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一，“一”是天理
陆澄问：“主一之功，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可以为主一乎？”
先生曰：“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好货则一心在好货上，可以为主一乎？是所谓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
【译文】
陆澄问：“专注于一的功夫，是否就像是读书一心一意在读书上，待客一心一意在待客上？这是否就是专一的功夫？”
先生说：“好色就一心一意在好色上，贪财就一心一意在贪财上，也可以算作是专一吗？这不过是追逐物欲罢了。专一是一心专注于天理。”
【度阴山曰】
有人问牧师：我祈祷的时候可以抽烟吗？
牧师回答：不可以。
人再问：我抽烟的时候可以祈祷吗？
牧师回答：可以。
主一，就是敬，就是对天理的无条件崇敬。在这个故事中，祈祷就是天理，是我们专注的唯一。我们要绝对地敬重它，要分清主次，分清灵魂是什么。专注天理时，任何事都可做；不专注天理时，所有事都做不得。
程颢和程颐是兄弟，但性格迥异，程颢洒脱，程颐严肃。性格决定了两人在学术上的不同，于是，二人后来分别成为理学和心学的开山鼻祖。
程颢除了在儒学上有大成就外，在所谓的小技，诸如琴棋书画上都有极深造诣；程颐则专心于儒学，心无旁骛。某次，兄弟二人去赴宴，主人给两人找了歌姬陪吃陪喝陪聊天。
程颐浑身不自在，更让他不自在的是，老哥程颢居然很玩得开，尺度相当大。
二人回家的路上，程颐指责程颢说：“老哥，您太不知体统，一点读书人的仪态都没有了。”
程颢问：“什么事？”
程颐就把刚才老哥与歌姬的事说了一遍。程颢大笑：“我出门就把歌姬的事忘了，你居然记了一路。”
程颐犯了个毛病：和歌姬一起时，心不在焉，离开歌姬后，又心有所系，这是典型的不专一。在什么情境下，就该做什么事，不能虚伪，要认真做，不能被从前的规矩束缚。
阳明心学所谓的专一，有两层意思。
第一，在无伤大雅的情况下，要随俗。既然你在人家家里做客，主人请了歌姬，那就不要装君子，那地方不是装君子的地方。但如果有伤大雅，比如进了土匪窝，你就不能当土匪。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第二，我们做的任何事，都有个主导此事的灵魂在，这个灵魂就是天理。琴棋书画，只是小技，但在锻炼这些小技时，心中要把它们当作修行的术，修行我们的意志力、专注力，最终让心静下来。它是通往道的术，而不是道本身。
程颢和歌姬玩大尺度，只是当时开明知识分子的一种消遣方式，这种消遣方式在当时是无伤大雅的，那就要尽兴、专一。离开这个场景后，马上就忘掉，而不能如程颐那样还惦记着。
遗憾的是，我们所谓的专一，都偏离了这层。正如王阳明所说，好色就一心在好色上，把好色当成了道；贪财就一心在贪财上，把贪财当成了道。
这就不是专一，看似诚心诚意地在做事，其实是在被物牵着走。专一，是炼心。那些看上去不以天理为主的聚精会神，不但不是专一，还是专一最大的敌人！
立志
问立志。
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驯至于美大圣神，亦只从此一念存养扩充去耳。”
【译文】
有人问如何立志。
先生说：“只要心心念念存养天理，就是立志。能够不忘记这一点，久而久之天理自然会在心中凝聚。就像是道家所说的修炼内丹一样。而心中时刻不忘存养天理，逐渐达到孟子所说的美、大、圣、神的境界，也只不过是从起初的念头不断存养、扩充出去的罢了。”
【度阴山曰】
从前，有两个生意人来到一片远离闹市的居民区。两人发现这里没有超市，于是几乎同时在居民区开起了便民超市。
甲的超市比乙的大，但一个月过后，生意惨淡，而乙的小超市却风风火火，几乎成了所有居民的不二之选。甲大惑不解，找到乙，询问诀窍。
乙也大惑不解，他认为甲的实力比他的强，生意应该比他好，但结果竟然相反。
甲就观察乙的超市，发现超市的货物和自己的也差不多。不过有个小细节，乙的货物似乎都很接地气，而且摆放得也特别用心。
他问乙：“你为什么要开超市？”
乙回答：“我看到这里一个超市都没有，居民们肯定不方便，开这个超市就是方便他们的。”
甲说：“我不这样想，我想的是，这是个市场空白，抢占市场空白，就抢占了利润。”
如果把甲和乙对为何开超市的答案看作是立志的话，虽然都是开超市，但甲乙二人的“志”却完全不同。
我们注意到，乙的“志”是方便当地居民，而甲的“志”是赚钱。
乙立下那样的志向后，如果他能不忘初心，就会为居民着想，就会用心，真正为居民提供便利。而居民认可他的真心后，就会把利润送给他。
甲的志向，看似很精确，其实犯了个大错：真正的志向，是一种情怀，而不是有具体的所指。
在王阳明看来，人如果有志向，并且坚定地走在通往志向的路上，那这个人肯定能成功。志向就是我们人生的指南针。
人之所以要有志向，还有个原因：每个人都会被身边的琐事缠绕，许多人总是抱怨当下，负能量特别多，这就是因为你没有志向。当你有个远大的志向，并特别坚定、特别专一地向志向奔走时，你哪里有时间去管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呢？
正所谓“将军赶夜路，不打野兔”。将军赶夜路肯定有大事，这大事就是志向，脚下的野兔就是我们平时遇到的琐碎小事，真正的将军，根本不会去打野兔来浪费时间和精力。
所以，立志可以让我们屏蔽掉身边鸡毛蒜皮的小事，让我们不抱怨，让我们轻装上阵。
王阳明能创建心学，和他的立志密切相关。在他十二岁时，就问老师，何谓第一等事，也就是人生志向是什么。
老师说：“读书中举做大官，光宗耀祖。”
王阳明摇着他的大头说：“不对，我认为人生第一等事，应该是做圣贤。”什么是圣贤，圣贤就是要立德立功立言，做到这一点，就能普度众生，也能度自己。
我们立志，不是立下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种志向，而是想做成什么样的事。
用王阳明的说法，立志，就是心心念念存养天理。
这天理就是发自真诚地服务他人，而且毫无保留地付诸实践，最后成就自己。俗一点的讲法就是，为人民服务、天下为公，心怀他人，而不是全怀自己。
比尔·盖茨曾立下志向：要让所有的家庭都拥有一台计算机。倘若他当初立下的志向是要卖计算机给所有家庭来赚钱，恐怕就不会有今天的比尔·盖茨。
每一件事，都存养着为人民服务、天下为公、心怀他人，而非全怀自己的天理，这就是念念存养天理，就是立志。天长日久，就会有圆满人生。
最后，我们要说的是，王阳明在创建心学后制定的《王门四规》中，第一条就是“立志”，而在这里，他所谓的“立志”其实就是做个好人。什么是好人？不作恶就是好人，就是在存养天理。所以，立志说难很难，说不难，也非常容易。
