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华兴会等革命小团体的创建
（一）黄兴与华兴会
黄兴（1874-1916），原名轸，字岳生，号廑午（又作庆午），后改名兴，号克强。1874年10月25日（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六日），黄兴生于湖南省善化县（今长沙县）。父亲黄炳昆，号筱村，以塾师为业。黄兴5岁从父亲发蒙，8岁入私塾，19岁入长沙城南书院，22岁中秀才，24岁调湘水校经堂，接受了近20年的传统文化教育。1898年，黄兴入武昌两湖书院学习，开始接触新学知识。1902年，以湖北官费赴日，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是年底，黄兴与湖南留日学生杨毓麟、蔡锷、樊锥、梁焕彝等人创办《游学译编》杂志，并发起组织湖南编译社，致力于译介西学新知。1903年初，拒俄运动发生，黄兴积极参加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并以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的身份回国活动。5月，黄兴毕业于弘文学院，随后应胡元倓（1872-1940）之邀到长沙明德学堂任教。在回湘途中，他到武昌两湖书院演说“满汉畛域及改革国体政体之理由”，并散发《革命军》《猛回头》等革命宣传品，被湖北地方当局驱逐出境。这时的黄兴，已经成为一个意气风发的反清革命志士。
明德学堂是长沙新学界领袖人物胡元倓创办的新式学堂。黄兴回湘后，在明德学堂主持第一期速成师范班，任历史与体操教员。他白天在学堂授课，晚上与同志筹划革命。“课余之暇，时向学生灌输革命学说”，并秘密刊发《猛回头》《警世钟》，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当时，在明德学堂聚集了一批富有革命思想的教员，一些留学生及革命分子如张继、周震麟、苏曼殊、秦毓鎏、曹亚伯等人先后在此任教，使明德学堂一时成为长沙的新学阵地和革命中心。
1903年11月4日（农历九月十六日），是黄兴30岁生日，刘揆一、章士钊、胡瑛、周震麟等人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家为黄兴祝寿。借此机会，他们商议成立革命组织华兴会，以黄兴为会长，设总机关于长沙联升街。为避免清朝官方的注意，华兴会对外称“华兴公司”，以“兴办矿业”为名，暗中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在明德学堂校董龙璋的西园寓所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有百余人与会，黄兴被选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此后陆续入会的有杨毓麟、陈天华、刘道一、李燮和、仇亮、吴禄贞、李书城、张继等人，这些人多为留日学生或在国内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华兴会没有留下正式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章程。关于革命的策略即“发难之地点与方法”问题，黄兴不赞成“倾覆北京首都，建瓴以临海内”，像法国、英国一样从首都发难的“中央革命”模式；而认为“只宜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即通过一省首义、各省响应的“地方革命”方式，最终达到“直捣幽燕，驱除鞑虏”的反清革命目的。具体办法是：各同志先在本省与外省“分途运动”，然后“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华兴会的外围组织有二：一为同仇会，以联络会党；一为黄汉会，以策动新军。
华兴会成立后，会员们即开始在湖南及外省分头行动，积极筹划反清武装起义。黄兴与刘揆一雪夜密访湖南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共谋光复”，得到马福益的极力支持。宋教仁、胡瑛到武昌设立华兴会支部，结纳同志，运动武汉三镇新军。陈天华、姚宏业到江西游说防营统领廖名缙，届时响应。周维桢、张荣楣接洽四川会党，与湖南会党合作。杨毓麟、章士钊在上海、南京，策应一切。并派熟悉军务的会党分子刘月昇、韩飞等数百人加入湖南、湖北、江西的军队。黄兴则“往来湘鄂，统筹全局”。起义的准备工作开展顺利。
华兴会长沙起义原定在1904年11月16日（农历十月初十日）慈禧太后七十寿辰之日举行。届时湖南全省文武要员将齐集庆祝“万寿节”，华兴会预计将其一举炸死，乘机攻占长沙。后因事机败露，清朝地方官府大肆搜捕华兴会会员与会党人士，黄兴等华兴会骨干避于上海，马福益逃到广西。长沙起义未曾发动即遭失败。随后，黄兴在上海继续招集同志，准备运动大江南北军界、学界，在宁、鄂等处起义。马福益也潜回湖南，准备发动洪江会起义，并派人到上海请黄兴等人回湘指挥。结果，黄兴因万福华谋刺王之春案牵连入狱，后设法出狱而逃往日本；马福益则被清朝官府逮捕，最后慷慨就义。此后，华兴会在国内的活动陷于停顿状态，其重要骨干成员如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张继、胡瑛、刘道一等人相继流亡日本。
（二）湖北的科学补习所与日知会
由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大力倡导，湖北的新政事业颇令全国瞩目。在办学堂、派留学、练新军等新政活动开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湖北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和新式军人群体，革命党人在军、学两界的活动颇为活跃。1903年，青年学生吕大森、朱和中、胡秉柯、贺之才、时功璧、时功玖、张荣楣、李书城等人经常在武昌花园山李步青宅和水陆街吴禄贞宅聚会，进行排满革命宣传活动。此事被清朝官方察觉，结果其主要成员或被派出国留学，或被调离武汉，遂使其组织活动日趋分化而终归消散。
