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伯纳
译者：刘勇军
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伤心之家》。作为狄更斯的崇拜者，萧伯纳称《远大前程》是他“最简洁完美的作品”。
《远大前程》是狄更斯以自传形式创作的三部长篇小说中的最后一部。在这三本书中，《荒凉山庄》作为埃丝特·萨默森小姐的自传，自然与狄更斯本人的相似之处最少，因为埃丝特不仅是女人，还自命清高到了令人恼火的地步，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实中确实存在这样的完美典范，也许也值得狄更斯对他们尊崇有加。除了《荒凉山庄》，还有《大卫·科波菲尔》和《远大前程》。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大卫一直是狄更斯最宠爱的孩子，这也许是因为他通过大卫的人生讲述了自己童年时自尊心深受伤害的一段痛苦经历[1]。狄更斯尽管活力勃发，却是一个非常内敛的人。他的充沛精力体现在想象力和表演这两方面(他的想象力没有止境，他的外在生活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盛大的表演)。从《艰难时世》和《小杜丽》开始，他对世界便有着极为开阔的视野和深刻的认识，这两部作品的水平远高于他早期所有的作品，而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有没有意识到，靠在鞋油瓶子上贴标签赚钱，与出身并不高贵的男孩为伍[2]，并没有什么可耻之处。这与在斯彭洛先生[3]办公室里做一个体面的学徒，或是当速记员，记录下议院无休止的废话和全国所有像伊顿斯威尔这种偏僻小镇的竞选活动[4]，没有什么区别。
对比米考伯和威廉·杜丽[5]这两个人物，就可以看出他的价值观发生了悲剧性的变化。米考伯突然变成了一个提线木偶般的老丑角，他拿着一个滑稽的魔术袋，不断重复自己的小伎俩，直到我们再也无法忍受。至于威廉，这个人物极为逼真，狄更斯对他的描写十分深刻。现在来对比一下大卫和皮普。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则要相信，狄更斯认为他最喜爱的孩子大卫是一件艺术品，甚至把自己的人生经历放在他的身上，这并不是误解。成年后的大卫渐渐失去了吸引力，变成了舞台经理所说的那种“可有可无的配角”。后来，狄更斯先生则以铁匠小学徒这个人物再次出现，而这可以视为向《大卫·科波菲尔》中的粉土豆[6]致歉。
狄更斯确实很清楚，《远大前程》是他创作的结构上最为紧凑的作品。在他其他所有的书中，都存在着过于臃肿的情节，如果读者是在合适的年龄看到，会觉得非常有趣，但作为人物描写，这些情节便显得生硬和怪诞了。即使在狄更斯的代表作《小杜丽》中，我们也不可能相信，现实中会有潘克斯先生这样的人在伦敦拥挤的街道上拦住卡斯比先生[7]这样的人，并剪掉他的头发；弗林特温奇太太是狄更斯对一个具有种种缺陷的精明老太太进行的生动刻画，但她与亚瑟·克莱南的冲突[8]太过滑稽，我们不可能将其视为真正存在的人物。我们不能像谈论仆人山姆[9]那样，说从来没有卡斯比、潘克斯和弗林特温奇太太这样的人存在过，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在现实生活中确实遇到过这样的人。但我们可以说，狄更斯的幽默感在这些人物身上失效了。假如我们毫无幽默可言，我们甚至可以严肃地说，这本书的主题在于描绘一幅英国社会的悲剧图景，但其艺术的完整性已经丧失。