以毒攻毒，方能治毒
“日间工夫，觉纷扰，则静坐；觉懒看书，则且看书。是亦因病而药。”
【译文】
“如果白天用功时，觉得受到干扰，那就静坐；如果懒得看书，那就看书。这也是对症下药。”
【度阴山曰】
宋初，南唐派使者到北宋东京（开封）贡献礼物。按传统，北宋须派出一位接待使到两国边界迎接。这本是常事，随便派出一位官员即可。但满朝文武得知对方使节是徐铉后，这事就成了难事。徐铉是南唐名臣，以擅长长篇大论名扬天下。据说此人能把死人说活，把活人说死。
北宋朝臣都知道这小子口才学识很厉害，所以犯了难，赵匡胤笑道：“这有何难，顺手指了一个禁卫军说，就他吧。”
众臣都跳了起来，按规定，禁卫军都是不识字的。
赵匡胤不管，拍板道：“就让他去接徐铉。”
那个大字不识的禁卫军和徐铉一见面，徐铉就开始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随行来的宋人惊愕万分，但那个禁卫军毫无表情，只是嗯嗯啊啊地应着。徐铉说的每句话，到他这里都如同进了墓道。
徐铉开始时没有觉察，喋喋不休。在路上走了几天，徐铉一直没有得到该有的应答，也就没有兴趣滔滔不绝下去了。
徐铉后来见到赵匡胤，说话的兴趣全无，他到最后也没有搞明白，那个接待使到底几斤几两。
赵匡胤选使，用的招数叫“以毒攻毒”。以毒攻毒不是以硬碰硬，北宋人才济济，找到一个和徐铉水平差不多的不在话下。但没有必要，两强相争，尤其是动嘴皮子，即使赢了，输的人也是心上不服。那是不是要避开呢？也不行，遇事，必须积极面对，而不是逃避。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毒攻毒”，你用口才好的“毒”，我就用口才不好的“毒”，两“毒”相遇，肯定是后者胜。这就叫“无为而无不为”。
王阳明在这里谈到的问题，和赵匡胤选使神似：白天用功时，觉得外部环境特别嘈杂，你深深受到影响，最好的办法不是跑到密室静坐，而是就在这个嘈杂的环境中静坐，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成，三次，必须勇于应事，直面困难。
这就是以毒攻毒。
不想看书，非要看书，这也是以毒攻毒。孔子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王阳明却说，要立，因为你不立，就永远格不出面对危墙时的真理。如果你特别好色，那为了克掉这个人欲，就绝对不能见到美女就跑，而是要使自己适应美女，只是观赏而不亵玩。
办法就是以毒攻毒：先从看丑女开始，再看姿色一般的女子，拾梯而上，最后看美女，经过这番以毒攻毒后，你对色的敏感度降低，就格出了遇见美女时应该存的天理。
读过《西游记》的人都注意到，十万天兵天将不能捉住孙悟空，偏偏一个在人间的二郎神，捉住了孙悟空。这是因为，孙悟空是地上的神仙，二郎神也是，贼最了解贼，以贼攻贼，无往而不胜。
这就是以毒攻毒。
遇到事，很多人选择的是能避则避，实在避不了再面对。这样一来，不仅浪费了时间，反而会给自己增添心理负担。倒不如在遇到事时直接、快速面对，节省躲避的时间，这就是以毒攻毒。
人世间，最大的捷径就是直线，以毒攻毒、勇敢地面对就是直线。
好朋友vs坏朋友
“处朋友，务相下，则得益，相上则损。”
【译文】
“与朋友相处，务必相互谦让，这样才会得益，如果相互竞争比较，则会受损。”
【度阴山曰】
战国时，齐国宰相孟尝君乐善好施，求才若渴，手下门客几千人，好不热闹。孟尝君对门客说：我把你们当师长，当朋友，如果我有什么过错，你们一定要指出。
门客们哇呀乱喊，都赞颂孟尝君乃千古第一完人，若想在他身上找到缺点，简直如大海捞针。孟尝君就在这些门客的吹捧中飘飘然。
后来，孟尝君被贬为平民，散伙时，他希望门客们跟着他，帮他东山再起，但门客们卷起铺盖，立即走人，连个招呼都不打。
孟尝君不由得感叹说：“世态炎凉至此啊，朋友不过如此。”
再后来，孟尝君又恢复了荣誉和地位，那些门客又都跑回来，溜须拍马，好不恶心。
孟尝君很愤怒地道：“你们这些禽兽不如的东西，当初走的时候多么干净利落。即使我今天有脸见你们，你们还有脸见我吗？”
门客们大笑道：“你敢有脸见我们，我们就有脸见你啊。”
孟尝君把门客当好朋友，但显然，门客们根本不是他的好朋友，而是坏朋友。
孔子说，好（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正直的、诚信的、知识广博的；坏（有害的）朋友有三种：谄媚逢迎的、表面奉承而背后诽谤人的、善于花言巧语的。
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好朋友还是坏朋友，孔子没有说。仅凭这些无法量化的正直、诚信、知识广博、谄媚逢迎、阳奉阴违、花言巧语的概念，我们无法知道谁是好朋友，谁是坏朋友。
王阳明给出一个方法：一定要在与朋友相处的过程中，看他是否诚信、正直，知识广博倒是其次的。谦让他而不是与他比高低，就能很快判断出他是坏朋友还是好朋友。
但说真的，朋友这玩意儿，有句话叫“臭味相投”，只要脾气对了，胃口对了，无论他对别人有多坏，对你都会很好。因为人都是有感情的，人性都是善的，大奸大恶之人，对他的家人和爱人，也会付出真情，无微不至。
什么是好朋友，什么是坏朋友，评价标准不是恒定的，更不是客观的。你的好朋友，只是你眼中的那人，而不是他本身。任何一个人都有优点，也有缺点，交朋友，只要记住一条：相互谦让，别相互竞争。
这就足够了。
大树理论——自以为是者，知识越渊博，就越危险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屡责之。
一日，警责方已，一友自陈日来工夫请正。
源从旁曰：“此方是寻着源旧时家当。”
先生曰：“尔病又发。”源色变，议拟欲有所辨。
先生曰：“尔病又发。”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内，种此一大树，雨露之滋，土脉之力，只滋养得这个大根。四旁纵要种些嘉谷，上面被此树叶遮覆，下面被此树根盘结，如何生长得成？须用伐去此树，纤根勿留，方可种植嘉种。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养得此根。”
【译文】
孟源有自以为是、爱好虚名的毛病，先生曾多次批评他。有一天，先生刚刚批评过他，一位学友来谈自己修养的近况，请先生指正。孟源在旁边说：“你才刚刚达到我以前修行的水平。”
先生说：“你的毛病又发了。”孟源脸色通红，想要为自己辩解。
先生说：“你的毛病又发了。”先生借此教导孟源，“这是你人生中最致命的病根！就像方圆一丈的地里种了一棵大树，雨露滋润，土壤栽培，只是滋养这棵大树的根。如果在这棵大树周围种些好的庄稼，上面的阳光被树叶遮蔽，下面的土壤为树根缠绕，这些庄稼怎么长得成呢？只有砍去这棵大树，将树根拔得一干二净，才可以种植这些好庄稼。如若不然，任凭你如何努力耕耘栽培，也不过是滋养这个树根罢了。”
