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就是易，易就是变
黄勉之问：“‘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事事要如此否？”
先生曰：“固是事事要如此，须是识得个头脑乃可。义即是良知，晓得良知是个头脑，方无执着。且如受人馈送，也有今日当受的，他日不当受的；也有今日不当受的，他日当受的。你若执着了今日当受的，便一切受去；执着了今日不当受的，便一切不受去。便是‘适’‘莫’，便不是良知的本体。如何唤得做义？”
【译文】
黄勉之问：“《论语》有言：‘没有绝对的肯定，也没有绝对的否定，符合义即可。’难道每件事都要如此吗？”
先生说：“当然每件事都要如此，只是必须先认识到宗旨才行。义就是良知，知道良知就是宗旨，才不会执着。好比接受别人的馈赠，有的今天可以接受，而其他时间不能接受；也有今天不能接受，而其他时间可以接受的。如果你执着于今天可以接受，就接受所有的馈赠；执着于今天不能接受，就拒绝一切馈赠。这就是‘适’和‘莫’，就不是良知的本体。怎么能叫作义呢？”
【度阴山曰】
大明帝国万历初年的首辅张居正变法初期，很多官员都想和大权在握的张居正拉关系。
拉关系的手法自然就是送礼，张居正对所有人的礼物都拒绝，只有两个人的礼物，他毫不犹豫地接收。
这两个人就是边将戚继光和李成梁。
戚、李二人善于用兵，是那个时代明帝国军界的砥柱中流，有人很不理解地问张居正：“那么多人给你送礼，你不接受。为何只接受戚、李二人的，难道他们的礼品够丰厚？”
张居正回答：“他们的礼品都是边疆特产，少量的金银，一点也不丰厚。我之所以收他们的礼品，是因为之前的首辅都收受边将的贿赂，因为只有在首辅的支持下，边将才能有所成就。如果我不收，他们会心有疑虑，认为我别有心思。他们内心一不安，如何能有心情保卫边疆？”
张居正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之所以收他们的贿赂，只是让他们安心。
春秋时期，霸主齐桓公死后，宋襄公非常垂涎霸主名号，为了夺取霸主之位，他先对当时最弱的郑国发动战争。
郑国当时和楚国是盟国，于是楚国派出援军，昼夜不停赶来。
宋襄公听说庞然大物楚国来了，立即后撤，楚军紧追不舍。退到泓水南岸后，宋襄公发现楚军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不禁恼怒，于是下令在南岸扎营，面对北岸的楚军，他责骂道：“你们这群南蛮子，我已经退军了，怎么还追我？”
楚军说：“我们就是要和你打一架，把你打得满地找牙。”
宋襄公大怒说：“打就打！”
有人劝宋襄公：“楚军战力强悍，咱们打不过人家。”
宋襄公大为自信地说：“别怕，楚人是南蛮子，虽然战力高，但文化程度不高；咱们虽然战力弱了点，但有文化，文化的力量能改天换地，你们睁眼看着，我如何揍得他们满地找牙。”
第二天一大早，宋襄公就命令士兵制作一面大旗，上书“仁义”二字，插在战车上，迎风飘扬，好不壮观。
楚军看到了这面大旗，哈哈大笑。一面笑一面就从北岸渡河。
宋襄公的手下尖叫起来，现在进攻，必大获全胜。
宋襄公咆哮大怒：“你瞎了！旗子上“仁义”二字看不见？我堂堂仁义之师，岂有乘敌人半渡而击之的道理？”
他的手下只好闭嘴，但心里却叫苦不迭。
楚军已全部过河，开始在河边列阵。
那手下又张开了嘴，跺脚道：“趁他们阵型未整，赶紧攻击。”
宋襄公这次动了手，抽了手下一嘴巴：“你这个不仁不义的家伙，不进攻没列成阵的敌人，这点道理你都不懂？”
楚军已列阵完成，宋襄公派人去询问：“按照战役规则，是你先进攻，还是我先进攻啊？”
楚军狂笑，分成三路纵队，中路直攻，另外两路袭击宋襄公的侧翼，宋军惨败。
宋襄公运气不差，居然活着逃回宋国。在乱军中被众将保护，才逃出重围，跑回祖国。
回到祖国后，国人全部号啕大哭。宋襄公也流下眼泪，大失所望。但他不是失望自己大败，而是失望国人的反应。
他对人说：“自有战争以来，都是礼仪之兵，不许杀负伤的敌人，不擒拿年纪大的敌人。战场上进攻不能耍诈，面对面地冲锋。可这群野蛮楚国人不讲规则，他不讲规则是他的事，我可要讲规则。我以“仁义”带兵，虽败犹荣。”
这场战役叫泓水之战，宋襄公因此一战而在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毛泽东评价宋襄公，说他是蠢猪式的仁义。当然也有人认为，宋襄公保持了君子风范，遵礼守德，虽败犹荣。
毛泽东的评价是对的，“仁义道德”这玩意儿在平时说说、做做可以，但到血肉横飞的战场上还玩“仁义”，那就是蠢猪。
岳飞说，将帅用兵的智谋分为五条：仁爱、智慧、信义、勇敢、严谨。
这五条里，“智慧”最重要，所谓“智慧”，就是知道。知道，就能行仁爱、明信义、施勇敢、讲严谨。
单有仁爱、信义、勇敢、严谨，没有智慧，那就是蠢猪。
为什么智慧特别重要？
因为智慧是灵动飘逸的，其他四项智谋是死的。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面临情境的变动和转移，这个时候，我们不能用死的智谋来应对，必须心随境转，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该怎么做，智慧会告诉你答案。这个智慧，就是王阳明所谓的良知。
确切地说，我们必须和这个世界（各种情境）进行富有成效的互动，从这个世界得到信息，然后调整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此时，思想肯定会快速地塑造这个世界（各种情境），并调整自己去适应它，这就是“没有绝对的肯定，也没有绝对的否定，符合义即可”，这就是易（变动），就是良知。
王阳明说，良知是随时变动的，不同情境下，它给出的判定是不一样的。比如收礼，有今日当受的，明日不当受的，该受就受，不该受就不受，这就是致良知了。
同时，我们在人生中无伤大雅的情况下，随俗（遵循风俗、习惯等）就是致良知。
其实说透彻了，就是要人心由境转，情境改变的情况下，你必须也要改变你的规矩。比如进了屠宰场，就别总絮叨“不杀生”的话；比如进了寺庙，就别总吵嚷着吃红烧肉。
武则天时代，告密成风，许多大臣都被冤枉入狱，最后不承认各种罪名（尤其是谋反）而被活活打死。
名臣狄仁杰也被诬陷谋反，投入大狱。审讯他的人是酷吏来俊臣，他至少有一百种办法让狄仁杰承认谋反。
狄仁杰还未等来俊臣动刑，立即承认谋反。但背地里，他却用血写了一封申诉书，藏在棉衣里，请求审讯官带回去给自己家人。
审讯官自然不知其中另有乾坤，就送给了狄家。狄仁杰的儿子收到父亲的棉衣后，很快发现了其中的血书，于是托人送到了武则天的手中。
武则天左手拿着狄仁杰的认罪书，右手拿着申诉书，把狄仁杰叫来，问：“你若是真的冤枉，为什么还要承认谋反？”
狄仁杰十分沉重地回答说：“我若是不承认的话，恐怕早就死在来俊臣手中了。”
