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生活陋俗的进化
清末民初是一个社会政治变革的过渡时代。随着急剧的政治变动，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观念与习俗也在悄然发生变革。新事物的兴起与旧事物的消灭，是这个变革时代最显著的标志。如时人所谓：“自武昌发难，一声霹雳，万蛰昭苏，曾不半稔，共和成立。政体既易，一切典章文物风教制度，罔不有革新气象，而旧者日归淘汰，斯固天演之公例然也。爰就所见濡笔记之：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农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有心人于事物盛衰之间，足以觇国家未来之兴替、社会未来之文野。”清末民初正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发生整体性结构变革的时代。
社会生活习俗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陋俗的进化。清末以来，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人在日常社会生活方面进行了广泛的陋俗变革，其中尤以禁缠足、剪辫以及婚俗、社交礼仪等方面的变革较深入。
女子缠足之风，绵延上千年，是清末以来有识之士力图革除的一项陋习。不仅维新志士和革命党人积极主张放足，反对缠足，而且此举还得到政府的支持与提倡。禁缠足既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也是民初民国政府革新的重要举措。正是由于民间人士的呼吁和政府的倡导，因而在清末民初形成一股不缠足的社会风气。上海、天津、广东、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山东、奉天等地纷纷成立不缠足会或天足会，并于1906年出现全国性的不缠足团体——中国天足会。据当时报刊记载，在广州，“女学大兴，放足的十有八九，都说放的是文明，缠的是野蛮。”在天津，“妇女不缠足的风气开通多了，或有入天足会的，或有不入天足会也不缠足的。约略着算计，天津一处，总有三四百家。有这三四百家文明种子，渐渐发生，不愁将来不都改过来，这也算是一件最可喜的事。”“天津不缠足的，已有三分之一了。”到民初，人们的观感是：“昔日女子多缠足，今日女子多天足。”这些报道说明城市居民中有一些女子已开始不缠足。其时，在报刊上还出现有知识青年公开征求天足女子为妻的征婚广告。这也表明社会对不缠足现象有了一定程度的认同。然而，由于习惯势力的影响，清末民初的不缠足运动虽然开展得轰轰烈烈，但并没有最终根除缠足陋习。
男子蓄辫，是满清统治的象征。在清末，剪辫与否已经成为是否革命的标志，所谓“世之论尊王与革命党派者，不以言论，不以事实，惟以去辫不去辫，为尊王、革命两党之一大标识”。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多以剪辫表明其反清的意旨，流风所及，使国内新式学堂学生与新军士兵也纷纷效仿，“南京自组织新军以来，军界中人纷纷截落发辫者不可胜数”。学界剪辫风气也是颇为盛行，朝廷屡禁不止。1910年冬，资政院通过剪辫易服案，使剪辫运动“一时风发云涌，大有不可遏抑之势，而以学界之热度为最高”。据报载，在天津，“自剪发风气开通后，本埠工商学界实行者几于无日无之”。在北京，“学界剪发之事刻已盛行”。在上海，由伍廷芳发起，各界在张园举行剪辫大会，到者二万余人，设有义务剪发处，“理发匠十数人操刀待割，其时但闻拍掌声、叫好声、剪刀声、光头人互相道贺声……计二小时之间，当场剪发者已得三百余人。“1911年12月7日，在武昌起义的冲击下，清政府终于批准资政院的奏请，谕允臣民自由剪辫。据报载，12月13日，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带头剪辫，“以为各界之倡”。随后，“各国务大臣、次官，及其他稍明时势之各京官，并袁所统各军队，已纷纷剪去。即外间一班社会，风闻而剪者亦为不鲜。”在民初，南京临时政府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名义发布限期剪辫令，进一步掀起了剪辫的风潮。据记载，广东宣布独立之日，剪辫者达20多万人，“无论老弱少壮之男子以及士农工商兵，罔不争先恐后，纷将天然锁链剪去。是日堤岸一带之剪辫店，自朝至暮，挤拥非常，操此业者，几致食亦无暇。”剪辫一时成了革命的标志，“不剪辫不算革命，并且也不算时髦，走不进大衙门去说话，走不进学堂去读书。所以革命不到几时，年轻的男子们，早把发辫剪了。”顽固守旧之徒继续蓄辫不剪，即刻招致社会舆论的非议。“民国此次革命，莫不以剪除发辫为第一标记。其有保存发辫者，非讥之为豚尾，即詈之为满奴，甚欲削夺其选举权，以实行强迫手段。”剪辫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意义，可谓民国气象更新的一个重要表征。
