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海内外支部与分会的建立
同盟会成立后，在进行革命思想宣传的同时，又致力于自身组织机构的发展。同盟会总章规定：同盟会组织系统分本部、支部、分会三级。本部设于东京。支部于国内设五部，国外设四部。国内支部：西部支部设于重庆，辖贵州、新疆、西藏、四川、甘肃；东部支部设于上海，辖浙江、江苏、安徽；中部支部设于汉口，辖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南部支部设于香港，辖云南、广东、广西、福建；北部支部设于烟台，辖蒙古、直隶、东三省、陕西、山西、山东。国外支部：南洋支部设新加坡，辖英荷两国属地及缅甸、安南、暹罗；欧洲支部设于比利时首都，辖欧洲各国；美洲支部设于金山大埠，辖南北美洲；檀岛支部设于檀山大埠，辖檀香山群岛。分会设于各地，分属各支部统辖。据此规划，同盟会将建成一个全球性的网络机构。然而，后来的实际情况与理想尚有一定的距离。
为了尽快地发展党务，同盟会本部自成立时起即陆续推定各省区主盟人，由各主盟人分别负责吸收各省留日学生入会，并返回各省建立同盟会分支机构。各省区先后出任主盟人的名单如下：直隶为张继、杜羲、吕复、王观铭，山东为徐镜心、丁惟汾、于洪起、陈幹，山西为王荫藩、荣福桐、荣炳、谷思慎、景定成、狄楼海、景耀月，陕西为康宝忠、赵世钰、井勿幕，安徽为吴春阳、高荫藻、权道涵、孙毓筠、孙作舟，江苏为高剑公、章梓、张鲁、陈陶遗、许屠，浙江为秋瑾、陶成章、龚宝铨，湖北为时功玖、张昉、陈镇藩、匡一、但焘、白榆桓，湖南为黄兴、仇式匡、宋教仁、刘揆一、陈嘉会，四川为淡宅畅、丁厚扶、张治祥、黄树中、董修武、李肇甫、吴永珊，云南为吕志伊，贵州为于德坤、平刚，河南为杜潜、朱炳麟、曾昭文、刘积学、程克，福建为林时塽、李恢、方声涛，江西为钟震川、张世膺、邓文辉、文群、汤增璧，广西为刘崛、庐汝翼、曾彦、刘尊权、严宽、蒙经，广东为何天瀚、何天炯、廖仲恺、熊樾山、何天衢，上海为蔡元培，天津为廖仲恺，香港为冯自由、李自重、谢华国，南洋为胡汉民。事实上，各地的具体情况较为复杂。
1905年9月8日，孙中山以中国同盟会总理的名义亲自委派冯自由、李自重到香港、广州、澳门等地“联络同志”，“凡有志入盟者，可由二君主盟收接”。冯自由等人到香港后，与陈少白商议改组原兴中会组织，成立同盟会香港分会。这是国内第一个同盟会分支机构。同盟会原定在国内设立东、南、西、北、中五大支部，事实上只有胡汉民于1909年在香港设立了南方支部，其余几个支部实际上都没有成立。因此，同盟会在国内设立的分支机构主要是分会，包括不少名为支部、其实只是分会性质的组织。据不完全统计，到武昌起义前，同盟会在国内设立的支部、分会共有69个，分布在全国21个省，其中南部地区广东、广西、福建、云南共22个，中部地区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共14个，北部地区直隶、山东、山西、陕西、奉天、黑龙江共13个，东部地区浙江、江苏、安徽共10个，西部地区四川、贵州、新疆共9个，甚至被日本侵占的台湾也有1个。另外，同盟会还在全国19个省份设立了110个会、社团体，作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或分支机构的活动机关。通过这些组织机构，同盟会的势力逐渐向全国各地渗透。在新学界，同盟会员在全国20个省区的153所学校里活动，其中由会员开办或担任监督、监学等主要职务者73所；在新军界，同盟会员在全国14个省区内的30所军事学校里担任教职，并有会员200余人在全国16个省区的新军中担任各级军官；在会党中，同盟会员在全国13个省区设立了联络会党的机关、团体共56个。同盟会在全国各地建立分支机构及其开展的联络活动，有效地动员和组织了各种革命力量。
在海外，同盟会致力于在华侨中发展组织。有人统计，除日本东京的同盟会本部以外，海外尚有新加坡同盟会、西贡堤岸同盟会、槟榔屿同盟会、吉隆坡同盟会、荷属各埠同盟会、河内海防同盟会、仰光同盟会、曼谷同盟会、南洋支部、马尼拉同盟会、美东同盟会、美中同盟会、美南同盟会、美西同盟会、古巴同盟会、檀香山同盟会、加拿大同盟会、比国京城通讯处、比国烈日通讯处、柏林通讯处、巴黎通讯处、伦敦通讯处、瑞士通讯处、纽西兰分会等24处同盟会的分支机构，其中南洋10个，美洲7个，欧洲6个，澳洲1个。南洋、美洲华侨较多，欧洲的中国留学生比较活跃，三地都是孙中山常到之地。尤其南洋，更是一般革命党人经常往来之区，因而同盟会的组织也相对发达。同盟会在海外华侨中设立分支机构，并没有严格按照其总章规定的支部、分会二级建制。原定四大支部，事实上只设立了南洋支部，其余三个都没有设立。各地设立的同盟会机构，除明确称为分会者以外，尚有不少是兼辖分会而实际上具有支部性质的机构。因此，上述统计数目明显偏少。据冯自由记载，仰光同盟会下有分会25处，英荷二属各地陆续组织分会或通信处有百数十埠，孙中山便派胡汉民在新加坡设立南洋支部。可见，南洋地区至少有100多个分会。同盟会在海外广泛设立分支机构，对于团结世界各地留学生尤其是广大爱国华侨的革命力量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 内部纷争及共进会独树一帜
