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方的北伐与妥协
武昌起义以后，南方各省在相继光复的过程中，为了推翻清王朝以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业已开始进行北伐的准备。
1911年11月3日，就在上海起义的当天，上海军政分府发布宣言书便宣称要“举北伐之师，讨将亡之虏”。随后，上海各界群众组织了各式各样的军事团体：有青年学生、革命党人及其他各界人士组织的中华学生军、学生北伐队、学生军、学生守卫团、中华民国学生军、学生北伐团、国民军北伐团、志愿决死团、义务宪兵队、中华民国北伐先锋队、十字军北伐队、沪宁北伐义勇军、铁血团、中华民国义军，有妇女组织的女民国军、女子北伐光复军、女子军事团、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女子尚武会，还有各省旅沪人士组织的河南北伐军支部、旅沪湘人北伐队、江西北伐队、直豫皖三省北伐军、蜀汉军、川滇黔桂四省北伐军。这些团体大都以北伐为目的，不仅从其命名上可以看出，而且其发表的宣言、章程有更清楚的说明。如学生北伐队“以渡黄河，捣幽燕，犁满虏之庭穴，启汉族之光荣为惟一之宗旨”；国民军北伐团“以速行进军克复南北两京为宗旨”；志愿决死团“以克复金陵、恢复江汉、直捣幽燕为宗旨”；女子尚武会“目的在办理北伐军之后方勤务”等等。与此同时，沪军都督陈其美通电南方独立各省，建议组织北伐联军。电称：“北京未下，大局难平，拟组织联军，共谋北伐。现定蜀、湘、楚为第一军，由京汉路进行；宁、苏、皖、浙为第二军，由京浦路进行；闽、粤为第三军，由海道进行。“12月5日，上海各界集会成立北伐联合会，推程德全为会长，章驾时为副会长，朱芸为司令。该会设立作为“民立战时行政机关”的中华全国军机统一总汇处，“以联合各省都督，会同北伐，招集兵队，统合军机，以期一致进行，共谋光复为宗旨”。陈其美的通电和北伐联合会的成立，表明上海方面希望南方独立各省联合起来统一进行北伐的强烈愿望。
与上海一样，其他南方独立省区也纷纷响起了北伐的呼声。如广东学生队发布宣言书，宣称：“驱逐满虏，□手燕云，还我河山，复我自由；振大汉之天声，成共和之政府，将于今日基之矣。”他们组织北伐队，以“戡定中原，恢复神京”为宗旨。广西省议院致电各省军政府：“乞速会兵北伐，勿再信和，贻误大局。”浙江共和促进会通电各报馆认为：“北伐计划已定，和议万不可迁就。”山西军政府代表告各省书称：“会师北伐，刍秣糇粮，晋虽编（偏）小，惟力是视，决不为天下后。”贵州都督杨荩诚致电黎元洪，表示“拟亲督军北伐”。其时，广东北伐军已率先付诸行动，由司令姚雨平、副司令马锦春“督师北上”，进抵上海，准备“与各省义师讨贼”。江浙联军也在南京召开军事大会，推举徐绍桢为北伐总司令，并通电各省都督，准备北伐。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南方独立各省的北伐呼声进一步高涨起来。各地军民纷纷表示：“北伐北伐，纵以吾辈之血，染成民国地图，亦所不惜”；“和议恐不可恃。……誓与北军决一死战。”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也坚决主张北伐。1912年1月4日，孙中山致电广东代理都督陈炯明称：“中央政府成立，士气百倍，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广东民军勇敢素著，情愿北伐者甚多，宜速进发。”孙中山甚至表示“拟俟和议决裂后，亲统大兵北伐”。1月7日，孙中山致电黎元洪，确定了六路北伐的计划：“现在用兵方略，当以鄂、湘为第一军，由京汉铁道进；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进，与第一军会于开封、郑州之间；淮阳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进，会于滦州、秦皇岛；合关外之兵为第五军，山、陕为第六军，向北京进。一、二、三、四军既达第一之目的后，与第五、六军直指敌巢。”随后，集结在南京周围的粤军姚雨平部和皖军柏文蔚部沿津浦路北进，攻占徐州；关外大都督蓝天蔚部与沪军北伐先锋队刘基炎部先后从上海乘兵舰北上，进抵烟台，并拟进攻东北。除此而外，其他各路军队并未行动，北伐实际进展不大，最终在南北议和的妥协中夭折。
关于南北议和，南方的目的是清帝退位，试图以和平的手段达到革命的目的；袁世凯的目的则是取得政权，为此他不惜玩弄两面手法，“一方挟满族以难民党，一方则张民党以迫清廷，时人谓之新式曹操”。民党、清廷、袁世凯三方的关系颇为微妙，民党与清廷势不两立，袁世凯恰好操纵其间。因此，南北议和其实只不过是民党与袁世凯之间如何处置清廷的一桩交易罢了，其关键有两个互为前提的条件：一是南方许诺袁世凯为民国大总统；二是袁世凯答应迫使清帝退位。