婚俗的变革表现在由传统的封建包办婚姻向西式文明结婚的转变。传统婚姻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办而成，完全无视青年男女双方的主观意志。尤其是女子，更是婚姻的牺牲品，不知酿成了多少人间惨剧。这是有识之士极力抨击的一大陋俗。1900年，蔡元培公开提出选择配偶的五项条件：“（一）女子须天足，（二）女子须识字，（三）男方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男女两方意见不合可以离婚。”其中后三项反对纳妾、提倡女子可以再嫁及离婚，是对传统婚姻观的正面挑战。1904年，陈王发表《论婚礼之弊》一文，对传统婚姻陋俗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指出，中国旧式婚礼通弊有六：一是男女不相见之弊，二是父母专婚之弊，三是媒妁之弊，四是聘仪奁赠之弊，五是早聘早婚之弊，六是繁文缛节之弊。他对西方男女自由恋爱结婚的婚俗颇为推崇，认为是“风俗之至则，人伦之乐事”，并主张学习西俗，以改变中国的旧式婚姻陋俗。他提出：“以独立分居为根据地，以自由结婚为归着点，扫**社会上种种风云，打破家庭间重重魔障，使全国婚界放一层异彩，为同胞男女辟一片新土，破坏男女之依赖，推倒专制之恶风，遏绝媒妁之干涉，斩芟仪文之琐屑。”孙宝瑄也对西方自由恋爱结婚的婚俗赞叹不已。他说：“世界文明之极则，男女自择配偶。”“夫妇配合，宜由自择，欧人之风也。然与苟合有别，何也？盖当未结为夫妇之先，彼此先为朋友，必待二三年之久，互相察知性情之如何，品行之如何，以及身体之强弱，学问之优劣，无不体验周备，然后两情认许，再以父母老成之敏眼认可之，方能订盟结缡，至不易也。"1905年，法国司达康女士所撰《婚姻谈》一书，由中国驻法二等参赞官刘式训翻译出版，这是西式婚礼在中国开始流行的一个重要标志。清末民初，西式文明婚礼已在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等大都会成为时尚。有人认为文明婚礼的好处有三：“梳一东洋头，披件西式衣，穿双西式履，凡凤冠霞帔、锦衣绣裙、红鞋绿袜一概不用，便利一；马车一到，昂然登舆，香花簇拥，四无障碍，无须伪啼假哭、扶持背负，便利二；宣读婚约，互换约指，才一鞠躬，即携手同归，无傧相催请、跪拜起立之烦，便利三。”自由恋爱、文明结婚成为时髦青年的理想追求。有诗为证：“无媒婚嫁始文明，奠雁牵羊礼早更。最爱万人齐着眼，看侬亲手挽郎行。”文明结婚的出现，是对封建包办婚姻的巨大冲击，此后便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风尚。
社交礼仪的变革，首先表现在男女社交初现端倪。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男女之大防”观念的限制，女子是不宜出来进行公开社交活动的。清末以来，随着西方近代自由平等学说的传入以及妇女解放思想的传播，女子社交不可避免。戊戌时期，已有妇女参与戒缠足、兴女学等社会改良活动。1901年，在上海张园拒俄集会上，薛锦琴女士公开发表演讲，震动海内外，可谓妇女介入政治活动的开端。辛亥时期，有许多女子，如秋瑾等人参加了反清革命运动。民国初年，妇女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参政风潮。不过，总的说来，由于礼教的束缚，这一时期男女社交仍被社会舆论所控制，起色不大，仅略现端倪而已。其次，见面礼节由跪拜、作揖改为鞠躬、握手。跪拜礼是传统社会中一种基本的礼节，用于维护尊卑等级制度和伦常关系。清末有识之士批评跪拜礼含有臣服之意，是造成国民奴隶性格的重要根源，批评说：“叩头也，请安也，长跪也，匍匐也，唱诺也，恳恩也，极人世可怜之状，不可告人之事，而吾各级社会中，居然行之大廷，视同典礼。“1906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发布示谕，痛斥屈膝请安之礼“婢膝奴颜，有伤气节”，宣布废除官场跪拜礼仪，要求各级官员“入见概用长揖，普免屈膝请安俗礼”。