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译编和出版西书规模的扩大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对中国的文化输入明显加强，在强行设立其文化传播机构和向中国注入资本主义文化内容的同时，又导致中国传统的文化机构、文化内容和文化人发生变异，促使中国的人文社会由原先的单一传统结构转变为新旧兼有的二元结构，不仅使中国文化和文化人向半殖民地化和买办化转变，也使中国传统人文社会发生分化。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教会便获得了在中国通商口岸传教的权利，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这一权利又获得了关键性的扩展。一是把外国教会的传教范围从通商口岸扩大到内地。清廷与各国签订的《天津条约》均有这一规定，如与法国签订的条约中规定：凡“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二是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购置地产。1860年在北京签订的中法《续增条约》规定：中国各地方政府不仅应按照1846年道光皇帝的上谕，将康熙年间禁教中所充公的“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而且今后“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置田地，建造自便”。1865年，总理衙门又照会法国公使，正式承认：“嗣后法国传教士如入内地置买田地、房屋”可以自由行之。这些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所取得的特权，其他国家的其他教会均同样适用。这些特权不仅使外国教会的传教活动获得了必要的法律条件和物质条件，而且为他们的文化侵华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于是，来华传教的各国传教士迅速增加，从1858年时的53人增至19世纪末的900余人，增加了16倍。他们伙同其他来华外国人，在传播外国宗教和进行政治经济扩张的同时，也把西方文化日益扩大地传入中国，并为此设立各种文化传播机构，将西方的资本主义人文社会模式楔入中国。
传教士等来华外国人所设立的第一种文化传播机构是西方译编和出版机构。从1843年英国伦敦教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设立墨海书馆起至清末，由传教士设立的译编和出版机构计达60家左右，大多数设立于1860-1895年之间。其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规模较大，译编和出版书籍较多的有以下三个机构。
第一是广学会。其前身是1887年设立的同文书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主要创办人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韦廉臣，他曾于1855年和1863年两次来华传教。1884年，韦廉臣在英国组织苏格兰同文书会，以募捐所得款项购置印刷机器，在上海设厂印刷中文书籍。不久，苏格兰同文书会因故解散，韦廉臣接管了该会所余的资金、财产和印刷机器，遂以此于1887年11月在上海成立同文书会，1892年会改组为广学会。该会由英、美、加拿大等国的传教士、商人、海关和外交官员等31人（两年后增至39人）联合发起，由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任会长、总理，德国驻沪总领事福凯（亦称“佛克”、“福克”）、哲美森任副会长，韦廉臣和另一位英国传教士慕维廉任协理；韦廉臣还兼任秘书，后改称“总干事”，负责日常工作。次年成立董事会，以赫德为会长，福凯为副会长，韦廉臣为督办。
