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情六欲、发自良知的情感以及情绪，倘若不执着，不刻意拔高它，就都是天理。人之所以为人，正能量的人性固然重要，但情感更重要。唯有如此，我们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人格分裂的变态。
海瑞值得称颂，然而社会纷繁复杂，要在这乌烟瘴气的社会中做成事，空有情怀和人性远远不够，必须借助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伟大情感。它是一条通往成功之路的捷径，你走在这条路上，只要带着良知，就没有任何问题。
知行合一的三类人
问：“圣人‘生知安行’是自然的，如何？有甚功夫？”
先生曰：“‘知行’二字即是功夫，但有浅深难易之殊耳。良知原是精精明明的，如欲孝亲。‘生知安行’的只是依此良知实落尽孝而已；‘学知利行’者只是时时省觉，务要依此良知尽孝已；至于‘困知勉行’者，蔽锢已深，虽要依此良知去孝，又为私欲所阻，是以不能，必须加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方能依此良知以尽其孝。圣人虽是‘生知安行’，然其心不敢自是，肯做‘困知勉行’的功夫。‘困知勉行’的却要思量做‘生知安行’的事，怎生成得？”
【译文】
有人问：“圣人‘生知安行’是自然而然的，这话对吗？有什么功夫吗？”
先生说：“‘知行’二字就是功夫，但是有深浅难易的区别。良知原本是精察明白的，比如想要孝顺双亲。‘生知安行’的人只要依此良知切实去孝亲即可；‘学知利行’的人只要时时反省觉察，努力按照良知去尽孝而已；至于‘困知勉行’的人，因为良知受到蒙蔽禁锢十分深重，虽然要按照良知去行孝，但又被私欲阻隔，所以才做不到，必须付出比别人多千百倍的功夫，才能按照良知去尽孝。圣人虽然是‘生知安行’的，然而圣人的心却不敢自以为是，愿意做‘困知勉行’的功夫。那些‘困知勉行’的人却想着去做‘生知安行’的事，这怎么做得到呢？”
【度阴山曰】
从知行角度来划分，人分三类。第一类是“生知安行”的人，这种人，良知特别光明，要做什么事，只要按良知的意思去行动即可。
第二类人是“学知利行”的人。这种人，良知也很光明，但必须经过省察克治之功，努力按良知的意思去行动。
最要命的是第三类“困知勉行”的人。因为他们的良知受到蒙蔽禁锢十分深重，即使想按照良知去行动，也会被私欲阻隔，必须付出比别人多千百倍的功夫，才能按照良知的指示去行动。
我们由此可知，如果努力，人人都能知行合一。只不过，有人很容易就能知行合一，而有人要下很多功夫。不管怎样，知行合一是人类能做到，能达到的一种人生最高境界。
它容易之处就在此，但它也有难度，即使是那些“生知安行”的人也不敢自以为是，一旦自以为是就可能达不到知行合一了。至于那些“困知勉行”的人，根本没有努力，就认为自己轻易能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更是痴人说梦。
所以，若想知行合一，先确定自己是哪类人。确定之后，再向知行合一进攻。
遇哀事，是否还有乐
问：“乐是心之本体，不知遇大故，于哀哭时，此乐还在否？”
先生曰：“须是大哭一番了方乐，不哭便不乐矣。虽哭，此心安处即是乐也，本体未尝有动。”
【译文】
有人问：“乐是心的本体，不知遇到父母故去，哀悼痛哭之时，心中的乐是否还存在呢？”
先生说：“必须大哭一番后才能快乐，不哭便无法快乐。虽然痛哭，但心安理得之处便是乐，心的本体并不为之所动。”
【度阴山曰】
儒家学派说，乐是人心本体。意思是，乐应该主宰人心，每个人都应该以“乐”为灵魂。
有弟子问王阳明：“如果遇到父母故去，哀悼痛哭之后，心中的乐是否还存在呢？”
王阳明回答：“父母故去，肯定要哭，这是人之常情。也只有自动自发地尽了此情，快乐才会重新回到我们心中。”
很多人往往沉浸在悲痛中，无法自拔，这是错误的，因为你遮蔽了人心的本体——乐。人就应该时刻保持快乐，哪怕是遇到悲痛欲绝的事，人的第一要务还是须记得人心之本体。
生老病死，本是客观规律，无人能改变，人活着的目的是追求幸福和快乐，如果被这些客观规律阻碍，那就不是人了。
悲痛有限度，快乐无限度，记此，则知人生。
你看到的是鲜花还是坟墓
问：“良知一而已，文王作《彖》，周公系《爻》，孔子赞《易》，何以各自看理不同？”
先生曰：“圣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于良知同，便各为说何害？且如一园竹，只要同此枝节，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节节，都要高下大小一样，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辈只要去培养良知，良知同更不妨有异处。汝辈若不肯用功，连笋也不曾抽得，何处去论枝节？”
【译文】
有人问：“良知只是一个，然而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写《十翼》，为何他们对于《易》理的看法不同呢？”
先生说：“圣人怎会拘泥于教条呢？只要大体上是出于相同的良知，即便各为其说又有什么害处呢？好比一个竹园里的竹子，只要长着竹子的枝节，就是本体上的相同。如果拘泥于具体的枝节，非要竹子每一节的高下大小都一样，就不是天地造化的妙用了。你们只要用心去培养良知，只要良知相同，其他方面有差异也无妨。你们如果不肯用功，就好比种竹子连笋都发不出，还谈什么具体的枝节？”
【度阴山曰】
周文王的《卦辞》、周公的《爻辞》、孔子的《十翼》都是对《易》的解释，但看法不同。
王阳明的解释是，只要这种解释不是哗众取宠，不是炫耀学问，而是发自良知地让世人知《易》，那就没有问题。因为同样的事物，因观察者的角度、学识和心胸的不同，而会出现不同的价值判断。这也同时说明，心外无理。
正如竹园里的竹子，只要长着竹子的枝节，就是本体上的相同。倘若拘泥于教条、固定的成规，就会被框死。人必须发自真心地去对待所有事物，而人因为性情的不同，对待事物所秉持的价值观在细节上也会不同，但大体上相同。这大体相同就是遵循良知后的结果。
鲁迅的作品《过客》中，过客向一老人和一小女孩问路。老人告诉他，过了前面的坟墓就到了；小女孩告诉他，过了前面开满鲜花的土丘（坟墓）就到了。
有人于是感叹起来，人啊，心态特别重要。小女孩心态好，看到的是坟墓上的鲜花；老人心态差，看到的只能是坟墓。
人应该学习小女孩的心态，整个人生就会明亮起来；千万不能学那老家伙，否则，人生一片黑暗。
