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非袁莫属”局面的形成
袁世凯何以能够攫取民国政权？这是学界探讨较多的问题。综括而言，清末民初鼎革之际，有多种因素促成了“非袁莫属”局面的形成，从而将袁世凯推向了民国政治权力的顶峰。
（一）袁世凯的军事实力与政治手腕
袁世凯是靠编练北洋新军起家的，北洋军是袁世凯最大的政治资本。武昌起义之后，被黜多年的袁世凯能够迅速东山再起，并实际控制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就是因为他手中掌握着一支强大的北洋军。北洋军是清末“中国陆军的核心”，与南方民军相比，虽然在数量上可能并不占优势，“可是作为一支战斗力量来说，他们统一的指挥、训练和划一的装备，都使他们优于民军”。当时，一些外国军事观察家通过对广州、上海、苏州、武昌和南京等地驻军的研究，认为：“革命军队显然不如忠于清皇朝的军队……除了极少数例外，革命军队一般都是‘军纪涣散的乌合之众’。如果北洋军队全力支撑清皇朝，革命军队将不是它的对手。”南方民军的情况到底如何呢？据胡汉民回忆说：“南京军队隶编于陆军部者，号称十七师，然惟粤、浙两军有战斗力……其他各部，乃俱不啻乌合，不能应敌。盖当时党人对于军队，不知如法国革命及苏俄革命时所用之方法，能破坏之于敌人之手，而不能运用之于本党主义之下。由下级干部骤起为将，学问经验，非其所堪。又往往只求兵数增加，不讲实力，此为各省通病，而南京则尤甚也。”显然，南方民军要战胜北洋军是相当困难的。正因为有强大的北洋军的存在，才使南方革命势力对袁世凯不敢等闲视之。
更重要的是，狡诈的袁世凯还善于在清廷与革命党两派政治势力之间玩弄两面手法，就是他自己所谓的“拔树方法”。他说：“几百年大树，专用猛力，虽折断，无法去根。只有左右‘晃’的一法，‘晃‘,’晃’,晃之不已，根土松动，全根一拔即起。我的军队忽进忽退，就是‘晃’的一法。”袁世凯一面借革命党势力胁制清廷就范，一面又挟清廷势力与革命党交易，从而操纵南北和谈，牺牲清廷与革命党双方面的利益，自己坐收渔人之利。
（二）民族资产阶级的推崇
袁世凯在清末新政中所塑造的革新形象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认可与信任。袁世凯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积极推行新政，成效显著，使北洋新政一时成为各省效仿的典范，所谓“北洋实业曾发一灿烂之曙光，一时建设，百废并举，有如旭日之东升，为全国所瞻式”。与此同时，袁世凯在民族资产阶级心目中的形象也逐渐高大起来。袁世凯被清廷罢黜时，时论认为“袁世凯者，举办新政之最有魄力人也。袁去而新政虽不至退缩，然强忍不屈、冥意孤行而又深明于中外时局者，京内外诸大老中如袁者，曾有几人？”张謇亲到洹上村访问袁世凯并参观北洋新政设施后，对袁氏赞佩不已，认为“袁为总督时，气象自不凡”，“远在碌碌诸公之上”，“举世督抚，谁能及之？”甚至孙中山也曾表示“平日甚慕其为人”。孙认为：“在前清官场中，项城有真实能力，勇于干事，迥异常庸。其在北洋练兵，卓著成效，故此人而入民国，亦必为重要人物……余信袁之为人，很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彻，而思想亦很新。”可见，袁世凯在民族资产阶级心目中的形象与地位确实非同一般。
民国初年，民族资产阶级希望“强人”袁世凯能够结束混乱的局面，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革命推翻了顽固腐朽的清王朝，为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美好的前景。但是，革命也带来了社会局势的动**不安，并给民族资产阶级的切身利益带来直接的伤害，使他们经常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惊恐与忧虑状态。“官绅商人之有财者，则既知政府之不足恃，又不敢投诚于革命军，惟恐各处土匪乘机而起，于己之财产有损，或提存款，或购金圆，或存外国银行，终日营营，惟此是务，而商业因而牵动。商界中人，大半惟忧各地起乱，于己商业有碍。”民族资产阶级对于袁世凯出山结束民初混乱动**的局面寄予深切厚望。他们认为：“袁世凯自此次出山以来，沐清廷之殊遇，负民军之重望，海内人士咸喁喁然向北而翘颈跂踵曰，袁氏一出而战祸于以弭，大局于以定，一身之向背，关系一国之安危焉者也。”在他们的心目中，袁世凯的形象就如同“救世主”那般崇高。如时论所谓：“袁世凯，中华民国之骄子也。彼挟其天生之聪明，政海之经验，强有力之军队，出山以来，决意停战，力主议和，百余日间，兵不血刃，遂使清帝退位，民国成立……雄才大略，震烁今古，虽比之华盛顿、拿破仑，又何多让。”正是这种“非袁不可”的心理定势，促使民族资产阶级选择了袁世凯。
（三）立宪派与旧官僚的拥戴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一时成为各政治势力公认的能够收拾局面的合适人选，而立宪派与旧官僚拥戴尤力。如张謇日后所谓：“辛亥之役，海内骚然；中外人士，咸以非洹上（袁世凯——引者注）不能统一全国。故南中各省拥护不遗余力；凡可以巩固中央者，举不惜牺牲一切以徇之。苏鄂两省，尤为显著。”当时，张謇、赵凤昌、马相伯、黄炎培等江浙立宪派人士经常在上海赵宅“惜阴堂”商讨时局，密谋策划，很快作出拥袁的决策。他们认为：“全国人心是一致要求独立的；革命军热情、勇敢、牺牲精神是有余的，可惜实力太不足。腐朽的清廷看到各地纷纷起义，已很惊骇；各省督抚纷纷劝清帝让位。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利用拥有实力的袁世凯去劝清廷，可能生效。谁能说袁世凯呢？只有久在袁世凯幕下的张一麐能说世凯。”由于他们的活动，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做出决定：“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后来，他们操纵了南北议和。即使在孙中山业已就任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他们仍然不改初衷，始终坚持拥袁。就在南北议和的关键时刻，张謇致电袁世凯称：“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对袁世凯作出的郑重许诺，促使袁世凯加紧进行了结和议的步伐。后来的结果证明了他们先前的承诺：清帝退位之后，袁世凯便由南京临时参议院公举为临时大总统。
