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孟潮
霍妮花了整整一章来讨论一个防御机制——理想化。理想化是非常重要的防御机制，人的超我=自我理想＋禁忌，而自我理想就来自理想化过程。
在本章第三段，霍妮的医生思维——鉴别诊断的爱好又“发作”了，她想要区分精神病性理想化和神经症性的理想化，然后又试图区分“理想化”和“理想”，并且列出了几条诊断标准。
但如前所述，在现代的心理治疗中，我们最好不要在心理机制、心理动机这些精微层面上进行“病态”和“正常”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否则就容易造成“医疗事故”。不过，霍妮在这一章提出的理想化这个防御机制的六个功能，还是令人赞赏的，直到今天也很有启示意义。
功能1 理想化形象代替现实自信和自豪。最终，这些不现实的自信感被挫折，造成自信被摧毁。
功能2 理想化形象可以消除虚弱感，带来优越感。
功能3 理想化形象可以带来人生的意义感，克服空虚感。
功能4 理想化造成人格的僵硬刻板，使人无法接受自己的错误和缺点。
功能5 理想化带来了艺术创作性。
紧接着，霍妮又花费了大量的篇幅，论述了理想化的第六个功能——它造成了自我的疏离和个人的异化。其实她之前所说的功能4，也是疏离和异化的结果，但是“异化”这个词，有比较深刻的哲学和社会学意义。比如黑格尔哲学中提到主体的异化：主体在认识客体的过程中，被客体异化，完成了主体-客体关系的辨证转化。在马克思的学说中，也被用来说明工人劳动的异化。工人本来是劳动的主人，但是他们最终被劳动奴役了。这种异化现象，现在已经深入社会的各个层面。
美国后来发展出一个精神分析流派，叫作自体心理学，其创始人以“夸大自体”“全能自体”来描述理想化过程，简单地说，就是人的夸大自体被投射到别人身上，形成了对他人的理想化，自己再认同这些理想化形象，形成了自我的理想化。
第六章 理想化形象
我们之前讨论了神经症患者对他人的基本心态，了解了他们用来避免内心冲突——或者更准确地说，处理冲突——的方法中的两种。其一是压抑人格的某一方面，而将其对立面引上前台；其二是保持自身与他人的距离，确保不引发冲突。两种处理方式都能带来内心统一的感觉，从而让个人的心理机制能够运行，即使要让患者本人付出可观的代价。[18]
这里我们要描述另一种方法，即神经症患者塑造出一个形象，相信自己就是这样，或者说当时他自己能够或者应该是这样。不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这一形象总是在很大程度上偏离实际，但它对患者生活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不只如此，这种形象总是在奉承患者自己，就像《纽约客》上刊登的一幅漫画一样，一位肥胖的中年妇女照镜子，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是一个窈窕少女。这一形象的具体特点取决于患者的人格结构，并随之改变。最突出的可能是美貌，也可能是权势、智力、天赋、圣洁、真诚，或者患者想拥有的其他东西。正因为这一形象脱离实际，它常常让人彻头彻尾地自负。因为自负虽然总被用作傲慢的同义词，其意义却是自称拥有某些实际并不具有或只是有潜能而尚未实际获得的品质。这一形象越是不切实际，患者就越脆弱，同时也越渴望来自外部的肯定与认可。我们确信自己拥有的品质，就无须他人来肯定，但如果不实的主张遭到质疑，我们就会极为敏感。
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理想化形象最直白的表现，就是精神病的夸张言行。但原则上，其特点与神经症类似。在神经症中幻想的成分少一些，但对患者而言一样真实。如果把偏离实际的程度作为精神失常与神经症之间的区别，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理想化形象看作神经症中夹杂的精神失常的成分。