南北议和曾经因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而一度出现波折，但南北双方事实上始终没有真正放弃议和，交易仍在秘密进行。袁世凯在唐绍仪辞去代表职务后便与伍廷芳直接通过电报联系，与此同时，唐绍仪仍在上海与伍廷芳不断地进行秘密交涉。这个时期，双方交涉的主要内容集中在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的交换条件上，即孙中山在清帝退位后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推举袁世凯为民国大总统。对此，南方各派政治势力基本上是赞同的，孙中山也并不反对。
早在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时，他曾致电袁世凯，说明南方组织临时政府乃形势所迫，“盖以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他同时表示自己出任临时大总统也是“暂时担任”，仍在等待袁的反正，认为“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对此，袁世凯颇为不满。他一方面以唐绍仪越权为由，宣布取消唐的议和代表资格；另一方面又唆使段祺瑞、冯国璋、姜桂题等北洋将领联名电奏清廷，极力主张君主立宪而反对共和，并“吁请满族亲王和贵族们出钱继续打仗”。这实际上是在给南方施加压力。
1912年1月2日，孙中山再次向袁世凯重申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达到革命的目的，并表示推袁为总统的诚意。他说：“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但袁世凯仍然对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和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心存疑虑。1月5日，袁世凯致电伍廷芳诘问：“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为君主立宪，该政府暨总统是否亦即取消？”同时，他还通过唐绍仪询问伍廷芳：“孙君肯让袁君，有何把握，乞速详示。”迫切希望得到南方的切实保证。1月15日，孙中山通过伍廷芳向袁世凯明确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这个保证后，便开始加紧进行“逼宫”，迫使清廷退位。
二 袁世凯的逼宫
袁世凯早就对清廷怀有异心，武昌起义正是其实现野心的天赐良机。正如赵秉钧所说：“项城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时机，武昌事起，举朝皇皇，起用项城，授以指挥全国军队全权，正是大有为时机，得以偿其抱负。”袁世凯被清廷起用之初，便开始预谋收拾南北局势。他曾派人密告梁士诒说：“南方军事，尚易结束，北方政治，头绪棼如，正赖燕孙（梁士诒）居中策划一切。请与唐少川（绍仪）预为布置。”正是依靠策士梁士诒、唐绍仪等人的“策划”和“布置”，袁世凯得以在南北对峙的政局中纵横捭阖，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政治野心。
袁世凯始终在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因此，在与南方议和谈判的过程中，袁世凯业已着手从多方面给清政府施加压力，为最后的逼宫作铺垫。1912年1月3日，驻俄公使陆徵祥联合驻外各国公使，电请清帝逊位。1月4日，北京《官话报》发表社论，“敦促朝廷接受必不可免的事情并逊位”，“该报竟以路易十四和理查一世的命运告诫朝廷”。1月12日，驻上海外国商会致电袁世凯、奕劻、载沣，认为清廷已对中国大部分地区失去控制效力，而全国大部分人民的思想是承认共和、反对专制政体，要求奕劻、载沣“迅速转致宫廷并各皇族，立刻设法俯顺舆情”。1月15日，开缺两广总督袁树勋与四川总督岑春煊等人电奏，要求清廷“明降谕旨，早定共和政体，上法唐虞，特畀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代表组合相当政府”，“俾天下知禅让美德，实出自朝廷本怀”。以上大都出自袁世凯的授意和梁士诒等人的策划，由此而人为地造成了一个各方面要求清帝退位的氛围。
与此同时，袁世凯还把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秘密地告诉庆亲王奕劻，说这是替清室和满人谋安全的最上办法，革命党既不让步，用兵实在危险。1月12日，清室王公亲贵就议和形势召开秘密会议，奕劻提出退位的话题，除了几个少年亲贵表示反对外，大都意气消沉。次日，载沣访袁，探询退位的问题，袁世凯敷衍了事。此刻，袁世凯对于清室的态度已经心中有数了。