（四）外国势力的支持与帮助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外国势力对中国政局的影响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袁世凯能够在民初顺利地攫取民国政权，也与外国势力的支持和帮助有着密切的关系。武昌起义之后，列强便蓄意制造“非袁不可收拾”的舆论，给清廷施加压力，迫使清廷尽快起用袁世凯，使袁世凯得以东山再起。当袁世凯刚被清廷起用的时候，列强便为之鼓掌欢迎，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在这个国家碰到空前困难的时期，如果还有人能够出来挽回局势，我们相信，也只有袁世凯了。”当时，在南北局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列强虽然标榜“中立”，却插手南北议和，暗中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并公然向革命党人发出警告：民国总统不能让孙中山或黎元洪做，只能让袁世凯做，否则便得不到列强的承认。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说：“我在上海见到不少共和派的首领，我认为我帮袁世凯做了许多工作。我向他们指出，任命像孙中山或黎元洪这样的领袖为民国的总统，绝不能指望得到列强的早日承认。孙中山对中国的情况一无所知，而黎元洪则在省外毫无地位。我对他们说，只有袁世凯才能得到列强的信任，因为他已经显示出他的治理国家的才能比中国当代的任何政治家为高。革命党领袖们对我说，他们肯定会任命袁世凯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他们并且准备用书面写下这种谅解。”后来，事态的发展与莫理循的设想略有差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袁世凯没有当成“首任总统”；但是，正如莫理循所预计的，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果然始终没有得到列强的外交承认。
列强还以“中立”为幌子在财政上对南京临时政府进行封锁和扼杀，使南京临时政府急需借贷的外债毫无着落，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不仅如此，列强还肆意攻击南方革命党人及革命领袖孙中山，污蔑他们没有能力建立统一的共和政府。一些外国舆论认为“共和运动，定致全国分裂”，“惟恐北京政府倒后，共和党不能组织完全，乏统一全国之力，势必陷于恐怖时代”，甚至说：“孙逸仙不知军事，就任以来，颇为人所反对，决不能与各省革党连合无间。盖孙之思想太高，于中国社会程度不合。彼之所计划者，中国人民殊茫然也。”
与此同时，列强则极力支持和帮助袁世凯。他们甚至不顾“中立”，想方设法给袁世凯提供贷款，认为：“行动的时间已经到了，如果列强不欲担负使北京政府瘫痪的后果。袁世凯必须得到支持，因为只有他是稳定的保障。”列强对袁世凯极尽吹捧之能事，认为袁世凯就是当时中国所需要的“强健有为之大政治家”，也是“将来中国之真主人”。他们宣称：“现时孙之劲敌为袁，于大局最有希望，而得操最后之胜利，以底定中国者，亦惟袁一人而已。”正如俄国驻华公使所说：“袁世凯的威信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外国人所造成而被他们所大加吹嘘的。”列强拥袁抑孙的态度非常明显，这对民国初年中国政治权力转换的影响不容低估。
（五）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的妥协与退让
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对于袁世凯的认识与态度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当袁世凯背弃共和而专制自为的面目尚未暴露之前，他们尚且期望袁世凯起而反清，以期尽快完成全国统一，达到“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目的。
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回国的途中，已经表示了可以让袁世凯做总统的意向。他曾从巴黎致电民国军政府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当孙中山途经香港会晤胡汉民等人时，特意解释了利用袁世凯以达和平革命目的的用意。他说：“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所以，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时，曾当即向袁表示只是“暂时承乏”，而终将“虚位以待”袁氏。当清帝退位后，孙中山即遵守诺言，一面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一面推举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当时，孙中山多次表示，通过辛亥革命，三民主义的革命理想中的民族、民权主义目的已经达到，今后将主要致力于民生主义。孙中山自辞职以后，便少问政事，而专心于实业建设及社会事业。他曾认为：“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以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正如孙中山日后所说：“自袁杀宋教仁君之后，弟始决心不助袁。”可见，就是在宋教仁被刺之前，应该说孙中山对袁世凯基本上还是信任的。