1904年3月，华兴会会员胡瑛到武昌，结识张难先、吕大森、曹亚伯等革命分子。他们讨论革命进行的方法，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随后，胡瑛、张难先投入新军工兵营当士兵。他们在营中散发《猛回头》《孙逸仙》《黄帝魂》《革命军》等书，积极宣传革命主张。7月，科学补习所在武昌多宝寺街成立，举吕大森为所长，胡瑛为总干事，曹亚伯任宣传，时功璧任财政，宋教仁任文书，康建唐任庶务。为愚官府耳目，科学补习所表面上标明宗旨是“研究科学”，实际宗旨则是“革命排满”。科学补习所成立后，一方面积极介绍青年学生及会党分子加入新军，集聚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加强与湖南的华兴会联系，准备响应华兴会密谋的长沙起义。是年底，因华兴会起事事机败露，科学补习所受牵连而遭到湖北地方当局的查抄，这个革命团体仅存在几个月便在无形中解散。
虽然科学补习所遭到破坏，但湖北的革命党人并没有停止革命活动。1905年初，革命党人王汉谋刺南巡的满洲新贵兵部侍郎铁良未果，愤而自杀，用其年轻的生命激起了人民的革命精神。
1905年春夏之间，湖北汉川留日学生梁耀汉回鄂，以新军和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为活动基地，结识不少军界和学界同志，成立群学社，吸收了部分原科学补习所成员。与此同时，原科学补习所成员刘静庵（又作刘敬安）借美国圣公会附设之阅报室日知会为基地，进行革命宣传与组织活动，“谋革命以救国”。通过演讲和散发《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小册子，他以日知会为中心结识了不少革命同志，“渐次军、学两界之有心革命者，均归纳于高家巷日知会，会务发达，一日千里”。1906年2月，作为革命团体的日知会正式召开成立会，到会者达百余人。日知会以刘静庵为总干事，李亚东、辜天保等为干事，冯特民、陆费逵等为评议员，并在各学堂和兵营设立代表，以联络军、学两界人士。这时，日知会与群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在武汉地区共存，彼此门户森严，各自为政，这种局面对于革命运动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后来，由于既是日知会会员又是梁耀汉好友的李亚东出面调处，梁耀汉同意撤销群学社的名义，将群学社并入日知会中，使日知会成为武汉地区一个统一的革命团体。
（三）浙江的光复会
光复会是以浙江革命志士为主体的革命团体。1903年10月，在东京的浙江留日学生王嘉袆、蒋尊簋、许寿裳、沈瓞民等十余人，以“浙学会”的名义在《浙江潮》编辑王嘉袆寓所聚会，“决定另行组织秘密的革命团体，目的不仅要加强革命宣传工作，首要在于力行，要用暴力发动武装起义”。会议还确定了革命进行的策略，即“先选择湖南、安徽或浙江一省，实行武装占领，作为根据地，再逐渐扩大”。会后，他们联络在日浙籍人士陶成章、魏兰、龚宝铨、周树人等人。11月，他们又在王嘉袆寓所召开第二次会议，陶成章等人均参加，会议决定由陶成章、魏兰、龚宝铨、张雄夫、沈瓞民分别回国，到浙江、安徽、上海、湖南进行革命活动。这两次浙籍留日学生的秘密会议，为日后浙江革命志士组建光复会的先声。
1904年初，陶成章、魏兰到浙江、安徽联络会党，策划革命；张雄夫、沈瓞民到湖南与华兴会联系，准备响应华兴会组织的长沙起义；龚宝铨则在上海组织暗杀团，与陶成章等人暗中配合。8月，陶成章到上海，与龚宝铨密商，依东京“浙学会”原议，组织一个革命团体。10月，光复会在上海成立。其时章太炎因《苏报》案尚在狱中，蔡元培声望素高，被推为会长。除陶成章、龚宝铨、章太炎、蔡元培四人之外，先后加入光复会的著名人物尚有徐锡麟、孙毓筠、蒋尊簋、秋瑾、赵声、吴春阳、柳亚子、陈去病、黄炎培、陈伯平、马宗汉、李燮和等。光复会又名“复古会”。据章太炎的解释，“驱逐异族，谓之光复”。光复会没有留下完整的章程与纲领。据有关人士回忆，章太炎、蔡元培、陶成章等人在上海成立光复会时，其党纲上只有“恢复汉族，还我河山”两句话。光复会制度极为严格，会员入会时要刺血和对天发誓，以表示革命的决心。其誓词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可见，光复会具有较为强烈的“反满”的汉族传统民族主义色彩。
光复会成立后，通过陶成章、徐锡麟等人的活动，在浙江等地积极开展了联络会党的工作，组织不断扩大，为日后密谋起义奠定了基础。
（四）其他革命团体
在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成立前后，国内外一些地方也陆续成立了革命小团体。在新加坡，尤列于1901年成立中和堂。在日本，秋瑾、陈撷芬等人于1904年在东京成立共爱会；同年，冯自由、梁慕光、秋瑾、刘道一等人在横滨成立三合会；1905年，两湖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大湖南北同盟会。在比利时，贺之才等人于1905年设立公民党。在上海，萨端、林森等人于1903年成立旅沪福建学生会；1904年，黄兴组织青年学社。在江苏，留日学生杨荫杭于1901年在无锡创设励志学会；1903年，赵声、秦毓鎏等人在南京组织知耻学社；1904年，张通典、赵声、柏文蔚等人又在南京成立强国会。在安徽，陈独秀、柏文蔚、熊成基、倪映典等人于1904年在芜湖成立岳王会。在江西，张惟圣、邓文翚等人于1904年在南昌发起成立易知社。在福建，郑权、郑祖荫等人于1903年在福州组织益闻社和文明社，后又成立汉族独立会。