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彪佳、刘宗周和陈子龙在天地反覆的关键时刻被排挤出南明小朝廷，先后被罢官返回了各自的家乡。陈子龙回去自行组织义军准备借助民间的力量抗击清军对于江南的入侵，后来去了福建追随唐王朱聿键，被捕后投水自尽。
祁彪佳再次退回寓园，一边关注着日益颓败的政治局势忧心如焚；一边继续完成自己的园林修建的梦想。他为自己在国难当头时候沉湎于修建私家园林深感自责，然而同时又不能戒绝自己这种文人士大夫的癖好，在日记中不停地做着自我批评。祁彪佳是一个办事和生活习惯都相对严谨的人，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与人书信往来也有详尽记录，因而为后人研究明末的社会、政治和地方风情习俗留下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营造私家园林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和贵族豪富斗富的故事相联系，撇开财富的因素，当然也和士大夫阶层追求山水自然而自适的精神追求是分不开的。当然，这些奢靡的或者恬淡的表现形式都和经济以及精神价值追求密切相关。既是财富和权势的象征，也是精神和思想寄托的人化自然审美情趣之所在，大约是和两汉时期兴起的道家追求山水自适与佛家思想传入中国有关，以后儒道释相融合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主宰着中国士大夫的思想。有时又往往是政治理想暂时隐藏在山水园林中，等待东山再起的某种韬晦之计权谋手段。
显然祁彪佳的造园仅仅是某种个人对于老庄甚至佛教禅宗修炼的需要，是陶冶性情避世情节在自家庭院的精神寄托。只有在天地反覆后，他那块陶冶心性寄托情趣的世外乐土才不复存在。士大夫经过儒家学说洗脑过滤的思维才以无比洁净心态在佛家生死轮回的宿命中毅然走向了死亡，追求着精神的涅槃，成为儒家忠烈人格的象征。其实这也只不过是为没落的大明专制王朝殉葬而已。
西晋权贵石崇为了和王恺斗富就曾经在洛阳近郊构建金谷园。传说中的金谷园因山形水势，筑园建馆，挖湖开塘，园内清溪萦回，水声潺潺。周围几十里内，楼榭亭阁，高下错落，金谷水萦绕穿流其间，鸟鸣幽村，鱼跃荷塘。石崇用绢绸茶叶、铜铁器等派人去南洋群岛换回珍珠、玛瑙、琥珀、犀角、象牙等贵重物品，把园内的屋宇装饰得金碧辉煌，宛如宫殿。金谷园的景色一直被人们传诵。每当阳春三月，风和日暖的时候，桃花灼灼，柳丝袅袅，楼阁亭树交辉掩映，蝴蝶翩跃飞舞于花间；小鸟啁啾，对语枝头。所以人们把“金谷春晴”誉为洛阳八大景之一。明代诗人张美谷诗曰：“金谷当年景，山青碧水长，楼台悬万状，珠翠列千行。”此诗描绘出了金谷园当年的华丽景象。除了石崇斗富的故事，还有石崇爱姬绿珠，为石崇徇情勇而坠楼的历史典故。
冯梦龙在《情史·绿珠》篇中详细记载了赵王司马伦的亲信孙秀向石崇索取美妾绿珠不果后挑唆司马伦诛杀石崇，绿珠殉情的故事。一个封建社会权钱对于女性奴化占有的血腥故事，竟被专制文化改造成了优美动人的爱情传说，可见意识形态对于人性人心扭曲和异化的强大功能。因此，这些豪华园林的修建多半是与财富、女色、权势联系在一起，女性只不过是权贵财富的一部分。权力金字塔的层级越高，财富越多，占有的女性也就越多，专制帝王也就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天下女性尽入我殻，满足的是自己无尽的贪婪和欲望，显示的是自己的掠夺天下财富的贪婪和权力张扬的豪壮。
当然，金谷园也往往是一些攀附权贵的雅士们的麇集之地，比如无聊文人美男子潘安就经常出入其间饮酒作诗、宴筵享乐。石崇的《金谷诗序》中提到有一次聚会吸引了三十多个文化人，所有人都赋诗以贺。这些诗文中被保留下来的只有潘岳《金谷集作诗》。潘安和石崇都是当时攀附贵族贾谧的所谓“二十四友”集团成员。《晋书·潘岳传》中记载：“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这位中国第一美男子最终被自立为帝的赵王司马伦以谋反罪夷灭三族。这是《世语新说》中记载的故事。[1]