《远大前程》里有沃普斯勒和特拉布裁缝铺里的小伙计这两个人物，但他们在故事中有自己的角色和目的，并没有不相符的描写。拿弗林特温奇太太和哈维沙姆小姐作比较，可谓并不合适。但作为对“疯”女人的对比描写，如果狄更斯把哈维沙姆小姐看作一个喜剧人物，他会怎么描写她，光是想想这一点，就会让人不寒而栗。在《远大前程》里，生活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本书是一个整体，从头到尾都很真实，其他书却不是这样，甚至连紧凑的《双城记》也不是。《双城记》自始至终都是纯粹的感伤情节剧，其中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异常缺乏历史哲学观。
狄更斯从来不认为自己是革命家，不过他确实是。他对下议院的无情蔑视，是基于他作为议会记者的经历。这种蔑视从未动摇过，从对伊顿斯威尔选举的描写，到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对帕吉斯特尔斯先生的采访[10]，再到他的最后一本书《我们共同的朋友》(《德鲁德之谜》却不可作为最后一本书，这不过是一个垂死之人摆出的姿态而已)中的维尼林选举，无不如是。这种讽刺有很多，且并不是单纯的讽刺。狄更斯是第一个意识到并明确陈述以下观点的作家：致力于党的制度对下议院来说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它在党内辩论中消耗了我们所有的改革精力和能力。此外，遇到需要紧急处理的事，他们却只能商量出“为什么不能做”的结论。《工厂法》倒是很快就出台了，可尽管工厂和矿山的劳动条件很糟糕，这项法案竟然过了五十年才生效。在狄更斯去世后，他们用了三十年才通过一项爱尔兰地方自治法案，但这很快就被军方富豪统治阶层否决了。因此，这个问题就像两个野蛮部落之间的竞争一样，只能通过屠杀和烧毁房屋来解决。19世纪中叶，狄更斯看到了这一点，并说了出来。他肯定会遭到忽视，因为他不会支持议会，他和议会之间的关系也会因而变得僵化。
欧洲不得不从艰难的经历中学到从狄更斯那里学不到的东西。在议会问题上，他是他们的预言家，就像马克思是苏维埃的经济预言家一样。然而，最近一位反对狄更斯崇拜的反动主义者宣称，他“从未走在大众前面”。
马克思和狄更斯是同时代的人，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同样处在文坛，以此为业。然而，在我们看来，他们就像是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不同物种的生物。狄更斯如果对卡尔·马克思有所了解，会和他一起被归为革命家。革命家和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的区别在于，资产阶级认为现存的社会秩序是人类社会永久和自然的秩序，有些时候需要在有些地方进行改革，但本质上是良好且理性、正确且可敬的，非常合理，并将永恒存在。而在革命家看来，现存的社会秩序则只是暂时的，充满谬误，令人反感，还不乏病态：是一种社会疾病，需要治愈，不能得过且过。我们只要把萨克雷[11]、特罗洛普[12]和狄更斯比较一下，就能看出这种差异了。萨克雷以一种野蛮的方式痛斥统治阶级，这在狄更斯那里是很没有风度的。萨克雷甚至不让笔下的统治阶级人物拥有在上流社会男女身上普遍存在的优秀品质和成就，他把他们塑造得卑鄙、不通文墨、不诚实、无知、阿谀奉承到令人发指的地步，而在狄更斯笔下，即使他会把贵族描写得可笑和无用，至少也会让他们有教养。特罗洛普把萨克雷视为自己的导师和榜样，却没有萨克雷那样的对统治阶级的恶意，他给我们留下了一幅平衡得多也更为真实的维多利亚时代上流社会的图景，从未有意识地对其进行粉饰，尽管他允许笔下的上流社会充斥着腐化的男女。但特罗洛普的政治观点只是乡间别墅和猎场上的政治观点，这与萨克雷一般无二。因此，萨克雷和特罗洛普都得到了上流社会的完全信任和认可。狄更斯虽然能吸引所有阶层的人，却从不曾得到过这样的接受或认可，而接受他的只有那些或是善良或是愚蠢的上流社会男女，他们没有能力批评任何能让他们哭或笑的人。有人告诉狄更斯，他不擅长描写绅士，《小杜丽》通篇都是废话。原因在于，在他的书中，天堂般的伦敦西区似乎只是个愚人天堂，必须远离，而不是进入《启示录》中新耶路撒冷前不可缺少的预备学校。只要看看百科全书，就可以知道狄更斯“对乡村绅士一无所知”。更贴切的说法是，狄更斯知道关于莱斯特·德洛克爵士[13]真正重要的一切，而特罗洛普则对他真正重要的一切一无所知。特罗洛普和萨克雷可以看到荒凉山庄，狄更斯却能看穿它。这对狄更斯来说可不是开玩笑，他对此怀有深深的忧虑，明白革命是如何从烧毁城堡开始的。