在四川，杨庶堪等人于1902年在重庆组织公强会；1903-1904年间，在成都出现吴鼎昌、孔庆睿组织的华阳阅书报社和刘汉柏组织的公德社。另外，在云南昆明还有誓死会，直隶保定有同袍会等等。据统计，自1894年兴中会创办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期间，海内外共设立革命团体66个。按成立年代分，1902年以前17个，1903年20个，1904年20个，1905年9个；按成立地区分，华中32个，华南7个，华北6个，国外21个（其中日本19个）。可见，1903-1904年是革命风潮突起的年代，日本（尤其是东京）与华中地区（尤其是上海）是革命运动的中心。国内外各地革命小团体的纷纷涌现，为革命力量的集结提供了必要的组织基础，也是具有全国性意义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成立的重要前提条件。
二 同盟会的筹建与成立
1905年，革命党人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在海内外组织了兴中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数十个革命小团体，为全国革命力量走向大联合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与此同时，由于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因势利导，极大地加快了这一联合的进程。于是，中国同盟会应运而生。
庚子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即有意号召各省同志组织革命大集团”。为此，他不遗余力地在海外从事革命组织与宣传活动，为革命力量的大联合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1903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同志军人日野熊藏、小室健次郎等人的协助下，在东京青山创设革命军事学校，以培养有志军事教育的留学青年。在该校开学宣誓仪式中，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誓词。随后，孙中山在檀香山、旧金山以及欧洲的比利时、德国、法国等地组织革命团体时，又一再使用这个誓词作为革命的宗旨和纲领。这也是日后同盟会正式成立时的入会誓词及革命纲领。
1903年底至1904年初，孙中山一面在檀香山组织革命团体“中华革命军”，“蓄意扩大兴中会之宗旨及组织”，团结革命力量，加强革命阵线；一面奋力与保皇党论战，揭露其“借名保皇，实则革命”的假面具，指出其“借革命之名骗得此财，以行其保皇立宪”的真意图，号召各地革命党人“大击保皇毒焰”。孙中山在《檀山新报》上发表《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书》两文，断然宣称：“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吾人革命，不说保皇，彼辈保皇，何必偏称革命？”他明确地向世人阐释了革命与保皇的不同途径。在檀香山，孙中山加入洪门，被授封为“洪棍”（即元帅）。1904年4月，孙中山到达美国本土，偕致公堂首领黄三德在旧金山等地游说华侨，联络洪门会员参加革命。8月，在留美学生王宠惠等人的协助下，孙中山用英文写成《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一文，随后由美国友人麦克威廉斯（C.E.Mc Williams）出资在纽约出版单行本，分赠各国人士。该文深刻地揭露了满清政府统治的黑暗腐朽，宣告“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认为“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也就是要“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同时呼吁“文明世界的人民”，特别是“美国的人民”，希望他们“在道义上与物质上给以同情和支援”。这是孙中山向西方世界宣告中国革命的宣言书。
1905年春，孙中山应留欧学生贺之才、史青、朱和中等人之邀，由美抵欧，联络留欧学界，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设民国，平均地权”为党纲，先后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德国的柏林、法国的巴黎组织革命团体，“革命党人之声势为之一振”。留欧学界的革命团体当时没有确定名称，实际上与日后在东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是一脉相承的。孙中山后来在回忆同盟会成立的历史时，便是直接从留欧学界在布鲁塞尔、柏林、巴黎组织革命团体一直说到东京，称为“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始”。留欧学界革命团体的建立，标志着孙中山建党原则的一大变化，即从主要依靠会党转变为依靠知识分子与会党双方并进的方针。“今后将发展革命势力于留学界，留学生之献身革命者，分途作领导人。”这是孙中山在与留欧学生朱和中等人经过三昼夜的反复辩论之后的认识。在留学界发展革命势力，这一点直接影响了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从欧洲返回日本。当时，中国留日学生云集东京，黄兴成为最负众望的领袖人物。在东京，经日本志士宫崎寅藏的介绍，孙中山认识了黄兴。他们一见如故，“谈论极合”，会晤约两个小时，“一直商议国家大事”。28日，孙中山会晤宋教仁、陈天华等人于《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他“纵谈现今大势及革命方法，大概不外联络人才一义，言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显然，孙中山是在与湖南华兴会的骨干分子商议联合组织革命大团体，但此事在华兴会中引起争议。29日，华兴会会员集会商讨与孙中山联合的问题，陈天华主张以华兴会团体与孙中山联合，黄兴主张形式上加入而精神上保持华兴会团体的独立，刘揆一主张不加入。各有所说，莫衷一是，最后决定是否加入以“个人自由”为原则。事实上，华兴会会员对联合组党基本上还是抱积极的态度。