其他革命党人如黄兴，也曾期望袁世凯为拿破仑、华盛顿。当清帝退位、袁世凯继孙中山为民国总统以后，黄兴便萌生功成退隐的想法。他致电袁世凯称：“今南北一家，总统得人，民国从此万年，迥非当日可比也。吾辈十余年兢兢业业以求者，真正之和平，圆满之幸福。今目的已达，掉臂林泉，所得多矣。”另外，如胡汉民、汪精卫等人也是如此。“精卫、汉民，中山之张良、陈平也。精卫在京，既与袁克定商约调停，许推袁世凯为大总统，又附和汉民、君武等之意见，推中山上台。何为既登台矣，则应极力夹辅，求达最终之目的，乃闻宣统退位之诏一下，精卫急欲践前言，汉民亦极力劝中山辞职。”胡汉民日后回忆，说当时同盟会“内外负重要责任之同志，则悉倾于和议……故精卫极意斡旋于伍廷芳、唐绍仪之间，而余则力挽先生（孙中山——引者注）之意于内。余与精卫二人，可云功之首，而又罪之魁！”
当时，虽然也有某些激烈的革命党人，如戴季陶，指责袁世凯为“专制魔王”，甚至认为袁世凯“欲作皇帝”，但这只是极少数人对政局中权力转移不满的呐喊，并未得到大多数人的普遍支持，更未成为革命党人的主流意识。有人认为：“当宋案未发生以前，国民党实未尝梦及不举项城为正式大总统。”可见，在民国初年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般革命党人根本不可能认清袁世凯的真面目，因而对袁世凯期望殷殷，也就不足为怪。
孙中山日后反思，认为“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这只是后见之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妥协与退让，其后果确实是灾难性的，但这是当时时势所造成，乃无可奈何之事。正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机缘巧合，让袁世凯乘势而起，一举攫取了民国政权。袁世凯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造就的特殊“英雄”人物。时代选择了袁世凯，袁世凯一时成为时代的“宠儿”。后来的历史证明这并不是一个恰当的选择，国人为此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二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和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12年2月13日，就在清帝退位的第二天，孙中山在得悉清帝退位的诏书和袁世凯赞成共和的通电后，便遵守诺言，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咨文，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举袁世凯以代之。
辞职咨文宣称：“今既宣布退位，赞成共和，承认中华民国，从此帝制永不留存于中国之内，民国目的亦已达到。当缔造民国之始，本总统被选为公仆，宣言、誓书，实以倾覆专制，巩固民国，图谋民生幸福为任。誓言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本总统即行解职。现在清帝退位，专制已除，南北一心，更无变乱，民国为各国承认旦夕可期。本总统当践誓言，辞职引退。”举袁咨文认为：“此次清帝退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乃“非袁莫属”的形势使然，似乎顺理成章。但在当时，也有部分激烈的革命党人表示非常失望和强烈不满。南京部分革命将领集会，“主张立即出兵北伐”。广东部分革命军致电陆军部，“大不满意于新大总统，并云决意北伐”。湖南革命志士邹永成更是义愤填膺，“见一班老同志只图苟安，马马糊糊便把民国重任交把靠不住的袁世凯，辜负我们从前的一片心血。因此忧闷于心，决计自杀。”他无比悲愤地写下一首绝命诗：“轰轰革命十余年，志灭胡儿着祖鞭，不料猿猴筋斗出，共和成梦我归天。”他投黄浦江自杀，幸被人及时救起。可见，他们的反对态度是颇为坚决的。
其实，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也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在这些革命党人激烈言行的压力下，孙中山不得不公开作出解释。他曾致电老革命党人谭人凤和民立报馆，宣称：“文等所求者，倾覆满清专制政府，创立中华民国也。清帝退位，民国统一，继此建设之事，自宜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项城以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功绩如是，何不可推诚？且总统不过国民公仆，当守宪法，从舆论。文前兹所誓忠于民国者，项城亦不能改。若在吾党，不必身揽政权，亦自有其天职，更不必以名位而为本党进退之征。”在此，孙中山既说明了自己为顾全大局而让位予袁世凯的隐衷，也表明了对袁世凯应有的戒备心态。