马克思和狄更斯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知道自己是革命家，而狄更斯则对自己的这部分使命没有丝毫意识。年轻的狄更斯在律师事务所找工作，自学速记，从办公室的凳子上逃到了记者席，而年轻的托洛茨基和列宁，则有意直面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贫困，选择革命作为职业，资产阶级的安全与体面的每一种替代对他们来说都比狄更斯明显得多。
这就让我们想到，狄更斯虽然属于受过教育和有教养的阶级，可他本人既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对他和这个世界来说都是幸运的，因为这让他逃离了学校和大学的日常生活，而这种生活只会使平庸因印第安式的勇敢心态而变得复杂。没有学校教育比得上拉迪亚德·吉卜林[14]和温斯顿·丘吉尔[15]的教育。但在有些家庭里，渴望满足精神追求的男孩可以接触艺术。我本人便是在学校什么也没学到，反而在家里获得了许多高等音乐的教育。我有机会接触到绘画方面的插图书籍，这让我有机会去了（爱尔兰）国家美术馆。这样一来，我就能成为一名音乐家和绘画评论家，以此养活自己，像狄更斯靠速记养活自己一样。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科学和当时宗教争议的书籍。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而不是在我们的公学和大学里，英国的这种文化才得以延续。
现在看来，狄更斯一家似乎全是无文化之人。狄更斯提到过他在阁楼上发现一堆18世纪的小说时简直欣喜若狂。但斯摩莱特[16]是一个比狄更斯本人更粗俗的野蛮人。尽管《堂吉诃德》和《一千零一夜》激发了狄更斯热切的想象力，却使他对当时的哲学和艺术一无所知。对他来说，哲学家是知识分子，是有趣的人物。斯莫尔托克伯爵[17]的创作灵感来自街头阿拉伯人：狄更斯甚至不知道，伯爵通过研究玄学和中国，并结合信息来研究中国玄学的方法“不仅是明智和正确的，而且是唯一可能的方法”。对于狄更斯和大多数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来说，玄学荒谬、无用、不切实际，是傻瓜的标志。他有足够的音乐才能，知道很多流行的民谣曲目，他会在家里唱这些歌，使他的声音保持良好状态。他还让汤姆·平奇[18]在教堂里演奏管风琴，并称之为一项令人愉快的成就。但我不记得曾听说他聆听过古典音乐会，他甚至很可能并不知道有这种娱乐活动的存在。在《一年四季》上有关（伦敦）国家美术馆的文章中，尽管对“沉默的威廉[19]”的“神化”的描述极其有趣（单看标题就能让猫发笑），在一些世俗的观点上也足够明智，但都可谓十分庸俗。鉴于他与麦克利斯[20]和克拉克森·斯坦菲尔德[21]的友谊，我们不能说他不喜欢所有的画家，但这并不是一种建立在文化上的友谊。斯坦菲尔德是一位风景画家，他迎合了英国人对风景的热爱，而这种热爱往往会与对艺术的热爱相混淆。麦克利斯是一位逸事画家，他把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场景完全按照舞台场景呈现出来。当狄更斯在他的故事中描写一个他非常不喜欢的人物时，便会安排这个人物从事艺术行业。《小杜丽》里的亨利·高恩是个画家。佩克斯尼夫[22]是一位建筑师。哈罗德·斯金波[23]是一位音乐家。他描写他们的方式掺杂着真正的仇恨。