从本质上说，理想化形象是一种无意识现象。虽然其自吹自擂的现象即使对未经训练的观察者而言也显而易见，但神经症患者却不知道自己把自己理想化了，他也不知道这些性格糅杂在一起是何其怪异。他可能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他对自己要求过高，但是却把这种完美主义的要求当作真正的理想，从不怀疑这是否现实可行，反倒对此颇为自豪。
至于患者臆造的形象如何影响其对自己的心态，这一点因人而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兴趣的焦点何在。如果神经症患者的兴趣在于让自己相信他就是理想化形象的化身，那他就会相信自己真的是个智多星，是个精妙绝伦的人，就算他犯下再大的错误也是神圣的。[19]如其关注真实的自己，认为真实的自己与理想化形象相比实在可鄙，那么他显然会自轻自贱。这种妄自菲薄所形成的自我认知，如果和理想化形象一样严重偏离实际，那么它就可以恰当地被称作“可鄙的形象”。最后，如果关注的焦点在于理想化形象与真实自己之间的落差，那么他自己知道，而其他人也可以观察到的，就是他不断想填平这道鸿沟，逼迫自己追求完美。在这种情况下，他重复“应当”这个词的频率就会非常惊人。他不断告诉自己该有何感觉、该怎么想、该怎么做。内心最深处，他就像天真的“自恋者”一样相信自己天生完美，而这表现为他相信如果自己更自律、更自制、思想更警觉、考虑更周到，他就可以变得完美。
与真正的理想相比，理想化形象是静止的。这不是他追求实现的目标，而是他崇拜的一个固定观念。理想具有能动性，它们可以激励人追求理想，是人成长发展不可或缺，也不可估量的力量。而理想化形象则显然是个人成长的阻碍，因为它要么否认缺点的存在，要么单纯地对其加以谴责。真正的理想让人谦虚，而理想化形象让人自负。
不论如何界定，这一现象其实早已被人发现。历代的哲学作品对此多有提及。弗洛伊德将其引入神经症理论，并用一堆名词为其命名：自我理想、自恋、超我等。这也是阿德勒在心理学上的核心命题，被他描述为追求超越。如果要在此详细指出这些概念与我的概念之间的异同，那可能会偏题太远。[20]简而言之，这些都只涉及理想化形象的某个方面，而未能将其看作一个整体。因此，虽然弗洛伊德、阿德勒以及其他很多著作等身的作者，如弗朗茨·亚历山大、保罗·费登、伯纳德·格鲁克以及欧内斯特·琼斯等，都曾对此做出评论、提出观点，但这一现象的完整意义和作用还未为人所知。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看起来它满足了患者关键的需求。不论各位专家理论上如何评价，他们都认同一点，即理想化形象是神经症的一大据点，其地位难以撼动，甚至难以削弱。例如弗洛伊德就把根深蒂固的“自恋”心态视为心理治疗最大的障碍之一。
从可能是其最基本功能的一点谈起，理想化形象替代了现实的自信与自豪。一个最终患上神经症的人，几乎没有机会建立自信，因为他曾经遭受的经历太过沉痛。他可能具有的自信在神经症病情发展过程中被进一步削弱，因为自信不可或缺的条件往往已被摧毁了。简单罗列这些条件很难。最重要的因素有：个人情感是否充满活力，是否可以自如动情，是否真正树立了自己的目标，以及能否在自己的人生中积极主动。不论神经症病情如何发展，这些因素总是容易受损。神经症倾向有损自身意志，因为患者从此就会任其摆布，而不再能自主行动。不只如此，神经症患者决定自己行为轨迹的能力不断被其对他人的依赖性削弱，不论是盲目叛逆、盲目渴望超越，还是盲目要求与他人保持距离，都是依赖的表现形式。此外，患者压抑了自己大部分的情感力量，使之陷于瘫痪。所有这些因素，都让他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目标。最后，基本冲突使患者自己内心分裂。这样，因为脱离了现实基础，神经症患者必然自我膨胀，感觉权势遮天。这就是为什么理想化形象里总有相信自己无所不能的成分。
