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勋臣子弟是寄生于帝国肌体逐步扩大的癌细胞。勋臣也即跟随太祖皇帝出生入死打下江山的开国功臣们在江山定鼎后，按照功劳大小被封为公、侯、伯等各种爵位的开国将帅的后代们。父辈的这些显赫爵位有些是可以世袭的，也就是老子们的战功换来的勋位可以由后代们分享。长子可以世袭继承自己父辈的爵位和俸禄，世子以下封为将军、卫尉等虚衔享用禄米。但是这些授为各等级爵位的勋贵子弟在安享荣华富贵的同时却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也就是失去了参与政权管理的资质，本质上也是某种防止勋臣造反谋取江山的赎买制度，是以金钱爵禄换取政治稳定的制度性设计。
明代勋戚贵族在帝国中的地位一直不容小窥，只是时代不同，各有消长罢了。朱元璋时代，因为打天下的缘故，政治就是功臣集团与皇帝共享的结果。因此，对待文官集团的腐败，可以将反腐政策执行得非常彻底和铁血无情，皆因为文官们只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臣仆，身后没有庞大的军事实力作为支撑，只能俯首帖耳供皇帝驱使效力。
随着朱元璋诸子的成长并掌握强大的兵权，使得朱元璋可以采用铁血政策清洗功臣集团，改变自身权力的基础。朱元璋在培养太孙时，反复告诫他要依靠众藩王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要保朱氏家族江山的永不变色，想来还是觉得自己家族的子弟来得可靠。老朱并不明白，帝王的权力对于自家弟兄一样有吸引力，而所谓勋戚家人的子孙一样会腐败变质。由帝国早期的艰苦创业，到后期的养尊处优，一样会使自己的子弟变成不学无术只会养尊处优的败家子。所谓“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多挟重器”的结果，必然是误国误民，最终危及帝国本身的安危。
靖难时期，建文帝和皇叔朱棣之争，以及后来的安化王、宁王造反都说明了皇权对于自家人都是有吸引力的。这也使得功臣和文官的力量有所复苏。（文官勋戚跪迎新主，一直是明代的特色，从燕王渡江，到李自成进北京，再到清军进入南北两京，这一出出熟悉的场面不断上演。）永乐时代因为靖难之役的原因同样要分封功臣，造成明初政治一直是功臣、文官元老和皇权共治的局面，权力斗争基本以内廷向外延伸。所以从永乐到宣德，皇帝为了加强皇权，开始精心设计宦官政治，使得影响明代历史的宦官二十四衙门初具规模。正因为有宦官制度的保证，使得皇权在与功臣和文官重臣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明代皇权政治的形成恰恰是从武宗正德时期开始的。到嘉靖时期完成转型，功臣贵戚才被真正排除出权力中心。
明朝初期参造前朝之制，列爵五等以封功臣外戚。后来革除子、男二爵，只留公、侯、伯三等，定制：“凡爵非社稷军功不得封，封号非特旨不得予。”明朝爵位分两种，一是只授终身（不世），二是可以世袭（世）。爵位的“世”与“不世”，以军功大小而定，均给诰券。除有军功者外，可得爵号的还有曲阜孔子后裔衍圣公及驸马都尉、外戚等因恩泽受封者，但只是给诰而不给券。与前朝不同的是，明朝的公、侯、伯只有爵号和食禄，并无封邑。明朝，王爵为皇族专享（开国诸大将死后有追封郡王者），皇族封爵均世袭罔替。皇族封爵有亲王、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封奉国中尉。明朝另有国公、侯、伯三等爵专授功臣，三等爵可以世袭。
