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阴山曰】
有个寓言说，有两个猎人去打猎，他们看到天上飞过一只鸟，于是将箭上弦。正要拉满弓，其中一人说：“咱们烤了吃。”另外一人不赞同，说要红烧。两人吵起来，吵了许久，鸟已经飞走了，二人连根鸟毛都没有得到。
很多人都树立过远大理想，于是就像鸭子一样伸出脖子，盯着那个理想，忘记了脚下的路该怎么走。
人树立大理想，没有问题，这就譬如爬山，大理想是山顶，可我们千万别忘了小理想，这个小理想就是脚下的每一个台阶。
站在第一级台阶，最现实的理想就是如何爬上第二级台阶，而不是山顶。
远大理想这玩意儿，千万别说出来，即使说出来，也千万别当真。远大理想是成功后才能说的，而且说得越烂漫，就越吸引人。
那些成功的人，往往都是埋头苦干。正如王阳明所谓的种树一样，种下根芽后，只需要栽培灌溉，不必想到往后的枝、叶、花、实。空想这些有什么用？只要不忘栽培灌溉的功夫，何必担心没有枝、叶、花、实？
要获取我们需要的成功，至少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我们所树立的理想必须是以良知为灵魂的。确切地说，是发自我们本心的，有益于大多数人的理想。
第二，一旦树立这种理想后，就不要总时常挂念它，只是一门心思地去做些符合道义的事，尽一切可能无限地接近它。关注当下，把当下的每一步走好。
第三，远大理想和谋生目标截然不同。开个商店，只是为了糊口，但开个跨界超市，就是为了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是为远大理想。
人生的成功就是每一个正知正念主导下的细节的链接，这是一条悠长的链条，缺少哪一环都不成。因此，现在就立下伟大志向，然后暂时忘记它，走好每一步。
怎样读书最有效
问：“看书不能明，如何？”
先生曰：“此只是在文义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为旧时学问。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为学虽极解得明晓，亦终身无得。须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
【译文】
陆澄问：“看书却不能明白其中的含义，该怎么办？”
先生说：“这是因为仅仅在文字意思上探求，所以才不能明白。要是这样，还不如专做朱子的学问。朱子的学问看得多了，意思自然能理解得明白。只是朱子的学问虽然讲得十分明白，但对于自己却终其一生而了无所获。所以必须在自己的心体上用功，凡是不明白、行不通的地方，需要返回自己的心中去体会，这样自然会想得通。四书、五经也不过是说这个心体。这个心体便是道，心体明白，即是大道彰明，两者是一致的。这即是为学的宗旨。”
【度阴山曰】
北宋开国宰相赵普，足智多谋，总能在最复杂的情况下做出最精准的判断，从而解决别人无法解决的困难。
皇帝赵匡胤曾问他：“你是天纵英才，还是后天修炼所得？”
赵普回答：“世上有几个圣人？我当然是后天修炼所得。”
赵匡胤又问：“怎么个修炼法？”
赵普回答：“读书啊。”
“你读过多少书？”
“数不过来，万卷是破了。”
赵匡胤不禁称赞起来，对身边的老弟赵光义说：“瞧见没有，还是要多读书。”
后来，赵光义继承帝位，继续任用赵普，赵普又兢兢业业辅佐赵老二。再后来，赵普老了，临死前，他让人把一个箱子交给赵光义，说：“告诉皇上，我毕生所读，尽在其中。”
赵光义接到箱子，听了传话人的话，大惑不解，箱子太小，实在装不了万卷书。
他打开箱子，只见里面躺着本破破烂烂的《论语》，拿起来一看，居然还是半部。
这就是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
显然，赵普犯了欺君之罪。他为什么要欺君，据野史猜测说，如果他对赵匡胤坦白自己只读了半部论语，那赵匡胤肯定打死都不信，因为在人们刻板的印象中，人只有读书越多，才会越聪明。赵匡胤不相信，就不会信任他，他的宰相之位恐怕就不保了。
但是，赵普的读书方法其实有些不靠谱。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创建心学后，有弟子问他：“该如何读书？”
王阳明回答：“读经典（儒家经典）。”
弟子再问：“经典就那么几本，读了真有效吗？”
王阳明回答：“当然有效。所谓经典，全是古人呕心沥血以良知创作而成，它说的全是人性的事，如果你对人性了如指掌，世上还有什么事不能了解，不能做到？”
众弟子不禁赞叹起来，王老师能创建一门学说，并立下赫赫战功，德行高超，全是因为只读那几本经典的缘故啊。
这群弟子全是笨蛋，或者故意装作笨蛋。他们难道不知道，王阳明在创建心学之前，可谓无书不读，正是因为有这些阅读积累，他才能从量变到质变，创建心学。
这也就是说，王阳明给弟子们的读书建议值得商榷，他因为读了太多书，知道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无用的，可他的弟子们没有他的经历。没有经历，就没有体悟，没有体悟，却照搬别人的鸡汤，非中毒不可。
王阳明在给家人的信中，提出了最有效的读书方法。第一步，泛读，有书就读；第二步，精读，挑选你认为最好的书，持续不断反复地读；第三步，是最重要也是最要命的，那就是自得于心。
什么是自得于心？那就是形成自己的思想。不形成自己的思想，就算你读书破百万卷，也是个有脚书橱、别人的传声筒。
但很少有人能做到这点。我们常常能听到某些人讲话，开口就是“某某著名人物说”。注意这种掉书袋的人，他们和蠢货的差距几乎就是没有差距。
形成自己的思想之所以最要命，就是因为它特别有难度。
越是智商高的人，就越有难度。因为他接收别人的思想速度快，能轻而易举读懂别人的思想，或者说，别人的思想会快速地进入他脑里被他铭记，各种各样的思想全部进入他的脑袋，塞得满满的，他自己的思想就没有了立锥之地。
于是，我们看到很多自诩学富五车的人，好像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就是别人思想的行尸走肉。
你若想最有效地读书，非得建立自己的思想不可。其实在王阳明看来，你的思想本就有，是与生俱来的，你所做的就是把它激活。而激活的手段就是读别人的书，别人的书是一把钥匙，只要你肯用心，就能打开本有的宝藏。
我们应该把别人的书当作是资料和工具书，绝对不能把它当成思想本身。
实际上，怎样读书最有效，不在书，而在人。即是说，你读书的目的是什么？
有人说，读书可以改变自己，这是客套话。如果一个人能轻易地被一本书改变，那实际上是件可怕的事。你能被《论语》改变，自然也能被《金瓶梅》改变。
还有人说，读书使人增长智慧，这是虚无。读书不可能使人增长智慧，通过读书形成自己的思想才能。
