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粹派与国粹主义思潮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高涨的过程中，革命党人内部的思想颇为复杂，在三民主义的主流思想之外，尚有两股重要的支流：一是趋向保守的国粹主义思潮，一是过于激进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晚清国粹派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阵营中的一个派别，国粹主义思潮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一部分。1905年1-2月，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2月23日，正式发行机关刊物《国粹学报》，也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国学保存会的成立与《国粹学报》的创刊，标志着晚清国粹派的崛起与国粹主义思潮的出现。
国学保存会是国粹派组织国学研究的重要团体，《国粹学报》则是国粹派宣传国粹主义思想的舆论阵地。《国粹学报》自1905年2月创刊，到1912年初停刊，连续刊行7年，共出82期。据统计，先后在《国粹学报》上撰稿者达100多人，其中能够确知为国学保存会会员的有23人，如邓实、黄节、刘师培、陈去病、马叙伦、高天梅、马君武、柳亚子、黄质、黄侃、胡朴安等人，都是国粹派的重要人物。他们多为光复会、同盟会及南社成员，足见国学保存会属于革命团体的性质。著名的革命家章太炎，虽然不是《国粹学报》的编辑人，甚至不是国学保存会会员，但他是《国粹学报》的重要撰稿人，在该刊上发表重要著述多种，并与邓实、黄节、刘师培、马叙伦等人的关系多在师友之间，因而被国学保存会遥戴为精神领袖。章太炎在日本东京主编《民报》时，即在《民报》上大量发表国学研究论文，大力宣传国粹主义思想，同时他还开设国学讲习会，成立国学振起社。章太炎此举正与上海的《国粹学报》和国学保存会遥相呼应，使国粹主义思潮在海内外风云激**。事实上，章太炎就是晚清国粹派真正的核心领袖。
国粹派除刊行《国粹学报》以外，还编辑出版了《国粹丛编》《国粹丛书》《国学教科书》《神州国光集》等系列国粹研究著作，设立神州国光社，开办国学讲习会，并拟开设国粹学堂。当然，国粹派也并不是一群完全钻在故纸堆中的老古董，他们还同时编辑发行致力于介绍西学新知的《政艺通报》。该刊由邓实、黄节于1902年12月在上海创办，主要介绍西方的政治学说与科技思想，同时也刊载一些宣扬国粹主义的文章。《国粹学报》与《政艺通报》并存，表明国粹派的国粹与欧化并行的理想。除《国粹学报》与《政艺通报》外，当时宣传国粹主义思想的重要刊物还有东京的《学林》和广州的《保国粹旬报》。另外，在章太炎主编的《民报》的影响下，一些重要的革命派刊物如《复报》《醒狮》《洞庭波》《汉帜》《河南》《云南》《晋乘》《粤西》《汉声》《神州日报》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宣传国粹主义思想的行列中来。这便使国粹主义思潮在辛亥时期成为革命派阵营中一种颇具影响的思潮。
何谓国粹？“国粹者，一国精神之所寄也。其为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之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是故国粹存则其国存，国粹亡则其国亡。”在国粹派看来，国粹即国学，是指关系国家兴亡的传统学术文化和民族精神。所谓国粹主义思潮，就是力图振兴传统学术文化和民族精神，以期挽救国家危亡的社会政治思潮与文化思潮。
晚清国粹主义思潮兴起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 是民族文化危机的刺激。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在外国列强的侵略下一步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近代中国时刻处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下。国粹派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刘师培在《中国民族志·白种之侵入》中历数俄、英、法、德、日、葡、意各国列强对华种种侵略事实以后，痛切地指出：“瓜分惨祸悬于眉睫……今后之中国又将为欧种之奴隶矣。”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民族危机，刘师培意识到这是与历史上周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这不仅仅是关系到国家政权存亡的政治危机，而且是关系到民族文化兴衰的文化危机。他说：“廿纪以前之中国，为汉族与蛮族竞争时代；廿纪以后之中国，为亚种与欧种竞争时代……中国当蛮族入主之时，夷族劣而汉族优，故有亡国而无亡种；当西人东渐之后，亚种劣而欧种优，故忧亡国，更忧亡种。”他们认识到，西方列强对近代中国的侵略，不仅要从政治上灭亡中国，而且要从文化上灭亡中国，所谓“其亡人国也，必先灭其语言，灭其文学，以次灭其种性，务使其种如堕九渊，永永沉沦”。