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平王东迁以后，中国历史就进入了“东周”时期。东周又分为两段：前期为“春秋”，得名于孔子所著史书《春秋》；后期称为“战国”，得名于汉代刘向编著的《战国策》。
随着当年分封出来的诸侯国与周王室血缘关系越来越远，加之各封国内发生的沧桑巨变，春秋时期一些诸侯国已停止或减少对周王室的纳贡。
周王室财政拮据。公元前720年周平王死时，即位的桓王无力置办丧葬用品，派人向鲁国要钱。周襄王时，王室没有像样的车子，又派人到鲁国去讨。
西周时，周王室控制着从镐京到洛邑一千多里的土地。平王东迁，王畿面积缩小了约一半。而到周襄王时，天子的直辖区域更缩小到不足二百里，形同一个小诸侯国。与此同时，一些诸侯国则在吞并小国、弱国的过程中壮大起来。齐、晋、秦、楚等国在分封之初，都仅有百里或五十里，可到后来，这些国家的面积数倍或数十倍于此。比如楚国就号称“地方五千里”。诸侯与王室的地位就颠倒过来了。地盘缩小，经济困窘，政治失势，王室衰微，天下“共主”名存实亡。
而另一方面，一些国力强盛的诸侯争相称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先后取得霸主地位。这些霸主往往打着“尊王”的旗号，借助周天子的权威，以压服其他诸侯国。他们成为实际上的“共主”。为了争当霸主，各国着手进行政治改革，以增强自己的势力。春秋时期，各国之间的争霸战争与各国内部改革与反改革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不过，有一些迹象是明显的：军功贵族的势力在上升，军政大权逐渐落入卿大夫手中。正如孔子所说的，原来的“礼乐征伐都决定于天子”变为“决定于诸侯”，又进一步变为“决定于大夫”，甚至“大夫的家臣把持国家政权”。
战国时期的开端，便是以卿大夫的权力进一步升级为诸侯为标志，新兴的军功贵族推翻已经腐朽的国君，开始执掌诸侯国的朝政，或者升级为诸侯。公元前481年，齐国大夫经常以武力夺取齐国政权。公元前453年，晋国的三家世卿又瓜分了晋君的大部分土地，晋国又宣布分为韩、赵、魏三国（习称三晋）。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竟然承认了“三家分晋”的合法性，将韩、赵、魏三家由大夫升格为诸侯。在三晋建侯后的十七年（公元前386年），周天子又同意齐国田齐升为诸侯。周天子承认这些大夫为诸侯，事实上是承认了当时所发生的天崩地裂的变化。
三晋和田齐正式升为诸侯，造就了四个新的国家。这些新兴的国家，经过进一步的改革，先后走上了中央集权的道路。新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不再搞层层分封，旧有的小封君逐渐被既非世袭又无食邑的地方官吏所替代。虽然偶尔也把土地封给功臣或子弟，但受封人数少，而且一般封于荒远的边地，不足以与中央抗衡。这样，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国家首先在这些诸侯国逐渐形成。
周王室分封的诸侯国，大大小小难以计数。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春秋争霸战争中被兼并了。至战国早期，各地诸侯国只剩下十几个，大的有楚、越、赵、齐、秦、燕、魏、韩八国，小的有宋、鲁、郑、卫、莒、邹、杞、蔡、任、腾、薛、曾等国。越国于公元前306年被楚国灭亡，其余七个大国史称战国“七雄”。七个大国，由于秦在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以西，其他六国在函谷关以东，所以有“关东六国”“山东六国”或“东方六国”等叫法。
战国中期，中原的一些诸侯国相继称王。“王”原是周天子的称号。
春秋争霸，名号仍称“邦”，只有不遵从周朝体制的楚、吴、越才自称为王，这三国都不是周王分封国，而是楚族、吴族、越族人自建的国家。因此，他们常被当作南方蛮夷受到排斥。公元前334年，齐国和魏国互尊对方为王。齐魏相互表明春秋以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霸政已经结束，周天子名义上的独尊共主，地方诸侯已不复承认。时隔十年，秦为与齐、魏秦俑坑东端中部队列
对抗，也称王。过了两年，即公元前323年，魏、韩、赵、燕等国又互尊为王。列国称王，均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国家。至此，西周王朝所确立的国家形态被破坏殆尽，而新的国家形态已处于痛苦的分娩之中。
在战国中晚期的兼并战争中，各国都大力强化了君权，初步形成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了以国王为首的官僚政府。在此基础上，各国都成为一个独立的统一体。秦王政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规模上，放大、复制和完善了这样的统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