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也为秦、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经过春秋、战国、秦、汉，华夏族与兄弟民族不断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
战国时期是华夏族经由与兄弟民族的交融而向汉族演化的一个重要时期。
“华夏”亦称“诸夏”，传说出自黄帝，意思是居住在中原地区的中国之人，与“蛮夷”对称。在夏商二代，夏族、商族的发展、融合，形成了华夏族的雏形。西周实行分封制，巩固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又经过周公、成王的东征和昭王南征、穆王西征，加速了周族与其他一些民族的融合，逐渐形成了华夏族。
周平王东迁以后，华夏族的中心地区转移到黄河中游。当时戎、狄族对华夏族各国不断进攻骚扰，华夏各国同戎、狄族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些战争虽然有破坏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但是也产生了客观上促进各民族融合的积极效应。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间的兼并战争，也同样起到了民族融合的催化剂作用。经过春秋战国时期各民族和列国间的战争与交往，我们看到：
燕国势力扩展到辽河流域，促进了东胡族与华夏的交融；齐国强盛，扫灭了境内的少数民族；秦国则不仅由原先“杂戎、狄之俗”而逐渐实现了“华夏化”，还收复了渭水流域的许多地区，又兼并巴、蜀，扩大了华夏民族的范围；在蛮夷之地的吴国，贵族们开始承认自己是“周之胄裔（后代）”，曾被中原列国视为“蛮夷”的楚国，也完成了自身的“华夏化”，并且融合了南方的苗、彝，又统一了越国（越国先灭吴国），甚至将势力深入到了两广和云贵地区；韩、赵、魏兼并了包括中山国（白狄族）在内的许多部族、小国……
在上述广阔的区域内，各族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乃至消失。
从春秋到战国，华夏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尊王攘夷”到“用夏变夷”的变化。春秋时，以齐、晋为首的华夏族各国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与周边的戎、狄、蛮、夷作斗争，这使华夏族的旗帜更加鲜明。但“尊王攘夷”是在华夏族受到了“四夷”的侵扰，一度面临亡族的危急情况下提出的口号。当时有人曾惊呼：“夷狄严重地侵害中国，南边的夷人与北边的狄人相呼应，中国受到夹攻，命运险若一根线一样维持着。”（《春秋·公羊传》）在这种情况下，齐桓公救助邢、卫、郑、蔡的行动被誉为“救中国”的“王者之事”。对辅佐齐桓公的管仲，孔子曾给予高度赞扬，说：“如果没有管仲，我就要披着头发，礼襟向左，着夷狄的服饰了。”（《论语·实问》）“尊王攘夷”的口号，排斥夷族，明确华夏族与夷族之间的界限，这显然不利于民族融合。进入战国后，华夏族不仅扭转了“危绝若线”的境况，而且势力范围大大拓展，力量远胜于夷狄。在这种情况下，华夏族文化以其相对的先进性，吸引和改变着周边的文化，这就是所谓“用夏变夷”。“用夏变夷”使夷、夏之间的民族意识趋于模糊，民族情感趋向和谐，民族壁垒趋向瓦解。
而在“用夏变夷”的同时，华夏文化也在不断吸收、融会周边文化精华于自己的体系之中。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年），是赵国的第六个国王。在他执政期间，赵国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奖励耕战，二是改革军制。“胡服骑射”就是其军事制度上所做的改革，但它产生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原来的范围。
赵国的北面，生活着游牧的胡人部落。他们虽没有与赵国发生大的冲突，但小的骚扰时常不断。胡人作战时，身穿短衣，骑在马上，动作灵便，往来如飞，一边急驰一边还能射箭，战斗力很强。而赵国的军队，虽然武器比胡人优越，但大多数是步兵和车兵混合编制的队伍；而且战士穿的是长袍大褂，袖子长，腰肥，领口宽，下摆大，再披上盔甲，十分笨重，不利于灵活作战。
因此，赵武灵王决定向胡人学习，学习他们骑马射箭，建立骑兵。
但要学骑射，首先必须改革赵国的服装，采用胡人的短衣、长裤。公元前307年春季的一天，赵武灵王为这件事召见大臣肥义，和他商量说：“这事恐怕会引来许多人的议论和反对，你看怎么办呢？”
肥义回答说：“做事如果顾虑多，就不可能成功，实行一项措施，如果有疑虑，也就办不成。自古以来，风俗习惯不是不能改变的。从前舜的时候，有个落后的部族叫苗，舞跳得很好，舜就向他们学跳舞；禹也向这个部族学习过跳舞。所以大王不要有什么顾虑，就下决心改革赵国的服装吧！”
这坚定了赵武灵王的决心。但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计划遭到了以他叔叔公子成为首的王族中一些人的竭力反对。他们说：“中原是文明人所住的地方，万物齐备，又有圣贤的遗教，施行的是仁义，用的是诗书礼乐，技术也发达。本是蛮夷学习的榜样，现在却要丢掉这些去学习胡人的习俗，这是改变古代圣贤的教导，更换古代的章法，是万万行不得的。”
赵武灵王说：“衣服应该方便于穿着，礼制应该方便于做事。如果环境不同了，就应该采取相应的办法，而不能死守中原地区已经不适用的习俗和制度。”
经过一天的辩论，赵武灵王终于使公子成同意穿胡服，并表示愿意带头实行。可是王族公子赵文、赵造、赵俊等人和一些大臣仍然反对说：“衣服习俗，古之礼法。变更古法，是一种罪过。”
赵武灵王说：“古今不同俗，有什么古法？帝王都不是承袭的，又有什么礼非遵循不可？夏、商、周三代都是根据时代的不同而制定法规，根据不同的事情而制定礼仪。礼制、法令都是因地制宜的；衣服、器械，只要方便使用，就不必死守古代的那一套。”
赵文等人感到无理由再反对，也同意改穿胡服。于是，赵武灵王下令全国改穿胡服。由于穿着胡服给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因此很快在广大人民中得到普及。
从“胡服骑射”的第二年起，赵国的国力就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306年，赵国攻取北方上千里的土地。公元前305年，又大举进攻中山国，中山国在遭到惨败后，献出四邑求和。公元前300年，赵军又攻占了中山国大片土地。到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让位给儿子赵惠文王时，赵国已是战国“七雄”之一了。
赵武灵王向胡人学习、借鉴来的短衣、长裤，以后就变成了民族服装形式的一部分，并沿用了两千多年。他组建的骑兵，推动了中原地区国家骑兵兵种的发展。
“胡服骑射”的事例昭示我们：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必须不断地从外部世界汲取营养，才能持续地发展，永葆旺盛的生机。正是借助于这种开放的、兼容并蓄的机制，华夏族和华夏文化才得以发展壮大为汉民族、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