这种说法乍一听动人心弦，其实是一厢情愿的扯淡。
那个小女孩必须看到鲜花，而那个老人必须看到坟墓，二者看到的都是发自良知。
小女孩还没有经历人生的艰辛和随年纪增长对死亡的恐惧，她的世界是开满鲜花的，这就是她的良知。她看到鲜花，并非是有意去看到，而是她的良知使然。
如果她看到的是坟墓，那就大有问题了。
老人经历了人生的苦难和年纪渐长后对死亡的恐惧，他的世界是现实而阴森的，这就是他的良知。他看到坟墓，并非是有意去看到，而是他的良知使然。
我们的良知是有阶梯的，或者说，我们在人生中的每一阶段都有固定的良知指引。它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看到鲜花，什么时候该看到坟墓。
你真有自知之明吗
乡人有父子讼狱，请诉于先生。侍者欲阻之，先生听之。言不终辞，其父子相抱恸哭而去。
柴鸣治入，问曰：“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速？”
先生曰：“我言舜是世间大不孝的子，瞽是世间大慈的父。”
鸣治愕然，请问。
先生曰：“舜常自以为大不孝，所以能孝；瞽叟常自以为大慈，所以不能慈。瞽叟只记得舜是我提孩长的，今何不曾豫悦我？不知自心已为后妻所移了，尚谓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时如何爱我，今日不爱，只是我不能尽孝，日思所以不能尽孝处，所以愈能孝。及至瞽瞍底豫时，又不过复得此心原慈的本体。所以后世称舜是个古今大孝的子，瞽叟亦做成个慈父。”
【译文】
乡里有父子俩打官司，请先生裁断。先生的侍从意欲阻止，先生却听着他们说。话还没说完，父子俩就抱头痛哭离去了。
柴鸣治进来，问道：“先生说了什么，使他们那么快就悔悟了？”
先生说：“我说舜是世间最不孝的儿子，瞽叟是世间最慈爱的父亲。”
柴鸣治很惊讶，请教先生为何这么说。
先生说：“舜时常认为自己最不孝，所以才能孝顺；瞽叟时常认为自己很慈爱，所以做不到慈爱。瞽叟只记得舜是自己从小养大的，现在为何不能让自己高兴？却不知道自己的心思已经被后妻改变了，还以为自己能够慈爱，所以越发不能慈爱。舜则一直想到父亲在自己小时候如何爱自己，如今不爱自己只是因为自己不能尽孝，所以每天考虑自己为何不能尽孝，所以越发孝顺。等到瞽叟高兴的时候，只不过恢复了心中原本慈爱的状态。所以后世称赞舜是古往今来最孝的儿子，瞽叟也就成了慈爱的父亲。”
【度阴山曰】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精准地诠释了阳明心学的真谛，即：心外无理，有此心才有此理，无此心、意必固我，就没有此理。
此故事大致意思是，一对父子吵架，闹上了公堂。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特别是主张伦理信条的中国，官员面对别人的家庭矛盾时，头痛得要死。
王阳明只和这对父子说了一句话：舜是世间最不孝的儿子，瞽叟是世间最慈爱的父亲。
显然，这话大错特错，舜的老爹瞽叟有了第二任老婆后，千方百计想把舜搞死，而舜依然对老爹毕恭毕敬，孝顺非常。此乃千秋公案，王阳明却说，舜不孝，瞽叟最慈爱。
弟子当然不理解，以为王阳明喝绍兴黄酒喝多了。所以王阳明解释说：舜时常认为自己最不孝，所以才能孝顺；瞽叟时常认为自己很慈爱，所以做不到慈爱。
这段解释类似中国传统玄虚文化中的辩证法风格，但它的确是解决问题之道，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它提醒我们的是，你信心十足地认定的自己和行为，确定是真实的和正确的吗？
瞽叟为什么不慈爱，就因为他信心满满地认定自己慈爱。的确，舜小时候，他定是慈爱的，有哪个父亲不爱自己的孩子？但自从他娶了第二任老婆后，第二任老婆又有了孩子，枕边风吹来吹去，他在舜身上的慈爱，就**然无存了。可这种改变，他并未意识到，他以为自己还是从前那个慈爱的老爹。于是，他做任何事都无所顾忌，包括谋杀舜。这种行为的背后就是，我这样慈爱，你却总是背后捣鬼？
人的良知有时候会被蒙蔽，而使自己由善到恶。由于这种发展非常缓慢、悄无声息，所以一般的庸人难以察觉。当改变后，他还以为现在的自己是从前的自己。于是，他做任何坏事，都不觉得有愧，而且认为天经地义。
这就是没有自知之明。一旦没有了自知之明，人就会向恶转化，最后固化，不经一番苦功和别人的帮助，是很难回转的。
关于舜，乍一看，也没有自知之明：明明已特别孝顺了，却认为自己很不孝顺。
其实，这才是真正的自知之明：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而不是认为自己做得很好。舜就是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不够孝），他老爹恰好是认为自己做得很好（十分慈爱）。
知道自己哪些地方不足，才有补的意愿，才能补上来。如果认为自己做得很好，不但没有补的意思，有时候还会减掉些。
长久下去，舜就越来越孝顺，因为他在孝的方面始终在努力地补；他老爹就越来越不慈爱，因为他在慈方面始终没有补的心。
最后，就成了舜大孝，他老爹大不慈。
在人生中，同样如此。真有自知之明的人，会有意识寻找身上的缺陷加以补充，以为有自知之明的人，根本没有这种意识，而且常常去别人身上找问题。
真正的自知之明不但会成全自己，也能成全对方，最后达到“和”之境界。舜有自知之明，不停地努力孝顺，他做到了孝；后来，他老爹的糨糊脑袋突然开窍，被舜感动，开始真正地慈爱起来，做到了慈。
你瞧，舜不但成全了自己的孝之美名，还成全了老爹的慈之美名，可谓皆大欢喜。倘若两人都以为自己很孝很慈，那就完蛋了，舜会先干掉老爹，他如果干掉老爹，孝之美名无法传播，尧也不会把江山交给他。
我们中国的历史顺口溜“尧舜禹”就少了个“舜”，历史将被改写，所以，有自知之明多么重要！
如何说服别人
先生曰：“孔子有鄙夫来问，未尝先有知识以应之，其心只空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两端，与之一剖决，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来天则，虽圣人聪明，如何可与增减得一毫？他只不能自信，夫子与之一剖决，便已竭尽无余了。若夫子与鄙夫言时，留得些子知识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体即有二了。”
【译文】
