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改良派与革命派的早期离合
19世纪末，在甲午战争刺激下兴起的爱国志士救亡图存的浪潮中，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几乎同时登上历史舞台。革命与改良的路径与方法迥然有异：革命派激进，主张从根本上彻底推翻清王朝的皇权统治；改良派温和，主张在不触动清王朝皇权统治的前提下进行渐进的改革。但两者根本的目标则有一致之处，都是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因此，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关系一开始便颇为微妙，既有合作交流，也有矛盾冲突。
1894年初，孙中山在广州悬牌行医，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聚徒讲学，这是孙、康交谊的最初机缘，当时孙中山也是有意结交，但终因康有为要求“具门生帖拜师”而作罢。次年，孙中山在广州倡设农学会，曾请康有为及其门徒陈千秋等人加入，陈颇有意，“以格于师命而止”。1896年以后，当孙中山在乙未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时，兴中会的重要人物谢缵泰在香港与康广仁等维新派人士频频接触，试图谋求兴中会中的杨衢云一派与康梁维新派之间的“联合与合作”。谢缵泰还特地会晤了康有为，双方达成合作意向。随后，他又与康广仁多次秘密磋商合作事宜。康广仁表示：“我们应当把两党的‘上层’人士召集起来开一次会议。我们希望看到对王朝和千百万民众都有好处的‘和平’革命。”同时他认为：“像孙逸仙那样的一些人使我惊骇，他们要毁坏一切。我们不能同这样的轻率鲁莽的人联合。杨衢云是个好人，我想见见他。”显然，康广仁是希望把杨衢云派的兴中会纳入“和平”改良的轨道，所谓的两党“联合与合作”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
与此同时，孙中山也没有放弃与康梁维新派谋求合作的计划。1897-1898年之间，孙中山在日本与宫崎寅藏笔谈时表示，希望“请梁启超或其亲信一人到此一游，同商大事”。当时，横滨侨商邝汝磐、冯镜如等在中华会馆发起组织学校，以教育华侨子弟，为延聘教师事就商于孙中山，孙中山推荐梁启超，并代拟校名为“中西学校”。邝汝磐持孙中山的介绍函到上海谒见康有为，康以梁启超正主持《时务报》笔政，就荐徐勤代梁，并派陈默庵、汤觉顿、陈荫农协助徐勤，还更改校名为“大同学校”。徐勤初到日本时，与孙中山、陈少白时相过从，互相讨论时政得失。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康有为担心与革命党的联系会影响维新派的处境和前途，便要徐勤与孙中山等人疏远，“两党门户之见，从此日深”。结果，大同学校完全被维新派所控制，吸引了更多的侨商力量，反而使兴中会的势力受损。
戊戌政变以后，康梁维新派被迫流亡日本，为两派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机会。康、梁二人抵日后，孙中山即托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和平山周向康有为示意，表示要亲往慰问，借敦友谊；但康有为不以为然，他自称身奉清帝“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往来，而托故不见。后经日本政界要人犬养毅出面斡旋，邀约孙中山、陈少白、康有为、梁启超四人到其寓所会谈，届期康有为又借故不去，而派梁启超为代表。那天，孙、陈、梁三人详细讨论了两派合作方法。几天后，孙中山派陈少白偕平山周谒见康有为。陈少白向康、梁等人痛陈满清政治种种腐败，认为非推翻改造无以救中国，请康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康有为回答说：“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任凭陈少白反复辩论，康有为始终不为所动，“宗旨仍不少变”。孙、康两派的合作谈判再次陷于困境。随后，两派党徒之间虽仍有不少接触，但都因康有为坚决的不合作态度而没有什么结果。
康、梁二人在日本的活动起初得到大隈重信内阁的大力支持，各方面都较为顺利。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大隈内阁不久倒台，而清政府又再三向日本政府交涉，要求把康、梁二人引渡回国，或驱逐出境，新的日本政府于是向康有为下了逐客令，给他一笔旅费令其出境。1899年3月，康有为被迫离日赴欧美活动。他一面竭力寻求英国等列强的支持，一面着手组织华侨的力量。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与华侨领袖李福基、冯秀石等人创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又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或“中国维新会”，简称“保皇会”），康有为任正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会长。康有为特以自己所受光绪皇帝“密诏”为设立“保皇会”的理论依据，宣称：“遵奉圣诏，凡我四万万同胞，有忠君爱国救种之心者，皆为公司同志……今同志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这种宗旨很符合当时爱国华侨的认识水平，因而使保皇会的势力在各地华侨中得到迅速发展，其分支机构遍布五大洲200余埠，会员多达100余万人。保皇会的成立，正式标志着维新派蜕变为保皇派。此后，康有为始终打着“保皇”的旗帜与革命派争夺海外华侨的力量。