北宋时期作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元祐党人总头目司马光在罢官后，贬谪去洛阳建有独乐园，表面上在那儿独善其身，潜心撰写《资治通鉴》；骨子里躲在园林中窥测朝廷政治，召集同党，议论朝政，图谋东山再起。王安石实施新政，启用年轻才俊，罢斥旧党。一时那些老年官员云集洛阳，以独乐园为反对派的据点。园林就是主人政治诉求的表达之所。司马光在《独乐园记》写到：
孟子曰，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赐王公大人之乐，非贫贱所及也！孔子曰：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此圣贤之乐。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各尽其份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乐也。[2]
显然司马大人不是迂叟，当然不能自困鹪鹩、鼹鼠之乐，他是智者，哪里只能满足饮食起居吃饭睡觉这些生存需要呢？作为政治家对政治理想的狂热追求，除了著书立说研究历朝历代治乱兴亡学说之外，更多的时候是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讨论天下大事。司马光在退居洛阳的十五年里，举国上下的的确确将他看成真宰相，至少保守派大员是这么认为的。司马光也自认为责无旁贷，他不可能脱离政治平静地安享园林之乐。苏轼在诗中明确指出：
洛阳古多士，风俗犹尔雅。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虽云与众乐，中有独乐者。才全德不形，所贵知我寡。[3]
苏轼指出司马光的“独乐”，并不是真正的独乐。司马光所居住的园子里充满了各种社会活动的喧闹声。耆老会的会员们都跑来看望他，而他们来拜会司马光时都没有抛弃自己官场的冠盖，也就是穿着朝服戴着官帽以官员身份在独乐园中讽议朝政图谋在政治上东山再起。证明了这些耆老虽然罢官政治上依然不甘心，所以这里其实是失势政治家的议事堂，阴谋复辟派的聚义厅。司马光从独乐园主成了政治反对派的领袖，最后成为国家朝政的道德灯塔。这样贬谪官员养老的园林又赋予了浓厚的政治意义。其实司马大人的独乐园并不豪华奢侈，最大的磁场乃是政治精神的吸引力。李清照的父亲时任礼部员外郎的元祐党人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如此描绘独乐园：
司马温公在洛阳自号迂叟，谓其园曰“独乐园”。卑小不可和他园班。其曰“读书堂”者，数十椽屋。“浇花亭”者，益小，“弄水种竹轩”者，犹小。曰“见山台”者，高不过寻丈。曰“钓鱼庵”、曰“采药圃”者，又特结竹杪，落藩蔓草为之尔。温公自为之序，诸亭台诗，颇行于世，所以为人欣慕者，不在于园尔。[4]
题外之意是园不在大，而在于主人心胸器宇的宏阔，看来司马温公的独乐在于心怀天下之乐，所谓“先天之忧而犹，后天下之乐而乐”。
而园林作为文化艺术的审美则是自唐、宋时期成为文人士大夫营造自己私人空间的一种高雅生活方式了，到了明末更加成为某种时尚。园林景观来自于自然的灵感，将山水木石盈缩于小园之中，寄托着士大夫自己主观的诸多审美需求。所谓大隐隐于朝风险太大，常常沦陷于党争，政治的沉浮起落也只是瞬间之事；小隐隐于野又过于荒凉，享受生活中的多种乐趣也很不方便；几番比较，还是中隐隐市曹，似在独得两方面的情趣。在城市的豪华空间中辟一安静之地，按照自己是审美观规划自己的诗意空间，种花养草、谈情说爱、操弄琴棋书画、品鉴古玩、唱戏吟曲，闲暇之时找一二好友臧否时政高谈阔论抒发一下政治豪情，窥测一番政治风向，时刻准备东山再起……都是比较理想的场所。
在明王朝覆灭之后，祁彪佳在寓园坐池自毙以身殉国，实际催化了他的两个儿子班孙、理孙继承了父亲忠实于朝廷的遗志，很有些“老子英雄儿好汉”子承父志的意味。家族传承大体如此，为了捍卫帝国的江山，即使在残山剩水上图谋东山再起，在帝国残存的灰烬上撒尽了最后一滴血，也是在所不惜的。