随后，湖北、江苏、河南、江西等省，均于当年废除了这一礼节，改为下官见上级，初见三揖，常见一揖。民初，临时政府明令废除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式礼节，改行以鞠躬礼为主，通常的“文明仪式”为“脱帽、鞠躬、握手、鼓掌、洋式名片”。再次，称呼由尊卑改为平等。1906年，江苏巡抚陈夔龙在宣布废除跪拜礼的同时，禁止各级官员在公牍中使用“卑”字，要求“嗣后通省府、州、厅、县以下公牍中，一律免称卑字”。民国初年，南京临时政府明文规定，要改变官厅中“大人”、“老爷”的称呼，概以官职相称，民间普通称呼则为“先生”、“君”。此后，虽然“大人”与“老爷”之类的称呼并没有立刻绝迹，但“先生”与“君”等称呼则逐渐流行开来。
清末民初社会生活习俗的变革与政治变革相辅相成，基本上是以西方近代自由、平等观念为思想基础。因此，在参照西方生活习俗以革除传统陋习的同时，社会上出现了模仿西方生活方式的风气，逐渐形成了一种趋西与洋化的社会风尚。
二 社会风尚的趋西与洋化
清末民初社会风尚的趋西与洋化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衣食住行、娱乐休闲与生活观念等。这种现象是与随着西力东侵而来的西俗东渐相伴生的，一般首先出现在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然后逐渐向内地通都大邑辐射，最后再慢慢地向广大农村地区渗透。可以说，这是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相始终的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清末民初仅开其端而已。
近代中国服饰的趋西与洋化，首先零星地出现在香港、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洋行里的买办可谓开风气之先者。随后，在改革与革命的进程中，剪辫易服思潮兴起。有识之士一面痛斥旧式服装的弊病，认为“今之辫、服，牵掣行动，妨碍操作，游历他邦，则都市腾笑，申申骂予；于时为不宜，于民为不便”，因而提倡西服。他们认为剪辫易服其利有八：可借以变法，借以养廉，可以强兵，可以强种，可便行役，可振工艺，可善外交，可弭教案，把剪辫易服提高到救亡图存的政治高度。在清末，不少革命党人已经剪辫易服，穿起了西装。到民初，更是一度出现改穿西装的热潮。尤其是都市时髦男女，纷纷闻风而动，改穿洋服、戴洋帽者甚多。1912年10月，民国政府在废弃清朝服制的同时，公布了新的服制，其男女礼服、常服均对西服多有参照之处。与此同时，孙中山结合中西服装的优点，创制了中西合璧的中山装，它一时成为中国男子礼服的流行装。民初服装千姿百态，“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名状”。与逊清遗老仍然钟情于满装不同，新派人士则多以西装为时髦。
西餐于中外通商初期首先在广东、上海等地流行。起初主要是供外国人享用，华人往食者不多。在上海，“外国菜馆为西人宴会之所，开设外虹口等处，抛球打牌皆可随意为之”，“华人间亦往食”。后来，华人吃西餐者渐多，所谓“向时华人鲜过问者，近则裙屐少年，巨股大贾，往往携姬掣眷，异味争尝”。庚子事变后，西餐开始在京津地区流行起来。在北京，玉楼春、清华楼、海晏楼等“洋饭馆”相继开设，吃西餐渐成时髦风气。“近年北京人于西学西艺虽不知讲求，而染洋习者正复不少”。随着西餐的传入，西式饮料与食品也开始流传进来。如天津同宴楼饭店“专做包办英法大菜，西式点心，各国驰名洋酒、汽水等诸品，罐头食物俱全”。当时传入的西式食品种类繁多，如洋酒有啤酒、香槟、白兰地，饮料有汽水、冰激凌、冰棍、奶茶、咖啡，糕点有面包、饼干、蛋糕，以及各种糖果、罐头食品，等等。清末民初以来，这些西式饮料与食品逐渐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与饮食习惯，其影响是深远的。
近代中国西式建筑出现较早的地方，是上海、广州、汉口、天津等地的租界。据近人研究统计，1843-1919年，上海租界内的居住建筑多属于四坡顶的简单洋房，其中1910-1919年新建的4000幢建筑，从式样到结构全部采用了西洋风格。有人描写当时的上海是“穷奢极丽筑洋楼，亘古繁华第一州”。受租界风气的影响，其他一些通都大邑也有不少西式建筑。如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在杭州，“西湖多别墅，且大率为西式建筑”。与此同时，西式家具也成为富户人家的时髦摆设。如在上海，“从前家中陈设不过榆树器具及瓷瓶铜盆，已觉十分体面。今上海人红木房间，觉得寻常之极，一定要铁床、皮榻、电灯、风扇，才觉得适意。”可见，西式家居业已成为新派人物的时髦追求。