与康有为坚决拒绝合作的态度不同，梁启超与孙中山等革命派的关系多在若即若离之间。梁启超流亡日本之初，即在横滨发刊《清议报》，一面颂扬光绪皇帝，一面攻击慈禧太后。他虽然有着明显的保皇思想，但他对于革命的态度却是“向来甚少反对，而不少赞成”。通过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多次接触交往，梁启超对革命有了更深的理解与认识，从而进一步倾向于同情革命。康有为离开日本以后，梁启超加紧了与孙中山谋求合作的步伐。双方经过多次商谈，已经初步达成一个合作的方案，拟定两党合并后以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梁启超草拟《上南海先生书》称：“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署名者为梁启超、韩文举、欧榘甲、罗普、罗伯雅、张智若、李敬通、陈侣笙、梁子刚、谭柏生、黄为之、唐才常、林述唐等康门13人。这既是梁启超等人附从革命的宣言书，又是康门弟子上康有为的“劝退书”。随后，梁启超还亲赴香港与陈少白洽谈两党合并事宜。徐勤与麦孟华向康有为报告说：“卓如渐入行者（指孙中山——引者注）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康有为怒不可遏，回信对梁启超等人严词申斥，并勒令梁启超即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1899年12月，迫于严师的压力，梁启超不得不离日赴檀。临行前，梁启超仍与孙中山相约合作到底，并托孙中山介绍革命同志，孙中山坦然不疑，为他写信介绍给孙眉及檀香山兴中会会员。檀香山本是兴中会的发祥地及重要活动地区，梁启超到达檀香山以后，即不顾与孙中山的合作约定，“竟食言而肥，遽侵夺兴中会之地盘，据为保皇会有”。他声称保皇会“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公然大肆宣扬保皇，并利用自己与孙中山的关系，诱使当地兴中会会员纷纷加入保皇会，甚至孙眉也成了保皇会会员。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得意地宣称：“此间保皇会得力之人大半皆行者旧党。”保皇会轻易地侵占了兴中会的地盘，孙中山对此极为不满，他写信质问梁启超，指责他失信背约，然也无可奈何。梁启超致书孙中山说：“既欲合，则必多舍其私见，同折衷于公义，商度于时势，然后可以望合。夫倒满洲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何必故划鸿沟，使彼此永远不相合哉？”显然，梁启超意中的“合作”是要纳排满革命于勤王保皇的轨道之中。孙中山日后回忆此事时称保皇党“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当此之时，革命前途，黑暗无似，希望几绝。”如是几乎被吞并的“合作”，对于孙中山与革命党人来说，实在是不堪回首的。
庚子自立军起义失败以后，孙、康两派的合作便基本上停止。此后，康梁一派更是极力宣扬保皇主张，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则坚持民主革命的鲜明旗帜，与保皇派进行了顽强不懈的斗争。
二 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之争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思想交锋由来已久。事实上，在两派早期试探着合作的时候，就是因为双方之间有着明显的思想分歧而始终无法融洽，结果不了了之。革命与改良，是中国资产阶级内部两个政治派别关于中国前途或者说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的根本抉择，因此，当两派合作彻底失败以后，原来的思想分歧便自然会演化为激烈的思想论争。如果说，1903-1904年间章太炎痛驳康有为的“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谬论与孙中山“大击保皇毒焰”还只是双方的初试锋芒，那么，1905-1907年间以《民报》与《新民丛报》为中心阵地的论战则无疑是双方思想的总决战。
在日本的《民报》与《新民丛报》是双方论战的主要阵地。《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年11月创办于日本东京，1908年10月被日本政府封禁，共出24期。1910年，汪精卫又在日本复刊《民报》（伪称在法国巴黎出版），仅刊行两期。《民报》的主要编辑人有张继、胡汉民、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主要撰稿人有陈天华、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宋教仁、章太炎、刘师培、但焘、黄侃、汪东、陈去病、廖仲恺、冯自由、陶成章等人。《新民丛报》是改良派的主要舆论阵地，1902年2月创办于日本横滨，1907年7月停刊，共出96期。该刊的编辑、发行甚至撰述都主要是由梁启超负责。另外，在海外其他地方也有双方对阵的报刊：新加坡有《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报》，檀香山有《自由新报》与《新中国报》，曼谷有《华暹新报》与《启南新报》，仰光有《光华报》与《商务报》，温哥华有《大汉日报》与《日新报》，旧金山有《大同日报》《文兴报》《少年中国晨报》《世界报》。香港、广州、上海等地的报刊也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论战。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思想论战一直在持续进行，《民报》的创刊使双方的论战进入一个新阶段。《民报》创刊之时，正值清政府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而着手进行宪政改革准备之日，国内外立宪派极为活跃，立宪思潮甚嚣尘上。对此，革命派以《民报》为阵地作出了及时的回应。