在一腔热血的激愤下，这座依山傍水的园林完全的政治化了，这里自然而然变成了图谋复辟大明王朝的政治中心。深明大义的商景兰对于两个儿子活动自然是心知肚明的，理性使她只能眼开眼闭地坐视他的两个儿子不自量力地走向末路，这就是封建大家族在改朝换代之际的整体悲剧了。园林盛衰是和王朝兴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明末，实际已经形成了系统的造园理论。文人们相互攀比的造园活动又和传统儒教的式微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出世精神的老庄皈依自然的隐逸思想在末世“礼崩乐坏”的政治氛围中的抬头，当然也是世家大族在攫取大量社会财富后追求享乐的一种最佳表现形式。这里也是文人希图在乱世中觅得一方净土，颐养性情陶冶情操的世外桃源。在向往和追求自然界山水之乐的同时，把人的审美情趣融化在其中，也是所谓“人化自然”的杰作。
官员在朝政进退之间自然而然和建造园林紧密连在一起，同帝王大兴土木地建造皇家宫苑以显示帝国皇权的赫赫威势在道理上是一致的。帝王追求的宫苑的豪阔奢侈和富丽堂皇；官宦们追求的是小巧玲珑曲径通幽而富有情趣和诗意，显示的更多是文化。园林文化在与自然和理性的相互适应中逐渐升华，然后沉醉于飘然于物外，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这种意境，是在外形美上更高一层的内在艺术审美，往往体现主人思想格调审美情趣的高低，有着更加明显的私人个性化特色。清人沈复在《浮生六记》中指出：
若夫园亭台楼阁，套室回廊，垒石成山，栽花取势，又在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不仅在周回曲折四字，又不在地广石多，图繁工费，或掘地堆土成山，间以石块，杂以花草，篱用梅编，墙以藤引，则无山而成山也。[5]
即是在一个不大的空间中，利用自然，顺应自然，再造自然，以淡雅幽静的构思，沿阜垒山，因洼疏池，营造亭榭，种植花木，由此构成引人入胜的诗画意境。这种过程也是浓缩和提炼的人化自然的审美过程。显然所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并不低，而且所耗费的心力完全不能以金钱来计算。但凭借祁彪佳的家世财力以及本人的文化素养胸次是完全可以打造出适合自己精神境界的园林来。
当年营造私家园林也几乎是明末有些财力的文人士大夫一大雅好，因此江南园林之盛，冠绝神州。如那些曾经与他同朝为官的文人们都建筑有自己的私家园林，致仕闲居的礼部侍郎钱谦益和江南名妓柳如是有拂水山庄，就是被贬谪南京的阉党分子阮大铖也建有巢园，至于他的老乡好友张岱在绍兴城内拥有砎园、城外筑有天镜园等等，一时争奇斗胜相互攀比着显示自己出奇制胜的雅趣和美好精神追求的乡绅们在居住环境上追求新颖、奇特、雅致。
明末士大夫的造园风潮中还涌现出一批造园名家，其中以计成和张涟最为著称。吴伟业曾有《张南垣传》问世，译成白话文如下：
张南垣名叫涟，南垣是他的字，本是华亭人，后来移居秀州，所以又算是秀州人。他从小学画，喜欢画人像，又善于画山水，就以山水画的意境垒石砌造假山，所以他别的技艺都不著称，只有垒石造山最为擅长，别人干这一行的没有谁能赶得上他。一百多年来，从事垒石造山技艺的人大都把假山造得高突险峻，修建园林的人家往往搜罗一二块奇异的石头，称它为峰，都从别的地方用车运来，为此而挖大城门，掘坏道路，车夫和驾车的牛都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才得以运到。他们用长而粗的绳索把巨石绑扎，用熔化的铁汁灌到它的空隙中去，安放以后像祭祀那样宰牲下拜以示敬意，再开始在它的正上方凿刻题字，又在凿好的字上填上青色，使巨石象高耸险峻的山峰，垒造这种假山竟是如此的艰难。假山旁险要之处又架上小木桥，铺设狭窄的山路，让头戴方巾、足蹬爬山鞋的游客顺着曲折盘旋的山路攀登，弯着腰钻进深深的山洞，在悬崖峭壁之处扶着山壁颤颤抖抖、惊愕瞪视。张南垣经过时笑着说：“这难道是懂得造山的技艺吗！那群峰高耸入云，深山隐天蔽日，这都是天地自然造成的，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何况天然的山岭往往跨越几百里，而我用方圆一丈多的地方，五尺长的沟渠来仿效它，这与集市上的人拾取土块来哄骗儿童又有什么区别呢！