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军阀连年混战，派系相争，政务不修，财政困难，政府既无心亦无力处理各种既存社会问题，更遑论考虑社会发展之长远规划。第一次直奉战后的形势仍然如此，直系醉心于“武力统一”与“最高问题”，北京政府内部尚且动**不已，更无暇顾及社会问题，社会的不安与动**依旧。1920-1921年，华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及西北的陕西连逢大旱，灾区逾300县，灾民多达2500余万人，死亡50余万人，可谓哀鸿遍野，亟待救济。据估计，直隶成灾有92县，灾民592万，但赈灾款项不过百万（包括政府拨款与募捐）；山东成灾32县，灾民380万，赈灾款项只有区区20万。“军政各费，在平时已岌岌不继，加以本年军事饷需浩繁，搜罗几尽。借贷俱穷，又复丁此奇荒，库款收入，绝无希望，虽欲挪拨而无从。当告灾之时，驰电各省，吁求赈济。虽军政绅商各界热心善举，分途劝募，汇款尚属寥寥。”在此情形下，“赤贫者束手待毙，中户人家争鬻子女以求食。青春少妇，十龄幼娃，代价不及十元。甚至专为求食，甘心随人作奴婢，而莫肯收留。每田一亩之价，不能易小米一斗。一家举火，则数十家争往劫餐，于是土匪窜来，非匪者亦变为匪。饿殍满地，无疫者亦染成疫。”
由于北京政府对社会问题的解决不力，使其统治时期的中国社会除了一般性的动**之外，更突出表现为兵变与匪祸之频仍。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军阀以养兵为头等大事，所谓兵多势众，自然是以枪杆子治天下的军阀所信奉之“真理”。其时中国并无征兵制度，士兵入伍或为强迫拉夫，或为自愿投奔，但都需要发饷，所谓当兵吃粮，是为众所公认。而军阀养兵虽多，却因财政困难而无力按时发放足额之军饷，所以吴佩孚“最最注意者，则为将来之军需问题”，“凡关于财政可以活动之机关，皆握住不松一步”。但即便如此，以当时“政府岁入，几以四分之三充军饷，而尤不能餍贪者之望”；何况“国家兵费，支出虽多，地方捐税虽重，而并未能悉用之于兵饷。大抵至少半数以上，皆散入各级军官之私囊。是以国库已竭，而兵饷仍虚，地方凋敝，而兵变不免。”据估计，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后，仅直系军队就有40万人左右，而当时北京政府财政预算中所列的直军经费每月为74万元，直鲁豫巡阅使署每月经费7万元，两者合计80万元左右，以80万元的经费维持近40万人的军饷，显然不敷应用，因此直系还要想其他的办法开支军费，如截留税款，擅征税收，扣留收入，硬性摊派等等。直系如此，其他大小军阀亦莫不如此。但在用尽了这些办法仍然不能足额按时发放军饷时，士兵的离队逃跑以至兵变等现象也就屡见不鲜。据不完全统计，自1912年至1922年的10年中，全国一共发生兵变179起，其中以直系当政的1922年为最多，达到45起，地域则几乎遍及各省，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欠饷，因“欠饷过多，迭谋变乱”。这些兵变虽然是士兵用脚投票，因欠饷而对长官发出实际的抗议，有其理所必至之处，但究其过程与结果，总是以烧杀抢掠共始终，给民众带来了许多苦难，“使大多数人民蒙极重之牺牲”，也加剧了社会的动**不安。如1922年5月17日商丘兵变，“肆行抢掠，城内商号无一幸免，并且到处放火，东西南北大街，所有市房，多成灰烬，直至十八日天明，始行捆载而逸。统计城内商民，除焚死数十人不计外，其损失财物，合洋为数实达一百一十余万元。“8月2日九江兵变，“劫全埠商店居户，……纵火焚烧西大街商店百余户，全市精华殆尽，损失300余万，并伤店主及平民数十人，因伤重毙命者不下十余人。”不仅如此，因缺饷而离队哗变的士兵生活无着，许多又沦落为匪，他们与众多流民相结合，使北京政府统治时期的“匪祸”尤为多发，并具有破坏性。
北京政府统治时期的“匪祸”表现形式不一。除了一般的打家劫舍的土匪之外，还有一些打出政治旗号的武装集团，可以视为历代农民起事的延续；有些武装集团与军政界有某种关系，也是军政界人物或军阀派系争斗时拉拢的对象；还有些武装集团与外国侵略势力有一定的瓜葛，如日本就特别注意扶植满蒙地区的民间武装力量以为己用。因此，对北京政府统治时期的“匪祸”亦不可一概而论，其形成原因是复杂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但其中的大多数虽其情可悯，然毕竟非正常社会所可接纳；至于其中少数提出了一定政治目标的武装集团，因为其目标的不确定性，更因为其没有坚强的领导与严密的纪律，因此也只能是昙花一现，以悲剧结局告终，不足为训。