又有人说，读书可以发家致富，那是从前的事。现在这个社会，只要你读完大学，熟练运用互联网，你就有机会发家致富，真要想发财，读那么多书干什么？
至于有人说读书可以附庸风雅，那就更扯了。书本身就是个商品，如果商品能附庸风雅，何必用书？
真正最有效的读书方式，其实就是顺其自然地读书，没有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正如食色一样，它是我们的本能。
如果你有意识地去读书，那就不是最有效的读书方式，正如你有意识地去食色一样，都失了心的本体。
所以你喜欢读什么样的书，就去读，小人书可以，故事大王也可以，千万别随大流。别被什么四大名著、世界名著套住，以为是名著，就非要去读。
有些名著，其实就是文字垃圾，捏着鼻子都读不完一页。读书本是快乐的事，你何必跟自己过不去？
或许有人说：哎哟，名著那可是经过时间的判定流传下来的，肯定是好东西，若读书，非读名著不可。
这话没有错，但问题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性是不同的。你的心里有某某名著，你读它会有喜悦感，因为你的心和它发生了感应；但如果你的心里没有它，你读起来比自我阉割还难受，就感应不了。感应不了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强逼自己？
所以，最后要说的是，读书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读你爱读的，不读你不爱读的。
另外，生活的乐趣有无数种，不一定非要读书。
心外什么都没有
“‘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
或问：“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此语如何？”
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与’字，恐未免为二。此在学者善观之。”
【译文】
“‘让心体空灵而不为外物所迷，各种事物的道理存于心中，万事万物则会自然呈现。’离开了心，便没有什么道理；离开了心，也不存在事物。”
有人问：“朱子说：‘人之所以要学习，不过是学习心和天理罢了。’这句话对吗？”
先生说：“心就是性，性就是天理。将‘与’字放在‘心’与‘理’之间，难免是将心和理分作两边了。这一点是为学之人需要善加观察体会的。”
【度阴山曰】
几万万年前，有颗类似鸡蛋的椭圆体在暗黑的宇宙中飘浮着，四周死一般沉寂，就像今天的宇宙飞船在太空中一样。在鸡蛋里，住着一位叫盘古的神仙。
他睡了不知多久，突然有一天醒来，发现自己居然在一个类似鸡蛋的东西里，沉闷抑郁。他摸到了身边的斧头，用尽全身的力量劈了出去。
但“鸡蛋”只裂了一道痕，盘古气冲斗牛，一念咒语，斧子成双，自己站在中央，伸直两条拿着斧子的胳膊，以自己的身体为轴，两条胳膊逆时针光速般旋转起来。
鸡蛋裂开，上面的部分慢慢上升，成了天；下面的部分逐渐下移，成了地。
盘古累得心肺震**，坐下歇过后，一站起来，脑袋就碰到了白云，仍然感到压抑。
盘古再怒，脚踩着地，手举着天，身体急剧变大，大叫一声：“我开！”
天于是被他撑得奇高，地于是被他踩得奇低。做完这件事后，盘古累得五脏俱裂，这位顶天立地的汉子倒在了地上。
将要死去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一颗扔到天上，由于扔得很远，所以成了月亮；一颗扔得很近，于是成了太阳。
盘古在呼出最后一口气后死去了。
但他的尸体却创造了万物。
他嘴里呼出的气变成了春风和天空中的云雾，声音变成了天空中的雷霆，千万缕头发变成满天星斗，鲜血变成江河湖海，肌肉变成千里沃野，骨骼变成树木花草，筋脉变成道路，牙齿变成石头和金属，精髓变成明亮的珍珠。
盘古倒下时，他的头化作了东岳泰山（在山东），他的脚化作了西岳华山（在陕西），他的左臂化作南岳衡山（在湖南），他的右臂化作北岳恒山（在山西），他的腹部化作了中岳嵩山（在河南）。
盘古牺牲自己，创造了天地，成为我们中国人铭记在心的伟大人物之一。
没有盘古那份要开天辟地的心，就不可能有开天辟地这回事，所以，心外无事；没有盘古开天辟地这份心，就更不可能有开天辟地这个天理，所以，心外无理。
心外无理，由此可知，所有天理都在我心中；心外无事，由此可知，所有事情都从心出。天下万事，皆不在我们心外，只在我们心内。
每个人心中都有天理。我们在西方影视剧中经常能看到法庭审案的场面，在法官的右侧，有两排人坐在那里，他们就是陪审团。其主要任务就是，倾听原告被告以及他们的律师在法庭上诉说案情。最后，他们这些人会私下开个会，举手表决，决定被告是有罪还是无罪。
让人莫名其妙的是，判一个人有罪属于法律问题，必须得是法律专业的人才有资格作出判决，而陪审团成员几乎都对具体的法律条款一无所知，他们为何有权力判定被告的生死呢？
其理论基础就在我们中国人的阳明心学：所有的天理、道理和真理都在我们心中，既然是真理和天理，那它就符合善，即是说，我们每个人，不需要专业知识，就能判定谁对谁错。因为我们心中有个能判定是非的良知，所以，人人心中都有天理，人人都能判定是非善恶，人人也就是平等的。
当我们离开了心，不用心去判定是非对错时，那就没有是非对错，没有理了；正如我们不用心去做事，事情就不能成一样，是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
心即理，可做如下理解：以人对事物而言，则在人为心，在物为理。
以盘古开天辟地这件事而言，在盘古这里是心，在开天辟地上就是理，这也正重新诠释了王阳明那句“心在物为理”的话。所以，心和理是一回事，只是内外的叫法不同而已。
心外什么都没有，不动心，就是让自己成为鸡蛋里的盘古，永远混沌，但一旦发作，必将天翻地覆。
恶人，到底是什么人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为善，有为不善？”
先生曰：“恶人之心，失其本体。”
【译文】
有人问：“既然每个人都有这颗心，这心就是天理，那为何会有善与不善呢？”
先生说：“恶人的心，已然不是心的本然状态了。”
【度阴山曰】
1510年，王阳明在江西庐陵做县令，公安部门捉到一个恶贯满盈的江洋大盗，王阳明在取得无数证据后，迅速做出秋后问斩的判决。
有弟子问王阳明：“人皆有良知，知善知恶，那为何会有坏人？”
王阳明回答：“坏人也是有良知的。”
众弟子不信，王阳明就把那个江洋大盗带进一密闭房间，当时正是盛夏，酷热难耐。
囚犯汗流浃背，王阳明说：“如果你感觉很热，就把囚衣脱了吧。”
江洋大盗说：“我连死都不怕，还怕脱衣服吗？”
于是他脱掉外衣，只剩下**。
过了一会儿，仍然很热，王阳明又说：“你把**也脱了吧。”