只有那平缓的山冈小坡，土山高地，营造修建，可以计日而成，然后在中间纵横交错安放山石，用短墙将它围绕，用茂密的竹子把它遮蔽，有人从墙外望见，就好像奇峰峻岭重重迭迭的样子。这种垒石而成的假山的脉络走向，忽伏忽起，又突又翘，像狮子蹲伏，像野兽扑食，张牙舞爪，奔腾跳跃，穿越草丛林间，直奔厅堂前柱，使人感到似乎身历山麓溪谷之间，而这几块山石乃是我个人所有的。方形的池塘和石砌的沟渠，改建为曲折迂回的沙岸；深邃的内门和雕花的柱子，改造成黑漆的里门和石灰抹墙的屋子。选取不凋谢的树木，如松、杉、桧、栝之类，混杂种植成林；再用容易得到的石头，如太湖石、尧峰石之类，按自己的意思加以布置。这样既有山水的美景，又无登攀的劳苦，不也是可以的吗？”
华亭的南京礼部尚书董其昌、征君陈继儒都非常称赞张南垣的构思，说：“江南各山，土上有石，黄公望、吴镇经常说到，这是深知绘画的构图和布局的。”豪富官宦们书信相邀、上门礼聘的，每年都有几十家，有些张南垣实在来不及应聘的人家，因此十分遗憾，等一见张南垣到来，惊喜欢笑就和当初一样。
张南垣生得黑而矮胖，性格滑稽，喜欢拿街头巷尾荒唐不经的传说作为谈笑的资料。有时因为见闻陈旧，反而受到别人调笑耍弄，也不挂在心里。他和别人交往，喜欢讲别人的好处，不管别人地位的高低，能够与不同爱好的人相处，因此在江南各府县来往活动了五十多年。除华亭、秀州外，在南京、金沙、常熟、太仓、昆山，每次经过必定要逗留好几个月。他所建造的园林，以工部主事李逢申的横云山庄、参政虞大复的豫园、太常少卿王时敏的乐郊园、礼部尚书钱谦益的拂水山庄、吏部文选郎吴昌时的竹亭别墅为最著名。他在绘制营造草图时，对高低浓淡，早已作了规划。刚刚堆造土山，树木和山石还未安置，山岩峡谷已安排妥贴，随机应变地选用各种山石来垒出假山的脉络，烘托它的气势，而不留下人工的痕迹。即使一花一竹的布置，它的疏密倾斜，从各个角度看也都是非常巧妙的。假山尚未垒成，就预先考虑房屋的建造；房屋还没有造好，又思索其中的布置，窗栏家具，都不加以雕凿装饰，十分自然。主人通达事理的，张南垣可以不受催促勉强，逐一建造；遇到要凭自己意图建造的主人，不得已而委曲顺从，后来过路人见到，就会叹息说：“这一定不是张南垣的构思。[6]
南方不少中高级官员的私家园林均由张南垣所设计建造。在文人雅士中也有不少精通造园之道的，有的还能够自行设计、经营、布局，并不完全借助于工匠之手。比如绍兴的祁承?、祁彪佳父子均极好园林，以至废寝忘食，官俸所入，尽用于置办园林。祁彪佳的姻亲张岱也精通造园艺术。张岱出生官宦世家、书香门第、高曾祖父皆有造园爱好，代有营建，总计不下十余座，还在杭州建有一座寄园。张岱自己也有营建，且游览过许多江南名园。写过许多园亭记，约计二十余篇，是研究明代园林建筑史和园林美学的宝贵资料。如他在《陶庵梦忆卷二·梅花书屋》记他的梅花书屋建造工程：
陔萼楼后老屋倾圮，余筑基四尺，乃造书屋一大间。旁广耳室如纱幮，设卧榻。前后空地，后墙坛其趾，西瓜瓤大牡丹三株，花出墙上，岁满三百余朵。坛前西府二树，花时积三尺香雪。前四壁稍高，对面砌石台，插太湖石数峰。西溪梅骨古劲，滇茶数茎，妩媚其旁。其旁梅根种西番莲，缠绕如缨络。窗外竹棚，密宝襄盖之。阶下翠草深三尺，秋海棠疏疏杂入。前后明窗，宝襄西府，渐作绿暗。余坐卧其中，非高流佳客，不得辄入。慕倪迂“清閟”，又以“云林秘阁”名之。[7]
主人利用一间即将倒塌的老屋，稍加修葺，点缀上花木竹石，遂使破旧的老屋焕发了青春，成为一座可与元末大画家倪云林的“清閟阁”相媲美的书斋。可以获得一个远避尘嚣的幽雅读书之处，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小天地，日夕坐卧其间，自得其乐，也是乱世中的士大夫用于避世的某种生活方式。
祁彪佳的初衷本意即使不在蚊蝇嗡嗡的官场去争权夺利，也能够在自己垒筑的诗画境界中以诗词、字画、戏曲、书籍为伴，与爱妻商景兰夫唱妇随，在文化艺术氤氲中平安愉快地度过一生。如果不是那次改天换地的甲申之变，明王朝或许能够在割疆裂土的南北对峙中苟延时日形成南宋那样的局面。