先生说：“有农夫来向孔子请教时，孔子并非准备好了知识来应对他，心中只是空空如也，只是孔子根据农夫所问来判断是非，帮他分析，农夫便能够明白。农夫自己知道的是非，是他内心本就有的天赋准则，即便如圣人那般聪明，又怎能增减得一丝一毫？农夫只是不自信，孔子帮他一分析，是非曲直就一览无余了。如果孔子跟农夫讲的时候，想要告诉他一些知识，就不能使他悟到自己的良知，反而将良知与道一分为二了。”
【度阴山曰】
东周时期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以能言善辩、说服别人著称。某次，他和当时的一些学者说，白马非马。
众人大叫起来，说这是扯淡。公孙龙就说：我说马，你们会找到黄马、黑马，甚至是红马，黄马、黑马、红马是马，但它们不是白马，所以白马不是马。
众人认真一琢磨，公孙龙的逻辑很正确，于是纷纷认同。
公孙龙一高兴，就骑着一匹白马去了城门，城门守卫告诉他，骑马者不能通过，除非把马扣下。
公孙龙又拿出那段解释，希望能说服城守，要他相信白马非马。
城守就是不同意他的理论，最后，公孙龙灰溜溜地骑马回来了。
同一套理论，为什么面对不同的人时，效果截然相反？如果理论有问题，为什么它能说服那群知识分子，如果理论没问题，它为什么无法让城守认可？
原因就在于：当我们说服他人，他人认可我们的主张时，认可的并非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说法。
王阳明在这里举的例子是孔子的：有个大字不识的农夫来向孔子请教，孔子并没有给他讲任何知识点，而是抛出一个问题，让农夫来辨认对错，农夫知道对错后，孔子再帮他分析，为什么这是对那是错。
如此一来，农夫虽然大字不识，但也认可了孔子。其实他认可的不是孔子，而是自己。
所以王阳明说，农夫自己知道的是非，是他内心本就有的天赋准则，即便如圣人孔子那般聪明，也只能引发对方以自己良知判定，而不是用自己的大理论帮助别人判定。
当有人向你请教时，尽量少卖弄学问，直奔主题，启发对方是非之心的良知，让他们自己判定。不要卖弄学问，夸夸其谈，这看似显得你十分博学，却只会使对方手足无措，最后违心地承认你说的是对的，这就等于把对方的良知遮蔽，你以为你在做一件说服别人的好事，其实是大恶。
如何说服别人？从字义来看，这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你根本无法说服别人，服人之口，未必服人之心。真若服人之心，必须让对方自己判定对错是非，你所要做的就是用各种方式激发出他的良知，只要激发出他的良知，良知自会知是知非。
感谢在最好的时光里遇见的人渣
先生曰：“‘烝烝乂，不格奸’，本注说象已进进于义，不至大为奸恶。舜征庸后，象犹日以杀舜为事，何大奸恶如之！舜只是自进于乂，以乂熏烝，不去正他奸恶。凡文过掩慝，此是恶人常态，若要指摘他是非，反去激他恶性。舜初时致得象要杀己，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此就是舜之过处。经过来，乃知功夫只在自己，不去责人，所以致得‘克谐’。此是舜‘动心忍性，增益不能’处。古人言语，俱是自家经历过来，所以说得亲切，遗之后世，曲当人情。若非自家经过，如何得他许多苦心处？”
【译文】
先生说：“《尚书》有言‘烝烝乂，不格奸’，旧注认为象已接近于义，不至于去做大奸大恶的事。但舜被尧征召为官后，象还是每天想着要杀舜，还有什么大奸大恶可以与此相比！舜只是自己发扬义，用义来感化他，而不是去纠正他的奸恶。文过饰非，掩盖罪恶，这是恶人的常态，如果要去批评他的错误，反而会激化他的恶性。舜当时就知道象要杀他，但那时想要象变好的心太急切，这是舜的过失。有了这次的教训，舜才知道功夫只在自己，不要去苛责他人，所以才能与象和平相处。这是舜‘动心忍性，增益不能’的地方。古人的话，都是从自身经历过的事情上感悟得来，所以说得亲切，流传到后世，经过变通仍能适用于人情事变。如果不是自己经历过，怎能体会得了圣人的苦心呢？”
【度阴山曰】
这一段，是关于舜的家庭的故事。舜的家庭故事是一部魔幻剧。父亲是个瞎子，娶了第二任老婆。瞎子和老婆还有老婆的儿子象因为贪图舜的财产（这可能是当时社会的一种规矩：老娘死后，家中财产要归儿子），所以总想搞死舜，舜却莫名其妙地总原谅他们。
有一次，瞎子让舜到房顶去修理房子，舜一上去，瞎子就把梯子拿开了，目的是把舜饿死。舜真就听话，愣是不肯从两人高的房子上跳下来。
直到几个月后，尧把两个女儿送到舜家里给他当妻子的时候，舜还在上面待着，灵异的是，居然没有饿死。
舜有了两个妻子，这更让他弟弟、瞎子老爹和后妈恼怒。灵异事件再次上演。三人挖了口井，让舜下去。连瞎子都看能出来井有玄机，但舜坦然而入。
舜一进入，三人就把井堵死。
他那个弟弟象还跑到他房间，准备把两位嫂嫂变成他的老婆。正当他弹着舜的琴，手舞足蹈时，舜出现在了门口。他弟弟被吓得魂飞魄散，以为见鬼了。但舜告诉他，他没有死。
后来的事就是一部家庭温馨片。瞎子改邪归正，他的老婆爱舜比爱她自己还深，至于舜那个弟弟象，对哥哥的逢凶化吉、大难不死惊恐不已，彻底绝望了杀兄的想法，而且他被舜的友爱感动，死心塌地地听舜的话。
象大概一直是犯罪团伙首脑，所以对于舜而言，是个十足的大恶人。王阳明说，恶人这玩意儿，有个特点：文过饰非，掩盖罪恶。如果你直接去碰触这个特点，那就是激发了他的恶性，非变本加厉搞死你不可。
你也不能总想让他变好，因为对恶人而言，变好人是难度特别大的事。一旦你着急，还会激发出他的恶性。
最好的办法就是，对他既不憎恨也不关爱，在自己心上用功，把自己锻造得内心强大，以自己的光辉去悄无声息地感染他。
当然，如果你被恶人欺负得特别不舒服，你就要想开点，这是老天对我的考验。孟子说了，人若想成为圣人，老天必须先使他的内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经受饥饿，以致肌肤消瘦，使他受贫困之苦，使他做的事颠倒错乱、总不如意；通过那些来使他的内心警觉，使他的性格坚毅，使他具备不曾具备的才能（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一旦这样想，你就会心情大好：原来我总被恶人欺负，是老天让我成为圣人的前奏啊。
这当然有点阿Q精神，但如果你把这些苦难都熬过来，并在苦难中修炼了心，那你离圣人的境界真的就不远了。
李忱（唐宣宗）在青少年时曾受过一次惊吓，后来就变得傻乎乎的。
本来，傻乎乎的王爷应该得到更多的照顾才是，但李忱的运气不好，在最应该被照顾的年纪却遇到了无数人渣。
最大的人渣就是他的叔叔李炎（唐武宗），李炎总感觉这个侄子在装傻充愣，所以每次宴会，都拿李忱当玩具，对其嬉笑怒骂，毫不留情。