江洋大盗犹豫起来，王阳明就打开门，和在外面观赏的弟子们说：“你看，他虽然十恶不赦，但仍是有良知的，他知道什么是羞耻。”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待查验，不过它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件事：坏人也有良知，坏人的人性也是善的。他之所以做出坏事，不是良知和人性变异，而是七情六欲出了问题。
坏人对七情六欲的掌控没有好人那么自律，所以总是被七情六欲驱使，做一些不被良知认可的坏事，天长日久，他们就成了人们眼中的坏人。
如果对利益产生欲望，坏人就会向奶粉里加三聚氰胺；如果对情爱的欲望过于强烈，坏人就会做出欺负女性的事。但你不能说，坏人没有人性，因为无论多么坏的人，他对自己的爱人都会付出真心。坏人仍有良知，他知道做坏事是错的，所以绝不敢光明正大地去做。
儒家胸怀博大，包容天地万物，尤其是我们人类。所以无论是多么恶的人，儒家都认为他们仍然具有人性，仍然有良知在身，只是为情欲所左右，最终才成为坏人。
我们要如何对付坏人呢？
多年以前，孟子千里迢迢去见魏国国王，兜售他的仁政。
魏王问：“你有什么绝活？”
孟子昂首挺胸道：“仁者无敌。”
魏王不明白。
孟子说：“人性本善，任何坏人都可被教化成好人。您如果多一点仁心、多一点耐心，就能把全天下的坏人都教化成好人，好人不会与您为敌，所以整个天下都是您的朋友，那天下岂不就是您的了吗？”
魏王撇嘴：“我的监狱里关了一批十恶不赦的人，你让我感化他们？”
孟子说：“仁者之所以无敌，是因为把敌人感化成了朋友，当然就无敌啦。”
魏王说：“老头，吃完饭，哪儿来的回哪儿！”
若干年后，荀子路过魏国。魏王请他吃饭，问他：“多年前，有个老头让我的祖先教化恶人，您怎么看？”
荀子问：“恶人有多恶？”
魏王说：“屡教不改。”
荀子说：“如果所有的恶人都能被教化，那要军队和监狱干什么？对屡教不改的恶人，教化成本太高，不如火化。”
魏王不是完全赞同，说：“孟子太迂腐，你太狠毒，你二人若中和一下就好了。”
如你所知，中国人后来走的是孟子的那条路，主张人性本善，人人都可自我管理，尤其是至高无上的君王。于是，没有了制度约束，独裁体制建立，延续了两千多年。
孟子的徒子徒孙们主张的最美好政治是圣君贤相，却没有建立制度来保证这一美好愿景的发生。所以当“君不圣相不贤”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干瞪眼。
感化思想，是罪魁祸首。
程颢有一天仰观天俯视地，突然说道：万物一体。
由此开创了中国哲学家们的一个世界观：万物一体。所谓万物一体，简单得很，就是把天地万物都当作自己身体、心灵的一部分，爱护它们，敬爱它们。你对自己的身体有多爱护，就应该以此心去爱护别人和万物。
王阳明也谈“万物一体”。在他看来，我们之所以“万物一体”，是因为我们心中有良知。看到小孩要掉井里了，我们就会紧张，心就会不安。但小孩并非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为何我们会对此紧张呢？因为我们心中有良知，我们的良知有恻隐的成分，于是，就把我们和小孩联通到了一起。
按王阳明之前的思想家之见，当有人饥饿时，我们纵然自己饿着肚子，也要把食物给对方，因为万物一体。如此，就更显得我们高风亮节，良知光明。
爱天地万物，爱他人，看似理应如此。但问题是，对方值得爱吗？
有些人十恶不赦，你也非要用你的仁义之心去感化他吗？
1527年，王阳明道广西平定思田二州的叛乱。大功告成后，有人对他说，这地方有两股土匪，真是无恶不作，搞得民不聊生。
王阳明翻阅卷宗，认定这些人的确是十恶不赦之徒。从前，他喜欢招抚，而现在，直接动用武力，全部剿杀。
有弟子说：“土匪里面恐怕也有好人。”
王阳明说：“大多数都是坏透了的人，其中那些好人当然可以被感化，但成本太高！”
所以，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是包含了感化和火化两种手段。良知判定你可以被感化，那我就感化你；良知判定你无法被感化，那我浪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做什么？
直接火化！
俗话说，给脸不要脸，说的就是很多无法被我们感化的人。你越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越是觉得天理站在他那一边，越是对你的慈悲嗤之以鼻。
对付这种人，你必须提高你的行动力，那就是火化他。
每个人都不可能被别人感化，看似他听了你的谆谆教导后，懊悔得痛哭流涕，其实只是他的良知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你只不过点亮了他的心灯而已，但你的谆谆教导不是心灯本身。
所以当你试图感化他人时，主动权不在你这里，而在对方身上；但当你用火化的手段时，主动权就在你这里，而不在对方身上。
争取主动权，就是知行合一。我们必须有主动权，才能做到心想事成。
西方厚黑学始祖曾说，不仅仅是领导者，任何人若欲心想事成，就必须让人惧怕你，而不是让人爱你。
让人怕你，主动权在你手里；让人爱你，主动权则在对方手中。
火化这一手段，它是我们从良知的判断力出发（而不是道德感），得出的最简捷、最有效率的解决问题的路径。遵循这一路径，不废话，不絮叨，斩钉截铁，就能让对方瞬间知道你的严正立场，剩下的事，就好办了。
我们为什么很难拒绝别人？不是我们的判断力不够精准，而是我们叽叽歪歪不想遵循判断力的指示。我们还是希望有些事情可以通过漫长的、深刻的沟通得到皆大欢喜的结果。
这就是我们本性里的仁义希望我们去感化别人，但这仁义有时候是假仁假义，有些人，值得我们用仁义，而有些人却未必。
省察存养，本是一回事
“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
【译文】
“反省体察是在有事时的存心养性，存心养性是在无事时对天理的反省体察。”
【度阴山曰】
曾国藩是省察存养方面的高手，也是凭借着省察存养，智商不高的他成为中国历史上两个半圣人中的那半个。
所谓省察，就是检讨自己的思想行为，用阳明心学的说法，就是认真检查念头发动时的一刹那；所谓存养，就是保持赤子之心，修养善良之性。在阳明心学这里，善良之性本具足，不需要外来的补足和修养，所以存养，就是光明良知。
当然，这只是理论，我们还必须有方法。曾国藩和大多数儒家知识分子的方法是写日记，记下每天的言行举止，然后在错误的言行举止上，省察存养，第二天不要再犯。
比如曾国藩某篇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述：今天，在同僚家中遇到其妻，真是倾国倾城，不禁多看了几眼，搞得同僚一直咳嗽。这个好色的毛病很不好，要改正！