同盟会是由各种革命力量聚合而成的松散联盟，内部成员纷杂，难免产生思想歧异。同盟会内部主要的政治思想分歧有二：一是革命纲领问题，即对三民主义的认识与态度问题。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是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应该说大多数同盟会员对三民主义是赞同的；但也有不少不同的意见，有的主要倾向于反满的民族主义，有的赞同民族、民权两大主义而对“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不感兴趣。另外，国粹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也一度颇为流行，使同盟会内部的思想分歧更显复杂。二是革命策略问题，即对武装起义发难地点的选择问题。有的主张到清王朝的心脏地带北京发难的“中央革命”，有的主张在沿海与边疆地区发难的“边地革命”，有的主张在长江流域发难的“中部革命”或“长江革命”。内在思想的分歧加上一些具体的人事纠纷问题，使同盟会组织很快走向涣散与分裂。
同盟会内部的分歧在1907年开始公开暴露出来。2月，孙中山与黄兴因国旗图式问题发生激烈的争执。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以纪念曾经为此流血牺牲的革命烈士；黄兴主张用井字旗，以示平均地权之意。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以日为表，是效法日本，必速毁之”。孙中山颇为恼怒，厉声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黄兴也被激怒，“发誓脱同盟会籍”。双方争论相当激烈。当时，宋教仁同情黄兴，认为孙中山“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而同盟会成立以来，“会员多疑心疑德”，“今又如是，则将来之不能有所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之讥”，也决定向孙中山提出辞职。后来，黄兴“为党与大局”，作了让步，虽“意颇怏怏”，而终于“勉强”服从了孙中山。事情虽然因此而平静下来，但是同盟会高层领导之间的裂痕并没有因此而弥合。此后，黄兴为顾全大局，一直忠心耿耿地追随孙中山，而宋教仁、章太炎等人则对孙中山始终心存芥蒂，难以释怀。
同年2月底3月初，清政府因同盟会发动萍浏醴起义事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要求引渡或驱逐孙中山。日本政府即赠送孙中山旅费5000元，迫令孙中山自动离境。同时，有个日本商人铃木久五郎也向孙中山提供赠款1万元。孙中山接受这两笔款子后，从铃木赠款中拿出2000元给章太炎作为《民报》的经费，然后携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离日赴港，转往新加坡、越南等地，经营边境起义。孙中山离日以后，章太炎始得知孙中山还接受了日本政府赠送5000元款项，便与张继、刘师培等人大起非议，说孙中山被日本政府收买，“中山得日贿，去时引党员宴会，以为一去不返之保证”。章太炎气愤之中撕下《民报》社的孙中山像，批上“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几字，他以为孙中山当时仍在香港，就把照片与批语一同寄往香港。6月，孙中山、黄兴等人策划的潮州黄冈起义与惠州七女湖起义相继失败的消息传到东京后，同盟会内部的反孙声浪进一步高涨。当时，因孙、黄不在东京，刘揆一以庶务代行总理职务暂时主持同盟会本部事务。章太炎、张继、谭人凤、刘师培等人纷纷要求刘揆一召开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为总理。