在《民报》的第一、二号上，连续发表了汪精卫的《民族的国民》、朱执信的《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陈天华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汪东的《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等系列论文，一面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与立宪主张是“妖言惑众”，一面极力鼓吹革命排满，力倡民主共和。梁启超则在《新民丛报》上相继发表《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长文，倡言君主立宪甚至开明专制，反对排满革命，并针锋相对地向革命派提出公开挑战，“吾欲求著者之答辩，若不能答辩，则请取消前说可也”。一场思想大论战已是不可避免。《民报》在第三号发布“号外”，列举《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12条，说明了双方在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等方面的一些基本分歧，并声明“自第四期以下，分类辩驳”。论战的具体内容基本上围绕这个纲领进行，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问题上。
（一）要不要进行民族革命、推翻满清政府统治
改良派极力否认在满清政府统治之下存在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从而认为没有必要推翻满清政府的统治。他们狂热地歌颂清朝帝王的“功德”，吹捧康熙的薄税政策为“中国数千年所无，亦为地球万国古今所未有”，认为在清王朝的统治之下，“举国人民，其在法律上本已平等，无别享特权者”。他们还认为，满洲是中国国土，不是异国；满清入关取代明朝，只是中国的王朝更迭，不是中国的灭亡。他们批评革命派的反清排满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要求革命派“必多从政治上立论，而少从种族上立论”。与改良派针锋相对，革命派用大量事实揭露满清政府实行的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认为要救国必须推翻满清政府的统治。他们以满洲贵族入关以后武力征服汉族的历史如扬州大屠杀等为例，说明满汉关系“有相屠之史，而无相友之迹”。在他们看来，满清政府在中国的统治就是满洲贵族对汉族人民的残暴**，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所谓“满洲之对于汉民也，无一而非虐，则汉民之对满洲也，亦无一而非仇”。革命派还无情地揭露了满清政府的媚外卖国行径，指出清政府自鸦片战争以后与外国列强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无一非损己以益人者，大者为领土权、独立权之侵蚀，小者为铁路、矿产、航道等权利之授予，使吾国民触处伤心，穷于无告”。为了拯救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必须推翻无视国家利权的满清专制政府，“满洲去，则中国强”。毋庸讳言，革命派中确实有人具有狭隘的种族主义思想和民族复仇情绪，但也有人提出了“仇一姓不仇一族”的观点，认为革命排满只是针对皇族爱新觉罗氏，而不是所有的满族人。“非排一切政府，非排一切满人；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显然，革命派能够明确地区分一般满人与满洲贵族，而把革命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满清政府。
（二）要不要进行政治革命、建立民主共和政体
改良派反对实行民主共和政体，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甚至开明专制。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三：一是国民程度不够。中国民智未开，一般国民“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二是不能躐等。中国现在是君主专制之国，应由开明专制逐渐过渡到君主立宪，不可躐等而从君主专制直接一跃为民主共和。三是可以依靠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当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后，改良派认为“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他们开始收起开明专制论，而希望通过和平请愿的方式，依靠清政府进行有秩序的改革，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对于改良派的国民程度不够论，革命派用近代西方的天赋人权理论为武器，认为：“自由、平等、博爱三者，人类之普通性也……我国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而民权立宪则本乎此精神之制度也。故此制度之精神必适合于我国民，而决无虞其格格不入也。”因此，他们宣称：“我国民必能有民权立宪之能力。”对于改良派的不能躐等论，革命派提出了义正词严的反驳：“有谓各国皆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始共和，次序井然，断难躐等。中国今日，亦只可为君主立宪，不能躐等而为共和。此说亦谬，于修筑铁路可以知之矣。铁路之汽车始极粗恶，继渐改良，中国而修铁路也，将用其最初粗恶之汽车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汽车乎？于此取譬，是非较然矣。”他们宣称：“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对于改良派的请愿立宪论，革命派认为宪政改革不能依靠政府，只能依靠国民。“吾不以改革之事望诸政府，而专望之国民。国民既能改革矣，则民权立宪当然之结果也。”他们指出：“泛观各国，未有国民不革命，而政府自能立宪者……当负政治革命之责任者，惟我国民；有负此责任之能力者，亦惟我国民。所谓政治革命者，颠覆专制而为立宪之谓也，若能以国民之力，达政治革命之目的，则民主立宪政体必可终获。”显然，革命派的目标是依靠国民的力量，通过政治革命的途径，建立民主共和政体。