再比如，今天看同僚下棋，下得臭得要命，我居然不由自主地蹿上去下了两盘，这是错的，要改正！
曾国藩还有自己的省察存养特色：功过格。做了件好事就记在功格里，做了件坏事就记在过格里，时刻提醒自己，要存天理、去人欲。
有事时反省体察不得力，多因无事时失于存心养性所致；无事时反省存心养性不得力，多因有事时不能反省体察。
无论是反省体察还是存心养性，其实都是持续不间断的“存天理、去人欲”。
如果能将反省体察和存心养性合二为一，那就是圣人。
譬如你要走远路，存心养性就是粮食，省察则是指南针。指南针要提前准备，粮食也要提前准备，指南针在路上可用，粮食同样如此。所以省察存养，本是一回事，就如知行是一回事一样。
人的一生就四个字：人情事变
澄尝问象山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之说。
先生曰：“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事变亦只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谨独’。”
【译文】
陆澄曾经向先生请教陆九渊在人情世变上下功夫的学说。
先生说：“除却人情世变，就没有别的事了。喜怒哀乐难道不是人情吗？从视、听、言、动到富贵、贫贱、患难、生死，都是事变。事变也都体现在人情里，关键是要维持心绪的中正平和，而要维持心绪的中正平和关键在于独处时要恪守本己。”
【度阴山曰】
东晋末期，权臣刘裕已有了做皇帝的实力，于是让人给当时的皇帝司马德文送去禅位诏书，意思是，让出位子。
司马德文的皇帝位是刘裕帮他撑着，从他做皇帝那天起，一直就是个傀儡。曾有人偷偷劝他从刘裕手中拿回权力，他只是笑笑说：“俺信佛，相信缘分。”
很快，他和龙椅的缘分到了头。刘裕送来禅位诏书让他画押时，他的老婆和亲信都号啕大哭，司马德文却一脸宁静地说：“不做皇帝也好，刘裕应该比我做得好。”然后司马德文对刘裕的使者说：“我禅位给你家主子，非是被逼，而是心甘情愿，所以我没有什么怨恨的。”
龙椅完成交接后，新皇帝刘裕就封司马德文为零陵王，迁居秣陵县城，让人带兵监管。
在秣陵县，司马德文生活得有滋有味，许多人都认为他没心没肺——被人赶下台，即使不自杀，也应该整日愁眉苦脸才对。
司马德文却说，不做皇帝的生活也不错啊。
刘裕不相信司马德文如此豁达，就让人干掉了他新出生的儿子。这回，司马德文不乐观了，而是痛哭了两天，但两天过后，他仍然是从前那副不悲不喜的模样。
刘裕不知道司马德文到底搞什么鬼，一个皇帝被废掉，居然还能保持如此心态，他下令让司马德文自杀。
司马德文看着刘裕的人端来的毒酒，心平气和地说：“我信佛，佛教不允许人自杀，自杀者都无法转投人胎。”
于是刘裕的人就一拥而上，把他活活勒死。
作为皇帝，司马德文是失败的，但作为普通人，司马德文在人情事变上的态度值得所有人学习。
所谓“人情事变”，王阳明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的情绪（喜怒哀乐）是人情，从这点而言，人情，就是我们的七情六欲；而事变，就是从视、听、言、动到富贵、贫贱、患难、生死，也就是我们人生里的各种常态和变态的经历。
简单而言，人情事变就是说，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人情”去应对“事变”。司马德文做皇帝时，刘裕把持朝政，他知道自己无法和刘裕抗衡，那就安心地做他的傀儡皇帝，这就是以自知之明的人情去应对刘裕把持朝政的事变。当他被废掉后，他又以平淡的心、毫无怨恨的人情去对待龙椅被别人撤走的事变。纵然面对儿子死亡的事变，他的“人情”也没有变态，依然号啕大哭。
这就是以正确的人情对待事变：遇到该喜怒哀乐的事变，我们就喜怒哀乐。在“事变”中保持正确的“人情”，也是应对事变的高明之法。
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王阳明说，要维持心绪的中正平和。而要维持心绪的中正平和，关键在于独处时要恪守本己。独处时，我们就要保持正知正念，不要有各种欲望的念头。你是否有坏念头，良知知道。它一知，你就立即改正。调整好自己的“人情”，才能解决以后的“事变”。
人只有一物：心
澄问：“仁、义、礼、智之名，因已发而有？”
曰：“然。”
他日，澄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性之表德邪？”
曰：“仁、义、礼、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犹人一而已，对父谓之子，对子谓之父，自此以往，至于无穷，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
【译文】
陆澄问：“仁、义、礼、智的名称，是不是由发现于外的感情而得名的？”
先生说：“是的。”
又一天，陆澄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种感情，是性的别名吗？”
先生说：“仁、义、礼、智也是性的别名。性只有一个。就其具有形体而言，称之为天；就其主宰万物而言，称之为帝；就其流动于天地而言，称之为命；就其赋予人而言，称之为性；就其主宰人之身体而言，称之为心。心则有其作用，表现在事亲上便称之为孝，表现在事君上便称之为忠，以此类推，各种名称没有穷尽，其实只是一个性而已。好比同一个人，对父亲而言称之为子，对儿子而言称之为父，以此类推，也没有穷尽，但只是一个人而已。所以，为学只要在性上下功夫，只要能够把握这个性字，那么一切道理都能明白了。”
【度阴山曰】
南宋大将岳飞，对子女慈爱，对手下的将士爱如子女，与妻子恩爱有加，对皇上忠心耿耿，看上去，岳飞是个具备了仁义礼智的大好人。但他对敌人，却是残酷无情，从不宽恕。从这点看，岳飞又是个残忍的禽兽。
如果“仁义礼智”是我们的人性本身，那岳飞应该有万物一体之仁的心，对任何人都会付出爱。如果“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也是我们的人性本身，那我们对所有人都会采用同一种包容、慈悲的态度。
可事实不是这样。
仁义礼智固然是人性，但它只是人性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人性呈现出来的表象，而不是人性本身。人性中有正的，比如仁义礼智；也有恶的，比如残忍、冷酷。
王阳明认为人性是善，但这不是绝对概念，而是相对的。对亲人仁是善，对敌人的残忍，看似恶，其实也是善。
真正的人，会针对不同的人，发挥人性中正的或者是恶的部分。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恩怨分明和是非分明上，而不是老好人般地和稀泥。
