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礼崩乐坏下的新思潮汹涌
新旧王朝的交替时期，是一个衰世、乱世，但却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那些离经叛道的新思想、推陈出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永远照亮着中华文明在历史中坎坷前行的道路。
和祁彪佳一起走进历史深处的还有一批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如王阳明、李贽、袁宏道、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汤显祖、徐渭、唐伯虎、文徵明、祝枝山等等。至于在那个乱世之交的殉道者中也不泛文学艺术成就硕果累累的可圈可点者，如冯梦龙、凌濛初、侯峒曾、黄淳耀、黄道周、吴应箕、夏允彝、刘宗周、王思任、杨廷枢、陈子龙、夏完淳等等。一座中国式文艺复兴的高峰，在旧秩序崩溃和瓦解中崛起，又在满清铁骑的践踏下被摧折断裂了。
然而，这些人毕竟都曾经是饱读诗书的儒生，在读书、藏书、著书、刊刻出版书籍的活动，几乎伴随了他们的一生。图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他们是在攀越文化险峰途中的先驱，为后来的时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那些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承载物——传世的典籍。随着出版载体不断更新和高科技化，即使在互联网时代其值得传承的精神价值也是永恒的。真个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明末就是这样一个乱象纷呈，而又推陈出新的时代。
从宫廷到官场乃至全社会作为纲常伦理的“礼乐”象征，也就是统治阶层所追捧定为官学的主流意识形态，随着法统的崩塌，道统也相对瓦解，因而在对内专制手段的加剧，财富聚敛的速度加快，出现了贫富悬殊、腐败蔓延、信仰缺失、道德解构、法治松弛、官僚治理疲软等败象丛生的世象，形成政治、经济、社会体制土崩瓦解的整体态势。实际上演绎着王朝主流意识形态已经完全不能统摄人心王朝末世的乱象。朝廷话语体系完全处于脱离实际的临空蹈步般的虚空，只是在那里自说自话般地表演着伪善，在精神文化层面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和东汉末年“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局面。
新思想在统治者对于意识形态管控相对松弛时开始萌芽，在民间知识分子阶层中得到广泛响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文官阶层的思想走向。而明末藏书、著述、刊刻图书的风气盛极一时，印刷业的发达，在事实上催生了出版业的繁荣，促进了新思想、新观念、新的生活方式的广泛传播，缓慢地沿着世界文明史的路线碎步前行，遵循的依然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的步伐迈向现代化。如果不是外民族的入侵，封建王朝内部所滋生的早期资本主义萌芽也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自然成长。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中国社会的进步，只能沿着自己的客观规律艰难曲折地向前推进。
祁彪佳家族三代藏书的历史几乎是伴随着家族的造园史一样漫长而执着，造园和藏书共进退，园林毁于战火而藏书也在变乱中流失。原来在绍兴城中祁家就建有一座颇具规模的旷园。其父祁承爜（1563—1628年），字尔光，号夷度，又称为旷翁，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曾在山东、江苏、安徽、湖南为官，累官至江西布政使右参政。祁老爷子曾经耗巨资在绍兴城建造了一座庄园——旷园，“园林极盛，藏书娱乐其中”。这应该就是祁彪佳兄弟充满着书卷文化气息的老宅。
清代学者全祖望在《旷亭记》中称祁承爜治旷园于梅里，有澹生堂，其藏书之库也；有旷亭，则游息之所也；有东书堂，其读书之所也。祁氏为其藏书楼起名“澹生堂”，取义于《文子?上仁》中“老子曰非澹漠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表达了他澹泊明志的藏书志向。而名其庄园为“旷园”并自号“旷翁”，亦在表明自己神怡心旷，无往不适的豁达胸襟。祁承爜从小就是个拥有书癖的人。如同张岱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癖不可与之交，以其无真气也”。