我绝非暗示这些人物违背自然。艺术家往往的确令人讨厌，还有著名的“反修复”组织，其正式名称为“古建筑保护协会”，由威廉·莫里斯[24]及其友人创立，目的是保护古建筑免受建筑师的损害。更重要的是，以罗塞蒂、莫里斯和罗斯金为中心的艺术极端主义者、前拉斐尔派和唯美主义者都是狄更斯的崇拜者。他们崇拜特拉布的小伙计，如果他们读了我现在写的东西，一定会把我视为叛徒。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利·亨特[25]与哈罗德·斯金波一样咎由自取，高恩那种肤浅的绘画令人讨厌，而建筑师正是像佩克斯尼夫这样的索尔兹伯里大教堂的寄生虫的合适职业。但是，他们所有的狄更斯式的热情，以及狄更斯的逼真人物描写，都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狄更斯对艺术的文化层面所知甚少。由此可见，一个理解力很强的人也可能不了解广为人知的事。你可能读过狄更斯所有的故事，却不知道在他生活的时期，艺术、哲学、社会学、宗教，简而言之就是文化，都处在狂热的复兴阶段，革命运动也频频出现。丁因格[26]曾说过：“狄更斯对许多伟大的主题都不感兴趣，无论这些主题多么惊人。”这句话一针见血。要说在他的笔下找到像卡尔·马克思这样的人物，那简直就像在育儿室里找鹦鹉螺一样不可能。
狄更斯的广大读者觉得这些人物太过古怪，因而不可能真实存在，继续把库德尔和杜德尔[27]崇拜为伟大的政治家，认为东印度公司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28]和斯帕克勒先生没有区别。事实上，这种描写不仅太过滑稽而不可信，还因为太过真实而显得不可信。但对狄更斯来说，这种滑稽一点儿也不有趣：真相太苦涩了。当你嘲笑杰克·邦斯比[29]，或者嘲笑开瓶器的柄掉下来砸在克里克特[30]的下巴上时，毫无疑问，狄更斯会像街头顽童一样和你一起大笑，尽管邦斯比的结局很悲惨。但当你嘲笑斯帕克勒或小巴纳克尔时，狄更斯却非常认真。在他看来，如果英格兰要继续存在，他们两个都必须被扔进垃圾箱。
然而狄更斯从不认为自己是革命家。他是英国职业阶层的绅士，他不允许自己的女儿上舞台，因为那有失体统。他对革命者所知甚少，以至于当马志尼[31]拜访他并送上名片时，狄更斯十分困惑，推断这位素不相识的外国绅士是缺钱了，并非常好心地给他寄去一金镑，以免他来纠缠。他发现了他暴露出来的所有不满，对运动没有归属感，也不希望与和他持相同颠覆观点的人联合起来。为了让他的孩子们了解宗教和历史方面的知识，他写了《写给孩子们看的英国历史》。这本书甚至没有孩子气的借口。他还改写了福音传记，但他只是为了让小孩子对其进行贬低。他最好还是把历史留给小亚瑟、马卡姆太太和戈德史密斯吧，并考虑《圣经》钦定英译本作为一部文学艺术作品的非凡教育价值。他不把自己视为革命家，可能也很少把自己看作文学艺术家。他也反对《圣经》中的超自然观点，而这最终导致不可知论的流行，以及对达尔文理论的武断谈论。这使这一代人忽视了这一事实的艺术重要性：在英国所有的文学能量都在充分爆发的时候，当时莎士比亚刚刚去世、弥尔顿刚刚出生，一群精心挑选的学者承担了把他们认为是上帝的箴言翻译成英语的任务。在这种信念下，他们激发出了超常的能力，把原始文本变成了辉煌的文学杰作，这是任何凡人作家都再也无法企及的。但是，19世纪要么不敢以这种方式看待《圣经》，因为这属于迷信；要么就是对盲目崇拜很愤怒，以至于甚至不允许所谓的《圣经》具有艺术价值。无论如何，在狄更斯看来，比起受詹姆斯国王之命的抄写员所写的英语，他的小内尔[32]的风格更适合他的孩子。他带他们(至少有一段时间)去一神论教派的教堂，在那里他们既可以持怀疑态度，也可以心怀虔诚。但很难说狄更斯在形而上学或形而上政治学上相信什么或不相信什么，尽管他对上议院、下议院和克里米亚战争前的公务员制度的看法十分肯定。