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变事件迭起
庚子事变以后，曾经激化的社会矛盾并没有因此事变的结束而趋向和缓，人民群众的自发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整个社会仍然动**不安。时论以为“近年民变之由来有二：一曰抗捐，一曰闹教”。一方面，由于外国列强通过《辛丑和约》勒索巨额赔款和清政府举办新政需要大量费用，都是以各种捐税的名目直接或间接地转嫁到广大人民身上，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与统治者的横征暴敛，直接导致了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另一方面，在不平等条约和外国列强侵略势力的庇护下，一些外国在华教会的教士与教民胡作非为，鱼肉百姓，诸多不法行为激起了人民群众的纷纷反抗。在本国封建势力与外国侵略势力的双重压迫下，当人民群众无法照旧生存下去的时候，他们被迫铤而走险，走上了“造反”的道路。这就是民变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据统计，1902-1905年的4年间共发生各类民变事件326次，年均81.5次。可见当时民变事件发生的数量之多与频率之高。这个时期的民变事件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反洋教
这个时期的反洋教斗争可谓19世纪反洋教斗争与义和团运动的继续与发展，并有新的特点：一是反洋教与反赔款摊派的抗捐抗税斗争结合在一起；二是反洋教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清政府，往往发展为反清武装起义，并提出了“扫清灭洋”之类的口号。1902年，直隶广宗、巨鹿等地的人民为了反对因赔款摊派的所谓赔款捐，在景廷宾的领导下举行起义，他们高举“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大旗，结果被清政府镇压。与此同时，直隶北部的热河朝阳爆发了以邓莱峰为首的群众反抗教堂“增索赔款”的斗争。河南泌阳发生了由“齐心会”领导的绅民抗交摊派赔款并攻打教堂的泌阳教案。四川资阳等地红灯教、顺天教起事，提出“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号召民众攻打教堂和官府。湖南发生辰州教案和衡州教案，并有邵阳贺金声竖“大汉佑民灭洋军”旗帜，率众起义。1903年，浙江桐庐白布会由濮振声领导起事，喊出“仇教灭洋”的口号。1904年，江西新昌、高安等地发生捣毁教堂事件。1905年，广东饶平发生以林能丰为首的双刀会捣毁教民房屋事件，等等，可谓“闹教之案，层见叠出”。反洋教事件遍及全国各地，颇有义和团重现的气势。
（二）抗捐抗税抗租
由于分摊赔款和推行新政急需巨款，各级官府巧立名目，增捐加税，旧捐税加重征收，新捐税层出不穷，“各种杂税，省省不同，府府不同，县县不同，名目不下百数十”。加上一些不法官吏肆意勒索，中饱私囊，更使一般老百姓不堪重负，因而奋起反抗。1901年，江苏常熟、苏州掀起农民抗租风潮。1902年，江西德化、赣州、安福发生商人捣毁厘卡与农民抗粮事件。1903年，山西永济人民反对征收柿酒税，捣毁县衙。1904年，奉天复县、凤城、岫岩、安东、辽阳农民抗征盐捐、山荒税、牛马税。1905年，山东潍县商民反对烟叶加税，聚众拆毁税局，等等。几年间，各地抗捐、抗税、抗租事件频繁发生。
（三）罢市与罢工
商人、手工业者和一般城镇居民的罢市活动大都是与抗捐抗税相联系的。例如，1902年，湖北武汉煤炭行抗议官府抽收煤炭捐而罢市；1903年，广州酒商反对酒捐而集体罢市；1904年，四川成都、重庆商人反对厘捐而歇业罢市，等等。工人罢工一般是为了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反对延长工作时间，以及反对外国技师、监工的欺侮和虐待。例如，1904年，成都兵工厂工人抗议工头任意克扣工资举行罢工；1905年，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工人反对外国工程师克扣工资举行罢工，捣毁洋房，痛打监工。这个时期的工人阶级虽然思想幼稚，力量弱小，但他们在自发地为改善自己的经济和生活条件而斗争的同时，也在逐渐自觉地走向反帝反封建的道路。1903年，云南个旧锡矿工人在会党首领周云祥的领导下，反对法国修筑滇越铁路，举行反清仇洋武装起义。这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初步显示了工人阶级作为一种社会新生力量的本色。
