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袁世凯与孙中山的矛盾和斗争
清帝退位前后，袁世凯在政权交接的关键环节上一再玩弄阴谋，始则企图完全抛开南京临时政府而另行组建新的政府，既而拒绝南下就职，坚持临时政府定都北京，以便达到完全控制全国政权的目的。对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一）关于清政权的交接
在逼迫清帝退位的过程中，袁世凯“决计专从清室入手”，使“袁政府系由清室递嬗而来”，以便从根本上摆脱南方革命党人的控制。为了取得列强的支持，袁世凯派人密访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提出“如果朝廷愿意让位给袁世凯，或者是授权给他建立临时政府，各国是否将承认他”的问题，朱尔典认为袁世凯已经“博得了各国的信任”，并相信他和南方革命党人“相互之间应当能够达成协议”。在探明了列强的态度以后，袁世凯便致电伍廷芳，要求在清帝退位后两天内，取消南京临时政府，由袁世凯在北京组织新的临时政府。孙中山对袁世凯的阴谋坚决予以揭露和抨击。
1912年1月18-20日，孙中山连电伍廷芳，要他转告唐绍仪，向袁世凯提出如下条件：一、清帝退位，其一切政权同时取消，不得私授于其臣；二、在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三、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之后，临时总统即行辞职，请参议院公举袁为大总统。他特别强调：“此于民国安危最有关系，在所必争，请唐告前途当计及远大，毋生异议，盖袁不得于民国未举之先，接受满清统治权以自重。"1月22日，孙中山又致电伍廷芳和各报馆，公开揭露袁世凯在北京另立政府的阴谋，宣称：“袁意不独欲去满政府，并须同时取消民国政府，自在北京另行组织临时政府，则此种临时政府将为君主立宪政府乎？抑民主政府乎？人谁知之？纵彼有谓为民主政府，又谁为保证？”他提出最后解决办法五条，要求袁世凯向各国驻华使节通告清帝退位的消息，并宣布“绝对赞同共和主义”的政见，以表示与满清政府断绝关系而变为民国国民，否则后果自负，“战争复起，天下流血，其罪当有所归”。1月27日，孙中山致电各国驻华公使，坚决表示：袁世凯欲令南京临时政府立即解散，“此则为民国所万难照办者”，并揭露袁世凯的用意“实欲使北京政府、民国政府并行解散，俾得以一人而独揽大权”。1月29日，孙中山致电伍廷芳并在报上揭露袁世凯肆意破坏议和大局的罪状，认为袁世凯在议和过程中背信弃义，“种种失信，为全国军民所共愤……今以袁世凯一人阻力之故，致令共和之目的不能速达，又令清帝不能享逊让之美名，则袁世凯不特为民国之蠹，且实为清帝之仇。此次停战之期届满，民国万不允再行展期，若因而再启兵衅，全惟袁世凯是咎，举国军民，均欲灭袁氏而后朝食。”
孙中山一连串的揭露和抨击，使袁世凯陷于十分被动的境地，“袁世凯和他的手下人为所发生的事情乱了手脚”。当时，袁世凯尚未取得清帝退位的同意，在孙中山公布有关条件后，此前袁氏与南方之间用清帝退位换取民国总统的秘密交易便再也无法遮掩，而被完全公开了。袁世凯只好进一步加紧逼宫的步伐。
清帝退位后，袁世凯立即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表示绝对赞同共和制度，宣称“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但与此同时，袁世凯仍贼心不死，竟然在清帝退位诏书上做手脚，擅自在南京临时政府拟订的诏书稿上加入“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等内容，表明其政权来自清政府，而将南京临时政府撇在一边。对此，孙中山颇为不满，他致电袁世凯严正指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若果行之，恐生莫大枝节。”袁世凯的心腹梁士诒等人为之极力狡辩：“清谕有全权组织字样，南方多反对者。实则此层系满洲王公疑惧，以为优待条件，此后无人保障，非有此语，几于旨不能降，并非项城意。故奉旨后，亦未遵照组织政府。清谕现在已归无效。若欲设法补救，除非清谕重降，自行取消不可。又万万无此办法。南方若坚持此意，实为无结果之风潮。”既成事实难改，袁世凯的阴谋得逞。
（二）关于临时政府设立地点
袁世凯代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后，本应到南京就职，但他借故拒绝南下，因此发生了一场关于临时政府所设地点问题的定都之争。
2月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时，曾经提出临时政府地点设在南京和新任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等附加条件，“以袁氏难制，欲令迁都江宁以困之”。显然，孙中山此举目的在于将袁世凯调离北方老巢，置于南方革命势力的控制范围内，以防备其反革命阴谋。
但是，孙中山的良苦用心不仅遭到许多立宪派、旧官僚的反对，甚至也不被一般革命党人所理解。2月14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开会讨论临时政府地点问题，革命党人李肇甫提议临时政府地点须在北京，并陈述其理由，得到众人附议，投票表决结果，以20票对8票的多数通过。当时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也看出，“参议院的大多数议员很急于实现和平，所以他们投票支持北京为临时首都，目的在于清除那个使成立联合政府的谈判获得胜利结果的惟一障碍，即首都的所在地问题”。对于这个结果，孙中山与黄兴极为不满。他们召集参议院中的革命党人李肇甫、黄复生、邓家彦等人诘问，邓、黄等人请求政府再交参议院复议。