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工程师可以建造一个由精密的生物机器人组建的社会。从外部来看，它会和我们的社会完全一样。你会看到人们开车去上班、工作、在餐馆用餐、夜晚回到家然后入睡，但是你要是打断其中一个机器人，并让它解释为什么它决定做这些事，那么它不会有答案。它从未决定过做任何事，不涉及任何有意识的想法，它只不过是在依照自己被编好的程序做事而已。
1976年，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尤利安·杰恩斯提出了“二分心智理论”。该理论指出：直到历史较晚时期以前—即大约三千年前，人类运行的方式一直与以上描述十分相似。当然，杰恩斯并不认为我们的祖先是机器人，但是他确实主张我们的祖先是没有自我意识或者自省的能力。虽然他们种田、建造城市、发动战争，但他们这么做是没有意识的。他们就像自动机器一样运行。如果被问起为什么会如此行动，他们也没有回答的能力。那么，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做出决定的呢？这里是杰恩斯理论最奇怪的部分。杰恩斯主张，我们的祖先都受自己脑中声音的指引—幻听—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他们顺从地跟随这些指示，因为他们相信这些是上帝的声音。
作为一名年轻的研究者，杰恩斯对人类意识之谜产生了兴趣。他感兴趣的并不是指保持清醒或对周围事物有觉知方面的意识。相反，他着迷的是我们大脑中制定决策这一部分的意识。这部分可以被描述为“我们的内省自我意识”，或者说是我们醒着时经过我们大脑的一系列想法，思索着我们过去做过的事，在我们脑中重现场景，并预料未来的事件。
这种意识似乎是一种人类才有的独特现象。我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动物怎么想，但是它们似乎是活在当下的，依靠更本能的行为来做出决策，而我们在自身本能之上还拥有一层自我意识。杰恩斯想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
为了探索这一问题，杰恩斯首先依循了当时传统的研究方法。他研究了动物的行为，在蠕虫、爬行动物和猫身上开展了迷宫实验和其他心理学测试。但是很快他就变得沮丧起来。他断定，意识是太过复杂的主题，无法在实验室受限的环境中被充分阐释。为了理解它，需要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因此，他放弃了动物实验，转而沉浸在研读一系列广泛的主题之中：语言学、神学、人类学、神经学、考古学和文学。
正是从这种涉猎极广的自学中，杰恩斯得到了一个启示。他认识到我们的意识肯定有一段演化的历史。在过去某个时点上，我们的祖先肯定就像动物一样，曾专注于当下，而在那个时候和现在之间，我们的自我意识得到了发展。基于这一点，在其演化过程中肯定是有中间步骤存在的。但是，这样的步骤可能是什么样子呢？他想出的答案是，我们的意识在发展成为成熟的自我意识之前经历了一个阶段。这段时间里，它以一种“脑中的声音”的形式存在。我们的祖先经历了会给予他们指示的幻听。
他想象的情况是这样的：在我们的演化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早期人类作为狩猎采集者群居生活，他们依靠纯粹的本能行为生存，生活在此时此地，专注于手头的任务。这些群体足够小，所以你会认为它们通常处于能听到彼此声音的范围内，在危险的时刻，每个人都能即刻对领头人的口头命令做出反应。就这样，它们并无必要拥有任何种类的内省自我意识来控制自己的行为。