北京政府统治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民间起事的领导者是白朗。白朗是河南宝丰县人，1893年出生，因名之谐音而绰号为“白狼”。民国初年，白朗在豫西拉起一彪人马啸聚山林，仍然以传统农民起事的“劫富济贫”为号召，因其“性豪爽，善驭人，疏财仗义，以是能得众，先奔走于汝（县）、鲁（山）、宝（丰）之间，结识豪侠，渐成规模。“1913年5月到6月间，白部先后破唐县和禹县，“自此白朗声振豫西，各地绿林附合者骤达二千人”。二次革命时期，革命党人认为白朗所部可资利用，曾经与他联络，但事未成。二次革命失败后，国内反袁武装星散，但白朗所部在豫西南、鄂西北地区屡屡攻城占地，令袁世凯头疼不已，多次派出大军进剿，1914年2月，又派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河南都督，令其“努力设法督饬速平为要”。其时白朗将所部改称“公民讨贼军”，又称“扶汉军”，自任大都督，发出讨袁告示称：“袁世凯狼子野心，以意思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摈除贤士，宠任爪牙，以刀锯刺客待有功，以官爵金钱励无耻，库伦割弃而不顾，西藏叛乱而不恤，宗社党隐伏滋蔓而不思防制铲除，惟日以植党营私，排除异己，离弃兄弟，变更法制，涂饰耳目为事。摧残吾民，盖较满洲尤甚。海内分崩，民不聊生，献媚者乃称为华盛顿，即持论者亦反目为拿破仑，实则吕政、新莽不如其横酷也。朗用是痛心疾首，奋起陇亩，纠合豪杰，为民请命。故号称扶汉。”白朗虽然打出了反袁的政治旗帜，但其起事并不具备资产阶级革命的新特质，实质仍是传统农民起事的旧套路，他也不注重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而以流动作战应付官军追剿并获取资财维持队伍。自起事后，白朗所部先后出没于河南、安徽、湖北、陕西、甘肃等省并进窥四川，虽然一度声势颇震，但终因没有稳固的根据地，部队在东征西进中缺乏依恃，又遭官军层层设防堵截，最终失败溃散。白朗也于1914年8月初在河南鲁山县因作战受伤而身亡。
直系当政时期发生的“老洋人”起事，是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又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事。“老洋人”名张庆，又名张廷献、张国信，河南临汝县人，1886年出生，曾经参加过白朗起事，后投河南督军赵倜之弟赵杰所部宏威军。第一次直奉战后，赵倜、赵杰兄弟因助奉反直而被迫下台，所部溃散后形成众多武装团伙，“老洋人”即为其中的一支。他原本在豫东发展，后由于官军追剿，改奔豫西，联络其他部众，声势迅即壮大。“老洋人”起事本无什么政治理念，而是抱着借此被“招安”而升官发财的念头，河南地方的军事将领起初也愿意接纳“老洋人”部以壮大自己的实力，但坐镇洛阳的吴佩孚却力主剿办并督促进行。“老洋人”失望之余，与赵倜、赵杰旧部集合，改称“河南自治军”，打出了反直旗号，而其实际行事风格，仍不过是四处流动作战以获取资财。1922年8月17日，“老洋人”部攻占豫西镇守使署所在地陕县县城，劫走住在县城的陇海铁路局外籍员工2人。此后，“老洋人”部纵横于豫境、陕南和皖西，破城数座，又劫得外国传教士多人（共有7人被其扣押），酿成涉外事件。列强驻华使节由此向北京政府发出抗议照会，声称“此等情形，对于中国政府之荣誉，有非常之损害”。北京政府不能不予重视，其后吴佩孚任命靳云鹗为河南“剿匪”总司令，下令豫、皖、鄂三省军队联合会剿“老洋人”部。但官军又担心大力进剿将危及外国人质的生命安全，遂与“老洋人”部接触，开出“招安”价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的谈判，双方于12月下旬达成协议，“老洋人”释放全部外国人质，所部被改编为3个支队。但官军对“老洋人”部并不信任，改编不过是权宜之计。1923年10月，吴佩孚令“老洋人”部入川作战，以实现其借刀杀人之计，但“老洋人”部抗命拒不受令，吴佩孚即以此为借口派兵准备解决“老洋人”部。“老洋人”得报后率部再叛，转战于豫西、鄂北、陕南间，受到直军层层设防截击，难以立足，致军心涣散，众叛亲离。1924年1月上旬，当“老洋人”率部奔回豫西鲁山行至郏县时身亡，“老洋人”部最终溃散。
