏是真实的，否则不会有后来的《李姬传》问世。
侯方域的好朋友贾开宗在评价此信时说：
却其金不往，事本奇，笔下更写得委屈生动。
王文濡在《续古文观止》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
南都偷安，危在旦夕。为臣子者宜如何卧薪尝胆，力图恢复。而乃燕雀处堂，坐忘颠覆，征歌宥酒，日事嬉遊。至所求不得又复形诸笔墨，与人争闲气。以中丞之贵而廉耻道丧，如此因不亡焉得乎！又曰：娓娓说来，入情入理，田仰何人？自取其辱而已。又曰：（最后）一段大意论，极嬉笑怒骂之至。[12]
侯方域天赋异禀，在京师侍奉父亲，多为贤公卿所赏识。胡介祉在《侯朝宗公子传》中称他“生而颖异，读书尝兼数人”“为文若不经思，下笔千万言立就”。他与魏禧、江琬被称为清初三大文学家，其文恢奇雄健，被誉为宋代以来“中州数百年一人而已”。侯方域倜傥任侠，与陈贞慧、冒辟疆、方以智被誉为“为天下持大义者”的“南明四公子”。他与陈贞慧、吴次尾作《留都防乱公揭》，历列阮大铖之罪，声震南都。曾醉登金山，指评当世，临江悲歌，被誉为周瑜、王猛。他与同里贾开宗、徐作肃、徐邻唐、徐世琛、宋荦组织雪苑文学社，切磋文事，被誉为“雪苑六子”。
侯方域是复社成员，文章风采，著名于时，史可法给多尔衮的回信《复多尔衮书》即为方域起草。《多尔衮致史可法信》则为方域早期复社盟友降清的李雯所书写，也可谓朋友陌路，文遇良才，棋逢对手。这位李雯当年也算是“秦淮八艳”之一柳如是的男朋友之一，可惜后来投降了清军，成为多尔衮的狗腿子。
侯方域也算是明末清初名士，命运使然，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使他在那个社会变革时期，不经意间在歧路的选择间未能如愿践行自己壮烈报国的意愿，本来准备走进那个正大光明的殿堂去充当壮烈的勇士，却鬼使神差地踏进了清朝统治者布下的文网。虽然他做过挣扎抵抗，就像他要求别人遵循先贤道德节操那样，“清议”也用同样甚至更高的标准要求他，因为他是社会名流，名流在享受名誉带来的鲜花和掌声的同时，看客们在无形中对他的表现带来更高更加苛刻的道德要求。他们对他顺治八年参加的那场乡试非议颇多，似乎就是他的变节行为，这也使他自己悔恨不已，以至在痛苦中英年早逝。而他那些雪苑社的盟友们后来有不少都参加了清政府的科考，有的还做了清政府的高官成为皇帝的宠臣，比如宋荦就担任了江苏巡抚，康熙皇帝三次南巡，皆由宋荦负责接待。被康熙帝誉为“清廉为天下巡抚第一”。侯方域的哥哥侯方夏在顺治三年成为清代第一科进士，也未见有人指责他，也就湮没在终南捷径的滚滚黄尘中，原因是他太普通太没有名气了。明代末年，侯方域年纪轻轻，就以才情、经国济世之志，名满南北两京。
明季启、桢之间，逆阉魏忠贤徒党，与正人君子各立门户，而一时才俊雄杰之士，身不在位愤然为天下持大义者，有公子四人，桐城方密之以智、如皋冒辟疆襄、宜兴陈定生贞慧与商丘侯朝宗方域，而侯公子尤以文章著。[13]
明末的天启、崇祯年间，复社四公子虽然都不在朝当官，却俨然民间舆论领袖，开始了与魏忠贤党徒的斗争，其中侯方域最为著名，然而在王朝鼎革之际，其他三位均坚持不与新朝合作，先后当了遗民。而其中最优秀者侯方域，却去参加了满清的科考，这是对他景仰负有重望的士大夫们在感情是难以接受的。也就是他其实从少年成名起，就一直带着光环在社会舞台的聚光灯下，追光一直跟踪着他步伐，他成了士大夫的榜样，任何的瑕疵都可能损害他的清誉，这就是盛名反被盛名所误的性格悲剧。
顺治九年（1652年），侯方域写《与吴骏公书》，劝吴伟业不要出仕清廷，言辞恳切，说理充分。贾开宗评这信时说：“文之光芒，上薄星汉。”又说：“余见学士复侯子书尤慷慨，自矢云：‘必不负良友！’其后当事敦迫，卒坚卧不出，斯人斯文并足千秋矣。”清陆以湉也于《冷庐杂谈》中说：“梅村（吴伟业）出山，侯朝宗曾遗书力劝。”在该信中他谆谆告诫伟业：
