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格维奇被收监待审，等待开庭，在监狱里，他病得很重，他断了两根肋骨，一个肺受了重伤，呼吸变得非常困难，一喘气就疼得厉害，他的病情日益加重。他伤重难愈，说话有气无力，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所以他很少说话。不过，他总是愿意听我说话，于是我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对他说话，读书给他听，但凡我觉得他应该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他。
他的病情太重了，不适宜住在普通的牢房，所以才过了一天，他就被转移到了监狱的医务室。我也因此可以陪伴在他身边，否则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要不是因为生病，他早就被戴上镣铐了，在人们眼里，他是一个越狱惯犯，我知道他们都认为他十恶不赦。
我每天都能见到他，只是见面的时间非常短暂，不见的时间很长，因此，他的病情哪怕只加重了一点儿，我也能从他的脸上看出来。我不记得曾见过他的病情有好转的时候，从他被关进监狱的那一天起，他就一天天消瘦下去，精神越来越差，身体越来越虚弱。
他是那么温顺，简直就是听天由命了，只有筋疲力尽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表现。有些时候，看他的神态，或是通过他低声说出的一两句话，我不禁觉得他是在思考，若是遇到更好的环境，他能不能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然而，他从未作过这样的暗示来为自己辩解，前尘往事已成事实，他并没有试图改变什么。
有两三次我在的时候，负责照料马格维奇的犯人暗示他名声极差，人人都道他罪大恶极。他听见了，脸上掠过一丝微笑，用信任的目光看着我，仿佛相信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丝长处。而在平时，他总是表现得又谦卑又懊悔，我从未见他抱怨过一句。
开庭时，贾格斯先生申请审判延期，在下一个开庭期再行审理。他这么做，显然是认为马格维奇活不到那个时候，可惜他的申请被驳回了。审判立刻开始，他被带到被告席，法庭还给他安排了一个座位。我来到被告席边上，握住他向我伸出的手，没有人反对我这么做。
审判只进行了一会儿，过程清楚明白。能为他作的辩护都作了，比如他一直都在勤劳地工作，通过合法的手段赚到了钱，名声非常好。但他毕竟是潜逃回国了，此时就在法官和陪审团的面前，这是不容辩驳的事实。他因此罪名而受审，必会被判定有罪。
按照当时的习俗(我也是经历了那次开庭期，才了解这一点的)，到了最后一天才进行宣判，而为了烘托效果，死刑往往在最后时刻宣布。要不是记忆中的画面不可磨灭，哪怕是在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也很难相信自己看到了二十三名男男女女一起被带到法官面前接受死刑判决。他就在那二十三个人当中。他依然坐着，好让他留着一口气听判决。
当时的场面再度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甚至能清楚地看到四月的雨水落在法庭的窗户上，在四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那一天，二十三个男男女女站在被告席里，我站在被告席外面，拉着他的手。他们有的目中无人，有的惊恐万状，有的哭哭啼啼，有的捂着脸，还有的阴郁地四下张望。女囚中有人尖叫了几声，但庭上不许说话，于是她们都安静了下来。佩戴着大表链和花束的治安官，城里其他怪物般打扮华贵的人物、法庭传呼员、法庭法警，以及旁听席上的许多听众(好似剧院里密密麻麻的观众)，全都看着那二十三名犯人与法官庄严对质。接着，法官开始向犯人们讲话。对于他面前的这些可怜人，他必须特别说一说其中一个，此人从小坏事干尽，触犯法律，多次入狱并受到惩罚，最终被判处长期流放；然而，此人心狠手辣，胆大妄为，越狱后几被擒获，并再次被判终身流放。这个可怜的人，他远离了过去犯罪的地方，似乎一度痛改前非，老老实实地过上了平静的生活。岂料在关键时刻，他全然不顾自己曾经正是因为恶习难改，对种种欲望不加以控制，才长期以来贻害社会，却又重蹈覆辙，走上犯罪的旧路，逃离安稳度日、忏悔痛悟的避难所，擅自返回禁止他返回的国度。他刚一回来，就被人揭发，虽然一时逃过了执法者的追捕，但最终在逃跑途中落入法网。在此之前，他拒不配合，致使了解其生平所做恶事的告发者殒命，对此，他是有意为之，还是鲁莽无知的行为，恐怕只有他自己最为清楚。他擅自返国当被判处死刑，又因致人死亡，因而难逃一死，以命抵赎。
阳光透过法院的大窗户照射进来，玻璃上的雨珠闪动着光泽，光线笼罩着二十三名囚犯和法官，将他们联结在一起，一些观众见了，也许会联想到：在上帝这位无所不知、不会犯错的更高审判者的面前，这双方也将处在绝对平等的地位，去听凭审判。那个犯人挣扎了一会儿才站起来，在光线的照射下，他脸上的斑点十分明显。他说：“法官大人，全能的上帝已经判了我死刑，但我还是要向你鞠躬，接受你的审判。”马格维奇说完便坐下了。法官示意众人安静，便继续向其他犯人讲话。接着，正式判决下达，有的囚犯在人的搀扶下走了出去；有的在憔悴的脸上强挤出勇敢的表情，优哉游哉地走了出去；有几个朝观众席点点头；两三个人握了握手，其他人向外面走着，顺手捡起地上铺着的香草放在嘴里咀嚼。马格维奇是最后一个走的，因为必须有人搀扶他从椅子上起来，他走得也很慢。他一直拉着我的手，其他犯人都走远了，观众们也纷纷站了起来(把衣服抚平，就像在教堂或其他地方一样)，还对囚犯们指指点点，大多数指的都是我和马格维奇。