此举遭到刘揆一的坚决反对，他甚至与张继互相揪打起来。鉴于事态的严重，刘揆一又难以说服众人，他便一面急函告知黄兴，一面致书冯自由、胡汉民，希望孙中山向东京同盟会本部引咎自责。孙中山复函称：“党内纠纷，惟事实足以解决，无引咎之理由可言。”黄兴复函则表示坚决拥护孙中山，并要求众人消除误会。他说：“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经过黄兴、刘揆一的努力调解，一场反孙风潮暂时得以平息。事实上，同盟会内部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正如谭人凤所说：“表面尚得曲全，惟同志之精神，则由此稍形涣散矣。”此后，孙中山再也不太愿意过问同盟会本部的工作，同盟会组织更趋涣散。
共进会的成立便与同盟会的组织涣散密切相关。吴玉章回忆说：“这时日本的同盟会组织也很涣散，孙中山、黄兴等领导人都不常在日本，宋教仁又没有威信，真是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当时，长江流域各省与会党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同盟会员，如四川的张百祥、湖南的焦达峰、湖北的孙武与居正、江西的邓文辉等人，不满于孙中山、黄兴等人专注于华南边境的武装起义而忽视与各地会党的联系和组织工作，便与那些逃亡到日本的各地会党头目联络筹划，决定在同盟会外成立一个专门联络会党的组织——共进会。1907年8月，共进会在东京清风亭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有来自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广东、广西、云南等省留日学生近百人，其中有不少是各地哥老会、孝义会、三合会、三点会等会党头目。由于四川孝义会首领张百祥在会党中资格最高，故被推为共进会首任会长。共进会采用会党结盟入伙的传统办法，编定山、堂、水、香名称为：中华山、光复堂、兴汉水、报国香。共进会会址设在东京青山区，署名“华群舍”。
共进会成立后，发布了文言、白话两个宣言。文言宣言宣称，“共进者，合各党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号召“四万万黄帝子孙”奋起为祖宗复仇，并表示要继承太平天国反满遗志，“以竟此未竟之功”。白话宣言主要是针对会党宣传而作，进一步宣扬了反满思想，不仅揭露满清政府对汉人的残暴统治，认为“这种鞑子贱种不赶紧排逐出去，汉族人是一日也不得安身的”，而且揭露满清政府投靠洋人、卖国自保的罪恶行径，认为“这满洲鞑种只顾奉承洋人来保住他们做皇帝，哪里肯管汉人的死活，我们若不早点把这满洲鞑种排出去，他就会把我们中国全盘送给洋人……我们把满洲鞑种排逐出去了，我们中国就会得到安定”。这两个宣言主要宣扬的是反满的民族主义。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共进会入会誓词把同盟会誓词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对此，共进会员从联络会党的角度作了多种解释。一是会党的知识水平低。焦达峰、张百祥、邓文辉等人在筹划组织共进会时，便“以同盟会誓约内之‘平均地权’四字意义高深，非知识幼稚之会党所能了解”，故“将‘平均地权’改作‘平均人权’,以免收揽会党多费口舌”。二是会党的社会地位低下。张百祥认为：“中国人的阶级太多，太不平等了，中国人除视官僚为上品外，士农工商都有地位，独视会党为下品。”故他主张革命成功以后，“无论各界的人，一律平等相待，所以改为平均人权”。这两条主要是指一般的会党分子而言的。三是会党的上层分子多为地主出身。吴玉章说：“因为会党中的上层分子有不少是地主阶级出身或与地主阶级有着密切联系的人，所以共进会把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以便他们容易接受。”可见，共进会的成立，主要目的在于开展联络与组织会党的工作。
共进会是部分同盟会员成立的专门联络会党的新团体，其组织系统和宗旨纲领都与同盟会有别，黄兴说其是“立异”，谭人凤认为是“反文明而复野蛮”，显然是对同盟会的分裂。但是，共进会仍然是一个反清革命团体，其对革命的贡献不容抹杀。“自有共进会以后，中国南方各省绝大部分的会党都在反满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了，这就使同盟会增加了一个群众基础较为广泛的外围组织，从而有利于促进革命运动的高涨。”事实上，后来不少共进会会员陆续回国，不仅联络会党，而且在新军和学界活动，尤其使长江流域的革命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正是湖北的共进会与文学社成功地发动了武昌起义。