【度阴山曰】
汉末的杨修，他名扬中国历史，靠的不是功绩，而是诸多小聪明。
关于他的小聪明，史不绝书，仅举几例。某次，曹操让人建造一座花园，建成之日，他去观看时，什么都没说，只取笔在门上写了一“活”字。
许多人都不明白。杨修跳出来道破天机：“门内添活字，乃阔字也。曹先生嫌门太阔了。”
工匠们急忙把门改窄，曹操再来看，很高兴地问：“谁告诉你们的？”
有人说：“是杨修。”
曹操觉得杨修很聪明。
不久，有人给曹操送来酥饼一盒。曹操随手在盒上写了“一合酥”三个字，就放到了案头上。
杨修进来看见，就把酥和大家分吃了。
曹操问他什么意思。
杨修回答：“丞相您盒上写着‘一人一口酥’嘛，我们岂敢违背您的命令呢？”
曹操觉得杨修真的很聪明。
身为乱世丞相，曹操总是担心别人暗杀他，于是就吩咐侍卫说：“我这人精神不好，即使睡觉，也会突然对近我身的人下杀手，你们千万不要在我睡梦中近身。”
侍卫们都遵令而行。但有一次，曹操“睡梦”中把被子蹬掉了，有个侍卫过来给他盖被，曹操抽出宝剑，宰了侍卫，然后继续睡觉。
醒来后，众人对他说了事情经过，曹操大哭，厚葬了那个侍卫。
事后，众人都认为曹操能梦中杀人。
只有杨修说：“不是丞相在梦中，而是我们在梦中。”
曹操觉得杨修聪明过了头，但他决定再给杨修一次机会，可惜杨修没有珍惜。
大耳贼刘备亲率大军打汉中，曹操率大军迎战。
两军在汉水一带对峙。
曹操屯兵日久，进退两难。于是就对着厨师端来的鸡汤发呆，他看到碗底有鸡肋，有感于怀，正沉吟间。有将军入帐禀请夜间号令，曹操随口说：“鸡肋！鸡肋！”人们便把这个号令传下去。
杨修听了，就开始在军营上蹿下跳，说丞相要撤兵，因为鸡肋这玩意儿，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曹操知道后，暴跳如雷，怒斥杨修造谣惑众，扰乱军心，于是将其斩首。
一代聪明人杨修，就这样没了。
杨修的确聪明，思维敏捷，很多别人制造的迷雾问题，他都洞若观火。王阳明的弟子孟源也具备这种才能，这位安徽滁州人，在王阳明身边多日，听了那么多心学课，却仍是一副自以为是的模样，惹得王阳明把他训斥得体无完肤。
杨修和孟源都有个共同点：炫耀时不知道这是小聪明，他们还以为自己良知很明。
孟源和杨修为什么被称为自以为是，而不是高度自信？原因如下：
第一，他们固然能发现问题的关键，但全部说了出来。
第二，他们发现的那些问题，其实都是小问题，人对于发现小问题的沾沾自喜，往往是难成大事的直观呈现。
第三，在无伤大雅的小问题上自以为是，是表演给别人看；高度自信，是表演给自己看。
第四，表面看上去他们知识很渊博，无所不知，其实只是读书读偏了，真正的读书人，是壮大自己，而不是炫耀自己比别人聪明。
人一旦自以为是后，就如王阳明所说，你学得越多，掌握的知识越渊博，其实就越给你带来伤害。因为自以为是是大树，遮蔽了你认知的一切，你唯一留下的只有那棵自以为是的大树，什么种子都不会发芽。
杨修如果不是饱读诗书，他不会有那么多才能，没有那么多才能，就不会猜中曹操的问题，不会猜中，就说不出来，这样他可能就会躲过一劫。
这就是“大树理论”——自以为是者，越是知识渊博，就越危险。
真理是简单的，不然，大家早就知道了
问：“后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乱正学？”
先生曰：“人心天理浑然，圣贤笔之书，如写真传神，不过示人以形状大略，使之因此而讨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气，言笑动止，固有所不能传也。后世著述，是又将圣人所画，摹仿誊写，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远矣。”
【译文】
陆澄问：“后世的著述汗牛充栋，恐怕也会扰乱儒家的正宗吧？”
先生说：“人心与天理本就浑然一体，圣贤将之写进书里，就像给人画像一般，只不过是给人看一个基本的轮廓，使得人们能够据此探求真正的心体；至于所画之人的精神相貌、言谈举止，本来就不太能表现出来。后世的许多著述，是将圣人所画的像再描摹誊写，又在里面加入许多妄自尊大的理解，试图展示自己的才能，这样就离真正的圣学越来越远了。”
【度阴山曰】
如果有人问你，“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是谁，你大概答不上来。但如果有人问你，慈禧是谁，你一定知道，就是那个祸国殃民的清朝老太婆。很多人总是把简单的东西搞复杂，就如慈禧太后这个谥号。同样，真理也是如此。
顾城说，我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但我知道，它一定是简单的，要不人早知道它了。
顾城说的是真理。
中国古人常讲，大道至简。意思是，真正的人生大道理，生存真理都是特别简单，妇孺能知的。孔子说，仁者爱人，这就很简单，要注意的是，孔子所谓的“人”可不是所有苍生，而只是当时的贵族阶级。墨子则说，要兼爱天下人。只要是个人，我们就都要爱。
如此简单的真理，被后人解释得神乎其神，复杂艰涩。“仁者爱人”四个字，就能写出一本书。
哪里有那么复杂？
只要发自真心地去爱别人就是了，搞那么多理论，把一个人人都能明白的真理解释得“山路十八弯”，最后连自己都蒙了。
王阳明说，真理这玩意儿就像一幅简单勾勒出的肖像画，大家一看，原来是这样。但自作聪明的人觉得圣人画的这画肯定没这么简单，于是左一笔右一笔地涂抹，最后，这幅画就成了一幅复杂的油画。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两种恶果。
第一，真理这幅肖像画升级为油画，它就成了艺术。艺术不是人人都懂的，所以很多人就放弃了追求真理，放弃了遵循人生大道理。他们一致认为，真理这玩意儿是圣人玩的，咱们普通人怎么玩，咱们只能玩玩人欲。
第二，一旦对朴素的真理添油加醋，人就只会在理论上付出精力，而少了许多行动。最后导致的就是知行不一。
中国传统哲学，是以儒学为根基的。事实上，儒释道三家，道家哲学最深奥，其次佛家，最简单的才是儒家。中国人选择了最简单的儒家，而不是道、佛，已足以说明，真理就是最简单的，若想让所有人能知能行，只有最简易的哲学才可以。
孔孟之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阳明心学，一以贯之，这个“一”就是心，就是良知。为人处世凭良知，这就是阳明学的真理，非要把阳明学搞得高深莫测，不但是画蛇添足，而且是贻害众生，是人类的最大敌人。