杰恩斯认为，改变的关键时刻大约发生在一万两千年前，那时我们的祖先放弃了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定居下来开始了农耕。由此诞生了更大的社会群体，如城镇以及最终发展出来的城市，这引起了社会控制的问题。人们已无法做到始终待在领导者身边，有一些任务要求他们自行完成。领导者喊出的命令不再能组织群体的行为了。
据杰恩斯说，我们的祖先通过想象领导者可能会让他们做什么而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内化了他的声音，随后每当他们必须做出不寻常的决策时，或者每当他们需要被提醒集中注意力于一项任务时，他们就会以幻听的形式听到这一想象中的命令声。杰恩斯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有人试图靠自己架设鱼梁[87]，时不时地，他脑中的声音就会催促他继续工作，而不是像他喜欢的那样到处闲逛。
最终，这些声音的身份不再是群体的领导者了。人们开始相信他们听到的是一位死去的祖先或者上帝的声音。杰恩斯创造了这样的理论，称数千年来（直到公元前1000年前后），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依靠着他们内在声音的指导，体验着一切。
他在一本书里详述了这一理论，书名让人印象深刻，叫《二分心智的崩塌：人类意识的起源》。尽管这个名字听起来仿佛只有学者才可以读懂，但其轰动一时的主张吸引了公众的关注，它很快登上了畅销书的榜单。
但是，为什么有脑中的声音一说呢？杰恩斯从哪里得来的这种想法？他灵感的一个来源是所谓的裂脑研究。我们的大脑由右脑和左脑两个半球构成，连接左右两个半球的是被称为“胼胝体”的很粗的纤维束。20世纪60年代，外科医生开始采取一种激进的治疗手段，将割断胼胝体作为治疗严重癫痫病例的方法。这一手术留给患者的本质上是头部两个不再相连的脑半球。
该手术的确缓解了癫痫发作，而且患者在手术后，外表看起来很正常。但是，随着研究者对患者展开研究，他们意识到有时候患者表现出很奇怪的样子，就好像他们拥有两个各自独立、相互对着干的大脑一样。例如：在穿衣时，一名患者试图用右手扣上衬衫的扣子，而左手却在同时试图解开扣子。另外一名患者会坚决否认能看到一个物体，而他当时正用左手拿着那个物体。
这些结果使研究者意识到：我们大脑的两个半球不仅各自独立地工作，而且关注世界的不同方面。左脑是以细节为导向的，而右脑关注更整体的画面。左脑可以被描述为更理性或符合逻辑的，而右脑更具艺术性或灵性。
正是这些裂脑研究，使得杰恩斯创立了理论。他声称：我们祖先的原始意识可能类似地被分成了两个，就像大脑也分成两个半球一样。对他们而言，右脑可能发挥着决策者的作用，沉思着长期的计划和策略，而同时左脑可能发挥着执行者的角色，照管此时此地的活动。回到架设鱼梁的例子上，左脑可能应对的是每分每秒的任务细节，而右脑可能作为整体管理者，确保工作顺利完成。
因此，大多数时间里，左脑会掌控局面，但偶尔可能会有崭新的情况出现，左脑会犹豫，不确定该做什么。到了这一刻，右脑会对其发出指令，而这时左脑体验到的会是幻听或者幻视。
杰恩斯将这种假想出来的裂脑意识结构称为“二分心智”，二分这个词是从政治学中借来的术语，在政治学中，它描述的是由两院组成的立法体系，如英国的下议院和上议院。
当然，你我也有左右脑两个半球，但是我们大多数人不会在脑中听到声音。杰恩斯的假设是我们的祖先还没学会协调大脑左右半球，以生成我们所经历的单一、统一的意识。
裂脑研究并非杰恩斯灵感的唯一来源。他宣称：“我们并不需要尝试猜测我们遥远的祖先是如何体验世界的，因为从二分心智时代，实际上我们留存下来了第一手的记录，描述了祖先们当时的生活。通过仔细地审视这一信息来源，我们就可以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的特点。”
