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没想到陈昆蓉这个女人也会烦恼痛苦。

办公室只有我和她的时候，她忽然对我说：“小杨，你看看，社会真复杂。我碍着谁啦？有人还陷害我……”

“是吗？”

“有人写了揭发材料，说我在办公室里攻击过粉碎‘四人帮’！”我呆住了。她知道是我了？

她怎么知道的？

这就是“组织替你保密”么！

妈的，既然知道，那就知道好了。让这女人也尝尝味道，往后少红口白牙地乱咬人。

我毫不退缩，直盯盯地望着她。

她居然有些僬悴了。许是睡不好觉，面皮打皱，眼圈发青，下眼眶处像吊袋虫一般，吊着两个眼袋袋。满肚子的烦恼都缠到乱糟糟的鬓发上去了，双手交替地在那里搔着，仿佛要把烦恼搔掉。

她不像是装模作样地试探我，这女人还真地陷在了痛苦里。

得意还未浮起，歉疚早升起来。我淡淡地笑笑说：“别太担心，材料是材料，结论是结论。”

“是呵，领导也告诉我，组织信任我——”她又得意了。

妈的，我真想问问，是哪个领导告诉她的。

这女人也在猜是谁打了她的黑枪。

“小杨，你说说会是谁要整我——对，只有一个人，罗闽仔。这家伙大牙往外翻着长，见谁咬谁。蔡局长他都敢咬哩，一封黑信告到中央。还咬我？哼，这不‘隔离审查’了！反革命，局里派人到公社，公社武装部派了一个班的基干民兵，十几条枪，半夜三更把他从被窝里揪出来。嘿嘿，光着脚丫子满地蹦。捆了几绳，扔到拖拉机上还扯着嗓子叫‘坚持真理’……”

这女人不知从哪里听来的罗闽仔被“隔离审查”的详情，讲起来津津乐道，幸灾乐祸。于是，我便把方才对她的那点儿歉意打消得干干净净。

我只觉得浑身发冷，仿佛我也半夜被人从被窝里揪出来，麻绳勒在脖子里，憋得喘不过气。

我想像着当时的情景，闽仔该是反抗过的。被人揪起时，当会如武夷山猴般敏捷地一跳，用那铜锅般的凸脑门撞向人的怀里。寡不敌众，十几条枪，反抗是徒劳无益的。当年到工厂宣传“造反有理”，不是被人打翻在地了么？

光着脚丫被捆翻了扔在拖拉机上是个什么样子？不知为什么，我眼前总是晃着他头次去厦门读高中时，用麻袋片裹着书，光着脚板去挤公共汽车的情景。

想到闽仔，我就浑身不舒服。

想到贾继宜，我也浑身难受。

他的检査永远过不了关，他永远也讲不清楚。因为他不知道别人揭发他说了些什么，所以他再虔诚的检查也和揭发材料对不上号。

专案组长总是严厉地启发他：“竹筒倒豆子，把一切都倒出来，毫无隐瞒。最终，总能讲清楚！”

他就拼命倒。越倒越多事，越倒人越蔫了。

办公楼道里乒乓乒乓地传来敲击声。那是三楼在修房子。三楼的房子几乎全是仓库，存着机关各科室用过和没有用过的杂物。

“专案组在腾房子，”陈昆蓉用唱坠子书的腔调说，“要关人哩，‘隔离审査’！”

这女人望着我们笑。

我和贾继宜便更上一层楼去观山景。

楼道最尽头的一间房完全腾空了，有人在往门上的小翻窗和向外的大窗上钉木条。木条钉得又牢又密，我透过大窗的木条缝隙往下看，三楼下的那条水泥便道显得有些缥渺起来，心吊吊的，颇有些寒意了。

我看看贾继宜，调侃地说了句：“妈的，专案组还怕有人从这儿跳伞呐？”

他笑不出来，眼波只怯怯地一闪，即刻就收了回去。

我忽然意识到，这玩笑，对他来说有些近乎残忍了。

两天后，老贾真的被关了进去。

创作组只剩下我和苏方儒。老苏大会小会的，已经做了数不清的检査。每次总是毫无表情地重复那些话，“受蒙蔽”，“同情”……就是不往“纲”上“线”上扯，也从来不提及写大字报时的种种“幕后策划活动”。

机关党委要求文化科“批评、帮助”他，我受命必须在大会上发言，做出一副义正词严的样子。当我们俩相处，没有外人时，我对他说：“苏科长，对不起。他们让我发言‘帮助’你——”

“发言，发言，帮助，帮助……”他频频点头，咧开大嘴苦笑，“你就好好发言，好好帮助。”

三楼又在钉窗户，像在敲着鼓，满楼道都是回声。战鼓咚咚，又要摆开什么战场？……

几天后，老苏也“更上一层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