你不能说狄仁杰说谎，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就应该做什么样的事，这就是致良知。
我们不能坚信二分法：要么黑要么白，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黑白、善恶。一切都是相对的，情境转移，黑就是白，善就是恶，所以，一定要坚信你的良知，它才是我们处理人生问题的唯一武器。
良知就是正能量
问：“‘思无邪’一言，如何便盖得三百篇之义？”
先生曰：“岂特三百篇？六经只此一言便可该贯。以至穷古今天下圣贤的话，‘思无邪’一言也可该贯。此外更有何说？此是一了百当的功夫。”
【译文】
有人问：“‘思无邪’一句话怎么能够涵盖《诗》三百篇的意义呢？”
先生说：“何止可以涵盖《诗》三百篇？六经只此一句话也可概括。以至于从古至今天下圣贤的话，‘思无邪’一句话也能概括了。此外还能有什么可说的？这真是个一了百了的功夫。”
【度阴山曰】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读的书屈指可数：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说就是，思无邪。思无邪，是纯正、没有诲**诲盗的意思，即是说，《诗经》所有的内容传播的都是人性之善，都是正能量。
王阳明则说，岂止是《诗经》，其他四经，同样如此，都是传播正能量的。从古至今天下圣贤的话，也都是“思无邪”，除了正能量外，经典什么都没说。
这个思无邪、正能量就是良知，一切伟大的经典，都在彰显人性之善，都在教人实现良知。
不过，王阳明同时承认，有“思无邪”就有“思有邪”，有正能量就有负能量，正如有阴就有阳一样。我们必须承认这点，只不过在承认之后，必须提升正能量，必须助长阳，必须做到思无邪。
正能量或者说致良知的重要正在此，因为大多数人致良知的水平不高，所以总在意外在环境。别人对我们的看法能塑造我们，我们对他人的看法，也能塑造他人，我们对社会的看法，同样能塑造社会。
如果我们用良知对待他人，他人就会回我们以良知；如果我们用良知对待这个社会，社会就会报答我们以良知，因为良知是可以交换的。
反之，如果我们用各种负能量对待他人和社会，回馈的就是各种负能量和社会。你每天都收到各种负能量，慢慢地就会变成一个怨妇，满脸苦大仇深，看什么都不顺眼，做什么事都没有欢乐，最终受苦的还是你自己。
正因如此，我们才要传播正能量，和心外的社会达成和谐的交流互通。王阳明的世界观“万物一体”就是这一方式的理论支持：人人都不会戕害自己的身体，总给自己身体最好的关注，那么，身体就会回馈给你健康，如果你把天地万物都当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给他们以正能量的关照，它们就会回馈给你正能量。
他好，你也好，天下就好了。
人只有一个心
问“道心”“人心”。
先生曰：“‘率性之谓道’，便是‘道心’。但着些人的意思在，便是‘人心’。‘道心’本是无声无臭，故曰‘微’。依着‘人心’行去，便有许多不安稳处，故曰‘惟危’。”
【译文】
有人向先生请教“道心”“人心”。
先生说：“‘率性之谓道’，就是‘道心’。只要沾染了一些人的意念，就是‘人心’。‘道心’本来是无声无息的，所以称其为‘微’。按照‘人心’去行，便会有许多不稳妥之处，所以称其为‘惟危’。”
【度阴山曰】
道心就是天理，人心就是人欲。天理和人欲并非势不两立，而是相生相克、辅车相依。其实，天理是由人欲产生的，比如食色（吃和性）就是人的基本欲望，由食色这种基本欲望生出了吃要“细嚼慢咽”和“不乱性”的天理。
人必须是先有基本欲望，天理才可产生，人有求生的欲望，所以不杀生的天理诞生，人有物质和精神满足的欲望，所以幸福的天理产生。
所谓“率性之谓道”，就是顺着这些基本欲望去实现之，这就是道，就是道心。一旦超越了这些基本欲望的追求，就是欲，就是人心。
饿了要吃饭，这就是道心，这种心是无声无息的，没有人会对自己饿了要吃饭而感到惊讶，但饿了非山珍海味不吃，这就成了“人心”，总是超出这种道心，就危险了。
朱熹认为，人心中有个道心，又有个人心，两个心经常进行生死之战，赢的一方就主导了我们。这是典型的、冷酷的二分法，要么是道心要么就是人心。
王阳明不这样认为。他说，人心只是一个，而这个本源是“道心”，但一旦沾染人的意念，就成了“人心”。困了睡觉是人的基本欲望，要睡觉就是道心，但非要找美女陪，这就成了人心。意识到找美女陪是沾染了不好的意念，立即改正，人心又成了道心。
总之，我们只有一个心，就是道心，它会下滑为人心，只要你致良知，就能重新让它还原为道心。
为什么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
问：“‘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愚的人，与之语上尚且不进，况不与之语，可乎？”
先生曰：“不是圣人终不与语，圣人的心忧不得人人都做圣人，只是人的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与他说性、说命，他也不省得，也须慢慢琢磨他起来。”
【译文】
有人问：“《论语》说：‘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资质愚钝的人，与他讲高深的学问都无法进步，何况不给他们讲呢？”
先生说：“不是圣人不给他们讲，圣人恨不得人人都能做得圣人，只是由于人的资质不同，施教时不能乱了次序。中等以下资质的人，即便给他讲性与命的道理，他也不明白，还是需要慢慢启发他。”
【度阴山曰】
性，是上天赋予我们的善、正能量、良知；命，则是有生就有死，客观条件，有时候是时势，人很多时候拼不过命的。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就是不要和他谈“性”谈“命”。
大部分是中人之资，所谓“中人之资”，并非是他的理解力、感悟力真的很差，而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大道。所以，和这种人谈性谈命，纯粹是对牛弹琴。只能以洗脑的方式给他们灌输“行善”的小道。
不和中人以下的人谈性谈命，还有个最根本的原因。如果和他们谈性，人性本善，良知与生俱来，他们就会臆想，既然良知是现成的，人性是善的，那还何须去事上磨炼，完全从心所欲就是了。阳明心学左派后来就都变成这副德行了。他们全凭私意，断章取义，结果比从前还要放纵，这是害了他们。
和他们谈命，有人认为，既然命不可改，那还奋斗什么，于是消沉下去；另外一种人则认为，命既然是上天给我们的，上天无所不能，我们的命也应该无所不能，这种想法会让他们拼命向外求，违背大自然，违背客观规律，结果碰得头破血流。
