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哥有时也提着礼，到何厅长和毕大姐家里去拜望。五哥忘不了人家安排自己参加工作的大恩德，拉完屎不擦腚，五哥不是那种人。
何厅长和毕大姐于是知道黄姑娘上了木兰山。
何厅长背着手，频频地在房间里踱着步：“一个老工人，老模范，在寺庙里当……唉，政治影响多不好，毕大姐几乎掉了泪：“人家那时拚死拚活掩护了咱，如今弄得这么可怜。绍六的事，我不能不管！”
于是商量了，把黄姑娘接到家里来。粮食再紧张，有孩子们一口饭，就有黄姑娘一口饭。
毕大姐是组织观念很强的人，通过组织与那边的县委联系上，县委专门派了人，将黄姑娘接下山。黄姑娘到毕大姐家里时，毕大姐专门开了家庭欢迎会，要大家都把黄姑娘真正当做是家庭成员之一，团结互助过日子。
毕大姐的这个家，此时人数已颇为可观了。上有何厅长的爹和毕大姐的爹，下有男男女女七个接班人。那时在苏联有规定，生够十个孩子的女人授予“母亲英雄”的光荣称号。同志们开玩笑，毕大姐生七个，不够英雄，也够好汉了。
何厅长和毕大姐都是为国事日夜操劳的人，家事无暇顾及。
毕大姐的父亲病倒在床，孩子们又小，只有雇保姆做家务。前些时雇的一个保姆，人还算能干，只是手脚不大干净，竟偷走了何厅长的一条毛裤和毕大姐的一件泡泡纱短袖衣。
黄姑娘是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立场坚定的同志，毕大姐大可放心的。待黄姑娘住下来，渐渐都熟悉了，毕大姐就把每月的工资如数交给她，一应后勤工作，全由黄姑娘操办料理了。
说起来，何厅长也是高级干部，然而，家里开支却月月紧。何厅长行政十级，每月工资两百出个头。毕大姐十四级，每月一百二。扣除水电费、房租、老爷子药费之类的杂支，十二口人平均生活费不足二十五元钱。那时候，省委食堂一两一个的小白面馒头在市场上卖到三毛钱了，家里月月要买高价粮，黄姑娘来当这个家理这个财，算盘须打得十分紧。
何厅长抽烟，不过是黑纸封包的“金钟”、“黄金叶”。间或拿出一盒白锡纸包的“三门峡”、“前门”，亦不过是装门面，招待招待客人罢了。毕大姐这家的财政预算里，有何厅长抽烟这一项，却没有何厅长老爷子抽烟的钱。可是，老爷子的烟瘾比儿子的烟瘾还要大。何厅长孝顺，自免不了私下里偷偷把自己抽的烟，一盒两盒的塞给老爷子抽。毕大姐一发现，就吵吵嚷嚷地叫：“抽，抽，把几个钱都点了吧！一大家子人要吃饭哩！”
何厅长这时并不言语，只让烟头一红一红的。
老爷子只望儿子过得好，怕媳妇和儿子闹气，就弄了个烟袋锅，四处捡烟头，剥出烟丝来抽。老爷子眼神差，捡烟头并非容易的事，一天到晚佝着腰低着脑袋，在大院儿里转，好像丢了金丢了银。捏起烟头时，怕人看见，缩头缩脑的，像是做贼。
做贼终有失手的时候，那一日竟让毕大姐看见了。毕大姐并不和老爷子吵，回家关着门与何厅长开座谈会。
“咱们这种人，要注意各方面影响的。”毕大姐严肃得很。
“怎么回事？”