黄兴异常气愤，宣称：“政府决不为此委曲之手续，议院自动的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以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随即，胡汉民与吴玉章等人加紧活动，一面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向参议院发出复议咨文，一面暗中疏通议员，“通知所有的革命党人，必须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意见投票”。2月15日，临时参议院复议临时政府地点案，结果以19票对7票的多数通过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当天，袁世凯被参议院选举为新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贺电中特别说明“临时政府地点定在南京”，并表示要派专使奉请袁氏“来宁接事”；孙中山还致函袁世凯，说明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具有现实政治上的革命性意义，并声明临时政府所在地不一定就是将来永久性的都会地点。他说：“今所急要者，但以新国民暂时中央机关之所在，系乎中外之具瞻，勿任天下怀庙宫未改之嫌，而使官僚有城社尚存之感。则燕京暂置为闲邑，宁府首建为新都，非特公之与文必表同意于国民，即凡南北主张共和疾首于旧日腐败官僚政治之群公，宁有间焉。至于异日久定之都会，地点之所宜，俟大局既奠，决之正式国论，今且勿预计也。”他恳切地希望袁世凯“毋以道途为苦”，迅速南下就职。
袁世凯自然不会轻易离开北方这片经营多年的地盘，而自投罗网地甘受革命势力的摆布和控制。他在清帝退位时为表赞同共和而致电南京临时政府与临时参议院，虽然表示“极愿南行”，但又借口“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各国”，委婉地拒绝南下。2月15日，当袁世凯得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设在南京的消息后，当即致电孙中山等表示实在难以接受，甚至以“退归田里”相威胁。他说：“南行之愿，真电业已声明。然暂时羁绊在此，实为北方危机隐伏，全国半数之生命财产，万难恝置……若专为个人职任计，舍北而南，则实有无穷窒碍。北方军民意见尚多纷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北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然长此不能统一，外人无可承认，险象环集，大局益危。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盖就民设之政府、民举之总统而谋统一，其事较便。今日之计，惟有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田里，为共和之国民。当未接收以前，仍当竭智尽愚，暂维秩序。”袁世凯拒绝南下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北方各省的秩序问题，二是外国列强的干涉问题。正如张謇为袁世凯所做的时局分析及其进献的相应对策：“公不能南之义，一面有北数省人民，一面有在京外交团。……目前第一难题，即要公南来。解此题者只有二法：一从在京外交团着手；一从北数省人民着手。”袁世凯始终坚持这两点，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势力对此也无可奈何。
袁世凯反对迁都南京的主张，得到立宪派、旧官僚、部分革命党人以及外国在华势力等多种政治力量的应和与支持。2月13日，与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临时政府应设在南京的同时，章太炎在《时报》上公开发表《致南京参议会论建都书》，认为迁都南京有“五害”：军事战略上不能控驭北方，北方文化将益形衰落，政治上有土崩瓦解之忧，难以震慑拥清复辟势力，外国使馆搬迁困难。因而主张“犹不如仍旧”建都北京。无独有偶，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同一天也发表署名空海的社论《建都私议》，认为“国都宜在北京，此稍有识者所同意也”。该文详细列举了应建都北京的八条理由：谋政治之统一，谋经济之发展，谋财政之撙节，避外交上之烦难，筹边防之支持，谋兵权之统一，达光复之目的，巩固共和之基础。但是，这些并没有阻止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将临时政府地点设在南京的决议。
2月21日，中华民国联合会、民社、国民协会以及《民立报》《神州日报》《时事新报》《大共和日报》等七家社团与报馆，在《民立报》上联合发表公电，致南京参议院、苏州都督庄蕴宽并转黎元洪副总统及各省都督、议会、督抚、谘议局，认为：“北都关系外交、内政最巨，若舍北取南，帝党有死灰复燃之虑，强敌有乘机侵略之虞。况立法为行政所侵，不能保其独立，民国开此恶例，尤可寒心。望公电抗议，以全大局。”同一天，苏州都督庄蕴宽也在《申报》上发表致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及社会各界的公电。电文认为，“至政府地点之应设在南京，与新总统之是否须到南京，当就事实上论之，不可参以主客尔我之见，致起中外猜疑。今姑设为问题数则：一、现势上之观念，如袁公南来，北方各省能否保持秩序？满、蒙等处能无联外人、拥幼主以破坏全局之事否？一、地点与历史上之观念，披览地图，南并能控制西北各边否？中国古时除洪武一代外，南京有建都之价值否？一、外界上之观念，东西各国能不反对迁都否？以鄙见测之，舍北就南，种种危险，将使和平解决之共和政体自生荆棘，致启争端，曲直固不必言，利害岂能不计？……顾以大局所系，自当尊公理而舍私图，统一政府之必在京、津，毫无疑义。”随后，安徽都督孙毓筠、浙江都督蒋尊簋、湖南都督谭延闿、江西都督马毓宝、福建都督孙道仁、云南都督蔡锷、广西都督陆荣廷、江北都督蒋雁行以及南京军界要人浙军司令朱瑞、粤军司令姚雨平、第一军团长柏文蔚、光复军司令李燮和等人，纷纷发布通电，反对迁都南京，主张定都北京。