然而，朱明王朝的后裔及其家臣们个个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和擅长内斗高手，官场的四分五裂，军阀的割据一方，终于难以在苟延残喘的半壁江山形成核心而有效对抗如同泰山压顶那般扫**而来的满洲铁骑。帝国一朝覆灭，已经难以再有卷土重来的可能，他作为一介书生如同撒播在帝国土壤的优质种子，只能被飓风高扬起的风沙席卷而去，从自家苦心经营的园林，随同大明帝国的万劫不复，坠落进黑暗的隧道，随波逐流而归于天海。他费时十年所苦心孤诣打造的美丽园林最终成为画饼而被战乱兵燹所吞噬。
其实，从专制帝国走向沦亡的开始，祁彪佳就开始打造体现自身文化价值的园林，地址选择在绍兴郊区依山傍水的镜湖湖畔寓山之下，祁彪佳有《寓山注》序（《寓山注》：记载越州园林的经典）和将友人题咏、唱和诗文连同自撰的四十余篇文章诗文编为《寓山志》，记载寓园打造的前前后后来龙去脉。笔者试图结合寓山所在的地理人文掌故用现代语言翻译这些诗文，结合他的日记记载，让读者大致了解寓山园林的概况及各色让他痴迷的景观创造的匠心所在。
我家的寓园就坐落在当年东汉末年梅子真为躲避王莽擅权所隐居的高士里。这里地处绍兴城西南郊外的山阴县和会稽县交界处。林木葱郁，山水相邻，《世说新语?言语》记载：“王献之云：‘从山**上行，山川自相映发，美景使人应接不暇。’就是赞美寓园附近风光秀美。离此处不远，就是波光潋滟的镜湖，唐代诗人，举进士不第的方干就隐居在附近的岛屿之间终身不出。唐开元中秘书监贺知章请为道士，归山阴故里，以宅为千秋观，更求以镜湖为放生池。于是唐明皇李隆基诏赐镜湖一曲，赏给贺知章。镜湖又被称为鉴湖、长湖、太湖、庆湖，贺知章因此也被称为贺鉴湖。镜湖湖面宽阔横跨山阴、会稽两县，明代徐文长有诗曰：“镜湖八百里，水阔渺荷香。”水面宽阔总纳二县三十六源之水。一名南湖属山阴，一名东湖属会稽。
镜湖附近的景色，清平淡远，夕阳照耀着碧波，摇着轻舟小橹踏浪而游，仿佛进入画中。遥望镜湖对岸绿荫掩映的几栋楼房，那里便是当年南宋大诗人陆游的故居——快阁。陆游有许多诗句就是来自于镜湖的灵感：“千金不须买画图，听我长歌歌镜湖”“镜湖清绝胜吴淞，家占湖山第一峰。”我的山阴老乡徐文长有《春日**桨镜水》一律曰：
短桨长桡出镜湄，弱罗和日本相宜。
广原积绿催芳急，幽谷新莺吐韵迟。
杂蕊搅丝飘易断，柔波排荇**难移。
丽侯佳辰应靡待，飞触缓递棹停追。
寓园附近这些人文山水自然美景使得我可以任意游走欣赏获取。端赖老天眷顾，我家旁边的寓山和我有着深深的缘分。其名曰“寓”。寓意深长，记载了我在童年时代和季超（即祁逡佳），止祥即（祁豕佳），两位兄长以数斗粮食交换来的一座小荒丘的故事。后来弟兄们刨去山石栽上松树，亲自挑着畚箕、扛着铁锹劳作，手脚因此生了很厚的老茧。我当时也撑着小船悠然飘**到寓山，抟着泥土，做小孩的游戏。以后二十年间，松树渐渐长高，山石也渐渐变得古旧，季超兄就弃掷寓山而离去，专心信奉佛教。止祥兄也构建了柯园以作告老隐退的居处。我在山的南面建了麦浪大师佛塔并作《会稽云门麦浪怀禅师塔铭》。以后这座小山就被丢弃在杂草丛生的竹林之中，似乎被忘却了。
等我托病辞官南归，偶尔路过，回想二十多年前的往事，触景生情，于是萌生了打造园林的兴趣，以后兴趣越来越浓不可遏制，这是我打造园林的初衷。兴建初期，只想在山上建筑三五间房子，后来不断有客人来指点，此处可建亭子，此处可建水榭，虽然我开始不以为然.但是我在山水间徘徊多次，进行实地考察后，对于客人的建议却常常萦绕在心头，在脑海久久挥之不去。我认为某处建亭，某处建榭，果然说得在理，都是占山川形胜之利，借景生成，简直天作之合不可忽缺。而且在修建过程中我的兴致愈加浓厚，前面的工程尚未完毕，后续新的设想又涌上心头，常常朝出晚归，乐此不疲，痴迷于园林的建造。偶有家中琐事干扰，也都是在晚上处理完毕。就是睡在枕头上也巴望着等待天亮拂晓到来，立即带上仆人驾上轻舟，不辞辛苦的往来于三里之遥的路程上，那时恨不得几步路就走到寓山不间断地持续自己的造园活动。就是冬寒酷暑，体乏腹肌汗流浃背也不以为苦。就是遇到大风大雨的气候，我的小船也没有一日停息过，我在城中居住的旷园和寓园工地之间都在镜湖湖畔，只要舟楫往来即可。只是到了检查床头钱袋告罄之际，才略生懊恼后悔之意。但是一到工地现场，沿着山水来回梭巡之际，才发现所购置的石材还是太少了，所以这两年的造园运动搞得我几乎囊空如洗，依然坚持不懈，乐此不疲。我发现自己已经对于园林的打造到了病态痴迷走火入魔的状态。开山造园借水成景，犹如借助自然而进行人工的艺术创造，实在能够刺激起人的创作欲望，欲望如火燃烧不可遏制，也就演变成痴狂的病癖，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实在是在自然山水之间雕琢创作一幅立体的作品，山水之间点缀的亭台楼阁桥榭堂屋，实在是在检验自己的审美眼光和艺术创作的能力。