或许你曾经读过他所指的这段记录，它就是《伊利亚特》—古希腊宏大的史诗。它描述了特洛伊战争时期的种种事件，史学家认为特洛伊战争发生在大约三千两百年前。我们并不知道《伊利亚特》被写下来的确切时间，但应该是在特洛伊战争的几百年之后。然而，这段记述似乎是根据战争以后口口相传的故事而写就的。出于这个原因，杰恩斯主张，它可以使我们得以一窥那些生活在三千多年前的人的精神世界。这是一部艺术作品，由二分心智所创。
杰恩斯带着重塑其古代作者心灵世界的目标阅读了这本诗作。他很快就看出，古代人对现实世界抱有与我们非常不同的看法。首先，诗中的人物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自我意识。他们从未暂停下来自省一下或者沉思片刻。杰恩斯指出，《伊利亚特》所用的古希腊语中，甚至没有词语可以用来表达诸如意识、心灵或者灵魂这样的概念。
更有趣的是，每当人类角色需要做出决定时，他们都没有自己做决定。无一例外地，会出现一位神祇，告诉他们该做什么。杰恩斯详述了关于这一点的例子。当阿伽门农[88]带走布里塞伊斯—阿喀琉斯[89]的情妇时，一位神揪住阿喀琉斯的头发，警告他不要举剑攻击阿伽门农。是众神领导着军队上的战场，随后又在每个转折点催促着战士，在人与人之间引发争端的也是众神。实际上，一开始引发战争的也是众神，正如杰恩斯所说的那样—“众神代替了意识”。
杰恩斯之前，古典学者曾经提出过众神在这部诗作中扮演的奇怪角色，但是他们一向将其解读为一种文学手法。杰恩斯挑战了这一说法。他问道，如果《伊利亚特》中的众神并不是虚构出来的，而是对古代人真实体验的实际描述呢？如果他们的确听到且看到众神发出命令呢？他提出，毕竟诗中的人物是据实对待众神的，仿佛他们真的存在一样。
当然，他承认，希腊和特洛伊战士并没有真的看到众神；他们只是体验到了幻听和幻视，但是他们可能并不能区分二者。对他们而言，以他们的二分心智，众神可能看起来非常真实。杰恩斯直白地陈述了他的观点：“特洛伊战争是由幻觉领导的，而那些被这样领导的战士一点也不像我们。他们是不了解自己所作所为的高贵的机器人。”
在杰恩斯的年表中，特洛伊战争发生在二分心智时代的末期。人们的意识向着现代意识转变的过程在那之后不久就开始了。
据杰恩斯称，这一转变的起因在于，二分心智过于僵化，无法很好地对真正崭新的情况做出反应。因此，随着社群规模增长并开始与附近的社群发生摩擦，出现了紧张的迹象。人们需要一种更灵活的方法来调节行为。本质上，这些古代人类的世界发展得更加复杂了，而他们需要更精密复杂的大脑组织形式来应对这种情况。其结果就是现代自我意识的发展。人们不再等待聆听一位神明发出的幻觉指令，而是发展出了一个可以做出决策的内在的“我”。
杰恩斯强调这一发展并未涉及大脑的物理变化。现代意识是一种习得的适应性变化，一种通过社交学到的技能—这种技能随后会被传授给子孙后代。杰恩斯提出，即使在今天，意识仍然是我们在孩童时学到的东西，仅在七岁左右就获得了完整的自我意识。实际上，大脑的一个不同寻常的方面在于：它是一个极具可塑性的器官，通过回应社交接触并受其指导而得到发展。没有了社交，大脑就会萎缩。正如野孩子的罕见例子中，儿童在没有人际互动的环境下被抚养长大，他们永久性地失去了学会语言的能力，同时显然也失去了拥有理性意识的能力。
但是，据杰恩斯称，二分心智并没有完全消失。他主张二分心智以许多不同方式留下了印迹，如宗教。据记载，人类大部分的宗教历史中，都充斥着脑中听到声音的人们，并相信这些声音来自众神。例如：先知摩西[90]，他接受了一个声音的指令，而这个声音据说自一个燃烧的灌木丛中发出。
杰恩斯同时还提出，二分心智残存的迹象一直保留到了今天，以精神分裂症的形式存在。那些受到这种病症困扰的人仍然能在脑中听到声音，他们经常把这些声音解读为众神、恶魔或者天使的声音。虽然在古代世界，这样的声音是能够带来好处的，但在统一心智的时代，这些声音已成了明显的障碍，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