学士以弱冠未娶之年，蒙昔日天子殊遇举科名第一人，其不可者一也；后不数岁，而仕至宫詹学士，身列大臣，其不可者二；清修重德，不肯随时俯仰，为海内贤士大夫领袖。人生富贵荣华，不过举第一人，官学士足也，学士少年皆以为之，今即再出，能过之乎？奈何以转眼浮云，丧我过吾！其不可者，三也。[14]
侯朝宗劝阻吴伟业出山仕清的三条理由，可以说完全出自于朋友至情，而吴伟业也许也有自己出山不可言说的隐情，情不自禁地踏上了清代统治者为他预设的人生陷阱，而进入这个陷阱他就泥足难以自拔，后悔痛苦到死，没有冒襄、陈贞慧、方以智、张岱、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充当遗民的学者来的潇洒。这就是明末这代知识分子难以逃脱的宿命和悲剧性命运，灵魂在皇权专制转换时期不得摆脱罗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前朝之皮被抛弃，要么与帝国共存亡，要么将魂灵继续放逐在草野。保持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其实还是在精神上依附着朝廷的皮，而大部分的士子还是争先恐后奔着新打造的那张皮去了，这就是新朝统治者所需要的结果。新的专制帝国的建立，随之而来的是采取一系列旨在加强专制统治的措施，一方面开科取士，分化笼络遗民志士，使他们依附体制为专制政权服务；一方面从思想文化上加紧对知识分子的无情摧残，大兴文字狱，无数仁人志士遭到迫害，忍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煎熬。侯方域和他的朋友吴伟业何尝不是处于新旧体制的夹缝中呻吟残喘直到走向肉体的寂灭，历史依然在叩问他们的“变节”行为。
犹忆庚辰，密之从长安寄仆（厌木）丝之衣，仆常服之。其后相失，无处得密之音问，乃遂朝夕服之元致，垢腻所积，色黯而丝驳，亦未尝稍解而浣濯之，以为非吾密之之故也。乙酉、丙戌后，制与今时不合，始不敢服，而薰而置诸上座，饮食寝息，恒对之欷献。病妻以告仆曰：“是衣也，矛之所爱，吾为子稍一裁翦而更之，以就时制，即可服矣。”仆急止曰：“衣可更也。是衣也，密之所惠，不可更也。吾他日幸而得见吾密之，将出其完好如初者以相示焉。”盖仆之所以珍重故人者如此。[15]
在作者笔下，方以智赠予的这件丝衣已经远远超出一件衣服的价值，而成为一种对于故国衣冠服饰礼仪文化的一种怀念，剃发易服是清政府以屠刀逼迫中原人民遗弃中华文化的奇耻大辱。侯方域一直珍藏着这件丝衣就是表示对于故土文明的追思，是当年社友之间友谊的象征，对于前朝风物故人的眷恋，潜含着亡国切肤之痛的悲哀。这是一种特定的遗民意识体现，作者以详尽细微的笔致，即物即情，处处着意，读后感人至深，堪称古代散文成功地运用细节抒情寄意的范例。
顺治十二年（1658年）十月，年仅三十七岁的一代才子，曾经叱咤风云的复社学人，在寂寞悲凉中贲志以没。这年十二月，已经做了贰臣，一直羞愧难当的吴伟业经过河南写下了《怀古兼吊侯朝宗》：
河洛风尘万里昏，百年心事向夷门。
气倾市侠收奇用，策动宫娥报旧恩。
多见摄衣称上客，几人刎颈送王孙？
死生总负侯赢诺，欲滴椒浆泪满樽。
诗中全用信陵君与侯嬴一若千金的典故，抒发对于故友的怀念之情，对于自己当年违背承诺，耻事新朝的变节行为沉痛忏悔，其中没有一个字的自我辩白和对于老友违背承诺的指责。其自注：“朝宗归德人，贻当约终隐不出；余为世所逼，有负夙诺，故及之。”诚如台湾作家高阳先生在长篇小说《明末四公子》中所言：
有此一诗一注，胜于侯方域自辩清白者千万言。其实，吴梅村如欲自剖，何尝不可以侯方域孟浪赴试一事，借题发挥？而宁愿屈己以尊人，古人风义盖如此。