广学会编辑出版书籍的目的在于以西方的文化知识影响中国的官员和民众。根据《同文书会组织章程》的规定，其宗旨是：“在中国，中国藩属以及一切有中国人的地方，继续出版和发行根据基督教原则所编写的各种书籍——特别是为本会能力所许可而又适合于各个阶层阅读的期刊。”规定实现这一宗旨的方法是：“首要的特别是组织和发行一些具有基督教目标，但又具有中国人的观点、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同时还可以教育人和提高人的新的书籍、论文与小册子；其次是一种适合于中国知识阶层、水平较高的期刊；第三是给妇女、儿童阅读的期刊；第四是给小学生的；第五，重印一些为董事会所赞赏的大小著作；第六，在上海设立一个发行中心，并在十八省省会和主要城市，以及其他商业中心，如香港、横滨、新加坡、槟榔屿、巴达维亚等地，尽量设立一些代销机构。”于是，它一方面精心选择西方书籍进行译编和出版。至1900年，所出版的书籍约176种，其中影响较大的书籍有：《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格物探原》《自西徂东》《文学兴国策》《天下五大洲各大国志要》《八星之一总论》《论生利分利之别》《百年一觉》。此外，还编辑出版著名的《万国公报》《孩提画报》《中西教会报》等刊物。另一方面竭力推销书籍，力图把其所译编出版的书刊推广到全中国各地民众的手上。它逐步建立起广泛的销售网点，除了上海之外，在全国各地所设的代销点或经销处到1899年时已有34个，分布于辽阳、沈阳、牛庄、北京（2个）、天津、济南、青州、平度（山东）、兴安（陕西）、重庆（3个）、成都、汉阳、汉口、九江、湖南某地、庐州、南京（2个）、扬州、镇江（2个）、常熟、苏州、江阴、衢州、福州（2个）、厦门、广州、太原、梧州。
另外，广学会还以赠送的方式向许多官员和知识分子散布书籍。据不完全统计，在1888-1900年间，广学会赠送各类书籍刊物累计达302141册。赠书的方式和对象主要有二：一是在各次科举考试时向应试者送书；二是通过各种关系向中央和地方官员送书。如1888年，各地举行乡试时，该会将《格物探原》一书向北京、南京、沈阳考场各送500册，向杭州、济南考场各送250册；还“根据请求，送了花之安的《自西徂东》1万份给南京的传教士，然后也分送给了学生”。1889年，将1004部《格物探原》、1200份《万国公报》平均分送杭州、南京、济南、北京等地的科举考场。1891年，向各省科举考场散发了“几千本韦廉臣博士的《格致探原》、《格致新机》、《二约释义丛书》，花之安的《自西徂东》，《万国公报》，以及种类繁多的基督教小册子”。1892年春，广学会向参加北京会试的有关人员赠送《中西四大政》5000册；同年，向10个省的行政长官，赠送了《救世教益》一书。1893年，乘慈禧太后六十寿辰全国举行恩科考试之机，向沿海10个省各赠书6000册；同时向中国高级官员赠送《自西徂东》2000部，几乎人手一部。
第二是益智书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它是基督教传教士编辑出版教科书的专门机构。1877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大会，决议成立益智书会，负责编写教科书，供全中国的教会学校使用。该会由外国传教士与英、美商人联合开办，设有委员会，丁韪良任主席，韦廉臣、狄考文、林乐知、黎力基、傅兰雅任委员，具有类似于同文书会的会社组织模式。其所译编的教科书有初级和高级两套，学科包括算术、几何、代数、测量、博物、天文、地理、化学、地质、植物、动物、心理、历史、哲学、语言等，并以中外结合、师生皆宜、民教通用、学教相济为编辑方针。到1890年，其出版和审定的适合学校使用的书籍达到98种，较为重要的有：数学方面的《笔算数学》;几何学方面的《形学备旨》《圆锥曲线》;声学、光学方面的《声学揭要》《光学揭要》《天文揭要》;地学方面的《地学指略》《地理初桄》;心理学方面的《心灵学》《肄业要览》;动物学方面的《动物学新编》;医疗卫生学方面的《化学卫生论》《居宅卫生论》《延年益寿论》《孩童卫生编》《幼童卫生编》《治心免病法》;历史学方面的《大英国志》等。
第三是美华书馆（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它是一所以书籍印刷为主的西书出版机构，原先为美国长老会设于澳门的一个印刷所，1845年为扩大规模而迁至宁波，命名为“华花圣经书房”（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 Book Establishment），其出版业务由专门的出版委员会管理；1860年12月再迁上海，并改本名。其所用的机器购自美国，到1895年前后雇工达百名左右，不仅采用机械和铅字印刷，而且先后发明电镀铜模字、元宝式排字架等新技术，成为上海最重要的出版印刷机构。基督教会的重要报刊和书籍以及《万国公报》都由它印刷，1890-1895年间，年平均印刷量达到近4032万页。到1900年之前，其出版的重要书籍有：自然科学方面的《格物质学》;数学方面的《代形合参》《八线备旨》;地理学方面的《地理全志》《地理略说》《五大洲图说》;烹饪学方面的《造洋饭书》等。
除了上述三个最主要的译编出版机构之外，还有一些外国教会和其他人士设立的文化、教育、出版机构也译编出版了不少西学书籍。这些西方文化书籍的出版，不仅成为中国官员和民间的重要读物，而且成为教会学校，乃至中国人自办学校的主要教科书，对中国文化和文化人的转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 外人办报活动的扩展