李忱对任何羞辱总是无动于衷，仿佛是根木头，根本感受不到李炎的侮辱。上有所好，下必从焉，李炎的大臣们也跟着起哄，羞辱李忱。李忱心外无物，傻子一般。
李炎是个特别相信自己判断的人，对李忱就是不放心，暗地派人谋害他。
于是，李忱总能遇到非比寻常的事：打马球时突然马失前蹄，险些摔死；在宫中走着走着突然就被什么东西绊倒，跌了个狗吃屎；吃饭的时候突然就吃到壁虎、蜈蚣等虫子。
好像上天在保佑李忱，他总能逢凶化吉。
某个风雪之夜，李忱被人打了一闷棍，险些冻死。
那是他最好的时光，少年时代、青年时代，就这样在险象环生中度过。
后来，李炎驾崩。宦官们环顾四周，发现只有李忱容易控制，于是辅佐他登基。
李忱一登基，立即摇身一变，成为精明透顶、乾纲独断的明君。
他被后人称为小太宗（李世民的翻版），持续没落的唐王朝，猛然在此一振，让世人叹为观止。
李忱后来和官员、宦官们说：“汝等竖起你们的狗耳朵听好了，不要在我面前耍花招，我经历过的事，你们做梦都梦不到，所以，你们那些花花肠子在我眼里就是毛毛雨！”
在最好的时光里遇到人渣，能渡过难关，本身就是一场修行。正如舜在年轻时遇到象一样，王阳明说，如果舜不遇象，舜就不可能在谋害他这件事上格物。
韩信不遇无赖，就不会钻裤裆。不钻裤裆，就不会体验到人下人的滋味，由此萌发奋进之心，冲破千难万阻，抵达人生最高境界。
康熙不遇鳌拜，就不能体会到皇权必须靠自己取得，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由此才在后来的岁月中珍惜权力，清明执政。
遍观历史上那些伟大人物，都经历过非人的遭遇，因此才能在掌控人生后，正确地对待自己的人生。
不过，一定要在最好的时光里遇到人渣，这个最好的时光就是青少年时代，这个时代，人的思维清晰，想象力活泼，拥有渴望观看世界、统治世界的青春意志。
用孔子的话说，就是热血时代。这个时代最需要磨，那些人渣就是上天赏赐的磨刀石。
你只有经历了最大的艰难，才能把其他的困难视为毛毛雨。
未到这个时代，如果遇到人渣，会对世界产生阴暗心理，导致变异。过了这个时代，如果遇到人渣，已无用处。
在最好的时光里，遇到人渣，是一种荣幸。
在最好的时光里遇到人渣，必须冲破它的牵绊，才是一种荣幸。倘若你被人渣击倒，没有把它当成磨刀石，却把他当成人生中的拦路石，那就不是荣幸，而是悲哀。
当你站在人生巅峰，俯瞰往昔岁月里的人渣时，你要感谢他们。
感谢他们的方式只有一个：复仇！
舜后来当上了天下之主，为了感谢象多年来的“照顾”，把他封赏到当时兔子不拉屎的湖南道县北做有鼻国国君，这个大概就是复仇。
凡事皆在心中求
先生曰：“古乐不作久矣。今之戏子，尚与古乐意思相近。”
未达，请问。
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圣人一生实事，俱播在乐中。所以有德者闻之，便知他尽善尽美与尽美未尽善处。若后世作乐，只是做些词调，于民俗风化绝无关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然后古乐渐次可复矣。”
曰：“洪要求元声不可得，恐于古乐亦难复。”
先生曰：“你说元声在何处求？”
对曰：“古人制管候气，恐是求元声之法。”
先生曰：“若要去葭灰黍粒中求元声，却如水底捞月，如何可得？元声只在你心上求。”
曰：“心如何求？”
先生曰：“古人为治，先养得人心和平，然后作乐。比如在此歌诗，你的心气和平，听者自然悦怿兴起，只此便是元声之始。《书》云‘诗言志’，志便是乐的本；‘歌永言’，歌便是作乐的本；‘声依永，律和声’，律只要和声，和声便是制律的本。何尝求之于外？”
曰：“古人制候气法，是意何取？”
先生曰：“古人具中和之体以作乐。我的中和原与天地之气相应，候天地之气，协凤凰之音，不过去验我的气果和否。此是成律已后事，非必待此以成律也。今要候灰管先须定至日，然至日子时恐又不准，又何处取得准来？”
【译文】
先生说：“古代的乐曲不流行已经很久了。如今的戏曲与古代的乐曲还有些相近。”
钱德洪不明白，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韶》有九章，就是舜的戏曲；《武》有九变，就是武王的戏曲。圣人一生的事迹，都记录在乐曲之中。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听了乐曲，就能知道其中尽善尽美以及尽美而不尽善的地方。后世作曲，只是作一些词调，与民俗风化没有任何关系，这怎么可以用来教化风俗呢！现在要想使民风返璞还淳，就要将当今戏曲中的**词滥调都删去，只保留忠臣孝子的故事，使得愚笨庸俗的百姓都能人人明白，在潜移默化之中激发他们的良知，这对于风俗教化大有益处，然后古代的乐曲便能渐渐恢复了。”
钱德洪说：“我要寻找元声却找不到，恐怕古代的乐曲也难以恢复吧。”
先生说：“你说元声去哪里找呢？”
钱德洪回答：“古人制造律管来确定节气，这大概就是寻找元声的方法吧。”
先生说：“如果你要在草灰稻谷里寻找元声，就好像在水里捞月，怎么可能找得到呢？元声只在你心中寻找。”
钱德洪说：“如何在心中寻找？”
先生说：“古人治理天下，先将人心存养得中正平和，然后制作音乐。比如在此吟咏诗歌，你的心气平和，听的人自然能感到愉悦兴奋，这就是元声的发端。《尚书》说：‘诗言志’，志便是乐的根本；‘歌永言’，歌便是作乐的根本；‘声依永，律和声’，音律只要声音和谐，和谐的声音就是制律的根本。何曾向外求过？”
钱德洪说：“那么古人制作律管来确定节气的方法，是根据什么呢？”
先生说：“古人具备中正平和的心体才制作乐曲。我中正平和的心体原本与天地之气相对应，测定天地之气、协调凤凰的声音，不过是为了验证自己的气是否中正平和。这些都是制成音律之后的事了，并非根据这些来制作音律。如今要用律管来确定节气，必须先确定冬至的日子，但是到了冬至的子时，又怕时间不准确，这又要去何处寻找标准呢？”
【度阴山曰】
黄帝发明了指南车后，经过多年的战乱，指南车失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决定复原黄帝发明的指南车，他手下那些谋士们执行力强大，都跑出去寻找关于指南车的蛛丝马迹。但是，没有人能找得到。
诸葛亮说：“你们当然找不到，因为它失传了。而且你们找的方向也错了，既然它已经失传，你去向外找，无论如何都找不到。”
那该去哪里找呢？
后来诸葛亮真的制造出了指南车，他去哪里找的呢？
王阳明给出答案：在心中找。
很多年前教化风俗的音乐消失了，王阳明希望能恢复。有弟子就满脸质疑地道：都失传了，还怎么恢复。
