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走向大一统的趋势，除了出现“大一统”的思想意识外，也非常直观地反映在联结中原与东、西、南、北四方交通贸易网的形成上。
荀子曾根据当时中原地区可以买到北方生长的犬马牲畜、南方出产的羽毛、西方特产的皮革、东方生产的布帛鱼盐，而以为已经形成“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新局面。
在齐国，东部有以今天的平度、海阳、即墨、诸城、日照等为中心的一些商业集散点构成的贸易网。尤其在临海的今山东海阳一带，可能已形成了当时一个重要的海上商业中心。1972年，在山东海阳县小红乡江各庄曾发现用木箱存放的齐刀币一千八百多枚。1979年，在山东日照城关西城乡又发现各种上齐刀币。这些线索说明，这一带是齐国东部的海上交通贸易重地，通过这些地方，齐国与东南的吴、越地区进行商业交往。西部有以今天的济南、历城、章丘等地为集散地构成的与中原各国贸易的商业网络。北部有以朱平为中心的海上贸易集散地，主要与燕国进行商业往来。
齐国的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更是当时齐国最大的商业集散地。据考古成果，临淄城总面积达十六平方公里，大小城市发现有十多座。人口据说有七万户居民，若以每户五口计，达三十五万人之多。街上车水马龙，四方土特产和工业产品齐集市上，行商坐贾，买卖兴隆，一派繁荣景象。
从临淄城的规模可以感受到它有多大的辐射力。齐国可以说就是以临淄为中心，与东部、北部、西部三个贸易网点构成的一个相当发达的商业交通网络。
在楚国，楚国的城市也是繁华的商业交通的枢纽。楚国的城市，首推郢都（今湖北江陵），位于长江之畔，人口众多，商贸繁忙，和齐国的临淄差不多。
此外，鄢（今湖北宣城）、宛（今河南南阳市）、城阳（今河南信阳地区）、陈（今河南淮阳）、上蔡（今河南上蔡）、下蔡（今安徽寿县）、吴（今江苏苏州）等，都是一个个商贸中心。鄢是楚国的故都，汉水中游的枢纽。宛是汉水与方城（我国古代九塞之一）之间的要冲，有发达的冶铁业。城阳是淮水上游的咽喉。陈、上莜和下蔡、吴是陈国、蔡国、吴国的旧都。
从考古发现的当时用的天平、砝码、钱币以及舟节、车节（免税经商的凭证，同时规定商船、商车行经的路线和到达的地点），可以看出当时楚国贸易和交通的繁忙景象。湖南战国楚墓中出土的琉璃珠，多有蓝白色圈圈纹，即所谓“蜻蜓眼式”，与西亚和南亚的琉璃珠非常相似，全无一点楚风，这表明楚国与南亚有商业往来。
在燕国，辽西郡是中原各国与东北及今天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交往的必经之路。1949年以来，曾经在旅顺、大连、营口、锦州、抚顺、沈阳等地先后发现过不少刀币与布币。这是当时商业交往活动留下的明证。今天的朝阳地区，更是燕国从内地通往今东北的交通要道。1961年，在朝阳七道岭发现了用陶瓮存放的货币，计有十多斤重，其中除燕国的“明刀”
外，还有安阳布币、平阳布币。这就清楚地反映出，在中国北部，当时存在着一条由燕通过今朝阳到东北各地的商业交通网。在这条商路上，有从三晋地区来的商人。
在西方，从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可知，当时中原地区的人们对今天的新疆以至中亚地区已有相当认识，这无疑与同这两个地区的交通往来密不可分。那时，内地的丝绸、布帛和其他手工业产品，通过秦国和赵国，溯黄河而上；或经过河西走廊，辗转运往新疆、中亚地区。1965年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发现了一面战国时期的青铜镜，就是内地传去的。大西北的土特产也源源不断地传到内地，最著名的要算是屡见于文献记载的“昆山之玉”了。在《史记·赵世家》中，苏厉曾在给赵惠文王的一封信中说：如果秦国出兵，切断恒山一线，则“昆山之玉”就不能转运到赵国了。这说明，当时中原与西域的贸易交往已十分普遍。
在韩国，由于韩国地处中原腹地，是南北东西商旅和贸易往来的中转站，韩国有许多重要的贸易集散地，如屯留（今山西屯留西南）、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南）、宜阳（今河南宜阳）等。其中宜阳，方圆八里，是当时北与赵国上党郡、南经南阳郡与楚国联系、往来的交通要道。
总之，可以说，战国时期东西南北中，四面八方的联系和交往已经相当频繁，各地物资彼此流通，商人们在交通线上往来不绝，从前那种各地区间比较闭塞的局面已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