人的认知肯定不同，良知有大小。同样一个道理，有人认识到真谛，而有人则流向偏门，所以和中人以下的人，先谈高深的大道，就是在害他们，必须从最低等的道德入手，循序渐进，慢慢把性和命的道理传给他们。如此，才是致良知，才是不作恶。
读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一友问：“读书不记得，如何？”
先生曰：“只要晓得，如何要记得？要晓得已是落第二义了，只要明得自家本体。若徒要记得，便不晓得；若徒要晓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体。”
【译文】
一位学友问：“读书记不住，怎么办？”
先生说：“只要理解便可，为何非要记住？理解已经落在第二位了，首要的是要明白自己的心体。如果只想要记住，便不能理解；如果只想要理解，便不能明白自己的心体。”
【度阴山曰】
这段话，如果只看表面文字，充满了矛盾。
古人读书，最先就是读，读了许多遍后就要背诵，背诵得精熟了，根本不必老师指点，其文章内涵自然水落石出。这就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意思。
王阳明小时候同样如此，中国古人相信，若想深刻了解一本书的本意，第一步就是把它背诵起来。但在这里，王阳明却说，读书只要理解，而不需要记得。
这显然和中国传统教育是冲突的，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王阳明这段话是说给成年人听的，而不是小孩子。
成年人如果读书还仅局限在背诵记住的层面，那和三岁小孩有何区别？为什么有些人非要记得，原因就在于其念头不正。他记住了很多书中的内容，不过是想炫耀自己知识渊博，知道很多东西。
王阳明则说，读任何书，都是为了自己的心体，或者说，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涵养自己的心，除此而外，都是错误的。
无论是理解还是记得，这念头都不对，都有一种向外施展、炫耀的心。读书就该偷偷摸摸，让自己的心宽阔、厚实起来，如此，才是读书的真谛。
何时该杀身成仁，何时该委曲求全
问“志士仁人”章。
先生曰：“只为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太重，不问当死不当死，定要宛转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却丢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为？若违了天理，便与禽兽无异，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过做了千百年的禽兽。学者要于此等处看得明白。比干、龙逢，只为也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得他的人。”
【译文】
有人向先生请教《论语》中“志士仁人”一节。
先生说：“只是因为世人都将自己的身家性命看得太重了，不问是否应当赴死，都想保全自己的性命，却把天理给丢了。忍心残害天理，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如果违背了天理，与禽兽有什么区别，即便苟且偷生千百年，也不过是做了千百年的禽兽。为学之人在此处必须看得明白。比干、龙逢，只因为他们看得明白，所以能够做到他的为人之本。”
【度阴山曰】
孔子的“杀身成仁”和孟子的“舍生取义”是中国儒家最高的精神，虽然向往生是基本人欲，但前提是，这种生必须符合天理。当“生”与我们的良知、尊严的相冲突时，我们就要弃“生”而选择良知和尊严。
人类历史上，有无数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的志士仁人，王阳明举的例子是夏桀的大臣关龙逢和商纣的大臣比干。这两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当君主胡作非为，让天下不太平，百姓遭受灾难时，为了让天下太平、百姓不遭受痛苦，奋起反抗他们的主子，最后杀身成仁。
王阳明说，这二人看得透，所以虽然死了，但却做到了永远不死——永远活在大家心中。
怎样才算看得透？只有致良知才能看得透。依凭良知的判定去行动，该生则生，该成仁则成仁，不要偷生，否则活一千年，也不过是一千年的禽兽，而不是人。
如何判断自己是否该勇于抗争呢？就是遇到一个能抗争的机会，如果没有抗争，你在以后的日子里是否活得心安。倘若还是心安理得，没有抗争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
我们要说的是，什么时候不要抗争。
中国历史上有勾践为了生存而品尝敌人的粪便，韩信为了活下去而钻刁难者的裤裆，他们为什么不在那种羞辱，尊严丧尽下，舍身成仁呢？
王阳明说：“圣贤处世，待人应物，有时而委屈，其道未尝不直也。”意思是，大圣大贤的人也会遇到低谷期，在低谷期遇到别人对自己的挑战，委曲求全，也是正确的，是正道。
什么时候该委曲求全呢？
第一，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高峰少，低谷多，人在低谷若想爬上高峰，必须忍辱，活着才是真理。
第二，古语云，小不忍则乱大谋，忍受小的屈辱，是为了以后的大谋。也就是说，你必须有大谋。所谓“大谋”，用王阳明的说法就是，你必须知道在你人生中，何谓第一等事。再浅显而言，你的人生终极目标是什么。凡是和你人生终极目标不相干的，都应该忍下来，别让这些小辱干扰你。一遇凌辱，拔刀而起的是匹夫。匹夫是没有人生终极目标的，因为他们没有人生规划。
第三，在正视“人生有高峰也有低谷”和有“大谋”的情况下，你应该有这样的意识：所谓尊严，在低谷时一文不值。你的尊严、价值并不仅仅由你主宰，很多时候是由别人决定的。所以，暂时放弃尊严，是为了以后获取更大的尊严，这并不矛盾。
第四，你若一遇小侮辱，就撸胳膊、挽袖子，对你心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毫无帮助。有所忍才能有所不忍。“居常无所见，惟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平时愤怒者到此能不愤怒，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处，亦便是有用处”。
杀身成仁的事很少，委曲求全的事很多，我们要学的是在良知指引下的委曲求全，少点杀身成仁。
惟庸人无咎无誉
问：“叔孙、武叔毁仲尼，大圣人如何犹不免于毁谤？”