1月16日，袁世凯亲自出马。他以内阁总理的身份，率全体国务大臣联衔上奏清廷，宣称清廷大局岌岌可危。奏曰：“战地范围，过为广阔，几于饷无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筹款之法，罗掘俱穷……常此迁延，必有内溃之一日。倘大局至此，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南方民军“万众之心，坚持共和，别无可议”。各国列强因此次战祸而贸易损失不小，“若其久事争持，则难免不无干涉”，希望清廷“俯鉴大势，以顺民心”，否则将出现法国革命那样不堪设想的后果。“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当天，袁世凯在退朝回家途经东华门大街时，遭到革命党人张先培、杨禹昌、黄之萌等人的炸弹伏击，侍卫长袁金标毙命，并有护兵及巡警数人受伤，袁世凯得以逃脱，张、杨、黄三位革命党人被捕牺牲。袁世凯虚惊一场，便借故请假不再入朝，而仍在幕后操纵逼宫活动。
1月17日，清廷召开内阁会议。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恭亲王溥伟诸王及蒙古王公均与会，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称病未到，派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为代表。会上，赵秉钧传达了袁世凯的意旨，他说：“革命党势甚强，各省响应，北方军不足恃。袁总理欲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彼开议，或和或战，再定办法。”此言一出，当即遭到恭亲王溥伟的强烈反对，双方唇枪舌战，争执不下。最后，庆亲王奕劻打圆场，认为“事体重大，我辈亦不敢决，应请旨办理”。众人随声附和，会议不欢而散。
1月19日，清隆裕太后在养心殿召集满蒙王公亲贵“醇王、（溥）伟、睿王、肃王、庄王、润贝勒、涛贝勒、朗贝勒、泽公、那王、贡王、帕王、宾图王、博公”14人，举行御前会议，讨论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问题。当太后提出“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的问题时，众人均“力主君主”，认为“无主张共和之理”。太后再抖出奕劻与袁世凯所谓“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及“必使摄政王退位”的说法，溥伟、那彦图、载泽、善耆等人纷纷表示反对。他们一面攻击“奕劻欺罔”，认为“嗣后不要再信他言”；一面坚决主战，甚至要求太后拿出宫中金银器皿，暂充战费，“虽不足数，然而军人感激，必能效死。如获一胜仗，则人心大定，恩以御众，胜则主威。”但隆裕太后已有无力回天之感，她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会议无结果而散。
同一天，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联衔奏称：“人心已去，君主制度恐难保全，恳赞同共和，以维大局。”这显然是袁世凯意图的进一步公开表露。
为了最终迫使清廷就范，袁世凯再一次打出北洋势力这张王牌。1月26日，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段祺瑞联合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王占元、曹锟、李纯、潘矩楹、王怀庆、张怀芝等50人，致电内阁、军谘府、陆军部并王公大臣，请代奏清廷，建议清廷接受优待条件，赞同共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电文曰：“虽祺瑞等公忠自励，死生可保无他，而饷源告匮，兵气动摇，大势所趋，将心不固，一旦决裂，何所恃以为战。深恐丧师之后，宗社随倾，彼时皇室尊荣，宗藩生计，必均难求满志，即拟南北分立，勉强支持，而以人心论，则西北**，形既内溃，以地理论，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他们强烈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其咄咄逼人之势，令清廷无处藏身，清帝退位问题已经毫无回旋余地。1月30日，清廷再次召开御前会议，“各亲贵王公对于共和，均不反对”。
2月3日，清廷发布上谕：“著授袁世凯以全权，研究一切办法，先行迅速与民军商酌条件，奏明请旨。”一纸上谕，终于使清廷完全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袁世凯。
三 宗社党的反袁活动
在袁世凯逼宫的过程中，曾经一度遭到部分清室王公亲贵的激烈反对，并以这些清室王公亲贵为中心，迅速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对清帝退位的政治势力，即宗社党。