明朝的异姓封爵为：公、侯、伯，凡三等，以封功臣及外戚，皆流传有世。功臣则给铁券，封号四等：佐太祖定天下者，曰“开国辅运推诚”；从成祖起兵，曰“奉天靖难推诚”；余曰“奉天翊运推诚”和“奉天翊卫推诚”。武臣曰宣力武臣，文臣曰守正文臣。受封而领铁券者，为世袭封爵，否则为流爵。袭封则还其诰券，核定世流降除之等。爵位世袭，或降等以袭。公、侯、伯封号分四等岁禄以功为差，可掌参五府总六军，出则可领将军印为大帅督，辖漕纲，但不得预九卿事。按照永乐的设想，勋贵和文官应该是大明的两根支柱，靠文官治国，靠勋贵掌军制约文官。英国公张、成国公朱两门，自永乐以来，深受皇室信任，又有其他靖难功臣子弟，互相联姻，尽掌都督府，而此时“初间以公、侯、伯为之，兵部掌兵政，而军旅征伐则归五军都督府”，文官根本不掌军事。
明英宗时的“土木堡之变”是明朝勋贵衰败的转折点。也即正统十年（1449年）七月，也先率瓦剌扰大同，大太监王振挟英宗亲征。八月英宗还至土木堡被瓦剌军所俘虏，郕王朱祁钰监国，九月即帝位，是为景帝。据《明史》中《英宗前纪》记载：
壬戌，师溃，死者数十万。英国公张辅，奉宁侯陈瀛，驸马都尉并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尚书王佐、邝野，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王永和，副都御史邓棨等，皆死，帝北狩。[1]
在土木堡之役中，损失的文武官员数百人，都是大明王朝当时的精英分子，尤其是武将勋贵，几乎一锅端了。之后就是兵权归于兵部文官之手，五军都督府不过守空名与虚数而已。就作战效果来说，勋贵至少一部分要有较好的军事素质，能够胜任大军将帅的职责。就专制皇权必须掌控军权的前提来说，皇帝必须要在军中保持较高的威信。勋贵本身有极高的地位，又是世代领兵，很容易在军中建立威信，进而威胁皇权。这就需要皇帝本人在军中树立威信，控制军队。
这其实是很难实施的一项帝国用人制度，如同帝祚的绵延长久和继任者本人的素质有很大关联。帝国的皇位世袭继承和勋臣的恩荫承继一样，面临人才选择的余地很小，因而人才优势的逐年递减，基本是一代不如一代，勋臣的继承人总体也是坐吃山空腐化堕落者多。
勋臣人数不多，其中可供选择将帅者，人选相当有限。这些人往往一出来任官就是当参将（明初参将是总兵官的副手，地位很高，相当于现代的省军区副司令），而这些人不是按照军功逐级晋升上来，而是靠制度性恩荫蹿升高位，既缺乏基层作战经验，且在军中因为出身的显贵而骄横跋扈，缺少相对的人望，统兵、领兵的实际效果很差。
天顺至弘治朝仍然有不少勋臣出镇，但至少有半数勋臣出镇表现不佳。这无疑会推动明廷减少勋臣出镇的任命。（事实上到嘉靖朝都还有一些勋臣出镇，但多是在南京、湖广、贵州等内地，及临清、扬州的漕运总兵。九边则少有勋臣了。）英宗死后，宪宗是个结巴，羞于与大臣论事，明朝皇帝从此开始依靠司礼监（实际多是“文官化”的宦官）和内阁，在文书周转中处理政事。
天子亲征在明初制礼乐时，放在军礼之首位，依次为遣将、出征、祭祀之礼，及亲征还还要举行献俘、论功行赏之礼仪。《明史卷五十七》记载：
洪武年闰七月，诏定军礼。中书省会儒臣言：古者有天子亲征，所以顺天应人，除残去暴，以安天下，自黄帝习用干戈以征不享，此其始也。[2]
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都是马上打天下、得天下的一代雄主，亲征之事司空见惯，是其文治武功开疆拓土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的皇帝所谓“亲征”都是拙劣地模仿先祖的闹剧，明英宗亲征竟然被瓦剌军生擒，导致变生肘腋连皇帝之位也被自家兄弟夺了去。后来的天子亲征的除了武宗之外，寡人们都对亲征之事兴趣不大，明孝宗晚岁说过要亲征的气话，可能被武宗听去了，“继承父志”不时演出一些“亲征”的闹剧，只是以此为名，到处游山玩水，抢掠民女，暴敛民财而已。这样的皇帝，当然也不能再在军中直接建立威信。