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他无话可说。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对他而言来得太晚了。他本可能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或许也应该成为共产主义者，但事实并非如此。他是独立的狄更斯派，这是一种非哲学的激进派，完全不相信民治政府，除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以外，他们同样完全敌视政府的任何其他利益。他揭露了许多弊端，并热情地呼吁统治者纠正这些弊端，但他从不号召人民这么做。他倒是有可能想到呼吁他们也去写小说。
狄更斯有很多孩子，为此给他自己和他不幸的妻子增添了很重的负担，而为了养活孩子和过富裕的生活，他被迫高强度工作，以至于英年早逝。读者们无法忍受自己喜爱的作家迫于经济压力而苦苦挣扎，而这种压力往往与天才的冲动存在着极大的冲突。这种压力在狄更斯身上比在许多穷人身上更强烈。他有着坚定的资产阶级良心，这使他不可能一边自己去追求命中注定的道路，一边由着妻子和孩子挨饿。狄更斯则深知贫穷的可怕，因而不会让自己的妻子经历他母亲所经历的一切，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去给鞋油瓶子贴标签赚钱。他必须取悦公众，否则就会陷入贫困。在这种情况下，对家庭的关注不可避免地把对艺术的关注推到了第二位。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狄更斯的乐观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掩盖了他对生活的真实看法。他在自己的道路上走得很远，这足以表明，当他没有开怀大笑的时候，他是一个忧郁的人。亚瑟·克莱南是文学作品中的“忧郁杰米”之一。为了获得内心的欢乐，我们不得不求助于难以对付的迪克·斯威夫勒[33]，顺便说一下，他被描写成了一个令人作呕又粗俗的人，想借着追求有钱女人而发财。他一直都是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后来他突然吸收了狄更斯的幽默感，就变成了一个极具娱乐性和完全不可思议的小丑。这是一种真正的转变，而不是对公众品位的让步。但是，对于《董贝父子》中的沃尔特·盖伊而言，他高昂的情绪被设计成了堕落和毁灭的前奏，可谓强行以大团圆结局替代悲惨结局的典型例子。《马丁·丘兹勒维特》开始于对自私的描写，最终却无疾而终。被财富冲昏头脑的伯菲先生解释说，他只是出于慈善目的才假装这样做，于是便可安然无恙，品德上没有一丝污点，但他的一些伪装让我们深感怀疑。贾代斯[34]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一直做着慷慨之举，最后却为了给埃丝特·萨默森一个愉快而富有戏剧性的惊喜，居然对她进行了无情、残忍、粗俗的欺骗。我不会说狄更斯的小说充满了忧郁的意图，他并不敢把这些意图贯彻到底，延伸至不幸的结局。但在匹克威克(就像堂吉诃德一样，一开始只是一个可鄙的笑柄)之后，他并没有给我们留下真正快乐的男女主人公。那些书的大团圆结局，不过是为了增添可读性。20世纪解放妇女的小说比狄更斯的小说聪明得多，见多识广得多，无情地让读者陷入绝望的沮丧和痛苦，看过那些小说的人不会对狄更斯的人性感到感激。他从充满劫数的世界转向偶然有好运降临的世界，让离别的读者们脸上洋溢着快乐。但当我们的思想越来越强大时，他的一些安慰就变得毫无必要，甚至令人恼火。《远大前程》的结尾便是如此。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结局，狄更斯写了两个结局，结果都搞砸了。