传教士等来华外国人所设立的第二种文化输入机构是报刊机构。来华外国人的开办报刊活动大约始于1815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的1842年时，约创办了17种。鸦片战争之后，他们的办报活动逐渐活跃起来，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的1860年，外人所办报刊增至32种，到1890年又增至76种。此后发展速度更快，到19世纪末累计约200种。1860-1895年间，虽然不是外人所办报刊增加最快的时期，但它是一个由缓慢发展向快速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尤其是在近代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外人报刊，几乎都产生于这一时期。其中富有代表性的重要报刊有以下几种。
首先是《万国公报》。它的前身是《教会新报》，创办于1868年，初名《中国教会新报》，1872年8月第201卷起改称《教会新报》（周刊），由基督教美国南方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任主编。该报起先以传播宗教信息为主要内容，读者也以传教士和信教华人为主，后来有关科技知识和世俗文化的内容逐渐增多，读者群也有所扩大。从1874年9月第301期起，更名为《万国公报》，1883年7月后停刊6年，1889年2月复刊，并改成为广学会的机关报。它改变了以往《教会新报》时期的办报宗旨，以“登中西互有裨益之事”为首项内容，政治性和文化性明显加强，大力介绍西方政治学说和政治变革史，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力图影响中国的政治变革。此外，它还设立奖金，以改良币制、建筑铁路、扩充邮政、敦睦外交、禁止鸦片等项目为题，开展历时多年的征文，促进了对中国经济建设和外交、社会改良等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当然，它也刊载过不少为列强侵华作辩护的言论。
《万国公报》以其为洋务派和改良派所好的言论，加之采用赠阅的手段，在中国的政界和知识分子中拥有大量的读者。在1889年时，他们就声称：“这个杂志已经散布到我们想达到的各个方面，我们满意地得知帝国中的高级官员都已看到它。”广学会所拟定赠阅的对象有：县级和县级以上的主要文官为2289人，营级和营级以上的主要武官1987人，府视学及其以上的教育官吏1760人，大学堂教习2000人，派驻各个省城的高级候补官员2000人，考取进士、举人、秀才的各层文人3万人，官吏及士大夫的女眷及子女4000人，共计44036人。有记载说：“《万国公报》是总理衙门经常订阅的，醇亲王生前也经常阅读；高级官吏们也常常就刊物所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远在广州的两广总督张之洞的秘书“和他的许多朋友都是这个杂志的订户，他们认为这是中文中从未见过的好杂志，总督自己也偶尔阅读这个杂志”。康有为所提出的变法主张，大多来源于《万国公报》的有关论说。维新派所办的《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等，也借鉴了《万国公报》的模式，并经常转载其文章。总之，该报对戊戌维新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范文澜所言：“变法成为一个运动，《万国公报》是有力的推动者。”其发行量开始时为1000份，到1896年增至4000份，1899年增至39000份。
《万国公报》不仅有广泛的读者面，而且有众多的作者。据已有研究，《万国公报》的作者除了来华外国传教士之外，还有500余名中国人，其中的著名人物如郭嵩焘、王韬、郑观应、孙中山、胡礼垣、宋恕、何如璋、曾纪泽、薛福成、康有为、经元善、孙家鼐等；他们的分布地域除了上海及其周围的松江、嘉定、金山、崇明、宝山等地之外，还有北京、南京、广州、天津、重庆、汉口、厦门、福州、台北、济南、宁波、杭州、苏州、扬州、无锡、常州、常熟、镇江、清江、吴县、登州、烟台、青州、平度、胶州、曲阜、九江、萍乡、慈溪、定海、余姚、石门、大冶、芜湖、桐城、绩溪、番禺、惠州、高要、大埔、湘阴、奉天、辽阳、香港等50多个城市。
其次是《申报》。它原名《申江新报》，《申报》乃其简称，是一种由外国商人集资创办的报纸，也具有较浓的商业色彩。它由英国商人美查兄弟、伍瓦德、蒲赖尔、瓦基洛五人集资1600两，于1871年签约创办。第一发起人美查原先在上海设有美查洋行，经营茶叶出口贸易和缫丝工业，创办《申报》后，又陆续经营江苏药水厂、燧昌自来火局、申昌书局、点石斋印书局和肥皂厂等企业。