第二个功能与第一个密切相关。在真空中神经症患者不会感到虚弱，让他产生虚弱感的，是一个满是敌人的世界，所有人都时刻准备着欺骗他、侮辱他、奴役他、打击他。因此他必须不断地评估自己，与他人比较，这并非是贪图虚荣，亦非提防变故，只是不得不为。因为他心底认为自己虚弱可鄙——这一点我们随后便会看到——他必然寻求安慰，让自己感觉好些，觉得自己比别人身价更高些。至于形式，不论是自我感觉更圣洁还是更无情，更富有爱心还是更愤世嫉俗，他总得以某种方式让自我感觉优越，不管追求出人头地的驱动力是什么。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需求包含了战胜别人的渴望，因为不论神经症患者的人格结构如何，他总有脆弱之处，而且时刻准备着受人鄙视与羞辱。为了缓解羞辱感，他便需要成功报复来以毒攻毒，这种需求可能付诸实施，也可能主要存在于神经症患者的思想里。这种需求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它是神经症患者追求优越的驱动力之一，并给这种追求抹上了特有的色彩。[21]这个文明的竞争精神不只是总体上易通过制造人际关系障碍来诱发神经症，而且还特别容易滋生渴望成为大人物的需求。
我们已经看到理想化形象是如何替代了真正的自信与自豪的，但是它还有另一种方式来替代。神经症患者的理想自相矛盾，所以不可能有任何强制力。这些理想始终黯淡模糊，无法引导患者。因此，若不是追求成为自己一手创造的偶像，从而让生命多少有些意义，那么患者就会感到整日漫无目的地活着。这在分析过程中变得尤为明显，理想化形象被摧毁后，患者一度感觉茫然无措。只有到了此时，患者才意识到他在理想上心存困惑，而这一认识对他而言却不讨喜。在此之前，不管他对此花过多少嘴上功夫，他对这方面的整个问题都一无所知，对此的兴趣亦无从谈起。现在他第一次意识到理想有着某种意义，并且想对自己的诸多理想一探究竟。我不得不说，这种经历证明理想化形象替代了真正的理想。理解这一功能对于治疗具有重要意义，在此之前，精神分析医生可以为患者指出其价值观体系中的矛盾，但他无法指望患者对这一问题产生任何建设性的兴趣，因此在理想化形象不再不可或缺后，他才有可能解决患者的问题。
与其他功能相比，理想化形象有一个功能，它更大程度上导致了其僵硬刻板的特点。如果我们照镜子，认为镜子里的自己是品德或才智典范，那么，即使是再明显不过的错误和缺陷，也会要么消失，要么披上迷人的色彩，就像在漂亮的画作里，残垣断壁不再是残垣断壁，而成了褐色、灰色、红色交织的美景。
要想对这种防御功能有更深刻的理解，我们不妨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包括这个在内的很多问题，乍看起来都莫名其妙，因为它们会让人想到无数种可能。然而，答案实际上十分明确。一个人对待自身错误与缺点的态度，取决于他接纳或拒绝接纳自己的哪些方面。然而，在相似文化条件下，这取决于基本冲突中哪个占主导地位。例如，屈从型人格者不会把自己的恐惧或无助当作污点；而攻击型人格者却以此为耻，对此加以掩饰，自欺欺人。屈从型人格者认为恶意攻击他人是罪恶的；攻击型人格者则视自己的柔情为可耻的弱点。此外，每一种人都受内心驱使，拒绝承认那个更可爱的自己只是自欺欺人的假象。例如，屈从型人格者必然拒绝承认自己本质上并非真诚、仁爱或慷慨的人；孤僻型人格者则不愿看到自己的清高并非出于自愿选择，而是不得不与他人疏远导致的。但还有个规律是，二者都拒绝承认自己的施虐倾向（后文将展开讨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什么被视为缺点而不被接受，什么就与患者对他人的主导心态所营造的自我认知格格不入。我们还可以说，理想化形象的防御功能在于否认冲突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形象必须始终不可动摇。发现这一点之前，我一直奇怪，患者为什么接纳不了一个不那么重要、不那么高贵的自己。但现在看来，答案已经很清楚。他只能寸步不让，因为一旦承认了某个缺点，他就不得不直面内心的冲突，这就会威胁到他粉饰出来的内心伪和谐。至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内心冲突的激烈程度与理想化形象的僵化程度为正相关。如果发现特别严谨而僵化的理想化形象，我们可以据此推测，患者内心冲突的破坏性也特别强烈。