对于第一个结局(在布尔沃·利顿的说服下放弃了)，皮普带着小皮普在皮卡迪利大街上散步，驾驶马车经过的艾丝特拉叫住了他。她嫁给了什罗普郡的一名医生，婚姻生活很美满，只是与皮普打了招呼，亲吻了小皮普，二人便从彼此的生命中飘然远离了。皮普虔诚地希望她的丈夫能让她明白她让他遭受了多少痛苦，这是缺点所在，这个结局非常真实，但又太过现实，不是悲剧该有的结局。皮卡迪利大街也不适合做这种情况的背景。驾驶马车离开的情节，则是不知不觉地借鉴了里威尔的小说《一天的旅程：一生的浪漫》，这本小说非常不受欢迎，以至于不得不让《远大前程》来取代它在《一年四季》上的连载。但在里威尔的故事中，男主人公去拦马车，结果被女人撞死。狄更斯一定觉得这个结局有什么不妥，而布尔沃的反对证实了他的怀疑。因此，他写了一个新的结局，在这个结局中，他去掉了皮卡迪利大街，取而代之的重逢场面极为协调，背景、时间和气氛都堪称美好动人。他删除了什罗普郡的医生这个人物，也没有写到小皮普。到目前为止，新的结局在各方面都比初稿结局好。
不幸的是，布尔沃想要的是所谓的大团圆结局，把皮普和艾丝特拉描绘成一对破镜重圆的恋人，他们将喜结连理，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狄更斯虽然不能强迫自己如此直白地在感情上弄虚作假，但在结尾，他还是允许自己说他们之间“没有离别的影子”。如果皮普说“自从那次离别以后，我每每想到她，往日的悲伤无不涌上心头。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再去见她，我知道我永远也不会再去见她了”，他至少还有可能过一种可以忍受的生活。但是，一想到他会和艾丝特拉一起幸福地生活，事实上与艾丝特拉一起幸福生活的可以是任何人，那就绝对令人不快。我还记得考登·克拉克[35]夫妇曾大胆地暗示了一个疑问：班尼迪克和比阿特丽斯[36]是否也可以幸福地结合，但这并不重要，因为班尼迪克和比阿特丽斯的现实并非皮普和艾丝特拉的现实。莎士比亚可以拿《无事生非》当儿戏，这部作品被公认为粗劣之作，但《远大前程》是另一回事，狄更斯在这部书里几乎倾注了他所有的思想。这是一本太严肃的书，不可能只注重微不足道的大团圆结局。这本书的开头充满了不幸，中间亦充满了不幸，而传统的大团圆结局是对它的一种侮辱。
在狄更斯笔下各种不讨喜的女性角色中，艾丝特拉是一个奇怪的成员。在我年轻的时候，人们常说狄更斯不擅长描写女人。说这些话的人是想到了阿格尼丝·威克菲尔德[37]和埃丝特·萨默森，以及小杜丽和弗洛伦斯·董贝[38]，认为她们是狄更斯对女性的荒谬刻画。吉辛[39]制止了这种说法，他问道，像拉德尔太太[40]、麦克斯廷杰太太[41]、盖格瑞太太这样的泼妇，像尼克尔比太太[42]和弗洛拉·芬奇太太[43]这样的傻瓜，像罗莎·达特尔[44]和韦德小姐[45]这样扭曲的老处女，是否谈不上对女性描写的极好例证。而且，她们都不讨人喜欢。但贝齐·特罗特伍德[46]是一位非常可爱的仙女教母，也是对人性的真正描写，还有像伯菲太太[47]这样可爱的老太太，人们会禁不住问，狄更斯一生中到底有没有遇到过和蔼可亲的女性。朵拉向弗洛拉的转变过程很残忍，却真实到了可怕的地步。狄更斯自然可以凭借想象力创造出许多讨喜的女性人物，但不知何故，他不能或不愿像描写其他角色一样，生动地刻画这样的女性角色。他是否真认识像小杜丽这样的人，我们表示怀疑，但范妮·杜丽特[48]显然来自现实生活。艾丝特拉也是，狄更斯对她的描写比对范妮的描写细致得多，而且我猜，狄更斯认识她这样的人，是最近的事。