在商业色彩较浓的报刊中，《申报》对中国工商界读者的影响较大。它作为一种外国商人创办的盈利性报纸，其办报方针与《万国公报》这样的政治色彩较浓的报纸有所不同，其风格、立场、内容和言论更迎合中国人的口味，以期扩大发行量。版面安排仿效华人自办的报纸，内容上尽量扩大信息量；在观点上力图树立一副“公正”面貌，设法兼顾洋人和华人的喜好。该报声称：“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是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如对1873年冬发生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它给予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在案件延续的3年中，发表新闻和评论达60多篇，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参与，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响应，引起了慈禧太后的重视，促进了冤案的平反。1876-1877年，它针对淞沪铁路事件而发生的中外矛盾，刊登了一系列文章，详细论述铁路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益之处。1883-1884年间，因中法战争而再次掀起铁路宣传**，进一步讨论中国修筑铁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它的言论固然有为列强获取在华筑路权鸣锣开道的一面，但就其理论原理而言，亦不无道理。当时正是洋务派、开明绅商与顽固派、守旧势力展开铁路问题大论战的时期，该报的言论除了取悦于列强之外，也迎合了洋务派和开明绅商的观点，并为他们的论战提供了某些依据。对于中法战争，它报道和赞扬了黑旗军的抗法壮举，刊登了描述福建海战的文章，还发表了主战的言论，抨击了《中法条约》。
为了丰富内容，吸引读者，《申报》的新闻采集十分广泛。它先在北京、南京、以及浙江、江苏等临近地区派设采访员和代销处。后来陆续在天津、济南、汉口、武昌、成都、重庆、广州、昆明、桂林、兰州、西安、太原、开封等城市，以及东北地区广招采访人员。至1887年，已在32个城市设有采访员，“使十八省民风、土俗、轶事、奇闻均可罗列报中”。
《申报》以工商信息和时事政论并重，使它的读者群从工商界逐渐普及到士绅阶层。据该报自述，1877年时发行数“已将及万”。当时“阅报之人市肆最多”，因为商界人士觉得“《申报》文理不求高深，但欲浅显，令各人一阅而即知之。购一《申报》，全店传观……既可多知事务，又可学演文墨。”到1890年时才被文化界人士广为接受，“上海各士绅无不按日买阅”，发行量亦上升到2万份左右。
第三是《格致汇编》。它是一份以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常识为主要内容的科普杂志，由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傅兰雅于1876年在上海创办，每月出一期。作为一份专门的科学杂志，它所刊登的内容，一是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医学、药物学等；二是工艺技术，如关于啤酒、汽水、制冰器、磨面机、养蜂、碾米、制糖、打字机、幻灯机、电灯、电话、留声机、照相机、灭火器、纺织机、碾泥机、凿石机、钻地机、抽水机、弹花机、造针机、造口子机、造纸、造火柴、造玻璃、石印、炼铁、炼钢、电镀、水雷、炮船等的制造及使用；三是科技人物传记，所介绍的重要人物有：中国科学家徐光启、李善兰、徐寿，外国人物利玛窦、汤若望、爱第森（爱迪生）、哥伦布、麦哲伦、富兰克林等；四是答读者问，专门回答读者因读杂志而发，或由兴趣和需要而发的各种问题。其作者队伍由传教士和中外科学技术人员构成，除了傅兰雅自己之外，还有玛高温、范约翰、艾约瑟、慕维廉、李提摩太、欧礼斐、卜舫济等外国传教士和学者，以及徐寿、徐建寅、华蘅芳、舒高第、杨文会等中国科技人员。
《格致汇编》虽然是一份科学杂志，但由于其内容丰富多彩，通俗易懂，实用有效，因此也颇得读者的欢迎，读者分布广泛，如向它提问的人来自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山东、湖北、天津、辽宁、安徽、直隶、江西、北京、香港和其他地区。同时，其所设的代销点也分布于全国各地，计有：北京、天津、牛庄、济南（2处）、烟台、登州、青州、长沙、湘潭、益阳、兴国、宜昌、沙市、汉口、武昌、九江（2处）、南昌、安庆、南京、镇江、上海（4处）、苏州（2处）、邵伯、扬州、宁波、杭州（3处）、温州、桂林、重庆、太原、福州（2处）、淡水（2处）、汕头、香港、广州、新加坡、神户、横滨等38个地区48处。因此，它的发行数量也逐渐增加，从创刊时的3000册，增至1890年时的一般6000册，最多9000册。可见其影响面是相当广泛的。