事实上，为了防止袁世凯破坏共和，恢复专制，孙中山还曾特意在辞职咨文中提出三项附加条件：“（1）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2）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3）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如前所述，前两条由于袁世凯的阴谋抵制而未见成效。于是，孙中山只好寄希望于第三条，希望用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来约束新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所作所为。
各省代表联合会在武汉集会时期就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大纲的内容主要局限于临时政府的组织问题，尚不具备宪法性质。1912年1月5日，湖南、江西、浙江、云南、陕西5省代表提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应加入人民权利义务一章案，各省代表会举定审查员景耀月、张一鹏、吕志伊、王有兰、马君武等5人进行审查。1月25日，景耀月等5人提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共6章49条，是为第一个草案。草案提出后，各省代表会临时议长赵士北指定林森、陈泽宪、凌文渊、刘成禺、汤漪、王正廷、张伯烈、杨廷栋、平刚等9人进行审查。2月6日，王正廷提出，参议院正式成立前，交付审查各案，延未报告，应重新审查。2月7日，林森等9人审查委员会将尚未完成审查的由景耀月等人提出的约法草案交参议院审议会重新审议。2月15日，审议长李肇甫做审议报告。2月16日，临时参议院决定将审议报告交付由议长林森指定的特别审查员邓家彦、李肇甫、熊成章、钱树芬、谷钟秀、殷汝骊、欧阳振声、张继、汤漪等9人进行特别审查。2月17日，邓家彦等9人特别审查会提出审查报告，是为第二个草案，共7章55条。随后，参议院对此草案逐条审议。3月8日，全案通过。
3月11日，就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二日，尚未解职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公布了经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共7章56条，主要内容如下：（1）总纲：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主权属于国民全体；领土为22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2）关于人民：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身体、家宅、财产、经营、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社、通信、迁徙、信教之自由；人民有请愿、陈诉、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之权；人民有依法纳税与服兵役的义务。（3）关于参议院：中华民国立法权由参议院行使；参议院由各地方选派参议员组织，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5人，青海1人，每参议员有1票表决权；参议院有议决一切法律、议决临时政府预算决算、议决全国税法与币制及度量衡之准则、议决公债之募集及国库负担之契约、承诺临时大总统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承诺临时大总统宣战媾和与缔结条约及宣告大赦、答复临时政府咨询事件、受理人民之请愿、建议于政府、质问国务员、咨请临时政府查办官吏纳贿违法事件、弹劾临时大总统谋叛行为及国务员失职或违法行为等职权；参议院议决事件咨由临时大总统公布施行，如否认，需声明理由咨院复议；参议院以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使。（4）关于临时大总统、副总统：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发布命令；临时大总统有统帅全国海陆军、指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职员、宣战媾和、缔结条约、依法宣告戒严、接受外国大使公使、提出法律案于参议院、颁给勋章及其他荣典之职权，有宣告大赦、特赦、减刑、复权等职权；临时大总统受参议院弹劾后，由最高法院全院审判官互选9人，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临时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由临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5）关于国务员：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国务员；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在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国务员及其委员得于参议院出席及发言；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复议一次。