“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做，有些事情我们的亲属也不能做！”“有话就说嘛。”
“你得说说你父亲了，他满大街捡烟头……”
何厅长不出声，把手里的烟头狠狠摁死在烟缸里。
毕大姐把嗓门稍稍往上提：“他这样也太失身份了。知情的说他个太俭省，不知情的还不说我们“行了！”何厅长把烟灰缸当个手榴弹摔。
毕大姐是临危不惧的，她态度强硬地说：“你发什么脾气？讲道理嘛。这还不是为了你父亲好？他有气管炎，不抽烟行不行！”“不抽，不抽！妈的！我不抽了，你来抽！”何厅长大光其火，将柜子里的两条烟又掷过去。
黄姑娘急忙过去拉架，何厅长就气呼呼独自钻进内屋去。
中午果然戒了烟，而且戒了饭。
晚上，毕大姐买回新烟灰缸来，饭也是她送进内屋去的。何厅长吃了饭，又抽烟，是毕大姐亲手划的火。
何厅长和毕大姐心里都不难受了，黄姑娘心里却仍旧替他们难受。
何大哥好大的功劳好大的官，还得为这种事糟心。自己连这芝麻事都帮不上手，不是白呆在大哥大姐家吃饭么？嗜，丑不过是捡烟头，要丢人我去丟，哪能让老爷子丢哩。
黄姑娘就留意，他们住的这省人民委员会大院儿里，有一座大办公楼。大办公楼的二楼有个大会议厅，白天晚上的总是有会开。开会的干部坐那里，都是开烟开茶哩，烟头还能少得了么？
毕大姐就在这楼里当着一个处长，上上下下的人都很熟。黄姑娘很快就和二楼打扫卫生的杂工夏妈搞熟了，时常到她那间放杂物的小屋去坐。黄姑娘摸准了，打扫会议室差不多都是在晚上，收拾利索了，白天好再开会。
黄姑娘到时就去夏妈那儿唠闲话，夏妈说：“黄姐，你坐着，我去打扫了。”
黄姑娘即刻站起，一边说着：“我去搭把手，闲着也是没事。”一边就端起脸盆随夏妈往会议厅走。黄姑娘每次都去收拾桌面上的茶杯和烟灰缸。茶杯都放在水桶里去洗，烟灰缸一个个在脸盆里倒净了，就堆出半盆底烟头来。黄姑娘说是去倒，却进了厕所，把烟头都装进牛皮纸文件袋里。
办公楼既然是办公的地方，黄姑娘每次出入都穿着在工厂时做的那套卡其布列宁服，手里提着个公文包，乍一看也是个来办公事的人。那公文包是何厅长用旧了淘汰下来的，黑颜色，四周有黄色的铜拉链。旧牛皮虽然十分硬，且又起些毛，然而并无疏露之处。那装了烟头的文件袋，就放在公文包里。
有一天，办公厅的副主任对毕大姐说：“老毕，你们家那保姆真不错，总来帮助打扫卫生做好事。同志们都说，该贴个大字报表扬她。”
毕大姐听了，惟点点头，不知黄姑娘在搞什么名堂，心里就存了意。隔日，晚上加班起草文件，果然就见到黄姑娘没提菜篮子，却提个黑公文包，像模像样地从办公大楼里走出来。
猛不丁撞上毕大姐，黄姑娘想躲，已是躲不开了。
毕大姐迎住说：“绍六，没在家里呆？”
黄姑娘就说：“嗯，这阵子闲。”脸却红了。
毕大姐疑疑惑惑地伸出手，一把拿过了那公文包。待打开看了，却轮到她自己脸红。赶紧合了那包，摆摆手，只说个“快回去”。
打从黄姑娘在办公楼里上了班，何厅长两口子再没为烟的事吵过嘴。
黄姑娘在何厅长家主政，当家理财，烟的问题和吃的问题比起来，是小事一桩了。何厅长一家有老有小，老人有病，孩子都是正长身体的时候，每月只吃那点儿定量粮食，确实让人忧虑。那时，到处都流行营养性肝炎和浮肿病，每天清晨起床，毕大姐都要挨个儿捉住孩子的腿，用指头按，看有没有小窝窝。然后是翻眼皮，检查眼白是否泛黄。