先生曰：“毁谤自外来的，虽圣人如何免得？人只贵于自修，若自己实实落落是个圣贤，纵然人都毁他，也说他不着。却若浮云掩日，如何损得日的光明？若自己是个象恭色庄、不坚不介的，纵然没一个人说他，他的恶慝终须一日发露。所以孟子说：‘有求全之毁，有不虞之誉。’毁誉在外的，安能避得，只要自修何如尔。”
【译文】
有人问：“《论语》中记载叔孙、武叔诋毁孔子，大圣人为何也免不了被诽谤呢？”
先生说：“诽谤都从外面来，即便是圣人又怎能避免？人贵在自我修养，如果自己实实在在是个圣贤，纵然他人都诽谤他，也没有什么损害。好比浮云遮住了太阳，又怎能损害太阳的光明呢？如果自己只是做出个恭敬端庄的样貌，内心却没有任何坚定的意志，纵然没有一个人诽谤他，内心的恶念终究会有一天爆发出来。所以孟子说：‘想保全声誉却遭到毁谤，在预料不到的时候反而受到称誉。’毁誉都是外在的，如何能避免，只要加强自身修养即可。”
【度阴山曰】
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传》是一部经典，其开篇第一句话更是经典中的万王之王，这句话就是“惟庸人无咎无誉”。
大意是说，只有平庸的人，才很少有赞誉和毁谤。只要你不是庸人，或不甘心平庸而想创建事功，那赞誉和毁谤必然接踵而来。
李鸿章就是这样的人，他官居极品，做了很多受人称赞和诟病的大事，临死前，还对世人不理解他而懊丧。极少的一部分人赞誉他为王朝的中兴名臣，绝大多数人骂他是卖国贼、奸臣、贪污犯，凡是你所能想到的屎盆子都扣在了他的头上。
梁启超圆睁怒目，拍案叫道：李鸿章是伟人。
如今我们已对李鸿章有了清晰的认识，他是那个时代最有能力，也最心甘情愿出力的人。他从未因毁谤而不去做事，他有所为，迥然有别于那些不作为的饭桶官员。
人，只要做事，就是个人。反之，浑浑噩噩度日，离人的标准就会越来越远。
仅在中国历史上，毁誉参半的人不胜枚举，如商鞅、王安石、张居正、曾国藩、李鸿章……当然，更包括心学宗师王阳明。
他们有个共同点，心中抱定一个伟大的信念，矢志不移地去行动，不惧人言，只问事情的走向。
在人类历史上，那么多无咎无誉的人，你一个都没有记得，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在做事。不做事，就如一尊佛像，你能指摘出它什么来？
大唐中兴名将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功勋盖世。当他在战场浴血奋战时，大奸贼鱼朝恩对他百般诋毁，甚至挖了他的祖坟。
郭子仪班师回朝后，连皇帝都战战兢兢，认为郭子仪会大闹一场。在那个时期，郭子仪想要大闹一场，没有人有能力阻拦。
但是，郭子仪跑到皇帝面前，痛哭流涕。他说：“这肯定不是鱼朝恩干的，我带兵多年，杀人无数，仇人多如牛毛，一定是我的仇人挖了我的祖坟。”
大唐皇帝极度惊骇，郭子仪这种解释哪里是凡人的风度，简直是神人附体。
事后，郭子仪对心腹说：“我何尝不知是鱼朝恩挖了我的祖坟，但我已是功高震主，如果非要让皇帝惩治鱼朝恩，那皇上岂不是更加确定我功高震主了？”
心腹愤愤不平地说：“虽然如此，可您这处理方式也太窝囊了吧。”
郭子仪叹息说：“有人说我挽救了大唐王朝，有人则诋毁我居功自傲，你说我到底是哪种人？”
心腹脱口而出：“当然是拯救大唐王朝的人。”
郭子仪摇头道：“不对，如果我认为自己是拯救大唐的人，那其实也就认定了我是居功自傲的人。赞誉和毁谤是共进退的兄弟，你不能只要赞誉，不要毁谤。所以，我既不是拯救大唐的人，也不是居功自傲的人。”
有人问王阳明：“如何避免毁谤？”
王阳明回答：“毁谤是外来的，连孔子那样的圣人都无法避免，何况是我们。”
人再问：“那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王阳明回答：“有啊，你只要把别人对你的毁谤看作是对他人的毁谤，正如你见到有人欺负弱小，虽然很生气，但也不会被气死。”
人笑了，这是啥方法？不是逃避吗？
王阳明叹息道：“其实应对毁谤，哪里有那么容易。不过，若想把外来的毁谤不当回事，首先要做的是把外来的赞誉不当回事。倘若你对外来的赞誉很当回事，那你肯定会把外来的毁谤也当回事。如果你对外来的赞誉一笑置之，那你就能在应对外来毁谤时做到不动心。”
人这种动物，就是喜欢别人的赞美，不喜欢别人的毁谤。这就是典型的欲——好善恶恶。
你喜欢某些东西，就肯定厌恶某些东西，如果你什么东西都不喜欢，那自然就什么东西都不厌恶。
所以，应对毁谤有两种方式，一就是浑浑噩噩地活着，少做事；二就是对赞美不要动心，自然对毁谤就无所谓。
这就是无善无恶，不对善意动心，自然不会对恶意动心。
当毁谤来时，正好练心，这是王阳明心学的基调。
当然，我们也做如是想：正因为有毁谤来，才证明了我在做事，而不是尸位素餐。无论是多大的组织里，凡是那些无誉无咎的人，绝对是很少做事的老油条，凡是那些有誉有咎的人，一定是想要做事的伟人。
毁谤之来，大多在生态环境中。当一个生态环境中，很多人都对自己的言行不负责，没有良知，只有私欲时，那些真正做事的人，就很容易遭到毁谤，当然也有赞美。
不过，毁谤比赞美要来得多，来得更猛烈。
唯有在毁谤的大风大浪中坚持信念，遵循良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关键是，你如果真是个做事的人，做事情还做不过来，哪里还有闲心纠缠于咎誉上？！
厌弃外物的静坐就是邪恶
刘君亮要在山中静坐。
先生曰：“汝若以厌外物之心去求之静，是反养成一个骄惰之气了。汝若不厌外物，复于静处涵养却好。”
【译文】
刘军亮要去山中静坐。
先生说：“你如果只是以厌弃外物之心去求静，反而会养成骄奢懒惰的习气。你如果不厌弃外物，又在静中存养，倒是挺好的。”
【度阴山曰】
静坐是修习阳明心学的第一步，它是个手段，不是目的。而佛家是常常把静坐当作目的，而非手段。这个叫刘军亮的人要去善中静坐，就是把静坐当成目的，而不是手段。
王阳明奉劝他，不要跑进深山老林中去搞什么灵修，和外界完全隔绝的静坐是巫术，不是灵修。真正的灵修静坐，是以不厌弃外物为第一要务的。跑进深山老林，静坐时间一久，尤其是有吃有喝后，人就会变得懒惰，喜欢出世，不喜欢入世。
凡是“厌弃外物”的静坐，都是邪恶。当然，这是儒家的立场，佛道二教就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和外界隔绝，才能修成正果。
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解释，对错很难分。但有个疑问：作为社会人，主动隔绝于社会后，是否还算作是人？
不端不装，是为知行合一
王汝中、省曾侍坐。
先生握扇命曰：“你们用扇。”
省曾起对曰：“不敢。”
先生曰：“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妆做道学的模样。”
汝中曰：“观‘仲尼与曾点言志’一章略见。”