（6）关于法院：法院以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之法官组织；法院依法律审判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一般应公开审判；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转职，非依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7）附则：本约法施行后10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中华民国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施行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本约法由参议院议员2/3以上，由临时大总统提议，经参议员4/5以上之出席，出席员3/4之可决，得增修之；本约法自公布之日施行，同时废止《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贯彻了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等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宪法的基本原则，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色彩，是中华民国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国家根本大法。与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颁布的具有君权宪法性质的《钦定宪法大纲》相比，《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具有鲜明的民权宪法性质，人民的民主权利在此得到较为充分的肯定；与湖北军政府颁布的具有宪法性质的地区性民主立法《鄂州约法》相比，《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更具全国性意义，内容也更加系统完备。因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中国宪政史上的重要意义不容低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关于临时政府的组织形式问题，《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有很大的不同，即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孙中山本来是坚决主张总统制而反对内阁制的，他之所以赞同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改总统制为内阁制，显然有限制袁世凯专权以保障民主共和而维护民国的目的。正如宋教仁所谓：“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这是孙中山的善良愿望，真可谓用心良苦。但是，在一个民主与法制观念极端淡薄而专制与强权仍在肆意横行的时代，一纸宪法条文终究是难有实际约束效力的。
三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与临时政府北迁
1912年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以黎元洪与袁世凯为候选人，17省议员一致选举袁世凯为新任临时大总统。参议院致电袁世凯称：“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2月16日，袁世凯致电参议院，欣然表示接受，电称：“凯之私愿，始终以国利民福为归，当此危急存亡之际，国民既以公义相责难，凯何敢以一己之意见，辜全国之厚期。”当天下午，袁世凯在外务部大楼剪去自己的发辫，公开表示与清朝的决裂和对共和的赞同。
2月20日，参议院又选举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
3月8日，袁世凯将受职誓词电告南京临时参议院，得到参议院的认可，并由原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通电布告全国。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誓词称：“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逾。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就这样，袁世凯登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
关于统一政府的组织问题，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应采用责任内阁制。3月9日，袁世凯提出派唐绍仪为国务总理，电告孙中山，交参议院议决。11日，经参议院多数同意，予以通过。3月13日，袁世凯正式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随后，唐绍仪便前往南京组阁。