（四）秘密会社起事
秘密会社是指民间下层民众的秘密结社组织。陶成章认为：“中国有反对政府之二大秘密团体，具有左右全国之势力者，是何也？一曰白莲教，即红巾也；一曰天地会，即洪门也……白莲之教盛于北，而洪门之会遍于南。”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北方的教门组织受到重创，但仍然活动频繁；与此同时，南方的会党更加活跃起来。会党主要是由破产失业的农民、手工业者转化而来的游民无产者组成，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生活毫无保障，是动**社会中最不稳定的因子。这时期，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等省的会党频频起事，而以1902-1905年陆亚发、王和顺等会党首领领导的广西各族人民大起义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清政府调动邻近数省10多万兵力，耗费300多万两，历时近4年，才最终把它镇压下去。
（五）少数民族人民反抗斗争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结构。清王朝的奴役统治与外国列强的侵略压迫，使整个中华民族遭遇双重灾难，各族人民感同身受，他们只有奋起抗争才是出路。在广大汉族人民纷纷起来反抗的同时，内蒙、云南、川边、青海、新疆等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也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1901年，内蒙绥远地区口外七厅有马天兰领导的蒙汉人民反洋教武装斗争。1903年，云南镇边厅有彝族张朝文、佤族李三明分别聚众起事，进行抗捐抗租斗争。1905年，川边巴塘藏民发动起义，杀死清政府驻藏帮办大臣凤全，焚毁法国天主教堂。少数民族的各种反抗斗争同样是对清王朝与外国侵略势力的打击。
以上各种民变事件的主体基本上是广大下层人民群众，此类事变的频繁发生，表明清王朝统治的社会基础已经开始动摇与裂变。这一方面给日薄西山的清政府敲响了警钟，促使其不得不进一步加快新政改革的步伐，以图挽救摇摇欲坠的王朝统治；另一方面，也向新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展示了蕴藏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下层人民群众中巨大的革命力量，以便其利用和依靠他们向革命的目标迈进。“从最近的经验中可清楚地看到，满清军队在任何战场上都不足与我们匹敌，目前爱国分子在广西的起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他们既然有出奇的战斗力，那么，如果给以足够的供应，谁还能说他们无法从中国消灭满清的势力呢？”这是革命派领袖孙中山的言说，表达的是一种从广西农民起义的力量中看到的革命必胜的信心。
二 留学生运动与国内学潮
留学生走出国门，在国外留学的过程中通过学习新知识，接触新事物，耳濡目染新思潮，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新生力量。在流亡海外的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革命与维新志士的影响下，留学生非常活跃。他们组织社团，创办报刊，在积极向国内传播新知识、新思想的同时，还发动了一系列反对列强欺侮、侵略与清政府压制、迫害的政治活动。
戊戌政变以后，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清议报》和东京高等大同学校，集聚了一批进步留学生。1899年秋，《清议报》助理编辑、原高等大同学校学生郑贯一与同学冯斯栾、冯懋龙创办《开智录》，宣传自由平等思想。次年，该刊由油印改为铅印，随《清议报》附送。后因受孙中山的影响，《开智录》中出现“排满”字样，与保皇会宗旨不合，在出版仅半年之后即被迫停刊。