一个人总发挥人性中的正的部分，对任何人都宽容，对任何事都不计较，恰好证明了他不是个好人。对他人他事宽容的人，对自己也会宽容。对任何人和事都保持一致的平和，只能说明他不太在乎这些事，冷漠！
最终的结果就是，他会纵容恶，会让本该杜绝恶念的人将恶火点燃。
其实我们人只有一个东西，就是人性，而人性归根结底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会不断变化，在不同的情境里，针对不同的人，作出正确的判断，然后依此判断去行动。
仁义礼智、残忍冷酷，就是这人性指导我们做出的行动，所以王阳明才说，这些看上去特别正能量的人性，其实只是人性的表象。人应该对境应感，对父母是这样，对敌人就要那样。
每个人最终表现出来的，都是人性，区别在于，圣人表现得特别精准到位，庸人则表现得乱糟糟，坏人则故意逆人性而动。
这就是圣人、庸人和坏人的区别。
如何修习阳明学
一日，论为学工夫。
先生曰：“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到得无私可克，自有端拱时在。虽曰‘何思何虑’，非初学时事，初学必须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便是‘何思何虑’矣。”
【译文】
一天，大家讨论做学问的功夫。
先生说：“教人做学问，不能偏执于一边。人在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容易心猿意马，不能集中心思，而且所考虑的更多是私欲方面的东西。故而要先教他静坐，使其停止思虑。久而久之，待得心思稍能安定。但如果只悬空静坐，身如槁木、心如死灰一般，也没有作用。这时需要教他内省体察、克制私欲的功夫。省察克制的功夫在任何时候都要持守，就像铲除盗匪，必须有彻底扫除的决心。闲来无事的时候，要将好色、贪财、求名的私欲逐一省察，务必要拔去病根，使它永不复起，才算是痛快。就好比猫捉老鼠，一边用眼睛盯着，一边用耳朵听着，私心妄念一起，就要克制它。态度必须坚决，不能姑息纵容、给它方便，不能窝藏它，不能放它生路，这才算是真真切切地下苦功，才能够将私欲扫除干净。等到没有任何私欲可以克制的时候，自然可以安安心心地坐着。虽然说‘何思何虑’，但这不是初学时的功夫，初学的时候必须去思考。内省体察、克制私欲就是使念头诚敬，只要心念所思均是天理，等到心中纯然都是天理，就是‘何思何虑’的境界了。”
1508年王阳明创建心学后，提出了著名的王门四规，即：立志、勤学、改过、责善。所谓立志，就是以做好人为志向；勤学，就是勤奋学习经典；改过，就是要不停地行动，只有不停地行动才能产生过错，然后快速改之；责善，就是交往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与朋友的交流中，提升自己，以朋友的智识磨炼自己。
王门四规是学习阳明心学的门槛，而本段落所提到的方法，则是学习阳明心学的不二法门。
人生在世，未接触阳明心学前，总是劳心劳力，整日都在忙碌。这种忙碌不仅局限在身体上，更在精神上，我们的心永远都无法安静下来，所以王阳明指出，第一步就是，静坐。通过静坐，把心上所有的繁杂全部去除。
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心安静下来后，还要“内省体察、克制私欲”，所谓“内省体察、克制私欲”，就是要去事上有意识地磨炼自己的心，最终让心不被动，让心控制万事万物，而不是被万事万物控制心。
王阳明举的例子就是猫捕捉老鼠，猫在老鼠洞前等待时，是聚精会神的：一边用眼睛盯着，一边用耳朵听着，一动不动，除了捉老鼠的念头外，全无他念。人也应该如此，私念一起，立即克除，绝不能给它生存一息的机会。
如果按照这种方式做了，那最终就能抵达“何思何虑”的境界。
总结而言，修习王阳明心学步骤如下：
第一，遵守王门四规——立志、勤学、改过、责善。
第二，静坐（禅宗式），将自己的心放空。
第三，省察克己，去事上磨炼心，达到“此心不动，随机而动”的境界，此心不动，就是不要被动。
第四，静坐（儒家式），如猫捕捉老鼠一样，捕捉自己心里的私念。
鬼，是由良知制造的
澄问：“有人夜怕鬼者，奈何？”
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义’，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于神明，何怕之有？”
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须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恶，故未免怕。”
先生曰：“岂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货，即是货鬼迷；怒所不当怒，是怒鬼迷；惧所不当惧，是惧鬼迷也。”
【译文】
陆澄问：“有的人晚上怕鬼，怎么办？”
先生说：“只是因为平时不能积德行善，心中有所愧疚，才会怕鬼。如果平日里做事都能合乎神明的意志，那又有什么好怕的？”
子莘说：“正直的鬼不需要怕，怕的是恶鬼，不管好人坏人都要加害，所以才会害怕。”
先生说：“哪里有恶鬼可以迷惑正直的人的？仅仅有这个怕的感情在，心就已经不正了！所以有被鬼迷的人，不是真正被鬼所迷惑，而是被自己内心迷惑。比如喜欢美色的人就被色鬼所迷；贪财的人就被贪财鬼所迷；易怒的人就被怒鬼所迷；胆小的人就被胆小鬼所迷。”
山东人蒲松龄多次落榜，认清自己的智商后，决定不再高考，发奋写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打发余生。在这些稀奇古怪的故事中，有一部分故事就是鬼故事。我说的不是那些青面獠牙的大丑鬼，而是风姿绰约、柔情似水的女鬼。
这些女鬼，任何一个都是男人追思的对象，但这些女鬼有个择偶标准，她们要迷惑的人，必须是人文知识分子。
具体而言，就是那些正准备科举考试，绝对没有做官的读书人。这些人其实就是蒲松龄内心深处的自己，他大概多次落榜后，心理有些不正常：既然得不到官，又得不到现实妙龄女郎，那得到几个女鬼总可以吧。
所以，《聊斋志异》中的所有读书人都是蒲松龄本人，所有的女鬼都是他意**出的小老婆。大略看下这些女鬼就会发现，她们和那些青面獠牙、凶巴巴的鬼不一样，她们对男主人公特别好，全身心付出。这才是最要命的，那些青面獠牙的鬼只攻击人的身体，可女鬼们不但攻击人的身体，还攻击人的心灵。
当她们和男主人公欢乐多时，让男主人公对她们念念不忘后就突然离开，男主人公茶饭不思，最后则半死不活。
蒲松龄制造出来的这些女鬼德艺双馨，和日本人制造出来的“贞子”类的女鬼截然不同。这是因为蒲松龄的心性与日本人不同。我们每个人都和蒲松龄一样，都在制造着各种鬼，至于是什么样的鬼，和我们的心性有直接关系。