国粹派认为，学术文化是立国之本，学术文化的灭亡便意味着亡国灭种，要救国必须从学术文化这个根本上救起，这是欧洲文艺复兴与近代日本兴起的历史经验。“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学也者，政教礼俗之所出也。学亡则一国之政教礼俗均亡；政教礼俗均亡，则邦国不能独峙……是则学亡之国，其国必亡，欲谋保国，必先保学。昔西欧肇迹，兆于古学复兴之年；日本振兴，基于国粹保存之论。前辙非遥，彰彰可睹。”国粹派相信，只要学术文化还存在，国家就有振兴的希望。“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章太炎之所以在流亡东京时期孜孜不倦地讲授国学，就是因为他坚信，“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国粹派诸子正是“痛国之不立，而学之日亡”，而创刊了《国粹学报》。存学以保国，从学术文化上挽救民族危机，这是晚清国粹派与国粹主义思潮兴起的根本原因。
二 是对“醉心欧化”思潮的反动。20世纪初年，在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有些人开始丧失基本的民族自信心，认为“中国之学，诚不足以救中国。于是醉心欧化，举一事革一弊，至于风俗习惯之各不相侔者，靡不惟东西之学说是依。”对于这股“醉心欧化”思潮的出现，国粹派颇不以为然。他们痛斥这些对自己的国家和学术文化失去信心而倾心于他人国家和学术文化的所谓“醉心欧化”者为“国奴”和“学奴”。国粹主义思潮的出现，就是要弘扬国粹，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发扬民族精神，激发人们的爱国热忱，正如章太炎所说，“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对此，章太炎解释：“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暴自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显然，章太炎提倡国粹，就是要用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激发国人“爱国爱种的心”，同时对那种所谓的欧化主义补偏救弊。
三 是适应排满革命宣传的需要。国粹派诸子多为江浙一带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反满革命志士。江浙士人的反清历史传统源远流长，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惨痛故事时刻在警醒人民，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反清思想影响尤为深远。那些生长于斯的国粹派人士，从小耳濡目染“华夷之别”的种族思想观念，很自然地萌生反满的民族主义思想。国粹派核心领袖章太炎有“排满巨子”之称，自不在话下。另一国粹派主将刘师培也是“少读东华录，夙具民族思想”。为了表明其激烈的反满革命志向，他曾改名为“光汉”，自称“激烈派第一人”。其所著《攘书》《中国民族志》等书，是阐发民族思想的力作，对清末反清革命宣传影响颇巨。不仅江浙籍国粹派人士如此，其他如邓实、黄节等人也同样具有强烈的反满民族主义思想。黄节所著《黄史》一书，也是清末反满革命宣传的重要著作。邓实、黄节诸人创办国学保存会，刊行《国粹学报》，“以种族革命之大义昌告国人。而文章尔雅，援说瑰博，一时承学之士，闻风瞿然。既洞晓于古今地域氏姓文物典章之源流，与黄炎裔胄所以陵夷之繇，益知革命为不容缓。”国粹派力图从中国民族史志中发掘出反满革命的思想资源，虽然难免大汉族主义的偏见，但无可否认的是，国粹主义思潮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反满革命思潮的高涨，从而促进了反满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
晚清国粹主义思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 是倡导古学复兴。国粹派虽属革命派营垒，但他们多是经史学家，因而很自然地习惯于从学术上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古学复兴”便是国粹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命题。国粹派提倡古学复兴的思想背景是欧洲的文艺复兴，并以西学东渐为中国古学复兴的历史契机。他们认为：“十五世纪，为欧洲古学复兴之世；而二十世纪，则为亚洲古学复兴之世……西学入华，宿儒瞠目，而考其实际，多与诸子相符。于是而周秦学派遂兴，吹秦灰之已死，扬祖国之耿光，亚洲古学复兴，非其时耶。”他们视古学为国粹，认为中国的古学复兴不仅要复兴孔子之学，而且要复兴诸子之学，总之是要复兴先秦时期尚未受到“异学”、“君学”浸染之前纯正而健全的中国古学，即“国学”。“学术至大，岂出一途，古学虽微，实吾国粹。孔子之学，其为吾旧社会所信仰者，固当发挥而光大之；诸子之学，湮殁既千余年，其有新理实用者，亦当勤求而搜讨之。夫自国之人，无不爱其自国之学。孔子之学固国学，而诸子之学亦国学也。”