除却已经指出的四个功能，理想化形象还有第五个功能，同样与基本冲突相关。除了遮掩基本冲突令人不悦的部分，理想化形象还有一种更积极的用途。它代表着一种具有艺术气息的创作，其中的对立面看起来已得到调和，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不再被患者个人看作冲突。以下几个例子会说明这一过程。为避免长篇大论，我将只列出现有的冲突，并说明其如何在理想化形象中出现。
某人名为X，其冲突的主导方面是屈从。他极度需要情感和认可，需要被关爱，想成为慈悲慷慨、考虑周到的施爱者。居于次位的强烈倾向是孤僻，他通常离群索居，强调独立，害怕与人发生联系，对受迫敏感。孤僻倾向不断与对人际亲密感的需求发生冲突，在其与女性的关系中不断制造障碍。攻击性驱动力也十分明显，表现为他处处争第一，间接支配别人，时而利用他人，不容任何干涉。自然，这些倾向大大分散了他爱的能力和交友的能力，也与其孤僻型倾向产生了冲突。患者对这些驱动力浑然不知，他用这三种倾向编织出了一个理想化形象：他是伟大的爱人和朋友——要是哪个女人更关注别的男人多一点，那可倒是怪事了，因为再没有比他更善良的好人了。他是那个时代最了不起的领导者，一个备受敬畏的政坛天才。此外，他还是伟大的哲学家，有大智慧，眼光深邃，能看透生活的意义及其终极的虚无，这样的人凤毛麟角，而他跻身其间。
这一形象并非完全凭空捏造。在这些方面，他都很有潜力。但这些潜力被拔高到了已经实际掌握这些能力的程度，而且成就卓著、无与伦比。此外，这些驱动力具有强迫性，患者却对此模糊处理，转而相信那是自己的内在品质与天赋。取代对情感和认可的神经症性需求的，是假想出来的爱的能力；取代渴望超越他人的驱动力的，是自以为是的超凡才华；取代对保持超脱的需求的，是想象中的独立与智慧。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冲突得以解决的方式如下：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驱动力相互干涉，使患者的潜力丝毫得不到发挥，在他心里却被抬高到抽象的完美境界，看起来形成了一个丰满的人格中协调的几个方面；而它们代表的基本冲突的这三个方面，则被割裂成三个角色，共同组成其理想化形象。
另一个例子更清楚地表明了割裂冲突元素的重要性。[22]在患者Y的例子里，主导性倾向是孤僻，且形式颇为极端，具备前一章所述的所有特征。其屈从型倾向也很明显，但他拒绝看到这一点，因为这与他对独立的追求格格不入。争先创优的劲头偶尔会强行冲破压抑的外壳。他意识到了自己对亲密人际关系的渴望，这一渴望不断与孤僻倾向发生冲突。他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无情宣泄攻击的欲望：他沉浸于大破坏的幻想中，颇为坦诚地祈望杀死所有干涉自己生活的人。他承认自己相信丛林哲学，信奉“强权即真理”这一个信条，并冷酷地追求自私自利，认为这就是聪明而真诚的唯一活法。然而，他却非常怯懦，只有在某些情形下，才会爆发怒火、诉诸暴力。
他的理想化形象是下面这个怪异的组合。大部分时间里，他是住在山巅的隐士，有无上智慧，享无边宁静。极少情况下，他会变身为一个狼人，全无人的情感，痴迷杀戮。但这两个水火不容的角色似乎还让他意犹未尽，因为他还是一个理想的朋友与爱人。
我们看到，患者同样拒绝承认神经症性倾向的存在，同样妄自尊大，同样把潜能当成现实。不过，在这个例子里，患者并未尝试调和冲突，矛盾依然存在。但与现实生活中相反，它们看起来纯粹得很，因为这些对立面被相互割裂、互不干涉。这似乎才是关键，冲突就这样消失了。
最后，还有一个角色更为统一的理想化形象：在患者Z的实际行为中，攻击性倾向占绝对主导地位，并伴有施虐倾向。他盛气凌人，常常剥削别人。受吞食天地般的野心驱使，他冷酷地前进，神挡杀神，佛挡杀佛。他可以策划、组织、争斗，并有意识地彻底遵循丛林哲学。他同时也极为孤僻，但他的攻击性驱动力始终让他身处人群，人际关系错综复杂，无法保持超脱。然而，他时刻保持高度警惕，避免卷入私交，不敢与人同乐。直到这一步他还颇为成功，因为对他人的积极感受被大大压抑了，对人际亲密关系的欲望则主要以性关系为渠道而得以满足。然而，他还有明显的屈从倾向，需要他人的认可，这就干扰了其强烈的权力欲。此外，在这背后，他以清规戒律为标准严于律人，不过，他当然也不免以此自律，而这也与他信奉的丛林哲学水火不容。