东方的鬼和西方的鬼大大不同。西方的鬼无论是吸血鬼还是狼人，给人的感觉固然恐怖，但那种恐怖不是深层的，过眼既忘。吸血鬼和狼人很多时候攻击的是人类的肉体，在血肉横飞中给人感官刺激，所以我们看这些影片时，现场很恐怖，但出了电影院，恐怖就烟消云散。
这是因为西方文化中有高度信仰，人人都是罪人，所以人人心中都有鬼，而要消除这个鬼，必须借助外力——上帝的力量，而且只有这个力量才能让人消除鬼。这是一种外力依凭，如同一种靠山，什么事都可以找上帝这个靠山。
这种巨大外力的存在，导致了西方人不会在心上用功，只要有鬼怪，就找上帝，所以，鬼的形象没那么复杂。
东方就截然不同。
受儒家心性学派影响，东方人没有外在的信仰，认为靠自己在心上用功就能成功，所以他们在心理上琢磨的功力无比巨大。日本人在这方面异常突出，比如贞子，在现场时你恐惧，离开现场后，你还是要恐惧多时。
这是因为它设计的鬼的形象全来自我们的心，人心复杂，鬼自然也就复杂。
一个是攻身，一个是攻心，效果高下立判。
有弟子问王阳明：“人晚上怕鬼，怎么办？”
某影片中，主人公总坐地铁上班，由于旅途乏味，他总是向窗外张望，希望能看到有趣的事。有一天，他看到外面一废弃的房子窗户上有个人影，再定睛一看，居然是他前女友。
这让他毛骨悚然，因为他前女友早就因堕胎而去世了！
主人公以为看花了眼，但接下来的几天内，他的前女友始终站在窗前，冷冷地看着他。这让他最终鼓起勇气，去那个废弃的房子一探究竟。
但他到后，发现那扇窗户的房间里尘埃遍地，看上去已经多年无人居住了，房间里只有一个木偶，那木偶看上去根本不像他的女友。
这件事让他心神不宁，他千方百计寻找线索，希望能得到那座废弃房屋的一些信息。某日，他又来到废弃的房屋，忽然发现里面有很多人，这些人都神情紧张，众人互相介绍后发现，大家有个共同点，都在这个废弃的房间里看见过人。
主人公大为惊骇，难道自己的前女友真的活着吗？
但之后众人的说法更让他惊异万分，每个人看到的人都不一样，只不过，所有人看到的人，都是不想再看到的。
主人公坦白说，我前女友本来想要那个孩子，可我不同意，在堕胎时发生了意外，她死了，这件事让我大为愧疚，直到现在。
其他人也说，我们所见到的人，也是我们心里最不想见到的，因为我们都做了有愧于他们的事。
这部电影，很好地印证了王阳明上面这段话：你怕鬼，是因为你心里先有了鬼，所以才怕；如果心中没有鬼，鬼不可能客观存在，也就不会怕了。
我们内心有愧时，其实就是我们的良知制造了一个鬼在我们心里，它不停地使我们紧张乃至恐惧。消除它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要做坏事，做了坏事后立即改正，除此，别无他法。
或许有人问，良知应该是保护我们的，为何它会制造鬼恐吓我们？恐吓我们，就是在提醒我们，归根结底还是保护我们。良知不是永远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它会随着你的行动而改变模样，要么和蔼可亲，要么青面獠牙。
但接下来，又有弟子问王阳明：“正直的鬼不需要怕，可怕的是恶鬼，不管好人坏人都要加害，所以才会害怕。”
王阳明回答：“哪里有恶鬼可以迷惑正直的人？仅仅有这个怕的心理在，心就已经不正了！所以那些被鬼迷的人，不是真正被鬼迷惑，而是被自己内心迷惑。比如喜欢美色的人就为色鬼所迷；贪财的人就为贪财鬼所迷；易怒的人就为怒鬼所迷；胆小的人就为胆小鬼所迷。”
这段话，乍一看，王阳明似乎答非所问，其实恰好一语道破了其中的关键。
这些鬼被良知制造出来，反过来又干扰你的良知，使你内心不宁，心理压力增大，最后就会发现自己是具行尸走肉。
人人都在制造各种各样的鬼，要清除它，唯一的途径就是借助良知的力量，看清楚自己为何会空虚，为何会贪财，为何会好色，为何小肚鸡肠。
总结出这些问题后，首先去做正义的事、自己喜欢做的事，然后关注当下，认真做好每件事。少去胡思乱想，因为就在胡思乱想中，藏着多如牛毛的鬼，你不召唤它，它不会出来，你一召唤它，它绝对俯首听命。
物来顺应，就是圣人
“定者心之本体，天理也。动静，所遇之时也。”
【译文】
“心的本然状态即是安定平和，也就是天理。心之所以有动有静，都是在不同的境遇下的表现不同罢了。”
【度阴山曰】
天理是亘万古而不灭的，是永恒的，是定的。一个人若有天理之心，就如静水深流，你根本看不出他有多大本事，只有他把天理幻化成以下两种状态时，我们才知道他是圣人。
天理的两种状态，一是动，二是静。比如一件事特别危急，那就要动若脱兔，动若脱兔救人于危难，就符合天理；再比如等待检查结果，那就要静，不要焦急，不要絮叨，静候消息，就符合天理。
良知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静，什么时候该动，其主旨就是，物来顺应。
曾国藩说：“当读书，则读书，心无着于见客也；当见客，则见客，心无着于读书也。一有着，则私也。灵明无著，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下不杂，既过不恋。”这就是对物来顺应的最好解释。
直白而言，这段话告诉我们的就是，关注当下，勿瞻前顾后，该静时就静，该动时就动，这就是物来顺应。
《大学》和《中庸》的关系
澄问《学》《庸》同异。
先生曰：“子思括《大学》一书之义为《中庸》首章。”
【译文】
陆澄问《大学》与《中庸》两书的异同。
先生说：“子思总结概括《大学》的主旨作为《中庸》的首章。”
【度阴山曰】
《中庸》首章主要讲了以下内容（都是古汉语，建议略过）：
（1）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2）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3）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5）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王阳明说，《中庸》首章是《大学》的中心思想，可谓一针见血。
《大学》所谓的明德、亲民、至善，就是《中庸》的天命、率性、修道。《大学》所谓的诚意、正心、修身，就是《中庸》的不睹、不闻、慎独。《大学》所谓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中庸》里的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所以说，《大学》的全书要义，《中庸》首章都概括了。
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庸》，千万别把它当成永恒的经典看，它只不过是一群儒生呕心沥血琢磨出的一段大战略，这大战略能否付诸行动，关键还是看每个人，而不是看《大学》《中庸》本身。