寓园三面临山，山脚有田十余亩；一边临水，园中水石各半分，房屋庐舍和花草树木各半。由鉴湖水路乘船入园仿佛进入海上瀛洲，人间仙境，于是园子东面建有水明廊，“循廊而西，曲池澄澈绕出于青林之下，主与客似从琉璃国而来，须眉若浣，衣袖皆湿”，西面因毗邻“绝壁竦立，势若霞褰”的柯岩，我便建立“通霞台”“选胜亭”“妙赏亭”“笛亭”“太古亭”几个观景亭，大都是斫松葺茅，素桷竹椽，全是天然本色，不加漆饰，本意不在刻意仿古，而是便于看云听风，都是意在欣赏景色不在于观看小亭，画梁雕栋反而与周围景致不相协调了。
寓园中大致建有：寓山草堂和远山堂二座，有亭阁三座，中间有回廊四座相衔接。园中造有八求楼（藏书楼）和读易居（书房）各一，沿湖还筑有堤坝者三。其他各种规制的轩、斋、室和山房若干，均幽静敞亮极其精致。其他居室与佛堂（虎角庵）类，皆各具特色，依山势而造型，根据高下而分设以求出奇制胜。在营构园林时，讲究水石、室庐与花木的搭配适宜，轩与斋、室与山房以类相从，桥、榭、径、峰高低错落，体现了虚实相映、聚散结合等特色，皆借助水道山峰走势，参差点缀，波澜起伏，曲折生辉。险者平之，险中求奇。就如同良医之治病，阴阳互补，相辅相成，对症下药；犹如良将治兵，正面出击，奇兵制胜；又像是高手作画，笔笔到位而灵韵叠出；恰似名流作文，不使一语不含韵味而使人浮想联翩。这就是祁彪佳开园造林的精心构思和营造的苦心孤诣所在了。
寓园开建于崇祯八年（1635年）仲冬的农历十一月。崇祯九年（1636年）孟春，农历正月草堂落成，书斋与廊轩的营造准备亦已经就绪，仲夏，农历五月完工。这个时候造园工程紧张进行，水榭先建，楼阁次之，等到山房竣工，山顶和山脚下的建筑全部完工后，惟剩下停泊舟船登岸的小路尚未开筑，我造园的意愿犹嫌未尽。于是疏通河道开凿小路的工程又开始了。于当年十一月冬天到崇祯十年（1637年）春天完成。前后一百多天内，曲折的池塘穿越窗前而过眼，摇曳的烟柳拂动碧波则生姿，绿树掩映朱红色的栏杆，丹霞流动在翠绿色的山壑，这就可以称作为园林了。而我从事农桑园圃的兴致还很浓烈，于是开始规划丰饶的农林和幽静的花圃，建有梅坡、松径、茶坞、豳圃、樱桃林、芙蓉渡等四时花舍。这时已经是孟夏的农历四月了，我又开始建造八求楼、溪山草阁、抱瓮小憩，经常利用闲暇时间偶然为之，不再以时日去计算了。这就是开创寓园的最大乐趣了。
园林以外，山川之美，如同古人所言：“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尽收眼底；园林之内，花木繁盛，堪比渊明、郑薰所居“五柳先生，七松居士”长入襟怀。四时之景，都堪泛舟月下，迎风吟诗；三径之中，自可呼唤云霓，醉卧雪野。常居此处，令人沉醉，眼界豁然开阔；偶入园中，流连忘返，心怀出尘之思。其中的美妙之处，我实在无暇难以尽情细细向诸君描述了。
以上充满艺术情趣的文字，细致记载了祁彪佳于崇祯八年开始营建寓山园林，一直到其死那年，园林之营建一直未曾中断。然而，在这段时间内正是明王朝内忧外患，长期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积累集中爆发的时期，帝国全方位潜伏的危机犹如蓄势待发的火山岩浆在地底奔突，即将喷涌而出，势将击毁整个千疮百孔的大明江山。此刻，外部忧患如同狂飙席卷完全不可阻挡，内部创伤迅速糜烂已达心脏部位，王朝处于内外交困中的风雨飘摇之中。祁彪佳却一直沉浸在园林营造近乎病态的情趣之中，全心全意一丝不苟地打造自己诗意栖息的园林，几乎是不可遏制的欲望焚烧着他的心，追求园林山水意境的独具匠心，营造亭台楼阁建造的尽善尽美，使得他意志沉迷魔幻入心难以摆脱。