北方各界对于迁都南京更是持强烈的反对态度。据《申报》记载，旅居天津的各省商人通电认为：“临时政府宜北不宜南……现清帝甫经逊位，人心摇惑，若令袁公往南接任总统，北方必有变乱，东三省、内外蒙古控制尤难，于民国前途恐多危险。”又据《民立报》记载，京中各政团及各界“咸以袁总统如驻南京，蒙古、东三省势难震慑，且外交必多困难，本求统一，实召分裂”。各团各界联合呈递请愿书，要求袁世凯坚持定见，力排众说，“即日在北方就职，速行宣告各国，以定人心”。直、鲁、豫谘议局为首都地点事致电袁世凯和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南迁窒碍甚多，计有“五虑”：关东外患日亟，京师未靖，各国啧有烦言，外国使馆难以安置，不能控驭蒙藩与回疆。认为“南不如北”，坚持“临时政府实仍以北京为上”。在京蒙古王公也对于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之说表示“大为不愿”，他们集会推举代表谒见袁世凯，认为：“首都地点仍宜设在北京。缘中国以二十二行省而论，则设立南京为宜；若合满、蒙、回、藏而言，则北京实为适中之地。”并说：“既合五大族成一共和国，蒙、藏各处尤宜注意。”然而这些意见基本上都不出袁世凯坚持的那两点。
在武昌的黎元洪集团本来企图在南北相争不下时从中渔利，力争定都武昌，但并没有多少支持的力量，于是在鼓噪一时之后便倾向支持袁世凯。2月27日，在各处纷纷通电支持定都北京的促动下，黎元洪上书宣称：“欲为民国谋统一、规久远，则临时政府自应以地形险要、交通便利、能筦全国枢纽者为适当之地点。居中驭远，莫若武昌，有识者类能言之。第值此新陈代谢，情谊未孚，陕疆有战云未靖之忧，胜国有死灰复燃之虑，蒙、藏诸边，尤为岌岌，倘非假因利乘便之势，从容坐镇，必不能维持秩序，控制中边，稍一疏虞，将至人心动摇，邻邦干涉，内忧外患，迭起丛生。言念及此，深为焦灼……窃谓暂时权宜之计，必仍规定燕京，借消隐患。将来宅中建国，仍在武昌，既足涤三百年旧染之污，亦可辟亿万世奠安之局。折衷定策，莫此为宜。如蒙允诺，即请从速组织临时政府，规划一切。”黎元洪虽然仍然坚持将来应定都武昌的意见，但也公开表示了支持在北京建立临时政府的主张。
外国在华势力也公然支持袁世凯。据《民立报》记载，各国公使对于迁都南京“颇不谓然”。他们认为：“北京为东亚之中心，数百年来皆建为都会。况且庚子以后，东交民巷一带，已缔立专约，各使署及洋行建筑费巨工大，煞费经营，不独为各外商生民财产所托，于各邦国体诚有重大之关系。今南政府不待各国承认，率以一二人之私见，遽议迁都……南政府轻视外交，要用正式干涉。”各国公使为此集会。英国公使朱尔典在会上说：“现在中国政体既已解决，南北两方面争持甚力者，仅在建设临时政府地点问题。现在南北两面相较，南方之摇动，究不若北方之稳固。设使袁总统一旦南去，情形甚属危险。”其他各国公使均表赞同，并拟照会外务部。外国势力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
在定都问题的南北之争中有多种政治势力是支持袁世凯的，如《民立报》所谓“各都督、各督抚、各军团、各报馆、各政党、各绅商，大多数主张北京”。这个情况对于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势力非常不利。
孙中山、黄兴等南方革命势力也不甘沉默，仍然坚持原议，并对建都北京之说展开了反击。黄兴针对庄蕴宽、章太炎及《民立报》所论定都北京的理由，予以一一驳斥，认为：“袁公虽与清廷脱离关系，尚与清帝共处一城。民国政府移就北京，有民军受降之嫌，军队必大鼓噪。且临时政府既立，万不能瞬息取消。清帝既退其统治权，统一政府未成立以前，当仍在南京，临时政府自应受之于政府所在地，更无移政府而送其接受之理……袁能南来，以北方领袖之宏才，为民国统一之元首，南方服其坦白，北方服其威重，感情融洽，统一之局可以大定。种种研究，临时政府地点必以南京为适宜。”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次长魏宸组致电庄蕴宽，指责庄之通电“有类于耸动社会，反对政府，扰乱秩序”，并逐一反驳了庄蕴宽主张建都北京的理由：“维持秩序，赖有兵力，固与袁之在南在北无关也。控制西北，亦视兵力与政治若何，决不因京城为转移；英于印度，法于安南，美于菲律宾，未闻因京城之远而失之也。联外人，拥幼主，系公过虑。夫外人果欲保全清帝，于武昌起事之日，以一纸书或可办到，岂尚待今日哉？至各国反对一节，尤为大谬。义师一起，商务全消，各国何尝不反对，吾人故未尝先求外人之同意，而后施行革命也。”联军总司令孙岳、参谋长李鼎扬、军旅长米占元、镇军团长臧在新、宁军团长谢时致电孙中山、袁世凯、黄兴及各都督、各司令、各省督抚、各谘议局、各报馆，对于庄蕴宽等人“建都应在北京”的主张表示不以为然，认为：“建都北京，其害有三：一、人心之趋向，一如旧日。二、中原幅员广大，偏处一隅，则尾大不掉。三、对于满族之胶葛，永无断绝。”梅馨、蒋国经、赵恒惕、黄本璞、覃振以汉口湘桂联军8000人的名义，致电孙中山、黄兴表示：“南部暗潮汹涌，藉非袁公南来，万不足以维大局、安人心……袁果赞成共和，则请速推诚布公，毅然南来，俾南北政府统一组织成立，庶内部不起猜疑，外交得免破坏，五大族幸甚。若犹眷恋于专制巢穴，负隅思逞，不惜人言，不顾天命，内讧外患，民国危矣。则某等誓必提兵北上，拼一死战，不血洗二百余年之秽污地，不为黄汉子孙。”可见，南方革命势力的反对也是相当激烈的。
与此同时，孙中山一面继续函、电敦促袁世凯南下；一面力争主动，派遣以蔡元培为首的欢迎代表团，偕唐绍仪北上，专程迎请袁世凯南下就职。迎袁代表团以教育总长蔡元培为欢迎专使，外交次长魏宸组、海军顾问刘冠雄、参谋次长钮永建、法制局局长宋教仁、陆军部军需局长曾昭文、步兵第31团长黄恺元、湖北外交司长王正廷、前议和参赞汪精卫为欢迎员。阵容颇为壮观。