《大学》首章就是一幅圣人恢宏的大战略图景，《中庸》首章把这战略图景又细化了一下，这两本书号称千年经典，其实说来说去，就说了一件事：大家要知行合一，才能大有可为，否则就是穷嚼咀。
感情流露太多就是欲
澄在鸿胪寺仓居，忽家信至，言儿病危，澄心甚忧闷，不能堪。
先生曰：“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闲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炼。父之爱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人于此处多认做天理当忧，则一向忧苦，不知已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不及者。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始得。就如父母之丧，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然却曰‘毁不灭性’，非圣人强制之也，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人但要识得心体，自然增减分毫不得。”
【译文】
陆澄跟随先生在南京鸿胪寺居住，突然收到家书，说儿子病危，陆澄十分担心、郁闷，难以纾解。
先生说：“此时正是修养的好时机，如若放过这个机会，平时讲学讨论又有什么用呢？人就是要在这样的时刻多加磨炼。父亲爱儿子，是十分真切的感情，不过天理告诉我们应当适度，超过合适的度就是人欲。许多人在这种时候往往认为按照天理应当有所忧虑，于是就一味地忧愁痛苦，却不知道如此已经是‘过度忧患，心绪已然不正了’。大致而言，人有七种感情，感情流露得太多即是过度，流露得太少则是不够。才超过一点就已不是心的本然状态了，所以必须通过调节，使得心绪中正平和才可以。以子女哀悼父母的丧事为例，作为父母的孝子，难道不想一下哭死才能纾解悲痛之心？然而圣人却说‘哀伤不能害了性命’，这不是圣人要强人所难，只是天理的本来状态规定了一定的限度，因此不能超过。人只要能够认识心的本来状态，自然一丝一毫都不会有所增减。”
按王阳明心学的观点，人的七情六欲如果能保持适中状态就是符合天理的，这也是他和朱熹理学的本质区别所在，朱熹认为七情六欲不符合天理，所以要彻底去除。
那么七情六欲如何保持适中状态，也就是和的状态，可以举例说明。比如陆澄这个例子，儿子生病，父亲理应担心，满脸愁容。但绝不能担心得死去活来，因为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生命乃父母所赐，伤害自己，就等于伤害父母，这是不孝。
陆澄更不能不担心，只有畜生才没有感情。但担心得过了头，走到哪里都拉着一张苦瓜脸，这就有点做作，似乎是做给别人看的。
饿了吃饭，找个干净的饭馆就是，这符合天理，但你非要在点菜和吃饭的过程中，显示你有钱，这就是过度的七情六欲。孝顺父母，这符合天理，但你非要搞得尽人皆知，这就是过度的七情六欲。
人心的本来状态，其实就是中和状态。中和状态，就是点到为止，不能过度。这甚至是一种本能，不知不觉，你就处在这种状态中了。
古人说，万恶**为首，这个“**”不是卖**，而是过度。我们在感情上常常**，哀伤到要死，狂喜至闭气，这都是毁情灭性的事。
《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最后就死在了多愁善感上，这多愁善感就是**，和这种人在一起，他总是愁眉苦脸，毫无情趣，你也跟着难受。《水浒传》中的李逵，最后是活生生乐死的，这也是**。
我们为什么要保持情绪、情感的中和状态？原因不是中和状态会给我们带来利润，而是因为人心本就如此，一旦过度，就是在逆心而行。
明白了心教导我们的对情感的态度，就明白了过度悲喜都是错误，适度悲喜才符合天道。
什么样的心，决定了什么样的行
“不可谓‘未发之中’常人俱有。盖‘体用一源’，有是体即有是用。有‘未发之中’，即有‘发而皆中节之和’。今人未能有‘发而皆中节之和’，须知是他‘未发之中’亦未能全得。”
【译文】
“不能说常人都能保持‘感情未发出来时的中正’。因为‘本体与作用同源’，有怎样的本体就有怎样的作用。有‘未发之中’的本体，自然有‘发而皆中节之和’的作用。现在的人没有做到‘发而皆中节之和’，可见是因为还没有完全实现‘未发之中’。”
【度阴山曰】
清朝末年，西方崛起，多次击败中国。痛定思痛之下，一大批本土思想家、军事家和从西方返回的思想家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他们深信，只要将这主张付诸实践，必能重新让中华帝国回归世界中心的地位。
但后来的事，众所周知，甲午海战、八国联军进京让中国颜面扫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战略成为千古笑柄。
两种思想文化的合作，还要分出主次，这就是猫指挥老虎去捉耗子，非但多此一举，而且绝对泡汤。世界上有一种橘子，在南方就是甜美的橘子，移植到北方，就成了苦涩的枳子。这个“体”就是南方的土质，“用”就是橘子。只有南方的土质才能长出橘子，只有“未发之中”的本体，才有“发而皆中节之和”的作用。
想要在北方的土质里长出橘子，绝不可能；正如想要在南方的土质里长出枳子，也是妄想。
其实，“体用一源”真正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视听言动，就是“用”，这种“用”若要符合天理，必须是“体”里有良知。我们的每一个言谈举止，每一个人生决定，若想正确，就必须发自本心。否则，必然大错特错。
如果我们的心不够强大，我们的良知不够光明，整日私欲丛生，又不肯努力恢复良知，那我们做什么事都不会成功，因为如果“体”本身就是错的，那“用”就不可能正确。
用王阳明的说法就是，现在的人没有做到‘发而皆中节之和’，可见是因为还没有完全实现‘未发之中’。”
世界上就没有跨界这一说
澄问“操存舍亡”章。
曰：“‘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此虽就常人心说，学者亦须是知得心之本体亦元是如此，则操存功夫始没病痛。不可便谓出为亡，入为存。若论本体，元是无出无入的。若论出入，则其思虑运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无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谓‘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虽终日应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里。若出天理，斯谓之放，斯谓之亡。”