我们常常为真理涂脂抹粉，掩盖了它的本来面目，我们要认清它，必须为它卸妆。这卸妆的工作是最难的，但最难的事，有人却做得不亦乐乎，做得很成功。
而对最简单的事情，我们却丧失了认清和处理它的能力。你对父母孝顺吗？你对工作忠诚吗？你对身边的人友好吗？这些简单的事，认识和做起来，在今天非常费劲。所以，顾城才说，真理一定很简单，否则，大家就都懂了。
不给真理涂脂抹粉，不把真理搞得复杂的唯一途径，就是遵循经典，回归本心。因为所有的真理、经典，说的都是一件事：真心！
阳明学大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
问：“圣人应变不穷，莫亦是预先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讲求得许多？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后世所讲，却是如此，是以与圣人之学大背。周公制礼作乐，以文天下，皆圣人所能为，尧舜何不尽为之，而待于周公？孔子删述六经以诏万世，亦圣人所能为，周公何不先为之，而有待于孔子？是知圣人遇此时，方有此事。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能照。讲求事变，亦是照时事。然学者却须先有个明的工夫。学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变之不能尽。”
曰：“然则所谓‘冲漠无朕，而万象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
曰：“是说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译文】
陆澄问：“圣人能够随机应变以至于无穷，难道不是因为预先都研究过吗？”
先生说：“怎么可能预先研究那么多事呢？圣人的心就如同一面明亮的镜子。正是因为镜子明亮，一旦有东西出现在镜子前面就能有所感应，没有东西能够不被照到。镜子过去所照的东西不会滞留在镜子里，未曾照过的东西也不可能事先就存留在镜子里，这是后世儒者的说法，与圣人的学问相悖甚远。周公制礼作乐、教化世人，这是任何一个圣人都能够做到的事，尧和舜为何不如此做，却非要等周公来做呢？孔子删述六经流传万世，也是圣人都能做的，周公为何不先做，非要等孔子来做？这是因为圣人只是在特定的时机，才会应对特定的事情。因此，做学问的人只要担心镜子是否明亮，不需要考虑事物出现在镜子前面时能否照见。探究时事的变化，也就像是拿镜子来照。然而，为学之人必须先下功夫，使得自己的心如明镜。为学之人只要担心自己的心不能明亮，而不必担心时事之变化无法穷尽。”
陆澄说：“那么程颐先生说‘天地浑然未分时，万事万物的理就已经在冥冥之中’，这句话怎么样呢？”
先生说：“这句话本身没错，只是后人并未好好地加以领会，也就有所偏颇了。”
【度阴山曰】
刘恒（汉文帝）某次遇到一侍卫，感觉很奇怪。因为这侍卫已经是胡子花白的老头，而担任侍卫的大都是年轻人。
于是，他和这老侍卫聊了起来。
老侍卫叫冯唐，是因美好的品德而被推荐上来的。刘恒很赞赏他的品德，但冯唐说：“我不但有品德，而且还有超凡脱俗的能力；我熟读兵书，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
刘恒不禁叹息说：“若是在高祖（刘邦）时代，和匈奴开战，你一定会封侯拜相。”
冯唐说：“高祖在时，和匈奴打了败仗，后来再不敢提战争，我从那时就蹉跎岁月直到今天，怀才不遇，让人心死。”
刘恒很不高兴地说：“上有圣明天子，下有礼仪之民，你怎么能说这种丧气话？”
冯唐反问：“既然如此，为何我只能做个侍卫，而不是征战沙场的大将军？！”
刘启（汉景帝）时代，冯唐仍然是个政府中的低级官职，刘彻（汉武帝）即位后要和匈奴开战，准备重用冯唐。但冯唐已老得不能走路，一生就这样过去了。
后人因此总结出个成语，曰“冯唐易老”。意思是，世界上有很多人，身怀绝技，却没有碰上好平台和机会，最终碌碌一生。
但事实真是这样吗？
王昌龄，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因一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而名垂青史。
他说的飞将指的是汉代的李广。李广在刘彻反击匈奴的战争中，杀敌无数，功勋卓著，但却始终未被封侯，所以他和冯唐联袂主演了“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著名悲剧。
王昌龄的时代，大唐强大到宇宙第一。王虽然是诗人，但总想建点功业，可惜没有机会，只好把李广拎出来，诉说衷肠。
李广无法被封侯，有各种原因，当时将星璀璨，李广绝对不是最好的那位，只是因为司马迁的情感倾向，后人添油加醋，把李广塑造成了悲剧英雄。
而王昌龄感觉自己怀才不遇，其实是无病呻吟。那个强大的时代，没有战争，一心想要在战争中建功立业的人是违背历史潮流的。
天下太多所谓怀才不遇的人，都是在没有龙的时代，学了一手屠龙之技，这种高超的技巧，有，等于没有。
有人问王阳明，圣人做事前是不是有所准备，有所预料。
王阳明的回答是，圣人又不是神仙，怎么可能预知未来的事，他们只是心如明镜，物来则照。不担心能否创建事功，只担心镜子是否明澈。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圣人遇其时才有其事，时不来，不会去刻意争取，时来了，良知光明，自然就能水到渠成。
周公制礼作乐，尧舜也能。为何尧舜不为？因为那个时代，还不是制礼作乐的时候。周公也能创建儒学，为何要等到孔子来创建？原因就是周公那个时代还不需要儒学。
人要成事，被万众瞩目，必须具备三大要素：才、气、势。
拥有改天换地的才能，无往而不利的气场，历史大势。心如明镜，除了自身才能外，必须有观察大势的能力。
在什么样的时间就该做什么样的事。确切地说，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这就是知行合一。对的时间，你的能力有了，事情其实也就成了。
李鸿章曾说，一代人只能做一代的事。这话乍一看像是废话，因为人不可能活两次。他其实想说的是，不要思考那么多身后的荣辱，专心做好时势所要求的当下的事情，无论成败，以后自然会有人给你接盘。
人之所以纠结，就是因为想得太多，在正确的时间没有做正确的事。有人之所以终生碌碌，也不过是因为在无数对的时间没有做对的事。
世界上有无数个冯唐、王昌龄，不值得替他们遗憾，逆流而上者，是可恨的，所以也就不可怜。
善恶没有止境，只能止于人心
“义理无定在，无穷尽。吾与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谓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