在其理想化形象中，他是金光闪闪的骑士，是视野开阔、目光精准的远征军战士，始终追求正确的方向。作为英明的领袖，他为人处世不偏不倚，纪律严明、赏罚公平。他待人坦诚、不加伪饰。女人爱他，而他也可以成为伟大的爱人，却不会为任何女人停留。至此，和其他情况里一样，同一个目标得以实现：基本冲突的不同成分混为一体了。
由此可见，理想化形象是一种避免基本冲突的尝试，其重要性不亚于之前介绍过的其他几种方法。它作为纽带，将分裂的个人内心捆绑在一起，具有极大的主观价值。虽然它只存在于人的思想中，但它对患者与他人的关系有决定性影响。
理想化形象可以被称为虚构的或幻想的自我，但是这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因此容易产生误导。在其形成过程中，那种一厢情愿的思维着实惊人，尤其因为当事人在其他方面都遵循坚实的现实依据。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是虚构的。它由想象与现实因素交织而成，并由极为现实的因素决定。通常它包含着患者真实理想的蛛丝马迹，虽然夸大其词的成就是虚幻的，但其背后的潜力常常真实存在。更关键的是，它源自极其现实的内在需求，并具有十分现实的功能，对患者施加了十分实际的影响。创造这一形象的过程取决于一些明确的规律，根据这些规律，我们只要知道它的一些特征，便可以准确推测出某人真实的人格结构。
但是，不管理想化形象中夹杂着多少幻想成分，在神经症患者眼中，它就是真相。这一观念越是牢固，患者就越接近理想化形象，而相应地，其真实的自我也就越黯淡了。对事实的颠倒必然出现，因为这一形象所起作用的本质注定如此。每个作用都以磨灭真实人格、自己取而代之为目标。回顾很多患者的经历，我们相信，建立理想化形象常常是真真切切地挽救了患者的人生，因此在其理想化形象受到攻击时，患者的抵抗也就完全合理——至少也是合乎逻辑的。只要他的理想化形象保持完整，并且他自认为是真实的，那么他就会觉得自己位高权重、内心和谐，而这些感受的虚幻本质就无所谓了。他自以为高人一等，仗着这感觉，他会觉得有权提出各种要求和主张。但如果任由理想化形象被摧毁，他就要受到很多威胁：不得不直面自身各种弱点；再也不能享有特权；发现自己没那么重要，甚至成为自己眼里可鄙的人。更恐怖的是，他不得不面对自己内心的冲突，面对人格崩溃的骇人威胁。这让他有机会成为更好的人，比躲在理想化形象的光环下更为可敬。这是他所听到的福音，但他长期将此当作耳旁风。这种变化就像在黑夜里纵身一跃，让他着实害怕。
既然主观价值这么高，值得推荐，那么理想化形象若无固有的巨大缺陷，其地位便不可动摇。但这整座大楼摇摇欲坠，首先是因为其中涉及的那些虚构成分，就像一个蓄满张力的藏宝屋，患者个人极为敏感脆弱，外界任何的质疑或批评、内心对自己与理想化形象之间差距的觉察、头脑对内心力量的真正洞察等都会让他内心爆裂、步履维艰。他必须在生活中约束自己，以免暴露于这些危险之中。若是有可能得不到崇拜或认可，他就一定会回避这种场合。若是自己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便不愿承担这样的任务。他甚至会形成一种强烈的情绪，逃避所有努力。对他这位天才而言，他对画作的构思，便已经是大师级作品。庸人靠勤奋总能有所建树，可对他而言，若是和阿猫阿狗一样做，便等于承认自己不是大师级人物，与哙为伍是何等的耻辱。然而，现实中并没有不劳而获这种事，因此他的态度决定了他内心驱动想要实现的任何目标最终都无法实现，他的理想化形象与真实自我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
他依赖他人的不断肯定，可以是认可、崇拜、奉承等各种形式，但最终不过也只能让他暂时放心。他在无意识中厌恶那些作威作福的人，或者说在任何方面比他强的人——更独断、更平和、知道更多的人是一种威胁，足以摧毁他的自我认知。他相信自己就和自己的理想化形象一样，他越是执着于这一信念，厌恶情绪就越强烈。或者，如果内心的自负情绪被压抑了，他就会盲目崇拜那些公认的大人物，并通过自负的言行表现出来。他爱大人物身上映照出的自己，却终不免大失所望，因为早晚有一天，他会发现，他奉若神明的人都只在乎他们自己，具体对他而言，就是只关心他在他们神坛上敬献的香火。