与此同时，孙中山还会晤了湖北、四川、广东、安徽等省留学生李书城、田桐、时功玖、邓家彦、康宝忠、何天炯、胡毅生、汪精卫、吴春阳等人，他们为组织统一的革命团体达成了共识。
7月30日，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地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内召开。与会者有来自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安徽、浙江、福建、陕西、直隶10省的革命志士76人，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道一、时功玖、曹亚伯、田桐、冯自由、汪精卫、胡毅生、朱执信、马君武、邓家彦、程家柽、吴春阳、蒋尊簋、康宝忠、张继等人，另有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三人。会上，孙中山首先演说革命形势和进行方法，并提议联合全国革命力量组织新的革命团体。众无异议。随后讨论会名与宗旨。有人提议用“对满同盟会”名义。孙中山认为，革命不专在排满，还要废除专制、建立共和，因而提议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又有人认为，本会为秘密性质，不宜明用“革命”二字。再次讨论，最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又提议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誓词为同盟会的宗旨。有人对“平均地权”表示疑问。孙中山“乃历举世界革命之趋势及当今社会民生问题之重要，谓平均地权即解决社会问题之第一步办法，吾党为世界最新之革命党，应高瞻远瞩，不当专向种族政治二大问题，必须并将来最大困难之社会问题亦连带解决之，庶可建设一世界最善良之国家”。众人鼓掌赞同。随后，与会者填写盟书，并举行庄严的宣誓仪式。最后，会议推定黄兴、宋教仁、陈天华、马君武、汪精卫、蒋尊簋、程家柽等人负责起草会章。
同盟会筹备会议召开以后，各省留日学生纷纷加盟。8月13日，留学界在麹町区富士见楼正式召开欢迎孙中山的大会。孙中山发表了富有政治远见和充满**的长篇演说，宣传了民主革命的大好形势，号召革命志士抛弃不适合中国的君主立宪，主张“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和国”。孙中山的演说极大地鼓舞了留日学生的革命热情。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借日人坂本珍弥宅，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到会者百余人。会议通过了由黄兴等人起草的会章，规定同盟会设本部于东京，设支部于各地，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的宗旨。会议还选举了同盟会本部的领导干部，以孙中山为总理，其下以三权分立的原则，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执行部分庶务、内务、外务、书记、会计、调查（或称经理、总理）六科（也称部），并选定各部与各科的负责人：执行部以黄兴为庶务总干事，其职权仅次于总理，平时辅助总理，总理他适时，以庶务总干事代行一切；马君武、陈天华为书记，朱炳麟任内务，程家柽、廖仲恺主外务，刘维焘为会计，谷思慎任经理；评议部议长汪精卫，议员田桐、曹亚伯、冯自由、梁慕光、胡汉民、董修武、范治焕、张树枬、熊克武、周来苏、但焘、朱执信、胡瑛、康宝忠、吴鼎昌、吴玉章、秋瑾、孙毓筠、覃振等等；司法部判事长邓家彦，判事张继、何天瀚，检事宋教仁。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
同盟会的成立，不是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几个革命小团体的简单联合，而是在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之下，随着革命思潮的高涨，在革命领袖孙中山周围聚集了全国革命力量的基础上成立的一个全国性革命团体。同盟会的成立，既然是全国革命力量的集结，也就自然成为全国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为革命运动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孙中山日后追忆说：“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同盟会的成立，为苦苦求索的革命党人带来了新的希望，使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 同盟会的纲领与性质