然而，他所精心构造的寓园真是他逃避世上风雨的安乐窝吗？这一年农民起义军大会荥阳。张献忠、高迎祥、李自成率义军攻克太祖皇帝朱元璋的安徽老家凤阳，明皇陵被焚烧。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在沈阳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清兵入塞，连下近畿州县。这些情报作为曾经的朝廷三品大员，后来的二品高官，即使致仕也能通过邸报清楚了解形势的发展。在祁彪佳的《林居适笔》《山居拙录》等日记中，常有记录同内子至寓山、与内子举酌、偕内子放舟归……如崇祯九年十月，恰逢商景兰生日，祁彪佳便在寓山举放生社，盛况空前，夜晚又“悬灯山中”为乐：“初八日，为内子诞日。放生诸社友毕集，禅师迩密、历然、无量俱至。自举社以来，是会最盛。”崇祯十年，张献忠、罗汝才自襄阳攻安庆。李自成入四川，连陷州县，逼近成都。寓山园林初步建成，祁氏夫妇在寓山中乘月**舟、悬灯水涯、种菜读经：“二月十二日，同内子至寓山。午后，内子复至，乘月**舟于听止桥下。”“四月十九日，与内子至山。令奴子悬灯于水涯，波光掩映。”“四月二十五日，与内子至寓园，督奴子种瓜菜，阅《楞严经》。”“闰四月十二日，至山。午后，同内子复至山看月，深夜乃归。”崇祯十一年清兵入塞，明督师卢象升战死巨鹿，北京戒严。而祁彪佳夫妇：“正月二十三日，霁。至寓山，督石工筑坝。午后，复与内子至，种花树于两堤。”“三月初六日，至寓山。内子督诸婢采茶，予督奴子植草花松径中。”崇祯十二年：清兵克济南，俘虏德王凡深入二千里，下畿内、山东七十余城。三月清兵出青山口，北归。五月张献忠再起于谷城，败左良玉于罗猴山。此类“虏情”和“贼况”不停在邸报和日记中出现，祁彪佳却在“三月十四日，内子率诸婢采茶。予于四负堂再简木料，更定归云寄及东楼之址”。还有一些时候，则是商景兰作主角，带领祁家老母、诸姊、诸婶还有两个儿子一起到寓山游乐。
看来寓山初步建成之后，在一定的季节还是向社会公众开放的旅游景点，为了宣传这个景点，祁彪佳甚至征集各方名士的赞美诗文编成《寓山志》一书公开刊行。其中收录有张岱的《寓山士女游春曲》。祁彪佳在致这位好友的信中说：“向欲求大作，而翘望词坛，逡巡未敢。兹有续构，尚缺题咏，唯仁兄所赋自当有惊人句、呕心语，足以压倒时辈也。虽所望甚嗜，然十得五六，便足生光泉石矣……”对张岱竭尽吹捧之能事，当然张岱也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果然应约写了一首长歌以酬老友盛情。
张岱在应邀游园后作的《寓山士女春游曲》[8]中有“春郊漆漆天未曙，游人都向寓山去。大舠小舠来不已，仓促莫辨村与市。阿房宫中脂粉腻，洛阳纸贵芙蓉髻”“今见名园走士女，沓来连至多如许。倩装灼灼春初花，笙歌嘈杂数布蛙”“谁使四方同此地，园中主人得无意”等句，极尽褒扬之意。题咏之后又附一函，称：“寓山诸胜，其所得名者，至四十九处，无一字入俗。到此地步大难。”他夸赞主人自具摩诘之才，自己的题咏则鄙俚浅薄，如同丑妇见公姑。祁彪佳病中读后，称之为空谷足音，“是一篇极大文字”。
此诗，作于崇祯末年，其时李自成起兵，清兵大举入塞，形势非常危急。诗中出现“因见处处烽烟急，兵戈不到有几邑”云云，透露了时局吃紧的信息。但是寓园的主人和当地民众并没有感觉到危机的即将到来，只当还在太平盛世中，粮食丰收，贱如泥沙，穷欢极乐。天不亮，游人就乘船从郊外来到寓山，青年男女尤其兴高采烈，姑娘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油头粉面，至有脂水涨腻之感，小伙子们乘机向她们挑逗。一直玩到日落，船上不断传来催人回家的阵阵鼓声，有人还站在码头上流连不去。看来具有文人情怀的主人很乐于向民众展示自己的山水园林杰作，也乐于在这偏安一隅的乐土，与民众共享不易得到的太平年景。而作为朝廷三品大员的祁彪佳是每天都有可能接到朝廷对于国家形势分析塘报的，竟然还有闲情逸致躺在寓山乐土上充耳不闻。