近代西式交通工具的引进，除火车、轮船等大型长途运输工具外，尚有多种市内交通用具。一是西式马车。1793年，马戛尔尼曾代表英皇乔治三世赠送乾隆皇帝两辆华丽的四轮双马车，此为西式马车传来中国之始。19世纪中叶，西式马车开始在香港、上海、广州等地风行，北京在20世纪初年才比较常见。二是人力车，又称“东洋车”，约在1869年首先输入香港，1874年输入上海，后来便很快在城市中推广和流行开来。三是自行车，又称“脚踏车”。鸦片战争以后，自行车逐渐传入中国，先在通商口岸，后进入内地城市。1900年左右，自行车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至今已成为普通百姓重要的日常交通工具。四是汽车。1901年，旅沪匈牙利人李恩时将第一批两辆汽车输入上海，是为汽车输入中国之始。1907年，北京至巴黎的汽车拉力赛成功举办，轰动一时。受此影响，中国第一家汽车公司——蒙古汽车公司于次年成立。1911年，上海已有汽车数百辆之多。其时，汽车还主要用于市内交通。五是电车。1899年，北京城南马家堡至永定门的电车轨道正式通车，是为中国内地通行电车之始。1906-1907年，天津、上海相继开通有轨电车。此后，电车便逐渐成为重要的城市交通工具。随着新式交通工具的引进，上海、天津、汉口等城市开始修建西式马路，并使用煤气灯、电灯照明，市容大有改观。种类繁多的近代西式交通工具的引进，以及相应的交通设施建设，不仅改善了传统的交通状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城市市政建设的现代化。
娱乐休闲方式的西化倾向也很明显。电影于1896年传入中国后，20世纪初年便成为城市居民一项重要的娱乐。不仅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观者如堵，而且在比较偏远的广西的一些中小城市也颇受欢迎。据报载：“近有希腊商人二名、法人一名，由河内至龙州，拟在南宁、贵县、郁林、梧州等处开演影戏，所带像片，大有可观，一时之欲扩眼界者无不先睹为快。”话剧于1907年传入中国后，很快便成为时髦人士又一种高雅的文化娱乐。同时，还有不少西式娱乐休闲方式，如音乐、跳舞、游泳、射击、台球、集邮、摄影、赛马、彩票等等，也纷纷传入中国，并逐渐流行。如有人对西洋舞会赞赏有加，认为“西洋礼法最佳，此等社交，乐而有礼，男女和合，故最能怡悦心情，较之中国人每会必为牧猪奴等戏者大异矣。必此等社交发达，而后风俗移易。”再如，有人用留声机欣赏音乐，形情怡然自得。有诗云：“小院静无人，但闻歌声缓。歌声何处来，天机自流转。”西式娱乐休闲方式的引进，使人们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随着生活方式的趋西与洋化，人们的生活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新的生活观念是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相适应的。清末民初，无论是清政府的新政改革，还是立宪派的立宪运动和革命派的民主革命，一切政治活动都以西方为榜样，因而趋西与洋化自然成为社会生活观念变迁的新潮流。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西方近代的社会生活建立在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理性原则基础之上，是人类理想的社会生活模式，代表着社会进步的方向；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充满着陈规陋俗，必须以西方模式为标准，进行彻底的改革；趋西与洋化是文明、进步，否则便是顽固、保守。因而刻意追求西化或洋化便成时髦之举。据报载：“革命巨子，多由海外归来，草冠革履，呢服羽衣，已成惯常，喜用外货，亦无足异。无如政界中人，互相效法，以为非此不能厕身新人物之列。”“官绅富室，器必洋式食必西餐者无论矣。其少有优裕者亦必备洋服数袭，以示维新。下此衣食艰难之辈，亦多舍自制之草帽，而购外来之草帽。今夏购草帽之狂热，竟较之买公债券认国民捐，跃跃实逾万倍。”趋西与洋化成为新派的代名词，人们自然趋之若鹜。
