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建立后,中国现代工业经历了一波长达10年左右的较快发展期,中国的工业化水准较前清时期有了明显提高,其中除了民初现代经济法制体系的初步建立、资本投入的增加等内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因,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西方列强因深陷战争,对华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均大大减少,由于商品进口量的剧减,民族工业产品的国内市场陡然扩大,商品价格上扬,又使工业利润大增,刺激了各界竞相投资。这样,长期困扰中国工业发展的市场狭小和资金短缺问题有了相当程度的缓解。在这种有利环境下,国内资本投资踊跃,现代工业得到空前发展。这一波发展过程始自民国建立,加速于世界大战的开始。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4年即告结束,但因战争而受累甚多的列强,在战后尚需经历恢复的过程,一则有大量进口需求,二则出口恢复也需要时间,而中国战时新增资本开始投产,企业自国外购买的机器设备因停战得以源源进口,新增生产力多在1918年大战停止后方始发挥作用。如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棉纺织业,其进口机械的价值,1920年为690万两白银,1921年则猛增为2670万两白银,可见其对生产的推动作用。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整个工业发展继续呈惯性运动,速度较前更快。故从1912-1922年的10年间,可谓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据估计,1913年中国现代工业企业共有698家,资本总额33082万元,工人总数27万人。到1920年,现代工业企业达到1759家,资本总额50062万元,工人总数56万人。即整个现代工业规模大体增长了1倍左右。另据估计,中国现代工业1914-1920年间的总平均增长年率为13.8%,其中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都有发展,而轻工业的发展速度更快,有的部门(如面粉、卷烟等)年增长率超过了20%。应该说,无论是以中国自有现代工业以来的发展速度,还是与同期其他国家的工业发展速度作比较,民国初年的现代工业发展速度都是相当快的。

中国现代工业最重要的部门——棉纺织业,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发展最快的工业部门之一。战前纺纱本为赔本生意,大战期间由于进口锐减,数量平均下降了一半左右,造成纱、布市价大涨,纱价上涨1倍以上,为所有棉纺企业带来高额利润(生产1包16支纱,最高可获利润50两白银),以至几乎无厂不盈。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原已无法维持的宁波和丰纱厂,1919年竟然以90万元的资本获净利125万元,利润率高达139%。在如此厚利的刺激下,投资者趋之若鹜,纱厂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20年至1922年,华资新开纱厂39家,超过战前20余年中外资本开设纱厂的总和(31家)。纱锭数每年以20万枚的速度增长,1922年达到151万枚,为1913年的3倍,1925年的棉纱产量比1915年增长了2倍以上;同期布机数也由2016架增加到6767架。由于国内棉纺织业的发展,使进口棉纱数量持续下降,1925年大约只有战前的1/4左右。长期高居中国进口货品价值前列的棉纱,1924年已退居到只占进口总值的3%左右,国内棉纺织工业用纱实现了大部自给,1921年棉纺织业消费的进口纱只占总消费量的20%左右。与此同时,1915年以前几近于零的棉纱输出则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1924年达到了14.7万担,价值751万关两(包括外资企业)。据统计,1920年全国已有纺织厂475家,资本总额8275万元,工人36万人,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工业第一大部门。

中国现代工业的又一重要部门是面粉工业。面粉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向为入超,1914年进口220万担,价值914万关两。世界大战爆发后,进口来路断绝,1915年的进口量尚不及上年的1/10,面粉又为西方各国主食,需求甚大,战时及战后一段时间内供不应求,尚需向外寻求进口来源,由此刺激中国面粉工业的飞速发展。1912年以前,国内面粉工厂不过37家,而1920年一年之内就成立了20家。1921年,全国面粉工厂总数达到了123家。尤以东北、江苏、湖北、山东设厂最多,如哈尔滨、上海、青岛、汉口、天津、无锡等地,面粉工业较为发达,大厂的日产量已超过1万袋。从1918年起,中国面粉贸易连续4年大量出超,年输出均在200万担以上,最多的1920年,出口396万担,价值1825万关两。

轻工业部门之一的火柴业有了较大发展。1914年以后,火柴进口不断下降,1923年的进口数量只有战前的8%左右,尤其是以往进口量最大的日本火柴,受到五四运动以后抵制日货运动的影响,1923年的进口数量还不到1919年的3%。火柴工业市场扩大,利润增加,发展很快。1920年一年之中开办火柴厂23家,资本184万元。中华、鸿生、荧昌等厂出品的国产火柴已开始在市场上居于优势地位。

除了上述工业部门之外,缫丝、卷烟、榨油、针织、食品等轻工业部门,在大战前后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一直是中国现代工业薄弱环节的重工业,在大战前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钢铁工业是重工业的基础,旧有的汉冶萍公司1914-1921年的生铁平均年产量为14万吨,钢为3.8万吨;新建的上海和兴铁厂(1917年)和武汉扬子机器公司(1918年),前者有12吨和35吨高炉各1座,40吨平炉2座,年产钢3万吨;后者有100吨高炉1座,年产生铁3.6万吨。本在生铁生产中微不足道的机械炼铁,产量猛增到占生铁产量的58%。1919年全国生铁产量为41万吨,1921年的钢产量达到7.68万吨,成为1935年以前中国钢产量的最高峰。受世界大战的影响,本来极为薄弱的中国钢铁工业,1918年的出口值居然达到了1673万关两,位居全世界当年出口货品前十名之列。