宗社党“乃清帝退位以前，以清朝之皇族宗室及旗人为其核心，以及食清朝之禄之义士为挽救宗社而组织之政治团体”。其主要成员有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贝勒载洵、镇国公载泽、军谘使良弼、原陆军部尚书铁良等少数清室王公亲贵，另有蒙古王公那彦图和陕甘总督长庚、署陕西巡抚升允等蒙族重臣。他们以“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激烈的宣言，极力攻击袁世凯。对于袁世凯借停战议和以逼宫的行径，载泽奏劾其故意拖延，居心叵测。有云：“前借口军饷不足，不能开战；后颁国内短期公债，勒捐亲贵大臣，合内帑黄金八万两，款近千万，仍不开战，是何居心。”宗社党人还以“直豫鲁晋奉吉黑七省文武官员绅商兵民”的名义上书袁世凯，指责其“甘心为曹莽之后裔，作外人之奴隶……始终欺负孤寡，卖国求荣”，并散发《北京旗汉军民函》。函中说：袁世凯“巧取上旨，与为议和，待以敌国之礼，蔑视纲常，损辱国体，于斯为甚。况在汉阳克复以后，席全胜之威，忽倡和议，其居心更不可问。……观望弥月，坐耗饷糈，必使国事不可收拾而后已，必使我北省军民同遭涂炭而后已。嗟我同人，束手待毙，亦复何苦。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当袁世凯加紧进行逼宫活动而势必将清廷逼上绝路的时候，宗社党也企图铤而走险，准备用激烈的手段对付袁世凯。时人记载：1月19日，“近来各亲贵协同宗社党首领良弼，运动第一镇禁卫军合力反对共和；王金绶等和之，遍发传单以冀耸动众心”。20日，“传闻宗社党运动成熟，京中将有暴动，袁内阁已处于危地”。23日，“宗社党上书袁内阁，其词旨极为严厉，略谓欲将我朝天下断送汉人，我辈决不容忍，愿与阁下同归澌灭。袁内阁览之，恍若芒刺在背，意不自安。“25日，“近日谣言四起，宗社党勾结禁卫军步军统领游缉队，将合而谋袁，同人大惧”。袁世凯也必欲除宗社党而后快。其党羽在北京街市散布说帖，“有‘先刺良弼，后炸铁良，二良不死，满虏不亡’及‘肃王好，肃王引贼反清了。载泽好，载泽家里堆元宝’等不伦不类之语。”他们在暗中伺机对付宗社党。
与此同时，革命党人也想除掉宗社党，因为宗社党“对共和政体，极端反对”，其“目的在拥护清室阻挠共和”，是南北议和与实现共和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尤其良弼，是宗社党里阻梗清帝退位的最主要的死硬分子。正如革命党人彭家珍所说：“良弼枭雄也，此獠不灭，终为革命大患，吾不急除之，人其谓我何！”于是，“毅然以狙击满清权要自任”的彭家珍便勇敢地挑起了刺杀良弼的重任。
1月26日，就在段祺瑞联合北洋将领“兵谏”清帝退位的当天，革命党人彭家珍在良弼从肃亲王府回西城红罗厂寓所时投掷炸弹，将良弼炸伤，彭家珍当场牺牲，良弼也在两天后不治身亡。良弼死后，宗社党闻风丧胆，纷纷逃离北京，潜往天津、大连、青岛等地租界。隆裕太后闻讯后颇感绝望，禁不住当朝掩面而泣曰：“梁士诒啊！赵秉钧啊！胡惟德啊！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时人评说彭家珍之弹与段祺瑞之电，“足以夺禁卫军之魄，而褫宗社党之魂，实乃祛除共和障害之二大利器”。
宗社党未能阻挡清帝退位的步伐。虽然善耆、升允等人此后仍以宗社党的名义聚集前清遗老遗少，托庇于天津、大连、青岛等地租界，甚至勾结日本等列强，不断地从事拥清复辟活动，但终究不能挽救清室宗社覆亡的命运。
四 清帝宣布退位
1912年南北双方在和谈中涉及到对清朝皇帝、皇族的待遇问题。处置清室的基本办法是：清帝退位，给予优待。
有关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是经过南北双方反复商讨后确定的，也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清室的意见。“此条件文字，盖经往返商讨数十次而后定，皆由（梁士诒）先生与唐少川（绍仪）先生居间传达，南方则由汪精卫先生主稿者居多，每次持稿入奏（隆裕）皇太后，则先生与赵秉钧也。太后逐字讨论，见解明快，对宗庙陵寝最为注意。”
事实上，早在1911年12月29日唐绍仪与伍廷芳第三次会议时，已经初步提出有关优待条件。有关清皇帝之待遇条件规定：一、以待外国君主之礼待之；二、退居颐和园；三、优给岁俸数目，由国会定之；四、陵寝及宗庙，听其奉祀；五、保护其原私产。有关满蒙回藏之待遇条件规定：一、一律与汉人平等；二、保护其原有之私产；三、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八旗生计以前，原有口粮，暂仍其旧；四、从前营业之限制，居住之限制，一律废除；五、所有王公等爵，概仍其旧。但当时并没有对此进行具体讨论。