在狄更斯沉浸在《远大前程》的创作期间，他与妻子分居，可以自由地与女性建立更为亲密的关系，而这是一个有家庭的男人所不能做到的。我对他在职业生涯的这一阶段的冒险经历一无所知，不过我敢说，反狄更斯派的一小部分人绝对可以挖出与之有关的大量内容，而他们的这种狂热行为，都是由狄更斯研究会挑起的。没有必要暗示任何风流韵事，因为狄更斯可以从匆匆一瞥中得到暗示，将其扩展为一个成熟的人物。他的这段经历与我们有关，只是因为这是《远大前程》结尾的转折点，即艾丝特拉天生喜欢折磨别人。为了取乐，她一直故意折磨皮普。在我们听到的她与别人的不多的交往中，她并没有表现出一丝善意。事实上，她对皮普的折磨几乎可以说饱含深情，与她对那些不值得折磨的人的冷漠蔑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比本特利·多穆尔聪明，又出于任性和愚蠢才会嫁给他。因此，本特利用拳头来对抗她的恶意，也就不足为奇了。面对心碎的皮普，这对我们而言是一种安慰，但并不完全可信。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艾丝特拉这样的人通常能吓到本特利·多穆尔这样的人。无论如何，最后的甜蜜结局暗示艾丝特拉因受到本特利的虐待和尽失钱财而成功挽回形象，从此和皮普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这甚至激起了狄更斯的大儿子的反对，可谓理所当然。
除此之外，这部小说是狄更斯作品中最完美的一部。从《雾都孤儿》开始，他的许多书中都充斥着石器时代遗迹一样的荒谬情节，但在这本书中他没有如此蒙混过关。这个故事围绕着一个简单的灾难展开：皮普如何一步步发现自己的远大前程从何而来。艾丝特拉是马格维奇的女儿，这的确带有老式的阴谋迷信的痕迹，但这样的情节让英雄般的文米克拥有了感人的幸福结局。谁会忍心不让他有个完满的结局呢？随着社会良知的发展，19世纪强烈的阶级势力在我们看来不那么自然，《远大前程》的悲剧因而便失去了一些吸引力。我在想，狄更斯本人是否意识到，他对鞋油瓶子的敏感，因此而承受的痛苦，以及他怨怼母亲不同意他逃离童工工厂，其实算不上太过势利，并不值得他为此所声称的所有同情。现在比较一下H.G. 威尔斯[49]，他是20世纪与狄更斯最相似的人。威尔斯讨厌在布料店里做小工，就像狄更斯讨厌做仓库小工一样，但他一点儿也不觉得难为情，也不责怪母亲把这看作对他的最高期许。威尔斯先生的父亲曾是迷人的板球运动员，而命运强加给了他一份不相称的谋生手段：开一家小铺。在年轻的威尔斯看来，打理店铺并不意味着有失身份，而在文雅的狄更斯看来，做仓库小工却是落魄，叫人无法忍受。尽管如此，我还是忍不住猜测，即便狄更斯没有因为赚钱养活一大家子而过早地劳累而死，他也不可能像威尔斯先生从讨厌的布料柜台中苦中作乐那样，从鞋油瓶子中获得乐趣。
狄更斯从未达到那个阶段，《远大前程》中对此并无暗示。因为在这本书中，他从来没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皮普会拒绝马格维奇的钱，并怀着如此残忍的厌恶远离他。从文雅的狄更斯家族的观点，甚至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马格维奇无疑是一个“蝼蚁一样的人”，但若是维克多·雨果，一定会把他塑造成伟大的英雄，成为另一个冉·阿让[50]。在崇高而坚定的想法的鼓舞下，马格维奇摆脱了犯罪的泥潭，诚心诚意赚钱，以报答在他挨饿时给他一碗饭的孩子。如果皮普不反对做寄生虫，而不愿做一个诚实的铁匠，那么，至少他有更好的理由依靠马格维奇赚的钱，而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依靠哈维沙姆小姐的财产。奇怪的是，狄更斯竟然没有想到这一点。若是揭露皮普依靠他人为生的做法毫无价值，对狄更斯而言可谓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如果像他以为的那样，靠哈维沙姆小姐过活只是作为林中雀俱乐部会员的特权，那他就不需要认为他对马格维奇的依赖与他毫无根据的自尊心水火不相容。但是，皮普不可能认为马格维奇与他自己或哈维沙姆小姐是一路人。而在这一点上，恐怕狄更斯与皮普的看法是一样的。皮普确实势利，但创造出他的人对这种短暂的局限未加批评。?