同盟会成立后，在黄兴的建议下，宋教仁、田桐等人主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被改组为《民报》，成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1905年11月26日，《民报》第一号出版，孙中山在《发刊词》中第一次把同盟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基本精神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随后，在孙中山为同盟会制定革命方略的《军政府宣言》部分及其在《民报》创刊周年大会的演说中，他进一步对三大主义的思想内容作了系统的阐述。与此同时，通过革命党人的大力宣传，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很快便以“三民主义”的名义流传于世。这个三民主义就是同盟会的政治纲领。
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通过民族革命推翻满族人当权的清政府，重建汉族人当权的“民族的国家”。孙中山说：“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虽然他认为民族主义的根本是“从种姓发出来”的，但他并不把民族主义等同于种族复仇主义。他说：“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他认为，民族革命的目标只是要推翻满族统治的政权，而不是要杀尽所有的满族人。“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
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创立民国”，就是通过政治革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说：“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将来民族革命实行以后，现在的恶劣政治固然可以一扫而尽，却是还有那恶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不做政治革命是断断不行的……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在孙中山看来，政治革命必须与民族革命同时进行，政治革命的目标就是要建立“民国”。“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平均地权”，就是通过社会革命解决以土地问题为中心的社会经济问题，以实现民富国强的目的，建成“社会的国家”。孙中山说：“文明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实行民生主义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国避免发生像欧美各国那样因资本主义发展而造成的贫富不均的社会问题。他认为，欧美各国之所以不能解决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关键是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文明进步，地价日涨”，“贫民无田可耕”，地主“富与国相等”，“贫富不均竟到这地步，‘平等’二字已成口头空话了！”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他并不主张“夺富人之田为己有”，而是主张“定地价的法”，即参照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单一税学说，实施单一税政策，核定现有土地之地价，现价归地主所有，将来地价因经济发展而上涨之增价收归国有，从而使地权为全体国民所共享。“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中国内地文明没有进步，地价没有增长，倘若仿行起来，一定容易……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这社会的国家，决非他国所能及的。”
孙中山为同盟会制定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纲领，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民主革命的基本政治纲领。孙中山在详细阐释了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后总结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总之，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充分体现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政治经济上的要求，集中反映了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代表的广大中国人民要求实现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强烈愿望。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较为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以此纲领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同盟会，也就自然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较为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