就在“老洋人”部受抚就编后不久，山东又发生了临城劫车案，演成了直系当政时期，也是北京政府统治时期最为轰动、影响最大的一起外国人质劫持案和涉外交涉事件。
1920年春，孙桂枝与孙美珠、孙美瑶叔侄在山东南部枣庄东北的抱犊崮拉起一彪人马，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以孙桂枝为寨主、孙美瑶为总司令，部众陆续发展到数千人。1896年出生的孙美瑶，是抱犊崮武装团伙的核心人物，他曾在皖系张敬尧部服役，被认为“衣服丽都，人亦文雅，固不类山寨中人”。他们起事后，除了干着劫富掠财之举外，也提出过颇具鼓动性的主张：“近年以来，国事混淆，是非颠倒，一则曰加税，再则曰筹款、派捐、公债、印花、厘金种种苛派，纷至沓来，使农不得耕，工不得造，商不得贩，兼以贪官污吏，干没剥削，劣董恶绅，表里为奸……吾同仁奋然起义，纵横齐鲁，人强械广，智勇双全，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平等为主义，均户为目的，志在除尽贪官污吏，杀绝劣董恶绅，将中国之腐败病民政策涤刷一新，熙熙皞皞，打出一个清平世界，为父老兄弟造真幸福。”表现出他们对既存社会秩序的不满以及传统农民起事的平均主义要求，且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因此劫车案发后有时论谓：“吾人观察此次土匪行为，显系初步政识之冲动。一般国民对于政治现状与其生活之关系具不得已之要求，而出此不得已之手段，观于匪等迭次之告示与函件可以证之。”
1923年春，孙美瑶因在山中受官军围困，难于长久坚持，遂策划以劫持外国人质的举动而得到收编的待遇。5月5日深夜，孙美瑶率部拆卸了津浦铁路沙沟至临城间的一段铁轨，致6日凌晨2时50分行经此处的特别快车出轨，孙部随后劫持车上外国旅客20余人、中国旅客数十人，并有1名英国旅客因反抗而身亡。土匪绑架勒赎是其时常有的事，绑架洋人亦非鲜见，仅1923年在外交部登记的绑架外国人案就有92起，共有不少于78名外国人被绑架。但是，临城劫车案发生于中国东部最为繁忙的南北交通大动脉——津浦铁路，有数十位中外旅客被掳为人质，就绑架人质数量和国籍之多，规模之最，牵涉之广，影响之大，实为前所未有。因此劫车消息传出后，引起国内外舆论大哗，有关国家立即作出了强烈反应。
得知临城劫车的消息后，美国公使舒尔曼在5月6日夜到达济南，现场处理此案。驻北京外国公使团领袖、葡萄牙驻华公使符礼德于7日和8日连续召集各国驻华使节会议，向中国政府发出抗议照会，要求限期将被掳外人安全救出，死亡之外人应从优抚恤，惩戒肇事地方文武官吏，切实保障外人生命财产安全。8日下午，符礼德还向国务总理张绍曾及交通总长吴毓麟面交抗议照会并严辞责问。9日，在外交次长沈瑞麟会晤各国公使说明情况时，英使麻克类威胁说：“自从庚子以来，贵国外交事件之重要，诚未有过于此次者，敢请贵国政府急筹相当办法是幸。”此后，公使团连续召开联席会议，发出多份外交照会，向中国方面不断提出各种要求，如放人的期限，索赔的数额，建立铁路护路队，派团考察护路问题等等，并对事件未能及时解决深表不满。6月2日，由美国少将康纳尔率领的外国武官团抵达临城巡视，他们态度骄横，在会见中方官吏时“近似训话，太觉难堪”。时在临城的外交交涉员温世珍有云：“国未亡，各国对我蔑视如此，真令人伤心，问北京及各省大吏，其稍有心肝者，能不抱头一哭耶！”
临城劫车案本为突发事件，北京政府事前并无任何准备，可是临案反响之大，牵连之广，于当时中国的对外关系大有影响，从而使其不能不有应变之举；同时，临案发生正值北京政局大变化之前夜，黎元洪的总统府与张绍曾的国务院之间的府院之争颇为剧烈，而直系首领曹锟正在谋划废弃黎元洪，进行新任总统大选，北京政局之剧烈动**，使本已软弱无能的中央政府更成了毫无决断力的跛脚鸭。临城劫车案发生后，5月8日，国务总理张绍曾召集国务会议，议决将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炳琦分别交陆军、内务两部议处，所有肇事地点文武官员均行撤任，听候查办，同时电令山东、江苏两省军民长官设法与孙部交涉，解救人质。