对于这种情况，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皮普和他的创造者一样，既没有文化，也没有宗教信仰。当皮普说了一连串关于哈维沙姆小姐的骇人听闻的谎言时，乔·盖格瑞建议他在祈祷时为此忏悔，但是皮普从不祈祷。教堂对皮普来说，除了沃普斯勒先生天花乱坠的讲话，什么也不是。在这一点上，他很像大卫·科波菲尔，大卫彬彬有礼，但既没有文化，也没有宗教信仰。因此，皮普的世界是一个非常忧郁的地方，他的行为无论是好是坏，总是无可奈何。因此，狄更斯在被卡莱尔从中产阶级的无知乐观中唤醒后，总是描写如此黑暗的背景。当他失去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信仰和随之而来的无忧无虑的心情时，他既没有经济上的乌托邦，也没有值得信赖的宗教可以依靠。他的世界变了，美好的期望全都残忍落空。而在威尔斯的世界里，他则在不断实现越来越大的期望。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毕竟狄更斯从来没有时间形成一种哲学或定义一种信仰。他后来更伟大的著作，都因日光之下所行的罪恶而充满悲哀。
[1] 狄更斯12岁时因家境困窘，被迫辍学做了童工，他后来将这段经历写进了《大卫·科波菲尔》中。——编者注(如无特殊说明，本篇注释均为编者注)
[2] 狄更斯作品《大卫·科波菲尔》中的情节。
[3] 狄更斯作品《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大卫曾在斯彭洛与乔金斯事务所做过学徒。
[4] 狄更斯作品《匹克威克外传》中的情节。
[5] 狄更斯作品《小杜丽》中的人物。他是因欠债而在马歇尔西监刑时间最长的囚犯，他为自己的头衔“马歇尔西之父”感到无比自豪。在他内心深处，他知道自己已经把他自己和心爱的孩子们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但他永远不会公开承认这一失败。
[6] 狄更斯作品《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是大卫在默德斯通与格林比公司做童工时的工作搭档。
[7] 收租人潘克斯表面上看对贫困居民的困境漠不关心，却私下收集信息和拼凑证据，最终揭穿了其雇主卡斯比的贪婪面目。
[8] 弗林特温奇是克莱南家中唯一的女仆，她害怕主人克莱南夫人和丈夫弗林特温奇，却很宠爱亚瑟·克莱南。
[9] 狄更斯作品《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人物，他与匹克威克是主仆关系。
[10] 狄更斯作品《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的情节。
[11] 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英国小说家，人们普遍认为其文学成就与狄更斯齐名。
[12] 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1815—1882)，英国小说家。
[13] 狄更斯作品《荒凉山庄》中的人物，一个顽固守旧的爵士。
[14] 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
[15] 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1874—1965），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
[16] 托比亚斯·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1721—1771），英国作家。
[17] 狄更斯作品《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人物，他致力于为自己的“英格兰伟大工作”收集信息。
[18] 狄更斯作品《马丁·瞿述伟》中的人物，他为人厚道，做事朴实。
[19] 沉默的威廉（Wailliam the Silent，1533—1584），也被称为“奥兰治的威廉”，他是荷兰反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主要领导人，被视为荷兰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20] 丹尼尔·麦克利斯(Daniel Maclise，1806—1870)，爱尔兰历史、文学和肖像画家，他曾为狄更斯的作品设计插图。
[21] 克拉克森·斯坦菲尔德(Clarkson Stanfield， 1793—1867)，英国画家。
[22] 狄更斯作品《马丁·瞿述伟》中的人物。
[23] 狄更斯作品《荒凉山庄》中的人物。
[24]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英国小说家、翻译家、建筑保护主义者。
[25] 利·亨特(Leigh Hunt，1784—1859)，英国评论家、诗人。
[26] 丁因格(Dean Inge，1860—1954)，英国作家、剑桥大学神学教授。
[27] 狄更斯作品《荒凉山庄》中的人物。
[28]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他对自己所供职的东印度公司的等级结构深感痛心，一生都在致力于提高妇女的地位与呼吁男女平等等事业。狄更斯在创作《荒凉山庄》中的人物时受到了他的事迹的影响。
[29] 狄更斯作品《董贝父子》中的人物。
[30] 狄更斯作品《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一个皮肤黝黑的年轻女子，有打喷嚏的习惯。
[31] 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意大利政治家、记者。
[32] 狄更斯作品《老古玩店》中的人物。
[33] 狄更斯作品《老古玩店》中的人物。
[34] 狄更斯作品《荒凉山庄》中的人物。
[35] 考登·克拉克(Cowden Clarke， 1787—1877)，英国作家。
[36] 莎士比亚喜剧《无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中的主人公。
[37] 狄更斯作品《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后成为大卫的妻子。
[38] 狄更斯作品《董贝父子》中的人物。
[39] 乔治·罗伯特·吉辛(George Robert Gissing， 1857—1903)，英国小说家。
[40] 狄更斯作品《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人物。
[41] 狄更斯作品《董贝父子》中的人物。
[42] 狄更斯作品《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的人物。
[43] 狄更斯作品《小杜丽》中的人物。
[44] 狄更斯作品《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
[45] 狄更斯作品《小杜丽》中的人物。
[46] 狄更斯作品《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
[47] 狄更斯作品《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的人物。
[48] 狄更斯作品《小杜丽》中的人物。
[49] H.G.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小说家、政治家、历史学家。
[50] 雨果作品《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中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