（三）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实行以土地国有制为中心的民生主义
改良派反对实行社会革命。他们认为，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组织与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相比，有不同的特点，“中产之家多，而特别豪富之家少”，没有悬殊的贫富差距。这是因为中国无贵族制度，行平均相续法，赋税极轻，因而“本来无极贫极富之两阶级存”。“中国之经济社会，则惟当稍加补苴之力，使循轨道以发达进化，而危险之革命手段，非所适用也。”结论是：中国今日“不必行”社会革命，“不可行”社会革命，“不能行”社会革命。改良派还极力抨击了革命派的土地国有论，认为以“定地价”为核心的单税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国有问题，实行土地国有制也不能解决所谓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问题，“一方面对于富者未尝能节其丝毫之专横，一方面对于贫者反使之蒙邱山之损害”。革命派则以欧美等国革命后社会问题严峻为例证，说明社会革命的必要与可行。他们主张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中国社会经济组织不完全，贫富悬殊问题虽不像欧美各国严重，但并不是没有贫富之分，“贫富已悬隔固不可不革命，贫富将悬隔则亦不可不革命”。在革命派看来，要解决贫富不均的社会经济问题，就必须进行社会革命，实行以土地国有制为中心的民生主义。“夫救治贫富之不均，端赖提倡民生主义；而提倡民生主义，首在实行土地国有制；而实行土地国有制，则不可不向惟一之土地而赋课租税。”“民生主义也，土地国有制也，单税法也，即建设新政府惟一之行政方针也。”
（四）革命是否会引起瓜分和内乱
改良派反对暴力革命，认为革命会引起瓜分与内乱，甚至导致中国的灭亡。他们说：“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革命必将造成杀人如麻、流血成河的惨状。革命不仅会引起内乱，而且还会招致外国的干涉。外国列强当时对中国正虎视眈眈，一旦中国革命发生，列强必定会乘机“假定乱之名，以行其瓜分之实”。“夫经革命之后，全国散漫，控御无方，内乱并起，而外侮乘之，中国之亡益速耳。”革命派则热情地歌颂革命，认为：“革命者，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对于改良派的革命引起瓜分说，革命派认为：“革命与瓜分决无原因结果之关系，且正因革命，然后可杜瓜分之祸。”对于改良派的革命引起内乱说，革命派认为，现在的革命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其目的不再是帝制自为，而是为了建设“民族的国家”，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和实行“国家民生主义”，其共同的精神是自由、平等、博爱，这是合于正义人道的，不但不会发生内乱，而且还会消除历代农民战争中群雄相争夺、相戕杀的现象，而“为中国革命史开一新纪元”。在革命派看来，国家不能自强自立，必将发生内乱和招致瓜分，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
1907年7月，几乎由梁启超独立支撑的“独夫”杂志《新民丛报》在困境中停刊，标志着为时将近两年的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思想大论战基本结束。论战的结果可以说是革命派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改良派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黄与之在行将停刊的《新民丛报》上撰文说：“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今则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之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革命党者，公然为事实上之进行，立宪党者，不过为名义上之鼓吹，气为所慑，而口为所箝。”的确，在声势上，革命派似乎压倒了改良派；但是，在实质上，其实两派谁也没有说服谁。这次论战，归根结底可以说是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关于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的两套政治方案之争；但在具体论战的过程中，双方的最大分歧不是实现民主政治的目标，而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是激进的革命道路还是温和的改良道路。论战的结果并没有使双方趋向认同，革命运动仍是与立宪运动分途发展，互争雄长。可以说，通过双方的持续论战，进一步划清了革命与改良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界限。一方面，立宪思潮与立宪运动借清廷预备立宪之势急剧高涨；另一方面，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也推动了革命运动迅速走向**。当然，这种长时间的大辩论，为思想界，特别是为正在形成中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深刻认识当时的中国国情、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提供了一个大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