国粹派用平等的眼光看待孔子之学与诸子之学，力图恢复先秦诸子的真面目，打破了孔子及儒学长期以来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独尊地位。此举无疑具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革命性意义。显然，国粹派提倡的古学复兴绝不是简单的复古倒退，而是要借西学以发掘古学的新义。“夫以诸子之学，而与西来之学，其相因缘而并兴者，是盖有故焉。一则诸子之书，其所含之义理，于西人心理、伦理、名学、社会、历史、政法、一切声光化电之学，无所不包，任举其一端，而皆有冥合之处，互观参考，而所得良多。故治西学者，无不兼治诸子之学。”将诸子之学与近代西学相比附，难免牵强附会，但却充分表明国粹派提倡古学复兴是要推动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转型，其立足点是创新，旨在抉发古学的近代意义，且要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吾人今日对于祖国之责任，惟当研求古学，刷垢磨光，钩玄提要，以发见种种之新事理，而大增吾神州古代文学之声价……以保我祖宗旧有之声明文物，而复我三千年史氏之光荣者乎，则安见欧洲古学复兴于十五世纪，而亚洲古学不复兴于二十世纪也。”另外，不能否认，国粹派提倡复兴古学以保存国粹，虽然有对抗“醉心欧化”的意图，但他们并不认为国粹从根本上有碍于欧化，国粹不仅可以与欧化并行不悖，而且还有助于欧化的进行。“国粹者，精神之学也；欧化者，形质之学也。欧化亦有精神之学，此就其大端言耳。无形质则精神何以存，无精神则形质何以立……一言以蔽之，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实为爱国者须臾不可离也。”可见，国粹派提倡古学复兴，对于培养国人的民族文化自信心和激发国人的爱国心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 是宣扬排满革命。如上所述，国粹主义思潮是适应清末排满革命宣传的需要而出现的，宣扬排满革命自然是其一个重要的内容。国粹派大多具有浓厚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其用于宣扬排满革命思想资源的，主要是《春秋》“夷夏大防”之义和历代汉族反抗异族统治的史迹。刘师培在研读《左氏春秋》时特别强调了“夷夏大防”的微言大义：“《公》《谷》二传之旨，皆辨别内外，区析华戎。吾思丘明亲炙宣尼，备闻孔门之绪论，故《左传》一书，亦首华夷之界。”正是基于“夷夏大防”的观念，国粹派把历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全都称为“亡国”。黄节在为《国粹学报》发刊所作的《叙》中说：“悲夫痛哉！风景依然，举目有江河之异，吾中国之亡也，殆久矣乎！栖栖千年间，五胡之乱，十六州之割，两河三镇之亡，国于吾中国者，外族专制之国，而非吾民族之国也。”显然，他们希图以此来激励人们的反清排满情绪。为了达到宣扬排满革命的目的，国粹派还特别注意利用明末清初一些著名的反满思想家的思想资料。国粹派的反满革命论具有鲜明的汉族复仇情绪，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并有意作了辩驳。章太炎认为，排满是反对满清政府及其官吏和军队，而不是杀死一切满人。因此，排满不仅是针对满族官吏，而汉族官吏也同样在所排之列。“满人之与政府相系者，为汉族所当排；若汉族为彼政府用，身为汉奸，则排之亦与满人等。”国粹派还把排满革命与反帝相联系。刘师培把西方列强的入侵归咎于满族对中国的统治，认为“西人之侵入，皆满族有以启之也”。满族入主中国，“既据汉族之土疆，竭其三百年之民力；复作列强之虎伥，以市一姓之私恩”。因而以排满为反帝之前提条件，“不能脱满清之羁绊，即无以免欧族之侵陵”。在此，刘师培虽然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认识有偏差，但是把排满与反帝相联系，便将排满提高到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高度，这是符合时代要求的。
三 是主张建立近代民族国家。国粹派大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但他们并不以民族主义为目的，而是把它作为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手段。所谓近代民族国家，就是建立在近代民族共同体基础之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章太炎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认为“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中华民族是“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形成的近代民族共同体，建立在这个民族共同体基础之上的近代民族国家就是“中华民国”。国粹派认为，在中华民国的旗帜之下，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蒙、回、藏各族可与汉族平等相处，即使满族也不例外。“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优游共和政体之中，其乐何似？”国粹派的这一思想是与以同盟会为中心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相一致的。章太炎在《讨满洲檄》中号召全国“四万万人契骨为誓，曰：自盟以后，当扫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有渝此盟，四万万人共击之”。可见，国粹派以提倡古学复兴为标帜，以宣扬反满的民族主义为手段，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中华民国为目的，其根本的政治主张与革命派并无二致。