重工业中的采矿工业有了较大发展。煤炭工业向为中国采矿业的支柱部门,发展较快。1918年的产量比民国初年已翻了一番,1924年产量达到2578万吨,比1918年又增长了40%,其中机械开采已占到总产量的72%。同期煤炭出口也在稳步增长,1924年为320万吨,价值超过2000万关两,已成为大宗出口物资之一。铁矿石产量1924年达到177万吨,机械开采占70%左右,均比民国初年翻了一番。由于战争使需求增加,有色金属开采中,云南的锡,湖南的锑、铅、锌,江西的钨产量均有较大增长。因为这些产品大多供出口,所以受国外市场影响较大,战后产量普遍回落,此后一直起伏不定。

作为重要原材料工业部门之一,水泥工业本有一定基础,大战前后更有较大发展。1924年,7家主要华资水泥工厂的资本总额为1440万元,年产能力为316万桶,其中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的资本达到880万元,年产能力为137万桶。

华资机器工业可谓中国所有现代工业部门中最薄弱的一环。大战前后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带动了以修理为主的机器工业的发展,尤其是与纺织业相关的机器制造与修理业务发展更快。上海民族资本开办的机器工厂,1913年为91家,1924年达到了284家,增长了两倍以上,其中一半左右已使用电力。动力、纺织、缫丝机器制造都有较大增长,以前根本没有的工作母机制造工厂开始出现,国产车床还一度出口到东南亚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江南造船所的业务在此时有了相当进步,技术亦有所突破。1912-1926年共造船369艘,计14.4万吨。1914-1925年的经营均有盈余,1921年的盈余更高达216.7万元。在所造船舶中,千吨以上船的吨位总数已占到总吨位的一半以上。1918年该所接受美国政府订货,建造4艘14750吨的重载船,下水后引起中外关注。尽管这几艘船的主要技术与装备均来自美国,但它们的下水毕竟是中国造船史的大事。可以说,无论在造船总吨位及单艘船重上,江南造船所都不亚于当时在上海居于垄断地位的英商耶松船厂,并已成为除日本之外的远东最大的造船厂。

相对于轻重工业在大战前后的快速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相对要慢一些,因为铁路建造与轮船航运均需要较大投资,而此时外国在华投资受大战影响有所减少,同时运输量的增长尚未达到大规模刺激投资的程度,因此,铁路与航运业虽有发展,但在发展速度上略显逊色。1912-1926年铁路共通车3723公里,年平均通车里程不到250公里,其中重要者有,粤汉路武昌至株洲段(1917-1920年完成)、广州至韶关段(1914年完成),陇海路新浦至开封段、洛阳至灵宝段(1915-1926年完成),平绥路阳高至包头段(1914-1923年完成),上述路段共1765公里,占此时总通车里程的近一半。东北地方铁路建设在此时有了较大进展,建成了1000余公里,减轻了东北交通对日本控制的南满路的依赖。虽然铁路建设的总体进展不够快,但它仍然是北京政府财政的摇钱树和交通系官僚资本赖以存在的基础。据统计,1921年的铁路盈余高达4000余万元,而当时北京政府一年的总收入不过4亿多元。轮船航运业,中国资本拥有的轮船吨位虽然翻了一番还多,从1913年的8万余吨增加到1921年的18万余吨,但在总航运量中所占比例变动不大,自1916-1924年,各通商口岸进出船只总吨位中,中国船只始终只占1/4左右的比例。

大战前后中国工业的发展,不仅在量的方面有了重要进步,在质的方面也有了一定变化。除了前述重工业及其生产技术的某些发展外,引人注目的是一些大型工商业企业集团的出现。据统计,资本在50万元以上的公司,1920年比1912年增长了2.5倍。这些企业集团的出现,既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表现了经济发展的进步性,也是工商界为应付战后经济危机而产生的保护性反应。荣家企业集团的发展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以面粉业起家,起初发展并不顺利,年年亏损。世界大战爆发后,逢此经年不遇之机,荣氏兄弟以超过常人的眼力、气魄与才干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他们采用欠款购机、分期付款、控制原料、提高代销佣金等手段发展面粉的生产与销售,使生产规模迅速扩大。1912-1921年,荣氏企业的福新粉厂陆续建成开工8个厂,茂新粉厂也从两个厂增加到4个厂,面粉日产能力占全国的1/4,几乎操纵了全国的面粉市场。1915年荣氏兄弟又开始涉足纺织业,创办申新纱厂,资本30万元,当年即有赢利。从此,申新纺织集团犹如滚雪球般发展,10年间建立了6个厂。到1922年,荣家企业集团的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已拥有12家面粉厂和4家纱厂(另有2家纱厂在建),自有资本1043万元,固定资产总值1959万元,为初创时的392倍,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37%,远远超过同期其他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也为实力雄厚的外资及官僚资本企业所不及。而且荣氏企业的这种发展,是在内无特权、外有压迫的情况下取得的,由此也可见当时民族资本企业的活力与效益。1925年荣家企业集团拥有粉磨319台,年产面粉2586万包;纱锭18.46万枚,年产纱9.7万件;布机1615台,年产布97.64万匹,成为名副其实的面粉与棉纱大王和首屈一指的中国民族资本企业集团。除此之外,老的如张謇的大生企业集团,新的如郭乐兄弟的永安企业集团等大企业集团,在大战前后也都有了相当的发展。大生纱厂一厂在1917-1924年间新增纱锭5万枚,比自建厂到1917年的总和4万枚还多出1万枚。永安纺织公司的初创资本即达到了600万元。这些大企业集团的出现,它们在管理与技术上的创新,标志着中国民族资本现代工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