2月21日，蔡元培专使代表团启程北上。26日，唐绍仪与汪精卫先期抵京，并于当晚谒见袁世凯，晤谈临时政府地点问题。27日，迎袁代表团全部进京，受到袁世凯的热烈欢迎。袁世凯派胡惟德到火车站迎接，同时前往欢迎的尚有以段祺瑞为首的各军高级将领，以及各商会代表与军队、巡警、学生等人群，“排列如堵”，火车站装饰得甚为美观，“全城皆飞五色新旗”。各代表寓居贵胄法政学堂。28日，袁世凯在迎宾馆会见蔡元培一行，“一见面则允许赴宁就职”，并拟以唐绍仪在北京留守。这时，南方专使已不再拘泥于“建都问题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而只专注于迎请袁世凯南下就职。正如蔡元培所说：“袁公之就职于南京，准之理论，按之时局，实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而培等欢迎之目的，专属于是，与其他建都问题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均了无关系者也。”袁世凯始终没有表示不能南行之意，蔡元培等人也对此深信不疑。
2月29日夜晚，袁世凯的亲信曹锟所属第3镇在北京发动兵变。乱兵“始焚东城，继抢城外”，在京城内外大肆烧杀抢掠，商民店铺、居所损失数以千计，迎袁专使寓所也不能幸免，蔡元培等人被迫仓皇逃避使馆区的六国饭店。3月1日夜，乱兵“复抢西城，计焚两钟之久，枪声彻夜不绝。丰台同时兵变，竟开大炮”。这次兵变是袁世凯故意制造的，如时人所谓“初意系授意稍为暴动，借免南行之意”。继北京兵变之后，天津、保定等地也发生军队哗变事件。如此造成北方局势动**的迹象，为袁世凯拒绝南下提供了有利的借口。
一时间，要求袁世凯在北京组织统一政府的呼声再次高涨。南北军政各界、各社团、商会、报馆纷纷通电、上书，反对袁世凯南下。副总统黎元洪致电各省及各机关，认为“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如果南北相争持久不决，将导致“兵亡”、“民亡”、“国亡”、“种亡”的严重后果。北军将领段祺瑞、姜桂题、冯国璋发布通电，断然主张：“兹就内情、外交、边部各方面观之，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统一政府必须旦夕组定。”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时报》《神州日报》《时事新报》《民立报》《天铎报》《爱国报》《民报》《大共和日报》《民声报》联衔致电孙中山和南京临时参议院：“国都及临时政府地点应在北，其理由早经各报暨庄都督详细说明，即旅北商民，亦公电赞同。因日久相持，人心不定，致肇京、津、保定之变，商业损失益巨。倘再迁延，易启外人干涉，良用危惧。务恳迅赐协商允妥，亟就北京组织完全政府，建定国都，以期南北统一。”外国势力也开始加紧活动。驻北京的外国公使团紧急集会，决定从天津再调兵1000人，增援使馆卫队，并每天在街道上进行武装巡逻，“以便对现存统治当局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各国以保护使馆为名，陆续增兵北京；同时放出空气，希望袁世凯迅速在北京组织统一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迎袁专使蔡元培等人不得不接连致电南京临时政府，提议改变临时政府地点，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他们电称：“前月二十九日夜，北京军队忽起变乱，一般舆论以袁将南行为其主要之一原因。内乱既起，外人干涉之象亦现，无政府之状态，其害不可终日。于是一方面袁君颇不能南行，而一方面则统一政府不可不即日成立，在事实上已有不可易之理由。培等会议数次，全体一致，谓不能不牺牲我等此来之目的，以全垂危之大局。”事已至此，孙中山与南方革命势力也无可奈何。
3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政府交议《关于袁总统受职与重行组织统一政府办法案》。议员汤漪提议袁世凯“来电既谓北京略已平靖，即应电请袁君南来就职”，少数赞成，被否决。议员邓家彦提议“电允袁总统在北京受职”，多数赞成，可决。议员谷钟秀提议关于袁世凯受职与重行组织统一政府办法六条，议决如下：（1）由参议院电知袁大总统允其在北京就职，（2）袁大总统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3）参议院接到宣誓之电后即复电认为已经受职，（4）袁大总统受职后即将拟派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姓名电知参议院求其同意，（5）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委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交代事宜，（6）孙大总统于交代之日始行解职。对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决议，孙中山完全赞同。第二天，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表示：“尤望即依参议院所开手续，正式受职……早定大局。”于是，袁世凯便着手在北京组织临时统一政府。
二 立宪派、旧官僚与革命派的纷争
在武昌起义以后的革命大风潮中，不少立宪派、旧官僚自觉不自觉地抛弃清廷，及时地转向革命，附从革命，这对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并迅速取得成功，无疑功不可没；但是，在随后的革命政权建设过程中，这些立宪派、旧官僚又难以与革命派同心同德、共济时艰，而是互起攻讦，甚至处处为难，以致政争不已，不仅涣散了革命阵线，而且削弱了革命力量，致使革命政权很快落入旧势力代表袁世凯的手中。在这一点上，他们是难逃其咎的。