3月16日，袁世凯又向孙中山提出内阁各部成员名单，交参议院议决。名单如下：外交部陆徵祥，内务部赵秉钧，财政部熊希龄，教育部范源濂，陆军部段祺瑞，海军部蓝天蔚，司法部王宠惠，农林部宋教仁，工业部陈榥，商业部刘炳炎，交通部陈其美，邮电部梁士诒。这个名单遭到南方革命党人的反对。尤其对于陆军部总长人选，他们坚持仍由黄兴担任，而坚决反对段祺瑞。参议院借口袁世凯交来各部总长人数与议案部数不符而“停议”，原定内阁设10部，而袁提出12部总长，参议院建议工、商合设一部，交通、邮电仍合一部，特致电袁世凯“请改正”。南京军界集会，更是公开“反对段祺瑞任陆军总长”。对此，袁世凯也不退让。双方相持不下时，立宪派、旧官僚赵凤昌等人从中活动，建议黄兴出任参谋总长，以为调和之计。他们致电黄兴、汪精卫说：“内阁不速成立，危险万状，其原皆在陆部一席不决。南军队所主张，北方亦有万难。现内乱外交，均极纷逼，倘再迟延，必致不测。万不得已，仍当以克（黄兴）就参谋为调和计。"3月29日，袁世凯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黄兴复电坚辞，同时在参议院公开表示不接受陆军部总长一职，南北关于新任阁员的矛盾因此得以化解。当天，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唐绍仪提交的各部国务员名单，得票情况如下：外交总长陆徵祥38票，内务总长赵秉钧30票，陆军总长段祺瑞29票，海军总长刘冠雄35票，财政总长熊希龄30票，司法总长王宠惠38票，教育总长蔡元培38票，农林总长宋教仁34票，工商总长陈其美21票，交通总长梁如浩17票。因到会参议员39人，梁如浩得票未过半数不获通过。3月30日，经黄兴、蔡元培介绍，由孙中山主盟，唐绍仪宣誓加入同盟会。同一天，袁世凯任命各部国务员，交通总长暂由国务总理唐绍仪兼任。唐绍仪内阁正式组成。
在唐绍仪内阁的10名国务员中，同盟会员有蔡元培、宋教仁、王宠惠、陈其美和新入会的国务总理唐绍仪，正好占半数，因此这个内阁被称为“同盟会内阁”。但事实上同盟会并没有掌握实权，内阁中的内务、陆军、海军、财政、外交等几个重要部门都由袁世凯的亲信或支持者掌握，可以说唐绍仪内阁的实权基本上由袁世凯所控制。
3月31日，袁世凯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南京留守条例》规定：南京留守直隶大总统，有维持整理南方各军及南京地面之责；凡南方陆军、水师、要塞及南京府知事、交涉、巡警所管事务，均归留守统理；南方各军及南京地方各官厅人员，统由留守会同江苏都督任免，申报大总统；南方如有事变，留守得先调遣军队、军舰，相机处置，随即申报大总统；南京留守府俟南京军队整理就绪，即行裁撤。可见，南京留守府的设置，只不过是袁世凯为安置黄兴以维持南方局势稳定的暂时举措。
同一天，同盟会在南京商务总会为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开饯别会，到会会员约400多人（或曰1000人）。孙中山当场发表关于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的长篇演说，认为“本党所抱民族、民权主义已达，今后实行民生主义”。
4月1日，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各部总长、次长赴临时参议院举行解职典礼，正式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孙中山在解职辞中说：任职三个月“均为中华民国草创之时代”，“三月以来，南北统一，战事告终，造成完全无缺之中华民国，此皆中国国民及全国军人之力所致。……本总统今日解职，并非功成身退，实欲以中华民国国民之地位，与各国民之力量，与四万万人协力造成中华民国之巩固基础，以冀世界之和平。”当天，孙中山又向全国发布解职通令称：“此后国中一切政务，悉取决于统一政府。本处各部办事人员，仍各照旧供职，以待新国务员接理，勿得懈怠推诿，致多旷废……所愿吾百僚执事，公忠体国，勿以私见害大局；吾海陆军士谨守秩序，勿以共和昧服从；吾五大族人民亲爱团结，日益巩固，奋发有为，宣扬国光，俾吾艰难缔造之民国，与天壤共立于不敝。“4月4日，孙中山接受上海《文汇报》记者采访，在回答“退职后将何所从事”的问题时说：“政治上革命今已如愿而偿矣，后当竭力从事于社会上革命。”孙中山退职后，仍然希望致力于民国的社会经济建设事业。
4月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现临时政府北上在即，拟自初八日（星期一）起休会十五日，克定二十一日齐集北京，二十五日开会。”此后，南京临时政府与临时参议院陆续北迁。
1912年6月14日，黄兴交卸南京留守职务，发布解职通电和布告各界文，宣称：“民军起义，实首南方各省，南北统一后议设留守，不过因时制宜，而北方物议沸腾，或疑与政府对峙，或谓机关不一易兆分离。兹幸南方各军整理已有端倪，若不及早取消，不独有碍行政统一，且使南北猜疑益深，实非民国前途之福。”“不如将留守机关早日取消，可使南北猜疑尽泯，庶几行政统一，民国基础日趋巩固。故自去月十三日起，迭次电请大总统取消留守一职，至本月四日始奉令允许，所余军队分别归陆军部、江苏都督管辖。兹于十四日已将一切经手事件交代妥帖，此后机关概已付托后人，务望各勿猜嫌，同舟共济。”从此，正式撤销南京留守府。
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中华民国政权完全控制在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势力手中。“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中华民国，仅剩下一块共和国的招牌，封建专制的实质与此前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孙中山日后对民初历史反思时所谓：“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辛亥之结果，清帝退位而止”。此后，中国历史逐渐沉沦于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