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统一的王朝出现之前，一些人类的先知——学者和思想家，已经在呼唤大一统局面的到来。“大一统”一词，首见于《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羊传》的作者，传说是孔子门人子夏的再传弟子，战国时齐国人公羊高。《公羊传》是公羊高为《春秋》一书所作的传，即对《春秋》经义的解说。《春秋》素以“微言大义”著称，它开篇第一句为“元年，春，王正月”。公羊高所说“大一统”，就是对这一句中的“王正月”所做的解释和发挥。
为什么公羊高把“王正月”阐发为“大一统”呢？我们有必要作一些说明。
“王正月”的“正”，指的是一年的第一个月。夏、商、周三代的正朔（即每年的第一周第一天）不同，夏朝以寅月（接近于目前的阴历正月）为正月，商朝以丑月（阴历十二月）为正月，周朝以子月（阴历十一月）为正月。这就是所谓的“三正”，亦称“三统”。春秋时，政令已不统一，各国所行的正朔也不一样，如晋国用夏历，宗国用殷历。《春秋》说“王正月”，是指周朝的正月。《春秋》采用的时间仍遵用周王颁定的正朔，并想以此表示各国历法应当划一。由此，公羊高以“大一统”作解说，也就是说孔子书“王正月”，包含着尊崇一统的“大义”。这就是战国时期“大一统”口号的最初由来。
“大一统”的原意是尊崇一统，到后来，它的含义衍变为指一种大而一统的局面。战国时候的一些学者，对大一统的局面作了不少规划和构想，从而形成了中国人有关“大一统”的一些基本观念。这里选择两种对后世影响比较大的学说，加以介绍。
1.《禹贡》的九州说
《禹贡》是儒家六经之一《尚书》中的一篇，托名为大禹所作。目前学术界倾向于认为是战国后期人的作品。《禹贡》说：大禹治水，将天下分为九州，即九个区域，它们是：冀州，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山西、河北、辽宁；兖州，今河南、河北、山东交界部分；青州，今山东和辽宁东部；徐州，今山东南部、江苏和安徽北部；扬州，今江苏、安徽南部和江西东部；荆州，今两湖以及江西西部；豫州，今河南和湖北北部；梁州，今陕西南部和四川；雍州，今陕西北部、中部和甘肃及其以西的地方。
我们知道，战国时期虽有“九州”之名，却无九州之实。战国以前，现实生活中也从来不存在九州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并非州制。所以，《禹贡》中的九州，是一个理想中的区域划分，是对“大一统”的一种向往和规划。
然而，包括《禹贡》在内的先秦著作中的九州说，却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心魂。“九州”成了“中国”“天下”的代名词。而且，人们从此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九州”不可分。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就曾在《示儿》诗中深情地写道：“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可见，中国人九州一统的观念之深。
2.《周礼》的建国之制
《周礼》，也称《周官》，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其作者和时代也历来众说纷纭，现基本认为是战国时人所作。《周礼》并不是周朝的典制实录，而是战国时学者们勾画的一种希望能用之万世的“大一统”国家政权模式。比如，它涉及有关国家政体形式的问题，包括：王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权力；国家权力的划分和各级权力主体的组织形式；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
《周礼》开宗明义就说：“王者建立都城，辨别方向，制定宫室居所的位置，分划域中与郊野的疆域，分设官职，治理天下的人民，使他们都能成为善良高尚的人。于是设立天官冢宰，率领他的部属，掌理天下的政务，辅佐王者统治天下。”
《周礼》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而将王定为一周之主和六官的统驭者。这一主六官之制，体大思精，结构缜密。天子之下有大宰，大宰统率六官，六官之下有三百六十属官。有总属，有分属，有当官之属，有冗散之属，条理清晰。大宰掌“六典”等十条官法，总理朝廷、邦国；大司徒、大司马、大司寇等分奉教育、政府、刑法之职，三百六十官各有所司，互相配合和呼应，严密整齐。如此庞大而又整齐划一的官制，未必能在现实中推行，但确实表现出了“大一统”的浑然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