他日又曰：“圣如尧舜，然尧舜之上善无尽；恶如桀纣，然桀纣之下恶无尽。使桀纣未死，恶宁止此乎？使善有尽时，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见’？”
【译文】
先生说：“义理没有固定的处所，没有穷尽的可能。我与你讲学，不能因为稍有所得，便觉得满足。即便与你再讲个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也没有止境。”
一天，先生又说：“圣人做到像尧和舜一样就足够了，但在尧舜之上，善也还未穷尽；恶人做到像桀和纣那样就十分可恶了，但在桀和纣之下，恶也并未穷尽。假如桀和纣不死，恶难道到他们那儿就终止了吗？假如善有尽头，周文王为何会‘看到大道，却还像没有见到一样’呢？”
【度阴山曰】
传说中，尧、舜是天底下一等大善人。尧就像太阳，无时无刻不照料着天地万物，直到死去；舜更不用说，即使他的老爹和弟弟三番两次谋杀他，但他仍然秉承孝悌之道。两人的善，被后来的儒家门徒奉为善的最高级，无人可以超越。
至于恶的代表人物，非桀、纣莫属。纣好像是桀的转世，两人恶的形式都那么相似：都毫无底线地奢侈，喜欢美女，诛杀忠臣，与人民为敌。人民一听到他们的名字，就魂不附体，如果不是商汤和周武王横空出世，干掉了他们，不知道天下苍生要受多少苦。
王阳明说，义理没有固定的处所，也没有穷尽的可能。所谓义理，就是善，善没有穷尽的可能，我们终生追求善、行善，就算活上一万年，也见不到它的止境。
善的对立面——恶，同样如此。为善为恶，都没有止境。
如此一来，你就明白了，为何有些人为善，却不得善终；有些人为恶，却寿终正寝。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为善和为恶都没有抵达最高峰，所以，善恶终有报，却未必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那么，既然为善为恶，都没有止境，我们为什么要为善而不能为恶呢？
因为，无论为善还是为恶，关键点在心安。你若做件坏事，是心安的，那你就做；你若做件好事，是心不安的，那你就不要做。
问题恰好相反，我们做好事时是心安的，做坏事时是心不安的。所以，相对于我们的心而言，为善是天理，为恶是人欲。
桀、纣的心始终停留在恶那里，于是一直为恶；周文王的心始终停留在善那里，所以一直为善，而且风雨不改，雷打不动。
阳明心法：事上磨炼
问：“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
先生曰：“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译文】
陆澄问：“静守时感觉不错，但遇到事情就感觉不同。为何会如此？”
先生说：“这是因为你只知道在静守中存养，却不去努力下克制私欲的功夫。这样一来，遇到事情就会动摇。人必须在事情上磨炼自己，这样才能站得稳，达到‘无论静守还是做事，都能够保持内心的安定’的境界。”
【度阴山曰】
有部叫《双旗镇刀客》的电影，主人公是个小孩，武器是双刀。后来他干掉了号称一刀仙（大概是杀人只用一刀）的第一大坏蛋。
但和一刀仙决斗前，他心惊胆战，毫无信心，还请了位吹牛皮的高手。因为那位吹牛皮的高手不敢来，所以小孩只好硬着头皮上了，结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这部影片如果从心灵鸡汤的角度来讲，它告诉我们，千万别小看了自己。从阳明心学的角度来讲就是，你不去事上练，就永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厉害。
南宋中期，有位叫郭倪的官员，认定一条真理：世上没有读书人不会的事。他认为，文人带兵，就如老猫捕鼠，手到擒来。所以，他向来认定自己是“大宋诸葛亮”。
为了和诸葛亮有贴心的感觉，郭倪在自己的扇子上面郑重地题下“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在屋舍中的墙壁上写满了“伯仲之间见尹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这类赞颂诸葛亮的诗句。
郭倪的种种行为艺术传到了权臣韩侂胄耳里，韩侂胄大喜过望，任命他为北伐军总司令，征伐金国。
接受重任的郭倪扬扬得意，在地图上排兵布阵，指挥若定，口若悬河。众人都认为他真的是在世诸葛亮。
可惜，他指挥的大军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被金军打得屁滚尿流，这位“大宋诸葛亮”更是带头落荒而逃。
经过这么一仗，大家也都看清了郭倪“纸上谈兵”的草包本质，对其鄙视之余，干脆给他起了个新的外号：带汁诸葛亮。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去事上练，你永远不知自己的良知有多小。
“克己”是克制私欲、存天理、去人欲的意思。王阳明说，人必须去事上磨炼，其实就是要克己。但怎样克己呢？
整日端坐，想尽各种方式抵御**，这算克己吗？
根本不算，因为没有现实的**在，你把自己想得多么伟大都可以。
为什么要去事上磨炼呢？
因为你的心在腔子里是心，到事物上才是理。若没有理，也就等于你没有心，因为心即理。
去事上磨炼，得到的种种道理，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在磨炼你的心。
有人号称是有良知的人，必是他做了很多有良知的事，否则，众人怎么可能知道他是有良知的人呢？
良知必须体现到现实中来，才是真良知，你也才能知道你的良知到底多光明，多黑暗，多大！
只顾眼前利益，才是大赢家
问上达工夫。
先生曰：“后儒教人，才涉精微，便谓‘上达’未当学，且说‘下学’。是分‘下学’‘上达’为二也。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学’也；至于日夜之所息，条达畅茂，乃是‘上达’。人安能预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语者皆‘下学’，‘上达’只在‘下学’里。凡圣人所说，虽极精微，俱是‘下学’。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上达’去，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工夫。”
【译文】
陆澄向先生请教如何通达天道的功夫。