第四是《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它是一份外国人办的英文报纸。其前身是《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创办于1850年，与英国驻上海的外事机关和上海租界当局有密切联系，1859年被指定为英国驻沪领事馆及商务公署各项公告的发表机关。1864年7月1日改为《字林西报》，保留《北华捷报》为每周增刊。《字林西报》除继续保持《北华捷报》时期与英国在华机构的原有关系之外，进一步强调代表英国在华经济利益的一面，它宣称：“我们的热情的努力，将唤起一种对于广大的商业和亲切的国际政治关系之安适。我们现在是置在起点上，如果可能的话，它的结果不是短促的，消灭的，或旋作旋辍的，而是一个对于英帝国的永恒的根深的各国关系的断案。”它的编辑人员大多是在中国从事外交、经济、传教和文化活动者。如李得立原是茶叶商人、上海卜内门公司创办人，并担任过上海英租界工部局的总董，还是1889年在伦敦成立的由在中国和东方各国从事各种活动的头面人物组成的“中国协会”的名誉秘书；璧克是英租界工部局的首任秘书；鲍林担任过英国驻广州的领事，还一度担任过香港总督；裨治文、林乐知、丁韪良均为传教士。《字林西报》的发行量最多时达到7817份，是近代中国外文报纸中一份影响面最广的报纸。
外国人所办报刊的中国读者面及其影响也是相当广泛的。不同性质的报刊有不同层次的读者。宗教类报刊的读者大多为各个阶层的教徒，政治思想类报刊以政府官员和具有改良意识的知识阶层为主要发行对象，商业色彩较浓的报刊拥有较多的商界读者。综而合之，便形成了一个多层结构的读者群，他们在受到各种西方思想影响的同时，各自吸取所需的知识和信息，指导自己的行为。
三 外人办学的初步发展
传教士和来华外国人所设立的第三种文化传播机构是教育机构。开办各种学校是来华外国人最主要的教育活动。从1842年马礼逊和米怜将英华书院从马六甲迁至香港开始，到1860年时，有各种教会学校50余所，在校学生约1000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华的教会学校便开始较快地发展起来，到1899年增至2000所，在校学生数达4万余人，为上一时期的40倍。这些外国人所开办的学校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各种教会开办的，占多数，另一类是由其他外国人所开办的，占少数。这两类学校在传播西方文化方面的基本性质和状况是一样的，只是前者带有较多的宗教色彩，后者则较少，或没有宗教色彩。
这一阶段的外人办学，开始从小学发展到中学，并出现了大学。在1860年之前，是外人办学的初创阶段，以开办小学为主。1861年之后至1876年是外人办学的初步发展阶段，开始建立少数中学；1877年之后则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不仅小学、中学数量迅速增加，而且逐渐开办科技、医学、师范等专科学校，大学也开始出现，从而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学校建置体系。
与办学规模的扩大相适应，这一阶段外人办学的宗旨逐渐从以传教服务为主转向以影响中国为主。在上一阶段，外人所办学校，特别是“基督教会之学校，初非专门之教育家所设立”，而是传教士所办，其目的“亦并不在教育人才以促进教育之进步，乃欲以学校为一种补助之物，以助其宣传福音事业”，即把办学作为西方教会扩张在华势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到1890年，包括教会在内的外人办学开始注意到开办大学教育，其办学目的已经有明显改变。他们认为：“不论在哪一个社会，受高等教育的人们，都是有势力的人们，他们控制社会的情感和意见。”也就是说，他们力图通过办学，以西方的思想意识影响中国的上层人士，培养他们的代理人，进而影响和控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正如后来的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函中所言：“如果美国早在十五年之前就做到把中国学生之潮流引到美国来，并使这个潮流不断壮大，那么，我们今天就一定能够通过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们，来对中国的发展进行一种最令人满意的又最为巧妙的控制。”