王阳明的回答是：“我何尝要你一板一眼地恢复古代的每一首音乐，我要你恢复的是教化风俗的音乐。只要能教化风俗，就是好音乐。只要内心中正，念头是教化风俗，而不是靡靡之音，用心去创作就是了。何必非要古代的那些音乐呢？！”
他举例说：“世人总喜欢刻舟求剑，譬如节气，你如何确定呢？是根据律管吗？万一律管不灵了，难道就没有冬至了？”
凡事去心中求，而不是向外求，就是让我们用心，念头正。只要用心、念头正，就没有做不好的事。模仿别人固然省时省力，可万一没有模仿的对象，难不成就不做事情了？
人之大患就是喜欢走捷径，总是要等别人做成了，你再做，永远都向别人求，从来没有想过，只要聚精会神于一件事，这件事肯定能成。而这聚精会神，从哪里来，只能从我们的心上来。所以，遇到任何事，先别想着请人帮忙，也别想着别人的成功经验，无论是请人帮忙还是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如果你不用心，不在心上努力求取，那最终也会一场空。
自悟和被点化，哪个更重要
先生曰：“学问也要点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当。不然，亦点化许多不得。”
【译文】
先生说：“学问也需要开导，只是不如自己领悟那样一通全通。如果自己不能领悟，靠别人开导，也开导不了许多。”
【度阴山曰】
孙膑和庞涓都是鬼谷子的学生，而且学的是一个专业：兵法。孙膑灵性比庞涓高，但庞涓有个孙膑没有的优点：他特别好学，尤其是对鬼谷子所教授的内容异常上心，几乎能倒背如流。
几年后，鬼谷子对二人说：“我所知道的都传授给你们了，你们现在可以选择，是继续在山中学习，还是下山去。”
庞涓选择下山，孙膑劝他再学一段时间。庞涓说：“你没有听到老师的吗？他已经把所有的知识都传授给咱们了吗？那咱们还在这里做什么。”
孙膑说：“你的确能把老师传授的知识倒背如流，老师一点化，你就立即明白，这点我不如你。但我总觉得你缺少点什么。”
庞涓不同意，兴冲冲地下了山，跑到魏国，很快凭借实力做了大将军。孙膑在山中又学了一段时间，但可疑的是，鬼谷子根本没有传授他任何知识，只是让他自学。
后来，孙膑下山去投奔庞涓。不久，其军事才略就如火山般爆发，把庞涓甩出去几条街。庞涓非常懊悔，臭骂鬼谷子是个骗子，他认为自己走后，鬼谷子又传授了孙膑很多兵法知识。
但孙膑说：“没有，我那段时间只是把从老师那里学来的知识变成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不是老师的，而是我的。”
再后来，庞涓陷害孙膑，孙膑逃到齐国，最终在战场上干掉了庞涓。
碎片化知识虽然是知识，却无法升华成智慧，这就是靠名师和靠自己的最大区别！
从根上用功
“孔子气魄极大，凡帝王事业无不一一理会，也只从那心上来。譬如大树有多少枝叶，也只是根本上用得培养功夫，故自然能如此，非是从枝叶上用功做得根本也。学者学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去学那气魄，却倒做了。”
【译文】
先生说：“孔子的气魄十分大，但凡帝王的事业他都一一学过，不过这些也都是从他的本心得来。好比一棵大树，无论有多少枝叶，只要在树根上下培养的功夫，自然能够枝繁叶茂，而不是从枝叶上用功去培养树根。学者学习孔子，不在自己的心体上用功，却时刻想着去学孔子的气魄，这是把功夫做颠倒了。”
【度阴山曰】
这个故事发生在战国时的宋国，一户以漂布为生的人家，每天的工作就是将布匹放在燃料中染色，再在冷水中漂洗，不仅单调而且辛苦。
这种工作在冬天，刺骨的冷水常常让漂布之人苦不堪言，甚至还会出现皲裂、冻疮等情形。该户人家在长期的工作中制作出了一种非常有效的油膏，类似我们今天东北地区的“冻手霜”。
有了这种防冻油膏，这家漂布人在冬天也能不受伤害地劳作。
后来有个商人听说此事，就主动找上这家，以一百金的价格买下了“冻手霜”。
这家人收了钱后，就嘲笑那个商人：“蠢货，这东西成本不过几钱，你居然出了好几千倍的价格购买。”
商人摇头叹息，走了。
后来，商人把“冻手霜”卖给了吴国，吴国当时和越国正在争霸，很多水兵的手在冬天会生冻疮，用了冻手霜后，吴国士兵的手利索了，作战也勇猛了，最后灭掉了越国。
那个商人因为贡献了冻手霜，被吴王裂土封侯，其所获之利，简直是万万倍。
卖掉冻手霜的那家听说这件事后，悔得肠子都青了。但是，我们很确定的一件事是，冻手霜在他们手中，永远只值几钱，只有到了商人手中，才会翻千万倍。
王阳明说，孔子的气魄特别大，别人就特别关注孔子的气魄，总想学那气魄，就如有人看到拳击手勇猛而去学拳击手的走步一样。殊不知，人有大气魄，是长时间积累的结果，这种积累包括心性的涵养、知识的学习等硬件设施。没有这些，你根本学不来。
正如参天大树，要学大树参天，就要培养树根，而不是去枝叶上搞名堂。否则，就是搞反了。人必须从低处（根处）开始努力，平时多付出，必然有回报。
“人有过，多于过上用功，就是补甑，其流必归于文过。”
【译文】
“人有过错，如果多在过错上用功，就好像修补打碎的瓦罐，时日一长必然会产生文过饰非的毛病。”
【度阴山曰】
人非圣贤，都有过错。所谓圣贤，就是立即改正错误，所谓庸人，就是竭尽全力去掩饰错误。无论是改正错误还是掩饰错误，其实都是良知在发挥作用。
圣人觉得，这是个错，必须改正，否则就离圣人之路越来越远；庸人也觉得，这是个错，但我不改正，我要让人知道自己没有犯错。
掩饰错误，虽然能糊弄住他人，但糊弄不了自己。正如王阳明比喻的：在过错上用功（掩饰），就好像修补打碎的瓦罐，时日一长必然会产生文过饰非的毛病。
文过饰非的毛病大大要不得，它会让你犯了一个错误，然后再用另外的错误去掩饰。如此一来，形成恶性循环，你的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文过饰非的人总比那些明知道错误而不改，非但不改还不加掩饰的人，要强很多。至少，在掩饰错误的人的身上，我们还能见到良知的一点光亮。
不过，文过饰非是人类的一种防御本能。所有人都认为有了过错要改正而不是掩饰，其实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问题没有发生在你身上，你当然希望对方承认错误而且改正。
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是把这种负面本能去除了，光明正大地接收别人的批评，改正自己的错误。
你会吃饭吗
“今人于吃饭时，虽无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宁。只缘此心忙惯了，所以收摄不住。”
【译文】
“现在的人吃饭，即使没有事情要等着做，心中也常常不能宁静。只是因为心忙惯了，所以收不住。”