三 倒孙风潮与光复会重建
1908年秋，共进会独树一帜以后，同盟会东京本部更形涣散。孙中山则在新加坡设立同盟会南洋支部，苦心经营南洋事务。这时，无论东京还是南洋，都遇到了极大的经济困难。在东京，《民报》经费日绌，几乎难以为继，章太炎等人艰难度日；在南洋，为妥善安置因河口起义被越南法国殖民当局驱逐出境的六七百革命党人，孙中山更是焦头烂额，窘迫难堪。就在此时，陶成章从东京到南洋募捐筹款，使同盟会内部的矛盾再一次激化起来。
陶成章（1878-1912），字焕卿，浙江会稽人。早岁主张救世之学，喜读新书，遂萌种族革命思想，“痛异族之专制，悯社会之暗塞，思欲改革而扫除之，间形诸辞色，父品三先生惧祸及，屡戒之弗变”。1902年留学日本，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与革命活动。次年回国，与龚宝铨、魏兰等人联络浙江各地会党。1904年，著《中国民族权利消长史》一书，鼓吹种族革命，不遗余力。同年，陶成章与蔡元培等人创立光复会，成为光复会骨干人物。1907年初，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并被推为《民报》编辑。陶成章与章太炎的关系较为密切，两人对孙中山的态度也基本一致。
1908年9月，陶成章化名唐继高，带着章太炎所印的《民报》股票数百张前往南洋募捐筹款。到南洋后，陶成章要求孙中山拨款3000元作为《民报》的印刷费，并要求增加《民报》股款及维持费；同时，他还要求孙中山帮助筹款5万元，作为他回国筹办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协会的经费。这使处境本就艰难的孙中山颇感为难，他四处张罗，甚至变卖手表等物，但都无法满足陶的要求，他不得不向陶摊牌，“推以近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陶成章颇感失望，他又要求孙中山作函介绍他前往各埠筹款，得到孙的同意。但是，当陶持孙函到各埠筹款时，各地华侨应募者虽多，而交实款者少。陶怀疑孙中山从中作梗，十分不满，遂决计撇开同盟会，重新打出光复会的旗帜。于是，他一方面与同样对孙中山不满而正在槟榔屿任教的原华兴会会员李燮和计议，印刷光复会盟书、会章，准备在南洋发展光复会势力；另一方面，他又在缅甸《光华日报》上发表记述光复会骨干人物徐锡麟、秋瑾和他自己的革命事迹的《浙案纪略》，为重建光复会大造舆论。
1909年初，陶成章到爪哇泗水，在浙籍人士王文庆等人的支持下，成立了光复会。随后，南洋各地陆续成立光复会分会，公开与同盟会呈分庭抗礼之势。陶成章在发展光复会势力的同时，还不时地散布流言蜚语，肆意攻击孙中山。9月，陶成章与李燮和等人以川、粤、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孙文罪状传单》，列举孙中山“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等罪状三种十二条；指责孙中山“谎骗营私”，说他在香港、上海汇利银行存款20万元，资助孙眉在九龙造屋等等；并提出善后办法九条，要求同盟会东京本部“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布罪状，遍告海内外”，再次掀起倒孙风潮。
陶成章带着这份《孙文罪状传单》返回东京，要求黄兴召开同盟会本部会议讨论此事。黄兴断然拒绝，并与谭人凤、刘揆一联名致函南洋同志，极力为孙中山辩护，“将公函（即《孙文罪状传单》——引者注）详细解释，以促南洋诸人之反省”。在东京，同情支持陶成章的只有“江浙少数人与章太炎而已”。陶成章倒孙计划落空。当时，汪精卫等人正在东京筹备续刊《民报》，将章太炎、陶成章排除在外。章太炎愤怒之下发表《伪民报检举状》，痛斥孙中山“借革命为新骗术”。同时，在爪哇的陈威涛又将《孙文罪状传单》印刷百余份，邮寄中外各报馆刊登，把对孙中山的攻击公之于世。孙中山大怒，命同盟会各机关报全力反击。陶成章又作《布告同志书》一册，“直言孙文种种之非”。双方关系极度恶化。