先生说：“后世的儒者教导人，才涉及精深细微之处，就说这是‘上达’的学问，现在还不到学习的时候，然后就去讲‘下学’的功夫。这是将‘下学’与‘上达’分开了。眼睛能看到、耳朵能听到、嘴上能表达、心里能想到的学问，都是‘下学’；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嘴上说不出、心里没法想的学问，都是‘上达’。就好比是种树，栽培、灌溉即是‘下学’；树木日夜生长、枝叶繁茂，即是‘上达’。人又怎能强制干预呢？所以，那些可以用功、可以言说的都是‘下学’的功夫，而‘上达’就包含在‘下学’里。但凡圣人所说的道理，即便再精深、微妙，也都是‘下学’的功夫。为学之人只要在‘下学’上用功，自然能够‘上达’，不必去别处寻找‘上达’的功夫。”
【度阴山曰】
刘秀（汉光武帝）年轻时在一次酒局上喝多了，于是他爬上桌子，用筷子敲打着饭碗，吼叫着：“诸位诸位，如今的政治看似风平浪静，其实暗流涌动，将来天下必将大乱。男儿志在四方，大家都说说自己的凌云壮志。”
众人纷纷诉说自己的雄心，轮到刘秀，他摇摇晃晃地在桌子上说：“我的壮志就是，娶妻当娶阴丽华（当时美女），做官当做金吾卫（皇家卫队首领）。”
大家哄堂大笑，有人讥笑他：“刘秀，你也算是皇族中人，这是什么狗屁雄心，太不符合你的身份了。”
几年后，绿林赤眉大起义，中原鼎沸，五花八门的英雄豪杰都走向战场，决心用枪杆子发家致富。刘秀自然也在其中。
刘秀因为有皇族的旗子，所以很快就招揽了一批人为他效力，但他的魄力或者说是雄心低于其他人，所以发展缓慢。
天下所有的豪杰们都在努力争夺龙椅时，刘秀一直默默无闻。他和哥哥后来投奔了北方最大的实力派刘玄，刘玄对刘秀的哥哥说：“你弟弟呀，将来会比你强。”
刘秀的哥哥问：“为什么？”
刘玄阴冷地一笑说：“他无大欲无大求。”
刘秀的哥哥哑然失笑道：“你错了，人非要有雄心壮志，才可成大事。我弟弟没有雄心，很难成大事。”
后来，刘玄把拥有雄心壮志的刘秀的哥哥宰了，刘秀忍住悲痛，在刘玄面前强颜欢笑。刘玄最终放了刘秀一马，并让他去河北开拓市场。
刘秀一到河北，听过他大名的人都跑来跟随。很快，他就组建了一支足以和任何军阀抗衡的兵团。后来，他建立东汉政权，统一中国。
元朝末年，朱元璋在寺庙里当和尚。当时天下大乱，无人烧香拜佛，所以寺庙里的日子尤其清苦。朱元璋吃了上顿无下顿，只好离开寺庙，到处要饭（佛家称为化缘）。
在乞讨过程中，朱元璋注意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也遇见些农民起义军，对他们的印象极为深刻。而这深刻印象就是，他们常常喝酒吃肉。
朱元璋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一定要过上这种好日子。
后来，他参加了起义军，因作战勇敢，智慧百出而在军中站稳脚跟。再后来，他当上了最大起义兵团的司令，然后先后灭掉了两个实力派起义兵团。1368年，他在江苏南京称帝，建立明王朝。
称帝后的某一天，朱元璋心烦意乱地找刘伯温聊天。
他对刘伯温说：“我跟你说个秘密，你不要传出去。早些年做和尚时，我的雄心壮志就是吃饱饭。后来参加了农民军，有点改变，只是想打家劫舍，想不到弄假成真，做了皇帝。我这个心啊，现在总是忽上忽下的，不安定。”
刘伯温说：“这就对了，您的雄心壮志跟您所处的当下有关，一个成功的人，看似没有雄心壮志，其实他是在认真地走好当下的每一步，这就是最大的雄心。没有雄心，就是最大的雄心。”
大部分历史伟人回顾或者是别人撰写他们的人生履历时，我们都会发现，他们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的理想，或者说是雄心壮志。我们不必对此当真，因为为了渲染他们的超级能力，历史学家使用了“事后追溯”的手法，以引导我们相信，伟大人物从小就不平凡。
其实人性化地讲，你忍心让一个人在10岁的时候就决定自己未来一辈子要做什么吗？你又怎么可能在10岁或者15岁又或者20岁时就故步自封地为自己树立个壮志，无论客观环境如何改变，都矢志不渝？
王阳明说，种下一棵树，别管它到底长多大，只要尽心尽力灌溉培育就是了。
上达在下学里，下学就是努力做好眼前的事，做好眼前的事，上达就在其中。
看似只顾眼前，没有雄心，其实这才是最大的雄心。
什么是工匠精神
问：“‘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
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复有‘惟一’也。‘精’字从‘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纯然洁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筛拣‘惟精’之工，则不能纯然洁白也。舂簸筛拣是‘惟精’之功，然亦不过要此米到纯然洁白而已。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者，皆所以为‘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即‘约礼’之功，‘格物致知’者即‘诚意’之功，‘道问学’即‘尊德性’之功，‘明善’即‘诚身’之功，无二说也。”
【译文】
陆澄问：“如何做‘精研’和‘专一’的功夫？”
先生说：“‘专一’是‘精研’所要达到的目的，‘精研’是‘专一’的实现手段。不是在‘精研’之外另有‘专一’。‘精’字是米字旁，姑且就用米来做比喻：要使得大米纯净洁白，便是‘专一’的意思，但是如果不对米进行舂簸筛拣精选，那么大米便不能纯净洁白。舂簸筛拣便是‘精研’的功夫，其目的也只不过是使大米纯净洁白罢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都是通过‘精研’来达到‘专一’的目的。其他诸如‘博文’是‘约礼’的手段，‘格物致知’是‘诚意’的手段，‘道问学’是‘尊德性’的手段，‘明善’是‘诚身’的手段，其中的道理都是一致的。”
【度阴山曰】
很久以前，有个厨子叫庖丁，此人最擅长的就是杀牛。他给魏王现场表演宰牛，手所接触的地方，肩膀所依靠的地方，脚所踩的地方，膝盖所顶的地方，都哗哗作响，进刀时音律和谐，看他宰牛，哪里是看宰牛，简直是在欣赏一场艺术。
魏王看到最后，眼睛都直了，问他：“你宰牛的技术怎么高超到这种程度？”
庖丁平静地回答道：“要依照牛体本来的构造去宰去解，刀刃要始终像刚磨过一样锋利。每当碰到筋骨交错、很难下刀的地方，便要格外小心，提高注意力，动作缓慢，把视力集中到一点……”
这就是庖丁解牛。它给我们熬了一碗这样的鸡汤：做任何事只有做到手到、眼到、神到、心到，才能创造奇迹。
最终的一点就是要心到，以阳明心学的语境而言，就是用心。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就是工匠精神。