1900年春，在东京的部分留日学生沈翔云、戢元丞、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章宗祥、曹雨霖、王璟芳等人组织“励志会”，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此为留学界创设团体之始。励志会会员一开始便分为激烈与稳健两派，其中一部分激烈分子回国参加了自立军起义，有的牺牲，有的走上了反清革命道路；另有一部分稳健分子则挡不住清政府功名利禄的引诱，逐渐向官场靠拢，并在政府机构中谋求一官半职。后来，励志会便在其会员于革命与保皇的抉择中分化解体。是年底，励志会成员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人出版《译书汇编》，专门以编译欧美法政名著为宗旨，如逐期登载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书，译笔流丽典雅，风行一时，“时人咸推为留学界杂志之元祖”，在当时青年思想界影响颇巨。
1901年春，因东西各报盛传清政府要把广东割让给法国，粤籍留日学生郑贯一、冯斯栾、冯自由、王宠惠、李自重等人愤而发起成立“广东独立协会”，主张广东脱离清政府统治而独立，得到不少旅日粤籍华侨的支持。5月，秦力山、沈翔云、戢元丞、王宠惠、张继等人发刊《国民报》，大倡革命仇满学说，“开留学界革命新闻之先河”。他们还拟发起国民会，以“宣扬革命仇满二大主义”为宗旨。此为留日学生中较早倾向革命的报刊与社团。
1902年底至1903年初，随着留日学生人数的逐渐增多，各省留学生的同乡会纷纷成立，他们创刊了一些带有明显乡土地域色彩的杂志，作为各自思想宣传的阵地。如湖南留学生的《游学译编》，湖北留学生的《湖北学生界》（后改名《汉声》），直隶留学生的《直说》，浙江留学生的《浙江潮》，江苏留学生的《江苏》。这种方式后来渐为各省留学生仿效。1906-1908年，湖南留学生办《洞庭波》（后改名《汉帜》），云南留学生办《云南》与《滇话》，四川留学生办《鹃声》与《四川》，河南留学生办《豫报》与《河南》，山西留学生办《晋乘》，陕甘留学生办《秦陇》《关陇》与《夏声》，等等。
1903年1月30日为癸卯年正月初二日，东京留学生照例在留学生会馆举行新年恳亲会，到会600多人，并有驻日公使蔡钧、留学生监督汪大燮参加。马君武即席演说“排满”，以为“满之为满，为今天下所当共排”，当即引起强烈反响。此后，“排满”之说渐在留日学界流行。与此同时，留日学生发起了一系列反抗日本欺侮中国人的民族歧视的斗争。2月，日本媒体披露，大阪博览会将在人类馆中展出支那等7种人表演风俗习惯。3月，留学生秦毓鎏等人在参观大阪博览会时，发现福建省的产品被陈列在已被日本侵占的台湾馆内。这些侮辱国格的举措遭到留学生们的强烈抗议，并最终迫使博览会主办者改变了做法。紧接着，发生弘文学院与成城学校学生因不满校方无理对待中国学生而罢课、退学的事件。在随后的拒法、拒俄运动中，留学生与国内学界及其他各界人士相互联合，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推向**。
1905年，留日学生人数激增达8000余人。11月2日，日本文部省颁布《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中国留学生称之为“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规则一出，留学生群起抗议，顿时兴起一股反抗风潮。留日学生反“取缔规则”事件以湖南学生陈天华的忧愤蹈海自杀为**，最后激变为集体退学归国运动。
在国外留学生进行各种爱国与革命活动的同时，国内学界也不断地发生闹学风潮。学潮发生的情形不一，但一般起因主要源于学校内部，如反对校方对学生的压制和不合理待遇，反对学校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反对外国势力干预的教会学校进行奴化教育，等等。当学潮的发展越出学校的大门，汇入拒法拒俄运动、收回利权运动、抵制美货运动的潮流时，便自然成为了反帝爱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教育会的成立是国内学潮兴起的契机。1902年4月27日，中国教育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当选为事务长，王慕陶、蒋智由、戢元丞等人为干事，聚集了一批在上海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名流，如章太炎、吴稚晖、黄宗仰、陈范、马君武、龙泽厚、蒋维乔、刘师培、张继等人。中国教育会章程标榜“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名义上致力于教育改良，实际上暗中从事革命宣传与组织活动。“倡议诸子，均属热心民族主义之名宿，故此会不啻隐然为东南各省革命之集团。”当时以上海为中心的各地学界风潮的兴起与发展，得到了中国教育会的积极支持。