先生曰：“然。以此章观之，圣人何等宽洪包含气象！且为师者问志于群弟子，三子皆整顿以对。至于曾点，瓢飘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起瑟来，何等狂态！及至言志，又不对师之问目，都是狂言。设在伊川，或斥骂起来了。圣人乃复称许他，何等气象！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
【译文】
王汝中和黄省曾陪着先生。
先生拿着扇子说：“你们也用扇子吧。”
黄省曾站起来说：“学生不敢。”
先生说：“圣人的学问不是这样拘束痛苦的，不是要装作道学家的样子。”
王汝中说：“这从《论语》中‘仲尼与曾点言志’一节便大概可以看到。”
先生说：“是的。从这章来看，圣人是何等宽宏包容的气象！老师问学生们的志向，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都正颜色、整仪容，认真回答。到了曾点，却飘飘然全然不把三人放在眼里，独自弹起瑟来，这是怎样的狂态！他谈到志向时，又不针对老师的问题，满口狂言。要是换作程颐，恐怕早就责骂他了。孔子却称许他，这是怎样的气象！圣人教人，并非束缚人，使得人人做得一样，而是对狂放不羁的人要在其狂处成就他，对洁身自好的人要在其狷处成就他。人的才能、习气又怎会相同呢？”
【度阴山曰】
“仲尼与曾点言志”是《论语》中的一段重要内容，说的是孔子和弟子子路、曾点、冉有、公西华四人谈人生和理想。
子路最先说道：“我的志向是治国平天下。”
孔子微微点头。
冉有第二个说：“我的志向比子路小，只要治理一方即可。”
孔子又点了点头，问公西华的志向。
公西华说：“我想做外交官，纵横捭阖。”
孔子点头微笑，看向曾点。
曾点一点都不严肃，人家在那里谈理想、谈人生，他却在一旁鼓瑟，用世俗的看法，这太没有礼貌了。
孔子问曾点：“你有什么理想？”
曾点推开瑟，站起来回答：“我与他们的理想有所不同。我的理想是，暮春三月，春天的衣服早就穿上了，陪同五六个大人，六七个小孩子，到沂水边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一路唱着歌回家。”
孔子鼓掌叫好，赞叹说：“我欣赏你的志向啊！”
这就是孔子“仲尼与曾点言志”的故事，或许有人认为，孔子是不是老糊涂了，呕心沥血传道授业，难道就是为了培养曾点这种浪**弟子？
这要从孔子思想说起。孔子很少谈“性”和“天道”，因为这东西太玄乎，你总是谈玄乎的东西，就会忘了当下的实际。孔子思想，重点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以“仁”（爱人）为根基，非常扎实。另外，“天道”难违，如同客观规律一样，孔子也很少谈“命”，命就是时势。时势不可造，只能等待。
子路、冉有、公西华的理想虽然很正点，但有个外在条件：无论是平天下，还是治国，或者是外交家，必须有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命”，它不受我们控制。
再看曾点的理想，全部都能由自己控制，不受“命”的干扰，随遇而安，自得其乐。所以孔子才给曾点点赞，而对其他三位，只是微微点头而已，意思是，只要你们有这样的“命”，那就去做，没有这“命”，也不要苦苦苛求。
曾点的最大优势就是，不像那三位一本正经，满脸严肃，谈起理想如同谈世界和平，他很随意，而这种随意，恰好是阳明心学的眉批：不端不装。
就如王阳明所说的那样：圣人的学问不是拘束痛苦，而是释放心灵的，不要装作一本正经的道学家模样。
北宋理学鼻祖程颐和哥哥程颢都是当时鹤立鸡群的人物，但二人性格大大不同，程颐极端严肃而程颢则平易近人。
程颐有一次去给小皇帝讲课，看到蛋壳孵出小鸡，微微动容道：“生意。”
小皇帝问：“什么？”
程颐说：“观此小鸡，则知天地万物生生不息之理。”
小皇帝观到了小鸡，却没发现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理。他折了一根树枝，想要认真思考。程颐却变了脸，如同见到世界末日一样地说：“此时正是春天，万物生长，您怎么可以摧折生灵？！”
程颢说：“咱们既然拥有思想，应该把这思想全面铺开。”程颐说：“真理只能掌握在知识分子精英手里，那些凡夫俗子岂能听懂咱们的思想？”
程颢说：“那就用普通话让他们听懂啊。”
程颐摇头：“孔子说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果他们都知了，要咱们干吗？”
程颐和程颢后来在思想上分道扬镳，程颐成了一本正经的理学鼻祖，而程颢则成了活泼灵动、直指本心的心学鼻祖。
今人都讨厌理学，喜欢心学，缘由就在两个鼻祖身上。一个装，一个不装。
南北朝时期的南朝，门第世家制度兴起，每个世家都在装，都端着个臭架子。南宋帝国皇帝刘裕最亲信的大臣王弘想当士大夫，进入世家阶层。刘裕一摊双手，说：“我虽是皇帝，却没有办法，你想进入这个阶层，王球（当时的世家）允许你和他同坐才好。”
王弘鼓起勇气去找王球，谈了一会儿，正要和王球并肩而坐，王球用扇子轻轻一挥：“你没资格和我同坐。”
王弘哭着去找刘裕，刘裕哭丧着脸说：“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装着、端着，迟早会出事。南宋路太后的侄子路琼之，拜见世家的王僧达。他走后，王僧达把路琼之坐过的凳子、用过的茶碗，全都扔掉，扔得大张旗鼓，深恐别人不知道。
路太后知道后，大发雷霆，下令她儿子——皇帝刘骏，处死王僧达。
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因端架子而被宰掉的案例。
南北朝后期，门第世家灰飞烟灭，和他们总端架子有直接关系。
你自贴或被贴上了“思想家”的标签，你在凡夫俗子面前的架子就起来了。你自贴或被贴上了“董事长”“总裁”“总经理”的标签，你在员工面前的架子也起来了，你自贴或被贴上“家长”的标签，在孩子面前的架子就起来了。
人人都在被贴的标签上，装着、端着，纵然是“屌丝”的标签，也有一副“我是屌丝我怕谁”的架子。
心里已确定别人的意见是对的，但因为身上有标签在，所以死不承认，装着、端着，这就是知行不一。
或许有些人的确在某些方面才华横溢，是一个出色的领导人，一个优秀的厨子，一个五百年才冒出的思想者。这样的人，应该要装一装，端一端，创造属于自己的气场。
但是，王阳明说，你之所以能成为出色的领导人或者是某个领域的精英，只是你侥幸激发出了你良知固有的这份能量，再加上时势而已。
人皆有良知，如果运气相等，人人都能激发出良知固有的那份能量。
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你已很成功，请别装，别端着，因为你的成功不过是激发了良知某一方面的能量而已，别人也可以；如果你还不成功，又特别鄙视那些装、端着的人，那请你激发你良知固有的能量，踩上他的脑袋。