后来，清方提出要保存大清皇帝名号，并要“世世相承”，“仍居宫禁”等条。对此，孙中山、黄兴表示坚决反对。1912年1月18日，孙中山致电伍廷芳提出修改意见：“一、名号定为宣统皇帝，删去‘世世相承’四字。二、退居颐和园。”同一天，黄兴也致电伍廷芳痛斥说：“议和愈出愈奇，殊为可笑！第一条仍保存大清皇帝之名称及‘世世相称’字样，可谓无耻之极。第二条‘仍居宫禁’,是与未退位无异。第一、第二，为我军人之绝对的反对。“1月19日，伍廷芳复电孙中山、黄兴，认为“若清帝退位，则共和目的已达，其他枝节，似可从宽”，所谓清帝的名号只不过是个空名、“废物”，不必重视，“仍居宫禁，改为暂居宫禁，将来迁移，势在必行，所争只在迟早”。“优待条件”经过稍加修改，由伍廷芳于1月20日正式电告袁世凯内阁。
优待皇室之条件，规定：一、清帝退位之后，其名号仍存不废，以待外国君主之礼待之；二、暂居宫禁，日后退居颐和园；三、优定清帝岁俸年支若干，由民国政府提交国会议决，惟不少于三百万之数；四、所有陵寝宗庙得永远奉祀，并由民国妥为保护；五、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及奉安经费，由民国政府照实用数目支出；六、保护其原有私产。优待满蒙回藏人之条件，规定：一、与汉人平等；二、保护其应有之私产；三、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以前，原有口粮，暂仍其旧；四、从前经营之限制、居住之限制，一律蠲除；五、所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后又经过双方多次反复修改，于2月6日由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最后修正案，并电告袁世凯。
与此同时，胡汉民请张謇起草了《清帝退位诏书》，并由唐绍仪转电袁世凯。袁擅自在后面加入“以袁世凯全权”一语，狡猾地自以为乃是从满清政府取得政权。孙中山发现后大怒，责其不当，但袁与唐推诿于清廷，辩说“以其为遗言之性质，无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正之理”。
2月12日，由隆裕太后代行颁布退位诏书，并以谕旨宣告接受优待条件。
《清帝退位诏书》宣称：
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清帝退位优待条件共分三部分：
甲、关于大清皇帝宣布赞成共和国体中华民国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第一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第二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第三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第四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第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第六款，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第七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第八款，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乙、关于清族待遇之条件：一、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二、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及私权与国民同等；三、清皇族私产一体保护；四、清皇族免当兵之义务。
丙、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一、与汉人平等；二、保护其原有之私产；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四、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五、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出；六、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七、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
清帝的退位，宣告了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的覆亡，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