1902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学（现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发生退学风潮。起因是教习郭镇瀛不学无术，专以欺压学生为能事，学生为图报复，特意在教室的师座上放置一只洗净的空墨水瓶，郭以为是有意侮辱他，要求校方开除学生伍正钧等人。全校学生200余人集会抗议，没有结果，最终集体退学。南洋公学退学事件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支持。中国教育会决定成立爱国学社，接纳大部分南洋公学退学的学生。学社由蔡元培任总理，吴稚晖为舍监，并由教育会选派教师。“一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差不多成为上海新学界的一个重要中心。”爱国学社后来还接纳了一些其他学堂退学的学生，成为培养爱国与革命青年的摇篮。
南洋公学退学风潮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强烈震动，各地学潮接连发生，风起云涌。最先起来响应的是浙江吴兴浔溪公学的学生，他们公议登报祝贺南洋公学学生，遭到总教杜亚泉的干涉，有29名学生愤然退学。1903年，在拒俄运动发展的推动下，国内学潮陡然高涨。如南京陆师学堂学生反对校方专制，30余人退学，后来加入爱国学社。浙江大学堂学生反对总理劳乃宣无理开除学生，80余人退学，自建励志学社。杭州的教会学校蕙兰书院学生反对美国传教士的欺侮虐待，50余人退学，组建改进学社。1905年以前学潮的形式多为退学，之后则主要是罢课。1907年，云南高等学堂学生反对政府出卖七府矿权和滇越铁路修筑权，要求通电抗议，与电报局冲突，举行罢课。1908年，浙江金华府中学堂学生联合罢课，反对学校监督。1909年，福建澄海学生反对抽收米捐，全体罢课。1910年，武汉陆军特别小学学生反对日本强修安奉铁路，他们张贴标语，被巡警逮捕数人，全体学生罢课。据统计，1902-1905年，全国共发生学潮160次，年均40次，地域分布遍及江苏、浙江、湖北、广东、直隶、安徽、北京、湖南、福建、江西、河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陕西、甘肃等17省市。1905-1911年，全国共发生学潮347次，年均约50次，地域分布除以上17省市以外，尚有山东、山西、吉林、黑龙江4省。学界风潮几乎遍及全国，不仅在长江流域与东南沿海这些经济与文化教育发达的地区不断发生，而且波及到西南、西北与东北较为偏远的省区。
国内学潮与留学生运动一样，表明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在政治上的觉醒与崛起。通过参与一系列的政治实践活动，新型知识分子在锻炼中成长起来，他们逐渐走上爱国与革命的道路，成为推动社会大变革的有生力量。
三 拒法、拒俄运动
1903年，广西会党起义如火如荼，清廷多次严谕巡抚王之春“速平匪乱”，但终究是力不从心，“蔓延半载有余，主抚主剿，迄无成效”。4月24日，日本报纸披露，王之春为平定广西会党起义，请求驻扎在越南谅山的法国军队援助，并向法国的亨达利洋行筹借巨款，许诺事平之后以广西全省路矿利权相让。消息传出，国外留学界与国内学界及绅商各界颇为震惊，拒法怒潮勃然兴起。
留日学生首先行动起来。当天，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的干事与各省评议员举行会议，作出五项决议：（一）电致政务处，请其撤回桂抚，谢绝法人；（二）电致粤督德制军及调任粤督岑制军；（三）电告上海教育会，请其协力电争；（四）作详函致政务处王大臣；（五）作英、德、法文寄登欧洲各有名之报纸。次日，他们又召集全体留学生在锦辉馆开会，通告各项办法。他们在致政务处的电、函中称：“假款乞援，桂省必非我有。各国从此生心，大局动摇……此国家存亡之枢纽，民生休戚之大故。凡有血气，不能不争者也。”势必力争的爱国情怀跃然纸上。