如前所述，在各省独立的过程中，立宪派、旧官僚与革命派既有合作，也有争斗，并因此而分享了革命政权。当时，各省建立的军政府大都是由革命派、立宪派、旧官僚三种势力组成的联合体，有不少立宪派、旧官僚占住重要职位，甚至成为军政府都督，如湖北都督黎元洪、苏州都督程德全是典型的旧官僚，浙江都督汤寿潜、湖南都督谭延闿是著名的立宪派人物。随着各省纷纷独立，筹组统一的中央政府之事被提上议事日程，立宪派、旧官僚颇显活跃，尤其江浙名流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程德全、庄蕴宽、雷奋、杨廷栋等人，企图控制统一中央政府的组织权，在上海与武昌两派势力之间纵横捭阖。南北议和期间，这些立宪派、旧官僚更是在南方革命势力与北方袁世凯势力之间上下其手，操纵自如。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张謇、汤寿潜、程德全虽挂名南京临时政府总长，但常住上海租界；孙中山函聘赵凤昌为枢密顾问，赵在上海坚辞不就；汤化龙也匿居上海不就临时政府法制局副局长之职。显然，这些立宪派、旧官僚们对革命派掌握的新生的革命政权采取了消极的不合作态度。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在组织上依托中华民国联合会和统一党，与同盟会和南京临时政府在政见上处于对立状态。
中华民国联合会和统一党与革命党人章太炎密切相关。1911年11月中旬，章太炎从日本回到上海，立即投入紧张的政治活动当中，“担任调人之职，为联合之谋”。当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各种政治势力都在谋求筹组新的统一政府。在武昌的谭人凤等革命党人致电包括章太炎在内的各地革命党同志称，“民国渐次成立，请诸君速来鄂组织一切”，显然是要各地革命党人到武昌组织民国政府。章太炎回电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今读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诸君能战则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章太炎公开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毋庸讳言，从辛亥革命的角度看，这个口号反对同盟会一党领导的意思是很明显的，其对革命的破坏性影响不容低估。革命领袖孙中山日后反思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时认为：这个口号在当时造成了“一种很可怪的空气”，某些旧官僚与革命党人彼此唱和，瓦解了革命精神，“后来革命党的失败，都是在这句话上面，这是我们大家不可不彻底觉悟的”。但是，如果我们从民国政治建设的角度看，就会发现这个口号应该还有另一层意思：在革命成功以后，取消革命政党，建立近代普通政党，进行民主宪政的国家建设。这是民国之初进行政党政治建设的“毁党造党论”社会思潮的反映，是章太炎创立近代政党、进行政党政治建设的理论依据。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章太炎一回国就立即谋求组建政党。当时，章太炎在上海常与张謇见面，“会商民国成立以后的政治建设。一面谋巩固民主根基，一面谋民权民气在正当的轨道上发扬，尤其着重在政党的建设。认为要进行政治上的演进，政见上的表现，必得有对待的二党在同一国体之下，各自团结，拿政纲政见互相切磋，互相砥砺；使人民有从违择舍的自由和信从。”后来，他们组织了中华民国联合会与统一党。
1912年1月3日，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以“联合全国，扶助完全共和政府之成立”为宗旨。联合会的干部体制采用会长负责制，由正副会长、干事、参议员构成。具体情况如下：正会长章太炎，副会长程德全，参议员江苏唐文治、张謇，浙江蔡元培、应德闳，湖南熊希龄、张通典，湖北黄侃，安徽汪德渊、程承泽，四川黄云鹏、贺孝齐，江西刘树堂、邹凌沅，广西陈郁瑺，云南陈荣昌，广东邓实，甘肃牛载坤，贵州符诗镕、王朴，驻会干事江苏唐演、浙江黄理中、江西符鼎升、湖南章驾时、四川廖希贤、福建林长民、山西景耀月、贵州王朴、安徽江谦。1月4日，联合会发刊《大共和日报》，为其言论机关报。中华民国联合会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成立的第一个重要的政治团体，其明确表示“本会性质对于政府立于监督补助地位”。
3月2日，中华民国联合会根据章程“改会为党”，正式成立统一党，以“统一全国，建设强固中央政府，促进完美共和政治”为宗旨。统一党的干部体制采用理事合议制，由理事、参事、干事、评议员构成。统一党成立时本部职员如下：理事：章太炎、张謇、程德全、熊希龄、宋教仁；参事：汤寿潜、赵凤昌、唐文治、陈荣昌、邓实、应德闳、王清穆、叶景葵、庄蕴宽、蒋尊簋、唐绍仪、汤化龙、温宗尧；干事：总务科黄云鹏、孟森，书记科康宝忠、刘莹泽、王朴、马质、钱芥尘、易宗周，会计科黄理中、张弧，交际科王印川、林长民、王观铭、龚焕辰、杨择、王绍鏊，庶务科章驾时、王秀琳；基金监：赵凤昌；评议员：江苏唐文治、陈则民，浙江应德闳、陈毓楠，四川黄云鹏、曾道，安徽汪德渊、刘慎怡，湖南章驾时、邓起枢，广西周应熙、汪凤翔，河南张达善，江西李约，贵州杨华、宁士桢，直隶纪文瀚。统一党成立的第二天，同盟会也由秘密革命团体改为公开的政党，形成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相对立的两个重要政党。