又曰：“出入亦只是动静，动静无端，岂有乡邪？”
【译文】
陆澄问先生关于《孟子》“操存舍亡”那一章。
先生说：“‘心的出入并没有规律，也不知道它的方向。’这虽然是针对常人的心而言，为学之人应当明白心的本体也是如此，操持与存守时才不会出问题。不能随随便便认为出就是失去，入就是保有。就心的本然状态而言，原本并无出和入。就出和入而言，则人的思虑运用就是出。然而人心明明就在里面，怎么能叫出呢？既然没有所谓出，那又何来的入呢？程颐先生所说的‘腔子’，也只是天理而已。虽然每天应酬，也不外乎天理，那么心体就在胸腔里。如若超出天理，便是放纵心体，放纵心体就是失去了心体了。”
先生又说：“心的出入也只是动和静，动和静并无端倪，怎么会有方向呢？”
提到达·芬奇，很多人只知道他是个画家，其实，达·芬奇跨的界太多，而且都是某一领域的天骄，恐怕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那么厉害的简历。达·芬奇不但是位画家，而且还是寓言家、雕塑家、发明家、哲学家、音乐家、医学家、生物学家、地理学家、建筑工程师和军事工程师。
在天文领域，他提出月亮并不能发光，只是在反射太阳的光辉；在物理领域，达·芬奇重新发现了**压力的概念，提出了连通器原理；在医学上，达·芬奇掌握了人体解剖知识，成为近代生理解剖学的开山鼻祖；在建筑上，达·芬奇除了设计了无数桥梁、教堂、城市街道和城市建筑外，还在城市街道的设计中，将车马道和人行道分开。
在军事上，达·芬奇发明了簧轮枪、子母弹、三管大炮、坦克车、浮动雪鞋、潜水服及潜水艇、双层船壳战舰、滑翔机、扑翼飞机和直升机、旋转浮桥等。
同时，他在水利、地质、机器人上也有重大研究和突破，成为这些领域中无法绕开的权威。
他是个超级发明狂，乐器、闹钟、自行车、照相机、温度计、烤肉机、纺织机、起重机、挖掘机……都通过他的脑袋，呈现于世。
说了这么多，其实我想说的是下面的话：
一般而言，人在世上，会面临两个世界，一个是物质世界，即我们可以触摸的世界；另外一个则是精神世界，就是我们无法触摸，却无限广大的内心世界。
所谓“心的出入”，其实就是从精神世界到物质世界再返回精神世界的跨界。古典儒家哲学认为，心的出入是确实存在的，当我们不去物质世界时，我们的心在精神世界，而当我们的心一动，去了物质世界，就等于是把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做了连接。
精神世界是我们的家，我们出门，就是进了物质世界，这就是心的出入。儒家认为，心的出入是没有规律的，更不可能有方向。
也就是说，每个人在世界上，出门后所能做的事，非常有限，能把出门后做的事做好，更是有限。王阳明则说，只要内心纯粹，出门和入门本就是一回事，或者说，当我们的精神世界无比强大后，与物质世界的所有事物都能连接，我们的心不是没有规律和方向，而是会寻觅出各种规律与方向。
就如达·芬奇一样，只要精神世界强大，那他和物质世界的勾连就轻而易举，可以在物质世界称王称霸。当达·芬奇安静地待在家里时，他的心也不是真的在家里，而是在和物质世界建立各种各样的联系。
这其实仍然是王阳明心学的“心即理”。心，必须到事物上去呈现，理才能称为理，所以心和理是一回事，只不过呈现的场景不一样。心在内，理在外，但没有内就没有外，之所以有外，是因为有内。
海纳百川，才是正途
王嘉秀问：“佛以出离生死诱人入道，仙以长生久视诱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究其极至，亦是见得圣人上一截，然非入道正路。如今仕者，有由科、有由贡、有由传奉，一般做到大官，毕竟非入仕正路，君子不由也。仙佛到极处，与儒者略同。但有了上一截，遗了下一截，终不似圣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可诬也。后世儒者又只得圣人下一截，分裂失真，流而为记诵、词章、功利、训诂，亦卒不免为异端。是四家者，终身劳苦，于身心无分毫益，视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欲、超然于世累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今学者不必先排仙佛，且当笃志为圣人之学。圣人之学明，则仙佛自泯。不然，则此之所学，恐彼或有不屑，而反欲其俯就，不亦难乎？鄙见如此，先生以为何如？”
先生曰：“所论大略亦是。但谓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见偏了如此。若论圣人大中至正之道，彻上彻下，只是一贯，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一阴一阳之谓道’，但‘仁者见之便谓之仁，知者见之便谓之智，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仁智岂可不谓之道？但见得偏了，便有弊病。”
【译文】
王嘉秀问道：“佛家用超脱生死轮回来引诱人信佛，道家以长生不老来引诱人修道，他们的本心也并非要人去作恶。究其根本，他们两家也都能看到圣人之教的‘上达’功夫，但不是入道的正途。好比如今为官的人，有的通过科考、有的通过举荐、有的通过继承，同样做到了大官，但如果不是为官的正途，君子是不会去做的。道家与佛家到达极致，与儒家有相同之处。然而有了‘上达’的功夫，却失去了‘下学’的功夫，终究不像圣人的学问全体兼备。然而佛与道在‘上达’方面与儒家的相同，这点不能随便否认。后世的儒者又都只得到了圣人之学‘下达’的功夫，分割了圣学，使之失去本真，沦落为记诵、词章、功利、训诂的学问，最终也难免沦为异端邪说。从事这四种学问的人，一生劳苦，却于自家的身心没有丁点益处，相比佛家、道家那些清心寡欲、超脱于世俗牵累之外的人，反而有所不及。如今的学者，不必起先就排斥佛、道，而应当笃志于圣人之学。圣人之学发扬光大了，佛道的学说自然就会消亡。如若不然，对于儒者所学的东西，佛、道两家恐怕不屑一顾，还想使佛、道两家拜服儒学，可能吗？这是我的浅见，先生认为如何？”
先生说：“你的看法大体上正确。但你区分了‘上达’和‘下学’，也只是一般人的见识罢了。如若讲到圣人大中至正的道，则是通天彻地，一贯而下，哪里有上与下的区分呢？‘一阴一阳之谓道’，然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百姓与大道日日相处却视若无睹，故而君子所遵循的大道很少有人能够明白’，仁爱与睿智不也是道吗？但理解得片面，就会有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