社会风尚的趋西与洋化，是与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基本潮流相一致的。在此过程中，传统社会里一些愚昧落后的陈规陋俗，因受到西方近代文明风尚的冲击与洗礼而渐渐衰败甚至消亡；同时又引进并吸收了一些西方近代文明风尚的新因素，使近代中国社会生活方式与观念逐步迈上现代化的历程。应该说，这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但是，社会风尚的趋西与洋化一旦非理性化，便可能滑进盲目崇洋的泥潭。有人讽刺这种盲目崇洋现象说：“中华国民禀特质，不务精神尚形式。大汉虚传统一名，满目五光兼十色。更有西装新少年，短衣窄袖娇自怜。足踏黄革履，鼻架金丝边。自诩开通世莫敌，爱皮西地口头禅。醉心争购舶来品，金钱浪掷轻利权。”学其皮毛，弃其精髓，甚至数典忘祖，这可能走向事物的反面。
三 社会心理的崇洋与民族文化自信心的陷落
清末以来社会崇洋心理的形成，是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国势衰微的产物。近代中国以屈辱的鸦片战争为开端，之后又在一系列的对外战争挫败中渐趋沉沦，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这对民族心理的伤害是深重的。在西力东侵与西学东渐的巨大压力之下，国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民族心理防线迅速崩溃，对外观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心态急剧逆转，由妄自尊大、蔑视夷狄转而趋于崇洋，甚至于媚外。这在社会各阶层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庚子事变后，清政府在列强的**威之下几乎完全丧失了民族抵抗意识，统治者惟有俯首称臣，一味以媚外为能事，所谓“一变而为媚外之目的、媚外之成见……但能与外人不决裂者，无论失若大之利权，必膺上赏”。官僚阶层更是媚态毕露，奉西人若神明。“见一外国人则崇之拜之，视之如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之上帝。虽外国一流氓，其入中国也，其声价可以埒周孔。官吏士夫与交接者，得其一顾盼，登龙门不如也。”知识阶层中兴起一股“醉心欧化”的潮流，有人甚至以“欧化”为救亡图存的惟一途径。“今之见晓识时之士，谋所以救中夏之道，莫不同声而出于一途曰：欧化也，欧化也。”普通民众阶层也有从“排外主义”转向“媚外主义”的苗头。据说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期间，“家家户户，都高挂着顺民旗；口口声声，都高喊着洋大人。因惊生惧，因惧生媚，于是把从前扶清灭洋的排外主义，变成个托庇捧臀的媚外主义。因此人人媚外，举国如狂。”这段话虽然可能有不少夸张的成分，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心态变迁的一个面相。
随着欧风美雨强势文化的肆意渗透，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观念逐渐趋西与洋化；这种生活方式与观念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社会心理。其中崇洋心理是在社会风尚趋西与洋化的极端化状态下的社会心态，基本标志是惟西是尚、惟洋是尊。在这种心理状态之下，自卑心态油然而生，民族文化自信心开始陷落。这在清末民初已渐显端倪。
在清末，一些时髦青年学生已经开始盲目崇洋：“他们看着外国事，不论是非美恶，没有一样儿不好的，看着自己的国里，没有一点儿是的，所以学外国人惟恐不像。”有首竹枝词讽刺说：“洋帽洋衣洋式鞋，短胡两撇口边开。平生第一伤心事，碧眼生成学不来。”在民初，崇洋之风更甚，社会上出现了偏爱洋货的现象。时人描述道：“中国之缎甚好，偏爱穿外国缎；中国之纱甚好，偏爱买外国纱；中国之呢甚好，偏爱用外国呢；中国之戏甚好，偏爱看外国戏；中国之话甚好，偏爱说外国话；中国之酒甚好，偏爱饮外国酒；中国之菜甚好，偏爱吃外国大餐；中国之木器甚好，偏爱摆外国家生；中国之旅馆甚好，偏爱挂外国商旗；中国之学堂甚好，偏爱进外国学堂；中国之女人甚好，偏爱娶外国老婆。”不仅时髦青年如此，“小滑头识几个英文，满口也司也司，像煞有介事”。甚至政府官员也不例外。有署名“中国人”者的文章讥讽民国国务员的崇洋形象是：“头戴外国帽，眼架金丝镜，口吸纸卷烟，身着哔叽服，脚踏软皮鞋，吃西菜，住洋房，点电灯，卧铜床，以至台凳、毡毯、面盆、手巾、痰盂、便桶，无一非外国货，算来衣食住处处仿效外国人，独惜其身非外国产。”当中国人恨不能从精神与身体都变成外国人的时候，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哀的呢？