【度阴山曰】
中国古代有个叫弈秋的下棋高手，他曾教两人下棋，其中一人一心一意，聚精会神，认真听弈秋的教导；另一人虽然也在听讲，可心里却想着天上有天鹅飞过，怎样拿弓箭去射它。
此人虽然和那个专心致志的人在一起学习，成绩却不如那个人。
这个故事虽然说的是“专注”，但倘若我们多个疑问，就能从第二个人身上找出重大问题来。
人的心无法专注于某一事物，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还有别的事物牵扯着它。这别的事物未必是具体的、可以描述的，而是一种人欲：对声色货利的长时间追逐和向往。人的心一旦被声色货利俘虏，那他的心就永远在声色货利上。
王阳明在这里举的例子是吃饭，吃饭本身就是修行，在吃饭这件事上，我们最好的修行就是细嚼慢咽，吸收更多的营养。但有人常常是食不甘味，无论什么美味，吃到嘴中如同嚼蜡。
良知是同理心
问：“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却有过、不及？”
先生曰：“知得过、不及处，就是中和。”
“‘所恶于上’是良知，‘毋以使下’即是致知。”
【译文】
有人问：“良知原本是中正平和的，为何却有过与不及的情况？”
先生说：“知道自己在哪里过与不及，就是中正平和的良知。”
先生说：“‘所恶于上’便是良知，‘毋以使下’便是致良知。”
【度阴山曰】
如果良知是厌恶上级对你的某种行为，那么致良知就是，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你的下属；如果良知是厌恶下属对你的某种行为，那么致良知就是，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你的上级。
这就是将心比心，换位思考、换位感受、换位行动，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同理心”。
人若能有这种同理心，就会让别人舒服的同时，也能让自己内心安宁丰盛。这种同理心如何获得呢？
王阳明的答案是，致良知。知道自己在哪里过了或者不及，就是中正平和的良知。矫正自己的“过”，补充自己的“不及”，就是致良知。
每个人都应该常问自己的良知：我遇到的好事，应该让别人也感受下，我遭遇到的坏事，绝对不能让别人感受。很多人做不到这点，所以中国有句古话叫“奴使奴，使死奴”。一个奴隶能使唤其他奴隶，说明他和从前的主人一样掌管了一点小权力。此时，他不会抱有同理心：从前主人对待我，让我生不如死，我绝对不能让我的奴隶也和我一样生不如死。诸多奴的想法是，我终于可以欺压别人了，要像从前的主人一样欺压那些奴隶。
中国还有句话叫“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媳妇总受婆婆的欺压，当她成为婆婆后，就会把婆婆对她的不好复制到媳妇身上，毫无同理心。
人失了同理心，没有换位思考的动力和能力，归根结底，就是良知不明，要么是过了：别人给他一棒子，他十棒子对待其他人；要么是不及：别人给他一块肉拯救了他，他觉得理所应当。
诸多人的良知不明，就是在“事上磨炼”环节出了问题。“事上磨炼”是练去除欲望、培养善念，去除恶念之心，很多人却在“事上磨炼”上练就了一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心。
良知的妙用
先生曰：“苏秦、张仪之智，也是圣人之资。后世事业文章，许多豪杰名家，只是学得仪、秦故智。仪、秦学术善揣摸人情，无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说不能穷。仪、秦亦是窥见得良知妙用处，但用之于不善尔。”
【译文】
先生说：“苏秦、张仪的才智，也具备了圣人的资质。后世的事业和文章，许多豪杰名家，只是学到了苏秦、张仪的皮毛。苏秦、张仪的学问擅长揣摩人情，没有一点不切中要害的，所以他们的学问不能穷尽。张仪、苏秦也是窥见了良知的妙用，只是把它用在不好的地方罢了。”
【度阴山曰】
苏秦、张仪是师兄弟。战国时期，二人靠一张嘴赢得功名利禄，并名垂史册。二人在当时被称为纵横家，通过说服当时的各个国君而成就功名。
王阳明认可这二人的才智，说他们具备了圣人之资质。同时还说二人擅长揣摩人情，无不中的。为何能有如此奇效，就是因为他们窥见了良知的妙用。
在整个《传习录》中，王阳明常常提到良知的神秘莫测和天下无敌，但举的使用良知的例子都是那些骨头烂掉的、传说中的圣人。在这里，总算举出了两个使用良知、验证良知天下无敌的人——苏秦、张仪。
良知到底有什么用？
在这里，唯一的答案就是，揣摩人情，无不中的。
我们都知道，良知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道德感和判断力，它是我们的本能和直觉，尤其是直觉，真正的直觉不是错觉，而是通过天赋和后天的努力，会精准地判断出对方的心。
简单而言就是，如果你的良知足够光明，你就能发现对方心理的缺陷，它对欲望的追求程度，它内心的强大程度，它最想要的是什么，最厌恶的是什么，等等。
只要你知道了对方的心理，剩下的事就是按方抓药。人皆有良知，良知可以交换可以互相感应，在交换和感应的过程中，你能判断出对方的良知是光明还是黑暗。一个良知黑暗的人，必然是私欲强盛的人，那就用各种办法满足或者破除他的私欲，他一旦得到满足，必然就成了你的傀儡。
王阳明说苏秦和张仪没有把良知用到好的地方，可能是他们只关注当时的国君，把国君搞得团团转，而没有拿出良知来让当时的老百姓受益，确切地说，没有做到亲民。
到底该如何理解人性
问：“古人论性各有异同，何者乃为定论？”
先生曰：“性无定体，论亦无定体。有自本体上说者，有自发用上说者，有自源头上说者，有自流弊处说者。总而言之，只是一个性，但所见有浅深尔。若执定一边，便不是了。性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的，发用上也原是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恶的。譬如眼，有喜时的眼，有怒时的眼，直视就是看的眼，微视就是觑的眼。总而言之，只是这个眼。若见得怒时眼就说未尝有喜的眼，见得看时眼就说未尝有觑的眼，皆是执定，就知是错。孟子说性，直从源头上说来，亦是说个大概如此；荀子性恶之说，是从流弊上来，也未可尽说他不是，只是见得未精耳。众人则失了心之本体。”
先生曰：“然。”
【译文】
有人问：“古人论性的说法各有异同，谁的说法可以作为定论呢？”