从上述开列的中华民国联合会与统一党的干部成员来看，其党员构成融合了革命派、立宪派、旧官僚三种政治势力。据记载，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时，“凡国人之主张共和及统一建国者，不问其南北新旧，有无党籍，率可入会”。统一党更是“兼容各派，共赴一鹄，直开后来政党联合阵线之先河，弥为国人所乐附”。正如统一党的《宣言》所称：“本党本集革命、宪政、中立诸党而成，无故无新，惟善是与。只求主义不涉危险，立论不近偏枯，行事不趋狂暴，在官不闻贪佞者，皆愿相互提携，研求至当。”当然，上述名单中不少人实际上是挂名的。如宋教仁当时正随迎袁专使蔡元培在北京，当得知被统一党举为理事时，即在京发电辞职，回南京后又致电《民立报》登报发表声明。事实上，无论是中华民国联合会还是统一党，真正起控制作用的核心人物还是章太炎与江浙立宪派、旧官僚张謇、程德全、赵凤昌等人。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同盟会根据“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原则，基本上掌握了政府权力，俨然一执政党；而中华民国联合会与统一党虽然有党员入阁，但始终处于在野党的地位。两党之间存在许多政见分歧。中华民国联合会与统一党可谓是同盟会及南京临时政府重要的持不同政见者，前者对后者的种种举措多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例如，反对改用阳历。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之初，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根据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的决议，宣布自1912年1月1日起改用阳历。章太炎以《大共和日报》社长的名义连续发表宣言，认为此举由各省都督府代表组织的参事会所议定，“不合法制”，故反对改用阳历。宣言称：“本年改用阳历，由参事会所议定。寻今日南北未一，观听互殊，岂容遽改正朔？况此次参事会，大半即各省都督府代表之变名，既非国民公选，何有决议改历之权？故在议员未选、历书未颁，对于此等少数空言，断难遵行。”“历法为人民所公用，非官吏所独用。阳历诚便于从事，然改变人民所用之旧贯，非民选议员，不得有决议之权。今以都督府代表擅议，故曰少数；有其议而不颁历书，故曰空言。各军政府虽依用，民间未有历书，虽有东西人通用之历，依法宜自政府刊行颁布。故曰断难遵行。凡事当决于民议，不决于是非。仆非反对阳历，乃反对用阳历者之不合法制。”
再如，反对南京临时参议院与《临时约法》。在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上，蔡元培曾提议“请愿临时政府组织民选参议院”。嗣后，联合会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对此两次交换意见。首先，联合会上书临时大总统，从法理上认为共和政治当有民选议院，所谓“共和政治之精神，在伸张民权，而伸张民权之机关，即在民选议院，此诚今日所当亟而不可草率将事者”。上书对于由各省都督府代表组织的议事机构不以为然，认为是“以行政之员而参与立法”，“仅足以代表各省都督府，而不能代表全国人民之总意”，“止能参预行政事宜，不得干预立法权”，要求临时大总统“通告各省，召集省议会，选举议员，速赴南京，组织参议院……庶符民国共和政治尊重民权之至意”。临时大总统则从事理上申述临时政府时期只当有临时参议院，认为“临时参议院由各省都督派员组织，不过一时权宜，岂遂认为定制？目下光复各地，军政犹布，地方未靖。即欲召集省议会，选举议员，机关、手续俱无从着手；必待民选告成，乃议立法，又非临时政府建设之意；且北伐之举，有进无退，江淮频警，楚氛甚恶，临时政府所枕戈不遑者，方在破虏一事。民选议会，当俟北虏破灭后议之，在此非谓理有不可，盖于势有不能也。”接着，联合会退而求其次，认为临时参议院仅为“一时权宜”，主张限制其立法权。其复书称：“大总统既知此种议会为一时权宜，不为定制，以后关于永久之法，应请限制此会不得妄议。其万不得已一时急于施行者，但可取用章程格令等名，不得以法律名义颁布，庶几权限划清，思无出位。”对此，临时大总统表示认可，认为其所论限制临时参议院立法权“切中时弊”，“当加意致谨”。1912年1月2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由各省都督各派代表三人组成，与中华民国联合会民选议院主张大相径庭。南北议和成功后，统一党又重提民选问题，主张撤销临时参议院，认为“参议院者，实各省都督所派之代表团，而南京临时政府之假署立法机关也，其非国民之代表国民之立法机关，自事实上法理上言之，了无疑义……今南北既已统一，自为单独之国家立法机关当归民选，其裁撤当即在目前”。更有甚者，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时颁布了由临时参议院制定并通过的《临时约法》，统一党认为这显然与中华民国联合会希望限制临时参议员立法权的主张相违背，故而对其大加非议：“国民为共和国之人，有主权者，参议员为都督府之差官，无主权者，故国民对参议院之《临时约法》有不承认之权，此最简明之理由也。虽然，使该院所制定者尚属可行，其制定手续虽不适法，吾国民亦可宥其越权之罪，委曲承认；乃按该约法规定既多纰缪，性质又不尽合临时，吾国民若再缄默不定，则是自弃其天职尔。”统一党认为《临时约法》由不合法的临时参议院制定，不合立法手续，且其本身又不完备，因而建议国民不予承认。
当然，中华民国联合会和统一党还有不少政见与同盟会及南京临时政府不同。如章太炎、张謇、庄蕴宽等人致电、致函，强烈反对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以汉冶萍公司抵押借款及其定都南京的主张，已如前述，此不赘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持各种反对理由，大都合理合法，冠冕堂皇，给南京临时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使其处境颇为尴尬。