最后请记住，无论你是什么人，在什么样的阶层，只要不装、不端着，就是在知行合一。
心学的两个特点
先生曰：“孔子无不知而作，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此是圣学真血脉路。”
【译文】
先生说：“孔子从来没有自己不知道还乱写的，颜回对于自己做不好的地方也没有不知道的，这就是圣学真正的脉络。”
【度阴山曰】
什么是圣学，就是圣贤之学，用王阳明的话来解释则是，圣学，心学也。通往圣贤之路的各种学习，都必须用心，心外无学，凡是用心去学的学说，都是圣学，因为它是成就每个人心体的。
那么，圣学的特点是什么呢？
以阳明心学为例，它至少有两个特点，而这两个特点就藏在上面这句话中。
第一个特点：经过实践验证——孔子从来没有自己不知道还乱写的。无论是孔子还是王阳明，乃至那些古圣先贤们，其所留下的思想都是经过验证的，知道的就写，不知道的、不确定的或者未知的从来不写。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中国传统哲学都关注“人生观”，而很少有对“世界观”的阐述。因为心外的世界太难知晓，所以中国古代哲学家干脆不讲，只关注人生观，这导致了另外一个问题：自然科学的低落。
第二个特点：反躬自省——颜回对于自己做不好的地方也没有不知道的。中国古人坚信，如果一件事没有做好，得罪了一个人，最大的问题不在那件事上，也不在别人身上，而在自己身上。这种结果促成了中国传统哲学始终向内求的反省精神。
经过实践验证、反躬自省就是圣学、阳明心学的两大特点。理想状态下，只要你的理论是经过实践验证的，就去行动；发生问题后，反躬自省，向内求而不是向外，那你就能成为圣人。
立志做圣人
何廷仁、黄正之、李侯璧、汝中、德洪侍坐。先生顾而言曰：“汝辈学问不得长进，只是未立志。”
侯璧起而对曰：“珙亦愿立志。”
先生曰：“难说不立，未是‘必为圣人’之志耳。”
对曰：“愿立‘必为圣人’之志。”
先生曰：“你真有圣人之志，良知上更无不尽。良知上留得些子别念挂带，便非‘必为圣人’之志矣。”
洪初闻时心若未服，听说到此，不觉悚汗。
【译文】
何廷仁、黄弘纲、李珙、王畿、钱德洪等人陪同先生。先生看着大家说：“你们的学问没有进步，原因只是没有立志。”
李珙站起来回答：“我愿意立志。”
先生说：“也不能说你没有立志，只是你立的不是‘一定要做圣人’的志向罢了。”
先生说：“你如果真的有做圣人的志向，在致良知时就一定会竭尽全力。如果良知上还留有别的私心杂念，就不是‘一定要做圣人’的志向了。”
钱德洪刚听闻时心中不服，听到这里，不禁浑身是汗。
【度阴山曰】
立志，几乎是阳明心学的一条主线，王阳明无时无刻不在谈立志。其实不只是王阳明谈，凡是古圣先贤，都谈。你翻开著名人物的传记，扑面而来的就是立志。王阳明也不能免俗。他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有志向，就如马有了缰绳，船有了舵手。你让马左转，它不会右跑，你让船转弯，它不会直行。大有“一志在手，天下我有”的架势。
谈到志向，所有人都会说，这玩意儿简单得很啊，人孰无志？有了志向，就能天下无敌？
没错，人皆有志向，从真命天子到贩夫走卒，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就是一个民族和国家也必须有志向，所以我们常能听到美国梦、中国梦。
问题是，真正的圣人，能把志向坚持到底，庸人常立志，却从未把一个志向坚持到底。圣贤立志，坚定不移，雷打不动，遇到艰难困苦时，总会返回初心，去回忆那个志向，然后继续向前。
志向是一个人将念头形成影像，深深地刻在心上。
王阳明所谓的立志，其实就是做个善人，最低限度，不要害人。他说，如果你做好人，亲戚朋友都嫌弃你，那你就不要做了；如果你做恶人，亲戚朋友都喜欢你，那你就做下去。
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亦可为圣贤。立志成为善人，就是要时刻关照自己的内心，听凭其对你言谈举止的善的判定。
做好人，其实很难，因为如果你没有做好人的志向，好人好事，就只能偶尔为之。若想成为圣贤，就要先成为不害人的好人。若想成为不害人的好人，就必须让良知明明白白，不能有一点私欲沾染。如此，才能成为圣贤。
良知的神奇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
【译文】
先生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能够生天生地，成就了鬼神、天帝，一切都是从此而出，任何事物都无法与之比拟。人如果能完全彻底地恢复良知，没有任何欠缺，自然就会在不知不觉间手舞足蹈，不知道天地间还有什么快乐可以代替它！”
【度阴山曰】
良知到底有多神奇，上面这段话就是王阳明对良知神奇的最精彩描述。首先，我们要确定的一点是，良知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道德感和判断力。道德感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应该做的；判断力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有能力做的，二者合一，就是良知妙用。
好比说，一个青花瓷，一件名人的画作，它本身根本不值那么多钱，但我们人以良知赋予了它们高价值，所以它们才有了存在的理由。
天地万物，固然是客观存在的，但沙漠里的一粒沙，倘若你不和它发生联系，用良知赋予它沙子的价值，那它和你就没有任何关系，对你而言，它就是不存在的。
一切事物的存在，必须有价值，而事物本身根本没有价值，所有的价值都是我们人以良知之心赋予它们的。当赋予它们价值的刹那，它们就存在了。一堆狗屎，你只有看到它，赋予它“臭”的价值，它才存在。
由此可知，良知生万物，心生万物，心外无物。
人的良知如果不被遮蔽，那就能无善无恶地赋予客观事物正确价值：见到美色，赋予美；闻到狗屎，赋予臭；面对不义之财，赋予不能取；面对功名利禄，赋予“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超脱价值。
倘若良知被遮蔽，就无法客观地赋予事物价值，事物也就不存在了。面对财色，赋予其无所不用其极追求的价值；面对困难、苦难，赋予其消沉颓废、不思进取的价值；面对别人的成功，赋予其嫉恨的价值，这都不是致良知。
王阳明说，一旦你真诚地致良知，那种感觉就能让你手舞足蹈。当然，这是一种境界，必须亲自践行、体悟，才能感受得到。
至少到今天，恐怕只有王阳明达到了这种境界。
如何致良知
一友静坐有见，驰问先生。