大院儿里有个小灶，何厅长可以去吃，家属却不能。星期天卖水煎包，馅里有肉的。一两两个，每人四两。何厅长就把自己的那一份端回来。七个孩子每人抢得一个，小七贪，再抓起剩下那个，张嘴先咬一口去。毕大姐火了，“馋，你爸爸的呢！”一掌打过去，小七就哭，何厅长就吵。黄姑娘赶忙抱起小七到院子里哄。
黄姑娘就琢磨如何给家里弄点儿肉吃。
猎当然养不得，黄姑娘想到了养兔子。
屋后有几个大坑D那年说要防备飞机撂炸弹，布置家家户户挖防空洞，毕大姐的几个孩子就挖井似的挖了几天，挖出那些坑来，人跳下去，刚刚露出半个头。
黄姑娘弄了对儿兔子放进去，兔子就打起了地道战，四通八达地掏出些小盆口大的洞穴来，却又条条都通着枯井底。小兔子善解人意，黄姑娘每次揭开枯井的盖，叫几声“兔，兔——”小兔子便闻声而出，竖起前腿，翘首盼望。
黄姑娘便和兔子说话：“吃饱，吃饱。”兔子衔了扔下的草和树叶，小豁嘴就不停地一撮一撮地吃，间或抬起头望，眼珠如石榴籽一般晶亮，黄姑娘就坐着舍不得走。
兔子长得快，生得快。生出的小兔子长大了，老兔子就到了该吃的时候。
养熟的兔子温顺，黄姑娘抱在怀里，娃一样乖。
孩子们在厨房里兴冲冲喊：“杀兔子啦——”
黄姑娘忽然哆嗦起来，把兔子抱得愈发紧。然而，这顿晚餐又不能不做。紧紧地抱了之后，终于腾出左手，去抓兔子耳朵。兔子信赖地眨着红眼睛，毫无挣脱之意。
耳朵一掂起，兔子便呆在那里，小尾巴和小腿缩拢起来，眼皮眯细着，莫名其妙地向黄姑娘望c黄姑娘抬不起拿着擀面杖的右胳膊。许久，猛然闭了眼，喊一声“做孽呀——”那擀面杖就落在了兔子头顶。
那声喊，如呼救一般凄厉。
木擀杖敲在兔子脑袋上，像敲木鱼声。黄姑娘紧紧闭着眼，敲一下，念一句“做孽”。兔子也闭着眼，一下敲打，便疼得一阵哆嗦一阵抽。人也就跟着哆嗦跟着抽，仿佛这人和兔子是连作一体的……
孩子们终于喊：“死了死了，蹬腿啦。”
黄姑娘这才睁开眼，望见那松垂的兔子腿，自家的腿一软，就跌坐在地上。浑身上下，已是汗津津的。
晚黑躺在**，呆望着走道里小灯投来的黄黄的光，就想起木兰山上烛光昏昏的庵堂。姑子说过，要一生行善的，这番却作了恶。沉沉地合上眼，听到“嗦嗦”的声响，是兔子在洞里爬出要草吃，前腿腾起来，瞪着石榴籽色的晶亮的大眼。兔子被提着耳朵吊起来了，棍子打上去，闭眼缩腿，四肢乱抖。豁豁嘴颤着，叫出的却是人声！黄姑娘吓慌了，忽然有棍子向她打来，躲不及，正正地敲在顶门心处，黄姑娘“呀——”地惊叫一声，醒转来。
脑门正中一胀一胀地还在疼，分明是被敲着了。黄姑娘便定定地骇住！
果然报应。
听到那喊声，毕大姐就过来问。在大姐面前，黄姑娘无法说清“报应”什么的，憋急了，才低声说道：“大姐，我这心里，过不得呀——”
一语未了，竟抱住毕大姐哭起来，弄得毕大姐只好守在她床边，直等她又睡了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