在整个官场按照“三纲五常”的礼教指导下，都嚷嚷着要“从天理而灭人欲”，但而现实生活中，“天理”从来就没有战胜或者消灭过“人欲”。人的各种欲望和追求，只是人的自然本能和主体精神的表现形式与生俱来，不可或缺。压抑的结果却是人性的扭曲和变异。凡是政治的或者宗教的压制，反而越是压抑，越是如同天狗吞日那般猖獗，如同火烧着了云彩，变着法子在天际流窜，在天地一片昏黯中终究会亮出一丝熹微。
那种世纪末人欲横流的现象，在明末世俗小说“三言二拍”和《金瓶梅》中有着深刻的揭露。诚如鲁迅先生当年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其为世情小说：“在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那是专制体制下旧道德解构，商品经济市民社会新道德艰难成长过程中的混乱。那种新旧交替时期必然出现的混沌，预示着新思想在黑暗中显现出的曙光。人欲横流金钱至上首先是“乱自上作”，皇上和臣子们的荒**才导致了整个社会风气的败坏，也才有了新思想、新道德观、价值观的破土而出。统治环节的松弛，个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程度才会相对宽松，有时往往出现的却是新价值、新规范未建立前的矫枉过正的“二律背反”，才使得在失序中社会逐步走向新的秩序，这是符合自然万物否定之否定规律，从量变到质变飞跃原理的。
明末实际上是一次中国历史上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复兴，文艺形式适应大众市场需求多样繁荣发展的一次文艺复兴小**。这次**中涌现出类似《金瓶梅》《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样触及时事，真实反映社会生活的白话长篇小说以及“三言二拍”等白话短篇小说。文学的繁荣更多地反映了市民社会的生活和情感追求。《水浒传》中的官逼民反，农民起义军队伍的分化瓦解揭示出起义队伍的必然走向：要么走上王朝政治交替循环的道路，在残酷厮杀、生灵涂炭中诞生天下共主，成为新的帝王，走着中国专制王朝循环的老路；要么被招安成为王朝的鹰犬走卒，去扮演帮凶的丑恶角色；要么在各种势力的残酷绞杀下走向覆灭。儒释道三教合一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主宰天下人心，从天庭到人间，从龙宫到地府，宇宙六合，一片混沌。在那种混沌中所诞生的奇妙灵感使得《西游记》横空出世，作者奇思妙想的文学虚构的能力，饱含诗情的哲理奇思，至今无人能够超越。象征追求自由反抗压迫的孙悟空在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和如来佛祖的三重禁锢中难以突围而出，最终其造反精神被压倒在象征中国金木水火土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五行山下，皈依驯化修成正果。儒道释既是主宰也是牢笼，成为驯服工具被执掌大权的帝王所主宰。
汉末军阀主导的乱世所演绎出的《三国演义》正是王朝崩溃的真实写照。小说勾勒出的王朝政治的阴暗和枭雄之间的阴谋诡计迭出，是中国权术主宰下宫廷政治的昏魅和下作。至于那些有着儒家美好理想追求的士人往往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人格悲剧，一直在王朝盛衰的历史中演绎着重复着。儒家先贤们勾画出的儒家“仁者爱人，世界大同”乌托邦，最终湮灭在法家愚民牧民暴政苛政的血泊中。这就是中国历史的残酷。众多美好的言说骨子里却是杀人和被杀，戕害的不仅是肉体还有灵魂。
明末横空出世的“四大名著”。其思想艺术成就时人论述颇多，不再赘述。而在戏曲艺术上奇峰凸显的是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尤其是《牡丹亭》的思想艺术成就直逼同时代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写出了封建纲常礼教压迫下青年男女在爱情生活中的无奈和苦闷，在情与理的冲突中，美丽的爱情之花凋谢在礼教的压迫之下，以悲剧形式将人类有价值的灵魂毁灭，又以喜剧形式编造着王权恩赐婚姻圆满的大团圆结局。它所塑造的追求人性自由和美丽爱情的叛逆女性杜丽娘的感人形象，其中蕴含着作者本身的理想追求和思想的局限。
这是一个文学艺术思想家群星璀璨的时代，这个时代打造了明末文化特有的天空。直至满清铁骑在杀戮中建立新的封建统治秩序，实施残酷的文化钳制，再一次在扼杀新思想的过程中恢复了“儒表法里”王朝的改朝换代，完成了财产和权力的转移。所谓“康乾盛世”实际是在血腥强权和愚民政策并驾齐驱中铸造完成的。嘉庆之后和珅跌倒而官僚统治的腐败并未铲除，帝国的曲线开始下滑。绵延至清末统治阶级元气大伤之际，文学艺术思想言论的复兴再次出现，那些暂时被高压钳制淹没在沧海波涛之下的礁石，又一次露出水面，凸显于海的平面，展露出生气勃勃的社会大变革前思想解放的气象。而这一历史现象却使得中华文明落后于整个世界文明的脚步整整一至两个世纪。可以说康雍乾三朝绝对的思想文化专制，延缓了中国走进现代文明的步伐。