祁彪佳仿佛置身于朝政大局的风雨之外，享受着世外桃源般安逸逍遥的士大夫隐逸生活，颇有一点古今名士不知魏晋，遑论汉唐的出世意味。然而，他毕竟是朝廷大臣，尽管致仕归乡与朝廷拉开了距离，但是儒家情怀已经完全浸入骨髓，只是人生欲望和理想追求交织的复杂心理，使其在入世和出世之间徘徊观望，也许是对糜烂的朝政完全失望后的寄情山水，也许是自欺欺人般的沉迷幻境而享受生活。但是大局溃败，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唇亡齿寒，失去了朝廷的屏障，他要么当贰臣，向新朝曲膝投降，要么尽忠前朝殉节去死。如同他这样的朝廷二品大员（苏、松巡抚也可称作江南巡抚论之）、社会知名乡绅是连选择隐居山野当遗民的权利都不具备的。因此，大动乱的年头人生避世的念头毕竟是某种枉然的虚妄。他的身上已经牢牢地刻烙着名宦和名士的双重印记，这都使他成为引人注目的政治和社会人物。他回避不了政治震**对于他内心的冲击。只是天理和人欲在不停地交战，他的良心在不停地叩问自己的灵魂，脚步却情不自禁地继续在心里魔障的引诱下，流连于寓山园林的打造之中，难以却步。
在这一时期，祁彪佳一面致书故友询问“都门近况”，身在江湖依然心系魏阙不忘君父，以退休官员的身份与地方缙绅商量所谓“御寇”之策，一面在内心中不停忏悔自己“以有用精神埋没于竹头木屑”。然而天性使然欲望驱使，理性仅仅只是欲望之海中的死水微澜而已，瞬消即逝，寓山工程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就在连续接阅邸报江山沦亡噩耗频传的次日，他又“至山督造工程”。当然内心他还是深深自责的“营建藻瀚，溺志歌舞，有意以为之者，皆苦因也”[9]。一位叫王朝式的朋友劝诫他，如此乱世之秋大兴土木，实在是负君、负亲、负己。不听朋友劝诫，则是负友。然而，非常搞笑的是祁彪佳竟然借此由头，又在寓园弄出了一座题名为“四负堂”的建筑，以作灵魂忏悔的场所。他一面继续自己世俗人生的享受，一面又不停地忏悔，以寻求灵魂的安宁。黑色年代的黑色幽默，黑色幽默继续着他的双色人生，最终以生命去殉道，撒手人寰，一切寓园美好的风光都将和财富、娇妻割舍而去，完成了自己灵魂的超度。但那绝不是赎罪，而是对于帝国的忠诚。尽管这个帝国已经完全地腐朽没落到了无可救药，只等待利刃割去最后的生命线。而祁彪佳在生命线还未连根割去之前依然滋长着欲望，可谓生命不息，造园不止。
甲申年（1644年）的岁末，祁彪佳终于在为弘光小朝廷忠心耿耿服务了半年之后，和他老乡刘宗周一起被马、阮之流排挤驱赶出了朝廷，再次恢复到寓园寓公的角色。对于祁彪佳来说很可能是正中下怀的事情。这一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天空飘**着冷雨，心情和天气一样晦暗，他已经深深感觉到了国势的颓败已经非人力可以挽回了，不如趁早皈依自己精心打造的园林，寻找安适与宁静的人生。他的恬淡心情对于官场的成败得失已经看作是过眼云烟不复再去寻觅了，他现在寄托的是寓园中的一草一木和山水情怀了，他不是官场的伪君子和两面人，他是率性和直爽的真正君子，宦海沉浮人生的归舟毕竟还有家庭这个温馨港湾可以返航。寓园就是他的港湾。
他已经完全不寄希望于那个垂死的小朝廷还有起死回生的可能，果然所谓的“弘光元年（1645年）”也是小朝廷走向死亡的年头，五月清兵攻占南京，福王出逃湖州被俘，弘光朝寿终正寝，尸居余气地喘息了不到一年。六月清兵攻占杭州潞王弃明投敌，绍兴鲁监国在帝国落日余晖的回光返照中漂泊流亡去了海上，七月帝国前巡抚、二品大员祁彪佳归隐梦破，坐毙殉国于寓园放生池，他的造园之梦凄美收官。只是他付出了宝贵年华后又付出了生命，他的亡灵被后人超度到了天国，成了腐败帝国的模范，既被他的同道赞美，又被他们的共同敌人所褒扬。
[1] 《晋书·卷五十五·列传之二十五·潘岳》，线装书局，第709页。
[2] 司马光著：《独乐园记》。
[3] 见张鸣著：《宋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92—193页。
[4] 李格非著：《洛阳名园记》，第14—15页。
[5] 沈复著：《明清小品选刊·浮生六记》，岳麓书社，1991年，第89页。
[6] 《吴梅村全集卷五十二·文集三十·张南垣传》，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059页。
[7] 张岱著：《夜航船·陶庵梦忆》，四川文艺出版社，第436页。
[8] 《张岱诗文集·诗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8页。
[9] 《居林氏笔引》，见《远山堂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