先生说：“性没有定体，关于性的说法也不存在定论。有的人从本体上说，有的人从发用上说，有的人从源头上说，有的人从流弊上说。总而言之，只是一个性，只是见解有深有浅罢了。如果执着于一家之言，便流于偏颇了。性的本体原本无分善恶，在作用上也只是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性的流弊也是有一定的善、一定的恶的。好比眼睛，有高兴时的眼睛，有愤怒时的眼睛，直视时就是正面看的眼睛，偷看时就是窥视的眼睛。总而言之，只是同一个眼睛。如果看到愤怒时的眼睛就说没有高兴时的眼睛，看到直视时的眼睛就说没有窥视时的眼睛，这就都是执着，显然是错误的。孟子说性，都是从源头上说的，也只说了个大概；荀子说性恶，是从流弊上说，也不能认为他说的就一定不对，只是认识得不精到而已。但一般人却失去了心的本体。”
那人问：“孟子从源头上说性，要人用功，从源头上开始就明白透彻；荀子从流弊上说性，所以在功夫上就舍本逐末，白费了许多力气。”
先生说：“是的。”
【度阴山曰】
关于“人性”的讨论，中国历史上的哲学家几乎倾巢出动，纷纷表达自己的看法。最有名的当属三种：人性本善、人性本恶、人性可善可恶。
哪种是正确的呢？
这就是阳明心学的精明之处。王阳明说，要给人性下个确凿的定义，这不可能。一旦你给某种事物下定义、规则，它就失去活性，没有意义了。
为何会有那么多对人性的看法？原因就是，有人从人性本体上说（人性本善）、有的人从发用上说（人性本恶、人性可善可恶），有的人从源头上说（人性本善）、有的人从流弊上说（人性本恶、人性可善可恶）。
王阳明解释道：性的本体原本无分善恶，在作用上也只是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性的流弊也是有一定的善、一定的恶的。
这就很容易让我们理解，为何有些好人会做坏事，而有些坏人也会做点好事，因为性流动起来，倘若没有良知的力量，人是无法看管好它的流向的。
比如眼睛，有高兴时的眼睛，有愤怒时的眼睛，直视时就是正面看的眼睛，偷看时就是窥视的眼睛。总而言之，只是同一个眼睛。如果看到愤怒时的眼睛就说没有高兴时的眼睛，看到直视时的眼睛就说没有窥视时的眼睛，这就都是执着，大错特错。
人类有一种心理叫首因印象，就是首次看到你时，你的某种行为会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而这种印象就是他评判你的标尺。譬如第一次见你，你正在吹胡子瞪眼，那对方就会认定你脾气很差；第一次见你，你正在狼吞虎咽，满嘴流油，那对方就会认定你没有修养，等等。
我们要让自己的人性美好，不是在它流动时用功，因为它的流动很随意、没有规律。一个脾气特别好的人，有时会突然发怒，一个性格特别开朗的人，会突然焦虑、抑郁。我们必须在源头——人性本体——上用功。
如何用功，只是致良知而已。不停地致良知，形成惯性，让我们人性善的一面永远流动，恶的一面永远不流动。
美好的人生，就是伏羲时代
“人一日间，古今世界都经过一番，只是人不见耳。夜气清明时，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然平怀，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时，神清气朗，雍雍穆穆，就是尧舜世界；日中以前，礼仪交会，气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后，神气渐昏，往来杂扰，就是春秋战国世界；渐渐昏夜，万物寝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尽世界。学者信得良知过，不为气所乱，便常做个羲皇以上人。”
【译文】
“人在一日之间，从古至今的世界都能游历一番，只是人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夜晚清爽明白之时，没有视觉和听觉，没有思想和作为，心中淡然平静，就是伏羲的时代；清晨时，人神清气爽，安定庄严，便是尧舜的时代；中午以前，人们礼貌交往，秩序井然，就是夏商周的时代；中午以后，人的精神昏蔽，往来杂扰，就是春秋战国的时代；等到夜晚渐渐昏黑，万物休息，景象寂然，便是人与物都消失殆尽的时代。学者如果能坚信良知，不为气的变化所扰乱，就能一直做伏羲时代的人。”
【度阴山曰】
这一大段话是个比喻，同时也是一种期盼。王阳明把一天比作从古至今（他那时）的时间段。不过，他是先从夜晚开始的，即是说，人真正的开始是从夜晚，而不是早晨。夜晚来临，大家睡着后，没有了视觉、听觉，没有了思想和作为，心中淡然平静，这个时候好比是上古伏羲时代。
“伏羲时代”很长，有整整一夜的时间，然后进入清晨。人如果专心地休息，早上起来后则会神清气爽，安定庄严，但此时人已经有了视觉、听觉，有了思想和作为，开始准备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如果准备的心全是正念，那就是尧舜时代。那个时代，有明王在世，万物一体。
上午，人的精力最充沛，正能量十足，大家都会礼貌交往，秩序井然，这就是“夏商周时代”。中午以后，吃饱喝足，人的慵懒本性萌发，精神昏聩，往来杂扰，不能聚精会神于一件事，各种念头杂七杂八，这就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等到夜晚渐渐昏黑，万籁俱寂，人的心和天地万物一起沉寂，绕了个圈子，重新开始。
王阳明期盼的是每个人要过伏羲时代，这就需要良知光明，不为外物所迷惑，如此，才是真的内心平静。
不做乡愿，不做道德攻击，因为这都是弱者的表现
薛尚谦、邹谦之、马子萃、王汝止待坐，因叹先生自征宁藩以来，天下谤议益众。请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业势位日隆，天下忌之者日众；有言先生之学日明，故为宋儒争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后，同志信从者日众，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
先生曰：“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处，诸君俱未道及耳。”
诸友请问。
先生曰：“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
尚谦出曰：“信得此过，方是圣人的真血脉。”
【译文】