与此同时，国内绅商学界也采取了积极行动。广西绅商龙泽厚等人在上海张园发起召开拒法会，在沪中国教育会会员与爱国学社学生全体参加，与会绅商400余人。马君武、吴稚晖、蔡元培等人相继发表演说，提出设立自治会与动员工商人士罢市等举措。会议决定通电阻止借兵借款。当天有300余人签名愿意加入阻法会。随后，在沪两广绅商再次集会，并进行爱国募捐活动。
在留日学界与上海兴起的拒法运动，还得到杭州、广州等地学生集会的响应。后来，有确切消息证实，所谓向法国借兵借款是误传，拒法运动自然停息。这个事件充分说明，以留学生与国内学界为主体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尚的爱国情怀。这一点被当时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所进一步证明。
1903年4月，俄国拒绝履行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的从金州、牛庄、辽阳等地撤军的义务，反而向清政府提出七项新条件，企图把中国的东北与蒙古变成其独占的势力范围。消息传开，国人群情激愤，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拒俄风潮。
27日，由浙江士绅汪康年等人发起，寓沪各省人士千余人在张园集会，决定力拒俄约。他们致电清外务部称：“此约如允，内失主权，外召大衅，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同时又分电各国外交部称，“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表明了广大爱国人士奋起力争的严正立场。
军国民教育会成立后，在加紧进行会员的军事化训练的同时，派出特派员、运动员分头行动，积极加强与国内各界联系。在国内，上海爱国人士多次在张园集会，经常到会者达1000余人，有绅商，也有学生，其中中国教育会会员与爱国学社学生特别活跃。他们商议成立中国四民总会（或称“四民公会“），”此会以保全中国国土国权为目的，凡一切与中国有关系之事，会中人皆当设法干涉之”。随后，四民总会改名“中国国民总会”。当上海爱国人士得知东京留学生成立拒俄义勇队时，他们当即商议签名成立上海拒俄义勇队，并派代表汪德渊、朱莲溪赴日联络。后来，上海拒俄义勇队也相应改为军国民教育会。东京与上海互通声气，步调基本一致。
东京与上海的拒俄呼声得到全国各地爱国人士的积极响应。在北京，京师大学堂师范、仕学两馆学生上书管学大臣请代奏拒俄，八旗生员也上书外务部表示拒俄的决心。在武昌，各学堂停课集会，湖北高等学堂学生上书兼署湖广总督端方请电争俄约。在安庆，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桐怀公学各学堂学生成立爱国会，并拟以此为基础，与上海爱国学社连通一气，联络东南各省志士创设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凌”。在南昌，江西大学堂学生得知留日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他们也愿组织一部，附入上海学生军，同为响应。在广州，志士桂少伟、伍汉持等联名致电清廷抗争。其他如直隶、浙江、江苏、福建、湖南、河南等地各界人士也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拒俄活动。拒俄运动由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发起与领导，很快便成为一场具有全国规模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