那么，使用文官系统去控制军队，再加上宦官从中监控，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相应来说，勋臣中有军事才干者也越来越少，弘治之后武功衰落，更是很少新封爵位。京营的战斗力一直无法真正提高。明末京营战斗力低下难于抵御内寇外虏入侵的现象，恐怕也是在政治上难以选拔良将的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武宗朝试图调入边军武将整顿京营，并将许泰、江彬等人封为新的勋臣，统帅他们亲征，有恢复明初统帅体制的倾向。但是武宗是在玩弄“亲征”游戏，在最终玩死了自己后，江彬等人就被朝臣和宦官武将张永等联合清算，这些边将未能完成向新带兵勋臣群体的转化。在没什么军事才能的勋臣们的操练下，朝廷虽然屡屡下旨申饬，明朝中期由吏部主持，设立武举科考，也有了武举人、武进士这些担任军职的机会，然而在政治地位上依然低于文科科举下录取的举人进士。在国家危难时期，这些子弟常有临危受命担任军职去领兵打仗建立新功勋的机会；但在承平时期就显得闲极无聊，饱暖思**欲，在掠夺民财民女上下工夫，皆因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结果。这点和明朝的亲王很相似。他们极具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欲望，但是这样的机会似乎十分渺茫。
在永乐、宣德、正统三朝派兵出征时的勋臣为大将、重要场合皇帝亲征、太监监军或直接带兵、文官主要管理的后勤的军事模式，逐渐变成了文官任总督、巡抚（带提督军务衔）、武将任总兵、太监监军的三方体制。而皇帝和勋臣，则近乎同步地退到了幕后。前者继续保有稳固的皇权，后者安逸地享受着荣华富贵，不再出任统军治兵的实权，使得勋臣后代们大部分成了徒有虚名不堪大任的纨绔子弟。所以明代末期的皇帝才不得不依靠宦官取代勋贵去平衡文官集团对于军事权力的掌控和扩张。
武官地位不断下降，二品武官给五六品文官行跪礼的事在这之前根本是不可能出现的怪事。即便如此，文官系统还是不停去侵蚀军权。到后来，明朝天子真正能指挥得了和指挥得动的军队，除了内廷太监和御林军，基本就没多少了。而文官和太监缺乏制约坐大的结果，产生了明末致命的恶果就是阉党和东林党大臣及文官其他团伙的党争不断，最终大明帝国在内讧和外乱中走向覆亡。
冯梦龙的纪实文学《甲申纪事》中粉墨登场的就是此类贵族子弟。如中山王徐达的子孙魏国公徐弘基、诚意伯刘基的后代刘孔昭等等就属于这种利用新君主的选择，而企图拥立之功，实现扩大政治空间、拓展权力、参与政治决策的图谋。而这些人大部分徒有虚名，并无实际行政和军事能力，只是绣花枕头一肚子秕糠的蠢货，未见到他们在江山变异之际的救世壮举，只是一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争权夺利的宵小之徒。
至于那些依靠祖宗遗荫世袭封王拜爵的纨绔子弟，闲极生事常有强抢民女、强占民田等鱼肉百姓危害地方治安的恶行，也使得朝政不断恶化。当然，还有一些皇亲国戚，被十六朝帝王们不断追封公、侯、伯等贵族头衔，也就只是享有空名和俸禄，除了增加帝国越来越入不敷出的国库饷银之外，就是继续膨胀着帝国官员寄生队伍的数量，使得人浮于事盘剥百姓的特权阶层队伍不断庞大，犹如恶性肿瘤寄生于帝国千疮百孔的肌体，加速了帝国崩溃的步伐。
[1] 《明史·英宗前纪》，线装书局，第30页。
[2] 《明史·卷五十七·志第三十三·礼十一》，线装书局版，第3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