陶成章图谋倒孙计划失败以后，自然走上了另立山头、与同盟会分裂的道路。他致函李燮和等人称：“弟意各处局面，可以收拾者则收拾之，不则弃之可也，何妨另开局面乎？前次之事，终算一场大悔（晦）气罢了。”他表示了“另开局面”的意图。陶成章又对章太炎说：“逸仙难与图事，吾辈主张光复，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会先，曷分设光复会？”此议得到章太炎和部分同盟会员的赞同与附和。1910年2月，光复会总会在东京成立。章太炎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章梓为庶务员，沈家康为书记员；在南洋设“行总部”，代行东京本部职权，以李燮和、魏兰、沈均业为执行员。光复会因此而重建。重建后的光复会并不是原来光复会的恢复或发展，其成员与原来的光复会已大不相同，主要不是旧有的光复会会员，而是南洋地区对孙中山不满的同盟会会员。因此可以说，重建后的光复会实际上是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一个新的政治团体。
重建后的光复会是对同盟会的分裂，在政治上也有所倒退。他们反对孙中山的武装起义路线，认为是“东放一把火，西撒一盘沙，实属有害而无益”。他们自己的革命方略是什么呢？陶成章声称“专主个人运动，以教育为根本”。1910年3月，章太炎、陶成章创办《教育今语杂志》，宣称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教育为宗旨，可见其“以教育为根本”的主张，并没有超出改良派的“教育救国”论。至于陶成章所谓的个人运动，就是以暗杀的手段“扰乱北京”。为此，陶成章试图设计一个实行“中央革命”的妓院方略：“与女士孙晓云密谋，欲在北京开设妓院，以美人诱满清贵族，席间下毒，以为一网打尽之计”，真可谓荒谬至极。显然，重建后的光复会并没有系统的革命方略，事实上，他们的单独活动也没有多少实际建树。当然，光复会与同盟会的矛盾只是革命派内部的矛盾，两者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们在反清排满的根本问题上仍是一致的。后来，光复会也参与了同盟会的反清武装起义，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 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
同盟会内部的政治分歧致使矛盾冲突不已，自1907年后便由思想纷争演变为组织分裂，共进会独树一帜，光复会自立门户，东京同盟会本部日趋涣散。孙中山远在海外，鞭长莫及，于是自己着手改组同盟会。1908年秋，孙中山在新加坡建立同盟会南洋支部，派胡汉民为支部长，另订中国同盟会分会总章十六条及通信办法三条，通告各处团体一律遵守。南洋支部自成系统。孙中山自称是“从新组织团体”，“南洋之组织与东京同盟会不为同物”，并认为自己久已不是章太炎等人的同盟会的总理了，两广、云南历次起义“皆奉革命党本部之名义，并未一用同盟会名义也”。1910年初，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建立同盟会时，更改以前16字誓词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三民主义”，并将盟书内“中国同盟会会员”改为“中华革命党党员”。誓词与会名的改动只在党内秘密进行，对外仍以通行的“同盟会”名义。冯自由称这是孙中山此次游美之“创举”，但此举并未通告东京本部及关内外各地分会，只有南洋支部“奉令照行”。毋庸讳言，“中华革命党”名目的启用乃孙中山擅自所为，其实也是对同盟会组织的一种分裂行为。当时，广州新军起义刚败，“在东同志概灰心，党事无人过问”，“总理在北美，克强在南洋，东京本部几无人主持，形势颇形涣散”。正是在同盟会本部机构几乎陷于瘫痪的状态下，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部分同盟会员酝酿筹建同盟会中部总会。
1910年6月，孙中山秘密潜往东京，黄兴、赵声相继而至。谭人凤、宋教仁与孙中山商议改良党务，因涉及敏感的党内矛盾问题，双方小有冲突。本来相约来日邀集同盟会各分会长再议，不料孙中山被日本政府勒令离境，未及通知谭人凤等人。谭人凤等人不明真相，对孙中山颇为不满，认为他“暗地而来者，又暗地而去，置党务于不议不论”，甚至认为“中山以总理资格，放弃责任，而又不自请辞职，同人不得已商议改组，非同盟会负中山，实中山负同盟会也”。7月，谭人凤、宋教仁、赵声等约集11省区同盟会分会长开会，讨论革命进行方略。宋教仁提出上、中、下三策：“在边地进行为下策，在长江流域进行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进行为上策。