杰恩斯的学者同事们并不是很确定该怎么看待他的理论。一些人将其斥为荒谬的。其他人更模棱两可一些。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写于2006年的评论称：“这是那样一种书，要么就彻底是垃圾，要么就是顶级的天才之作，不存在中间的过渡。大概属于前者，但我想押一部分在后者上，以规避风险。”
对于杰恩斯的理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批评。古典学者提出：“尽管《伊利亚特》的大部分内容与他的理论所指出的情况一致，但并非完全符合他的说法。”当赫克托耳决定接受阿喀琉斯的挑战时，他的确显现出在做内省式沉思的样子。另一方面，心理学家提出，杰恩斯暗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会体验到二分心智的状态，但这不大可能，因为他们的幻觉比杰恩斯描述的要复杂得多，种类也多得多。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生物学家克里斯托弗·威尔斯指出：“以与世隔绝的方式生活在现代的狩猎采集者，看起来与所有其他人具有同样形式的意识。但是，如果杰恩斯是对的，鉴于他们与外部世界缺乏交往，并不应该是这种情况。”
实际上，杰恩斯的假说很大程度上只是被学者们忽略了。由于其高度跨学科的本质特点，杰恩斯的假说似乎无人问津，很少被引用。因此，这个假说占据了自己独有的古怪的学术角落。然而，杰恩斯确有一些热情的支持者，他们确信杰恩斯谈及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作为其证据，他们指向了史前洞穴艺术研究中的一些最新发现。
一万到三万年前，我们生活在欧洲石器时代的祖先，在洞穴中留下了绝妙的艺术作品，大多数描绘的是他们生活环境中的动物。这一艺术的复杂性已经使得大多数研究者得出结论，他们肯定拥有与我们非常相似的头脑。但是，1999年，认知科学家尼古拉斯·汉弗莱在《意识研究期刊》中发表了一篇文章，主张情况不一定如此。正如杰恩斯在《伊利亚特》中发现有迹象表明，那时的人们与我们的头脑非常不同一样，汉弗莱也在洞穴艺术中看出了类似的古怪特点。
具体来说，汉弗莱将人们的注意引向了法国肖维岩洞史前艺术，和1967年生于英国诺丁汉的名叫纳蒂亚的自闭症女孩的画作，两者之间不寻常的相似之处上。纳蒂亚是一名艺术天才。尽管纳蒂亚从未接受过任何教导，而且几乎全无语言技能，但在她三岁时，她已开始创作技艺高超的画作。然而，她的画作展现了极为独特的风格。她选择的主题是动物，尤其是马，而且她经常将动物身体的不同部分混合在一起，组成嵌合体生物。她对侧面画有显著的偏好，而且会强调面部和腿部，同时很大程度上忽略身体其他部分，经常随性地画出形象，一个叠在另一个上面。这一风格似乎来源于她过分关注某些部分，同时忽略更大背景的自闭症倾向。
汉弗莱指出，洞穴艺术展现出非常相似的风格，诸如聚焦于动物、嵌合体生物，以及看起来随性的重叠作画。因此，虽然洞穴艺术被经常性地作为“现代”意识出现的证据提出，他却主张完全相反的情形可能才是真相。它可能揭示了这些古代绘画者的头脑是怎样奇怪地具有前现代特点的。
汉弗莱并没有引用杰恩斯的理论，但是他的结论成了二分心智假说有力的回响。他的结论再一次暗示，我们的祖先体验真实世界的方式可能与我们截然不同。从生物学上来说，祖先们的大脑可能和我们的大致相同，但可能是依据非常不同的原理组织起来的。
如果情况如此，这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想法：我们的意识是可以改变的。大脑或许能够重组其自身，从而以新的方式体验真实世界。这件事以前可能就发生过，当时它从二分心智切换到了现代意识，而如果这件事在以前发生过，它未来也许还会发生。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肯定会好奇，它又会采取怎样奇怪的新形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