至于李香君的下落，依据余怀的《板桥杂记》和叶衍兰在《秦淮八艳图咏》中的李香君“依卞玉京以终”。但是似乎香君的美好形象一直存活在河南商丘人民美好的想象之中，因为缺少文字资料记载，或者男权社会对于女性轻视，她的去向莫衷一是，史家没有明确交代，故而留下诸多悬念。（在王树林校笺的《侯方域全集校笺》及其说明中没有发现李香君后来去向任何踪迹，这是一个2013年最新校笺的权威版本。）倒是家乡的学者对于民间传说进行了发掘梳理，对于归德遗址进行了开发，如今归德侯家西园的壮悔楼和香君楼俨然双峰并峙，继续演绎着《桃花扇传奇》的爱情故事，以成功的大团圆使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并且言之凿凿说，侯家因为李香君是歌伎，身份低贱为府上所不容，将她赶到了城南 14 华里的侯氏庄园，即现在的李姬园。李香君不久郁闷而死，葬在了李姬园村东。侯方域为她立了碑，并撰有一联：“卿含恨而死，夫惭愧终生。”
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争御富平车。
青溪尽种辛荑树，不数东风桃李花。
在李香君遭巡抚田仰逼嫁时，血溅宫扇，画家杨龙友就血痕点染成桃花扇，遂成一代佳话。这段故事后来被孔尚任创作《桃花扇传奇》时收入。李香君生前一直将这把扇子珍藏在自己手里，临终前，将扇子交给了侯方域原配夫人常氏，让常氏以后当作女儿的陪嫁品。李、侯去世后，他们的密友陈贞慧的儿子陈宗石前来商丘入赘侯府东园。当常氏的女儿出嫁时，将桃花扇带到陈家。以后，这把扇子就成了陈氏家族的传家宝。后来陈家人丁兴旺，四代五翰林，四世词馆，官运亨通，海内闻名。他们日益认识到这把扇子的历史价值，千方百计秘密收藏，使外人无法知晓。1986年5月5日，《中国书画报》发表了赵前《张伯驹目睹桃花扇》的报道：
明末“桃花扇”，由钱壮悔后人收藏，民国初年曾携北京。扇为折叠式，明末杨龙友就血迹点花数笔，成折枝桃花。清初名人在扇上题咏几无余隙。扇盛于紫檀盒内，衬白绫，绫上边有题识，当代收藏家张伯驹曾目睹之。
不过现在扇面桃花已经发黑。这恐怕也是将戏剧艺术的虚构衍化成了现实的美好说辞。
[1] 余怀著：《板桥杂记》，岳麓书社，第47页。
[2] 见《侯方域全集校笺·李姬传》，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91页。
[3] 见《桃花扇·本末》，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6页。
[4] 《明史·卷二百七十七·列传第一百六十五》，线装书局，第1498页。
[5] 见白坚著：《杨文骢传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17页。
[6] 见《侯方域全集校笺·卷五·宁南侯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81页。
[7] 见《侯方域全集校笺·卷五·宁南侯传》，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81页。
[8] 见《侯方域全集校笺》，人民文学出版社，第403页。
[9] 《侯方域全集校笺·文集八·南省式策一》，人民文学出版社，第402页。
[10] 同上，第403—428页。
[11] 见《侯方域全集校笺》，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21页。
[12] 见《侯方域全集校笺》，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20—123页。
[13] 见胡介祉著：《侯方域全集校笺·侯朝宗公子传》，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190页。
[14] 见《侯方域全集校笺》，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70页。
[15] 见《侯方域全集校笺》，人民文学出版社，第5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