请决定以哪一策为妥。”经大众公议认为：“下策太不济事，上策太不容易，我们还是以取中策为好。”于是决议组织“中部同盟会”作为策动机关。会后，谭人凤南下香港与黄兴等人磋商。黄兴表示没有意见，认为“须有款项方可”。胡汉民则冷嘲热讽地说：“因改组而又将有无谓之总理问题发生，非笑话乎？”谭人凤反唇相讥：“本部在东京，总理西南无定踪，从未过问，总于何有？理于何有？东京经费，纯仗同志摊派维持，并未向各处招摇撞骗，汝等以同盟会名义，掣骗华侨巨款，设一事务所，住几个闲散人，办一机关报，吹几句牛皮，遂算本事冲天，而敢藐视一切耶？”他甚至当面对胡汉民宣称：“天下事断非珠江流域所能成。”从此，谭人凤等人更坚定了建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以经营长江流域的决心。但因经费不济，其事暂告搁浅。
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使同盟会损失惨重。事后，赵声忧愤至死。黄兴意志消沉，认为：“同盟会无事可为矣，以后再不问党事，惟当尽个人天职，报死者于地下耳。”同盟会的活动再次陷于低谷。在此背景下，谭人凤等人从沉寂中奋起，加紧筹划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7月31日，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吕志伊、章梓等来自湘、浙、川、闽、苏、皖、滇7省的同志29人，在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学正式召开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由谭人凤、宋教仁分别起草的《宣言》和《章程》;并选举总务干事5人，分掌各部事务：陈其美掌庶务，潘祖彝掌财务，宋教仁掌文事，谭人凤掌交通，杨谱笙掌会计。8月2日，总务会干事又公推谭人凤为总务会议长。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虽然宣称“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但它对以往同盟会的历史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其“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其组织也自成系统，设总机关于上海，各省设分部，并宣称“总理暂虚不设，留以待贤豪”，事实上并不承认原同盟会总理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宣称：“本会由中国同盟会会员之表同意者组织而成……凡中国同盟会会员依本会法律入会者，皆为本会会员”。其宗旨标榜“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放弃了原同盟会的“平均地权”主张。因此，与其说同盟会中部总会是同盟会的分支机构，不如说是一个从同盟会中分离出来的新的革命团体。
虽然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分裂倾向毋庸置疑，但是其客观历史作用仍然不容低估。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适应了长江流域革命形势高涨的需要，及时地将革命的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有效地承担了长江流域革命运动的联络与领导重任，为武昌起义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从同盟会的政治分歧与组织分裂的历史来看，同盟会并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革命政党。虽然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共进会、重建的光复会以及同盟会中部总会等革命团体对辛亥革命的成功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政治思想上的纷争与组织上的分裂，毕竟削弱了同盟会整体的战斗力，从而使它终究无法领导这场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