崇洋风气盛行，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民族文化自信心的陷落，及由此而来的爱国心衰减。一些“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有人甚至成为“醉心欧化”的“国奴”和“学奴”。他们认为：“中国之学，诚不足以救中国。于是醉心欧化，举一事革一弊，至于风俗习惯之各不相侔者，靡不惟东西之学说是依。”以吴稚晖为代表的《新世纪》派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提出废除汉文汉字而采用万国新语（世界语）的激烈主张。钱玄同日后回忆，认为章太炎当年之所以倡言保存国粹，乃痛心于“举国不见汉仪”，并感慨于“满街尽是洋奴”。钱之所言未免过甚其辞，但章之所虑实则事出有因。民国初年，针对国人盲目崇洋的现象，有人指出：“革命以前爱国人多，革命以后爱国人少。”甚至有人“爱外洋，不爱祖国”。胡适猛烈抨击了留学界“数典忘祖”的弊病，认为：“今留学界之大病，在于数典忘祖。吾见有毕业大学而不能执笔作一汉文家书者矣，有毕业大学而不能自书其名者矣，有毕业工科而不知中国有佛道二教者矣……今吾国留学生，乃不知其国古代文化之发达、文学之优美、历史之光荣、民俗之敦厚，一入他国，目眩于其物质文明之进步，则惊叹颠倒，以为吾国视此真有天堂地狱之别。于是由惊叹而艳羡，由艳羡而鄙弃故国，而出主入奴之势成矣。于是人之唾余，都成珠玉；人之瓦砾，都成琼瑶。及其归也，遂欲举吾国数千年之礼教文字风节俗尚，一扫而空之，以为不如是不足以言改革也。”显然，这些都是崇洋心理在作怪。
就广义的文化史意义而言，一部近代中国历史，也是传统中国与近代西方之间两种文化冲突和交融的历史，其间交织着屈辱、沉沦与奋争的多个面相。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对于近代中国历史演进的历程，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做了一番精彩的描述。他说：“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著了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约二十年的中间，政治界虽变迁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简单说，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对梁启超这段话可以作两方面的概括：就积极方面而言，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历程经历了器物、制度、文化三个层次的思想认识的深化过程；就消极方面来看，这一过程也是近代中国人的民族文化自信心逐步衰落的过程。
近代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迫使国人在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同时转而向西方学习，以救亡图存。由于内忧外患危机的日趋严峻，促使向西方学习的取向逐渐与传统疏离，其极端形式便是激烈地反传统，甚至全盘否定传统。这种思想倾向在戊戌时期业已初显端倪。正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所说：“大率近日风气，其赞羡西学者，自视中国朝政民风无一是处，殆不足比于人数，自视其高曾祖父亦无不可鄙贱者，甚且归咎于数千年以前历代帝王无一善政、历代将相师儒无一人才。”这种中国“百事不如人”的认知心态的形成，便是民族文化自信心陷落的显著标志，其结果便可能导致激烈地反传统和全盘西化两种极端行为。可见，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精神及其以后的全盘西化思潮都可以在清末找到其思想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