答曰：“吾昔居滁时，见诸生多务知解口耳异同，无益于得，姑教之静坐。一时窥见光景，颇收近效；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或务为玄解妙觉，动人听闻。故迩来只说‘致良知’。良知明白，随你去静处体悟也好，随你去事上磨炼也好，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此便是学问头脑。我这个话头，自滁州到今，亦较过几番，只是‘致良知’三字无病。医经折肱，方能察人病理。”
【译文】
一位学友在静坐中有所领悟，就跑来向先生请教。
先生回答说：“我过去在滁州时，看到学生们大多注重口耳间的知识理解，争辩同异，没有什么收获，所以姑且教他们静坐。他们很快就能看到一些道理的大概，短时间内收获不错；久而久之，却渐渐有喜静厌动、沦入枯槁的毛病。有的人只追求那种神妙的感觉，借此夸耀于人。所以近来我只讲致良知。良知明白了，随你在静坐中体悟也好，在事上磨炼也罢，良知的本体原本就是不分动静的。这就是做学问的宗旨。我说的这番话，从滁州以来，也经过了几番思考，只是‘致良知’三字没有任何弊病。好比医生要自己骨折过，才能了解骨折的病理一样。”
1519年，王阳明用了不到五十天的时间，彻底平定了拥有精锐二十万的宁王朱宸濠。这就是致良知的结果，以绝对劣势的兵力击败强敌，这就是良知的威力。
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在这一功业面前，恐怕只是小儿科。
事后，他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时，如此说道：“致良知，就是对境应感……”
所谓对境应感，就是突然身临其境，感同身受，与境合一，便能得出最佳应对的方法。
王阳明说，在突发状态下，最容易体现良知的宏大价值。平时不遇急事，从容不迫，有充足的时间考虑。但战场上，呼吸存亡只在一念间，必须全神贯注，刹那之间，念头顿生，抓住这个念头，以良知判定，良知一判，立即行动，绝不容转念和思考。在这刹那之间，不欺良知，不忘良知，即能天人合一，情境合一，知行合一。
不要不相信这种论调。
良知就是个巨大的能量源，一旦爆发，就能改变宇宙。很多人之所以在面临突发危机时，无法处理好。原因只有一个：良知被遮蔽，无法发挥威力。而遮蔽良知的，就是利害毁誉，确切地说，就是得失之心。
人一旦有得失之心，就会瞻前顾后，前思后想，结局就是没有抓住那个刹那之念，万事成空。
这就是致良知的法门，是万无一失的功夫。但有了得失心，抓不住那个念头，就成了“一失”，一失，就万无。
王阳明平定朱宸濠时，理所应当有得失之心，平定不了，朱宸濠造反成功，必会反噬，王阳明三族就会灰飞烟灭。纵然可以平定，因为违抗圣旨，所以仍有后患。
按王阳明的说法，当时哪怕有一点心思考虑这些，之后的功业就是笑谈。
然而，在致良知的情况下，这一切都无足挂齿了。
这还不是致良知的最高境界，王阳明的弟子王畿说：“死天下事容易，成天下事大难；成天下事容易，不居其功大难；不居其功容易，能忘其功尤其大难。”
王阳明说，致良知的最高境界就是，虽然创建了不世之功，但只不过是一时良知的应迹，过眼便为浮云，马上忘了。
良知还有很多事情要指引他的主人，过去的绝对不会留存在心。良知绝不会躺在功劳簿上美滋滋睡大觉，也不会陷在过去的痛苦中无法自拔。
它很冷酷，来一件事就解决一件事，解决完毕，马上忘怀。
人生就应该如此，这就是致良知的最高境界。
致良知不是静坐凭空想象，也不是如枯木死灰般什么都不想，它是要你不欺良知地事上练。其所提倡的“事上练”，到各种**、困难上去练心。磨炼到最后，真诚无欺成为你的本能，不必考虑，不必运筹，面临情境，立即发动，这就是真正的致良知了。
大利害、大毁誉，并非一定要和江山社稷挂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种大利害、大毁誉到处都是，对某些人而言无足挂齿的事情，对你而言恐怕就是比天还大的事情。在这些事情上，努力致良知，形成惯性，这就是我们人生最好的道路。
致良知要形成惯性
一友问：“功夫欲得此知时时接续，一切应感处反觉照管不及。若去事上周旋，又觉不见了。如何则可？”
先生曰：“此只认良知未真，尚有内外之间。我这里功夫不由人急心，认得良知头脑是当，去朴实用功，自会透彻。到此便是内外两忘，又何心事不合一？”
又曰：“功夫不是透得这个真机，如何得他充实光辉？若能透得时，不由你聪明知解接得来，须胸中渣滓浑化，不使有毫发沾滞始得。”
【译文】
一位学友问：“下功夫想让良知不间断，但是在应付事物时却又觉得良知照管不到。如果在事情上周旋，又感觉不到良知了。如何是好？”
先生说：“这只是对良知认识不够真切，还存在内与外的区分。我的功夫不能以求速之心去做，知道致良知的宗旨，踏踏实实用功，自然会体察明澈。到了那一步自然将内与外的区分给忘记了，又何愁心与事不能合一呢？”
先生又说：“功夫不能透悟良知的真谛，怎能使它充实光大呢？如果想要透悟，不是靠你的聪明才智去掌握许多知识，而是要将心中的渣滓化去，使得心中没有丝毫沾染与滞留才行。”
【度阴山曰】
东汉时有个叫杨震的官员，常以“清白吏”为标准要求自己，所谓“清白吏”就是两袖清风，秉公执法。
某年，杨震被调到东莱担任太守，赴任路上路过昌邑。昌邑县令王密提前得知消息后，不禁大喜。王密当初做秀才时，受过杨震的恩惠，后来他进入仕途，也是杨震举荐。王密想趁此机会报答杨震。
首先，王密请杨震吃大餐，杨震很高兴，吃饱喝足后回住处，王密跟了过来。两人谈天，夜已很深，杨震就打起哈欠来。王密向外探望了半天，连鬼都睡觉了。
王密拿出带来的箱子，打开后，全是金子，大概有十斤。他对杨震说：“感谢您多年来对我的照顾和举荐，这是我答谢您的。”
杨震立即板下脸，正色道：“我们俩相交，我自认了解你，但你却如此不了解我，你现在这么做是在凌辱我。”
王密拿出官员的伶俐来，说：“勿要见怪，今晚这事是没有人知道的。”
杨震大摇其头，声音洪亮地回道：“天知道，地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伟大的杨震终生都奉行这种价值观，有人让他给儿女积累些财富，他说，要让儿女也做清白吏。
有人问王阳明：“我总是很认真地下功夫要让良知不间断，可应付事物时突然发现良知照管不到，这该如何是好？”
此人的疑惑，是大多数人的疑惑。人在无事时，没有**时，总觉得自己是圣人，一旦有事，**一来，马上就钻了进去。钻进去后，才大吃一惊：哎呀，我的良知呢？
王阳明告诉疑惑者：“你这就是对良知认识得不真切，所以有内外之分。所谓‘内’就是未经事情时，良知不会发动，所谓‘外’，就是事情来了，良知发动。同样一个良知，内时有，外时无，原因就是对良知认识不真切。”
为什么会对良知认识不真切呢？因为你根本没把良知的指引当回事，正如你不把一个人当回事，那就不会去深入了解他，不深入了解他，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会疏远，关系疏远，就等于没有了关系。你和良知没有了关系，对良知的认识肯定就不真切了。