出于上述目的，外国人在中国办学基本上是完全按照西方的和教会的教育办法进行的。在学校的管理体制和教育设施上，基本上按照西方学校的模式而设置。如果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教会学校的初创阶段，由于学校的规模较小，这种西式管理体制尚不普遍、不健全的话，那么在进入到这一时期的发展阶段之后，尤其是在各种专科学校、大学和大型中学中，这种西式管理体制和教育设施渐趋健全。学校的管理制度大多采用董事会和监理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图书馆、实验室、学生娱乐场所和宿舍逐步建立起来。学生大多实行住宿制，按照严格的作息制度学习和生活。
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都是中西并用，逐渐西化。在课程设置上，大多数学校都设有儒学、宗教学、理化学、政法学、音乐学、史地学和外语等方面的课程，除儒学纯属中学外，其他多属西学。在教会办学的初创阶段，儒学和宗教学的课程较多，以后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课程逐渐增多，尤其在专科学校和大学中，大多以西学为主。在教学方式上，改变了中国传统教学的单纯跟诵、死背方式，开始结合课文的讲解；而且随着校办实验室、博物馆、实习工场的开设，使书本教学与实验教学相结合、抽象教学与形象教育相结合。
在这一阶段的外国人所办学校中，以格致书院和中西书院最为著名，也最为典型。格致书院由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于1873年3月在上海发起筹办，原名“宏文书院”。1874年发布办校缘起，正式定名为“格致书院”。该书院以非教会学校，专门传播西方科学知识而闻名近代中国，但其最终用意也在于通过向中国人传授西方科技知识而消弭中国人对西方侵华势力的防范心理和抵抗意识，如有关宏文书院的报道中说：“其意欲华人得悉泰西各学之门，且冀彼此较相亲近，勿视为远方不相识之人也。”格致书院的章程也明白声称：“立此书院，原意是欲中国士商深悉西国人事，彼此更敦和好。”格致书院虽由外国人发起，但由外国人和中国人合作办理。在其6929银两加1521银元的创办经费中，80%以上由中国官员和绅商捐助，价值20多万两的仪器设备机器运输安装费则由麦华陀从英国及英国商人中募集。管理上采用董事会制，由中外创办者和出资者中选举董事组成。第一届董事会的成员有麦华陀等4名外人董事和唐廷枢1名华人董事；历任外人董事，除麦华陀外，还有傅兰雅（1861年来华），伟烈亚力（1847年来华，先后隶英国伦敦会及大英圣书公会传教士），福弼士（又译“佛弼师”，美国商人、旗昌洋行老板，1861年前来华），敬妥玛（英国人），担文（英国律师，1870年来华），玛高温（英国人）；历任华人董事，除唐廷枢外，还有徐寿、华蘅芳、王荣和、徐建寅、李凤苞、徐华封、张焕纶、王韬、赵元益、李平书。在课程设置上，格致书院完全采用西学。傅兰雅为其所设计的课程学科包括六大种类：矿务、电务、测绘、工程、汽车、制造。每类又设置几门到几十门的课程，如电务下设有数学、代数学、几何、三角、重学略法、水重学、气学、热学、运规画图法、汽机学、材料坚固学、机器重学、锅炉学、配机器样式法、电气学等课程。六类学科所设置的课程总计达上百门，虽未完全付之实施，但显示了他们力图以完整的西学教育中国人的办学理念。
中西书院由林乐知于1881年在上海创办。该书院亦为外国人发起，与中国人合办者。其办学经费的来源，既有教会提供的，也有上海的中外人士捐助的。书院的管理大权操于林乐知之手，但也有中国人参与其事，如沈毓桂担任了林乐知的助手，并与林乐知一起“参中西之宜，酌核院章，订厘课则，就法英两租界创立分院者二”，而且担任“掌教与总司院务”之职，说服林乐知改变“西教第一”的既定目的，转而确立“中西并重”的办学方针。但在此校中，外国人的主导地位比格致书院为高，也有一定的教会介入。林乐知创办该书院的目的也同样在于扩大西方文化和宗教对中国的影响。他自称，开办这一学校的目的是希望以此“触及在中国人中施展影响的源头”，特别希望通过中西书院在以前无法传教的阶层吸收学生。这也就是说，他希望中西书院发挥一般教会学校所不能发挥的作用，以学西学为诱饵吸收中国高层人士和不信洋教的买办、富商等阶层家庭中的学生，从而进一步扩大甚至完全实现西方文化和教会势力对中国社会的渗透。他在如愿招到学生之后，颇感自豪地说：“当人们知道几乎没有一个学生来自普通教会学校所能接触到的那个社会阶层，他们就会懂得我们这种举动是何等重要了。”中西书院的管理方式与其他外人所办学校相仿，“所定学中规矩悉照泰西之法”。所设课程与其名称一致，既有西学也有中学，但以西学为主。西学的课程有西语、翻译、地图、代数学、格致学、天文、勾股法则、平三角、弧三角、化学、重学、微分、积分、性理、行海测量、万国公法、富国策（经济学）、天文测量、地学、金石类考、音乐等。中学的课程有讲文、五经、赋诗、尺牍、对联和书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