晚清国粹派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翼，这些人既是革命家，又是学问家，其革命思想的最大特色就是将学问运用于革命。他们不仅主张保存国粹，复兴中国民族文化，而且提倡借经史助益革命，所谓“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就是借助于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培养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爱国精神。这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宣传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当时，以三民主义为基本内容的民主革命宣传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根柢于国学，以经义、史事、诸子、文辞之菁华，为其枝干；其一，根柢于西学，以反率、政治、经济之义蕴，为其条理。二者相倚而亦相抉。无前者，则国亡之痛，种沦之戚，习焉已忘，无由动其光复神州之念；无后者，则承学之士，犹以为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无由得闻主权在民之理。且无前者，则大义虽著，而感情不笃，无以责其犯难而逃死；无后者，则含孕虽富，而论理未精，无以辨析疑义，力行不惑。故革命文学必兼斯二者，乃能蔚然有以树立。”显然，“根柢于国学”的国粹主义思潮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激发国人的爱国革命**以推动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是功不可没的。
二 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潮
与国粹主义思潮一样，无政府主义思潮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阵营内部的一股重要思潮。与国粹主义植根于本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的基本思想取向不同，无政府主义则完全是一种舶来品，是极端欧化的产物。
19世纪末，有关虚无党与无政府主义的信息已经由《万国公报》等媒体逐渐传入中国；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报刊，都发表了不少介绍虚无党与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无政府主义开始被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在中国传播开来。当时，无政府主义分别从日本与西欧两条途径传入中国，并相应地形成两个中心和两个派别：东京《天义报》派和巴黎《新世纪》派。
东京《天义报》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刘师培、张继、何震、汪公权等人。刘师培大约于1903年前后开始接触无政府主义思想，当时他与林獬所著《中国民约精义》提到“西人无政府党”，认为“无政府党之起原，则起于近世社会主义，盖嫉贫富之不均，而思所以革其弊……法人布鲁东创之于前，俄人巴枯宁继之于后”；并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1907年初，刘师培、何震夫妇应章太炎之邀到达日本。在日本，他们很快与日本的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幸德秋水、堺利彦等人频繁交往，并进一步广泛接触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年6月，何震等人发起女子复权会，创办《天义报》作为机关报，“以破坏固有之社会，实行人类之平等为宗旨，于提倡女界革命外，兼提倡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几乎同时，刘师培与张继发起创设社会主义讲习会，该会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为目的”。这是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社会主义讲习会成立后，也主要是以《天义报》为舆论宣传阵地。