我们如何和良知建立真切的关系？王阳明说，非是靠你的聪明才智掌握许多知识，而是要将心中的渣滓化去，使得心中没有丝毫沾染与滞留才行。
这沾染和滞留就是对财色名利的沾染和滞留，我们观察杨震的生平，就会发现他平时一直对财色名利保持淡然之态，所以才能拒绝别人的金子。
如果对财色名利始终保持热情，即使平时把大话说得惊天动地，也没有用，一遇**，必然失身。
唐朝中后期，名臣裴佶的姑父在京做官，但他这个官是清水官，没有人巴结他。裴佶常常去看姑父，姑父总说些大义凛然的话，说完这些话，就批评同僚崔昭，说崔昭这家伙没有任何德才，却能得到诸多同僚的赞赏，原因就是崔昭这孙子总送礼给那些人。
裴佶的姑父越说越气，险些把茶杯砸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来通报：崔昭那孙子来了。裴佶的姑父大怒：我不见这种人！
可略一思索，他就跑了出去。过一会儿回来，满面春风地说，崔昭大人真不错，送了我官绸一千匹，哈哈。
裴佶的姑父之所以有如此变化，就在那一千匹官绸上。一千匹官绸未来时，他的良知在心内，大义凛然，忧国忧民。绸缎一来，良知就跑出心外去应对了，应对的结果是，收了绸缎，夸起了崔昭。
这就是内外不一。凡是平时心上沾染财色货利和滞留在财色货利上的人，都是这德行。只有悟透良知的真谛，真切地认识良知，才能避免内外不一，才能知行合一。
天道即良知
先生曰：“‘天命之谓性’，命即是性；‘率性之谓道’，性即是道；‘修道之谓教’，道即是教。”
曰：“道即是良知。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还他是，非的还他非，是非只依着他，更无有不是处，这良知还是你的明师。”
【译文】
先生说：“‘天命之谓性’，天命就是本性；‘率性之谓道’，本性就是天道；‘修道之谓教’，天道就是教化。”
有人问：“为何说天道就是教化？”
先生说：“天道就是良知。良知本是完完全全的，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是非只依此来判断，更不会有差错，这良知就是你的明师。”
【度阴山曰】
王阳明曾有诗云“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在这里，他说，良知是极端的，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是非只依此来判断，绝不会有差错，所以，良知就是你终生的师父。
人的自然禀赋被称为“性”，顺着这种本性行事叫作“道”，按照“道”的原则修养叫作“教”，王阳明的解释是，天命就是本性，率性就是顺着本性，就是天道，天道就是教化。
有人问他：为何说天道就是教化呢？
王阳明的回答是，天道就是良知。
为何天道是良知呢？因为一切道都在我心中，纵然是天之道，也是被我的心认可的，所以，天道就是良知。
这样看来，我们人就是宇宙的中心，宇宙的心脏，宇宙的良知，宇宙（天）所赐予人间的一切道，都逃不开我们人的评判和接纳。当然，这是人文科学，如果是自然科学，譬如重力这个天道，不管你接纳与否，它都在发挥作用。
朱熹理学还有点科学精神，王阳明心学把自然科学彻底排除，只谈人文科学，只谈人生，不谈自然。
不做噩梦的办法
问“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先生曰：“良知原是知昼知夜的。”
又问：“人睡熟时，良知亦不知了。”
曰：“不知，何以一叫便应？”
曰：“良知常知，如何有睡熟时？”
曰：“向晦宴息，此亦造化常理。夜来天地混沌，形色俱泯，人亦耳目无所睹闻，众窍俱翕，此即良知收敛凝一时；天地既开、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赌闻，众窍俱辟，此即良知妙用发生时。可见人心与天地一体。故‘上下与天地同流’。今人不会宴息，夜来不是昏睡，即是妄思魇寐。”
曰：“睡时功夫如何用。”
先生曰：“知昼即知夜矣。日间良知是顺应无滞的，夜间良知即是收敛凝一的，有梦即先兆。”
又曰：“良知在‘夜气’发的方是本体，以其无物欲之杂也。学者要使事物纷扰之时，常如夜气一般，就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译文】
有人向先生请教《周易》中“通乎昼夜之道而知”一句。
先生说：“良知原本就知道昼夜。”
先生说：“不知道的话，怎能一叫就有反应？”
那人问：“既然良知常知，为何还有睡熟的时候？”
先生说：“晚上需要休息是天地中的常理。夜晚天地混沌，事物的形色都看不见，人的耳目也看不见、听不到，所有器官都停止运作，这就是良知收敛凝聚的时刻；白昼到来，万物生长，人的耳目也可以看、可以听了，其他器官也都运作起来，这便是良知发生妙用的时刻。由此可见，人心与天地原本就是一体的。所以孟子说‘上下与天地同流’。如今的人不会休息，夜间不是昏睡，就是胡思乱想做噩梦。”
那人问：“睡觉时如何下功夫？”
先生说：“知道白天就通晓夜晚了。白天的良知畅行无阻，夜间的良知收敛凝聚，有梦就是先兆。”
先生又说：“良知在‘夜气’中生发的才是本体，因为没有物欲掺杂其中。为学之人要在事事物物纷扰的时候，时常像‘夜气’生发时一样持守，就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了。”
【度阴山曰】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掉哥哥太子李建成后，登基称帝。但他总是很焦虑，原因是，他杀掉的人不是别人，而是他亲哥哥。这说明一点，人做了错事，他是知道的，知道的理由就是，心上总不安，这是人人皆有的良知在发挥作用。
李皇帝先是白天焦虑，后来夜晚也不消停，他总能在梦中真实地看见浑身是血的哥哥死盯着他看。这就是做噩梦，人晚上做梦不要紧，最怕的就是做噩梦。做噩梦代表你做了亏心事，或是闲思杂虑太多。
晚上做噩梦后，白天焦虑地回想，如此一来，黑夜白昼都不得安宁。
后来，有术士给李世民出了个主意：“邪念最怕正念，邪人最怕正人，您因为做了亏心事，所以现在不是正人，需要找个正人为您守护心灵，不让邪恶进来。”
李世民就找来大将秦琼和尉迟恭，让他俩在自己晚上睡觉时，站在门口。两人站了几天后，李世民不做噩梦了，白天精力充沛，也不焦虑了。再后来，李世民见二人太辛苦，所以就找人画了二人的相貌，贴在门上，这就是中国“门神”的来历。
很多人做了亏心事后，晚上很难入睡，一入睡则噩梦连连。这正如王阳明所说的，良知不但知昼，而且知夜。意思是，良知不仅在白天存在，夜晚也存在。表面上看，人睡觉后，良知就不工作了，可你一叫别人，别人就会从梦中醒来，这就是良知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