理想化形象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对自我的疏离。[23]若不疏远自我，我们便无法压制或消灭自我中的关键部分。这就是神经症病情发展逐渐导致的诸多变化之一——纵然其本质变化不显山露水。当事人根本记不得自己的感受、好恶、信仰，简而言之，他忘却了真正的自己，不知不觉中活成了他的理想化形象的样子。在表现这一过程上，J. M. 巴里所著《托米与格里兹尔》中的托米，比任何临床记录都要更好。当然，若非无意识地深陷伪装与合理化的蛛网里无法自拔，患者也不可能有如此举止，但这会危及他的正常生活。当事人会对生活失去兴趣，因为活着的不是他自己；他无法决策，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如果种种困难积累起来，他的内心就会弥漫一种不真实感——他长期自欺欺人，这便是一种明显的表现。要想理解这种状态，我们必须意识到，虚幻的面纱遮盖着他的内心世界，这层面纱注定要向外部世界延伸。近日，一位患者这样总结了整个状况：“若没有现实这种东西，我会活得挺好。”
最后，虽然理想化形象是为消除基本冲突而生，并且在有限的程度上取得了效果，但它又在人格上撕开另一条裂隙，甚至比原来那个更为危险。大致而言，一个人树立起自己的理想化形象，是因为他无法容忍自己真实的模样。理想化形象看起来是对这一痛苦对症下药，但自己一旦登上了神坛，就更难容忍真实的自己，他开始痛骂真我，鄙视自己，在无法实现自我要求的桎梏中烦躁不已。于是，他在自我崇拜与自我鄙夷之间摇摆不定，在理想化形象与受鄙视的真实形象之间摇摆不定，无法保持中立。
因此，一个新的冲突出现了，一边是相互矛盾的强迫性努力，另一边是心理障碍强加的精神独裁。而他对这种精神独裁的反应，就和个人对政治独裁的反应类似：也许他会以独裁者自居，具体而言，他觉得自己就像独裁者自称的那样伟大、理想；也许他会踮起脚尖挣扎着满足独裁者的要求；也许他会反抗强权统治，拒绝承担强加的义务。如果他的反应是第一种，那么他给我们的印象便是一个“自恋”而不自知的人，无法接受批评；在第二种情况下，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即弗洛伊德所称的超我型人格者；在第三种情况下，他看起来不会对任何的人或事负责，往往反复无常，不负责任，否定一切。我使用“印象”和“表象”这两种表达是有意为之，因为不论他的反应如何，本质上他都会始终焦躁倔强。即使是叛逆型人格者，总是相信自己是“自由身”，也会一边争取推翻强加的标准，一边在这些标准要求下受苦受累。而他仍然被理想化形象攥在手心这个事实，只有在他挥舞这些标准鞭笞他人时才会显现出来。[24]有时，有的人会经历在两个极端间来回摇摆的阶段。例如，他一会儿要“好”得超出人类极限，一会儿又因为从中得不到任何快慰，便转向另一个极端，激烈反对这些标准。或者他会从看起来毫无顾忌的自恋者变成一个完美主义者。在更多情况下，我们会发现类似的态度会组合在一起。所有这一切指向一个事实：这些尝试都还不够，且都注定失败——我们的理论完全可以解释。我们必须将其看作为了摆脱无法忍受的处境而做的垂死挣扎，就像在任何绝境中，被困者会尝试各种不同方法一样：这种不行，就换另一种。
所有这些结果叠加起来，筑起了一道巨大的障碍，阻碍着个人真正的发展。患者无法从自身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因为他眼中的自己没有错误。虽然他声称追求自己的成长，实际上他必然对此失去兴趣。谈及成长时，他真正想到的是一个无意识的想法：去塑造一个更完善的理想化形象，让这个形象完美无瑕。
因此，治疗的任务，便是让患者全面彻底地看清自身理想化形象，帮助他逐渐理解其各项功能和主观价值，并向他指出其必然带来的痛苦。这样患者便会开始思考代价是否太大。但只有当导致理想化形象出现的需求显著消失之后，患者才能抛弃理想化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