应该看到，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民初政坛上的政治格局主要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派革命势力与袁世凯势力的竞争，而中华民国联合会和统一党处处表现与同盟会及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政见分歧，这无疑在客观上是有利于袁世凯的。“当时同盟会与统一党以主义分急进、渐进相对峙，遂令枭雄袁世凯乘隙而入，施其操纵惯技，坐享渔人之利。”正如统一党的重要党员王绍鏊日后回忆时所认为，统一党“实际上是不知不觉地做了袁世凯的应声虫”。
三 革命派内部的矛盾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很快便陷入内外交困的艰难境地：列强不予承认，财政危机严重，同时还面临着袁世凯势力的威胁，而立宪派、旧官僚又处处为难，革命政权岌岌可危。这要求革命派团结一致、共渡难关，但革命派内部也是矛盾重重。
革命派内部的矛盾主要是源于不少革命党人对革命艰巨性的认识不足及其权利享乐思想的泛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民国建立与清帝退位这种政治转换的表象中，一些革命党人便沉溺于“革命成功”的幻觉，开始迷失了革命的目标与前进的方向。“自辛亥革命以后，热心消灭，奋斗之精神逐渐丧失。人人皆以为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便是革命成功，革命事业不肯继续做去。”此时一些革命党人便居功自傲，很快滋生权利享乐思想。“当时同志中志得意满、行为浪漫者颇不乏人；‘逢人称首义，无兵不元勋’,舍本偏于逐末，革命止于革官。”他们“开始蜕变，逐渐地丧失革命意志，而一味追求个人的官职和利禄”。这些革命党人以革命为做官发财的捷径，于是在夺取政权之后为了权位与利益而互起纷争，以至内讧不已。正如孙中山日后批评所说：“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
当然，革命派内部的纷争，既有权利思想的作祟，还因政见的不同而引起。下面是几方面的矛盾情形：
（一）武汉与南京的矛盾
武汉是首义之区，湖北革命党人自视甚高，居功揽权之心甚切。在筹建统一中央政府的时候，他们曾经与上海各种政治势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试图掌握临时政府的组织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他们又多方活动，想方设法为自己谋取职位。刘成禺、时功玖等人要求孙中山“宜宠异武昌诸将，勿令怨望”，但没有结果。孙武亲自到南京活动，欲在临时政府谋一陆军次长之职，也未能如愿。南京临时政府除给黎元洪以副总统职位外，并没有给其他武昌首义诸人以特别的位置。由于对权力分配的失望，湖北革命党人对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颇为不满。他们认为：“南京政府排鄂，鄂人功高多材，应另树一帜，以与之相抗。”
3月1日，湖北籍参议员刘成禺、时功玖、张伯烈因反对南京临时政府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而愤然辞职，由此引起了一场否定南京临时参议院的政治风波。刘成禺等人的举动，得到几乎同时辞职的江苏籍参议员杨廷栋等人的支持与配合，他们通电要求各省议会另选参议员，组织临时中央议会，从而否定南京临时参议院，进而否定其所制定并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南京临时政府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二）光复会与同盟会的矛盾
光复会与同盟会是两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它们都为革命的成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由于两者之间的历史纠葛，积怨甚深，势同水火。革命成功之后，为了谋取权势与地位，双方的矛盾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显露出来。上海光复，是同盟会陈其美与光复会李燮和通力合作的结果。但是在组建沪军都督府时，陈其美不仅利用手腕为自己取得都督职位，而且多用同盟会会员掌管都督府重要职权，对光复会一系排斥甚力，仅予李燮和以参谋之职，使李燮和及光复会党人颇为不满。在李燮和避走吴淞、出任吴淞军政分府都督后，陈其美及其党羽“甚为嫉妒”，居然多次派人暗杀。李燮和在吴淞另树一帜，为了“不受制于陈其美”，决定将吴淞军政分府隶属于江苏都督程德全治下，并取消都督名号，改任吴淞军政分府水陆军总司令。上海光复前后，陈其美与李燮和的矛盾，表明同盟会与光复会的裂痕难以弥合。
广东是同盟会势力控制的重要基地，陈炯明出任都督后，为加强同盟会的统治力量，力图压制与打击光复会等异己势力。汕头民军司令光复会员许雪秋、陈芸生“与同盟会员之领军者不合，势成水火”。为此，光复会会长章太炎致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指出：“同盟、光复二会，日益轧轹……几有贵族、平民之分。”他认为，光复会与同盟会本来应该是平等的，两党的革命目标基本上是相同的，光复会也为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虽然两党领袖政见稍有区别，但绝不能自相残杀。他对于同盟会压制光复会之事深表不满，并说明其严重后果：“若以名号相争，而令挟私复怨者，得借是以为名，无损于虏，徒令粤东糜烂。”孙中山致电陈炯明及同盟会，完全赞同章太炎关于同盟会与光复会两党关系的意见，并指示陈炯明“解释调处”。他认为：“同盟、光复二会在昔同为革命党之团体……两会欣戴宗国，同仇建虏，非只良友，有如弟昆。纵前兹一二首领政见稍殊，初无关于全体。今兹民国新立，建虏未平，正宜协力同心，以达共同之目的，岂有猜贰而生阋墙。”无论是章太炎还是孙中山，在主观上似乎都希望同盟、光复两会能够泯灭党见，和衷共济，但事实上两者仍是纷争不已，其结果只不过是革命阵线里有生力量的内耗，而客观上给袁世凯攫取革命成果以可乘之机。