《天义报》自1907年6月创刊，到1908年3月停刊，共出19期。1908年4月，刘师培又秘密出刊《衡报》，托名在澳门发行，共出11号，至是年10月被日本政府查禁。刘师培等在东京的无政府主义流派，主要以《天义报》和《衡报》为依托，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同时，还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他们迷信无政府主义，狂热地宣扬无政府主义为科学的真理。刘师培认为：“无政府主义，于学理最为圆满。”何震宣称：“吾于一切学术，均甚怀疑，惟迷信无政府主义。”《天义报》和《衡报》介绍了蒲鲁东、巴枯宁、施蒂纳、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等各家无政府主义理论。对于西方各派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他们最推崇的是克鲁泡特金。刘师培曾专门作文介绍克氏学说，认为“苦鲁巴特金之学说，于共产无政府主义，最为圆满”，“其学术悉以科学为根据”，其基本理论“一为互相扶助说，一为无中心说，彼一切之学术，均由此二说而生”。受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天义报》还零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阶级斗争学说。该报译载了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写的序言，编者案语称：“《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均当从此入门。”该报还译载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所译为“绅士与平民”，译自堺利彦的日译本）。刘师培特地写了一篇译序，称：“观此宣言所叙述，于欧洲社会变迁，纤悉靡遗，而其要归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尽管如此，他们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宣扬无政府革命优于民族民主革命，主张在反清革命胜利之后实行“无政府之制”，并设计了一套称之为“人类均力主义”的空想共产主义方案。
刘师培、何震认为：无政府革命并不妨碍反满的种族革命，“实行无政府革命，则满洲政府必先颠覆，满洲政府既覆，则无政府之目的可达，即排满之目的亦可达”。他们进而认为无政府革命优于种族革命，并主张在颠覆满洲政府之后实行“无政府之制”。“无政府革命凡种族革命之利无不具，且尽去种族革命之害，况实行无政府，则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均该于其中，若徒言种族革命，决不足以该革命之全，此无政府革命优于种族革命者也……吾人所昌言者则在于，满洲政府颠覆后即不复设立政府。欲保满洲君统固不足道，即于排满以后另立政府，亦有以暴易暴之虞。曷若利用中国固有之政俗，采用西欧最圆满之学理，以实行无政府之制乎？”这个无政府的理想社会如何呢？刘师培提出了一个“人类均力主义”的方案：没有国家，没有政府，人人独立，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以一人而兼众艺”。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乡，每乡设老幼栖息所，抚老养幼。人生之初，即入栖息所；儿童6-10岁，学习语言文字；10-20岁，半日学习普通科学，半日学习制造器械；21-36岁，业农，并兼筑路、开矿伐木、筑室、制造铁器陶器及杂物、纺织及制衣等工作；36-50岁，从事烹饪、运输货物、工技师及医生等工作；50岁以后，重入栖息所，任养育幼童及教育事。凡衣、食、住、用之物，为全体人民共同生产，共同享有。“依此法而行，则苦乐适均，而用物不虞其缺乏。处于社会，则人人为平等之人；离于社会，则人人为独立之人。人人为工，人人为农，人人为士，权利相等，义务相均，非所谓大道为公之世耶？”显然，这种建立在绝对平均主义基础之上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其实只是无法实现的空想而已。
第三，宣扬“劳民”（尤其是农民）为无政府革命的动力，提倡“劳民革命”和农民革命。
刘师培认为，“现今中国革命必以劳民为根本”，“吾党对于中国，首冀劳民之革命”。这里所谓的“劳民”，基本上包括了农民、工人、商人以及会党等广大下层劳动人民，其中尤以农民为多数。“中国人民仍以农民占多数，农民革命者即全国大多数人民之革命也。以多数抵抗少数，收效至速。”“中国农民果革命，则无政府革命成矣，故欲行无政府革命，必自农民革命始。”《衡报》特设农民问题专号“农民号”，认为“今日农民之大害者，田主而已”，主张“实行农民革命，废灭土地私有制”，表明其对农民土地问题的关注。
第四，提倡“女界革命”，关注妇女解放问题。