说得朴实一些就是，把最简单的事、最简单的动作，不停地用心重复，做到极致，到最后，你就是大师。
归根结底，就是用心。
北宋初期，皇帝赵匡胤要把封禅寺扩张为开宝寺，该工程的带头人是当时最牛的建筑师喻浩。喻浩接到任务后，整日在工地东量西测，三过家门而不入。他事无巨细，全部躬行，甚至是挑选搬运工人，都要亲自面试。
几个月后，开宝寺建成，政府派人来检查。开宝寺从里到外，处处体现着喻浩的匠心独运，但就在众人的赞叹声中，有人突然发现，开宝寺塔身不正，很明显地向西北方倾斜，也就是说，大名鼎鼎的建筑师喻浩把这个工程搞砸了。
为什么塔是歪斜的呢？
喻浩揭开谜底，他说，京城（开封）这个地方平坦无山，总刮西北风，所以我把塔建成向西北方倾斜的样子，一百年后，风就会把它吹正。
普通人的认识中，一个建筑师，只要把建筑本身打造完美就万事大吉了，但喻浩却还在建筑本身之外充分考虑了气候因素。这就是用心！
没有这种用心的精神，喻浩只能是个伟大的工匠，而有了这种用心的精神，喻浩就成了大师。
精研、专一，说的就是这种用心精神。王阳明以米为喻：我们若想吃到纯净洁白的米，必须聚精会神地用心精研，把米舂簸筛拣精选，做到这一点，就会抵达专一境界。
心即理，人的心是无穷的，因为我们心上有个良知，肯用心就是肯致良知，良知无所不能，肯致良知，就能解决人生中的一切问题。肯用心，就有无限可能，就能达到无限阔达的人生境界。
致良知的过程，就是用心的过程，就是工匠精神的展现。
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总能见到那些把工作和生活打理得特别好的人，做同样一份工作，他就是做得比你好。就如同样建造一座塔，喻浩就比你想得多。大家的智商层面都差不多，之所以造成这种结果，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大家用心的程度。
工匠精神，就是用心！
人生最遗憾的，就是做了很多半途而废的事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译文】
“知是行的开端，行是知的结果。圣人的学问只有一个功夫，知与行不可分作两件事。”
【度阴山曰】
东汉时，河南郡有位奇女子，没有留下姓名，只知道她老公叫乐羊子，于是后人称她为乐羊子妻。
乐羊子后来出去寻师求学，一年后归来。
乐羊子妻问他：“你学成了？”
乐羊子妻突然就操起一把刀走到织布机前：“这机上织的绢帛产自蚕茧，成于织机。一条丝一条丝地积累起来，才有一寸长，一寸寸地积累下去，才有一丈乃至一匹。但我现在将它割断，就会前功尽弃，从前的时间和精力等于浪费了。”
这碗鸡汤令乐羊子羞愧地低下了头。
乐羊子妻继续阐释她的纺织观点：“读书也是这样，你积累学问，应该每天获得新的知识，从而使自己的品行日益完美。如果半途而归，和割断织丝有什么两样呢？”
如你所知，乐羊子被老婆这段话感动，跑出去七年都没有回家，后来终于学业有成。
《中庸》说：“君子遵道而行，半涂（即“途”）而废，吾弗能已矣。”这就是“半途而废”的典故。
大家可能看过这样一幅漫画，一个挖井人，挖了很多坑，有的坑下面就是水源，但他没有挖下去，而是潇洒地扛着铁锹离开了。
人生在世往往做事半途而废，为什么会如此，原因只有一个：没有搞明白知和行的关系。
王阳明认为，最完美的人生体验，就是知是开始，行是结束，如同一条直线的两头，离了哪一头，都不是直线，也不是完美。
半途而废，就是我们只有直线的开头，却没有这条直线的结尾。
知，是良知，只有我们依凭良知判定的行动，才是好的开头，也才能有好的结尾。那些半途而废的人，往往都是没有依凭良知的判断去行动，所以虎头蛇尾。
如果我们的视听言动都是发自良知，那当我们遇到困难时就会回溯起始点。当我们知道起始点是正确的，我们就会一往无前，绝不会被困难阻挠。最终，就能达到知行合一。
圣人的学问，只是一件：知行是一回事，绝不会分成两件事。
没有行动到底，就没有开花结果，没有开花结果的行动，就不是真的知，直白而言，就不是良知，而只是简单的知道。
真正的宁静，就是去事上练
问：“宁静存心时，可为‘未发之中’否？”
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气。当其宁静时，亦只是气宁静，不可以为‘未发之中’。”
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
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若靠那宁静，不惟渐有喜静厌动之弊，中间许多病痛，只是潜伏在，终不能绝去，遇事依旧滋长。以循理为主，何尝不宁静？以宁静为主，未必能循理。”
【译文】
陆澄问：“在宁静之中存心养性，这算不算是‘感情未发出来时的中正’呢？”
先生说：“现在的人存心养性，只是使气不动。当他平静的时候，也只不过是气得到平静，不能认为是‘未发之中’。”
先生说：“只有摒弃私欲、存养天理，才能算是功夫。在平静时心心念念要摒弃私欲、存养天理，在行动中也要心心念念摒弃私欲、存养天理，无论外在是否平静都要如此。如果只一味依靠外在的平静，不但会逐渐养成喜静厌动的弊病，还会有许多其他的毛病，只是潜伏着，终究不能根除，一遇到事情便会滋长。只要内心时刻依循天理，又怎会不平静呢？然而仅仅追求平静，却未必能够依循天理。”
【度阴山曰】
隋朝末年，群雄并起，争夺天下，其中李渊、李世民父子兵团最出类拔萃。当李氏兵团进入河南少林寺后，少林寺认定李世民是真龙转世，想帮助李世民快速统一中国。
于是，少林寺一些老僧人组织起来，有文有武。文的负责给李世民念经祈祷，武的负责上战场，凭借少林寺绝学建立功业。
遗憾的是，武僧们一上战场，就被敌人打得鬼哭狼嚎，表现乏善可陈。
少林和尚，常常“嘿哈”地练武，但他们也有专业功课，那就是静坐。和尚的居所，大都在深山老林的幽静之处，这就是试图靠外在的平静使内心平静。
不过正如王阳明所说，人长期处于外在宁静的状态中，就会养成喜静厌动的毛病，这些毛病在平时不会发作，一遇事马上就会显露出弊端来。
朱由检（崇祯）末年，半吊子心学大师刘宗周在朝中担任要职，朱由检面对风起云涌的反抗军和满洲人的不断侵袭，手足无措。
他问刘宗周：天下如何能宁静？
刘宗周回答：心静则天下静。
如你所知，刘宗周是个半吊子心学家，他根本不懂心学的真谛。
朱由检问，如何才能快速有效地解决盗贼问题。刘宗周回答，以仁义治国。
这是儒家最蹩脚处，正如一房屋失火，儒家不教人如何灭火，反而就在火堆旁大谈如何防火。乍一看，感觉他们好像什么都不懂，其实正是他们的主张——静——在支配着他们。
王阳明认为，人常常喜欢安静，并且在安静中修炼，这等于是自掘坟墓。人生中有很多问题，都不是能靠宁静解决的，必须跳出宁静，去事上磨炼，才能在遇到问题时，快速有效地解决。遇到问题，大谈仁义道德，这是智障做的事。