拒俄运动的发展给清政府施加了压力，加上英、美、日等列强的干预，清政府始终不敢接受俄国的无理要求。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拒俄运动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与此同时，拒俄风潮在全国的迅速发展，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直接威胁了清王朝摇摇欲坠的政权统治，使清政府颇感恐惧，因而竭力予以控制和镇压。留日学生组织义勇队时，即计划与北洋大臣袁世凯联系，将义勇队“隶其麾下”；义勇队改为学生军后，又明确地规定其体制为“在政府统治之下”，希望与政府联络，取得政府的支持。他们致电、发函给袁世凯，并派出特派员汤槱、钮永建到天津求见，但都没有结果。不仅如此，清政府还以“防范革命”的名义对拒俄运动采取镇压的举措。驻日公使蔡钧诬告东京留学生义勇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某御史奏称：“东京留学生已尽化为革命党，不可不加之防备。”于是，清政府密谕各省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拿到，就地正法。”爱国有罪，拒俄志士们的满腔热情被清政府的瓢泼冷水浇灭。
反帝爱国的拒俄运动遭到清政府高压政策的压制，促使部分新型知识分子从爱国走向革命的道路。“我以热血待人，其如人冷遇我何！”“夫有拒俄之诚而即蒙革命之名，吾知自今以往，世人之欲效忠满洲者惧矣……呜呼！革命其可免乎！”爱国无门，革命有路。后来，不少军国民教育会成员如黄兴等人成为重要的革命骨干分子，甚至领袖人物。
四 抵制美货运动
继拒法、拒俄运动以后发生于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是一次由民族资产阶级倡议和领导的更大规模的全国性群众反帝爱国运动。
中国人民的反美运动是由于美国实行残酷的虐待与排斥华工政策引起的。早在19世纪末，大量中国劳工涌入美国，从事采矿、筑路与垦荒等繁重的劳动，为美国西部经济的开发与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在国内经济危机的压力下，实行种族歧视政策，制订排华法案，限禁华工入境，苛待华工，制造一系列排华事件。1894年，美国政府迫使清政府签订《限禁华工保护华民条约》，规定10年内禁止华工入美，在美华工必须注册登记，事实上承认了美国的排华法律。随后，美国政府还将其排华法律从本土推行到美国新占领的殖民地夏威夷、菲律宾两地，在这两个地区同样实行限禁华工的政策。软弱的清政府虽然一再提出抗议，但都毫无结果。
1904年，中美限禁华工条约10年期满。在此之前，不堪屈辱的华侨华工们已多次强烈要求清政府与美国交涉废约。在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指示驻美公使梁诚与美国政府谈判，要求废除旧约，另订新约；但美国政府只愿对旧约稍加修改，而不愿改订新约，致使双方多次交涉，毫无结果。1905年初，美国政府派出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W.W.Rockhill），企图绕过态度强硬而又熟悉海外侨情的梁诚，直接与清政府谈判订约。消息传开，激起了旅美华人及国内广大爱国人士的强烈义愤，一场反美爱国运动迅速兴起。
5月10日，上海总商会召开各帮商董特别会议，商议对策。上海总商会会长曾铸登台演说，“激昂慷慨，语语动人”，继而提议抵制办法：“以两月为期，如美国不允将苛例删改而强我续约，则我华人当合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为抵制。”在座绅商全体举手赞成。随后议决通电，由于对于领衔问题众商董犹疑不决，曾铸自告奋勇承担，得到大家赞同。随即，由曾铸领衔致电外务部，禀请“坚拒签约”，并电请南北洋大臣鼎力主持，电部抗阻。另外，他们又电告汉口、宜昌、镇江、天津、重庆、烟台、南京、九江、芜湖、安庆、泗洲、广州、福州、厦门、汕头、梧州、长沙、沙市、香港、杭州、苏州21处商埠商会，一致行动，共同抵制，得到各地商会的积极响应与支持。14日，福建帮商董开会，曾铸提出抵制美货办法五条：（1）包括机器在内之美货一概不用；（2）华人货运不用美船；（3）华人子弟不入美人所设学堂读书；（4）不担任美国商行之买办、通译等职；（5）劝令美人所雇华佣、车夫等罢工。并电21商埠商会“一律照办”。