《天义报》本为女子复权会的机关报，其宗旨便有“提倡女界革命”一条。如何进行“女界革命”？他们认为，关键在于“破男女阶级”。“欲破社会固有之阶级，必自破男女阶级始。所谓破男女阶级者，即无论男女，均与以相当之教养，相当之权利，使女子不致下于男，男子不能加于女，男对于女若何，即女对于男亦若何。如有女下男而男加女者，则女界共起而诛之，务使相平而后已。”显然，“女界革命”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实行男女平等，这自然关涉到妇女解放问题。“数千年之世界，人治之世界也，阶级制度之世界也，故世界为男子专有之世界。今欲矫其弊，必尽废人治，实行人类平等，使世界为男女共有之世界。欲达此目的，必自女子解放始。”这是无政府主义的妇女解放观。
第五，与国粹主义相结合，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
刘师培在东京编辑《天义报》的同时，又在为上海的《国粹学报》撰稿，他以一身而兼宣扬无政府主义和国粹主义之二任，使该派无政府主义带有鲜明的国粹主义复古色彩。他们或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寻求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资源，如《天义报》第五卷刊登老子像，称之为“中国无政府主义发明家”；或宣称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古已有之。刘师培、何震认为，“中国自三代以后，名曰专制政体，实则与无政府略同”；政治基于学术，“中国之学术既以非干涉为宗旨，故中国数千年之政治亦偏于放任”，所以，“中国现今之政俗最与无政府相近……则实行无政府主义以中国为最易，故世界各国无政府当以中国为最先”。
1908年底，刘师培、何震夫妇回国，刘师培入两江总督端方幕府，从此投靠清政府，叛变革命。东京《天义报》派无形中烟消云散。
巴黎《新世纪》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张静江、李石曾、褚民谊、吴稚晖等人。张静江为清政府驻法使馆商务随员，“旅法数年，渐结识西欧无政府党诸学者，获聆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学说，因之思想锐进，立论怪特，隐然以中国无政府主义之宣讲师自任”。1907年6月，由张静江出资，与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巴黎创刊《新世纪》，“专提倡无政府主义，奇谈异说，震惊一世”。《新世纪》创刊时明确标榜：“本报纯以世界为主义，同人之意，以为苟能发愿与世界种种之不平等者为抵抗，一切自包其中……本报议论，皆凭公理与良心发挥，冀为一种刻刻进化、日日更新之革命报。”该刊自创刊至1910年5月停刊，共出121号，是在巴黎的中国无政府主义流派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主要阵地。巴黎《新世纪》派无政府主义思想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系统地宣传正统的无政府主义理论。
与《天义报》派主要是从日本转贩不同，《新世纪》派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直接来自西欧，因而更为系统、正宗。他们只介绍无政府主义，基本没有介绍马克思主义。该派在编辑《新世纪》周刊的同时，还出版了《新世纪丛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蒲鲁东、施蒂纳、葛德文、特凯尔、托尔斯泰、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尤其是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两家的学说，译介最多。如克氏之《互助论》《法律与强权》《面包略取》《狱中逃狱》《国家及其过去之任务》等都被翻译过来。他们真心诚意地信奉无政府主义，认为无政府是“最合于今之公道、真理”的社会理想，“苟无政府，则无国界种界，更无彼吾之别，无利己害人，此真自由、真平等、真博爱能见之日也”。《新世纪》派处在当时欧洲无政府主义者活动的中心地区，他们与巴黎的法国无政府主义组织和成员联系密切，在思想上也直接受其影响。他们的刊物直接援用了法国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之名，表明该派刻意使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成为欧洲无政府主义思想正宗的中国版。
第二，把民族民主革命作为实现无政府主义的“过渡物”，力图弥合无政府主义与三民主义的歧异。
在《新世纪》创刊号上，他们把革命思想的进化历程分为三个时期：一为易朝改姓的旧世纪，二为倾覆旧政府、建立新政府的新旧过渡时代，三为扫除一切政府的新世纪。这显然是把民族民主革命视作实现无政府主义的“过渡”阶段。《新世纪》发刊后，其无政府革命主张受到同盟会派革命党人的激烈批评。对此，他们一方面仍然坚持“过渡论”，宣称“政治革命为权舆，社会革命为究竟”，共和政治“止为不得已之过渡物”，无政府“为己所必赴之鹄”。他们仍然把实现无政府主义看做最终目标。另一方面，他们试图弥合与三民主义纲领的歧异。他们认为：“夫社会主义（即无政府主义——引者注），非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背驰者也，不过稍有异同耳……盖社会主义者，求世界人类自由平等幸福，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求一国一种族少数人之自由平等幸福也。归纳之有大小，犹行程之有远近。”他们自称“社会革命党”，而称同盟会派为“种族革命党”，认为双方虽然在主义上有所不同，但在反清革命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因而主张双方“合力”进行反清革命。“种族革命党与社会革命党今日之作用同，而其主义不同。然此不同者，固无碍其同为革命党也，无碍其协力以图最近之革命也。”