薛尚谦、邹谦之、马子萃、王艮坐在先生旁，感叹先生从平定宁王之乱以来，天下诽谤议论的人越来越多。先生就让大家谈谈是何原因。有人说是因为先生的功业权势日盛，天下嫉妒的人越来越多；有人说是因为先生的学说日益昌明，所以替宋儒争辩是非的人越来越多；有人说是先生从南京讲学以后，同道和信众越来越多，所以四面八方的排挤阻挠也越来越多。
先生说：“你们说的这些原因，想来也都存在。只是我有一些自己的感受，你们都没有说到。”
大家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我到南京以前，还有一些乡愿的想法。如今我确信良知能够知道真是真非，便放手去做，不去遮掩。我如今才有狂放的心胸，即便天下人都说我做的不如说的好也没有关系。”
薛尚谦起来说：“相信这个道理，才是圣人真正的血脉。”
【度阴山曰】
乡愿这种东西，在人类历史上、你的身边，比比皆是。他们的主要特点是，常常因照顾别人的情绪和感受，不坚持自己的立场，是非观随别人，永远不是自己的；总是喜欢用世俗道德评判别人，这种行为恰好证明了他自己没有道德。
于是我们即可知道什么是“非乡愿”：在做任何选择时，遵从根植于自己内心的良知去判断、行动。至于其他，什么都不管。
这是一种很少有人能达到的境界，因为很多人都在意别人的评价，都不坚信自己良知的力量，没有高度自信，所以就无法拥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狂者姿态。
但确信良知能够知道真是真非后，便放开手脚，有一说一，即使天下人都说他做的不如说的好，也不会放在心上，他只听良知的。
乡愿没有自己的是非观，所以注定是弱者。当时王阳明受到的批评如雨后狗尿苔，但他依然凭良知我行我素。于是对他的道德攻击就越发激烈。越是如此，王阳明就越坚信良知的力量，继续不管不顾。因为他坚信一点：弱者的唯一武器，就是道德攻击。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东汉首都破败不堪，汉献帝要投奔各路军阀，可惜没人理他。只有军阀曹操伸出援手，将其接到自己的根据地许昌。在曹操的操盘下，东汉帝国再度雄起，大有王者归来之势。
但叛乱分子不绝如缕，刘备就是其中一支。
刘备造反，是打了“刘皇叔”的名头，鬼知道他和皇族到底是否有关系，但“皇叔”这三个字在乱世的确有用，所以他很快就凑了一支游击队，东奔西走，想要发家致富。
当时的情况是，曹操虽然掌控着汉献帝，但人家可没有废掉汉献帝，东汉政府还是存在的。理所当然，刘备就是叛乱分子。
他当然不会让自己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所以先发制人，以道德为武器攻击曹操。
刘备这孙子说，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天理不容，所以他才起兵，目的是清君侧。
各路军阀们都跑来起哄，说曹操是个没有道德的畜生。
无论是刘备，还是那些跟着起哄的军阀，内心都明白一点，不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是天子靠曹操以令诸侯。
没有曹操，汉献帝就是个牌位。
对于刘备的谩骂和侮辱，曹操的反应极为平淡。他说：“刘备这大耳贼太弱，之所以没有锋利的武器和我抗衡，只能在道德上谴责我。可他却不知，我是只注重才能不太注重道德的人，他用错了武器，自然也投掷错了人。”
像曹操这样的人，才是英雄，不被道德武器击倒，对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连他的皮毛都伤不到。
北宋王安石变法期间，以司马光为首的高级士大夫们强烈反对变法。他们对王安石大肆攻击，但王安石深得宋神宗的信任，司马光等人无可奈何，最后都黯然离开京城，跑到洛阳去养老了。
在洛阳，丧失权力的司马光竭尽全力和他的走狗阻挠王安石变法，他对王安石变法挑不出大毛病，就在王安石的道德上做文章。
这文章特别难做，因为王安石几乎没有道德瑕疵。但皇天不负有心人，司马光终于找到了王安石的道德缺陷：这家伙修身不成，几个月不洗澡。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治国平天下？
这些被废黜的人也跑到洛阳，对司马光进行道德攻击。
司马光怒不可遏，再次上奏皇上，把他们贬到了南方荒凉之地。此时，他才想起当初对王安石的攻击，最终得出结论：道德是门武器，它只能被弱者使用。
中国人特别喜欢谈道德，只是谈，真正能做到道德完人的屈指可数。中国是个道德至上的国度，尧当初把位子禅让给舜，只有一个理由：舜具备了孝的美德。
孝这种基本美德，竟然有如此洪荒之力，能让一个人成为天下之主。仔细一想，如果舜是个低能儿，尧是不是还要把位子禅让给他？
正因道德如此重要，所以中国人总把它当成一个威力巨大的武器。这个武器当然很有效，因为它纵然搞不倒对手，也会把对手搞臭。
不过我们常常发现这样的问题：把道德作为武器的人永远是弱者，强者从来不用这个武器。
因为这门武器很容易拥有，谁还没有个道德瑕疵？只要有道德瑕疵，那这个武器马上就能派上用场。至于是否立竿见影，那要看对手是谁了，遇到曹操这样把道德当作脚底泥的对手，你就束手无策。
弱者之所以总指摘别人的道德，因为他处处不如人，只能在道德这个虚无缥缈的领域内和对手对垒。谈钱，谈不过人家；谈权谈能力，都不如人家，只能谈道德，再升级一点，就谈人生境界。
正因为处处不如人，所以弱者们总感觉比他强的人都有道德问题，如果没有道德问题，他怎么就那么有钱、有权，混得比我好？
“为富不仁”正是这种心态的写照，这句酸味十足的话就是道德谴责——凡是赚到钱的人都有道德问题。
你不可能用道德创建事功，正如你无法缘木求鱼一样。
你若真有道德，就不会用道德去谴责别人，搞人身攻击，搞道德绑架。
最没有道德的，就是那些总拿道德说事的人。
这种人，不但没有道德，而且会是永远的弱者。
傲慢不是致良知
先生锻炼人处，一言之下，感人最深。
一日，王汝止出游归，先生问曰：“游何见？”
对曰：“见满街人都是圣人。”
先生曰：“你看满街人是圣人，满街人倒看你是圣人在。”
又一日，董萝石出游而归，见先生曰：“今日见一异事。”
先生曰：“何异？”
对曰：“见满街人都是圣人。”
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
盖汝止圭角未融，萝石恍见有悟，故问同答异，皆反其言而进之。
洪与黄正之、张叔谦、汝中丙戌会试归，为先生道涂中讲学，有信、有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