人类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人，正如心学家李贽所讽刺的那样：这些人无事时只知“打躬作揖”“同于泥塑”（指朱子教人习静坐和闭目反思的训练），而当国家“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以至于“临时无人可用”。
宁静不是不可以，但在宁静中要有存养天理的意识，这存养天理的意识必须成为经验，而经验必须去事上磨炼。
真正的宁静，是“鹰立若睡，虎行似病”。老鹰在山巅休息时，像是睡着了，但它时刻在监控着猎物，老虎行走时半死不活，可一旦发现猎物，立即就能发出雷霆一击。
能有这样的效果，全在于它们平时的训练——小鹰和小老虎就没有这样的本事——所谓宁静，其实是在休养生息，当转化成动时，就会天地失色。
何谓正确：对的时间、对的空间做对的事
问：“孔门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礼乐，多少实用。及曾皙说来，却似耍的事，圣人却许他，是意何如？”
曰：“三子是有意必，有意必便偏着一边，能此未必能彼。曾点这意思却无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无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谓‘汝，器也’，曾点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无实者，故夫子亦皆许之。”
【译文】
陆澄问：“孔门的弟子各谈志向，子路、冉有想从政，公西赤想从事礼乐教化，多少有点实际用处。等到曾皙来说，却跟玩耍似的，但圣人却偏偏赞许他，这是何意？”
先生说：“其他三人的志向多少都有些主观和绝对，而有了这两种心态的影响就会偏执于一个方面，能做这件事就未必能做那件事。曾皙的志向却没有主观和绝对的意思，这就是‘在其位而谋其政，不做超出自己分限的事，身处荒蛮之地便做身处荒蛮之地该做的事，身处患难之时便做身处患难时该做的事，无论何种情况都能恰当自处’。其他三人是孔子所说的具有某种才能的人，而曾点便有点不拘泥于某种特定才能的意思。不过其余三人的才能也各有过人之处，并非当今许多只会空谈却无实干才能的人，所以孔子也都认可他们。”
【度阴山曰】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讲出这句话的人是五代时期的冯道，这个效忠于四朝十个皇帝的自封“长乐老”的人，常常被宋代的士大夫们攻击，欧阳修甚至说他是个人尽可夫的娼妓。
如果我们仔细梳理冯道的仕途，则会发现，他所建立的功勋，要比欧阳修强十倍，比那些道貌岸然，整日对他人进行道德攻击的人强百倍。
冯道年轻时，家境贫寒，他在劳作之余读书写文，在艰难困苦中锻炼自己。后来因为学识广博，被日后的皇帝李存勖重用。在军中，冯道艰苦朴素，睡的是茅草席，吃的是粗茶淡饭，别人都以为他很苦，他却乐在其中。
在他后来为另外几个皇帝效力时，冯道总是提出各种建议，要他们关注民生，关注天下太平。李嗣源（后唐明宗）曾问他：“天下战乱何时能休？”冯道回答他：“只要等一位真英雄出世，而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是尽力行好事，等这位大英雄的出现。”
冯道劝阻说：“天下如此大乱，百姓如此凄惨，只有佛才能解救他们，而您就是佛。”
这一句话，就让耶律德光改变了主意，冯道因此而拯救了成千上万的黎民百姓。
欧阳修批评冯道，说他毫无羞耻心，侍奉完这个皇帝就侍奉另外一个皇帝，真正有廉耻的人应该是不事二主，不嫁二夫。
欧阳修是糨糊脑袋，根本不懂什么是大义。冯道能在危险的情境下，解救很多人的性命，这就是大义，这就是最大的羞耻心。
五代时期，乱哄哄一片，冯道适应了十几个皇帝的作风，在虎狼丛中立身，明明德，亲民。这就是在对的时间、对的空间里做对的事。
孔子赞赏曾皙，因为曾皙心上没有主观和绝对，没有把自己限死在一个所谓的人生规则中，所以他一定是个能在任何时间和空间，做正确事情的人。
何谓正确？无非就是适应所有的空间，在各种空间里做符合天理的事——身处荒蛮之地便做身处荒蛮之地该做的事，身处患难之时便做身处患难之时该做的事，无论何种情况都能恰当自处。
这个“恰当自处”，就是适应各种情景做正确的事。
你在屠宰场，就不能念佛、假慈悲；你在寺庙，就不能谈屠宰猪羊的事，空间变了，你也要随着改变，而不是胶柱鼓瑟，刻舟求剑。
人处清净时，谈仁义道德，谈心性大义，易如反掌。只有在身处逆境、困境时，还有仁义道德、心性大义在骨子里，并且将其呈现出来，才是真的不易，才是真的伟大！
远大理想和谋生目标不同
问：“知识不长进，如何？”
先生曰：“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仙家说婴儿，亦善譬。婴儿在母腹时，只是纯气，有何知识？出胎后，方始能啼，既而后能笑，又既而后能识认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后能立、能行、能持、能负，卒乃天下之事无不可能。皆是精气日足，则筋力日强，聪明日开，不是出胎日便讲求推寻得来。故须有个本原。圣人到‘位天地，育万物’，也只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上养来。后儒不明格物之说，见圣人无不知、无不能，便欲于初下手时讲求得尽。岂有此理！”
又曰：“立志用功，如种树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
【译文】
陆澄问：“知识没有长进，该怎么办？”
先生说：“为学必须有个本原，从本原上下功夫，循序渐进。道家用婴儿做比喻，也十分精辟。婴儿在母亲腹中，只是一团气，有什么知识？出生后，一开始能哭，继而能笑，再然后可以认得父母兄弟，再然后可以站立行走，能拿东西能负重，最后世上各种事情都能做。这都是因为婴儿的精气日益充足，筋骨力量日益增强，耳目的聪明日益增长。并不是婴儿一出生就可以推究到这个地步。因此才需要有个本原。圣人达到‘天地各安其位、万物生长繁育’的境界，也只是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培养出来。后世的儒者不明白格物的学问，看到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便想在初学时就达到这样的境界。哪有这样的道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