我曾衷心地盼望，等不到法官宣判，他就离开了人世，还曾祈祷能够如此，然而，又想到他或可拖些时日，便在当天夜里写了一份请愿书上交内政大臣，请求赦免他的罪名。我把我所知道的他的情况一一说明，还说明他是为了我才返回英国。我尽可能地写得热诚恳切，哀婉动人，写完后便寄了出去，又写了几封请愿书呈交给其他几位我认为是最仁慈的当权者，还向国王本人呈递了一份请愿书。宣判后，一连几日几夜，我都不得安宁，只是偶尔在椅子上眯一会儿，一直在废寝忘食地上书请愿。信寄出后，我仍在投送它们的地方徘徊，感觉我只要留在附近，就能多一分希望，少一点儿绝望。傍晚时分，我怀着这种不可言喻的焦虑心情，忍受着内心的痛苦，在大街小巷流连，走过我递交过请愿书的办公大楼和权贵的私宅。时至今日，若是在尘土飞扬的料峭春夜走过伦敦西区那些无聊的街巷，看到一幢幢门禁森严的宅邸，望着长长的一排排路灯，想起当时的情形，我的心里都免不了涌起阵阵怅惘。
现在，他被看管得十分严格，我依然可以每天探望他，只是见面的时间短了很多。我看得出，但那也许只是我的想象，他们怀疑我夹带毒药给他自尽，每次都搜我的身，才允许我坐在他的床边。我告诉那个每次都在场的狱吏，我什么都愿意做，只要他能相信我只是为了来看马格维奇，并无其他意图。没人为难他，也没人为难我。他们职责所在，必须履行，却并不过分。那个狱吏每次都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他的病越来越重了，同住的其他生病的囚犯，以及负责照顾病人的囚犯(真是谢天谢地，他们虽然是不法分子，却并非没有善心)也总是跟我说同样的话。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注意到他只是平静地躺着，望着白色的天花板，脸上没有半点儿神采，只有我和他说话时，他的脸上才会露出一点儿喜色，随即又变得暗淡无光。有时他连话都说不出来，只是轻轻按一下我的手作为回答，渐渐地，我也明白了他这样做的意思。
就这样到了第十天，我看到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他的眼睛转向大门，见我进来，他的眼睛亮了起来。
“亲爱的孩子，”我在他床边坐下时，他说，“我还以为你迟到了。但我知道你不可能是那样的人。”
“我来得正是时候，”我说，“我还在门口等了一会儿才进来的。”
“你总是在大门口等着，是不是，亲爱的孩子？”
“是的。这样才不会浪费时间。”
“谢谢你，亲爱的孩子，谢谢你。上帝保佑你!你从来没有抛弃过我，亲爱的孩子。”
我默默地握着他的手，因为我不能忘记我曾经打算抛下他不管。
“自从我乌云盖顶，你就一直陪伴着我，安慰我，比阳光灿烂的时候还尽心尽力，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他说，“这是最难能可贵的。”
他仰面躺着，呼吸很困难。不管他怎么坚持，不管他如何爱我，他脸上的光芒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消失，他平静地望着白色天花板的目光已经笼罩上了一层阴影。
“今天很痛吗？”
“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亲爱的孩子。”
“你从不抱怨。”
“自从我乌云盖顶，你就一直陪伴着我，安慰我，比阳光灿烂的时候还尽心尽力，这是最难能可贵的。”(第453页)
这是他人生中最后的几句话。他的唇边形成了一抹微笑，他摸摸我，我明白他的意思是想举起我的手，放在他的胸前。我把手放在他的胸口，他又笑了，于是我把双手都放了上去。
就在此时，探监时间结束了。但我回头一看，发现监狱长就站在我身边，他低声说：“你现在不必走。”我感激地谢过他，问道：“如果他能听见，我能跟他说句话吗？”
监狱长走到一边，示意狱吏走开。这一变化进行得无声无息，马格维奇却从白色天花板收回了平静的目光，笼罩在他双眼之上的阴影也散开了，他深情地望着我。
“亲爱的马格维奇，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再不坦白就来不及了。你能听懂我说的话吗？”
他轻轻按了一下我的手。
“你曾经有过一个孩子，你很爱那个孩子，后来却失去了她。”
他手上的力道加重了。
“她还活着，并且认识了许多有权有势的朋友。她活得非常好，过着富贵的生活，还出落得十分美丽。她就是我一直深爱的女人!”
他使出最后一点儿力气，把我的手拉到唇边吻了吻。不过要不是我就势把手伸过去，他也不可能做到。接着，他的手一松，我的手便落回了他的胸口，他自己的两只手则覆在我的手上。他那平静的目光又回到白色的天花板上，随即变得暗淡无神，他的头轻轻地垂到了胸前。
这时，我想起了我给他读过的一本书，书里的两个人去山上的圣殿祈祷。于是我知道，在他的床前，我唯一能说的，就是为他祈祷：“主啊，怜悯这个罪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