两个月的期限很快过去，虽然上海总商会与美国驻沪总领事进行过多次交涉，但结果没有丝毫进展，美国政府仍然拒绝议改禁工条约。7月22日，上海总商会再次召开商董特别会议，进一步商议对策。会议议决自即日起正式实行抵制美货。会上当即就有机器业、五金业、火油业、洋布业、面粉业等著名商董祝大椿、朱葆三等人签押，保证不进美货，不卖美货。会后又有航运、钟表、纸张、裁缝、印刷等70多个行业签押，加入抵制美货的行列。各地绅、商、学界闻风响应，神州大地风云激**。在天津，各帮商董200余人在商务总会公所集会，相约不买美货，违者罚银5万元。在汉口，由商会动员全市工商业者不销美货，不用美货，各界群众积极响应。在长沙，由商会发起湖南全省抵制美货禁约会，有数千人到会，会议决定成立湖南办理抵制美货事务公所。在广州，由总商会联合72行和9大善堂连日集会，成立广东抵制美货总公所。在杭州，有布业、绸业等50多个行业的商人议定：所有美货一律不进，一概不用。在苏州，各商帮集会，决议誓绝美货。烟业商董吴讷士在表示停售美烟的同时，还当众宣布将店内所存美货于此日公开焚毁。以上所举仅为这次风潮中的几个例子，其他各地群众所采取的各种形式的抵制美货行动，不一而足。
抵制美货运动是由以商会为中心的民族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的，参加运动的不仅有广大商人，而且有学生、工人与一般市民群众，甚至还有不少农民，海外华侨与留学生更是表现得非常活跃。可以说，正是由于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支持和参与，而使抵制美货风潮迅速发展成为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时论以为：“今者，抵制禁约之潮流，风动商会矣，波及学界矣，由商埠而省会、内地而海外矣。电公使、电疆吏、电政府，其托诸空言者勿论，而‘拒美货’、‘拒美货’之声，且哗然于全国。一人唱而百人和，铜山崩而洛钟应。美哉！吾民气未有发达如是速者，吾民志未有坚忍如是久者。识者曰：此吾国民权实行之先声欤！”据统计，当时全国有160多个城市相继成立“拒约会”、“争约处”或“抵制美货公所”的组织，各地绅商学界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举行的各种集会达300多次。可见运动发展的广度及其激烈程度。
运动的迅猛发展震惊了美国政府。美国公使柔克义一面往来于京、津、沪等地，指挥各处领事进行直接的干涉破坏活动；一面威胁恐吓清政府，要挟其禁止抵制风潮。迫于美国的压力，清政府于8月31日发布上谕，责令各省督抚“认真劝谕，随时稽查……倘有无知之徒，从中煽惑，滋生事端，即行从严查究，以弭隐患”。实际上宣布了政府禁止抵制美货运动。各省督抚纷纷行动起来，对抵制运动进行各种形式的压制和打击，使运动大受挫折。
政府态度的急转，使抵制运动的领导者开始动摇、退却。8月11日，曾铸发表《留别天下同胞书》，正式宣布退出运动。在抵制运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涉及到具体的利害问题，原来卖美货的商人与不卖美货的商人之间发生意见分歧。著名绅商张謇、汤寿潜、汪康年等人出面调解，他们与上海总商会总理议定，7月10日之前所进美货，可以由商会发给印花照常出售。这得到卖美货的商人的支持。此后抵制运动便发生分化，并逐渐消沉下去，最后终于难以为继。
抵制美货运动虽然最终迫使清政府未能与美国续订限禁华工新约，但并未从根本上使美国政府改变其排华政策。尽管如此，这次运动仍然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时人以为：“美禁华工，群谋抵制，一经发起，海内风驰。执事振发其精神，担负其责任，两月以来，无或稍懈，足征维持之苦，魄力之雄，不愧为南洋伟人，商场领袖。所筹抵制之策，各埠商会共表同情……足见人心团结，事虽至巨，不难挽回。我国民之精神，其从此可以焕发乎！”与此前的拒法、拒俄运动及几乎同时兴起的收回利权运动一样，这种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具有相当群众基础的反帝爱国运动的开展，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列强侵华的嚣张气焰，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正义的呼声与力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觉悟，促使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启蒙和政治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