那些新兴起的代表市民阶层追求的通俗文学表现形式，揭示了社会大变革时代所产生的思想解构、道德沦丧、官场腐败、世俗风情等触目惊心的现状。紧贴时代发展的脉搏，在近似“礼崩乐坏”社会大转型期的拼图中，给人诸多历史和现实的关照，至今仍然像是镜子那般映照着当下的天空。
沿着明末社会史和思想史的脉络，将这些文学现象置于16世纪全球社会转型与文化变革的背景中，探讨作品所展示的政治文化、民俗风情、经济活动、观念形态、器物日用等诸多现象，并在中西思想谱系的比较中定位，完全可以在明末的社会世相中提炼出商品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市场经济的繁荣，却导致了封建政治法治体系在实践中的名存实亡，甚至于全面解构的残酷现实。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大量揭示：政治生态的无序化触发了官商勾结，权力和金钱**后权势张扬的社会黑暗，人的欲望在失去思想道德约束后犹如脱缰的野马疯狂践踏着人性的底线，物欲横流而演变成兽性般的群魔乱舞和对社会财富贪婪攫取和鲸吞。
那些被称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和诸多发人深省的典型事件，在历史的变迁中，延续着永恒的魅力，给人们以诸多的联想，让我们体味到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的畸形发展。分配不公、精神崩溃、信仰缺失、道德瓦解、贪腐蔓延所导致上层庙廊和民间江湖的互动，造就了貌似太平盛世下花团锦簇烈火烹油中所深藏着的污水横流，导致了社会整体文明水准下降。
程朱理学作为整个帝国官方所竭力提倡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精神支柱在从上到下的现实生活中已经完全沦落坍塌。很让我们想起《红楼梦》中“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苍劲悲凉，文人学士们对整个社会现实是绝望的，绝望中诞生了许多叛逆的文人，从心学大师王阳明到“童心说”的创导者李贽，延续到“性灵学”的鼓吹者“公安三袁”，他们以人的主体精神的确立到独立人格的塑造，进一步否定了天理对于人欲的控制，乃至延续到了明末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思想家的诞生，对于整个王朝合法性的反思和质疑。这是思想界和文学界的相呼应。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红楼梦》所言：“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者，独宝玉而已。”显然大明王朝的倾覆前兆，在孤独中相守的文人士大夫中是深刻体会到了的。
这些文学、思想作品的传播都是和明末礼崩乐坏的现实相照应的。明末的图书出版和戏曲文化的繁荣是市民社会萌芽的标志。
这些现代文明传播体制萌芽的出现，在明末均是借助于书院的自由讲学之风，借助于文学社团的联络文学同仁，在事实上形成了对于帝国政治权力运作的制约，比如以南方新兴地主集团为基础的东林党人和以后的复社就有着对于政治的强大影响力。因此，在明末凡强权运作一时猖獗时，则焚毁书院，禁止私人讲学，比如张居正和魏忠贤执政时期。到了清代，为了稳定政权，则开始实施文字狱，康雍乾三朝则登峰造极开始了对儒家知识分子的全面思想禁锢和人身杀戮最终使得专制权力空前强化，知识分子变成没有思想自由和独立意志的奴才，匍匐于皇权的的神坛之下为猪狗或者成鹰犬。
皇权的至高无上，权力宰制社会的肆无忌惮，按照等级专制的金字塔式结构布局，地位越高的人，占有财富的欲望越强烈。贵为帝王，欲望占尽天下美女，贪尽天下财富，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女人也只是财富的一部分，是权势张扬的象征。至于官场只是按照权力金字塔的层级不断对于天下财富进行按等级再分配的过程。
因此，道德说教和理论倡导与行为实践之间的严重脱节，导致了政权的虚伪性，其合法性基础完全动摇。一部千疮百孔的人才孵化机器和建立在程朱理学基础上的科举人才拔擢机制，孕育出来的就是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行若狗彘的伪君子。
那些道学先生掩盖自己真实嘴脸的官僚在张岱看来都是戴着面具行走的假面人，作为人不可能无个性无情趣，而那些看上去干干净净一本正经的官场大员，其实是将自己喜怒哀乐的真实性情掩盖起来，是在政治上包藏着更大的祸心野心家、阴谋家。比如王莽、李林甫、严嵩那样的奸佞，在人前人后的嘴脸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的真实性情被巧妙掩饰起来，为的是实现自己见不得人的政治目标，以政治的权势去攫取社会的财富，表面上还要装得道貌岸然，骨子里却是男盗女娼。然而，真正的性情中人，是不回避自己个性张扬的，其实就是性情趣味的展示，而追求到了极致就是成癖了，在一般人看来就是病态或者变态了。其实是他们异于常人的特别秉性的张扬，是对于社会传统的个性化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