第三，主张采用暗杀和暴动等激烈方式，利用下层民众进行无政府革命。
关于实行革命的手段，他们认为有平和与激烈两种，“其平和也，以书报图画，归于教育者，演说戏剧，用以传播者；其激烈也，小则暗杀行刺，大则起革命军”。平和的方式主要用于革命思想的宣传，激烈的手段才是达到革命目的的途径。“其积极之行为，或暗杀，或起革命军，以达推倒政府之目的。”《新世纪》发表了许多介绍欧洲各国有关暗杀的历史与赞美暗杀的文字，认为“实行暗杀，以诛除一二人道之贼，使大多数人之迷梦惊醒，使一般之据强权者寒心”，可以“起革命之风潮”，而使“革命之动机勃发”。在他们看来，暗杀虽然可以激起革命的风潮，但革命的完成还必须利用下层民众“起革命军”。“在今日论中国革命……舍平民揭竿斩木之外，更无他道……无政府革命，直以平民之力，梃击王庭，锄刈豪右兼并之家。”他们认为，会党是“中国平民之代表”，其势力“足以左右中国之社会”，因此他们提出了“去矣！与会党为伍”的口号。
第四，信奉进化论，主张“尊今薄古”，反对以孔子及其儒学为中心的传统纲常伦理与文化。
《新世纪》派以进化论为其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在政治思想上，他们用进化论说明无政府是比共和更完美的政体，“若以共和与王国较，则共和似已尽善，不必复进矣；而天演则不然，故共和仍日进而无政府”。在文化思想上，他们又以进化论为据而提倡“尊今薄古”，认为“惟尊今薄古，故能今胜于古，而进化无极也”。据此，他们对当时流行的国粹主义思潮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那些所谓的中国国粹“已属为过去之陈迹”，应尽早“陈诸博物馆”；那些主张保存国粹的人“是受历史之毒”，不明进化之理，“而使人群之日退化，则其祸群之罪，不啻应加以大辟之刑也”。《新世纪》派还提倡“三纲革命”、“祖宗革命”、“家族革命”，猛烈抨击中国传统的纲常伦理与封建宗法制度，主张以“无父无君无法无天”为“成立无政府之要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象征的孔子，他们更是大张挞伐，认为“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今又凭依其大祀之牌位，以与同胞酬酢”，因而提倡“行孔丘之革命，以破支那人之迷信”。《新世纪》派甚至还提出废除汉字而推行世界语的主张，认为“万国新语，实求世界平和之先导也，亦即大同主义实行之张本也”，把语言文字改革看做实现无政府主义的重要前提条件。
作为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两大流派，东京《天义报》派与巴黎《新世纪》派，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相联系。两刊互通消息，互相宣传。《天义报》第5卷刊登《新刊介绍》，称《新世纪》为“中国报界中之第一杰作”。《新世纪》第16-17号连续登载《革命界之新报》的广告，称《天义报》为“东方惟一之社会新报”，“尤为向来杂志之冠”。《新世纪》第22号还从《天义报》上转载了《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第24号又发表《书天义报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后》，引该会为同道。两派在人员上也有联系。1908年初，东京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始人之一的张继从日本到法国，成为巴黎《新世纪》的骨干分子。可以说，正是东京《天义报》派与巴黎《新世纪》派的互相呼应，而激发了晚清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潮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是双方面的。就积极方面来说，无政府主义者也是革命党人的一部分，他们主张扫除一切强权，自然赞同推翻满清政府统治，因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助于民主革命思想传播的。就消极方面来说，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政府，主张在反清革命胜利之后也不设政府，即实行无政府，这势必与革命派的民主共和理想发生矛盾，而无政府主义者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与行为也不利于革命的组织活动，其对民主革命运动发展的消极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