同盟会自成立以后，历经共进会独树一帜、光复会重建及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等事件，在组织上逐渐趋于涣散状态。武昌起义突然爆发，同盟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缺乏充分的准备，以至于在如何应对时局及如何自处等关键问题上，同盟会内部的认识非常混乱。章太炎宣扬“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老革命党人刘揆一主张：“自今以后，务皆以提倡共和民主政体、组织中华民国政党为共同纯一之宗旨。凡从前所设立如同盟会、宪政公会、宪友会、辛亥俱乐部以及一切党会诸名义，应请一律取消，化除畛域，共建新猷。”对此，同盟会的机关报《民立报》也表示赞同，认为：“非有此种涵天盖地之识量，万不足以救党派分歧之中国。”宋教仁更是直接“主张解散同盟会另组政党”，“选择同盟会中稳健分子，集为政党，变名更署，与同盟会分离”。这些关于取消同盟会和另组政党的言论，一时甚嚣尘上，使同盟会几乎面临解体的危险。
1911年12月30日，归国不久的孙中山在上海召开了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改订了同盟会暂行章程，并发表《中国同盟会意见书》。意见书承认了同盟会的涣散状态，“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号召党人加强团结，希望“吾党宜益广其结纳，罗致硕人，以闳其力，惟必先自结合，以成坚固不破之群”。同时还严肃地批评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言论，以为“是儒生阘茸之言，无一粲之值”。意见书还宣称同盟会应勇敢地承担领导革命的重任：“当千钧一发之时，则冒锋镝、捐肝脑为前驱以争其最后者，舍吾党其谁属？”该书重申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革命理想，“欲造成圆满纯固之国家，以副其始志者，则必完全贯彻此三大主义而无遗”。最后，意见书还表明了要在适当的时候将同盟会改为公开政党的意向：“俟民国成立，全局大定之后，再订开全体大会，改为最闳大之政党，仍其主义，别草新制，公布天下。”这次会议的召开，表明了孙中山等同盟会最高层领导人试图重新振兴同盟会势力的希望及其努力的方向，应该说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但效果并不理想。
事实上，当时同盟会内部的分裂业已显露端倪。随后，章太炎与江浙立宪派、旧官僚张謇、程德全等人组织了中华民国联合会，湖北革命党人孙武、刘成禺等人拥戴黎元洪成立了民社。章太炎、孙武等人既从同盟会分裂出来，又公然攻击同盟会，使同盟会备受压力。1912年1月22日，同盟会总部在南京举行会员大会，有18省会员到会，约2000人，规模盛大。胡汉民代表孙中山出席，并提议修正誓词为“颠覆满清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并得到会众赞成。会议在讨论同盟会的改组问题时，会员意见出现分歧：右派以宋教仁为代表，认为“武装革命已告终了，应改为公开之政党，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府之地位，不宜复带秘密之性质”。左派以胡汉民为代表，认为“革命之目的，并未达到，让权袁氏，前途尤多危险，党中宜保存从来秘密工作，而更推广之，不宜倾重合法的政治竞争，而公开一切”。讨论的结果是右派占多数。这种意见分歧，正是同盟会内部分别以孙中山与宋教仁为代表的两派政治势力不同政见的反映。当时，正值南北和谈的关键时刻，清帝尚未退位，孙中山对让位给袁世凯也心有不甘，于是希望继续保持同盟会的革命性质；而宋教仁向来主张实行政党政治，当然希望将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以实现其责任内阁制理想。
同盟会改组其实也是其内部矛盾分化的结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同盟会本是秘密革命团体，改组为公开政党后，其性质遂发生变化，如章士钊所谓“从前之名称虽未易，而其实质则已消”。“同盟会既为政党，则今后之所为，当谋避免普通政治结社之行动，而力崇党德，实行党纲。政党者，与国会相依为命者也，故党员当为议员，否则为议员候补者，余则恃选民而已。”改组后的同盟会希图逐渐步入政党政治的轨道，其从前所有的革命性便将随之而丧失。后来，宋教仁以此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其他几个小团体，组建国民党，更是如孙中山所谓已“完全变为政党，革命精神遂以消失”。因此，同盟会的改组，不但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革命领导核心，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本来就并不够强大的革命力量，终于难以粉碎袁世凯势力攫取民国政权的阴谋。
总之，在清末以及民初政局演变的过程中，各派政治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立宪派和革命派与清政府斗；摄政王与袁世凯及立宪派和革命党斗；善耆与载沣弟兄斗，结果均归失败，成功者只一袁世凯。”事实上，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政治手腕方面根本不是旧官僚政客袁世凯的对手，立宪派、旧官僚与革命派组织的反清革命联合阵线在清王朝垮台之后又互起纷争，革命派内部也随之不断分化而矛盾重重。种种迹象表明，袁世凯能够成为这场政治角逐中最后的赢家，是有多方面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