但出席此次内阁会议的部长，除了自兼陆军总长的张绍曾之外，只有交通和农商总长到场，其余全部缺席（包括直接负责外交交涉的署理外交总长顾维钧），而由次长代表，显见其决策力之有限。会后张绍曾致电田中玉称：“匪势浩大，非跟踪追剿不能追还被掳之人，而操之过急，又恐于旅客生命发生危险。此事关系外交至为重大，现公使团已当面提出严重抗议，究应如何办理，方为妥善之处，希公同筹划，俾策完全。”张绍曾此电于剿、抚两策之态度模棱两可，未有明确的指示，而且这也是他在劫车案期间以总理署名发给田中玉的唯一指示，可见中央政府对解决此案决策之无能无力。难怪有时论谓：“政府既不死不生，外长复无人负责，而本案之对外方法乃心惊气慑，不复能作一语，良可叹也。”
真正对解决临城劫车案具有影响力且有权力作出决策的是坐镇保定的直系首领、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如时论所谓，此案之解决“决难望诸今日毫无能力之中央政府，只有望诸保境安民之直接责任者”；要求曹锟“务宜抛弃从来之侵略主义，以保境安民为天职。关于管辖内之匪祸，务宜根本剿灭，以保护内外人士此后之生命财产，免至再激起国际问题。”所谓“国际问题”正中曹锟内心焦虑之所在。他正在谋划出任大总统，深知以中央政府内外地位之虚弱和财政支绌之实情，如无列强的支持，即便上台也很难维持，而临城被劫外国人质的生死及事件能否顺利解决将直接影响到列强对华态度和对其本人的态度。换句话说，他本人和北京中央政府未来的政治前途，在很大程度上系于列强的态度。因此临城案发后，曹锟不能置身事外，而是积极干预，“急欲于举行大总统选举之前将本案告一段落，以全对外之体面。”列强亦深谙北京政治之底蕴，劫车案发后，在与北京政府交涉的同时，还不断与曹锟直接打交道，要求他采取有效措施，解救外国人质，并确保他们的生命安全。由于列强“希望军队对于匪徒暂缓进剿，以免被掳之人，发生不测情事”；且公使团特别要求曹锟，“凡军事行动，负有与外人生命及安全有关之责任，应请迅为设法撤退官军，以免各国人民之危险”。在内外压力之下，曹锟对临城劫车案作出了以抚为主的决策，企图通过谈判，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孙美瑶的要求，解救人质出险。
北京中央政府以和平谈判解决临城劫车案的方针既定，交通总长吴毓麟、山东督军田中玉、第5师师长郑士琦、前总统府顾问美国人安特生，以及各国驻济南、天津、上海等地的领事等纷至临城，通过各种途径与孙美瑶部接触，磋商谈判条件。孙美瑶眼见己部以劫持人质而就编“脱困”的想法得以实现，也同意与官府谈判，开价是将其部编为正规军两个旅。因谈判双方在孙部编为两个旅还是一个旅和官府撤兵与孙部放人孰先孰后的问题上僵持不下，谈判一时未有结果，并于5月20日暂告破裂。此时，一向主抚的交通总长吴毓麟感觉“处于两难之间，本人实不敢更言和平解决”；而一向主剿的田中玉则认为，“倘能及时进剿，攻其负固，抚其归诚，当可作速解决”。由于孙美瑶不愿轻易就范，驻京公使团不再坚决反对在一定程度上使用武力的可能性。曹锟在得悉公使团的态度后，也不再坚持以抚为主的解决方针，改以指示可以剿办。因此，5月22日的内阁会议决策“相机办理”，虽未对剿抚问题表示明确态度，但在曹锟示意下，国务总理张绍曾告田中玉：“相机办理四字，范围包含剿抚兼施及其他便宜行事意义在内，尽可放手做去。“24日田中玉特意去保定面见曹锟，请求指示，曹告其“熟权利害，兼顾并筹”，令其与张绍曾“商同办理”。
在官军进剿的压力下，孙美瑶与官府重开谈判，5月31日，双方同意将孙部改编为“山东新编旅”，以孙美瑶任旅长。6月12日官军撤防，孙部释放尚被扣压的全部外国人质。至此，轰动一时、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以人质平安获释、孙美瑶部被收编而告解决（其善后处理并未因此而结束，详见本章第五节）。但孙美瑶仍没有逃脱被官府捕杀的命运，不过半年，受命节制孙旅的第5师师长郑士琦即指使苏皖鲁豫剿匪副司令张培荣，以“本系著名悍匪，杀人越货，罪恶贯盈”和“抗不遵令，自由行动，显露反谋”为由，于12月19日将孙美瑶诱杀于枣庄，余部解散，孙美瑶起事的结局仍以悲剧而告终。
由兵变与“匪祸”而致之社会动**，常常因天灾而加剧，又因政府人谋不臧而更趋恶化，不独直系当政时期如此，即北京政府统治时期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